我在奧克斯霍夫，斯德哥爾摩眾多郊區衛星城中的一個地區，在一個地下室的房間待了幾個月，那時正寫著我期待中的第二部小說，地鐵就在窗戶外的幾米之遠，這樣當每天下午夜幕降臨時，車廂像一排亮著燈火的房間穿過樹林而來，直到2003年末我終於在斯德哥爾摩市中心得到一間辦公室。這是琳達朋友的房子，相當不錯，事實上這是一個單間公寓，有個小廚房、小淋浴間和睡覺的沙發，加上一個寫字檯和一個書架。我是在聖誕節到新年之間把我的東西搬過來的，這就是說，一大摞書籍和一臺電腦，在新年的第一天開始在那裡工作。小說事實上已經完成，一百三十頁的一個奇怪的事件，一個關於父親和他的兩個兒子在一個夏天的夜晚捕撈螃蟹的小故事，慢慢轉成關於天使的一個隨筆，又漸次進入其中一個兒子的故事，他現在已長大成人，某些時候他會在一個島上生活，在那裡他一人獨居，寫作，自殘。

出版社說他們想出版這本書，我為此心動，但又有一個很大的不確定因素，尤其是在我讓圖勒·埃裡克讀了這部書稿後，一個夜深的晚上他給我電話，在聲音和用詞的選擇上都很不同於往常，好像多喝了一點，為的是可以說出他必須得說的話：太簡單了，這樣不行，這不是小說。你得說個故事，卡爾·奧韋！他說了好幾遍。你得說個故事啊！我知道他是對的，所以在2004年的第一個工作日，我坐在新的書桌前望著這空白的螢幕。半小時後我把身子往後靠，目光掃視過書桌後的那張海報，這是來自多年以前我和託妮耶一起在巴塞羅那看過的皮特·格林阿維畫展，我從前生活裡的一次經歷。海報上有四張畫：一張我很久以來一直以為是撒尿的小天使，一張鳥的翅膀，一張是個1920年代的飛行員，一張是屍體的一隻手。我朝窗外望去。路對面醫院上方的天空清朗湛藍。低低的陽光閃耀在窗戶、路標、欄杆和駛過的汽車上。走在人行道上的人撥出的白霧讓他們看起來像著了火。所有的人都嚴嚴實實地包裹在衣服當中。帽子，圍巾，手套，厚實的外套。腳步匆匆，神情木然。我讓目光在地板上飄移。實木複合地板，相對還算新，這棕紅色的色調同上一個世紀變換了的式樣毫無關聯。就在離我座椅或許兩米遠的地方，我驀地看見了地板上的樹節疤和木紋，它們形成的畫面是戴著荊棘頭冠的基督。

對此我毫無反應，我只是記住它了而已，因為這種畫面在所有的建築物上都能找到，不規則地形成在地板和牆壁、門和木條上——這裡天花板上的一塊潮溼的水跡看上去就像一隻奔跑的狗，那兒門前階梯上斑駁的油漆看上去像積雪覆蓋的山谷與天邊的群峰，其中的一朵雲彩彷彿像被倒了一個個兒——但一定還是我看見了有什麼在移動，因為十分鐘以後我站起身去給茶壺灌滿水時，突然想到了很久以前的一個傍晚發生的事，遠遠回溯到我的童年時代，在新聞裡有關一艘失蹤漁船的報道中，我在水裡看到了類似這樣的畫面。在灌滿水的幾秒鐘的工夫裡，我家客廳裡的畫面出現在了眼前，柚木框子的電視機，窗外那昏暗的山坡上到處都是雪花片片，電視螢幕上的大海，那張臉突然在水面顯現。接踵而至的畫面也是當年的氣氛，春天裡，住宅區中，70年代裡，當時的家庭生活。那種氣氛與場景，幾乎令人懷念了。

就在這時電話鈴聲響了。我驚得一跳。沒有人知道我在這裡的號碼。

電話鈴聲響了五次以後才終於停了。水快開了，發出了嗤嗤聲，以前我經常覺得這聲音聽起來像是有人在慢慢靠近。

我擰開咖啡盒，舀了兩勺倒進杯子把水灌進去，在杯壁之間黑色的水翻滾冒出熱騰騰的水汽，然後我穿上衣服。出門之前我止住腳步，為的是再望一眼木板上的那張面孔。看上去真的是基督。他的臉半側著，像是在痛苦中，目光望著田野，腦袋上套著荊棘頭冠。

值得注意的不是這裡看到的一張面孔，也不是70年代中期那次看見的在海里的一張臉，值得注意的是我忘卻了的事，現在突然再現。除了一些單獨事件的發生經過，如我和英韋時時聊起的事情，對它們的熟悉程度幾乎跟聖經裡的那些故事一樣，但對童年的事情我卻模糊不清。換句話說，我記不得事情發生的經過始末。但房間裡的那些陳設，我記得。所有我去過的那些地方，我到過的那些場所，我記得。只是不知曉其間的那些來龍去脈。

我手裡拿著咖啡杯來到了街上。在這裡看到它心裡有些微的不適感，咖啡杯屬於室內而不是戶外；外面讓這杯子有一種赤身露體和公之於眾的感覺，在橫過馬路時，我決定以後早上的咖啡在7-11買，用他們的杯子，厚紙杯，在外面的時候使用，就從那時開始。醫院外有幾張長凳，我朝那裡走過去，在結了冰的板條凳上坐下，點燃一支菸看著下面的道路。咖啡已經開始變得溫涼。今天早上家裡廚房外的溫度計上標出的氣溫是零下二十度，太陽雖然照耀著，但現在可能並沒有暖和多少。或許，零下十五度。

我從袋裡掏出手機看是否有誰來過電話。要不就是沒有：我們在等待著一週後要出生的小孩，所以現在我已做好準備琳達任何時候來電話說孩子馬上要生了。

緩坡上的十字路口，交通燈開始滴答滴答響。緊接著下面的街上便沒有來往的車輛了。我下方的那個進口處走出兩個中年女人，各自手裡都夾著一根香菸。她們穿著醫院的白大褂，兩隻手臂貼近身體夾緊腋窩，為了不至於凍著一直小步地走著。我想她們倆看上去像一種古怪的鴨子。然後上面交通燈的滴答聲停住了，在接下去的一秒鐘汽車像一群氣喘吁吁的狗一樣，從坡上的陰影裡飛馳而出，衝進下方陽光鋪灑的道路。鑲釘的冬季車胎滾壓在柏油馬路上。我把手機放回口袋，兩手握住咖啡杯。水霧緩緩地上升，與嘴邊散開的煙霧混雜。夾在兩棟公寓樓之間的學校從我的辦公室往上走只有二十米之遠，突然孩子們的呼喊喧鬧聲靜了下來，我首先就注意到了他們。上課鈴聲響了。這裡的聲音對於我來說是新的也是不熟悉的，而聲音來源的周邊環境也是一樣的新和不熟悉，但我很快就適應了它們，在很大程度上這一切又會消失得無影無蹤。人所知不多，它不會存在。人知道太多，它也不會存在。寫作就是從我們所知道的陰影當中把它們抽離和展現出來。這就是寫作的真諦。不是那裡發生了什麼，不是事件過程的展開，這個那裡，在其自身。那裡，這就是作者的地點和方向目標。但如何讓自己到達那裡？

這就是當我坐在斯德哥爾摩的一個城區喝著咖啡，同時因寒冷而肌肉緊縮，香菸的煙霧升起又飄散在我頭上的空氣中那會兒我在思考的問題。

校園裡的呼喊聲以固定的間歇時間來到，這是處於交通要道地區每天體會到的眾多節奏中的一種，從清晨時分街道上擁塞的車輛開始，要駛往城市的另一端一直是這麼個勢頭，到下午晚些的時候車輛開始稀疏。勞動者清晨六點半聚集在不同的咖啡店和麵包房用早餐，穿著安全靴，強壯和積滿了汙垢的灰褐色的手，捲尺插在褲袋裡，他們的手機沒完沒了地響著。在接下去的一個小時填滿了街道的那些男男女女們就難以為其歸類了，從他們柔軟且質地優良的衣著外觀來看，只能知道他們的一天是在辦公室裡度過的，他們可能是律師也可能是電視臺記者，或許是建築師，可能是廣告公司的文案策劃或者是保險公司的專案經理。

護士和助理護士在醫院前面的公交車裡湧了出來，大多數是中年人，大多數是婦女，但間或也有一個年輕人在內，接近八點的時候一股股的人流越來越多，之後越來越稀疏，最後就只有一兩個退休老人拖著拉桿箱出現在人行道上，在這安靜的上午時光裡母親或是父親分別推著他們的童車露面了，這時候街上的交通便以貨車、大卡車、小噸位貨車、公交車和計程車為主流了。

這時候，太陽的光輝在辦公室街對面的窗戶上閃耀，這時候聽不到，或者說至少很難聽到外面走道的樓梯上有腳步聲，能有點動靜的是走過去的一群幼兒園的孩子，幾乎不比一群羊高出多少，都套穿著一模一樣的反光背心，常常有點一本正經，就像被山妖施了魔法就要走進童話裡的人物，而幼兒園老師的嚴肅，像是那種高過孩子們一頭的牧羊人，更多地看上去倒像是快接近了無聊的邊緣。這段時間也有來自周邊地區所有進行著的勞作發出的聲響，聲音大到足夠讓附近一帶都能感覺到他們活動的存在，現在園林區有人在草坪上打掃落葉或修剪樹枝，讓草地乾淨美觀，道路那裡有人在把柏油路上不平的地方修整好，或者房產主人在把附近地區的一處租房粉刷一新。突然一群白領員工和商務人士湧上街道，把路邊所有的餐館擠得滿滿：這是用午飯的時候了。這一人潮又突然很快地退下，給街面留下一個與上午時分差不多的空寂，但依然有其特性，因為這一模式將再度重複，只是以逆向的順序展開：放學後的小學生現在從我窗前經過，他們在回家的路上，大家都輕鬆自在情緒高揚，但他們清晨在去上學的路上，身上都帶有前一天夜裡睡意未消後的緘默，人與生俱來的那種小心謹慎對他們來講還沒有開始。太陽光現在剛好照射進窗戶內的牆上，外面走道開始有了上樓梯緩慢沉重的腳步聲，我每一次向窗外望去時，在醫院正門口的公交車站等候的人不斷增加。街上大多數是私家車了，沿著人行道直通往高樓群，路上的行人也越來越多。活動的高潮在五點時，之後整個住宅區便是一片安寧，這種靜謐一直持續到晚間十點開始的外出夜生活，一幫一夥的大呼小叫著的年輕男人和嘻嘻哈哈的年輕女人，甚至有一次是在半夜三點以後的喧鬧。六點鐘的時候公交車又開始在路上行駛了，交通開始堵塞，人們從所有的院門口和階梯處那兒走出來，新的一天開始了。

從這裡嚴格的模式和分離開的截然不同的生活同樣可以理解到規整的幾何圖形和生物的多樣性。在同宗同源的沸騰著的、率性的混亂無章當中，我們可以看到有其他的種類，比如大量積累的來自蝌蚪或是魚卵及昆蟲卵，在那裡生命看上去是從永無止境的井裡爬上來的，這一切幾乎令人難以置信。但事實就是如此。這混亂無章和不可預見合二為一，生命的條件和生命的消亡在同一時間裡，二者互為依存難以分割，即使我們幾乎竭盡全力為了避免消亡的結果，它也只是瞬間的放棄，使我們得以生活在光明裡，而不是在陰影當中，像現在這樣。這混雜無章是某種萬有引力，人們可以在歷史長河裡猜測思量它的韻律，文明的興起和文明的消亡，或許這就是其中的緣由。很顯然它們在終極上彼此相似，至少在意識裡，因為在大量的混亂無章中和嚴格的模式裡，分離是死路一條，生命是一切。正如心臟不在乎為哪樣的生命跳動一樣，城市也不在乎是誰佔據著各個區域讓這一切運轉。當所有行走在這個城市的人在這一天裡死去，就說是一百五十年後吧，人們所做出的反應仍是繼續以其模式經過十字路口。唯一的不同之處在於填充這個城市的是新面孔，但也不算全新，因為他們會和我們很近似。

我把菸屁股扔地上，喝下最後一點已經完全涼了的咖啡。

我看見的是生命；我思索的是死亡。

我站起身用手在大腿上搓了幾下，朝著下面十字路口的交通燈那兒走去。從跟前駛過的車的尾部都翻卷起一股雪泥。下面一臺巨大的拖車開了過來，鐵鏈子稀里哐當的一陣響，一踩剎車車身就一個顛簸，在交通燈轉變成紅色時，它剛好來得及在人行道跟前停下。但凡汽車因我的原因而停下我總是會有一種愧疚感，有了某種不平衡感，覺得彷彿虧欠了他們。車越大，虧欠越多。因此當我從車前走過時試著和司機的目光相對，這樣我就可以向他點點頭以糾正這個不平衡。但他的眼睛望著自己的手，正在把一個舉起來的東西再放回駕駛室裡——或許是張地圖，因為拖車是波蘭的——我，他是沒看見的，但這也沒關係，無論怎樣他都得踩下剎車的。

我站在門口按下密碼，門開了，在走上通向第一層樓的階梯時我掏出了鑰匙，我的辦公室在那裡。電梯的機器發出嗡嗡聲，所以我趕緊儘可能快地開了門，靈巧地竄了進去，將門在身後關閉。

臉上的皮膚覺出了突然的溫暖，手上有針刺的感覺。無數救護車當中的一輛鳴著刺耳的警笛在屋外駛過。我為新的一杯咖啡開始燒水，等待水開的時候我寫下了最陰鬱沉悶的東西。塵埃在斜射下的一片寬闊的光線裡飛舞，不安分地追隨著空氣中每一次微小的流動。裡面那間公寓的鄰居開始彈奏鋼琴了。壺裡的水嗤嗤地叫起來。我寫下的東西，不好。不是拙劣，但也說不上好。我走到櫃子那裡，扭開裝咖啡的盒子，舀了兩勺到杯子裡把水灌進，深顏色的水在杯壁間冒起一股熱氣。

電話鈴響起了。

我把杯子放在書桌上，讓電話鈴再響了兩次才舉起話筒。

「哈羅？」

「嗨，是我。」

「嗨。」

「我只是想知道情況怎麼樣？你喜歡那兒嗎？」

她的聲音聽起來滿心歡喜。

「我不知道。我在這裡才只有幾個小時，你是知道的。」我說。

靜默。

「你很快就要回家了嗎？」

「你不必這麼嘮嘮叨叨的，」我說，「該回來的時候就回來。」

她沒有回答。

「要我買點什麼嗎？」過了片刻之後我說。

「不用。我已經買了。」

「ok。待會兒見。」

「好。再見。要不，買點可可？」

「可可，」我說，「還要別的嗎？」

「沒有了。就這個。」

「ok。再見。」

「嗨多。」

放下話筒之後，我在椅子上坐了很長時間，不是為了沉澱思緒，也不是為沉澱情感，更多的是為著一種氣氛，一個空蕩的屋裡的氣氛。當我不知什麼時候下意識地把杯子舉到唇邊喝了一口時，咖啡已經溫涼。我動了一下滑鼠關閉螢幕保護程式，為的是看看現在幾點了。差六分三點。然後我把寫在螢幕上的文字又讀了一遍，按切換鍵，讓它存入草稿頁面。我為一部小說已經花費了五年工夫，若出來的結果不如曾經的設想，那它就太經不起推敲了。呈現出的內容太單薄。同時解決的辦法就在現有的文字裡，這我明白，蘊藏在這些字裡行間的精髓我需要去捕捉。我覺得我所需要的一切，都已經存在那裡了，只是被整個壓縮了。用一個想法讓文字運轉起來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說事件發生的過程在19世紀80年代，但其間所有的人物和具體事物源於20世紀80年代。多年以來我試圖寫寫我的父親，但沒能做到，一定是由於這太貼近我的生活，這就很難迫使自己進入另一種形式，假設這是文學作品的話。文學的唯一法則是：一切必須隸屬於形式。要是文學其他的元素強過形式，諸如風格、情節、主題，其結果將甚微。這就是為什麼有著強烈風格的作家常常會寫出反響不大的書。這也是為什麼有鮮明主題的作家常常寫出沒有影響力的書。主題和風格上的強烈與鮮明必須打破才能讓文學有一席之地。這一破除我們叫做「寫作」。關於寫作說到更多的是破壞甚於建立。再沒有比蘭波更清楚這一點的了。他的卓越非凡不是因為他在騷動煩亂的年少時期就有此頓悟，而是他將這一原則也付諸自己的生命。因為蘭波崇尚的一切是自由，在他的寫作裡是這樣，在生活中亦如是，這是因為自由被奉為至尊，他可以把寫作置於身後，甚至或許是必須把寫作置於身後，因為寫作也成為他的一種羈絆，必須要被打破。自由就是破壞加上行動。另一個熟諳此道的作家，是桑德莫塞。不幸的是他只是將其貫穿在文學這最後的一部分裡，而不是融匯在生活中。他打破了，但駐留在這破壞之中。蘭波去到了非洲。

在這些潛意識裡的一種衝動讓我驀地一下抬起眼睛，我和一位女人的目光相遇了。她剛好就坐在在窗外的一輛公交車裡。已經是夜幕降臨的時候，房間裡唯一的光亮是書桌上的那盞燈，它一定吸引了來自外面的注意力，就像吸引蛾子一樣。當她看見我看見了她時，把目光轉向一旁。我站起來走到窗前，解開了百葉窗把它垂放下來，與此同時外面的汽車也緩緩啟動。無論如何這是該回家的時候了。我說過的「很快」，已經是一小時以前的事。

當她給我來電話時她是那麼快活。

不愉悅的感覺在心上猛地一擊。我怎麼能想得出來，用這種惱怒，來對待充滿著不安和思念的她？

我一動不動地站在地板中央，彷彿想把這種痛楚輻射出體外，讓它自行消失。但它絕不會自行消失。這必須用行動來化解。我必須要把一切再做好。這個想法會有幫助，但不只是通過個人希望彌補的這一願望，也需要付諸行動，我怎麼樣才能把這一切重新做好呢？我關掉電腦，把它放在書包裡，用水涮了涮杯子然後把它放在洗碗槽裡，拔下鬆動的電源線，關了電燈，在百葉窗的縫隙間慢慢移動著如月光般的街燈的光線下，我穿上了外套，在我心底深處的眼睛裡始終是她在那寬大的寓所裡的畫面。

當我走上街道時寒冷啃噬著我的臉。我把大衣的連衣帽拉上去罩住了頭上的帽子，低下頭去以避免空中旋舞著的小雪粒襲面而來，然後開始邁步向前。在心情好的日子我通常走滕納爾街往下直到女王街，再沿著街道到達草場地，再從那裡走上一段很陡的坡路到聖約翰教堂，然後再往下到達內閣街，那就是我們公寓所在的地方。這個地區有許多商店、購物中心、咖啡館、飯店和電影院，總是被人塞得滿滿的。那裡街道上蜂擁著如流水般的風姿各異的人們。在耀眼的商店櫥窗內陳列著五花八門的商品，商城裡滾動著的扶梯像是轉動著的一個龐大的、神秘的機器，電梯上上下下，電視螢幕上那些漂亮的人物像幽靈般出沒，數以百計的收銀臺前排著隊，人們聚攏又散去，這種聚散的形式無法預計，就像飄浮在城市上空那些變幻的雲彩一樣。在心境很好的時候我喜歡這樣，那時可以是人流如潮的，我在人流中穿過去的當兒，可以看到他們美麗的或是不太美麗的面孔，他們眼中流露出的所有神情都是固定的一個模式。在心境差一些的時刻，相反地，對這同樣的場景我會反感，所以要是可能的話，那我願意選擇走另一條路，一條更僻靜的路。最經常的是沿著羅德曼街，然後往下走荷蘭街到達滕納爾街，在那兒穿過瑞典路十字路口，順著德貝爾恩街往上走到聖約翰教堂。這條路線住宅區居多，絕大多數碰到的人，都是獨自一人急匆匆地穿過街道，那裡也有商店和餐廳，但不大好。駕駛學校的櫥窗被汽車排氣弄得灰濛濛，舊貨店門外擺放著裝有連環畫冊和唱片的貨箱，還有洗衣店、一家理髮店、一家中國飯館和幾家破敗的酒吧。

這一天就是這樣的一個日子。為了避免飛揚的幹雪粒，我低垂著頭穿過街道，公寓樓凸出的牆垛和積雪覆蓋的屋頂間看上去像是小小的山谷，在經過那些窗戶時我不時地往裡瞅瞅：小旅店裡空無一人的問詢臺，金魚在襯以綠色背景的水族缸裡游來游去；一家做招牌、宣傳冊子、不乾膠、展示架的公司的大型廣告；一家非洲人開的理髮店裡站著三個黑人理髮師正在給三個黑人顧客理髮，其中一個客人稍稍扭過頭去看最裡面坐在樓梯上笑的兩個孩子，理髮師不耐煩地把他的腦袋瓜又扳了回來。

在街道的另一邊矗立著斯德哥爾摩天文博物館。那裡的樹木生長繁茂，從山頂上延伸出去，房屋建築物裡透出的黯淡光線在樹冠下擴散開來，因此看上去上方像罩著一個幽暗的王冠。樹葉是如此的濃密，即使天文臺上的穹頂，這個在18世紀這座城市鼎盛時期完成的建築物，它自身發射出的光芒，也不為人所見。現在那上面是個咖啡館了，在我第一次去到那裡的時候，這裡的18世紀和挪威的18世紀時代是那麼接近，這是給我最強烈的一種感受，或許特別體現在鄉村地區，從建立一個農場的地方，我們就說18世紀20年代吧，聽起來已夠古老了，但在斯德哥爾摩所有那些華麗壯觀的建築物都出現在同時期，幾乎是同一個年代。我記得外婆的一個姊妹博格希爾，她就住在自家農場裡的一幢小房子裡，一次我們坐在她家外面的陽臺上時聽說那裡的房子從16世紀就在那兒，一直維持到20世紀60年代，後來為給更現代化的建築物騰出地方才把它們拆掉。這一轟動訊息與那時候這裡人們日日所見的這棟建築物一樣的引人注意。因此對我來講，或許涉及的是對於家庭的親近這一問題？約爾斯特市的過去較之斯德哥爾摩的過去在我看來是完全沒法比擬的。或許就是這樣一種關係吧，我現在這麼想著，把眼睛閉上了幾秒鐘，為的是驅趕走自己像個傻瓜的那種感覺，因為顯然這些思想都是建立在錯覺的基礎上。我沒有歷史，於是我就編造一個，有點近似納粹黨想在一個郊區衛星城區乾的那樣。

我繼續沿著街道往下走，拐過街頭後進入荷蘭街。空無人跡，兩排毫無生氣的車頂堆滿著積雪的汽車，被夾擠在這城裡最重要的街道，瑞典路和女王街之間，這應當是後街中的後街了。我將手提袋換到左手，同時用右手抓住連帽大衣抖落上面的積雪，同時我向前微微勾下身以避免我的頭撞到豎立在人行道上的腳手架上。那上面高處的篷布在風中使勁地拍打著。當我走出那個隧道樣的小街後，在我跟前迎面走來一人。他做了個讓我止步的手勢。

「你得走街對面的人行道，」他說，「這邊起火了。據我所知，可能房屋裡頭有東西爆炸。」

他掏出手機放到耳邊，然後又把手機放下來。

「情況很嚴重，」他說，「過馬路去對面街上。」

「哪裡起火了？」我說。

「那裡。」他說，指著前面十米遠地方的一個窗戶。窗戶上部敞開了，煙霧滲了出來。我斜著橫跨過街道，這樣我可以看得清楚些，同時我也部分考慮到他要我保持距離的強烈願望。房間裡面被兩個聚光燈照著，滿塞著各種儀器裝置和線路。油漆罐，工具箱，鑽子，一卷絕緣材料，兩把用來掛窗簾的短梯。煙霧從這些東西當中瀰漫出來，慢慢的像是在做一種試探。

「你給消防站打電話了嗎？」我問。

他點點頭。

「他們已經在路上。」

他再次把手機放到耳邊，接下去的一瞬間又把它拿下來。

我看見煙霧是如何在那裡面形成了新的模式，一點點地向屋外蔓延，同時那個男人在街的對面發瘋般地走來走去。

「我看不見裡面有火苗，」我說，「你看得見嗎？」

「它在悶燒著。」他說。

我又在那裡站立了幾分鐘，感到一陣寒意，看上去就這樣了，不會再發生什麼，我繼續往家走去。在瑞典路的十字路口前我聽到了第一輛救火車發出的尖銳刺耳的警笛聲，緊接著出現在了坡頂上。周圍的人們都轉過身去。警笛喚起了急迫感，在坡路上的大汽車卻奇怪的與之相反，以不緊不慢的速度爬下坡來。這時綠燈亮了，我穿過馬路進了街對面的超市。

這個晚上我睡不著了。通常我是在幾分鐘之內就能入睡，不管這一天經過了多麼煩心的事，或者將會有多麼煩亂不安的第二天，除開我夢遊症的那段時間外，我總是整個夜裡都在熟睡。但這個晚上，在我的腦袋挨著枕頭閉上眼睛的時候我就知道，這個晚上沒法睡著。我躺在那兒，腦子裡十分清醒，我聽到了來自城市的聲音，追逐著在戶外活動的人們的那些聲響，時高時低，從那些住在我們公寓上方的和住在我們下方的，漸漸的聲音變得響亮，最後便只是來自通風裝置的一種呼嘯聲，與此同時我的思緒漫天一會兒東，一會兒又是西。琳達睡在我身旁。我知道她肚裡有了小孩，這也會影響到她的夢境，令人不安的因素常常是關於水的：巨大的海浪湧上岸邊淹沒了她正在散步的海灘；公寓被洪水淹沒了，水可能灌進所有的地方，或者順著牆滴流下去，或者從地下水管道出口和廁所裡水往上漫升；城裡的湖泊挪了地方，比如說就在火車站外面，而孩子可能放在一個她夠不著的儲物盒子裡，或者孩子就這麼從她身邊消失，她站在原地雙手都拎著行李。她也可能在夢裡看見她生的孩子，長著一張成年人的臉，或者這孩子根本就未曾有過，在生產孩子的過程中從她身上流出來的除了水還是水。

我的夢呢，它們又會是怎樣？

我從來沒有夢見過孩子。當你覺察出了從湧出的眾多意識裡非自願的成分比那些自願的要真實得多，有時覺得有愧疚感，我就是如此，很顯然等待一個孩子的出生，對我來講不是有特別重大的意義。從另一方面來講，就沒什麼對我有意義的事。有關我二十歲以後的生活，我幾乎沒有夢到過。好像在我的夢裡我沒長大，還是個孩子，環繞我四周的人和地方都是在童年時代裡。雖然事情的發生與展開每天夜裡都是新內容，但充滿我心中的感覺始終是相同的。始終是被貶低的感覺。常常可能是在我醒過來好幾個小時以後，這種感覺才慢慢從身體裡消退。同時在醒過來之後我幾乎記不得有關童年的事情，那些微小的記憶，再不能在我身上喚起什麼，於是在以往和現時之間形成了一種對稱，形成了一種黑夜和夢境與記憶聯絡在一起，白日和遺忘的意識聯絡在一起的奇妙的系統。

僅僅在幾年以前它們之間的關係是完全不一樣的。直到我搬到了斯德哥爾摩，感到了彷彿我的生命裡有了一種連續性，彷彿它延伸著從我的童年時代裡決裂出來，進入到了現在的時期，並不斷地與新的事物關聯在一起，把我每天看到的現象以複雜而巧妙的模式掛在一處，這樣可以喚醒我的記憶，讓它在我的情感裡泛起出小小的漩渦，有的會覺察出源頭所在，有的則不知來自何處。和我接觸的人，來自我曾經住過的城市，認識我遇到過的朋友，這就是一個社會網，非常緊密地捆綁在一起。但當我搬到了斯德哥爾摩以後，這種回憶中的燃燒便越來越淡薄，有那麼一天完全消失殆盡。這就是說，我能回憶，能夠繼續下去；但出現這種情況的時候，不再會在我身上喚醒起什麼。沒有懷念，也不再希望時光流轉，什麼感覺也沒有。只是回憶本身而已，對觸及到的所有的一切還有著一絲幾乎難以察覺的厭惡。

思緒讓我睜開了眼睛。我一動不動地躺在那裡，盯著掛在床頭上方黑暗裡的那盞猶如微型月亮般的紙皮燈。這看上去沒什麼可抱怨的。因為懷舊不只是愧疚羞愧，這也是一種古怪瘋狂。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從自己兒童時代的懷念裡掙脫出來，實際上得到的是什麼呢？從自己的青年時代的懷念中掙脫出來又是怎麼一回事？這有點近似一種病態。

我轉過身看著琳達。她側身躺著，臉朝向我。腹部已經很大了，同她身軀的其他部位在一處有點格格不入，雖然身體也已經膨脹起來。就在不久前的昨天她站在鏡子面前對自己大腿上疊起的贅肉哈哈大笑。

嬰兒在腹部裡的位置是頭朝下對著盆腔的，他將一直保持這種位置直到生產。在較長的一段時期裡不動彈，是很正常的事，醫院的產科是這麼說的。很快地，心臟會跳動，同時身體跟著長大，當該來到的時間到了，自然會瓜熟蒂落。

我小心地起身，走到廚房裡去倒一杯水。在外面納倫音樂廳的進口處站著幾群老人在講話。一月一次在那裡為他們安排了舞蹈之夜，他們成群結隊陸續前來，那些六十到八十之間的男人和女人們，大家都穿著自己最漂亮的衣服，當我看到他們在那裡排著隊，那麼的躍躍欲試，會有一種刺入心底深處的痛楚。特別是他們當中的一個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穿著淺黃色的西裝，白色的跑鞋，頭上一頂軟草帽，在一個秋天的夜晚他第一次出現在麵包師大衛街的十字路口，步履有些不穩，不是因為他的衣著與其他人有多麼不同，而是他散發出的存在感，因為與此同時我注意到了其他人都是作為一個結合體的一部分出現，老人們出來高興都帶著自己的妻子，都成雙成對的，沒有例外，所以看一眼之後腦子裡不存留任何印象，但在這裡他是獨自一人，雖然他站在外面和什麼人說著話。最明顯的一點是他引人注意的那種意向，是這個聚集的群體當中很不一樣的地方。當他快步走進門廳裡的人群當中時，我心裡刷地一亮，他是在尋覓著什麼，而在那裡他是不能找到的，或許沒有任何一個地方可以找到。時光已離他而去，與之相伴的，還有世界。

外面的一輛計程車拐進了人行道。離得最近的一組人合上雨傘，高高興興地把傘上的雪花抖掉，然後坐進車裡。在街道的下面更遠的地方開過來一輛警車。閃著藍色的燈光，但沒有警笛聲，沉寂更帶來了一種不祥的預感。過了一會兒又開來一輛。當車駛過時都減慢速度，當我聽到他們在一街區遠的地方停下來時，我把手裡的杯子放在了案桌上，走進了臥室的窗戶那裡。

兩輛警車一前一後緊挨著us音像店前停下。第一輛是普通的警車，第二輛是麵包車。在我瞅見了一切的同時後門關上了。六位警員朝大門跑過去，消失在了建築物中，還有兩個站在巡邏警車跟前守候著。一個五十多歲的男人從那裡經過，沒有朝那些警察多看一眼。我猜想實際上他是想著進去，但看見門外的那些警察後他畏懼不前。從早到晚在這家音像店的門裡進進出出的男人一直不斷，我在這裡已經住了近一年，我十之八九可以判斷出誰是想著要走進去，誰只是路經此處。幾乎所有的人都有他們的肢體語言。要進那兒去的像通常那樣，當他們開門時，做出的動作意思是要看上去如前面的那位一樣自然。讓人注意到的是，他們很仔細小心不東張西望的。要保持住面部呈現出的自然與正常是很辛苦的。不只是他們溜進去的那會兒，從門裡出來的時候也一樣。門開啟之後，不作任何的停留，他們溜出來到了人行道上，其步態給人的印象是他們是繼續走在這段街區的路人。所有年齡段的人都有，從十六歲到有些過了七十歲的人，來自社會的各個階層。有的看上去是替人跑腿到那兒的，另外的人有的是從下班回家的路上或者是在夜生活後的次日清晨去那兒的。我自己雖然沒去過那裡，但我清楚地知道那裡面是怎樣的圖景：長長的一段往下的階梯，進入很深的、昏暗的地下房間，那裡有一個付款的櫃檯，一排黑漆的帶電視的座位，有許多的影片可供挑選，人的一切性偏好應有盡有，模擬皮的黑色座椅，旁邊的凳子上有成卷的手紙。

阿古斯特·斯特林堡（auguststrindberg）一次在他思路極度紊亂時嚴肅地宣稱，天上的星星是牆上的一個窟窿。當我瞧著這源源不絕的靈魂的河流沿著階梯而下，各自坐在地下室長椅上的黑暗裡一邊看著發亮的電視螢幕一邊手淫時，有時候我就會想到他說過的這句話。他們周圍的世界關閉了，他們可以看到外面世界的方式，就是通過這些視窗。對他們看見了的，他們絕不會向別人說起，這屬於不提及的事，這與普通人的行為很不協調，絕大多數到那裡去的人，都是這種普通的男人。這種不協調並不只限於與上面那個世界的關係，不是這樣的，它對下面的人也有著影響，至少我們可以從他們自身的行為舉止上判斷出來，在他們所有的人都走著的這唯我的軌道上，在階梯之間，在放置影片的擱架，在收款臺，在u型隔間，然後又是階梯上，他們不互相對話，不互相對視。對於發生的這一切也會很有理由地讓人難免不發笑，坐在那裡的一溜男人褲子都褪到膝蓋處，在自己的u型隔間裡受著煎熬，呻吟著，拉扯著自己的生殖器，同時看著銀幕裡的女人同馬或者是狗進行交媾，或者是一群男人同另一群男人的交媾，他們不能視而不見，但也不能真的認同，因為這與真實的笑聲和真實的情慾無法相比，但又是情慾是色慾驅使他們去那裡的。不過為什麼要去那裡呢？他們在那下面看到的所有影片也可以從網上看到，既可以在絕對私密的環境觀影，又沒有被其他人看見的危險。這一定是他們尋求的這個難以啟齒的處境自身意味著什麼。或其中帶有低下、粗俗、骯髒，或是它的封閉。我對此毫不知曉，對我來說這是塊陌生的地域，但我又沒法不去想著它，因為每一次我的目光投向下面的路上，總是有人朝那裡走去。

警察的出現不是不尋常，但最常見的是他們的到來總是和那家商店門外定期發生的示威遊行者有關聯。警方不去動這個處所讓這裡保持著原狀，示威者對此極為不滿。他們除了站在那裡咒罵或是喊幾句口號外什麼也幹不了，只是每次看見有人從那裡進去或出來時，他們會在警察的嚴密注視下發出呸呸的輕蔑聲，警員們拿著盾牌肩並肩地站在那裡，頭戴鋼盔手持棍棒，監視著他們。

「出什麼事啦？」琳達在我身後說。

我回過身去看著她。

「你睡醒了？」

「剛醒。」她說。

「我只是睡不著，」我說，「外面有幾輛警車，你再去睡會兒吧。」

她又合上了眼睛。下面的街上那道門開了。兩個警員出現了。他們身後還有兩個。他們兩人之間架著一個人，由於貼得很近那個人的腳在地上不能動彈。看起來有點殘酷，但或許是有必要的，因為那人的褲子滑倒了膝蓋上。他們出門以後，就鬆開了他，那人跪在了地上。最外面的那兩個警員走出門來。那人站起身把褲子提了起來。其中一個警員用手銬把他的手銬在背後，另一個引著他坐進車裡。當外面的兩個警察坐進車裡時，在那裡工作的兩個人走到了街上。他們雙手插在褲兜裡站在那裡看著警車啟動，看著車往街道下方開走消失了，這時候落下的雪花讓他們的頭髮一點點地變成了白顏色。

我走進客廳。在窗戶下面橫過街道的電線上掛著街燈，微弱的燈光淡淡地照射在牆壁和地板上。我看了一會兒電視。我一直在想要是琳達醒過來走進這裡或許會不安寧的。一切不規則的和所有象徵著的模糊不清，都可能會讓她回想起成長過程中的那段該死的躁狂時期。我把電視又關上，於是決定用讀書來代替。我從沙發上方書架上的一疊藝術書籍中取下一本，坐下來開始翻閱。這是我剛剛買的一本關於康斯特布林的書。多數是油畫速寫，對雲彩、風景和大海的一些習作。

我只是快速瀏覽這些畫作，眼裡已經滿含淚水。其中一些畫頁把我深深地吸引住。其餘留給我的是漠不關心。說到繪畫藝術，我唯一的參照標準是這美好的情感。永不衰竭的情感，美麗的情感，貼近的情感。所有這一切瞬間裡匯聚一處是如此的強烈，有時候可能難以承受。完全無法解釋。因為我曾研究過給我留下極為強烈印象的一幅畫，一張作於1822年9月6日的天空的油畫速寫，沒有任何東西能解釋它帶給我的強烈情感。最上方是一塊藍色的天空。天空下是一層白色的霧靄。然後就是那些往前翻卷著的雲彩。白光刺射在雲朵上的地方，在最淺的陰影處顯現出了淡淡的綠顏色，深綠色和幾近黑色的地方陰影最深，離太陽最遠。藍色，白色，綠松石色，綠色，墨青色。就這些。這幅畫的文字說明寫著：康斯特布林是在漢普斯特德的一個「下午」畫的，一位威爾科克斯先生對時間的正確性表示懷疑，理由是在同一天裡在十二點到下午一點之間畫的另一張速寫，那裡顯示出的一切迥然不同，是一個大雨滂沱的天空，但據倫敦地區當日天氣預報的一份資料顯示，這個質疑站不住腳，因為兩張畫的天空裡都有云層。

我曾經一度學習過藝術史，習慣於描述和分析藝術品。但從來沒有動筆寫過它們，唯一重要的是，對藝術感受經歷的過程。不是因為我不能寫，而是由於畫面的情感在心中產生的激盪，與我所學到的所有那些關於何為藝術，以及藝術的目的方向諸如此類的東西背道而馳。於是我保持著自己。獨自一人在斯德哥爾摩的國家博物館或是奧斯陸的國家博物館或是倫敦的國家博物館裡且行且觀賞。在那裡找到了自由。我不必給自己的情感找出理由，沒有人要我站在那裡去加一番糾正，沒有什麼事我須得搬出一大套理論材料解釋出與它們之間的關係。自由，但不是安寧，因為即使是那些田園牧歌式的繪畫，比如克洛德的古典風景畫，當我離開它們時心裡始終難以平復，因為它們有一種綿綿不絕的無窮盡的東西，包含在人物、風格，以及畫面呈現的核心中，這種無窮盡帶給我的可以說是某種貪婪。我只是沒法把它說清楚。貪婪自身就是追尋一種無窮盡無休止的攝取。然後又是這個夜晚。我坐在那裡差不多有一個小時，翻閱著康斯特布林這部書。我始終翻回到有綠色雲彩的那張畫，每一次在心中的感受都一樣。彷彿是不同的思考方式在意識裡起落升降，一方面是思索和推理，另一方面則是情感和領悟，即或二者處在對立面，但雙方的見解並不因此相互排斥。這是一幅無與倫比的畫，它跟所有那些卓越的畫一樣讓我充滿情感，但當我要來解釋其緣由，要來說明它的無與倫比基於何處，我會詞窮的。這幅畫讓我內心戰慄，但為的是什麼？這幅畫讓我充滿思念，但思念的什麼？這裡雲朵就足夠了。色彩就足夠了。表達出瞬間裡的那個意境就足夠了。這三者的統一結合也足夠了。我們時代的藝術——就原則上講它也與我相關，作為價值而言情感並不被看重。情感的價值微不足道，或者甚至可說是一種不被指望的副產品，一種廢品，或者說，說得好聽些，一種可操縱控制的材料。那種重現自然的現實主義繪畫也價值不大，被視為幼稚，是一個早已逝去了的階段。走回頭路是沒有什麼意義的。但就在我的目光投向這幅畫的同一瞬間，所有的那些邏輯論點在我心中湧升起的力量和美麗的波濤中消失殆盡。是的，是的，是的，我聽到了這個聲音。它們就在那裡。就是那個地方我非去不可。但這個「是的」含義是什麼？這個我非去不可的地方又在何方？

四點鐘了。這依舊是半夜裡。我不能深更半夜到我的辦公室去。但到了四點半，難道不是清晨了麼？

我站起身走進廚房，把裝有肉丸子和麵條的餐盤放進微波爐裡，因為前一天的中飯後我還沒有吃過東西。我走進浴室衝了個澡，主要是為打發食物熱好前的這幾分鐘，把衣服穿好，找出刀叉，倒了一杯水，把餐盤端過來，坐下立刻吃起來。

外面的街道還是一片沉寂。五點以前的時間是一晝夜當中這個城市唯一休憩的時刻。在我早年的日子裡，在卑爾根的十二年當中，我通常這樣，確實是儘可能地在半夜起床。我從沒有去想過控制處理，只要是我喜歡的事，我就去做了。開始的時候懷著一個高中生的理念，這一概念的基礎在於夜晚從某種意義上講是和自由相關。這不在於自由本身，而是在於和白日里這種朝九晚四制的對立，像我，還有幾個和我一樣的夥伴，認為這是有閒階級者，是一種循規蹈矩。我們想要的是不受束縛，所以我們在半夜起床。我還依舊保持有這種習慣，但這樣做跟想要自由的目的關係不大了，更多的是增強了獨處的需要。在這一點上，現在我明白了，我和父親有共同之處。在我們居住的那棟房子裡，他設定了一個完全屬於他自己的小公寓，在那裡他的每一個晚上都過得那麼舒心。那是他的夜晚。

我把餐盤在水龍頭下衝了衝，然後放進洗碗機裡，走進臥室。當我在床前停下時琳達睜開了眼睛。

「你可真能睡呀。」我說。

「幾點了？」她說。

「四點半。」

「你一直都在上面嗎？」

我點點頭。

「我想到辦公室去一趟。行嗎？」

「現在？」

「我反正睡不著，」我說，「利用這時間乾點事也不錯啊。」

「不要嘛……」她說，「來，躺下。」

「你沒聽見我的話嗎？」我說。

「可我不願意一個人躺在這兒，」她說，「你不能明天早上早點去辦公室嗎？」

「現在就是明天早上的早點。」我說。

「不是，現在是半夜三更，」她說，「實際上現在我隨時都可能生孩子。一個鐘頭以後就可能發生，你知道的。」

「再見。」我說，門在我身後關上。在過道里我穿上外套，一把抓起裝電腦的背包走了出去。白雪覆蓋著的人行道上寒冷的空氣襲面而來。在街道的下方駛來一輛除雪車。沉重的鐵犁轟隆隆地撞擊著柏油路的地面。她總是要把我往回拉。為什麼就非得讓我待在那兒，她睡著了，我在那裡其實還不是注意不到？

房頂上的天空昏暗沉重。但雪停了。我開始往前走去。除雪車駛過去了，轟響的發動機，吱吱嘎嘎的鉸鏈聲，蹭颳著地面的鐵犁板。來自地獄的一小股聲音。我往上拐進空無一人的靜寂的麵包師大衛街，朝上面的分水嶺街走去，那裡引人注意的是那個標有kgb字樣的餐廳。在老人院的門口外我停住了。她說得不錯。那個孩子任何時候都可能到來。她不喜歡一個人待著。那麼我為什麼會到這裡來？在凌晨四點半我在辦公室能幹些什麼？寫作？這過去的五年裡我都沒準備好，在今天就會成嗎？

我是怎樣的一個蠢貨啊。她等待的是我們的孩子，我的孩子，她不需要獨自一人擔著這一切。

我走了回去。當我在過道里放下背包開始脫下外套的時候，我聽見她在臥室裡的聲音。

「是你嗎，卡爾·奧韋？」

「是我。」我說，走進去來到她的身邊。她看著我眼裡帶著疑問。

「你是對的，」我說，「我不動腦子。很抱歉，我就這麼走了。」

「道歉的應該是我，」她說，「你當然應該去工作！」

「我晚些時候再工作。」我說。

「但我不想拉你的後腿，」她說，「這兒一切都挺好的。我發誓。你只管去。要是有什麼情況我給你打電話。」

「不。」我說，在她的身邊躺下了。

「可是卡爾·奧韋……」她說，然後笑了。

我喜歡她用我的名字這麼叫我，我始終喜歡這樣。

「現在你是我剛才的意思，而我也是剛才的意思。但我知道的，你實際上說的是反話。」

「這對我來說太複雜糾結了，」我說，「我們不能就一塊兒睡覺好了？然後在我走之前我們一起吃早餐，願意嗎？」

「很願意。」她說，向我靠近過來。她的身體像火爐那樣溫暖。我把手在她的頭髮裡掠過，在她的唇上輕輕一吻。她閉上眼睛，頭往後仰著。

「你說什麼？」我問。

她沒有回答，抓住我的手把它放在她的肚腹上。

「在那裡！」她說。「感覺到了嗎？」

在我手掌下的皮膚突然冒出了一塊。

「啊呀。」我說，把手舉起來一看。有什麼在裡頭往上擠壓肚腹，使得皮膚向外凸起，是一個膝蓋還是一隻腳，一個胳膊肘還是一個拳頭，現在在朝外鼓搗。看上去就像是在平靜水面下的波動。然後又消失了。

「她失去耐性了，」琳達說，「我知道的。」

「那是腳吧？」

「嗯。」

「她好像是想試著從這條路走出來。」我說。

琳達笑了。

「讓你疼了嗎？」

她搖搖頭。

「我能感覺出來，但不疼。只是覺得很奇妙不可思議。」

「完全理解。」

我讓自己緊緊靠近她，把手又放在她的肚腹上。門廳裡的郵箱蓋子啪嗒一聲響。一輛貨車在外面駛過，這一定是那種重型大貨車，玻璃窗都震動了。我閉上了眼睛。在意識裡所有的思想和畫面立刻開始朝著一個我沒法掌控的方向運動，我就這麼躺在那裡想著它們，像一條思想的懶洋洋的牧羊犬一樣，我知道睡眠已在近處。只管沉陷下去進入它的黑暗。

琳達在外面廚房裡翻騰著東西，我醒了過來。壁爐架上的座鐘差五分十一點。該死。這樣的一個工作日。

我穿好衣服走進廚房。電爐上的小咖啡壺嘶嘶地冒著熱氣。桌上擺放著果汁和就著麵包片吃的各種食物。盤子裡有兩片烤脆了的麵包片。旁邊的多士爐裡這時又彈出烤好了的兩片。

「你睡好了嗎？」

「睡好了。」我說，在桌邊坐了下來。我給麵包片抹黃油，油立刻溶化了，填滿了麵包片表層上的許多小孔。琳達把咖啡壺移到一旁，關掉了電爐開關。那碩大的肚子讓她看上去一直都是身體向後仰著的，當她用雙手幹活的時候，她的手看上去活像是從一堵看不見的牆裡伸出來的。

外面的天空是灰色的。但屋頂上一定又覆蓋著積雪了，因為屋內的光線要比平日亮一些。

她端來咖啡倒進她已經放在面前的兩個杯子裡，把一杯放在我面前。她的臉有些浮腫。

「你覺得不舒服嗎？」我說。

她點點頭。

「我渾身不舒服。還有點發燒。」

她身子笨重地坐下來，給咖啡裡倒進了一點兒牛奶。

「越怕的事越要來，」她說，「現在我要生病了。恰恰就在眼下我最需要體力的時候。」

「產期可能會延遲的，」我說，「身體恢復健康之前孩子不會來的。」

她把眼睛落在我身上。我吞下最後一口麵包，把杯裡的果汁全喝了。要是說最後這幾個月我學會了一樣東西的話，那就是所有的人能聽到的有關懷孕的女人的搖擺不定和不可預測的情緒，這話千真萬確。

「難道你就不明白這是個災難嗎？」她說。

我和她的目光相遇。喝下一口果汁。

「明白，明白，那肯定的，」我說，「但會過去的。一切都會過去的。」

「當然會過去的，」她說，「但跟這個沒關係。我要說的是在我生孩子的時候我不想生病不想虛弱。」

「我明白，」我說，「但你不會生病的。這還有幾天的時間。」

我們在沉默中繼續吃飯。

然後她又望著我。她有一雙極美的眼睛。灰綠色的，有時候，常常是那種很疲倦的時候，它們微微有點斜視。在她出版的詩集裡的照片，她的眼睛斜視著，裡面含有一種脆弱的東西，她神情裡流露出的自信與之對抗著，但它依然沒有消除，這是一度讓我完全著迷的地方。

「對不起，」她說，「我只是太神經質了。」

「你不必這樣，」我說，「你是個對什麼都先做好充分準備的人。」

她確實是這樣的一種人。對將要發生的事完全做到心中有數；閱讀了大摞的書籍，每天晚上她都聽那種冥想教程錄音帶，催眠曲一般的聲音一遍又一遍地重複：疼痛是不危險的，疼痛是件好事，疼痛是不危險的，疼痛是件好事。我和她一起參加了訓練班，到產科的實地現場去，在那裡按照計劃對將發生的事演示一遍。每次同助產士一起的時候她都把預先準備好的問題寫下，從那裡獲得的所有的曲線圖表和測試方法，她都實心實意地把它們一一地記在日記本上。她進一步依照要求，預先給醫院產科寄出一封信，上面寫著她在那裡會不安寧，需要更多的鼓勵支援，但同時又足夠強壯，希望生產時不用麻醉藥。

這讓我心痛又感動。我是去過產科的，雖然他們試圖把那裡營造出一個家的環境，在將要分娩的屋裡設定有沙發、地毯、cd機，牆上掛著畫，另外還有可以看電視的客廳和自己做食物的廚房，在嬰兒出生後有一間自己單獨的帶浴室的臥室，但這同時又是另一位婦女在她生產前住過的同一房間，雖然以最快的速度清洗打掃過，換下床單送上新毛巾，但這是無數次的一再重複，所以那裡面依然能聞出些微的懸掛在空氣裡的血和內臟的金屬氣味。待嬰兒出生後我們將要在這溫度不高的房間裡住一晝夜，另一對產下了新生兒的夫妻剛剛在這張床上睡過，對於我們來講這是全新的和生命的改變，而對在那裡工作的人來說就是一種永無休止的週而復始。助產士總是對那裡一排排等候生產的孕婦負責，她們一直在不同的房間裡進進出出，那兒的婦女各式各樣的嚎哭叫喊、低聲呻吟，各自等待著自己生產時刻的來臨，就是這樣繼續發生著，日落日出，年復一年，她們對這一切無能為力，這就像琳達在她的信裡描述的那樣，在期盼中只有保持著內心的那份激情。

她望著窗外，我追隨著她的目光。在對面的那棟建築物的房頂上，或許與我們相隔十米遠的距離，一個腰間繫有一根繩子的人站在那裡剷除積雪。

「這個國家的人都瘋了。」我說。

「在挪威不是這樣嗎？」

「不是，你沒瘋吧？」

在我來到這裡的前一年，有個男孩被屋頂上掉下的一塊冰坨砸死了。打那以後所有房頂上的雪都要弄乾淨，因為積雪是隨時隨地都會從屋頂上滑下來的，從一個不愉快的推斷來看的話。於是當溫暖的季節來臨時，有一週的時間所有的人行道上都被紅色和白色的封條攔住去路，這倒不錯。到處都是一片混亂。

「但所有的這些防範措施至少讓就業人數上升。」我說，幾口就把麵包囫圇吞下，站起來喝下最後剩下的一點咖啡。「我現在要走了。」

「好吧，」琳達說，「回家路上去租幾部影片回來可以嗎？」

「當然。隨便什麼都行？」

「對。你只管挑。」

我到浴室去刷了牙。當我到過道上穿衣服的時候，琳達跟在我後面。

「你今天要幹什麼？」我說，一手從衣櫃裡取下大衣，同時用另一隻手把圍巾纏在脖子上。

「不知道，」她說，「或許去公園一趟。再衝個澡。」

「你行嗎？」我說。

「行，沒問題。」

我彎下腰去繫鞋帶，此時的她，一隻手支著腰部，在我上方顯得格外龐大。

「ok，」我把帽子往頭上一摁拿起裝電腦的背包，「我走了。」

「ok。」她說。

「有事就給我打電話。」

「我會的。」

我們親吻道別，門在我的身後關上。走道旁的電梯正在上升，當住在樓上那位鄰居朝前面的鏡子垂下臉從我的目光經過時，我短暫地瞅了她一眼。她是個律師，最常見她穿的是一條黑褲子或者是長及膝蓋的黑襯衣，打招呼很短暫，總是雙唇緊閉，一副敵意的樣子，至少是對我而言。有一段時間是她的兄弟住在那裡，一個瘦削的人，陰沉沉的眼睛，煩躁不安和有點兇悍的外觀，但不失為一個美男子，琳達的一個女友就已經注意到他並且愛上他了，他們之間有了某種關係，看上去他鄙視她的程度與她崇拜他的程度一樣深。他同她的女友住在同一所房子裡，看上去這讓他很煩，在過道里我們停住交談幾句的時候，我看得出他的眼睛裡游移不定在追逐著什麼，雖然我想這跟我瞭解他比他了解我多有關，可能還有其他的原因——比如，他是個典型的吸毒者。我對這種事所知不多，對這些事及類似這些範疇的知識我一無所知，在這方面我確實有點像蓋爾——在斯德哥爾摩我真正唯一的朋友——認為的那樣，他常常把我同卡拉瓦喬的《老千》那幅畫裡的那個被欺騙的人比較。

當我來到下面通向外面的過道時，決定繼續走之前先要抽口煙，沿著經過地下室洗衣房的長長的過道來到了外面的院子，我把背包放在地上，背倚靠著牆朝上望著天空。房子的通氣管道口在我的正上方，靠近房子的空氣裡充滿了熱乎乎的、剛洗乾淨了的衣物的氣味。從裡面的洗衣房還能聽到一點來自洗衣機的脫水轉動發出的尖銳叫聲，與頭上那方遠遠的天空裡緩慢移動著的、灰色的雲彩兩相映襯，它是如此的匆忙與急迫，令人不可思議。隨處都可見到雲彩背後藍色的天空，白日如同一方光碟雲彩在上面輕輕拂過。

我走到院子最裡端和後面幼兒園臨界的圍牆邊上，園裡空蕩蕩的，這是小孩們在室內用餐的時間，我把肘部靠在圍牆上站在那裡抽菸，同時望著從國王街指向天空的那兩座塔樓。塔樓是以一種新巴洛克建築風格建造的，它們是1920年代的見證物，讓我心裡常常充滿懷念。在夜裡塔樓光芒四射——白日的光線將塔樓相互間許多不同的細節遮掩住了——這樣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牆壁上和窗戶上的建築材料是何等的不同，那些鍍金的雕像與有綠色鏽斑的銅板何等的不同，與人工的燈光交相輝映。可能是它們自身的光澤，可能是與周圍環境的光線的輔助有關；不管出於何種緣由好像那些雕像在夜裡會開口說話。不是他們活了，他們像以前一樣沒有生命，更多的是好像他們死亡的表情有了改變，以一種強化了的方式。在白日里他們面無表情，在夜裡他們的這種漠然變為了生動。

另外在白天充滿許多其他的難以保持專注的干擾因素。街道上所有的汽車，在人行道上、階梯上和窗戶裡的人們，在天空中盤旋著像蜻蜓一樣的直升機，小孩子們任何時候都可以跑出來在泥地或是雪地上爬，騎著三輪小車飛跑，在操場中央的大滑梯上快速滑下，攀登上裝滿了各種工具的「大船」上的橋樑，在沙坑裡玩，在小「房子」裡玩，互相扔球或是滿院子東奔西跑，呼喊著尖叫著，於是整個院子裡就這樣從一大清早到下午的早些時候都充滿了幾乎如山林中的群鳥發出的那種刺耳聲音，但是，就在眼下，吃飯時間將這一切喧囂歸於平靜。其他時候是沒有可能待在外面了，倒不是由於噪音，我是很少注意到這點的，而是由於小孩子們有可能朝我一窩蜂擁過來。這個秋天我就遭遇到幾次，他們開始攀爬到了把這院子隔為兩半的籬牆上，有四五個孩子，他們懸掛在那裡，要是他們對越過這道警戒線覺得無趣的話就會跟路過的我搭話同時放聲大笑。爬在最前面的那個男孩，也常常是吊掛在籬牆上的最後一個。好幾次我從這條路上回家，多次看見過這樣的情況，要是他沒用手攀在門口的籬牆上，就坐在那裡一個人在沙坑裡捅來捅去的折騰著，也或許是和另一個無精打采的傢伙待在一塊兒。那時候我通常會給他打個招呼。若周圍沒有任何其他人，這個地球上就我們倆的話，或許甚至我會舉帽致意。多半不是為他的緣故，是為我自己，因為他每次看見我都是一樣兇狠的表情。

有時候我想，所有這些脆弱的情感都可能像膝蓋受傷的田徑運動員後來切掉受傷部位周圍的軟骨組織一樣被清除，那是一種何等的解脫。和所有那些多愁善感、所有的憐憫、所有的同情一起，統統拋掉……

在空氣中爆發出了一聲尖叫。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我嚇了一跳。雖然常常聽到尖叫聲，還是很不適應這種聲音。這叫聲來自幼兒園對面的那棟公寓裡，這是屬於老人院的房子。我可以想見有那麼一個人一動不動躺在床上，完全與周圍的世界失去聯絡，這種尖叫聲在夜裡與早上或是上午一樣都能聽到。一個男人通常坐在外面的陽臺上抽菸，不歇氣地咳嗽，咳得驚天動地的，一咳就是好幾分鐘，除開這些外，老人院將自己本身封閉了起來。當我去辦公室的時候，也有這樣的一些狀況出現，我看見對面房子裡玻璃窗後面的幾個護士，她們在那兒有一間休息室，有時在街道上也能看見幾個住戶，有幾次是警察領著他們回家來，有時是他們獨自在街邊不知所向踟躕彷徨。但我一般不去想老人院這地方的事的。

如同他的尖叫。

所有的窗簾都是拉上了的，朝著陽臺的門也放下窗簾，門敞開著一條縫，聲音就是從這裡透出來的。我朝上方瞅了一會兒。然後轉身朝著院子的大門走去。從地窖洗衣房的玻璃窗後面我看見鄰居站在下面把一條白色的床單收疊好。我抓住背包穿過了那條放置垃圾桶的狹窄的像洞穴般的通道，開啟金屬大門來到了街上，急匆匆地朝著kgb的方向走去，從階梯向下直到隧道街。

二十分鐘以後我辦公室的門在身後關上。我把大衣和圍巾掛在壁鉤上，鞋放在門墊上，煮了杯咖啡，把電腦連線上電源，坐下來喝咖啡同時盯著寫著書名的那一頁，直到螢幕保護程式跳出來，用無數的光點填滿整個螢幕。

「美國靈魂」。這是我的題目。接下來屋內所有東西的焦點都指向了這個題目，或者說指向了它在我心底湧起的情感。威廉·布萊克那幅著名的、看上去有點模糊不清、彷彿在水下面的牛頓畫像的複製品掛在我身後的牆上。旁邊兩張鑲嵌在框子裡的是丘吉爾所作的十八世紀探險時代的畫，那是一次在倫敦買下的，兩張畫裡一張是一條死鯨魚，另一張是解剖了的甲蟲，兩者都用多張圖將整個變化過程呈現出來。佩德爾·巴克畫的夜色掛在那堵短牆上，綠黑色相間。格林阿維的海報。火星上的地圖是我在一份舊《國家地理雜誌》裡找到的。旁邊是托馬斯·沃格斯特倫（thomaswågström）的兩張黑白攝影，一張是有光澤的童裝裙，另一張是黑色水面下一隻水獺閃閃發亮的眼睛。那個綠色的小金屬海豚和那個綠色的小金屬頭盔，是我有一次在克里特島上買的，現在擺在我的書桌上。還有書籍：帕拉塞爾蘇斯（paracelsus），巴西萊奧伊奧斯（basileios）,盧克萊修（lukretius），托馬斯·布朗（thomasbrownes），奧洛夫·魯德貝克（olofrudbeck），奧古斯丁（augustin），托馬斯·阿奎那（thomasaquinas），阿爾伯特·西巴（albertusseba），沃納·海森堡（wernerheisenberg），雷蒙德·羅素（raymondrussell），自然還有《聖經》，及關於民族浪漫主義和珍寶櫃的，關於亞特蘭蒂斯的，關於阿爾布雷希特·杜勒（albrechtdurer）和馬克斯·恩斯特（maxernst）的，關於巴洛克和哥特式風格的，關於原子物理學和大規模殺傷武器的，關於16世紀和17世紀的森林與科學的書籍。這裡要說的不是知識的本身，而是罩在它們上方的那種光暈令人為之驚歎不已，這些知識的源頭，幾乎所有的都是在我們現在生活的這個世界之外發現的，但它仍然是來自內裡，來自這紛雜的、充滿了多重性的空間裡所有帶著歷史光澤的每一個物件和藝術品。

最近這些年的感覺裡，世界變小了，一切盡在掌握的感覺越來越強烈，儘管在理性上明白實際上這之間的關係剛好相反；世界是毫無邊際撲朔迷離的，無數的變化永無休止地進行著，同時它又敞開一扇門來讓歷史的風吹進。但感覺上是另一回事。覺得世界彷彿是已知的，不再去探索和印證，也不再朝這不可預測的方向邁步，再沒有全新的和令人驚訝的事情可能會發生。我理解我自己，理解我周圍的環境，理解環繞著我的社會，要是有一種看上去不明朗不清楚的現象出現，我知道該怎樣做才能弄明白它。

理解不應當同知識混淆一處，因為我幾乎什麼也不知道——比如說在亞洲某地方的一個前蘇維埃共和國內發生邊界衝突，要是我以前從未聽說過這些城市，對這些居民所有的一切都是陌生的，從他們的服裝到日常使用的語言和宗教，事實也證明他們的爭端有著很深的歷史淵源，雙方開始發生爭鬥要追溯到千年之久，但我個人的愚昧無知和學識短淺不會妨礙我理解所發生的事情，因為腦裡的思想對最陌生的東西會自己歸類處理。同樣，它和其他所有事物的關係亦如此。假如我看見一個以前從未見過的昆蟲，我知道從某種意義上說我見過它並在腦海裡編錄在冊。假如在天空中看見一個發光體，我知道這要不是一種罕見的天體現象就是一架飛機的軌跡，也或許是個氣象氣球，第二天的報紙上就會刊載出究竟哪一樣推估算是正確的。要是我忘了童年時期發生的一件事情，這肯定是抑制反應；要是我對什麼真的動怒了，說到的一定是投射反應；如果我總是試著對我所遇到的人友好，那是因為和我父親以及我與他之間的關係有關。沒有人不理解自己的世界。能理解到一點的，比如孩子，比那些能理解更多的，只是在這個小範圍的大千世界裡有些微的進展。但對那些能理解更多的人，總是對理解的範圍有很高的洞察力；認識到他們之外的世界，人不能理解的一切，不僅存在，並且也總是比裡面的世界要廣闊浩瀚得多。有時我想著這發生了的一切，至少對我來講，是一個孩童的世界，在那裡面知曉一切，對不知道的一切的關係是，仰仗於其他那些人，那些明白其內裡同時又有解決辦法的人，這樣的孩童世界實際上是絕不存在的，這僅僅是經過了所有這些歲月裡自身的成長壯大。當我十九歲時遇到了世界就是語言的結構這一斷言，我拒絕這個說法，同時覺得這個否定是健康而明智的，因為這完全是無稽之談呀，我手裡握住的筆，它會是一種語言？那太陽光照射下的玻璃窗？在我下面的庭院岔路口上穿著秋裝的學生？講師的耳朵，還有他的手？那剛剛走進門裡現在正坐在我旁邊的那個她衣服上淡淡的泥土和樹葉的氣味？在聖約翰教堂外面給自己搭建帳篷的修路工人，他們挖掘地面發出的聲響，那變壓器電流平穩的嗡嗡聲？來自城市下面轟隆隆的聲響——也是一種語言的轟隆隆聲響嗎？我的咳嗽，難道是語言的咳嗽？不是。這是一種荒唐想法。世界就是世界，我觸控它遭遇它，吸進和撥出，吃和喝，流血和嘔吐。許多年以後我開始第一次看到了它的不同。在我讀到的一本關於藝術和解剖學裡，是尼采寫的引文，那裡這樣寫著：「物理學也只是對世界的一種詮釋和分類整理，而不是對世界的詮釋。」也寫道：「我們在分門別類的幫助下計量世界的價值，說的是一個純粹的虛構世界。」

一個虛構的世界？

是的，這個建構起的世界，這個精神世界，沒有重量而且抽象，就像編織起我們思想的同樣材料，所以它可以在其間暢通無阻任意穿越。回溯過去三百年自然科學的歷史，毫無神秘可言。一切都有所解釋，一切都有其概念，一切都在人們理解的範圍之內，從那巨大恢宏的宇宙，它那最古老的可以觀察到的光，那最遙遠的邊緣，追溯到遠古的一百五十億年前，到所有那些微小的質子、中子和介子。甚至對於那些致命的現象我們也知悉並且理解，比如侵入我們身體內的細菌和病毒，攻擊我們的細胞讓它們長大或者死亡。自然及自然的法則歷來就是如此的抽象與透明，但現在，在這個推翻一切舊事物的時代，就不再只有自然的法則了，也有自然世界下的地方和人。這整個的物質的世界被舉升到了這樣一個領域，一切都被納入虛構的王國，從南美熱帶雨林和地中海的島嶼到北非的沙漠和東歐的灰色頹敗的城市。我們的思想充溢著從未去過的地方的影像，但我們仍然能辨認，充滿著我們從未謀面的人，但依舊與之熟悉，而他們是今後我們漫長人生中的旅伴。情感給予我們的是讓世界變小，更加自我封閉貼近自我，不向他人敞開，幾乎是一種亂倫，雖然我知道這是極度的不真實，因我們其實對什麼都一無所知，所以也將難以擺脫情感的困惑。渴求始終是我最熟悉的，幾天以前一個強烈的衝撞幾乎讓我難以把持，完全迸發而出勢不可擋。部分原因是為緩解情緒我開始寫作，通過寫作我將開啟世界，為我自己，與此同時這也是讓自己失敗。在未來是找不到情感的，它只和現實相伴，這就是說任何一個烏托邦都是毫無意義的。文學卻始終同幻想的王國源於同族，當幻想的烏托邦失去意義，則文學亦然。我試圖用小說來為小說而抗爭，我知道，或許所有的作家都在做這樣的嘗試。我應當要做的是斷言它們的存在，斷言它們現存的狀態，若是自己在這世界裡狂歡作樂而不是去尋求一條離開這裡的出路，以這種方式無疑地我會獲得一種更好的生活，但我沒法這樣，也不能這樣——在我身上有某種固有的、堅定的信念，雖然這是本質的東西，也就是說是一種標誌，還新增上浪漫——我邁不出這一步，理由很簡單，這不僅是頭腦裡的思想，也是閱歷經驗，通過這些狀態驀然間清晰明瞭豁然開朗，彷彿一切是如此的熟悉，在幾秒鐘裡看到了另一個世界，與瞬間前自己發現的那個世界迥然不同，這個世界的躋身而入，是一種短暫的閃現，之後它又回縮恢復以往，留下的一切與從前一樣……

我最後一次體驗到的這種感覺，是前幾個月坐在前往斯德哥爾摩的通勤列車上時。窗外的風景是純白色，灰色的溼潤的天空，我們正在穿越一個工業區，空蕩蕩的火車廂，天然氣罐，當地的工廠地段，一切都是白色和灰色，西邊的太陽墜落，那絢麗輝煌的雲彩在雲霧中浮動著，我乘坐的火車，不是這條路線上通常的那種老式的、晃晃蕩蕩的破舊座椅，它是完全嶄新的座椅，能聞到一股新的氣味，我跟前那道滑門開關時毫無摩擦聲響，我什麼也沒想，只是注視著天空中那鮮紅的燃燒著的火球，心裡充盈著歡樂，那種歡愉之情在心頭的衝擊是如此強烈，以至於很難把它與疼痛的感覺區分開來。我感受體驗到的這一切對我來說意義非凡。不可估量的意義。當這一瞬間過去，這感情上的重大意義並非被減少，只是它陡然間變得不合時宜：準確地講，這重大意義是什麼？又為什麼？就這一輛火車，一個工廠區，太陽，雲霧？

我又體會到了情感，它彷彿是一件獨特的藝術品，能夠讓我的內心甦醒。倫敦國家博物館裡倫勃朗老年的自畫像就是這樣的一件藝術品。陳列在同一博物館內特納的那張老碼頭外的海上落日也是這樣的一幅畫，還有卡拉瓦喬畫的耶穌在客西馬尼。維米爾的作品也同樣喚起情感，還有一些克勞德·莫奈的畫，雷斯達爾（ruisdael）和其他荷蘭風景畫家的畫，j.c.達爾的一些畫，漢提維格（hertervig）幾乎所有的畫……沒有魯本斯的，沒有馬奈的，沒有法國還是英國18世紀的畫家，但夏爾丹是其中的一個例外，沒有惠斯勒，也沒有米開朗基羅，只有一個萊昂納多·達·芬奇。這種情感體驗的鐘愛與贊同沒有固定的時代，也沒有固定的畫家，因為這可能是關於某位畫家的某些作品，讓這位畫家其他的所有作品安穩自守吧。這種體驗也與人們通常稱之為質量的東西無關；我可能站在莫奈的十五幅畫面前無動於衷，而可能在揚名於芬蘭國外的一位芬蘭印象派畫家的作品前會感覺到自己體內血脈僨張。

這些畫帶給我如此強烈印象的是什麼，我不知道。但很明顯，所有這些在19世紀以前完成的畫，都是在這個藝術的模式之內，它們絕不會完全脫離對這視覺世界的參照。也因此總是這其中存在的某個物體，這就是說，在真的現實和畫面的現實之間有一個距離，而一定是在這個距離、這個空間裡「發生了什麼」，它出現在視野裡，我看到了這個它，這時候這個世界就好像從真實的那個世界向前邁出了一步。人不僅在其中看到了難以理解的部分，也完全接近了它。這點無法表述，此時語言無能為力，總是感覺在我們的能力企及之外，但我們仍在其中，因為它不僅包圍著我們，我們自身就是其中的一部分，這就是我們自己。

觸及到了我們的這些陌生和神秘，引領著我的思緒朝向天使，這些神秘的造物者不僅僅分屬於神性的一部分，也分屬於人性的一部分，因此在這陌生的自然界裡最好以另一種形式來表述這種雙重性。同時畫和天使也有某些令人極度不滿意之處，因為基本上二者都屬於過去，一些過往之事我們也已經把它們拋在腦後，它不再適合進入，在我們創造的這個世界裡，那裡是浩大的、神性的、聖明的、神聖的、美麗真實的，不再拘泥於任何尺度，相反的更趨於質疑甚或是荒誕可笑。這意味著外面的世界是浩瀚而漫無邊際的，直到啟蒙時代神明的來臨，它給我們帶來啟示，大自然的浪漫主義，而這啟示的思想是莊嚴崇高的，不再有什麼能為此描述。在藝術裡的那個外在世界就是社會的一個同義詞，也是人類體驗的積累，其中充滿了概念和相應的正確的實踐。在挪威的藝術史裡是蒙克打破了這一規戒，在他的畫裡是人首次佔據了所有的篇幅。在那個啟蒙時期里人從屬於神明，在浪漫主義的範疇里人從屬於描繪出的風景——山脈雄偉壯麗，氣勢磅礴，海洋洶湧澎湃，氣勢磅礴，樹木高大粗壯森林寬廣無邊，也是氣勢磅礴，但人卻是毫無例外的渺小而微不足道——人與自然維持的這種關係到蒙克這裡顛倒了過來。好像人飢腸轆轆地把所有的東西一口吞噬，一切以己為中心。山脈、海洋、樹木和森林，這一切為人而生輝。不是人正在從事的活動及他們外在的生活，而是人的情感和他們內在的生活。當人們首先佔據了這個舞臺，看上去已經沒了回頭路，也沒有在我們時代最初的一百年裡開始如森林之火般擴充套件蔓延遍及整個歐洲的基督教的回頭路。蒙克畫筆下的人物是創造者，他們的內心世界用外在形式表達出來，讓世界震盪，當這扇門被開啟之後剩下的世界就是造物者：蒙克之後的畫家他們讓自身有了色彩，有了形式，不是出於他們的想象，而是飽含激情。那時候我們在繪畫世界裡自己內心的表達就是一切，當然這就意味著在藝術的內與外之間不存在動態，只有一種分離。在高度現代化的時代，藝術和世界之間的區別極為接近，或者換一種說法，藝術就是一個自我的世界。佔據著這個世界的，自然是有關裁量評判的問題，很快地這個裁定自身就成了藝術的核心，為了不自我消亡，因此會以可能的方式，並在某種程度上，它必須得為這個真實世界及我們現在所處的狀態裡的物件敞開自己，在這裡藝術品的物質材料已經不重要了，所有的重心取決於如何表達，也不是看它是什麼，而是看它如何思考，其作品承載著什麼思想，於是這樣一來最後剩下的就是客觀現實，這些人主觀外的東西也參與了進來。藝術品成了一張凌亂的床，一間屋裡的幾個影印機，天花板上掛著的一輛摩托車。藝術家反映的方式，讓他們自身已成為了觀眾的一部分，報刊評論員如是說。藝術家是位扮演者。事實就是如此。藝術沒有來自外面的東西，科學沒有來自外面的東西，宗教沒有來自外面的東西。我們的世界把自己關閉了，把我們關閉了，再也找不到出去的路。在這種情勢下那些呼喚更多的精神，更多的靈性神靈的人，心裡只是一片空白，這就是問題，精神的東西已經佔領了一切。一切都成為了精神，即使我們自己的肉體，也不再是肉體，而是有關肉體的觀念，一些出現在繪畫裡的天空中、在我們的內心以及懸置在我們頭頂上方的那些想象裡可以找到的東西，它們越來越成為我們賴以生存的生活中的一大部分。為我們所不知的、令人費解的極限已被打破。我們明瞭一切，這是因為我們做的一切是為我們自己。極為典型的是所有這一切以其無性、無色彩、消極否定，為藝術中的非人性所佔領，在我們的時代面臨的是語言，在語言裡我們對不理解和陌生的東西已經進行了探詢，彷彿它已經到了人類所能找到的表達方式的邊緣，也是在我們自身能夠理解的邊界，實際上這也很符合邏輯：否則在外面那個不再熟悉的世界上將在何處去尋覓答案？

在這束光亮裡我們一定看見奇怪曖昧的死亡角色已經步入。在另一端卻來自四面八方，我們鋪天蓋地的有關死亡的報道、有關死亡的畫面；對死亡的尊重是沒有極限的，它是巨量的，取之不盡，無處不在。但這是一種想象中的死亡，沒有肉體的死亡，死亡作為思想和圖畫，一種精神死亡。這類死亡如同名字的消亡一樣，人們使用死者名字時就指的是肉體消亡了的這人。因為當人活著的時候，名字表明的就是名字與肉體為一體，身體的處所，身體的行為，當死亡時姓氏就與其肉體剝離開來，姓名是與活人在一起的，提起名字時總是意味著他那時候是如何，絕非指現在，一具躺在某個地方腐爛著的肉體。屬於肉體死亡的部分是具體的、有形的、物質的，這種死亡被以一種極為精心差不多是瘋狂的一絲不苟隱瞞，這很有效果，只需聽聽當人們意外成為一則死亡事故或是謀殺事件的目擊者時，他們通常是怎樣用語言表達的。他們總是說同樣的話，「簡直不相信這是真的」，雖然他們的意思與此恰好相反。它是那樣的真實。但我們不再生活在這個真實裡。對我們來說一切都被顛倒了，對我們來說真實的就是不真實的，而不真實的就是真實的。死亡，死亡就是最後的大跨越。這就是為什麼必須得把它掩藏起來。因為這死亡在這個詞彙之外，在生命之外，但它不在世界之外。

我自己是在近三十歲的時候第一次看到一具死亡的肉體。這是1998年夏天，七月的一個下午，在克里斯蒂安桑的一個小教堂裡。我的父親死了。他躺在房間中央的一張桌子上，天空陰間多雲，房間裡是灰色的光線，窗戶外的草地上一臺鋤草機在草坪上緩慢地兜著圈子。我和我哥哥一起待在那裡。殯葬職員先出去，為的是讓我們和死者單獨待一會兒，我們站在離屍體幾米遠的地方，盯著那裡。眼睛和嘴閉上了，上身穿著一件潔白的襯衣，下身套著條黑褲子。想著這是第一次我可以毫無困難地審視這張臉，幾乎令人無法忍受。感覺像是我在猥褻他。同時又感覺到我是如此的飢餓，有某種貪得無厭的需求，我得一再地不斷地看著他，這死去的軀體幾天前還是我的父親。我熟悉這個容顏，我是伴同著這張臉長大成人的，雖然最後這些年我沒有像從前那麼經常看見這張臉，但幾乎沒有哪一個晚上不夢見它。我熟悉這個容顏，但不是現在這副樣子。黝黑的、泛黃的膚色和這張僵硬的面孔使它看上去像是從樹上切割下的一塊木雕。活像樹一樣的臉讓人沒有任何想與他接近的情感。我看見的不再是一個人，而是與人相似的物體。同時他來自我們當中，他曾經就是我們中間的一員，現在他依然在我的心裡，像是覆蓋在死亡上的一縷生命的面紗。

英韋緩緩地向走桌子的另一端。我沒有看他，當我抬起頭望出去的時候，只是注意到了他的動作。開著鋤草機的園藝工不斷地在座位上扭過頭來控制車輪走在上一輪割過了的草地的邊界。沒有被捲起裝進袋子的那些草碎末，在他身體上方的空中飛揚旋轉。其中的一些草屑一定貼上在了機器的下方，因為這些溼潤的草碎末被擠壓成塊狀，以規律的時間間隔從機器上掉落出來，這些溼漉漉的草糰子看上去總是比同一片草坪裡的草要深綠得多。在他身後的礫石路徑更遠一點的地方相跟著過來三個人，都低著頭，其中一個穿著紅大衣，映襯著綠茵茵的草地和灰色的天空更加鮮豔奪目。再往後的公路上有接二連三的汽車在路上滑動，它們正向著市中心的方向駛去。

小教堂的牆外驟然響起了鋤草機馬達的轟鳴聲。想象著這猛地響起的巨大噪音，是否會讓爸爸睜開眼睛，這一畫面是如此強烈逼真，以至於讓我立刻往後倒退了一步。

英韋朝我看了一眼，唇邊浮起一絲微笑。我覺得死者會復生？覺得這樹會再變成人？

這真是令人驚駭的一刻。但當情緒平復下來後，我才明白過來事實上他已經不存在了，即使這所有的聲響，即使腦子裡翻騰著奇思怪想的畫面，他仍然靜止不動。那時胸中騰然升起的自由之情，如不久前經歷過的悲痛波濤一樣難以遏制，並且以同樣的方式，完全違反我的本意的，在接下去的一瞬間裡又一聲抽泣，把它釋放了出來。

我與英韋的目光相遇，笑了。他走過來靜靜地站在我的身旁。與他的貼近和靠攏的感覺一下子充滿我的全身。我是多麼高興他站在那裡，我得努力奮爭不要再度失去控制而破壞了這眼下的一切。這就是說要去想別的事，這就是說要集中精力去搜尋那些與此毫不相干的事。

隔壁房間裡有人在翻找東西。聲音不大，但打破了我們站在那兒的氣氛，朦朦朧朧的，就像人睡著的時候，在其周圍從現實世界裡闖入夢中的那種似幻似真的聲音。

我低頭看著爸爸。手指頭互相交叉在一起放在腹部，食指的邊沿是尼古丁暗黃的顏色，就跟泛黃的舊牆紙一樣。指關節上的皮膚是不成比例的極深的皺褶，現在看上去就跟人造的一般，而非天然而成。再看這張臉。它還是看不透，儘管躺在那裡的他平和安靜，但不是空白一片，仍然在上面存留有一些我只能用意願這個詞來解釋的痕跡。我想到，我以前總是試圖去確定他臉上有著什麼樣的表情。我總是在看著它的同時試著去解讀它。

但現在它關閉了。

我向英韋轉過身去。

「我們現在走了吧？」

我點點頭。

主持葬禮的殯儀館職員站在外面的房間裡等候著我們。我出來之後仍然讓門開著。雖然我知道這不合禮儀，但我不願意讓爸爸一個人單獨待在裡面。

我們和經辦葬禮的殯儀館職員握手，討論了關於幾天後將舉行的葬禮可能出現的一些情況後，我們走出門外，向停車場走去時各自點燃了一支菸，英韋緊靠著汽車站在那裡，我坐在一塊磚石邊上。天上飄著雨。小教堂背後的樹木迫於愈來愈強的風勢都彎下了腰身。在數秒鐘裡震耳欲聾的樹葉的喧譁聲蓋過了從草地另一端車輛行駛的聲音。接著兩邊都安靜了下來。

「啊，有點不可思議。」英韋說。

「是啊，」我說，「但我很高興我們辦到了。」

「跟你一樣。我得看見了才能相信。」

「現在你相信了嗎？」我說。

他笑了。

「難道你不相信？」

我沒有像我想的那樣，回他一個笑容，而是又開始抽泣。用手拼命壓住臉，把頭低下了。一聲接一聲的抽泣使我的身體顫抖起來。當它們止住後，我抬起頭朝他瞟一眼，輕輕一笑。

「在這裡就像我們倆回到了小時候一樣，」我說，「我哭泣，你看著。」

「你確定……」他說，搜尋著我的目光，「你確定接下來你可以獨自一人待著？」

「當然，」我說，「沒問題的。」

「我可以給家裡打個電話說我不回去了。」

「你開車回家吧。事情反正都安排好了。」

「ok。那我現在就走了。」

他把手裡的煙扔掉，從口袋裡掏出了車鑰匙。我站起來向前走了幾步，但沒有近到可以握個手或者可以互相擁抱的程度。他開啟車門，坐進去，當他在插進鎖裡的鑰匙時向上方望了一眼，車的馬達啟動了。

「那麼，再見了。」他說。

「再見。開車小心。問候家裡人！」

他關上車門，車往後退進，停留了一下，把安全帶繫上，換擋，然後緩緩地向主幹道駛去。這之後我開始向前走。突然他的後車燈亮了，他把車又倒退開了過來。

「最好你拿著這個。」他說，手從搖下的車門裡伸了出來。這是葬禮殯儀館職員交給我們的那個棕色信封。

「我把它一直帶到斯塔萬格去沒有意義，」他說，「最好還是留在這裡。ok？」

「ok。」我說。

「那麼下次再見。」他說。車窗關上了，最後的幾秒鐘裡，停車場上空響起了高揚激盪的音樂，猛地聽上去彷彿是水底下傳來的聲音。我一動不動站著直到他的車轉彎拐上主幹道不見了，這是從孩提時期有的一種衝動；要是我不這麼做的話就會有不幸降臨到我的頭上。然後我把信封裝進夾克內層的口袋裡開始往城裡走去。

三天前，在下午兩點鐘光景，英韋給我來了電話。從他的聲音裡我立刻聽出了有些異常，我首先想到的是，爸爸死了。

「嗨，」他說，「是我。我給你打電話是想說出事了。對……有事發生了……」

「是嗎？」我說。站在過道里一手撐著牆壁，另一隻手握著話筒。

「爸爸死了。」

「哦……」我說。

「居納爾剛剛給我電話。是祖母今天一早在椅子上發現他的。」

「他是怎麼死的？」

「我不知道。應當是心臟的問題吧。」

過道里沒有窗戶，天花板上的燈關掉了，那裡面唯一的光亮是一端的廚房和另一端開啟的臥室裡透出的微弱燈光。我凝視著在鏡子裡的那張臉，朦朧不清，像是從一個遙遠的地方注視著我。

「那麼，我們現在怎麼辦？我是說，具體的該做什麼？」

「居納爾等著我們完全接手這件事。所以我們直接到那兒去。事實上應該是越快越好。」

「好，」我說，「我要去參加博格希爾的葬禮，實際上，現在就該走了。所以行李是早打點完畢。我現在就可以動身。我們在那地方碰頭吧？」

「行，就這樣，」英韋說，「那麼，明天我就開車過去。」

「明天？」我說。「現在我得想想。」

「為什麼你不坐飛機到我這兒來，然後我們可以一起開車下去？」

「好主意。我就這麼辦。等我知道了我坐的是那一趟班機再給你電話。ok？」

「ok。那我們明天見。」

我放下話筒，走進廚房，給茶壺灌好水，在櫥櫃裡取出一袋茶，把它放進一個新杯子裡，身體緊靠著廚房案桌，衝上方望著從屋旁經過的那條死衚衕路，在小花園盡頭生長起來的茂密翠綠的樹叢間，隱約看得見它像灰色的斑塊那樣時隱時現，再往上直到公路的邊沿。在另一邊矗立著一些碩壯高大的落葉樹，樹蔭下的幽暗中一條小道往上蜿蜒直到主要公路，海於克蘭醫院的塔樓高高聳現。我唯一能想到的是，我沒法去想那些我應當想的事情。我不覺得我有什麼應當。我想，爸爸死了，這是一件很大的重要的事，它應當完全佔據我的全部身心，但它沒有。因為我站在這裡瞅著燒茶的水壺，心裡惱怒著為什麼水還不開。我站在這裡望著外面，就像每次我看見花園的時候一樣，想著我們是多麼幸運有了這樣的一套公寓，因為房東老太太會拾掇花園，沒想著爸爸死了，即使這是唯一的實際上有著一定含義的事情。這應當是一種震驚吧，我想，把水衝進杯裡雖然水還沒有燒開。這個貴重的有著時尚款式的鋥亮茶壺，是英韋送給我們的結婚禮物。杯子，這金色的赫格娜斯（höganas）陶瓷杯，記不得是誰送的了，只是列在了託妮耶的禮品心願單上。我抓住茶袋上的線在水中提了幾下，然後把它扔進水槽裡，袋子觸到槽底時發出噗嗒一聲響，我手裡握著杯子走進了飯廳。還好，至少是我獨自一人在家，謝天謝地！

我在客廳裡走了幾分鐘，試圖給爸爸的死尋找某種意義，但我沒能做到。他的死沒有意義。我理解他的死亡，我接受他的死亡，從一方面來說這也不是沒有意義，已經顛覆了的一艘生命之舟跟它顛覆之前沒什麼區別，另一方面來說，這是眾多事實當中的一個事實，不應當讓它佔據著我的意識裡。

我手裡握著杯子在客廳裡兜圈子，戶外的天色是灰的、輕柔的，景色漸次往下展延開去，眼裡滿是屋頂和蔥綠繁茂的花園。我們前幾周才從沃爾達搬來這裡，託妮耶在那裡讀廣播新聞專業，我寫了一部小說將於兩個月後出版。這是我們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家；沃爾達的那個寓所不算，只是暫時的，但這裡是永久的，或者說看起來像是永久的，這是我們的家。還能聞到牆上油漆的氣味。餐廳裡是牛血的紅色，是根據託妮耶母親的建議刷的，她是個藝術家，但她絕大多數的時間是花在室內裝飾和做飯上，這兩方面都是高水準——她自己的家看上去就像在裝潢雜誌裡的房子，她招待客人的餐點，總是製作精緻色味俱佳；她家的起居室跟其他房間一樣是蛋殼白的顏色。但我們這裡完全沒有裝潢雜誌裡的那種範兒，過多的傢俱、海報和書架，顯示我們才剛擺脫學生生活。我是靠學生貸款完成這部小說的，因為我還掛著一個文學研究專業的名號，到七月這筆錢就不再提供，因此眼下我是彈盡糧絕囊空如洗了，我得向出版社預支稿費。爸爸死了，這一切的到來就像是個徵兆，因為他有錢，應當是有錢吧？他們三兄弟賣了在埃爾韋街的房子，把賣掉的錢平分了，這是不到兩年前的事。他不可能在這麼短的時間把這錢都揮霍了吧？

我父親死了，我在想著我會從他那兒得到的錢。

又怎麼樣呢？

我想著我想的事，抱歉，就是這樣的，可以麼？

我把杯子放在飯廳的桌上，開啟那扇單薄的門，來到陽臺上，僵直的手支撐在欄杆上，向外望去同時呼吸著夏天溫暖的空氣，將滿滿一股充滿著植物、汽車和城市的形形色色各種氣味的空氣吸至肺底。接著我又回到客廳四下張望。我要吃點什麼、喝點什麼、出去買點什麼？

我來到過道里，朝臥室望進去，寬大的、還未整理的床，一道通向浴室的門。這我可以做的，我想，衝個澡，這不錯，我馬上就要動身外出了。

脫下衣服，站在水流下面，蒸騰的熱氣縈繞在我的頭上，熱氣沿著身體直通全身。

我要打一發嗎？

不，真該死，爸爸死了呀。

死了，死了，爸爸死了。

死了，死了，爸爸死了。

站在熱水下面也索然無味了，我關上水龍頭用大毛巾擦乾身上的水，在腋下抹了點除臭劑，穿上衣服來到廚房裡看現在幾點鐘了，同時用一條小毛巾揉搓頭髮。

兩點半。

還有一個小時託妮耶就回家了。

當她從門裡進來時，把這一切從頭至尾原原本本地再來一遍，我甚至連想想這個都受不了，於是我走進過道，把毛巾從敞開著的浴室裡扔進去，拿起電話撥她的號碼。她立刻就接了。

「我是託妮耶。」

「嗨，託妮耶，是我，」我說，「你怎麼樣，好吧？」

「好。實際上我現在正在剪輯，只是到辦公室來取點東西。把手裡的事弄完了，我就回家。」

「好。」我說。

「你在幹什麼呀？」她說。

「沒有，沒幹什麼，」我說，「英韋來電話。爸爸死了。」

「你說什麼？他死了？」

「是。」

「哦，真可憐！哦，卡爾·奧韋……」

「沒事的，」我說，「事實上，這是意料中的事。但不管怎樣今晚我得過去。先到英韋那裡，然後第二天一早我們開車過去。」

「要我一起去嗎？我是可以的。」

「不，不用。你得工作！待在這兒，然後來參加葬禮。」

「哦，真可憐，」她又說了一句，「我可以讓其他人接手剪輯的事。然後我立刻回家。你什麼時候走？」

「不用急，」我說，「我幾個小時後就要動身。一個人獨自待一會兒沒事。」

「肯定？」

「是，是。非常肯定。其實我心裡沒感覺。我們已經談論這事很久了，要是他繼續這樣的話要不了多久就會一命嗚呼。所以我是早有準備的。」

「好吧，」託妮耶說，「那我就把活兒幹完，然後儘快回家。你自己要好好的。我愛你。」

「我也愛你。」我說。

當我放下話筒時，想到了媽媽。她也應當知道這件事。我又拿起話筒撥響了英韋的電話。他已經把一切告訴她了。

穿好衣服坐在客廳裡等著時，我聽到了託妮耶已在門口。她像一陣夏日的風那樣進到了公寓裡，那麼新鮮而又充滿活力。我站起身來。她的動作有點慌亂，眼神里滿含關切，她擁抱了我，說她願意跟我一起去，但我是對的，最好她還是應該在這裡，於是我打電話叫計程車，和她一起站在門外的階梯上，等了五分鐘後車到了。我們是夫妻，我想，我們是丈夫和妻子，我的妻子站在屋外向要離去的我揮手，想著想著就笑了。這想象的畫面是從哪裡冒出來的呀？難道我們是在扮演丈夫和妻子，難道我們不是真的夫妻嗎？

「你在笑什麼？」

「沒什麼，」我說，「只是想到了一些事。」

我捏了捏她的手。

「車來了。」她說。

我朝遠處那一溜房子望去。黑色的、像是一輛車開動的樣子，計程車在那邊的坡路上往上匍匐而行，在十字路口那裡車停住，猶豫著，然後謹慎地朝右邊的方向繼續向上爬行，那條街與我們現在站著的這地方同名。

「我叫他一聲？」託妮耶說。

「不，為什麼？我自己也一樣可以叫啊。」

我拎起箱子走上通向公路的階梯。託妮耶跟在後面。

「我到十字路口那兒去，」我說，「我從那裡上車。今天晚上給你電話。好嗎？」

我們互相接吻道別，當我轉身朝十字路口走去時，計程車正從那條坡路上倒車下來，她揮動著手。

「克瑙斯高？」當我開啟門把頭探進車裡時司機說話了。

「對，是我，」我說，「去弗勒斯蘭機場。」

「坐進來吧，我去拿你的箱子。」

我佝僂著身子坐進後座，然後身體坐直。計程車，我愛計程車。不是醉酒之後坐車回家，而是旅遊時坐著它去機場或是火車站。還能找到比坐在計程車後座上讓它帶著你穿梭在城裡城外去往某個地方更有勁的事嗎？

「這兒的路，不好找啊，」當司機坐進來時他說，「我聽說過這裡，這路有岔道，但我自己從來沒來過。二十年了。這還真有點怪。」

「是啊。」我說。

「我想現在我是什麼地方都去過了。我想這一定是我沒走過的最後一條路。」

他在鏡子裡衝我笑了一下。

「去旅遊吧？」

「不，」我說，「恰恰不是這樣。我父親今天去世了。我要過去安葬他。在克里斯蒂安桑。」

簡短的交談就這樣結束了。我一動不動地坐在那裡望著窗外一路上出現的房屋，沒有特別想什麼，只是這麼注視著。明德，凡托夫特教堂，霍普。加油站，車行，超市，獨立小區，樹林，水流，建築工地。當我們進入最後一段路時，我可以看到機場的排程塔樓，我從上衣內的口袋裡找出銀行卡，彎下身去讀前面計程表上的數字。三百二十克朗。所以最聰明不過的還是不要去坐計程車，乘公交車到這裡只花十分之一的價錢，現在我手裡缺少的，就是這錢了。

「可以給我三百五十克朗的發票嗎？」我說，把卡遞給了他。

「可以，當然。」他說，從我手中把卡一把抓了過去。刷了表上的數字，緊接著發票噼啪冒了出來。他將它連同一支筆和一張厚卡紙遞給了我，我在上面簽字，他又撕下一張新發票給我。

「謝謝你。」他說。

「謝謝，」我說，「我自己取行李。」

雖然行李箱很重，但我自己提著它走進了候機室。我討厭這些帶小軲轆的推車，因為首先它們很女性化，這不適合一個地地道道的男子漢，一個男人就應該自己搬運，而不是去推車，這第二個理由是因為它們勾畫出了一個便利、快捷、省力和明智的畫面，這些我都厭惡，我願意任何事都儘可能地自己幹，雖然在這裡是一樁不足道的小事。為什麼活在這個世界上的人不去感受一下地球的引力？我們是生活在圖畫裡嗎？人們在節省力氣但我們省這個力氣究竟又為的是什麼？

我把箱子放在這間小小的候機室地板的中央，抬頭看班機起飛的時刻表。五點鐘有一班開往斯塔萬格的班機，我完全來得及趕上。但還有一班是六點鐘的。因為我喜歡坐在機場，或許比我更喜歡坐在計程車裡，所以我決定坐後面那一班。

我轉過頭朝檢票口那兒望去。除了最裡面的三個外，那兒看上去混亂不堪，排著長長的隊伍，我不像是這些旅行者中的一員，他們幾乎都是無一例外的輕鬆愉快，行李箱都是大型的，個個都是一副歡天喜地的樣子，那種興致勃勃的勁頭，只差找一個可以端起酒杯的地方了，讓人立刻明白他們乘坐的是去南方的旅遊包機。在我站著的值機櫃臺前只有稀稀拉拉的幾個人。我買了機票，檢票進去，緩步走向牆那一邊的公用電話給英韋掛個電話。他立刻回答了。

「嗨，是我卡爾·奧韋，」我說，「六點一刻的班機。那我就是差一刻七點到蘇拉。你來機場接我，還是……？」

「我來接你。」

「又有什麼新訊息嗎？」

「沒有……我給居納爾去了電話說我們來。他也不知道更多的情況。我想我們可以明天一大早就出發，那我們就來得及在殯儀館關門以前去那裡一趟。明天可是星期六。」

「好，」我說，「這聽上去不錯。那，我們待會兒見。」

「好的，再見。」

我放下話筒走上了去咖啡店的樓梯，買了杯咖啡和一張報紙，找到一張可以從那兒俯視下面大廳的桌子，把夾克掛在椅背上同時對周圍掃視一遍看那裡有無我認識的人，然後坐了下來。

有關爸爸的思緒迴圈著冒了出來，自打英韋給我打了那個電話之後就開始這樣，但內心不含有任何的情感，始終像是在做一種清醒的確認。這已經足夠了，因為我對此早有思想準備。自從他和媽媽分手的那個春天起，他的生活便只朝著一條道了。那時候我們還不理解這個，但在某一時間的十字路口他越界了，從那時起我們就知道任何時候他都可能出事，並且是那種最糟糕的事。或許這也是件好事，就看你怎麼去詮釋了。我長期以來就巴望他死，自從我明白他的生命很快就可能完結那一刻起，我就開始這麼期望。當電視裡報道有關他居住的那一地區的死亡事故，這可能是火災或是車禍，在樹林或是海洋裡發現屍體，我立刻覺得有了希望：或許那是爸爸。然而從來都不是他，他且活著呢，他繼續這麼活下去。

直到現在，我想，看著下面大廳裡四處走動著的人們。二十五年以後他們當中的三分之一會死掉，五十年以後會是三分之二，而一百年以後他們會統統死去。死後的他們又怎樣迴歸呢，那時候生命還有什麼樣的價值？就這樣嘴巴張開，眼眶裡空洞的兩個黑窟窿，待在泥土下最深處？

或許判決的日子事實上是要到來的。所有的這些骨頭架子和頭蓋骨在數千年的歲月裡會被那時活在地球上的人們挖出地面，稀里嘩啦地把它們都拼在一處，這些骷髏架子立了起來，朝著太陽齜牙咧嘴，而上帝，牆上的天使都簇擁在他的上方和下面，這天庭的主宰，將會判決他們。大地上一片鬱鬱蔥蔥，寬廣富饒，神聖的號角吹響了，所有的平原和山谷，所有的沙灘和平地，所有的海洋和河流，這些死亡了的人們立起身來，走向那權力無邊的神明，他們將被上升到上帝跟前，審判後沉重的、魔鬼的心被遣放下降至燃燒著烈火的地獄，審判後輕靈的、善良的心被引領上升到充滿光明的天堂。現在在那裡走動著的人群，拉著帶軲轆的箱子提著免稅商店的塑膠袋，帶著他們的錢包和銀行卡，散發著香水味的腋下和他們的眼鏡，他們染過的頭髮和他們的助步車，所有這些人也都要在沉睡裡被喚醒過來，他們和那些死於中世紀時期或是石器時代的人沒有什麼不同，不可能看出有什麼區別，他們都是死去的人，死了就是死了，死了的人將在末日被審判。

在大廳後頭的行李傳送帶那裡，一群日本人走過來，或許有二十個。我把冒著煙的香菸放在菸灰缸裡，喝了一口咖啡，同時我的眼睛追隨著他們。他們看上去是陌生人，不是因為他們的裝束或是外貌，是因為他們的舉止，非常令人著迷，住在日本，被一群陌生人包圍住，人看見一切，但不能理解，或許能猜出它的含義，但又絕不能完全肯定，這是我長久以來的夢想。坐在一棟日式房子裡，斯巴達的簡單生活方式，滑動門和紙牆，這些應該算作是與我個人和我的北歐式的浮躁相比極其遙遠的陌生，所以這自然是夢幻般的事情。坐在那裡寫一部小說，如何觀望著周圍，緩慢地構思我手下寫的東西，因為思考的方式自然同我們身在其中的具體環境有著緊密聯絡，就如我們同人的談話和我們閱讀的書籍一樣。日本，還有阿根廷，在歐洲人的眼裡來說完全是另一種型別，是完全移身到了另一地方，還有美國，比如緬因州那兒許多小城鎮中的一個，有著挪威南方海岸的自然風貌，在那裡又該會是如何的一個景況？

我放下杯子，又拿起了香菸，往椅背上靠了靠，朝那邊的街上看去，那裡已經坐著好些旅客了，雖然現在還差幾分鐘才到五點。

現在說的是卑爾根。

一股冰冷的風從我身上穿過。

爸爸死了。

自英韋給我打電話後，這是我第一次在心裡喚起他的面容。不是他最後幾年的模樣，而是我同他住在一起直到成年的那些日子，那時候我們和他一起在冬季裡到特羅姆島外面去釣魚，那時風在耳邊怒號著，巨大的、灰色的波浪膨脹鼓擁著在我們身下的山崖上被撞擊得粉碎，空中含著浪花的飛沫，他手裡拿著釣魚竿，搖動竿上的曲柄同時朝我們笑著。濃密的、黑色的頭髮，黑色的鬍鬚，有點不勻稱的臉頰上掛著一層小水珠。藍色的油布衣衫，綠色的膠筒靴。

就是這樣的形象。

我想看見的他是處於較好狀態之中的那個樣子，這就是典型的我。在潛意識裡我願意選擇那些我對他懷有溫暖之情的時刻。這是嘗試著想自我掌控，明確地說，就是想為排除那種非理性的多愁善感掃清道路，要是那個出口很快被開啟，便會放蕩不羈不可收拾，將我毀於一旦。這種潛意識裡的活動，作為某種對思想和意願的訓誡，它一定是審視自我的，腦子裡可以想到的一切被加熱了，與那些內心明智的考慮處於對立面。爸爸活該死，他死了是好事，我心裡發出的另一種聲音，那是謊言。這說的不僅僅是我成長時期他同我相處的日子，這也包含他在生活的半道上切斷了所有那些舊的關係，一切重新開始。因為他改變了自己的生活，所以也有與我的接近，但這無助於事，他要成為怎樣的他，我也並不想知道。那個春天他與媽媽斷了之後，他開始飲酒，整個的夏天他坐在那裡一直喝，他們就是這麼做的，爸爸和溫妮，他們坐在太陽下面喝酒，那些漫長的、愉快的、令人陶醉的日子，然後開學了，情況仍然繼續，但只是下午、晚上和週末的日子。他們搬到了挪威北方，一起在那裡的同一所學校工作，那時候我們開始猜想他會怎麼樣了，因為我們有一次坐飛機去看他，英韋，他的女朋友和我，在爸爸開車來接我們的車裡，他臉色蒼白，手在哆嗦，他幾乎一句話也沒說，當我們回到他的寓所，在廚房裡他有節制地喝了三杯啤酒，他立刻像又活了過來，手不再發抖，把我們招待進去，開始談話，繼續喝著酒。這些日子，是放寒假的時候，他一直喝著酒，而且自己強調說這是在假日里，所以人們是可以喝點兒的，尤其是在這裡北部，整個冬天是那麼的黑暗。那時候溫妮在帶著孩子，所以現在他是獨自一個人喝酒。同年春天，他到克里斯蒂安桑地區的一所學校視察檢查工作，他邀請了英韋，他的女朋友和我去酒店共進晚餐，那是卡勒都尼恩酒店，但我們站在酒店前臺將和他碰頭的地點時，他不在那裡，我們等了半小時，問詢前臺服務，回答說他在自己房間，我們上樓去到了那裡，敲門，沒人回答，他一定睡著了，我們更重地敲門喊著他的名字，沒有任何反應，就這樣我們空跑了一趟然後離開了酒店。兩天以後，卡勒都尼恩酒店失火，有十二人喪生，我那時在上高中二年級，在課間吃東西的休息時間同巴森一起開車下來到了酒店，看著那裡正在進行滅火。要是我父親在那裡，依他的那種狀況，他一定會是死者當中的一名，這是毫無疑問的事，我對巴森說，但我或是英韋誰都不明白他到底出什麼事了，我們對酗酒者的情況毫無經驗，家裡也沒有人是這樣，雖然我們知道他喝酒的，因為慢慢地我們見識了他許多個醉酒的夜晚，最後是哭天抹淚的，大吵大鬧，抱怨嫉妒，失去了人所有的價值和尊嚴，但這時間維持不長，到第二天早上又一切恢復正常，他一直可以勝任工作，這是他的驕傲，我們不明白為什麼他不能做到不喝酒，或許他壓根兒就不願戒酒。現在這是他的生活，現在是他在過自己的日子，雖然那時孩子已經出世了。在一些早上可以喝幾口讓自己腦子清醒過來，使自己可以去學校上班，但絕不會喝醉，一天之內喝幾瓶啤酒影響不大的不會有事的，只瞧瞧那些丹麥人吧，他們吃中飯時也喝酒，丹麥那兒不是也挺好的吧，不是嗎？

冬天裡他們去南方，旅行社負責人收到了他們的投訴信，一次我住在他們家時偷看到了這封信，事情的起因是因為他一下子癱倒在地，被救護車送到了醫院，他感到胸口劇烈疼痛，之後他投訴了這家旅行社，因為他認為醫院是把他作為心肌梗死來處理的，於是旅行社明確答覆，這不是什麼心肌梗死，引發父親倒地的原因是與酒精和藥片有關。

最終他們離開了北方，搬回到南部，在那裡他終日喝酒，現在的他身體皮肉鬆弛肥胖，挺著一個碩大的肚腹。為接我們要他腦子清醒待在車裡幾個小時，現在幾乎是難以想象的事。他們離婚了，爸爸再次搬遷到了一個南方小城，在那裡他找到了新工作，幾個月後工作也丟了，那時候他一無所有了——沒有婚姻，沒有工作，也幾乎沒有了孩子，因為溫妮希望他同孩子住在一起，事實上也讓他這麼做了，但結果弄得很糟糕，他最後被取消了對孩子的探視權，其實這對他來講是件無所謂的事，但他仍然怒火萬丈，或許因為這是他的權利，而這一點，他的權利，是現在他在任何事上都抱著不放的東西。更可怕的事發生了，他所擁有的一切，就是南方的這套公寓，他坐在那裡面喝酒，要是他不去城裡的酒吧的話，他就一直坐在家裡喝。他龐大的身軀像只桶，雖然皮膚還依舊是棕色的，但它黯淡、委頓，就像上面罩上了一層失去了光澤的膜，加上鬍鬚和頭髮還有懶散邋遢的衣衫，他看上去就像是一個野人在那裡四處搜尋酒喝。一次他突然失蹤了，彷彿他沉入了地下幾個星期。居納爾給英韋打電話直接通知他說他已經給警方報了失蹤。當他再度見到他時，那是在南方某地的一家醫院裡，他躺在那裡不能走路了。那是暫時性而不是永久的癱瘓，他又重新站立起來，在一家戒酒精中毒的診所裡待了幾周後，他又跟從前一樣了。

這段時間我沒有跟他聯絡。而他越來越經常地去看祖母，每次去待的時間也越來越長。最後他搬過去把自己封閉起來。他把他還剩下的所有東西蒐羅在一起，放進車庫裡，那時居納爾為單獨生活已經很困難的祖母安排了家庭護理，但他趕走了看護，把門鎖上。直到他死他都一直在那裡和她住在一起。居納爾一次給英韋的電話裡偶然提到了那裡發生的情況。其中一件事是，有一次他過去那裡看他們，發現爸爸躺在客廳的地板上。他的腿摔折了，但他不叫祖母打電話叫救護車來，這樣可以送他進醫院，相反地他威脅她不許把這件事告訴任何人，也不許告訴居納爾，就這樣，他躺在那兒，周圍滿是留有吃剩食物的餐盤，啤酒瓶和酒杯，還有她端給他的來自他大量存酒當中的酒。他在那裡躺了多長時間，居納爾不知道，或許是一天，或許是兩天。他給英韋電話告訴了他，他明白再不能這樣下去了，他認為唯一的辦法是我們應當介入此事，把父親從那裡接出去，因為他這樣會死的，我們商量了這事，但決定就讓他這樣，他在自己的海里航行，過著自己的生活，死也是自己的死。

現在他已經這麼做了。

我站起身走向櫃檯想去再倒點咖啡。一個穿著深色的、高檔精緻很有品位的西服的男人站在那裡，他脖子上有一條絲質圍巾，肩頭上落有頭屑，當我走到那裡時他正要倒咖啡。他把白色的杯子，放在紅色的托盤上，滿當當的一壺黑咖啡，當他把手裡的壺舉起了一點時用問詢的目光望著我。

「謝謝，我自己來。」我說。

「請便。」他說，然後把壺放回到兩個爐盤中其中的一個上面。我猜想他是屬於那種學院派型別的人物。服務員，一個五六十歲之間的身材寬大的女人，肯定是個卑爾根人，因為在那個城市居住了八年之久的我在城裡到處都看到這樣的面孔，在公交車裡在街上，在櫃檯後商店，都是剪得短短的、染過了的頭髮，戴著只有那種年齡段才顯得合適的正方形的眼鏡，我伸出手讓她看見我手裡杯子中的咖啡。

「再一杯咖啡。」我說。

「五克朗。」她說，字正腔圓的卑爾根口音。我把五克朗放在她手裡，又回到我的桌子跟前。我口裡發乾，胸膛下面的心跳得很快，好像我十分興奮，但我並不興奮，相反的，我坐在那裡心情平靜而沉重，注視著懸掛在巨大的玻璃天花板上的那個小飛機，白日的光線正凝聚在上面，然後朝航班時刻表望去，那裡的鐘顯示現在正是五點一刻，再將目光下移看著那些聚在一起排隊的、在地板上來來往往的、坐著看報的、站著在談話的人。這是在夏天，下方的人們衣著輕盈明快，棕色的身體，聲音輕鬆愉快，旅行時聚集在一起的人們總是這樣的。有時候我也像他們一樣坐在那裡，可以感受到明亮的色彩、清晰的線條、稜角格外分明的臉龐。這是意義的儲存。沒有這些意義，就如同現在我與他們的關係一樣，那是遙遠的和某種方式的模糊不清，不可能抓住要領有所感受，就像沒有黑暗的陰影，只是灰濛濛的一片。

我轉過身去看著出口。一群一定是剛剛抵達的旅客，正從飛機沿著地道般的空橋走上來。登機口的那道門開了，疊好的外套搭在手臂上，手提袋和塑膠袋在大腿上碰來撞去的旅客們進來了，抬起頭尋找顯示行李傳送帶號碼的指示牌，繼續向右往前走，然後消失。

兩個男孩走過來經過我身旁，每人都提著一個裝可樂的紙袋，手裡拿著冰棒。一個在唇上和下巴處看得出有鬍鬚，應當是十五歲左右。另一個個子小些，嘴上無毛乾乾淨淨的一張臉，不必因為這一點就認定是年少。這大一點的有個不能合上嘴的厚嘴唇，加上他一副空洞洞的眼神，看上去很蠢。小個子眼神靈動，有十二歲孩子的那種機靈勁兒。他說了點什麼，二人哈哈大笑，當他們朝桌子那走去時，他一定又重複了這句話，因為坐在那裡的人也笑了起來。

我想知道他們究竟是多大的年紀，無法想象我也有過十四五歲那麼小的時候。但一定是有過的。

我把咖啡杯推開，站了起來，把夾克搭在手臂上，拎起箱子朝登機口走去，緊挨著檢票櫃檯坐下，那兒穿著制服的一男一女在自己的電腦面前工作。我身子後仰，把眼睛合上了幾秒鐘。爸爸的臉又出現在我眼前。彷彿它躺在那裡等待著。霧靄中的花園，被踩過的帶一點泥土的草，一架梯子豎著靠在樹旁，爸爸朝我扭過來的一張臉。他用雙手扶著梯子，穿著長筒靴和一件厚針織毛衣。在他身旁兩側地上放著兩個白色的木盆，在梯子的最高一層的鉤子上掛著一隻桶。

我睜開眼睛。我不記得有過這樣的經歷，這不是什麼回憶，但如果它不是回憶，那又是什麼呢？

啊，不，他死了。

我吸了一口氣，站立起來。在檢票櫃檯跟前已經站著一小隊人，在這裡旅客們揣測著工作人員的一舉一動，從他們的動作看來，顯然登機的時間很快就要到了。

死了。

我站到隊伍最後一位的後面，這是個肩頭很寬矮我半個腦袋的男人。後頸上的頭髮亂蓬蓬的，耳朵裡也長著毛髮。他身上有股剃鬚水的味道。我後面又站上來一個女人。我將頭微微扭轉，為的是瞟她一眼，看看她的面容，精心塗抹的大紅色唇膏，畫了眼線撲了粉，看上去不像人臉更像是張臉譜。不過她身上的氣味很好聞。

從飛機上下來的清潔工一溜小跑著上了空橋。穿制服的女人對著電話講話。她放下話筒，拿起一個小麥克風說現在一切就緒開始登機。我開啟手提袋外層，取出機票。我的心跳又開始加快，好像是它要獨自出外旅行。幾乎有點承受不了。但我必須忍受。我把身體的重心從一條腿挪到了另一條腿上，向前稍稍低下頭，這樣我可以看到窗外的跑道。那些小拖車中的一輛裝載著行李開過去了。一個穿連身工作裝，戴著耳罩的人向那裡走去，他手裡拿著用來指揮飛機降落地點時用的像乒乓球拍的東西。排著的隊開始往前移動了。我的心臟怦怦跳。手心出汗。我盼望坐下，我盼望著坐在高空中往下看。我前面的那個矮胖的小個子拿回機票票根。我把我的機票遞給那個穿制服的女人。不知出於什麼理由，當她接過我的票時直視著我的眼睛。她很漂亮，是那種繃住了的嚴肅的美，五官端正，或許鼻子稍有點尖，一張小嘴。眼睛清澈碧藍，虹膜外的深色圈顯得格外分明。我直視著她短暫的一會兒，然後垂下眼睛。她笑了。

「一路順風。」她說。

「謝謝。」我說，跟著前面的人走下那地道般的空橋進入飛機，艙門處有位中年女人站在那裡向每位進去的旅客點頭，我接著通過中間的過道，直到最後一排座位。把手提袋和夾克放到上方的行李架裡，在狹窄的座椅上坐下，繫上安全帶，雙腳向前，上半身往後一仰。

就像這樣。

我坐在飛機上前往安葬我父親的路上，同時我想著我坐在飛機上前往安葬我父親的路上，我的元認知突然增強了。我所看見的一切，所有的這些臉孔和身體，在這裡經過機艙緩慢走過去把行李放上去的、在座位上坐下的，在那裡把行李放上去、在座位上坐下的，都被一個反射的陰影跟隨著，它必須得告訴我，我看見這個了，同時我意識到自己看見了，然後進一步陷入荒謬，同時這個無所不在的思想的陰影，也或者說思想的鏡子，也隱含著批判意味，指責我沒有感受到的比感受到的更多。我想著，爸爸死了——然後他的樣貌突然閃現在我面前，彷彿我需要「爸爸」這個詞的圖解——我，坐在飛機裡是為去安葬他，卻對這一切表現淡漠，我想著，當我看著那兩個或許只有十歲的女孩子在一排位置上坐下，過道另一側的那兩位一定是她們的母親和父親，我想著我想著我想著。這一樁樁事情以飛快的速度爭搶著肆掠侵襲全身，卻都毫無道理可言。我開始感到噁心想嘔吐。一位婦女把她的手提箱放在我座位上方的行李架上，脫下外衣把它放在箱子上，與我的目光相視，禮節性地笑了一下，然後在我的身旁坐下。她四十歲左右，有一張柔和的臉、溫暖的眼睛、黑頭髮，個子不高，身材略微豐滿，但不是胖。她穿的衣服是一套的，就是說，褲子和衣服是同樣的顏色同樣的款式，女人們穿這種衣服叫什麼來著？套裝？裡頭是一件白襯衣。當我看著她的時候，我想著，雖然我像是看著前方，但我的注意力並沒有放在目光投向的位置，而是眼角餘光之處，在那裡的才是這個「我」。她剛才手裡一定拿著一副眼鏡但我沒有注意到，因為現在她把它架在了鼻尖上，翻開了一本書。

她身上有一種與銀行工作相關的氣息。不是出自於她的柔和，然而也不是因為她皮膚白皙。當她在椅子上坐下時，包裹在褲子下的大腿彷彿要被擠壓出來，她的肌膚究竟有多麼白皙，只有在深夜某地某旅館房間的朦朧中才能知曉吧？

我試著咽口水，但口裡那麼幹我的那點唾沫還不足以嚥下喉嚨。又一位旅客停在了這排座位，一個精瘦的中年男子，膚色蠟黃，面容可怖，穿一身灰色西裝，他在最外面的位置上坐下，既沒對她也沒對我看一眼。「登機完畢」，擴音器裡的一個聲音說。我朝前弓下身，這樣我可以看見機場上方的天空。西邊天上的雲層裂開了縫，下面那一片在成長中的小森林在太陽的萬道光芒下，呈現出一片帶有光澤的、幾乎是閃動著的綠色。發動機啟動的聲音響起來了。窗戶微微震動。身旁的那位女人把手放在書頁上，凝視著前方。

爸爸一直有飛行恐懼症。在我長大過程中的記憶裡，這是他唯一喝酒的場合。通常他避免坐飛機，當我們要到什麼地方去就開車代替乘飛機，幾乎不管有多遠，但有時他也得乘機，那時候他就強迫自己灌下在機場咖啡店找到的任何一種含酒精的飲料。還有許多其他的事他也避免去做，但我從沒看見過，那時我也從來沒有特別細想，因為一個人做的事總是比那不做的事明顯，那些爸爸不做的事情，就很難察覺到，這完全不是因為他有什麼神經質的問題。他從不去理髮店，他總是自己剪頭髮。他從不坐公交車。他幾乎從不在就近的商店買東西，總是到郊外的大超市購物。所有這些能夠與人接觸，或是可能被人看到的場合，雖然他是教師，每天也站在課堂上講話，週期性地召集學生家長開會，也每天在教師休息室與他的同事聊天，他仍舊一貫地避免這些社交場合。這些事情之間有什麼共同點？或許他不想偶然地摻入某個集體？在那種場合他會被看見一些他不能自控的東西？在公交車上，在理髮店，在超市的收銀臺跟前，他脆弱易受傷害？像這樣的情況都完全是可能的。當我在那裡的時候，我卻沒能留意到。很多很多年以後，首先我突然想到了，我從來沒有看見爸爸坐過什麼公共汽車。他也從來沒有參加過英韋和我所參與的那些社會活動，也注意到他從來不那麼引人注意。一次他參加了我們學校期末的聚會，他坐在靠牆的地方準備觀看我們表演的劇目，我在裡面扮演主角，但非常遺憾，上一年的成功讓我還沉浸在小孩子的自高自大之中，我沒有下足夠的功夫去排練，沒必要把所有的臺詞都記得那麼準確，一切都會順利的，我想，當我站在那裡，或許也是因為受了我的父親就在近處的影響，我幾乎一行字都記不起來了，這是個有關一座城市的長劇，我演的是市長，我們老師只能從頭到尾給我提詞。在回家路上坐在車裡時他說他從來沒有這麼被羞辱過，他也絕不會再參加我們學校期末的聚會了。他守住了他的諾言。他從來沒有看過我成長過程中踢過的無數次的球賽，他從不屬於那些把我們開車送到外面的比賽場地的家長中的一員，在當地比賽時也從來不和其他人的父母一起站在球場邊觀看，對這些我也從沒有什麼反應，或者認為這不正常，他就是這樣，我的父親，和他一樣的許多父母都這樣的，因為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時期，那時候作為父親較之今日的父親有著不同且比較狹義的意義，至少在許多實際的層面上。

對了，他看過一次我踢球。

這是在我上九年級的冬季裡。他要開車前往克里斯蒂安桑，順道帶我去謝維克的土地球場，我們有一場和北方來的球隊的訓練賽。如往常一樣我們坐在車裡緘默無語，他用一隻手扶著方向盤，另一隻支撐著窗戶，我的雙手放在膝蓋上。我突然有一股衝動，就問他能不能去看這場球賽。不，他當然不能夠的，他還得繼續往下開往克里斯蒂安桑。我也沒有指望著你會去看，我說。我的話裡沒帶有失望情緒，實際上也沒有非常希望他去看這場比賽的意思，這並不重要，只是說說，我也沒有認為他會去的。在後半場快結束的時候，突然我看見他的車停在球場的邊線外，在幾米高的雪堆後面。擋風玻璃後面那個黑影子，我猜想就是他。就在比賽還剩下最後幾分鐘的時候，球門前的哈拉爾從邊上給了我一個極漂亮的傳球，只需我往前一伸腿就成，我也這麼做了，但用的左腿，這是我不太能控制的沒什麼感覺的一側，球踢偏了，沒射進球門。在回家的路上坐在車裡他開始評論了。你沒利用進球機會，他說。在門前你有那麼好的一個機會。我真不相信你會踢飛。是的，我說。但不管怎麼說我們贏了。那比分是多少？二比一，我說，很快地瞅了他一眼，因為我希望他問是誰進的這兩個球。他問了，謝天謝地。那，你進球了嗎？他問。進了，我說，兩個球都是我踢進的。

我的額頭靠著窗戶，那時飛機在跑道盡頭停下來，在發動機開始加足馬力發出劇烈轟隆聲的時候，我開始哭了。淚水莫名其妙地湧了出來，直到滴落我才察覺，這真是蠢到家了，我想，這是多愁善感，是愚蠢。但毫無幫助，我已經陷入柔軟、模糊、沒有邊際的情緒裡，沒法走出來，直到幾分鐘後飛機輕輕地離開地面，嗡嗡地開始爬升至高空。這時候，我終於又思緒清晰了，我朝胸前的t恤衫低下頭來，在我拇指和食指間握著的票根上揉搓我的眼睛，就這樣久久地坐在那裡看著外面，直到我不再感到鄰座乘客的目光。我把身體後仰靠著椅背，閉上了眼睛。但這沒有完結。我注意到了，這僅僅是開始。

飛機上升到高空之後機身恢復水平位置，然後又調整機鼻開始飛行。空乘員開始急急忙忙地推著她們的手推車在過道里穿梭，給所有的旅客送上咖啡和茶。下面的大地，最初只是透過雲層難得的縫隙展現出的單個的畫面，起伏有致的美麗的綠色島嶼和藍色的大海，陡峭的山峰和峰頂上的斑斑白雪，但漸漸的地勢變得舒緩平整了，與此同時雲層消失了，突然可將那平坦的羅加蘭郡的地貌盡收眼底。此時的我心內動盪混亂。沒有意識到的那些記憶，潮水般向我襲來，翻卷紛亂，同時我又試著要將自己從中擺脫出來，因為我不願意坐在那裡淌眼淚，一直分析這發生了的一切，但又沒有實際的結論。他又出現在我的眼前，那次是我們一起去霍夫滑雪，我們穿越在樹林裡的樹木之間，在每一處有光亮的地方都可以望見大海，灰色、厚重，浩瀚無際，要不就是總能聞到點什麼，聞到雪和松樹氣味的同時也聞到了鹽和海藻的味道，爸爸在我前面十米，或許是二十米遠的地方，雖然他是全新的滑雪裝備，從羅特菲拉（rottefella）固定器到斯普利特肯恩（splitkein）滑雪板和藍色的滑雪衫，可他不會滑雪，他蹣跚向前，老年人的步態，沒有平衡，沒有快進，沒有向前的衝刺速滑，我不願意與這個影子捆綁在一起，所以我總是讓自己掉在後面一段距離，腦子裡裝的全是有關我自己和個人風格的想法，彷彿我知道，有朝一日或許我會在這條路上走得更遠。簡言之，我為他感到羞愧。他購買了所有的滑雪裝備，開車帶我到特羅姆島外為的就是想接近我，那時我自然猜不出這內中的含義，但現在，坐在那裡閉上眼睛假裝睡覺時，聽到在廣播裡通知要繫好安全帶、座椅背調回原位的同時，心裡又湧上一股新的悲慟襲遍全身，為掩飾奪眶而出的淚水，我再一次彎下身，將頭抵在前座椅背上，但又不敢完全發作出來，因為在飛機起飛那會兒其他旅客就知道在他們身旁坐著一位年輕人在抽泣。喉頭一陣壓迫感，我什麼也控制不住了，所有的情緒都迸發出來，我把自己完全敞開了，不是朝向那外面的世界，那裡我幾乎沒法做到去瞅一眼，而是朝著內裡，我內心的情感完全掌控一切佔了絕對上風。為保持住剩下的一點點價值和尊嚴，我唯一能做到的是，自己不要發出一點聲音。不要有一聲哭泣，一聲嘆息，一句怨言，一聲呻吟。每一次對爸爸死亡的醒悟又達到一個高潮時，便只有流淌下的淚水，和臉上各部位都不停扭曲著的扮鬼臉。

哦嗚嗚。

哦嗚嗚。

然後突然地，低落哀傷的情緒煙消雲散，彷彿剛才完全充盈著我的十五分鐘內所有的那些軟弱和模糊不清，就跟漲落的潮水一樣，退了回去，那時候我抵達了它最瘋狂的邊界，這一切讓我爆發出輕輕的笑聲。

「嘿嘿嘿。」我笑出了聲。

我把手臂抬起來，用它在眼睛上左右搓了幾下。想到坐在旁邊的那個女人看見我在那裡淌著眼淚把一張臉歪來扭去地不斷扮鬼臉，現在又聽到我在笑，於是我不禁又發出了一陣新的笑聲。

「嘿嘿嘿。嘿嘿嘿。」

我看著她。她目光專注，凝固在她跟前的書頁上。我們身後的兩個空姐在兩張小小的摺疊椅上坐下，繫上了腰間的安全帶。窗戶外面是太陽和一片綠色。地面上的陰影跟隨著我們，越來越近，像一條被網拖住的魚，直到機身的輪子觸到地面的那一刻，陰影就完全進入了機身之下，像是被制動器和滑行的飛機牢牢地拽在了那裡。

周圍的人開始站起來。我深深地吸進一口氣。感覺情緒好多了，強壯了。說不上高興，但輕鬆了，像擺脫了突如其來的重負後總會有的那種輕鬆。我第一次有機會看到身旁的這位女人讀的是什麼書，因為她把書合上，拿著它站了起來，在中間的過道上踮起了腳尖為的是能夠到上面的行李架。她在讀的這本書是彼得·霍格（peterhøeg）寫的《女人和猿猴》（ikvinnenogapen/i）。我曾經讀過一次。構思不錯，但整本書有些單薄。在一般正常的情況下我會就這本書同她交換看法嗎？如像現在這種情況下？不，我不會的，我願意這麼坐著思考我應該做的事情。我曾經有過這種同陌生人談話的情況嗎？

沒有，從來沒有過。

沒有任何徵兆顯示出我今後會這麼去做。

我彎下身朝窗外看去，望向下方塵土覆蓋的停機坪，就像二十年前那樣，我總是奇怪的但又十分清晰的回憶起當時我看到的一切，沒有一次例外。當時也如現在在一架飛機上，如現在在蘇拉機場，但那時是去卑爾根的路上，再從那裡繼續飛去南伯沃格的祖母祖父那裡。每一次我坐飛機出行，都要強迫自己回想起這段記憶。以至於它成為我剛完成的小說的開頭，這部書稿現在就放在我身下的飛機貨艙內我的箱子裡，是一部六百四十頁的書稿，我得在一個星期內做完校訂。

至少這是件好事。

我也將馬上同英韋見面。自他從卑爾根搬走後，先去的是巴勒斯特蘭，在那裡他遇上了卡麗·安妮，和她一起有了孩子，後來去了斯塔萬格，在那裡他們又有了一個孩子，現在我們之間的關係有了變化，他不再是一個我在沒事幹的時候就可以隨時去串門，可以一起去咖啡館或是演唱會的那個他了，而是我可以偶爾去拜訪幾天的人，一切內容都是有關家庭生活的事。但我喜歡這樣，我總是喜歡在別人的家裡過夜，有自己的房間和新鋪好的床，到處都是陌生的東西，浴巾和擦臉巾很溫馨地備好，從這裡就直接深入地進到了這個家庭內部的生活，儘管也總是有些不舒服的地方——幾乎不管我拜訪的是誰，因為有客人在家時，主人試圖要避免那些不安定的因素，但又總會感覺到，你絕不會知道是因為自己的來臨造成這種不安寧，還是本身這所房子里正發生著一些事，卻因你的到來反而減輕了這種不安寧。第三種可能的情況是，顯然的，這些不安寧僅是在我自己腦袋裡生出的「不安寧」而已。

過道上的人稀疏了，我站起來，取下我的手提袋和外套，往前走去，出了機艙走進過道，然後進入到達大廳，這兒不算大，但有紛雜的通道，商店和咖啡館，主要進口哪兒進進出出的旅客，他們有站著的、坐著的、吃東西的、看書報的。不管英韋身處哪一群人裡我都能立刻認出他來，我不必看面孔來識別他，一個後腦勺一個肩頭就夠了，或許什麼都不需要，因為對和自己一起長大的人會有一種感應，在那個個性形成和個性展現的時期彼此很接近，所以可直接判斷，不需要思想從中做媒介。對自己的兄弟幾乎無所不知，就憑直覺了。我從來不知道英韋在想什麼，很難猜得出為什麼他做著他正在做的事情，大概也難得參與他的判斷，但我只能猜測而已，就這些方面來講他和別人一樣陌生。但我瞭解他的肢體語言，我瞭解他的手勢，我知道他的氣味，我自信知道他所有聲音裡的細微差別，還有，特別是這一點，我知道他會從哪裡冒出來。關於這一點我無法用語言來描述，也很難得在腦子裡去琢磨，但知道他就在那裡。所以我不必用眼光在比薩餅店裡搜尋，不必從坐在通道前面椅子上的或者是在大廳下面還是上面走動著的人們的臉孔上一一掠過，因為只要我的腳踏進那裡，我就知道他在哪裡。我朝那裡望了一眼，朝著看上去很老的像是一家愛爾蘭酒吧的門面望去，他真的就站在那裡，兩隻手臂交叉在一起放在胸前，穿著一條綠色的，但不是部隊裡的那種褲子，白色的t恤衫上面印著音速青春樂隊（sonicyouths）的《goo》專輯封面圖案，淺藍色的牛仔夾克，和一雙深棕色的彪馬。他還沒有注意到我。我看著他的臉，對這張臉比對任何事物都熟悉。他的高顴骨是從爸爸那兒遺傳來的，但稍稍有點歪著的嘴唇，和臉型有所不同，他的眼睛那部分，更像媽媽的和我的。

他扭過頭來和我的目光相遇。我是想笑一下的，但與此同時我的嘴唇扭曲了，以一種不可抵禦的壓力，最初盤踞在我心上的那種情感倏地一下又往上湧起。在一聲哭泣聲裡它們迸發了出來，我開始哭了。手臂朝臉那兒舉到了一半，又垂了下來，又泛起一道情感波瀾，面孔又是一次新的扭曲。此時英韋望著我的目光我將永遠也不會忘記。他看著我是一幅難以置信的樣子。但這裡面不含有任何的判定，更多的是像看到了一些他不理解的又沒有料到的事，所以完全是一種猝不及防的表情。

「嗨。」我含著眼淚說。

「嗨，」他說，「我的車在這下面。我們馬上就走？」

我點點頭，跟著他下了樓梯，經過機場大廳，來到外面的停車場。西部地區的空氣中有一種特殊的冷冽尖銳，不管是多麼暖和的天氣都一樣，當我們踏入巨大屋頂形成的陰影裡時，體會就更明顯，這讓我心情好了許多，很難形容，或許是我情感的那一方禁區已向外面完全敞開，但當我們在他的車跟前停下時至少我是從情緒裡走了出來了，這時英韋戴上了墨鏡，躬身向前，把鑰匙插進了駕駛座那道門的鎖眼裡。

「你就只帶了這麼一點行李？」他說，朝我的手提袋點了點頭。

「該死，」我說，「等在這兒。我馬上去取。」

英韋和卡麗·安妮住在斯托爾海于格，一個離斯塔萬格市中心有一小段距離的社群，是一個連棟房末端的一套公寓，房屋的另一端有一條路，路後面是片樹林，再往下的樹林邊緊傍著一道延續幾百米遠的海灣。在附近還有一個公共花園，在那後面，是另一個住宅區，英韋的一個老朋友阿斯比約恩就住在那裡，他們倆剛剛合夥開了一家平面設計公司。辦公室就在閣樓上，他們剛購置的所有裝置都放在那裡，那時正學著使用。他們倆沒有一個人是學平面設計的，而且他們都是卑爾根大學媒體專業的，和這個行當中有門道的人也沒有聯絡。他們就這麼坐在那裡，在各自的大容量蘋果機後面，幹著他們接到的那些活兒。一份洪沃格節日海報，一些摺頁和宣傳單，到目前為止就這些。他們可是把所有的東西都押在了一張牌上，就英韋這邊來講我可以理解：大學畢業後他在巴勒斯特蘭市裡做了幾年的文化諮詢顧問，這恰恰不是有許多路都向你敞開的那種地方。這樣做是有風險的，他們唯一擁有的是自身的品位，對這一點很有自信，漸漸地這持續了二十多年的對不同種類大眾文化的解讀就變得很有經驗了，從電影和唱片封面到服裝和音樂，雜誌和攝影書籍，從不引人注目的到最具商業價值的，始終是在致力於把好與次區別開來，包括一切過去和現在所有那些相關的東西。我記得，一次我們到下面的阿斯比約恩那裡去，在那裡喝了三天酒，那時候英韋給我們彈奏小精靈樂隊（pixies）的曲子，一個當時很新的但不知名的美國樂隊，阿斯比約恩躺在沙發上身子翻滾著打哈哈，因為我們那時聽著覺得它相當不錯。太棒了！他在很大聲的音樂聲裡喊著。哈哈哈！哈哈哈！太棒了！在我十九歲到卑爾根時，在最初的那些日子裡的一天，他和英韋到我的學生公寓裡來，無論是我掛在寫字檯上方的約翰·列儂照片，還是我那張與前景一小片生長蔥鬱的青草形成巨大反差的麥田海報，或者是傑里米·艾恩斯主演的電影《教會》（ithemission/i）的海報，都沒有榮幸留住他們的一瞥。一點機會也沒有。列儂的照片是我對高中最後一段時間的回憶，那時候我同其他三個朋友一起討論文學和政治，聽音樂、看電影和喝酒，歌頌內在生活，並讓自己和外在的東西保持距離，列儂是作為內在生活的使徒掛在我牆上的，雖然我始終是如此——遠從童年時代就開始了，最喜歡的是麥卡特尼的那種略帶甜味的風格。但在這裡披頭士完全不算是個符號，什麼情況下都不算，沒有過多久的時間列儂的照片就從牆上被取了下來。他們的好品位不是在大眾文化上；是阿斯比約恩最先給我推薦了托馬斯·伯恩哈德，他已讀過了在金谷出版社（gyldendal）的維塔系列中的《水泥地》（ibeton/i），早於所有挪威文學愛好者對他關注十年之前，而我，我記得，我不能完全理解阿斯比約恩對這個奧地利人為何如此迷戀，十年以後，最初是同挪威其餘的那些文學工作者一起，我才發現了此人的不同凡響。觀察力是阿斯比約恩最大的天賦，我還從來沒有碰到過有人像他那樣對自己的嗅覺確信無疑，除了名字在學生圈子裡被提起外，但它能派上什麼用場？觀察力的意義在於判斷，為了判斷，人必須置身於外，而不是在那裡創造什麼。在很大程度上英韋是身在其中，他在樂隊彈吉他，寫自己的曲子，在那裡聽音樂，除此之外他也有分析能力，學院派方面的東西阿斯比約恩在很大程度上不具備或是不能派上用場。從很多方面來講平面設計非常適合他們。

大約在我的小說被出版社接受的同時，他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這樣就有了讓他們設計書的封面的可能性，然後以這種方式將一隻腳伸進出版業的地域，但事情不這麼簡單。出版社自然是不會這樣來看的。編輯蓋爾·古利克森提到他將聯絡一家設計公司，詢問我對書的封面設計有沒有什麼想法。我說我非常願意我的哥哥來做這個事。

「你哥哥？他是封面設計師？」

「嗯，他是，他剛剛開始。他和他的一個合夥人在斯塔萬格成立了一家公司。他們很有才幹，我可以保證。」

「我們的程式是這樣，」蓋爾·古利克森說，「他們拿出一個方案來，然後我們再來看。要是不錯，那好，這完全沒問題的。」

情況就是這樣。六月我到他們那裡，帶去了一本關於50年代以來的太空旅行的書，這書是爸爸的，裡面全都是50年代那種樂觀主義、未來主義風格的插圖。我有個想法，就是採用奶油黃色，我看過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那本書的封面。後來經過英韋的權衡之後選出了幾張飛艇的照片，我覺得適合這本書。於是他們坐在閣樓裡他們辦公室的新椅子上，伴著戶外強烈的陽光，做他們的樣稿，我坐在他們身後的扶手椅上瞅著。晚上我們喝啤酒看世界盃足球賽。我高興樂觀，因為一個時期結束新的時期開始，這一感覺在我心裡極為強烈。託妮耶剛好完成她的學業，在nrk電視臺霍達蘭郡分臺找到了一份工作，我的處女作即將問世，我們剛剛搬進了我們第一間真正意義上的公寓，在卑爾根，這個城市是我們初次相遇的地方。在我整個學習期間始終和他們傍在一處的英韋和阿斯比約恩，開始了自己的事業，他們的第一個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給我的書做封面設計。一切都建築在有可能性的基礎上，一切都指向了未來，像這樣的經歷這應當是我生命中的第一次。

幾天下來的結果很好，我們有了六七個很不錯的方案，我非常滿意，但他們還想試試其他完全不同的方式，阿斯比約恩拿來了一袋美國攝影雜誌，我們從頭至尾翻看一遍。他給我看了幾張喬克·斯特奇斯（jocksturges）的照片，它們真是相當出色，我從來沒有看過類似這樣的東西，我們選出了一張，一名長腿女孩，或許十二歲，或許十三歲，赤身站在那裡，背對著我們面向一汪水。很美，但也極有震撼力，純潔清爽，但也含著某種危險性，擁有一種幾乎是標誌性的水準。在另一份雜誌裡找到了一張廣告，白色字樣背景是藍色的條形，或是正方形，他們決定抓住這個構想，但採用紅色，半小時後英韋就完成了封面樣圖。出版社得到了五個不同的封面方案，毫無疑問，斯特奇斯的這個變異是最佳選擇，這本書將在幾個月後出版，封面上將是這個年輕的女孩。也有可能是自找麻煩，斯特奇斯是個有爭議的攝影師，我讀到過，他家的房子被聯邦調查局的警員翻了個個兒，在網上搜他的名字時，總是關聯到一些兒童色情網站。同時我還沒有見過有攝影師用如此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重現這個豐富多彩的兒童世界，莎莉·曼（sallymann）算其中的一個。所以我很為此高興。也因為是英韋和阿斯比約恩來完成這個工作而高興。

在這個不平常的星期五晚上離開蘇拉機場開車上了路，我們沒怎麼說話。說了些跟等著我們的事情有關的那些具體的細節，像葬禮這類事，無論我還是英韋以前都沒有這種經歷。低低的太陽光讓我們開車經過的這些房子的屋頂發出耀眼的白光。這裡的天空高遠，地勢平坦蔥綠，這一切空間給我一種荒涼的感覺，即使有眾多的人聚集在一起也沒法將它填滿。我們看見的都是小小的人兒，他們站在車棚外面等候著進城的汽車，他們沿著公路向前騎行，身子躬在車把上方，他們坐在拖拉機上行駛在田野裡，他們從加油站商店的門裡出來，一手拿著一根臘腸另一隻手握著一瓶可樂。城裡也是一片荒涼，街道空蕩蕩的，一天結束了，夜晚還沒有開始。

英韋車裡的音響放著比約克的音樂。窗外出現的商店和辦公樓越來越稀少，住房越來越多。小花園，籬牆，果樹，坐在三輪車上的小孩，跳繩的小孩。

「我不知道那時為什麼我開始哭了，」我說，「但當我看見你時某種情緒觸動了我。我一下子意識到他死了。」

「是啊……」英韋說，「我不知道到現在我是否明白了這一點。」

當我們在轉彎處時他換擋減速，開上最後一段上坡路。右邊有一個兒童遊戲場地，兩個女孩坐在那裡的長凳上，手裡拿著像是紙牌一樣的東西，再往上一點，在路的另一邊，我看見了英韋家房子前面的花園。花園裡沒有人，但客廳的滑動門是開著的。

「到了。」英韋說，緩緩地開進了開啟的車庫。

「我的行李就放在車裡好了，」我說，「我們明天一早還要繼續上路。」

屋子的門開啟了，卡麗·安妮手臂裡抱著託耶走了出來。站在她旁邊的於爾娃抓住她的褲腿，朝我這邊看，就在同時我關上車門，朝他們走去。卡麗·安妮側著臉頰用一隻手臂圍住了我，我擁抱了她，在於爾娃頭上揉了一把。

「聽到你們父親的事我很難過，」她說，「節哀。」

「謝謝，」我說，「其實這倒也不是很意外。」

英韋把車庫門砰一聲關上，手裡拎一個袋子走了過來。他一定是在去機場的路上就把東西買好了。

「我們進去吧？」卡麗·安妮說。

我點點頭，跟在她後面進了客廳。

「啊，好香啊。」我說。

「這是我常做的菜，」她說，「火腿義大利麵和綠花菜。」

託耶還抱在手裡，她用另一隻手把一隻鍋從電爐上拿下來放到旁邊，關了開關，彎下身去從櫃子裡取出一個漏勺，這時英韋進來了，把食品袋放到地板上開始把它們分類放到該放的地方。於爾娃除了一個尿不溼外身上一絲不掛，她站在外面的地板中央一動不動，眼睛在我和他們身上打轉兒。然後她向放在書架旁邊的那個玩具床跑過去，拿起一個玩具娃娃，手臂直直地向前捧著它同時向我走過來。

「瞧這個娃娃多漂亮啊，」我說，在她跟前蹲下來，「給我看看好嗎？」

她把它緊緊貼在胸前，臉上是一種很決斷的神情，把身子向旁邊一扭。

「你得把娃娃給卡爾·奧韋看，知道嗎？」卡麗·安妮說。

我站起身來。

「要是不礙事的話，我出去抽口煙？」我說。

「我也去，」英韋說，「我把這裡收拾完就來。」

我從向陽臺敞開著的門走出去，關上門，在外面平臺上放著的三把白色塑膠椅子中的一張坐了下來。下面整個的草坪上都是些玩具。最外面，靠近籬牆的地方，有一個圓形的充氣的塑膠游泳池，裡面灌滿了水，水面上漂浮著雜草和小蟲子。一副高爾夫球杆抵靠著一堵背風的牆，它的旁邊還有一副羽毛球拍子和一個足球。我從衣袋裡掏出香菸，點燃了一支，把頭往後靠了靠。太陽已經躲在了一朵雲彩的後面，就在幾分鐘前還被陽光照射得閃著光亮的綠草和樹葉，陡然間變得灰濛濛一片，光澤盡失，沒有了生命的活力。鄰居花園裡傳來手推人工鋤草機的聲音，勻速的、向前推向後拉的聲響。在公寓的房間裡傳來了叮叮噹噹的杯盤餐具的碰撞聲。

啊，我喜歡待在這裡。

公寓裡的一切都是我們自己的，沒有距離；要是我煩躁，寓所裡的一切也都讓人煩躁。但這裡是有距離感的，這裡環繞著的一切與我和我做的事情不相干，所以就免去了這種煩擾。

我身後的門開了。是英韋。他手裡端著一杯咖啡。

「託妮耶讓我向你問好。」我說。

「謝謝，」他說，「她怎麼樣了？」

「不錯，」我說，「星期一她剛開始上班工作。星期三她在晚間新聞有一條節目。一樁死亡事故。」

「你說過了。」他說，他坐了下來。

這什麼意思，他生氣啦？

我們坐了一會兒，二人無話。住房上方的天空中從我們的西側飛過一架直升機。發動機的聲音遙遠，幾乎是沉重的轟隆聲。在兒童遊樂場的那兩個女孩朝上坡路走過來。在下面遠些的一個花園裡有人在喊著一個名字。聽上去好像是，比約那。

英韋拿出一支香菸，點燃了它。

「你開始打高爾夫球了，是吧？」我說。

他點了點頭。

「你也應當試試。你肯定會打得很好。你個子高，又踢過足球，一定有競爭意識。你想不想來打幾桿？我這兒有些較輕的訓練用的球。」

「現在？不行吧。」

「只是玩笑，卡爾·奧韋。」他說。

「什麼玩笑，那我就揮一杆。不是讓我現在立刻就打？」

「你現在立刻就打。」

鄰居站在把兩個花園隔開的籬牆內，停下手中的活兒，直起身子，手在脖子背後和冒著汗水的腦袋上抹了一把。陽臺上的一把椅子上坐著一個穿白色t恤衫和白色裙子的女人，她在看一本雜誌。

「你知道祖母怎麼樣了嗎？」

「不，其實不知道，」他說，「但是她發現他的。所以可以想象情況一定不太好。」

「在客廳裡，是嗎？」

「是。」他說，把菸頭在菸缸裡撳滅，站了起來。

「不說了，我們進去吃點東西吧？」

第二天早上我被站在外面過道樓梯旁大聲尖叫的於爾娃喚醒了。我在床上支撐起半個身子，開啟了百葉窗，這樣才能看我的表是幾點了。五點半。我嘆了口氣，又躺下來。我睡覺的這間房裡，堆滿了搬家的紙箱、衣服和在這所房子裡找不到地方放的各種雜七雜八的東西。一個支起來的熨衣板靠著一面牆放著，上面是一大堆疊好的衣服，旁邊是一個亞洲式樣的屏風，被合起來靠牆立著。我聽見外面傳來英韋和卡麗·安妮的聲音，接著聽到了他們在舊木樓梯上的腳步聲。樓下的收音機開啟了。我們已經決定七點鐘出發，這樣可以在十一點左右到達克里斯蒂安桑，但我想，早點動身對我完全不是問題，我一腳踩到地板上，穿上褲子和t恤衫，站到穿衣鏡前照照自己的樣子，用手指穿過頭髮往後一捋。看不出昨天情感迸發後留下的任何痕跡；只顯得疲憊不堪。我已回覆到了最初的狀態。因為沒有看到昨天自己內心起伏的蛛絲馬跡。情感如水，它總是跟著周邊環境改變形式。甚至是巨大的悲痛也沒有留下痕跡；當情感氾濫且持續時間過長，這不是因為情感已僵死，它不會的，它只是保持靜止，就如湖泊中的靜水。

操，我心想。這是我腦子痙攣的表現之一。我操，還有他媽的別的什麼東西。它們以不定的間隔時間交替閃現在我意識裡，停不下來，為什麼我要阻止它們，反正沒什麼壞處。想這些的時候又不會被人發現。他媽的，我想著，一把拉開了門。直望進他們的臥室裡，我垂下眼睛，有一些我不應當知道的東西，我把那個小木柵門推到一邊，走下樓梯進了廚房。於爾娃手裡拿著一片面包坐在自己的節節高兒童椅上，面前放著一杯牛奶，英韋站在電爐面前煎雞蛋，卡麗·安妮這時候在餐桌和碗櫃間走來走去，把桌上的東西放好。咖啡機上的開關燈亮著。從咖啡濾紙滲下的最後幾滴正落入那幾乎已經滿了的咖啡壺裡。通氣扇呼呼地吹著，雞蛋在煎鍋裡嗶嗶剝剝地響，收音機里正在播出當日的交通資訊。

「早上好。」我說。

「早上好。」卡麗·安妮說。

「哈囉。」英韋說。

「卡爾·奧韋。」於爾娃說，指著她自己跟前的那張椅子。

「我坐那裡嗎？」我說。

她點點頭，使勁擺動著腦袋，我把椅子拉開坐了下去。她最像英韋，有他的鼻子和眼睛，相當奇怪的是，她臉上有許多和他一樣的表情。她的身體還沒有完全從嬰兒時期的那種肉乎乎的體型脫離，所有的關節和身體其他部位都是柔軟、圓潤的，因此當她皺起眉頭，眼睛裡閃現了英韋的那種狡黠的神情時，你沒法不笑出來。這沒有讓她看起來年長些，但讓他年輕了些：突然間我明白他那些表情特徵之一不是來自閱歷、成熟或生活的體驗，而是來自他自己一成不變的簡單生活，並不依靠那張早已從60年代初期就成形的臉。

英韋用鍋鏟把雞蛋剷起，一個個地放進一個寬大的盤子，把它端到桌上，放在裝麵包的籃子旁邊，再把咖啡壺拿來，給三個杯子倒好咖啡。早餐我通常是喝茶的，自打我十四歲那會兒就這樣了，但真不忍心說出口來，於是拿起一片面包，用英韋放在托盤旁邊的鏟子把雞蛋放在了麵包上。

我的目光在餐桌上掃視了一遍搜尋著鹽。但沒找著。

「哪兒有鹽呀？」我說。

「這裡。」卡麗·安妮說，從桌上方遞給了我。

「謝謝。」我說，開啟塑膠瓶上的小翻蓋，看著那些小小鹽粒慢慢滲入金黃色的蛋黃裡，一點點地在它的表層形成小孔狀，同時下面的黃油開始熔化滲進了麵包裡。

「呃，託耶在哪兒？」我說。

「他在上面睡覺。」安妮說。

我在麵包片上咬了一口。煎炸過的蛋白下面變得有點高低不平，當我咀嚼的時候，那很大一塊煎得焦黃的蛋白在上顎和舌頭之間被壓碎了。

「他睡的時間還是很長，是嗎？」

「嗯……大概一天十六個小時？我不知道。你說呢？」

她向英韋轉過身。

「不知道。」他說。

我在蛋黃上咬了一口，黃色的汁液熱乎乎地進入了我的嘴裡。喝下一口咖啡。

「挪威進球那會兒他嚇壞了。」我說。

卡麗·安妮笑了。當時我們在這裡看世界盃挪威隊的第二場比賽，託耶在房間另一端的搖籃裡睡覺。進球之後我們的狂呼大叫聲正緩下來，從那角落裡響起一陣歇斯底里的尖叫。

「同義大利的那場比賽太遺憾了，」英韋加了一句，「我們到底聊過這事沒有？」

「沒有，」我說，「但人家知道該怎麼幹。只消把球傳給挪威，然後就等著我們全軍覆沒。」

「在對抗巴西那場比賽後，可能是體力耗盡了吧。」英韋說。

「我也一樣精力耗盡，」我說，「對我來說，最糟糕的就是罰點球決勝負那會兒。差點沒膽子看了。」

這場球賽我是在莫爾德看的，同託妮耶的父親在一起。當比賽一結束，我立刻給英韋打電話。我們兩人都哭了。在我們哽咽的嗓音後面是從童年時代起就追隨著的一個毫無機會、從未有建樹的足球隊。之後我同託妮耶一起去了市中心，整個城市充滿了汽車喇叭聲和揮舞的旗幟。不相識的人們互相擁抱，所有的地方都是歡呼聲和歌聲，到處都是跑來跑去激動的滿臉通紅的人們，挪威在一場關鍵性的世界盃比賽贏了巴西，而誰也不知道這個球隊還可能走多遠。或許能乘勝追擊到底？

於爾娃從她的椅子上蹭著滑了下來，拉起我的手。

「來。」她說。

「卡爾·奧韋得先吃飯，」英韋說，「吃完飯再說，於爾娃！」

「不，不用。」我說，跟她走了。她把我領到沙發那兒，自己從桌上拿來一本書坐了下來。她那短短的小腿兒還夠不到沙發座位的邊沿。

「要我念嗎？」我說。

她點點頭。我在她身邊坐下來翻開了書。這講的是一個可以把所有東西都吃掉的毛蟲。當我讀完了這本書，她從沙發上把自己挪動下來，又從桌上拿來一本新書。這講的是一個叫阿佛的老鼠，它和其他老鼠不同，它在夏天裡不去搜羅尋找食物，而是坐在那裡做美夢。別的老鼠都說它是個懶蟲，但當冬天來臨，天寒地凍四處一片白茫茫時，是這隻老鼠給它們的生命帶來了色彩和光明。這就是它所蒐集的，也就是它們現在正需要的，色彩和光明。

於爾娃緊挨我坐著，非常的安靜，對每一頁書都全神貫注，時不時地指著一樣東西問，這叫什麼。和她一起坐在那裡很溫馨，同時也有點乏味。我想著去窗戶外的陽臺那裡待著，單獨一人，一支菸一杯咖啡。

故事到最後一頁，阿佛成了臉紅撲撲的英雄和救星。

「這個故事立意不錯喲，很好！」當這書讀完以後我對英韋和安妮說。

「在我們小時候那會兒，我們也有這樣一本書，」英韋說，「你不記得啦？」

「好像記得，」我撒了個謊，「這是同一本嗎？」

「不是，那一本在媽媽那裡。」

於爾娃又朝著那一大摞童書走過去。我站起身來到廚房的桌上拿起自己那杯咖啡。

「你吃好了嗎？」卡麗·安妮說，她手裡端著一疊盤子正走向洗碗機。

「吃好了，」我說，「謝謝早餐。」

我看著英韋。

「我們什麼時候走？」

「我得先衝個澡，」他說，「再收拾點東西。或許，半小時以後？」

「ok。」我說。於爾娃安安靜靜聽讀書的那個時間段已經到此結束，她現在到了過道里，正在那裡穿我的鞋子。我開啟通向陽臺的滑動門走了出去。天空多雲，氣候很溫和。椅子上蓋滿了一層精緻美麗的露珠，在坐下之前我用手掌把它們抹去。我從來沒有這麼早起過，通常我的早晨開始於十一點、十二點和一點左右，現在我所有的感官全部開啟往裡呼吸，這讓我回想到了童年時期那些夏日的清晨，我六點半騎腳踏車出門到一個花工那兒去幹活。天空多數時間是霧濛濛的，我經過的那條路上空無一人，灰色的空氣像一股洪流一樣撲面而來，冷浸浸的，幾乎難以相信這一天的晚些時候我們彎著腰幹活的土地上方，可能會是那樣的炎熱，在中午休息時間我們飛車到耶爾斯塔湖，浸泡在水裡直到再開始幹活時。

我喝了口咖啡點燃了一支菸。不是我非要喝咖啡，也不是我想感覺煙味直灌入胸腔的滋味，不是這樣的，我很難將它們分開，這樣做的重點在於就得這麼做，這是一個例行程式，跟所有那些程式一樣，它是整個系統中的一環。

當我是個孩子的時候我是真恨煙味！在我們開車出遊時，坐在前排的父母在煙霧繚繞之中，後座的我們在炎熱的煙霧中受著煎熬。清晨廚房裡飄散著的煙味從我房間的鎖眼裡鑽進來，在我還沒有預防的情況下，它們充滿了我睡眠中的鼻孔裡，我驚得一怔，感到很不舒服，直到我自己開始抽菸以前每一天都是這樣的狀況，於是我對煙味有了免疫力。

不同的是那個時期爸爸抽的是菸斗。

現在那菸斗會上哪兒去呢？

叩擊菸斗把上那些黑黃色的煙垢，一切難弄乾淨的東西都倒騰出來，再用那白色彎曲的菸斗清潔器把菸斗收拾乾淨，裝進新的菸絲，坐在那裡咂巴嘴開始點菸鬥，火柴伸進去，吧嗒吧嗒，又一根火柴伸進去，再吧嗒吧嗒，然後身子往後一仰，把一條腿擱在另一條腿上，菸斗上飄出了煙霧。奇怪的是，我覺得這跟他的戶外活動時期有關。針織毛衣，連帽厚夾克，靴子，鬍鬚，菸斗。在國內的長途縱深旅行就為的是在冬天裡去採集漿果，有時候上山去尋找黃莓，漿果之最莓中之冠，但最經常的是從大路旁邊進入樹林深處，車停在路邊上，大家都一手拿著採莓簍，另一隻手拿著鏟叉，一路搜尋藍莓或者是小紅莓。在河邊或是更高些能俯瞰四周的地方，稀里嘩啦的弄出一片動靜。有時候從山上下到最低處沿著河灘走，有時候是在裡面堆放著砍伐後的木材的一個松樹林裡。當沿著路邊看見有木莓漿果出現時，就把汽車停下。拿著鏟子下車，因為這是在1970年代的挪威，那時候的週末路邊都是一家一家人在採集木莓，在車子行李箱裡放有巨大的、四四方方的塑膠冰箱和乾糧。1974到1975年那個時期他也釣魚，在放學以後一個人到島外去釣魚，或是週末的時候帶著我們一起去，在冬天的時候站在這裡的水域裡，等著釣到大鱈魚。雖然我的父母沒有一個人和60年代的那些運動有關，他們二十歲的年齡就有了孩子，又由於工作，那些思想意識方面的東西我父親知之甚少，但他也並不是沒有受到那個時代精神的影響，他身上也存在著這種意識，當人們看見他坐在那裡手裡拿著菸斗，留著鬍子，雖不是長髮，但頭髮濃密，一件針織毛衣，一條喇叭褲腿的牛仔褲，一雙閃光的眼睛笑眯眯地望著人，人們就有可能把他視為新產生的溫和型父母中的一員，盡職盡責的，推著童車走、換尿布、坐在地板上和孩子們一起玩，對於這類事一點不陌生。然而這些與事實相去甚遠。他和那些人唯一的共同之處，是這支菸鬥。

哦，爸爸，現在你在我心上死去了嗎？

樓上敞開的窗戶突然傳來哭聲。我扭過頭。安妮坐在廚房裡面，一樣樣地取出洗碗機裡的杯盤，正把兩個杯子放到了案桌上，她急步在地板上走過到樓梯那裡。於爾娃推著一個裝著玩具娃娃的小推車，跟著媽媽的路線在後面慢慢跑。接著我聽到窗戶裡傳出她哄孩子的聲音，上面的哭聲漸漸靜下來。我站起來，開啟門，走了進去。於爾娃站在樓梯前的小木柵門旁，朝上面望去。牆內的水管裡一陣呼呼的響動。

「你願意坐在我的肩頭上嗎？」我說。

「願意。」她說。

我彎下身把她舉起來，放到肩上，用手握住她的兩條小腿，在客廳和廚房之間來回跑了幾趟，同時我自己像馬那樣發出嘶叫聲。她笑了，每一次我停下向前彎下身子假裝要把她扔下去時她就尖叫。幾分鐘以後我覺得差不多夠了，但還是又跑了幾趟算特別服務，然後我蹲下來，把她從我肩上抱下來。

「還要坐！」她說。

「下一次吧。」我說，朝窗外望去，下面的路上一輛公共汽車這時正拐彎駛進站，停下來讓從住宅區出來的數量不多的幾個乘客上車。

「現在就坐。」她說。

我看著她，笑了。

「ok，那，就再來一次。」我說。又把她舉到了肩上，又跑過去跑過來，停下假裝要把她扔下，發出馬的嘶鳴聲。謝天謝地，緊接著英韋走下樓來，這樣很自然地結束了。

「準備好了嗎？」他說。

他的頭髮溼漉漉的，臉上是刮鬍子後的光潔。他手裡拿著那個舊的藍紅兩色阿迪達斯手提包，這是他從高中時就開始用的。

「好了。」我說。

「卡麗·安妮在上面，是吧？」

「是，託耶醒了。」

「我去抽支菸，然後我們就走，」英韋說，「你照看下於爾娃，行嗎？」

我點點頭。看上去好像她自己已經找到事兒幹了，所以我可以一屁股坐進沙發裡，翻開那兒的一本雜誌。那些對音樂專輯的評論和樂隊採訪我沒什麼興趣看進去，於是放下了雜誌，拿起了他的吉他，它在沙發旁邊的一個架子上，在放大器和光碟盒子的前面。這是把黑色的芬德「播音員」（telecaster），相對說來還很新，但電晶體放大器是舊的音樂人。除此之外他還有一把哈格斯特倫吉他，放在上面的辦公室裡。我不假思索隨意地彈出一個和絃，這是鮑伊的《太空怪人》（ispaceoddity/i），我自己開始低低地哼唱起來。我沒有吉他很長時間了，這麼些年來我彈奏吉他從來沒有過比初級階段更高的水平，在十四歲時我曾想去中級班學一個月。但五年前花了高價錢買的架子鼓至少還在閣樓上，這次當我回卑爾根以後，或許會再把這愛好撿起來。

我想，在這裡只應當彈彈《長襪子皮皮》（ipippilongstocking/i）這類東西。

我放下吉他，又拿起一本流行音樂雜誌，正在這時卡麗·安妮手裡抱著託耶走下樓梯來。他咧開嘴笑著，身子前後搖晃。我站起來，向他們迎上去，然後彎下身子，對著他「波」了一聲，這對我是不熟悉和不自然的事情，我覺得自己突然變得很蠢，但這對笑得喘不過氣的託耶，那是一點關係也沒有，當他笑聲停下來後用充滿期待的目光盯著我，他是想再來一次。

「波！」我說。

「咯嘎嘎，咯嘎嘎，咯嘎嘎！」他說。

不是所有的儀式都有正式的過程，不是所有的儀式都有嚴格的定義，在日常生活當中也能有這樣的過程，只是讓自己感覺出它的吸引力並全身地投入進去，或者是很平常地突然間就獲得了。當這天清晨我邁步走到這棟房子的前面，跟在英韋后面向汽車走去時，就在一瞬間裡我彷彿步入了一個比我自己的故事更大的故事裡面。兒子們動身回家去安葬他們的父親，當我站在汽車那扇我要開啟進去坐下的門邊那會兒，我發現了自己是在故事當中，與此同時英韋正開啟後面的行李箱把手提包放進去，卡麗·安妮、於爾娃和託耶站在門口看著我們。灰白色的天空，天氣溫和，整個住宅區靜悄悄的。關上汽車後備箱的短促的砰響聲，撞在房屋另一端的牆壁上發出了迴音，聲音幾乎是急促、尖銳和清晰的。英韋開啟車門坐進去，彎身幫我開啟我這邊的門。我向卡麗·安妮和孩子們揮了揮手，然後鑽進車裡在座位上坐下，關上車門。他們也向我們揮手。英韋發動引擎，手臂搭在我的座椅背上開始倒車，再朝右邊往上開。然後他也向他們揮一下手，我們開上了公路。我身子往後靠著椅背。

「你疲倦嗎？」英韋說，「要是你願意的話只管睡。」

「確定嗎？」

「當然。如果我能放點音樂的話。」

我點點頭閉上了眼睛。聽到他摁下cd播放器，在儀表板下的那個小擱架上摸索一張光碟。發動機發出低低的轟鳴聲。然後光碟滑了進去，緊接著，傳出一段民謠式的曼陀林前奏。

「這是什麼？」我說。

「十六馬力樂隊，」他說，「喜歡嗎？」

「聽上去不錯。」我說，又閉上了眼睛。那種偉大故事的感覺煙消雲散。我們不是兩個兒子，我們是英韋和卡爾·奧韋，我們不是回家，是去克里斯蒂安桑，我們要去安葬的不是一個父親，是爸爸。

我不疲倦，我不會睡著，但像這樣坐著真舒服，最主要的是沒有任何壓力。當我們一起長大的時候，英韋是一個我可以跟他隨便聊天，沒有任何秘密的人，但到了某個時期，或許是在我進入了高中以後，這一切就變了，從那時候起當我們在一起談話的時候就很清楚地意識到他是誰和我是誰，所有自然的狀態消失了，我要講的每一個觀點，要不是預先有所準備就是事後要加以分析，最經常的是兩者都有，除了在我酒醉之後，那時候我又贏回了從前的自由。除了託妮耶和我的哥哥以外，對其他所有的人我都是這樣的，我不能就這麼坐在那裡同他們聊天，要是意識到那個場合太大，那我就坐在圈外。至於英韋是不是這樣，我不知道，但我覺得不是，當我看見他同其他人在一起的時候看起來不像是這樣的。他是否知道我是這樣的，我也不知道，但有人告訴我他是知道的。我常常感到我是不是虛假，或者是不真實，因為我從不玩一張公開的牌，總是坐在那裡預估和推測。我也不在乎這些事了，這已是我的生活了，但眼下，當爸爸死去，在這長途的汽車旅程開始的時候，我所明白了的一切是，我渴望從自己逃逸，要不然它會在我身上死死地守著我不放。

他媽的煩透了。

我坐直身子，在他放在那裡的一摞光碟裡掃了一眼。強烈衝擊（massiveattack），波提斯黑（portishead），blur，左外野（leftfield），鮑伊，勁草（supergrass），水逆（mercuryrev），皇后合唱團（queen）。

皇后？

從他小時候起就喜歡他們了，並且始終堅定不移，隨時隨地都準備好為他們辯護。我記得他是怎樣坐在自己的房間裡，用他的新吉他——那把黑色的萊斯·保羅（lespaul）仿製品，一個音符一個音符地仿效布萊恩·梅（brianmay）的一段獨奏，這吉他是他用成人堅信禮得到的錢買的，那段時期他還會收到皇后合唱團粉絲俱樂部寄來的會員期刊。他繼續等待著世界成為一個更理性的世界，給皇后一個應有的合理與公正。

我笑了。

當弗雷迪·默丘裡（freddiemercury）辭世後，令人震驚的並不是他被披露出是一個同性戀者，而是他是個印度人。

誰能想到呢？

車窗外的房屋開始變得有點稀疏零散。在快接近早晨的高峰期時，另一條車道上的交通流量有一段時間加大了，現在又開始減緩下來，慢慢地我們駛進了城市間無人居住的地帶。經過了一些很寬闊的金黃的麥田，大片大片的草莓地，一方方綠色的牧場，一些剛剛犁過的農田裡裸露著深棕色的，幾乎是黑色的泥土。之間也穿插著小樹林，村莊，幾條小河和幾個水窪這樣的地方。然後地貌景物的特徵變化了，幾乎進入了高山區域，覆蓋著綠色的植被，但沒有樹木，沒有耕種土地的地表。英韋把車開進了一個加油站，把油箱灌滿，把腦袋伸進車內問我想買點什麼，我搖了搖頭，但當他回來時，遞給了我一瓶可樂和一塊邦蒂巧克力。

「我們抽根菸吧？」他說。

我點點頭，從車裡鑽出來。那塊地方的最遠端有一張長凳，我們朝那裡走去。凳子後面有一條流動著的小溪，在不遠的溪流上游橫過一座橋。一輛摩托車呼嘯而過，接著是一輛拖拉機，然後又是一輛。

「媽媽到底說了些什麼？」我說。

「說得不多，」英韋說，「她需要時間把這些事好好理一理。但她很難過。我認為，想得最多的還是我們。」

「今天應當是博格希爾安葬的日子。」我說。

「是。」他說。

一輛從西邊過來的重型卡車開進了加油站，伴著一聲呻吟，車在另一端停下，一箇中年男子從車上跳下來，他把被風高高揚起的頭髮按下去，同時朝加油站的大門口走去。

「最後一次見著爸爸，他說他考慮當一個卡車司機。」我說，然後笑了。

「哦，是嗎？」英韋說。「什麼時候的事？」

「在冬天，是的，一年半以前。那時候我在克里斯蒂安桑寫東西。」

我扭開瓶蓋，喝了一口可樂。

「你最後一次見到他是什麼時候？」我說，用手背在嘴上一抹。

英韋凝視著道路另一邊的草坪，抽了幾口那根很快就要燃盡的煙。

「那應當是埃伊爾成人堅信禮的時候。去年五月。可你不也在那裡？」

「媽的，真是這樣，」我說，「這是最後一次。到底是不是那次吧？」

現在我突然對這點不確定了。

英韋把腳從長凳上放下，把飲料瓶蓋扭上，朝汽車走去，就在這時那個卡車司機從門裡出來了，胳膊下夾著一張報紙，手裡拿著熱狗。我把冒著煙的菸頭扔在人行道上跟著走過去。當我到車那裡時，車已經發動了。

「好了，」英韋說，「我們現在大概還有兩個鐘頭到。我們開到了以後再吃東西，這樣可以嗎？」

「行。」我說。

「想聽點兒什麼呢？」

他啟動了車，前後張望了幾次，然後我們又駛上了主幹道，車加速向前。

「沒什麼特別的，」我說，「你定吧。」

他放了勁草的歌。這張音樂是我在巴塞羅那買的，那是我跟著託妮耶去的，她要到那裡去參加一個歐洲廣播電臺的講座，後來在那裡我們看到了樂隊的真人，從那時候起在我寫作的時候就繼續放這一盤和其他幾個光碟的音樂。從那一年我猛地一下子感覺到心裡非常的充實。於是這一切已成為了記憶，我驚訝地想到。於是這一切又到了那個時刻：我在沃爾達晝夜不停地寫作，同時把託妮耶扔在一旁不管不顧。

再不能這樣了，後來她這麼說了，在我們住進卑爾根新居的第一個晚上，第二天我們要去土耳其度假。要是這樣的話我就離開你。

「事實上後來我又見了他一面，」英韋說，「在去年夏天，當時我和本迪克、阿特勒一起在克里斯蒂安桑。知道嗎，當我們的車開過的時候，他坐在倫丁根車站的候車亭。他樣子看上去有點精明狡猾的樣子喲，本迪克看見他時這麼說。這他沒說錯。」

「可憐的爸爸。」我說。

英韋看著我。

「要是有一個人不該憐憫的話，那就是他。」他說。

「我知道。但你明白我的意思的。」

他沒有回答。在最初的幾秒鐘已進入默然，繼續下去的便只會是沉默。我望著窗外的風景，這段貧瘠的未被開墾的土地，風變得強勁，接近海邊了。有漆成紅色的糧倉，白色的農舍，還有在田野裡帶著飼料收割機的牽引機。庭院裡有一輛沒有車輪的舊車，一個黃色塑膠球被風颳進院裡的籬牆下，放牧在斜坡上的羊群，離公路數百米遠的一輛火車在架高路基的鐵軌上慢慢駛過。

我一直猜想，我們倆和爸爸之間的關係有所不同。區別不是很大，但或許意義非同小可。我知道些什麼呢？有段時期爸爸與我很接近，我記得很清楚，那是媽媽去奧斯陸進修和在莫杜姆實習的那一年裡，我們和他一起住在家裡。對十四歲的英韋他好像已經完全放棄了，對我還繼續抱著希望。至少不管怎麼樣每天下午我得坐在家裡的廚房，在他做晚飯的時候給他做伴。我坐在椅子上，他站在電爐跟前煎著什麼東西，同時問著我各種的事情。受到老師表揚了嗎，今天我們英語課上學到什麼了，下午打算幹什麼事，我是否知道這個禮拜六足球超級聯賽是哪兩個隊對抗。我簡單地回答並在椅子上扭動著。也是在那個冬季他帶我去滑雪。英韋他愛幹嗎幹嗎，只要走的時候打個招呼，晚上九點半以前回家就行，我記得，那時真羨慕他。另外媽媽不在的這一年，這個時間往後延長了，因為入秋後爸爸會在早上上學以前帶我去捕魚，我們在六點鐘起床，戶外還像是在幽深的井裡那樣昏暗，很冷，特別是在外面的湖面上。我凍壞了想回家，但這是爸爸帶我出來的，抱怨沒用，說什麼都沒有用，那就只有忍著堅持住。兩小時以後我們才又回到家裡，那時我剛好趕上坐學校的公交車。我痛恨捕魚，我始終凍得要死，海水是刺骨的寒冷，是我去抓起飄在水面的浮標，再把頭一段漁網從海里提起來，同時他手操縱著船，那時要是我沒抓住浮標，他就衝我劈頭蓋臉地一頓辱罵，對，這樣的情況多次發生難得有個例外，我含著眼淚努力地試著去抓住那該死的浮標，與此同時他駕著船忽前忽後地這麼開著，在特羅姆島外秋天的陰鬱裡用他那雙惡狠狠的眼睛盯住我。我知道他這麼做是為了我的緣故，他絕不會為英韋做這樣的事的。

另一方面我也知道英韋四歲之前的生活，那時候他們住在奧斯陸的特蕾澤街，爸爸在上大學，晚上幹活兒值夜班，媽媽在上護士學校，那時候英韋在上幼兒園，那是美好的，或許甚至是快樂的日子。爸爸快活，英韋快活，當我出生時，我們搬到了特羅姆島，先是在霍夫一棟原來是軍隊住的舊房子，在靠著海邊的樹林裡，之後又到了蒂巴肯住宅區的房子，從那個時期我唯一聽到的一件事是，有一次我在外面的階梯上摔倒了，呼吸上氣不接下氣，昏厥過去，媽媽把我抱在懷裡跑到鄰居家去借電話，聯絡醫院，因為我的臉色變得越來越紫，那一次我哭喊得厲害沒完沒了的，最後我的父親把我舉起來摜到澡盆裡，開啟水龍頭用冰冷的水在我頭上衝下直到我停止哭聲。媽媽告訴了我那一段時間的事，這事過去以後，她給他下了最後通牒：再有這樣的一次，她就離開他。這樣的事再沒有發生過，她留下了。

爸爸試圖接近我，但這並不意味他不揍我或是不衝著我狂怒地大喊大叫，或者不找那些最難以想象的方式來懲罰我，但這一切意味著對爸爸的印象是含混不清的，或許在很大程度上對英韋是來講是很明確的。他對他的仇恨更深些，更簡單些。除此之外英韋和他的關係，我就不知曉了。想象著有了孩子的那一天對我來講這件事情會很複雜，當英韋告訴我卡麗·安妮懷孕了，我幾乎難以想象英韋將會是怎樣的一位父親，如果爸爸的精神傳承給了我們，深入了骨髓，或者說它們有可能——或許是以一種簡單的方式從內裡釋放出來。對我而言，英韋就是塊試金石：要是他沒問題，那我將沒問題。一切順利，在與孩子之間的關係問題上英韋身上找不到丁點兒爸爸的影子，一切都不一樣，而且似乎能一直保持下去。他從不拒絕他們，當他們需要陪伴或是需要幫助時，他總是給予他們足夠的時間，但也從不試圖接近他們，我的意思是他自身和他的生活沒有什麼需要他們填補的。他可以處理於爾娃的各種突發狀況，比如當她雙腿亂踢，身子扭動翻滾，大聲尖叫不想穿上衣服時，他很簡單地就把問題解決了。他同她一起在家裡待了半年時間，那時的這種接近讓他們互相認可對方，現在看來仍繼續保持著這種關係。不過英韋和爸爸也是我手上唯一的分析範例。

我們四周的景物又發生了變化。現在我們的車正在森林裡穿越。南部地區森林的樹木間散佈著光禿禿的岩石，山丘上長著雲杉樹和橡樹，白楊樹和白樺樹，不時有一塊暗黑的沼澤地，突然又是一片草甸，平坦的荒原上有排列緊密枝幹茂盛的松樹。我小的時候，常想象著海水升起來將樹林填滿，這樣一來那些斜坡和丘陵就成了小島，人們可以在這些島嶼之間行船和游泳。在孩提期間所有的那些幻想當中最令我神往的是這個：想著一切都在我施了魔法的水下面，想著在現在人走路的地方可以游泳，在候車亭和屋頂上游泳；或者潛入水下從一道門滑進去，漂游上樓梯，進入一個客廳；或者就在樹林裡穿越，遊在斜坡、岩石與老樹之間。在童年的某段時期裡，我最熱衷的一個遊戲是在溪流中築起一道堤壩，看著水面上湧漫流開去，淹過了苔蘚、樹根、青草、石頭，以及溪邊小徑上踩踏得發硬了的泥土。催眠下的臆想。更不要說我們發現的那個還未完全蓋好的房屋下的地窖了，那裡頭充滿了發著亮光的黑水，我們坐在兩個泡沫塑膠箱裡航行，大概是五歲的時候。催眠下的臆想。還有那冬季裡的冰，當我們在凍結的溪流上滑冰前行時，在晶瑩剔透的冰面下已結凍的那些草葉和枝幹，細枝條和一些小植物，盡在腳下。

當初如此巨大的吸引力哪裡去了？發生了什麼事呢？

那時候我的另一個幻想是從車子兩邊伸出兩根大鋸子，將開車所經之處的所有東西都鋸成兩截。樹木和街燈，房子和外屋，還有人和動物。如果有一個人正在等公交車，就會將他從中斬斷，上半截像鋸斷的樹幹般倒落，而兩腿和腰留在原地，斷面不停冒出血。

至今我對這個幻想還有親歷其境的真實感。

「下面就是森納了，」英韋說，「老是聽說這地方，但從來沒去過。你去過嗎？」

我搖了搖頭。

「上高中時有幾個女孩子是從那裡來的。但我從沒去過那裡。」

只有十公里的路程了。

緊接著，景色開始從鄉野風光變成我依稀記得的風貌，然後越來越熟悉，直至我看見窗外的景色完全與我心裡的那些影像吻合，感到彷彿是我們駛進了一種記憶。我們驅車在其間移動的過程，就是一幅幅來自青年時代的場景。車道通向沃格區，那是漢娜住過的地方，亨尼格·奧爾森冰淇淋工廠，鷹橋鎳礦公司，暗黑而骯髒，被四周死沉沉的山峰環繞，然後右邊是克里斯蒂安桑港，公交車站，輪渡總站，喀裡多尼亞旅館，奧德島上的大型筒倉。爸爸的叔父之前一直住在小鎮左邊那個區，後來因患老年痴呆住進了某個地方的老人院。

「我們先吃點東西嗎？」英韋說。「或者直接去殯儀館？」

「先把吃飯的事放放，沒問題，」我說，「你知道殯儀館在哪裡嗎？」

「埃爾韋街還是什麼別的街。」

「那我們得先在外面找到進去的路線。知道是哪一條車道嗎？」

「不知道。我們就這麼往前開，路上會有道路指示牌出現的。」

我們在十字路口的紅燈前停下了，英韋彎身向前，朝各個方向瞅。綠燈亮了，他換擋跟在一輛車斗上蓋著灰色骯髒篷布的小卡車後慢慢向前開動，同時不斷地往兩邊張望，卡車加快了車速，他注意到兩車的間距增大了，他坐直身子，也加快了車速。

「往下到那裡，」他說，朝右邊點了點頭，「現在我們得穿過隧道。」

「這無所謂的，」我說，「我們只要從另外一邊進去就行。」

這還真有所謂。當我們從隧道開出來進入橋上時，我曾住過的學生宿舍就在右側，我從路上就能看見它，而幾百米外的河的另一邊就是祖母的房子，我們這裡看不見的，爸爸就在前日死於此地。

他仍然在這座城市裡，他的屍體躺在某一個地方的某一個地下室裡，在陌生人的手下照應著，但是我們坐在這裡，在駛往殯儀館的一輛車上。他就是在我們看見的這些街道上長大的，直到幾天前他還從它們中間走過。我的記憶也同時從這裡漸漸鮮明，因為就在那不遠的地方是我就讀的高中，那裡有每個清晨和下午我都要穿過的獨立房住宅區，有愛便會讓人感到痛，在那所房子裡我有過那麼多的孤獨。

我哭了，但哭得不很厲害，只是幾滴淚沿著我的臉頰流下。英韋在看我之前沒有留意到。我揮了一下手像是把什麼趕走了一樣，很高興自己能發出聲來，我說：「在那兒向左拐。」

我們往下開進托里達爾路，路過兩個硬地球場，我十六歲的那個冬季在那兒的少年足球隊受過艱苦的訓練，經過舍於塔再往上到了東路的十字路口，我們順著過了橋，到了橋的另一端又再往右開，進了埃爾韋街。

「是幾號？」

英韋看著房子的門牌號碼，同時慢慢地往前開。

「在那裡，」他說，「現在就是找到停車場的問題了。」

在左邊的一所木頭房子門前，掛著一塊寫著金色字的黑色牌子。這就是居納爾提供給英韋的那個殯儀館的名字。在祖父過世時他們用的就是這一家，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一家人總是會用同一家殯儀館。那一次我身在非洲，在託妮耶的母親和她的丈夫那裡待了兩個月，祖父的葬禮之後我才知道這個訊息。爸爸是負責通知我的。但他沒有這樣做。不過在葬禮上他說他已經通知我，但我說我不能來參加。這個葬禮我是願意參加的，雖然實際上有些困難，但不是完全不可能，我願意知道在他過世當時發生的事情，而不是三週以後，那時候他已長眠地下。我對這件事很惱怒。但我又能做什麼呢？

英韋拐進了一條小岔道，把車停在了那裡的人行道上。我們很準確地同時鬆開安全帶的卡扣，很準確地同時開啟車門，相視一笑下了車。車外的空氣是溫暖的，但比起斯塔萬格這兒有些悶熱，天空有將要變得更黑沉的跡象。英韋朝停車場自動投幣機走去，我點燃了一支菸。外婆的葬禮我也沒有參加。那時我和英韋一起在佛羅倫薩。我們乘火車去的，住在一個便宜的家庭旅館，因為這一切發生在手機還沒有普及的時候，根本沒法聯絡上我們。我們歸家的那個晚上，阿斯比約恩坐在那裡喝著我們帶回來的酒，告訴了我們發生的事。所以我唯一參加的葬禮是外公的葬禮。我是扶棺人的其中一個，這是很完美的一個葬禮，教堂墓地在海灣上方的高地上，太陽照耀著，當媽媽在教堂裡講話時，當一切程式結束他已安葬入土後，當她在那敞開的墓穴跟前停下來的那一刻，我哭了。她獨自一人站在那裡，低垂著頭，綠草茵茵，下面遠處碧藍的海灣，水面如鏡，另外一面的山峰沉重幽暗赫然聳現，墓穴中油黑的泥土閃出亮光。

之後我們喝了肉湯。在一起咕嘟咕嘟喝湯的五十個人的嘈雜和喧鬧中，再沒有比鹽肉更能對付感傷的東西了，暖呼呼的湯水抵擋著情感的波濤。約恩·奧拉夫的父親馬格納講話時哭了，所以幾乎不明白他都講了些什麼。約恩·奧拉夫在教堂裡也試著要上臺講話的，他與外公平日是最親近的，但最終不得不放棄，因為他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我帶著有點僵直的雙腿往前走了幾步，朝街的上方望去，那裡幾乎沒有一個人，除了街道另一端的盡頭，城裡的一條商業街在那裡穿過，隔著距離遠遠看過去，那兒幾乎是黑壓壓的一片人群。煙霧在肺部裡瀰漫開來有刺痛感，當我幾小時沒抽菸又抽上時它總會那樣。大約五百米遠的地方一輛車停下了，一個人走下車來。他向前微曲著身子，向車內讓他在那裡下車的人揮手道別。他有一頭黑色的捲髮，有塊禿頂，可能是五十左右的年齡，穿一條淺棕色的燈芯絨褲和一件黑色的西服，一副細細的、四方形的眼鏡。當他走過來時我把身子扭到了一邊，這樣他就不能看到我的臉了，因為我已經認出了他，是我們高中一年級的挪威語老師，他叫什麼來著？菲耶爾？貝格？反正都一樣，我想，當他走過去以後，我又轉回身來。他是個熱情的好心人，但也有嚴厲銳利的一面，不常常顯示出來，但一旦顯露，我想會是很惡毒的一手。為要看手腕上的表，現在他把握在手裡的手提包完全舉起來，加快腳步，消失在了路的轉彎處。

「我也得抽一根。」英韋說，他在我的身旁停下。

「我以前的一個老師剛剛走過去。」我說。

「是嗎？」英韋說，點燃了一支菸。「他沒有認出你，是不是？」

「我不知道。我轉過身去了。」

我扔掉了手裡的菸屁股，在褲袋裡去摸索口香糖。記得那裡還有零散的一塊。果然在那裡。

「就這一塊了，」我說，「要不也給你一塊。」

「信你的話。」他說。

淚水已在近處，我注意到了這一點，做了幾次深呼吸，同時把眼睛鼓得大大的，為的是能看清楚些。剛才沒注意到斜橫在我們對面的階梯上坐著一位醉漢。他將頭抵靠在自己身旁的牆上，昏昏欲睡的樣子。他臉色黯黑，皮革般的皮膚，佈滿裂紋。油膩膩的頭髮，樣子就像頭上蓋著一堆抹布條，穿著很厚的冬季的夾克，雖然這時的氣溫至少有二十度，身旁還有一個裝破爛的口袋。他頭上方房子的檁條上停著三隻海鷗。當我的目光凝視著它們時，其中一隻揚起頭髮出一聲尖叫。

「好了，」英韋說，「我們馬上行動吧？」

我點點頭。

他手指頭一捻把香菸扔掉，我們開始往下走去。

「我們到底需不需要什麼預約？」我說。

「沒有，我們不需要這個，」他說，「但用不著這樣急迫吧？」

「肯定一切順利。」我說。

在樹木間的一瞥裡我可以看到一點下面的河流，當我們拐過路口，所有的招牌，商店的櫥窗，還有在女王街上跑著的汽車，盡在眼前。灰色的人行道，灰色的建築物，灰色的天空。

英韋推開殯儀館的門，走了進去。我跟在他後面，把門在身後關上，當我再回過頭來，已是面對這個接待室一樣的房間了，一個沙發，幾把椅子，沿著一面牆放著一張桌子，另一面牆那裡是一張辦公櫃檯。那裡沒有人，英韋向那裡走過去，朝裡面的房間裡張望，用指關節在玻璃的隔板上敲了幾下，那會兒我正站在地板中央。短一點的那堵牆上的那道門開了一條縫，我看見房間裡有個穿黑西服的身影。他看上去年紀不大，比我還年輕。

一個淺色頭髮的女人出來了，近五十歲的樣子，肥碩的臀部，她在櫃檯後坐了下來。英韋同她說了幾句話，我沒聽見他說的什麼，只是聽到他的聲音。

他轉過身。

「很快就會有人來，」他說，「我們得坐下等五分鐘。」

「聽上去我們像是去看牙醫。」當我們各自在椅子上坐下，往那屋裡瞅的時候，我這麼說了一句。

「如果是這種情況的話，他就該在我們的心口鑽窟窿了。」英韋說。

我笑了。想起了口香糖，我把它從嘴裡拿出來，藏在手裡同時尋找著扔掉它的地方。沒地方可扔。我從桌上的一張報紙上揪下一小片，把口香糖放在裡面捲了幾下，然後把這小紙團放進自己口袋裡。

英韋的手指在椅子的扶手上敲打著。

想起來了，我還參加過一次葬禮。我怎麼能把這給忘了呢？這是一個青年人的葬禮，教堂裡的氣氛喧鬧混亂，有啼哭、嚎叫，有呼喊、呻吟，有抽噎和啜泣，但也有哈哈笑聲和嘻嘻的竊笑，像波浪一樣時起時伏，一聲呼喚就可能觸發一輪新的情感風暴大崩潰，那裡面就是一場暴風雨，所有的一切都來自於放置在神壇上的那個白色靈柩，那裡面躺著謝蒂爾。他是車禍身亡的，在一個凌晨，他伏在駕駛盤上睡著了，車衝到了馬路外撞進一道柵門，一根鐵棍從他的腦袋裡穿過。那年他十八歲。他是個大夥兒都喜愛的人，一個總是樂呵呵的人，對所有的人都沒有威脅。我們中學畢業後，他同揚·維達爾一樣開始上職業學校，這就是他為什麼這麼早開車外出，他在一家麵包房工作，每天清晨四點鐘開始。當我在收音機裡聽到車禍訊息時，首先想到的是揚·維達爾，當我明白不是他時鬆了口氣，但也難過，但沒有我們以前那個班上的那些女同學那樣難過，她們表現出了完全難以抑制的悲傷，我是知道這一點的，因為在出事以後為了以班上的名義送花圈，那幾天是我和揚·維達爾一起挨個兒登記名字和收錢的。要說我完全適合這個角色還說不上，好像我這樣做需要有一種與謝蒂爾的交情，而我並不具備這種權利，於是我保持低調，當我和揚·維達爾一起開車在島上轉悠時，我盡最大可能把自己放在最不起眼的位置，他悲傷、憤怒，心懷內疚。

我對謝蒂爾記得很清楚，任何時候他都可以出現在我眼前，在我的心底聽到他的聲音，但在我認識他的四年裡只有一件具體發生過的事情還留存於心，這完全是件不值一提的小事：在學校的公共汽車上有人用立體音響播放瘋狂樂隊（madness）的《我們的房子》（iourhouse/i），站在我旁邊的謝蒂爾笑那個主唱唱得太快了。其餘所有的事我全忘了。但在地窖裡我還有一本他借給我的書，《駕照考試abc》。扉頁上還有他，同時也是我們這一代人幾乎都有的那種幼稚的筆跡。我應當把這本書還回去，但還給誰？這書肯定是他父母最不想看到的東西。

他和揚·維達爾讀過的學校離我和英韋現在坐在這兒等候的地方只有一個街區的距離，除開兩年前的幾個星期外，從那次以後我幾乎沒有到過此地。一年在挪威北部，半年在冰島，在英國也是差一點半年，一年在沃爾達，九年在卑爾根。除了巴森我還保持偶爾的聯絡外，再沒有與我住在這裡時的其他人有過接觸。我最老的一位朋友是埃斯彭·斯蒂蘭，是我十年前在卑爾根學習文學研究基礎課時認識的。這並不是一種有意識的選擇，但結果就是這樣。對我來說克里斯蒂安桑是個沉落了的城市。那時候我認識的幾乎所有的人，都還繼續在這裡居住和生活，在我的腦海裡留存一些記憶，但並不含有情感因素，因為對我來講克里斯蒂安桑的時間已經停在了我高中結束的那個夏天，從那裡離開便算是一個了斷。

自從我們進房間門的那一刻起，那隻蒼蠅就在玻璃窗戶上嗡嗡地撞來撞去，突然屋內的沉悶氣氛改變了。我用眼睛追隨著它在天花板下面那兒兜了幾個圈子，然後停在黃色的牆壁上，輕輕再起身，繞著我們劃出了一個小小的弧形，最後落在了英韋沒有用手敲打著的那個椅子的扶手上。前腿往前伸出又收回接著雙腿交錯，重複好幾次，好像它是在把什麼撣落下來，然後向前走幾步，做了一個小小的騰躍入空，翅膀簌簌有聲，落在了英韋的手背上，自然是隨著手的一個短促抖動再是一揮舉，於是蒼蠅倏地逃逸而去，然後就以一種幾乎是令人心煩的方式在我們的身前身後轉悠。最後它又歇在了那頭的窗戶上，以令人困惑的軌跡在那上面爬上去又爬下來。

「實際上我們還沒說起過怎樣安葬他，」英韋說，「我說，你考慮過這事嗎？」

「你是說是按照教堂傳統儀式還是一般的公民葬禮？」

「是的，比如說這個。」

「沒有，我還沒想過這事。那，我們有必要現在做決定嗎？」

「我們不必這麼做。但我想，快了。」

當那個穿西服的年輕人在半敞開的門那兒經過時，我又掃到了他一眼。我立刻想到或許屍體就在這裡。他們是把死者遺體運到這裡來安排換衣修容。要不他們會上哪兒去做呢？

好像那裡面有人已經注意到了我，門關上了。又好像門的移動是經由某個秘密系統調節的，所以在同一瞬間，對著我們的那道門又開啟了。一個可能年齡在六十五六歲的胖男人從門裡跨出一步，黑西服白襯衣，衣著完美無瑕，他看著我們。

「克瑙斯高？」他說。

我們點點頭，站起身。他說了他的名字，與我們一一握手。

「跟我來。」他說。

我們跟著他進到一個辦公室，面積大小適中，窗戶對著外面的街道。椅子是深色的木頭，黑色的皮坐墊。他坐在後面的那張寫字檯很寬大，也是黑顏色。他的左側放著一個多層的放紙張的擱架，它的旁邊是電話，除此之外桌面上空空如也。

不對，不完全是這樣，靠近我們的這一側，桌邊上放著一個舒潔紙巾盒子。是啊，這是很實用，但從效果上來講是否有點嘲諷意味？看著它，人也就看到了一天當中所有到這裡來的那些哭哭啼啼的人們，於是明白了每一個人各自的悲傷並非不一樣，不是那麼獨一無二無可匹敵的，因此也就不是特別的有價值了。舒潔紙巾盒在這裡是對哭泣、對死亡的一種誇張了的標記。

他看著我們。

「我能幫你們做些什麼？」

他下顎下一疊厚厚的曬黑了的皮膚褶子吊掛在潔白的襯衣領外面。灰白的頭髮梳理得一絲不亂。一道陰影落在他的臉頰和下巴上。他的那條黑領帶不是掛著的，而是躺著的，沿著他肚子隆起的曲線平躺著。他是個胖子，但也是結結實實的那種，沒有什麼東西能讓他挪動，一副一言九鼎的架勢，所以也是安全和可信賴的。我喜歡他。

「我們的父親昨天去世了，」英韋說，「我們想知道，是的，你們是否能接手來具體操作這件事。葬禮以及接下去的一系列事務。」

「可以的，」殯儀館的這位職員說，「那我們先開始填寫一張表格。」

他開啟寫字檯的一個抽屜，拿出一張紙來。

「在我們祖父去世時用的就是你們這家。覺得你們很專業。」英韋說。

「我記得這事，」他說，「他是個會計，對吧？我跟他很熟。」

他把放在電話旁邊的一支筆拿起來，抬頭看著我們。

「我現在需要一些有關你們的資料，」他說，「你們的父親叫什麼名字？」

我說出了他的名字。一種奇怪的感覺。不是因為他死了，而是因為有許多年我沒有說過這個名字了。

英韋望著我。

「不是……」他說得很謹慎，「他幾年前改名字了喲。」

「哦，我把這事忘了，」我說，「的確如此。」

他換了一個很蠢的名字。

因為他自己就是一個蠢人。

我垂下眼睛，眨了幾下。

「你們有他的身份號碼嗎？」殯儀館的這位職員說。

「沒有，不全有，」英韋說，「抱歉。但他是1944年4月17號出生的。然後我們會去找出後面的幾個號碼，要是有這必要的話。」

「沒問題的。地址？」

英韋把祖母的地址告訴了他。然後他瞅瞅我。

「不過，不敢肯定這是他對外正式的地址。他死在他母親的家裡。之前他住在那裡。」

「我們會弄清楚的。現在我也需要你們的姓名。一個我可以聯絡到你們的電話號碼。」

「卡爾·奧韋·克瑙斯高。」我說。

「英韋·克瑙斯高。」英韋說，把自己的電話號碼給了他。當他把這些都記下來之後，放下筆，又看著我們。

「你們考慮過如何來安排這個葬禮嗎？想沒有想過什麼時候舉行葬禮合適，以及什麼形式的葬禮？」

「沒有，」英韋說，「我們沒考慮過。但一般不是在逝世後的一週之後安葬嗎？」

「對，通常是這樣。那麼可能下週五或許就合適？」

「行，行，」英韋說，他望著我，「你說呢？」

「星期五不錯。」我說。

「那我們先就這麼定了。要說到那些具體細節時，我們可以再碰面，對吧？要是這樣的話，假如葬禮是在星期五，那下週的前幾天就有事要安排。或許我們就在星期一把一切都決定下來。這時間合適嗎？」

「好，」英韋說，「或許我們可以早點開始？」

「可以。那我們九點鐘見面？」

「九點好。」

殯儀館職員把這些都記在了一個本子上。當他寫完以後，站起身來。

「現在我們就接手這件事了。要是你們有什麼不清楚的地方，儘管給我來電話。任何時候都行。下午我就外出去我的度假屋，整個週末都在那裡，但我帶著手機，你們只管來電話。別有什麼顧慮。那我們星期一見了。」

他伸出手來，我們先後同他握手，然後我們走出房間，他簡短地笑了一下點點頭，門在我們身後關上。

當我們來到外面的街道上，開始朝車那兒走去時，有什麼東西發生了變化。我看見的是，我們被四周包圍著，眼裡的視線變得模糊，我就像是被推進了背景裡，我的周圍彷彿有一個隔絕的地帶，所有的意義被抽去只有一片空白。世界沉陷下去了，這是我的情感，但我已對它完全不在意了，因為爸爸死了。辦公室裡所有的那些細節完整無缺、生動而清晰地出現在我的意識裡，與此同時外面城市的景物卻灰濛濛一片依稀模糊，我經歷了這些事，因為我別無選擇。我的想法沒有改變，但我的內心變了，唯一的區別是現在需要有更大的空間，因此要把外面的現實世界從自己身邊推開。除此之外我不能有別樣的解釋。

英韋彎下身去開車門。我注意到有一條白色的帶子繞著車的門邊直到車頂，帶子閃著亮光，就像人們用來包紮禮物的那種緞帶，但這是可能的麼？

他給我開啟車門，我坐了進去。

「過程還算順利。」我說。

「是啊，」他說，「現在，我們開車去祖母那裡嗎？」

「我們去吧。」我說。

他打了方向燈後將車開上路，先向右拐了個彎，又向左再拐彎，進入女王街，很快地，從橋那裡我們看到了祖父母的房子，黃顏色，就在海邊停泊船隻的小碼頭上面那道斜坡的最高點。往上到庫霍爾姆斯路，進入一條小街，街面很窄，得先把車往下開出一小段然後再往後倒到可進入這條街的街口，然後才可以再往上開，把車停在房子的階梯跟前。這一整套行動在我的成長時期我看見父親或許做過有上百次，看到英韋現在的停車過程也是完全的一模一樣，眼淚馬上又湧上了意識的邊緣，腦子裡只是這麼猛地一個拉扯阻止了它的發生，一切又恢復正常。

當我們開上那個小坡時兩隻大海鷗從階梯上飛起。車庫門前的那塊地方滿是垃圾紙箱和垃圾袋，這就是海鷗正忙活著的物件，把各種各樣塑膠類的東西都撕扯了出來，它們四處搜尋著可吃的東西。

英韋關掉了發動機，但仍然坐在那裡。我也坐在原處不動。外面的花園枝葉蔓延雜草叢生。草坪上及膝的野草，灰黃的顏色，有些地方已經被雨水淋得倒伏塌下。荒草蔓延滲透到各個地方，遮掩住了所有的花圃，假如我不知道花朵是長在什麼地方的我就沒法看到它們，現在我只好從這兒或那兒顏色的斑塊隨便猜測一下。一輛生鏽的小推車躺在最靠近籬牆的這一邊，看上去已經被生長的荒草蔓藤纏繞在一處。那些樹下面的泥土被腐爛了的梨和李子弄成了棕紅色。蒲公英四處瘋長，我看見，在個別的地方一些小樹也長起來了。我們好像是停在了林間的空地上，而不是在克里斯蒂安桑市中心的一棟獨立房跟前。

我微微向前躬身，朝上看那房子。防水板都溼透了，一些地方的油漆脫落下來，但房子沒有明顯要倒塌的跡象。

幾滴雨水打在車窗上。車頂和引擎蓋上有輕微的噼啪聲響。

「看樣子，居納爾不在這裡，」英韋說，鬆開了安全帶，「但他不時地要上這裡來的。」

「他應該在上班。」我說。

「休假期儘管降雨量的數字會增加，但會計們手裡的數字不會增加。」英韋說話的語調幹巴巴的。他抽出車鑰匙，把鑰匙串放進了夾克兜裡，開啟車門下去了。

我寧願就這麼坐在這裡，但自然這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我也像他一樣下了車，又甩上了車門，朝上望了望二樓廚房的窗戶，我們來這裡時祖母的目光總是在那裡與我們相遇。

但今天沒有。

「希望我們來的這會兒，門是開著的。」英韋說。走上了曾經油漆成深紅色的，但現在已經是灰顏色的六個階梯。兩隻海鷗站在鄰居的房頂上，眼睛密切地追隨著我們的一舉一動。

英韋按下門把，把門往裡一推開了。

「媽的，我的天。」他說。

我爬上階梯，跟在他身後進了門，來到了前門廳裡，我得立刻把頭掉開。那裡面的氣味令人無法忍受。腐爛和尿的臊臭味兒。

英韋站在廳裡四下張望。鋪在兩牆間的藍色地毯上滿是汙穢的斑塊和漬印。那與牆壁相連的敞開的衣櫃裡滿是酒瓶和裝著酒瓶的袋子。衣服到處散亂地扔著。更多的酒瓶、衣架、鞋、沒有開封的信、廣告雜誌和塑膠袋散落在地板上。

最糟糕是那惡臭味。

該死怎麼能有這種氣味？

「他把一切都毀了。」英韋說，緩緩地搖著頭。

「是什麼氣味呀，他媽的這麼難聞？」我說。「有什麼東西在哪裡躺著腐爛發臭吧？」

「快走，」他說，朝樓梯走去，「祖母在等著我們。」

樓梯走到一半，階梯上又是空酒瓶了，或許每一級梯上有五六個，但越是靠近二樓平臺那裡瓶子就越多。屋門外的二樓平臺已經幾乎被酒瓶和裝著酒瓶的袋子蓋滿了，樓梯繼續往上通向三樓，那是祖母和祖父以前的臥室，這每一級梯上也滿是酒瓶，除了中間幾釐米寬的地方空著，那是為下腳留出來的地方。大多數是1.5升的塑膠瓶和伏特加酒瓶，也有些其他牌子的酒瓶。

英韋開啟了門，我們走進客廳。鋼琴上放著酒瓶，鋼琴下放著的一個袋子裡也滿是酒瓶。通向廚房的門開著。她總是坐在那裡的，這一天也同樣，在廚房的桌子跟前，眼光落在桌上的盆花上，手上一支冒著煙的香菸。

「嗨。」英韋說。

她抬起眼睛。最初她的眼裡沒有認出人的反應，但接著眼裡有了閃光。

「是你們來了呀，孩子們！我想我是聽到了有人進門來了。」

我嚥下一口口水。她的眼珠完全陷入了眼眶裡，突出的鼻子就像枯瘦的臉上突起的一個鳥嘴。皮膚蒼白皺紋密佈。

「我們聽到發生的事情後就儘快趕來了。」英韋說。

「是的，啊，簡直太可怕了，」祖母說，「但你們現在這裡。這樣，就真太好了！」

她身上穿的衣裙汙漬斑斑，空蕩蕩地掛在看上去令人不舒服的瘦骨嶙峋的身軀上。衣衫的意義在於蓋住身體，在胸部最上方的一片，顯現出了皮膚下冒出的肋骨。肩胛和臀部的骨頭凸出在外。手臂就只是皮包骨了。手背上流動著的血脈像細細的、深藍色的網路。

她身上有股尿的臊臭味。

「你們要喝點咖啡嗎？」她說。

「喝點吧，謝謝，」英韋說，「或許這不是個壞主意。但我們自己來弄吧。小壺在哪裡？」

「我其實是知道它在哪兒的。」祖母說，她朝自己身子周圍張望著。

「在那兒。」我說，指著桌子。壺的旁邊有一張紙條，我把腦袋稍稍偏了一點這樣我好看清楚上面寫的什麼。

孩子們十二點鐘來。我一點左右下來。居納爾

英韋取來燒水的小壺，走到水槽那兒去倒掉咖啡渣子。那裡面堆滿了沒洗的髒餐盤和玻璃杯。沿著整個廚房的案桌都是包裝食品的紙或袋子，大多是用微波爐加熱就可以吃的那種食品，其中有很多剩菜飯。在這些亂七八糟的食物當中還立著酒瓶，一些喝得瓶底只剩下幾滴，一些還剩下半瓶，還有幾瓶沒開的，也有烈酒瓶，在酒類專賣店賣的最便宜的伏特加，一些半升裝的upperten混合威士忌。到處都有幹了的咖啡渣子、奶油、沒吃完的幹縮了的食物。英韋把那其中一堆食物包裝紙或包裝盒推到一邊，舉起幾個餐盤，把它們放在案桌上，然後把壺裡的咖啡渣沖掉，重新灌了水。

祖母還是像我們剛才進屋時那樣坐著，目光落在她面前的桌上，但現在手裡的煙滅了。

「你有咖啡在哪裡嗎？」英韋說。「櫃子裡？」

她抬起頭。

「什麼？」她說。

「哪兒有咖啡？」英韋又說了一次。

「我不知道他把它放在哪裡了。」她說。

他？是爸爸嗎？

我轉身走進了客廳。我一直記得，這裡只有在宗教日或其他有特殊意義的日子才使用。現在爸爸的大電視放在地板中央，大皮椅中的兩張被拉出來放在電視跟前。一張小桌上擺滿了酒瓶、玻璃杯、菸絲盒，在這些東西之間是被塞得滿滿的菸缸。我走過小桌，進到了客廳的最深處。

靠著牆的組合沙發跟前堆著些衣服。我看見有兩條褲子和一件夾克，一些衛生褲和襪子。它們發出惡臭的氣味。那兒也有幾個打翻了倒在地上的酒瓶，菸草盒，幾塊幹了的圓麵包，和其他一些雜物垃圾。我慢慢地走過它們。沙發上有糞便，屎像漿糊般抹得到處都是，也有些塊狀的。我向那些衣物彎下身。上面也糊滿了屎尿。地板上有一張床墊，上面好些地方侵蝕開大片的形狀不規則的痕跡。

是尿漬吧？

我感到了有種想摔東西的衝動。把桌子舉起來，扔到窗外去。拉扯下擱架。但我是那麼軟弱周身無力，我能做到的只是把自己一點點地挪到窗戶邊。把額頭抵在玻璃窗上望著下面的花園。翻倒在地的花園傢俱上的油漆幾乎完全剝落了。它們看上去倒像是從地面上長出來的什麼東西。

「卡爾·奧韋？」英韋站在門口那兒說。

我扭過身走了回去。

「那裡面完全是一塌糊塗。」我說，聲音很低，這樣她聽不見的。

他點點頭。

「我們和她在一起坐一會兒。」他說。

「ok。」

我走進去，把桌旁邊她對面的一把椅子拉出來坐下。廚房裡充滿了撲哧撲哧的聲音，是從一個近似於恆溫器的裝置發出來的聲響，或許它將會自動關閉電爐。英韋在桌面短的那一側坐下，從不知什麼原因還沒有脫下來的夾克裡掏出了一包煙。我注意到了，其實我也還穿著外套。

我不想抽菸，感覺它很髒，同時我又很需要它，我把香菸找了出來。我們倆在那裡坐下來，對祖母起了一種推動的作用。她的眼睛裡再一次閃現了光芒。

「那麼，你們今天是一直從卑爾根開車過來的嗎？」她說。

「從斯塔萬格來的，」英韋說，「我現在住在那裡。」

「但我住在卑爾根。」我說。

我們身後電爐上的小壺噗噗地響著。

「原來是這樣，懂了。」她說。

屋內沉寂下來。

「孩子們，你們想喝點咖啡嗎？」她突然說。

我和英韋目光對視。

「我已經燒了一點水，」英韋說，「馬上就好了。」

「哦，是啊，你燒水了呀，」祖母說。她的眼睛落在自己了手上，一個很大的動作，好像她現在第一次注意到手裡拿著的煙，她抓起打火機，把香菸點燃。

「你們今天是一直從卑爾根開車到這裡來的嗎？」她說，在看著我們之前，她啪嗒吸了好幾口煙。

「從斯塔萬格來的，」英韋說，「只要四個小時。」

「是啊，現在的路好多了。」她說。

於是她嘆了口氣。

「啊呀呀。生活就是混鬥（奮鬥），這老太太這麼說，她不會發f的這個音。」

她笑了一下。英韋微笑了。

「喝咖啡最好有點東西就著吃，」他說，「我們下面車裡有點巧克力。我去拿來。」

我真想對他說他別去了，但當然這不可能的。當他在門那裡消失時，我站起身來，把剛剛開始有點燃著的煙放在了菸缸的邊沿上，朝電爐那裡走去，把小壺往電爐盤上摁了摁想讓水快點開。

祖母又陷回到了原先的她自己，朝下凝視著桌面。她躬著背坐在那裡，耷拉著兩個肩頭，身子一前一後微微地晃動著。

她可能在想什麼呢？

什麼都沒有。腦子裡面空空如也。不可能有什麼。只有寒冷和黑暗。

我鬆開放在小壺上的手，四下尋找著咖啡罐。在案桌上靠冰箱的這邊沒有，在案桌另一端的水槽旁邊也沒有。或許在碗櫃裡？要不是在……啊，不，英韋早就把它找出來了，但他把它放在哪兒了呢？

在那兒，真見鬼。他把它放在排氣扇上面，那裡放著好些舊的玻璃調味瓶。我把它拿下來，把燒水壺從電爐上拿開，雖然水還沒有完全開，開啟蓋子，放進幾勺咖啡。咖啡很乾，看上去已經不新鮮了。

我抬起頭來時，祖母坐在那裡正盯著我看。

「英韋去哪兒了？」她說。「他該不是走了吧，是不是？」

「沒有，」我說，「他只是到下面他車那裡去一趟。」

「哦。」她說。

我從抽屜裡拿出一把叉子，在鍋裡去攪了攪，把叉子在爐盤上敲了幾下。

「現在就讓它這麼煮一會兒讓味道出來，咖啡馬上就好了。」我說。

「那個早晨我上去的時候他坐在椅子上，」祖母說，「他一直這麼靜靜地坐著。我試著叫醒他。但他不醒。一張慘白的臉。」

我有了一種想嘔吐的感覺。

聽到了樓梯上英韋的腳步聲。我開啟碗櫃想找個玻璃杯，但那裡沒有。它們都躺在洗碗槽裡，要用它喝水我甚至連這麼想想都受不了，於是我向前彎下腰，直接就著水龍頭喝，這時英韋走了進來。

他已經脫下了夾克。他手裡拿著兩塊邦蒂巧克力和一包駱駝牌香菸。坐下來撕下了一塊巧克力的包裝紙。

「你要一小塊嗎？」他對祖母說。

她看著巧克力。

「不用，謝謝，」她說，「你們自己吃。」

「我不想吃，受不了，」我說，「但至少咖啡好了。」

我把壺放到桌上，再開啟碗櫃，找出三個杯子。我知道祖母咖啡是要放糖的，又把另一面牆上的那個長碗櫃開啟，那是放食物的地方。有兩塊半截的長麵包，上面幾乎全長了綠黴，一袋發了黴的圓麵包，幾袋速食湯、花生，三包應該放置在冰箱裡的加有面條的即食食品，烈酒，同樣的廉價牌子。

還是別動它們的好，我想，我又重新坐下來，舉起裝咖啡的壺，把它灌進了杯裡。咖啡沒有衝出味道來，只是淺棕色的水，裡面含有許多小顆粒。我開啟壺蓋，把它倒了回去。

「你們在這裡太好了。」祖母說。

我開始哽咽了。我深深吸進一口氣，動作做得非常小心，手捧著腦袋，來回地揉搓著，像是一副很疲倦的樣子，而不像在哭泣。但不管是什麼祖母也不會留意到的，她已經又消失在了自我當中。這一次或許持續了五分鐘之久。英韋和我都沒吭聲，喝著咖啡，凝視著各自的前方。

「啊呀呀，」她說，「生活就是混鬥（奮鬥)，這老太太這麼說，她不會發f的這個音。」

她一把抓起那個紅色的捲菸器，開啟菸絲盒，彼得洛（petterøe）牌薄荷菸絲，她把菸絲飛快地壓進捲菸器裡，把空紙卷放在一端的小卷筒裡，封好口，再用力把它推出來。

「或許我們去把行李拿進來，」英韋說，看著祖母，「我們可以住哪裡？」

「下面那間大的臥室是空的，」她說，「你們可以在那裡睡覺。」

我們站起身來。

「那我們現在到車那裡去一趟。」英韋說。

「是嗎？」她說。

在門前我站住了，向他轉過身。

「你在裡面看過了嗎？」我說。

他點了點頭。

當我們走下樓梯時我忍不住大放悲聲，這一次就別提要去掩蓋自己的哭泣了。整個胸腔劇烈起伏，渾身顫抖，我呼吸急促，透過全身發出了深深的抽泣聲，臉部變形鬆垮下來，我完全失控了。

「嗚嗚嗚……」我哭著，「嗚嗚嗚……」

我注意到英韋已經站在了我身後，我強迫自己繼續向下走完樓梯，經過過道，出門去汽車那裡，當走在房子和與鄰居相隔的籬牆間那狹長的草坪上時，我的心裡繼續翻騰著。抬起頭望著天空，我試著深深地勻速地呼吸，做了好幾次以後身體不再顫抖了。

當我平復過來之後，英韋正彎腰站在開啟的後備箱後面。我的行李放在他身旁的地上。我拿起行李，拎著它走上階梯，在過道的地板上把它放下，朝英韋轉過過頭去，他肩上背一個包，手裡提一個袋子跟在我身後進了門。在戶外幾分鐘的新鮮空氣後，這屋裡面的惡臭味兒變得更重。我開始用嘴呼吸了。

「我們，是不是要住在那裡面？」我說，頭朝著祖母祖父最後十幾年住的那間臥室點了點頭。

「我們先看看那裡面是怎樣的一個情況。」英韋說。

我開啟門，往裡瞅瞅。房間裡一片狼藉不堪，這就是說眼前的畫面是，衣服、鞋、皮帶、手提包、梳子和化妝包扔得到處都是，在地板上，在床上，在五斗櫃上，塵埃和灰塵結成的球到處都是，但倒不像上面客廳裡那樣的不堪入目。

「你覺得怎麼樣？」我說。

「我不知道，」他說，「你認為他睡在哪裡？」

他開啟了旁邊的一道門，那曾經是埃爾林的房間，走了進去。我跟隨其後。

地板上滿是垃圾和衣物。一張桌子看樣子是被擊碎成了幾塊，堆在窗戶下面。紙張和未開封的信一大堆。一定有人嘔吐過了，一塊幹皺了的黃紅色的陷痕，就在床面前那裡的地板上。衣服上骯髒不堪，那暗紅色的汙漬一定是舊的血跡。一件衣褲的內裡是黑色的糞便。所有的東西都有一股尿騷味。

英韋大步走到窗前，開啟了窗戶。

「這看上去就像是吸毒者在這裡住過，」我說，「看上去就是他媽該死的吸毒者在這裡。」

「是這樣。」英韋說。

在床和門之間靠牆的那個五斗櫃很奇怪地沒有被動過。上面放著爸爸和埃爾林戴著黑色的學生帽的照片，那一定是在大學錄取後照的這張像。引人注目的是沒有鬍鬚的爸爸跟英韋樣子很像。同樣的嘴唇，眼睛上面那部分也一樣。

「他媽的我們該怎麼辦？」我說。

英韋沒有回答，他打量著屋內的四周。

「我們來收拾。」他說。

我點點頭，走出了房間。開啟通向洗衣房的門，沿著樓梯有一個隔間，一直連到車庫那裡。當我吸進了那裡面的空氣時，我開始咳嗽。地板中央有一大堆衣物，與我的身高一般高，幾乎抵著天花板了。腐爛惡臭味兒應當就是從那裡發出來的。我扭開電燈。毛巾，床單，桌布，褲子，毛衣，裙子，內褲，他們把這一切都拋扔在了那裡。最下面一層的不僅發了黴，它們全腐爛了。我蹲下去，把手指戳進去攪了攪。裡面是黏糊的，溼漉漉的。

「英韋！」我說。

他來了，在門邊站下。

「瞧這裡，」我說，「臭味就是從這裡發出來的。」

在上面的樓梯上聽到了腳步聲。我站起身。

「我們得出去，」我說，「這樣她就不會覺得我們在四處窺探。」

她下來的時候我們正站在地板中央的行李前面。

「你們可以住在那裡面嗎？」她說，開啟了門，朝裡面張望。「我們把裡面都收拾一下，那還是可以的。」

「我們想了想還是閣樓上的那房間，」英韋說，「你認為可以嗎？」

「那也是可以的，」她說，「但那上面我很久沒上去過了。」

「我們上去看看。」英韋說。

閣樓上的那個房間，很久以前曾是祖母和祖父的臥室，但在我的記憶裡，這裡一直是作為客房使用的，這是整棟房子裡他唯一沒碰過的房間。那裡面所有的一切都保持著原樣。地板上蓋著一層灰，被褥或許有一點被封閉久了的味道，但一點不比人們自從上一個夏天就離開了沒在裡面待的那種度假屋的情況更糟糕，在經歷了樓下的那一系列噩夢後來到這裡，覺得一陣輕鬆。我們把行李放在地板上，我把我的西服掛在一個櫃子的門上，英韋走到窗戶那裡，把手臂撐在窗臺上望著窗外城市的風光。

「我們可以先把所有的瓶子都清除掉，」他說，「趕快去商店把瓶子換了，這樣我們也可以出去透透氣。」

「就這樣。」我說。

當我們下到廚房那裡時，聽到了外面有一輛車開進來了的聲音。是居納爾。我們就站在那裡，等著他上來。

「你們來了！」他說，笑了。「上次見面後，好久不見了。」

他的臉孔被太陽曬得黑黑的，頭髮發亮，身上的肌肉發達。他的身體保養得很好。

「孩子們到這裡來了，我想我真高興。」他對祖母說。然後他又轉身向著我們。

「太可怕了，一塌糊塗，這就是發生在這裡的一切。」他說。

「是的。」我說。

「你們已經把到處都看了一圈吧？那你們就看見了他是怎樣照管這個家的？」

「是。」英韋說。

居納爾搖著頭，怨恨交加地。

「我不知我該說什麼，」他說，「但他是你們的父親。對於他發生在他身上的這一切我很難過。你們一定知道了下一步該怎麼做吧。」

「我們要把整個房子上上下下地洗刷乾淨，」我說，「從現在起我們接手這一切。」

「很好。今天早上我把廚房裡最糟糕的一部分都解決了，扔了些垃圾，但當然，還剩下一些。」

他簡短地笑了一下。

「我有一個拖車在外面，」他繼續說，「你能把拖車開出去嗎，英韋？那我們就可以把它弄到車庫旁邊的草坪上來。傢俱我們不能放在這裡了。還有所有的衣物和其他所有的東西。我們把它們都拖到垃圾處理場去。這樣做行嗎？」

「行。」我說。

「孩子們和託薇都上度假屋去了，實際上我是中間抽了個空子來看看你們。為了把這拖車也弄來。但我明天上午會再來。那時候我們再從那裡開始幹起。太糟糕了，這裡的一切。但它就是這樣的。你們能幹好的。」

「我們會的，」英韋說，「可你的車停在了我的車後面？所以你得先把車開出去？」

在居納爾進來後最初的幾秒鐘裡祖母看著我們，然後對他笑了，接著她又回到了她原來的自己，坐在那裡凝視著前方，就像她獨自一人的時候那樣。

英韋往樓梯下走。我站在那裡，想著我要同她待在一塊兒。

「你也要一起去，卡爾·奧韋，」居納爾說，「我們得把拖車推上來，這相當的重。」

我跟著他下去了。

「她說什麼了嗎？」他說。

「祖母？」我說。

「是呀？發生了什麼事嗎？」

「幾乎什麼也沒發生，」我說，「只是她在椅子上發現了他。」

「你父親總是和她在一起的，」他說，「現在她是受到驚嚇了。」

「我們可以做些什麼？」我說。

「不用，你們可以做什麼？只有時間能幫助這一切好起來。葬禮一結束，她就進老人院去。你親眼看見了她自己是什麼樣子。她得需要人照料。葬禮一結束，儘快把她送進老人院。」

他轉過身走下了樓梯，朝著明亮的天空眯縫起眼睛。英韋把所有的東西都放到車上了。

居納爾又對我轉過身來。

「我們想辦法給她安排了家庭護理，你知道吧，他們每天來這裡照料她。然後你父親來了，把他們都趕走了。把門關上，把他自己和她一起鎖在裡面。就是我到這裡也不讓進去。但有一次母親給我打電話來，那時候他摔折了腿，躺在外面的客廳的地板上。他把屎尿拉在了褲子裡。你可以想象一下。他就躺在那兒的地板上喝酒。她端菜端飯地伺候著他。在救護車來之前，我對他說，再不能這樣了。你在這裡是禍害麻煩。你現在要改弦易轍。你知道你父親他怎麼說？‘你現在是想再把我往屎裡按呀，居納爾！你到這裡來，就是為了想把我往糞坑裡推呀？’」

居納爾的頭搖晃著。

「這是我的母親，你得明白，現在就坐在那上面。這些年來我們一直設法幫助她。他把這一切全毀掉了。這裡的房子，她，他自己。一切。這所有的一切。」

他把手很快地放到我肩上。

「但我知道你們都是好孩子。」

我哭了，他看著遠處。

「好了，我們現在得把拖車安放就位。」他說，往下走到汽車那裡去，坐進車裡，發動了車，把車緩慢地朝著下方左側倒了出去，道路讓出來後摁響汽車喇叭，英韋跟著把車倒出來。然後居納爾再開車向前，走下車把拖車卸下。我向他們那裡走下去，抓住拖車上的掛鉤開始往坡上拉，同時英韋和居納爾他們在後面推。

「放在這裡就好。」當我們在花園裡走進一段距離後居納爾說，我把拖車的尾部放在了地上。

祖母站在上面二樓的窗戶那裡，望著我們。

在我們收集起瓶子，把它們都裝進塑膠袋裡，再搬進汽車裡的時候，祖母一直坐在廚房裡。當我把所有那些還剩下有半瓶的啤酒和烈酒都統統在水槽裡倒掉時，她注視著我。或許這些東西都消失了她會感到輕鬆，或許她根本不在意發生的事情。車裝滿了，英韋走進屋裡，為的是跟她說我們要到商店去一趟。她站起身，跟著一起到了過道那裡，我們猜想她是要看著我們把車開走，但她走出門來，立刻走下樓梯到了汽車這裡，抓住車的門把，開啟了門，馬上要坐進去的樣子。

「祖母？」英韋說。

她停住了。

「我們想自己單獨去。這裡得有人看房子。我想，你最好還是不去，你就待在這裡。」

「是嗎？」她說，往後退了一步。

「是。」英韋說。

「好，好，」她說，「那我就待在這裡，我在這裡。」

英韋把車向下面的車道那裡倒出去，祖母又走進了屋裡。

「看這鬧的，活見他媽的鬼。」我說。

英韋的目光掃過我，盯著左側方向，車慢慢開出去了。

「顯而易見她是受到驚嚇了，」我說，「我想或許我應該給託妮耶的父親打個電話聽聽他的意見？他肯定可以開一點安神片之類的處方。」

「她已經在服藥了，」英韋說，「在廚房的擱架上滿滿一托盤的藥片。」

他的目光又掃過我一次，這一次是看著朝上的庫霍爾姆斯路，有三輛車正往下開了過來。然後他望著我。

「但你還是可以和託妮耶父親說說這事。這樣他可以幫拿個主意。」

「等我們一回來我就打電話。」我說。

這最後一輛車，也是其中最新的一輛，大聲地很不客氣地開了過去。幾滴雨點打在了車窗上，我估摸著這開始了的雨，就像是一個過客，遲早會後悔的，想下就讓它灑幾滴吧。

這一次可是繼續下著，沒停。當英韋亮著燈把車往下開去後，車窗上的雨刷開始擺動。

夏日的雨。

啊，落下的雨滴打在乾燥、炎熱的柏油路上，先是掀起一股熱氣，或是被塵埃吸進了，但雨滴還是完成了它的第一道工序，因為接著落下的雨滴讓地面降溫了，灰塵溼潤了，然後在地面流散開一片深色，一片一片再互相連線，那兒的柏油路就成了溼漉漉的黑顏色。啊，這夏季灼熱的空氣頓時涼爽了，要是雨滴掉到了臉頰上，它就變得溫乎乎的，人們會把頭往後仰起，享受它給予的這種特別的愉悅。在雨滴輕輕觸控下的樹上的葉子顫抖了，雨滴落在地面上高高低低的地方那輕微得幾乎聽不見的擊鼓般的嗒嗒聲響，它們落在路兩旁有裂縫的山崖和下面溝渠裡的草葉上，落在另一邊房子的屋頂上和緊靠院籬牆鎖著的腳踏車的坐墊上，落在花園裡的吊床上和交通指示牌上，落在人行道邊上的排水溝裡和停放在街上的車的引擎蓋和車頂上。

我們在號誌燈前停下，雨下得更大了，現在落下的雨滴更粗重，更多也更急促猛烈。在幾秒鐘之內環繞著倫丁根十字路口的整個地區完全變了。黑沉沉的天空讓所有的路燈顯得分外明亮，現在落下的雨甚至在地面上濺起了水花，形成一片雨霧。行駛的車的雨刷都在左右擺動，行人們把報紙舉在頭上遮擋，或者把連衣的帽子拉起來蓋著腦袋飛跑在路上，只有那些有傘的人，他們像沒事兒一樣繼續走在路上。

號誌燈變成了綠色，我們開下了坡路朝橋那兒駛去，經過了那家老唱片店，很久以前它就關門了，那時候我和揚·維達爾曾忙著每個星期六上午固定地要去那裡走一趟，我們會把城裡所有的唱片店走個遍，然後走過隆橋。我最早的童年時代的記憶都是從這裡開始的。我曾和祖母一起走過這座橋，在那裡我看見了一個很老很老的人，他長著白鬍子白頭髮，拄著柺杖走路，佝僂著背。為看他我停住腳步，祖母繼續拉著我向前走。我父親的辦公室裡掛著一張海報，一次我和父親在那辦公室裡，還有鄰居奧拉·揚，他和爸爸在同一所學校教書，羅利赫登初級中學，他也教挪威語，我指著那張海報說，我見過照片上的這個人。因為是同樣的白鬍子白頭髮，也佝僂著背。掛在我父親辦公室海報上的那個老頭兒，在我看來一丁點兒也不奇怪，我四歲，世界上沒有什麼我不理解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一回事。但爸爸和奧拉·揚笑了。他們笑著說，這是不可能的事。這是易卜生呀，他們說。但我非常肯定，這是同一個人，我說就是他。可他們還是搖著頭，當我再指著易卜生說我見過他時，爸爸不再笑了，把我推出了辦公室。

橋下的河水是灰色的，雨滴在水面上濺起無數的水紋。同時水裡中也含著些綠色調，這兒始終是這樣，來自奧特拉河的河水在這裡與海水交匯。我曾經有多少次站在這裡凝視著下面的水流？有時候它們就像一條河那樣奔瀉向前，水兜著圈兒形成了許多小漩渦。有時候它們繞著橋柱濺起了白色的水花。

然而現在的它是靜靜的。上面蓋有篷布的兩隻小艇，在朝外面靠近海灣口的水面上互相碰撞。兩艘生鏽的廢船靠在碼頭的另一端，它們的背後，一艘潔白的帆船閃亮奪目。

英韋在路口的號誌燈那裡停住了，與此同時又換成了綠燈，我們繼續向左開，那裡有一個小超市，屋頂是停車場。我們開上坡道，根據交通指示燈開過水泥車道，上到了屋頂，這是國家節日期間的星期六，運氣真不錯，在最遠的那邊有一個空車位。

我們下了車，我把頭向後揚起，讓溫熱的雨滴落在我的臉上。英韋開啟車的後行李箱，我們儘可能多地拿起那些塑膠袋，提著它們進了電梯一直下到商場的第一層。我們覺得把烈酒瓶子拿去回收沒有意義，決定一會兒拉到垃圾場去，所以現在我們手裡提著的這一堆東西大多數是塑膠瓶，不重，只是體積有點礙事。

「你先把瓶子放進去吧，我再去取其他那些塑膠袋？」當我們站在空瓶回收器跟前時英韋這樣說。

我點點頭。把瓶子一個一個地放到傳送帶上，在塑膠袋空了之後把它們捲成一團扔進特意放在旁邊的一個垃圾桶裡。可能會有人會看著我，對這麼大數量的啤酒瓶心生狐疑，對這點我無所謂。我對一切都無所謂。當我們從殯儀館出來後在那兒發生的情況，使得環繞著我的一切都是死亡，或毫無意義，這種感覺增長了，在尺度上更寬，程度上更強烈。商場沐浴在耀眼強烈的光線之中，所有的商品都是那麼的五彩繽紛光豔奪目，我幾乎沒留意到，我情願站在外面某個地方的沼澤裡，對我來說都是一回事。通常我總是對自己外觀的形象，對其他人看見我之後他們會如何看我很敏感，有時候情緒高漲很自豪，另外的時候很自卑，變得痛恨自己，但絕不會無所謂，那些看著我的眼睛，不含有任何什麼意義，或者我處的環境，似乎被擦拭去了一般。就像現在這樣，麻木了，這種麻木的感覺把所有的一切都驅之於外。世界如同一道陰影包圍著我。

英韋拿著更多的塑膠袋從屋頂下來了。

「換我來做一會兒吧？」他說。

「不用，」我說，「你可以趕快去買點東西。我們至少需要清潔劑、橡皮手套和黑色垃圾袋。還有食物，該死。」

「車裡還放著一堆。我先把它們拿下來。」他說。

「ok。」我說。

當最後一個瓶子送進回收器後，我得到了一張收據，我走到英韋那裡去，他正站在放有各種清潔劑的貨架前。我們從架子上拿了日夫（jif）浴室清潔劑、日夫廚房清潔劑、阿雅克斯（ajax）全效清潔劑、阿雅克斯清潔玻璃水、克洛林（klorin）抗菌消毒水、綠香皂、專門對付頑固汙漬的威猛先生（mr.muscle）、電爐清潔劑、沙發專用清潔劑、含清潔劑的鋼絲卷、海綿、廚房抹布、地板墩布，還有兩隻桶和一把掃帚；到食品櫃拿了些新鮮的肉餅，蔬菜櫃那裡拿了些土豆和一個菜花。另外還有塗抹麵包的各種乳酪，牛奶，咖啡，水果，一板盒裝酸奶，幾包餅乾。當我們去商場時我所渴望的一切，就是用所有這一切嶄新的、新鮮的、發出光澤又沒人碰過的東西，把廚房填得滿滿。

當我們回到屋頂上，雨已經停了。在車的後輪周圍，水泥地面有一個小凹坑，已經形成了一片水窪。上面的空氣清新，聞起來有海洋和天空的氣味，而不是城市的氣味。

「你覺得實際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說，那時我們正從光線黯淡的停車場穿過把車往下開出去。「她說她發現他坐在椅子上。他就只是坐在那裡睡覺？」

「大概是這樣。」英韋說。

「心臟就這麼停止跳動了？」

「對。」

「對。或許這也不奇怪，就像他活著時那樣。」

「不奇怪。」

在回家的路上再沒有說話了。我們把買來的東西扔在了上面的廚房裡，祖母一直透過窗戶往下看著我們進門，她問我們去哪兒了。

「去了商店一趟，」英韋說，「現在我們得吃點東西了！」

他開始把買的東西從口袋裡拿出來。我拿了一副黃手套和一卷垃圾袋下了樓。這首先要清掃出去的，是地窖洗衣房裡的那堆腐爛了的衣物。我朝手套裡吹氣，然後把它們戴在手上，開始把那些黴爛的衣服往垃圾袋裡塞。我一直在用嘴呼吸。垃圾袋慢慢地都填滿了，我把它們拽出去，堆放在車庫門口邊那兩個綠色的大垃圾桶前。我幾乎把所有的爛衣物都扔光了，只剩下最下面，粘接在一起的滑膩的那一層還沒弄，這時候英韋喊著該吃東西了。

他已經把廚房案桌上的垃圾穢物收拾乾淨了，餐桌也收拾了，上面擺著一個裝有烤肉餅的大餐盤、一碗土豆、一碗菜花、一小罐棕色調味醬汁。桌上他擺放的是祖母最老的那套餐具，最近這些年它們一定一直放在碗櫥裡沒有動過。

祖母什麼都不想吃，但英韋還是把半塊肉餅、一個土豆和一朵菜花放在了她的餐盤裡，試著說服她嚐嚐。我自己餓得像只狼，吞下了四個肉餅。

「你在調味汁里加了奶油，是不是？」我說。

「嗯。加了點棕色乳酪。」

「太好吃了，」我說，「現在我需要的就是這個。」

吃完飯後我和英韋走到了外面的陽臺上，抽支菸，喝杯咖啡。他提醒我給託妮耶父親打電話的事，我已經把它忘得一乾二淨。要不或許是排除了這念頭，這不是我喜歡做的那種事。但我必須做，於是我上到房間裡去，在行李袋裡找出我的地址簿，在飯廳的電話那裡撥響了他家的電話號碼，同時間裡英韋在廚房裡收拾桌子。

「嗨，是我，卡爾·奧韋，」當他接了電話後我說，「我想知道你是否可以幫我辦一件事？我不知道託妮耶是不是已經給你說過了，我父親昨天去世了……」

「說了，她打電話來告訴我的這件事，」他說，「聽到這事我很難過，卡爾·奧韋。」

「是啊，」我說，「但至少現在我已經在克里斯蒂安桑這裡了。是我祖母發現的他。她已經八十多歲了，看上去受到了驚嚇。她幾乎不講話，只是坐在那裡。我想或許能找到些安神劑或者其他能讓她情況減輕的藥物。她倒是已經在服用藥片了，大概其中也包含有這類安神的藥物，但我想……好的，你明白。她在受著煎熬。」

「你知道她服用的是什麼藥嗎？」

「不知道，」我說，「但我可以馬上去看看。等一下。」

我把話筒放在桌上，走進廚房，來到她放藥片的擱架那裡。在那下面，我依稀記得見過幾張黃色和白色的紙片，想必就是處方單吧。

在那裡，可只有一張。

「你見到這些藥的藥盒子了嗎？」我對英韋說。「那些藥品包裝盒？我正給託妮耶的父親打電話。」

「在你身旁的櫃子裡有幾個。」英韋說。

「你在找什麼？」祖母從她坐著的地方出聲了。

我不想凌駕於她，在我站在那裡翻找東西的時候，敏感地感覺出她的目光就在我的背上掃射著，這時我也就不能顧及不到那麼多了。

「我在和一位大夫打電話。」我對她說，這就可以解釋一切了。很出人意料的是她又恢復了安靜，我把處方和藥盒半遮掩著拿在手裡走出了廚房。

「哈囉？」我說。

「我還在。」他說。

「現在我找到了一些藥的名字。」我說，把這些藥名一一念給他聽。

「是這樣，」他說，「她已經有了所有那些抗焦慮的藥物，我可以再寫一樣給你，會好的。我們這裡一放下電話我就打電話給藥房。你住的那地方附近有藥店嗎？」

「有，在隆那裡就有一家。那是一個城區。」

「我這就把一切安排好。現在你自己要多保重。」

我掛了電話，又回到了陽臺上，朝海灣通往大海的那邊望去，天空中仍是多雲，但有了變化沒那麼厚重，雲層裡透出了些光亮。託妮耶的父親是個熱心腸的人，是個好人。他絕不會做出那些粗鄙的事，或者無論在哪一方面走得太遠做過了頭，他是個可敬的行為端正的人，但也不死板教條或中規中矩，相反地他常常熱情奔放，像個男孩子那樣，當他不往前走得太遠時，不是因為他不願意或是不能夠這樣做，而是因為在他的字典裡找不到，我曾這麼想過，總而言之這對他就是不可能。我喜歡他這點，這裡麵包含著什麼東西，做到那麼完美又是那麼的恰到好處，這是我始終在追尋的，當我找到了它時我總喜歡靠近它，雖然同時我也認識到，我這麼喜歡他和他的這一點是因為我父親以前就像他，曾經一度就是他那樣的人。我二十五歲時結婚，因為我願意過那種布林喬亞式的生活，建立起穩定有保障的生活，但同時我們實際上過著的生活恰恰與此大相徑庭，不是這種布林喬亞式，沒有建立起穩定有保障的生活，事實上人們不再這麼早地結婚了，因此這不是當時的初衷，但至少算是一種原創和與眾不同。

這就是我當時的想法，當然也因為我愛她，在莫三比克馬普托城外的一個陽臺上我和她單獨在一起的一個夜晚，在煤黑色的天空下，空氣裡充滿著蝗蟲的噝噝聲，幾公里外的一個鄉村裡傳出了遙遠的擊鼓聲，我向她單膝跪下，問她是否願意嫁給我。她說了一些我沒聽懂的話。至少我沒聽到「我願意」這句話。你說什麼？我問。你是不是問我是否願意嫁給你？她說。你真的這樣問我了嗎？是你在問我這句話嗎？是的，我說。願意，她說。我願意嫁給你。我們互相擁抱，兩人的眼裡都湧出了淚花，就在此時天空裡發出轟隆隆的聲響，深沉奇妙，隆隆聲飛跑而過，託妮耶顫抖了一下，然後就開始了一場傾盆大雨。我們倆笑了，託妮耶跑進去拿相機，當她出來以後，她一隻胳膊摟著我，拿相機的那隻手伸出去拍照。

我們是兩個孩子。

透過窗戶我看見英韋走進客廳。他朝那兩把椅子走去，盯著它們一會兒，然後繼續往裡走不見了。

就是在這外面也到處都躺著酒瓶子，一些瓶子被風颳到了擋風柵欄那裡，一些被至少是在春天就放在這裡的兩把生了鏽的躺椅給卡住了。

英韋又出現在了視線裡，我看不見他的臉，只有他穿過客廳時的身影，他又消失在了廚房裡。

我走下階梯來到花園。下方沒有其他的房子，山峰太陡峭了，但在最下面的底部有一個停泊小船的地方，那裡朝外對著一個狹長的海灣。然而在東邊的地界是靠著鄰家的一個花園。那裡還像從前那樣完好，籬牆修剪美觀精緻，草坪上的草剪得又短又整齊，五顏六色的鮮豔花朵開得燦爛精神，顯示出一切都在人的精心照料下，我們這裡的花園看上去是一片凋落頹敗，像是病了。我含著淚在那裡站了幾分鐘，然後又繞到了房子的前面，到地窖裡去繼續幹活。當最後一包衣物搬出去後，我在地板上潑灑上克洛林抗菌消毒水，用去了半瓶，然後用長柄刷子刷地板，再用水管把它們都衝進排水管道里。接著往地板上四處潑灑綠色皂液，重新清洗地板，這一次用的是抹布。在我洗完後再用水管把地板衝得乾乾淨淨之後，我想這該差不多了，又上樓回到廚房那裡。英韋正在擦洗碗櫥內側。洗碗機開始運轉了。廚房的案桌已經收拾擦洗完畢。

「我要休息會兒了，」我說，「你也歇歇吧？」

「我先把這兒幹完再說，」英韋說，「或許你可以燒點咖啡？」

我照他的話做了。然後突然想起了給祖母的藥。這可不能等。

「我去趟藥店，」我說，「你想要點什麼嗎，那裡有個報亭。」

「不用，」他說，「呃，還是要點吧，一瓶可樂。」

當我來到外面的階梯上繫上了夾克的扣子。那個極漂亮的50年代的木質車庫大門前堆著一大堆塑膠垃圾袋，在夏日灰色的光線下微微泛著光亮。深棕色拖車的連線杆傾斜著靠在地上，像是有點屈辱的樣子，我想，當我從它旁邊經過時它就彷彿是個鞠躬的僕從。我把手插在褲袋裡向下面的車道走去，走過人行道上了主幹道，現在路面的雨水已完全乾了。但在往那邊被炸開了的斜坡上有許多平坦地方還是溼漉漉的，那裡長著青草，在暗黑的背景映襯下這些葉片格外蔥翠，比起乾焦焦的、被塵土掩蓋著的那會兒要鮮綠得多，那時候色彩間的反差要小得多，在天空下的一切看上去顯得那麼無動於衷，毫無特徵，就這麼裸露著，廣闊而空洞。有多少像這樣裸露的空洞洞的日子裡我在這裡徜徉徘徊？看著房子裡黑洞洞的窗戶，望著穿越在田野裡的風，太陽光芒耀眼，在陽光下的一切變得刺眼和了無生氣？啊，就在那時候人們在這城裡開墾種植，就在那時候人們看見的是城市最好的時節，它顯得那麼的富於生機。藍色的天空，令人目眩的太陽，蓋滿塵土的街道。一輛敞篷汽車把立體聲音響開到了最大音量開過來了，兩個戴著墨鏡，只穿著游泳褲的年輕人坐在前排，他們是要去海灘……一個牽著狗的老太太，全身被衣服遮蓋得嚴嚴實實，戴著一副很大的太陽鏡，脖子被套著的狗一蹦一竄的，想往一戶人家的籬笆那兒撲。一架飛機身後拖著長長的一面幡旗，體育場明天有一場比賽。一切都裸露無遺，一切都空洞洞的，世界死了，到晚間的時候戶外便到處都是這些讓太陽曬黑了的，穿著淺色衣服的歡天喜地的女人和男人們。

我憎恨這座城市。

沿著庫霍爾姆斯路走一百多米，我來到了十字路口，藥店往前再走一百多米就到，正在這個小城區的中心。背後是一片長著青草的斜坡，坡頂上是幾棟50年代或是60年代建築的房屋。在路的另一邊，再往坡道上走一段，那裡是艾勒維涅（elevine）餐飲公司分店。在葬禮結束以後或許我們可以用這個地方聚會？

想一想不僅僅是對我來說他死了，對他的母親，他的兄弟，他的叔叔和嬸嬸們來說也是一樣，這讓我不禁又開始掉下眼淚。這正是在人行道上的那會兒發生的，人們一直來來往往的，我顧不了這麼許多，我幾乎沒看他們，但還是用手將淚水抹去，最主要的原因是出於實際，因為我得看清楚腳下的路，同時一個念頭湧上心來：葬禮之後的聚會我們將不在艾勒維涅餐飲公司那裡搞，而是要安排在屬於祖父祖母的這棟房，這棟被他毀壞了的房子裡。

這個想法讓我激動起來。

我們要清洗這該死的每一個房間裡該死的每一英寸的地板，扔掉他毀壞了的所有的一切，從那些還剩下的裡面找出可以使用的東西，讓整棟房子要像個樣，然後再把大家集中在那裡。他可以毀壞一切，但我們將使它重新恢復原貌。我們是受人尊重有擔當的正派人。英韋會說這樣做不行，這麼做有什麼意義，但我還是會堅持主張這麼做。我和他有同樣的權利決定葬禮將如何辦。知道這他媽肯定行的。需要做的只是清洗房子。清洗，清洗，清洗。

藥店裡沒人等著排隊，在我身份確認後，穿白衣的店員立刻走進藥架中之間把藥找出來了，寫好藥的標籤貼在藥盒上，把它放在一個袋裡，通知我去對面的收銀臺付款。

這裡感覺出了一種愉悅美好，或許只是被一陣觸控到肌膚的涼爽空氣給喚醒的一種預感，讓我在階梯上停下腳步。

灰色，灰色的天空，灰色，灰色的城市。

閃著光澤的車身。明亮的窗戶。電線從一根燈柱跑到另一個燈柱。

不，這裡什麼也沒有。

慢慢地我開始朝那邊的報亭走去。

爸爸多次說起過自殺，但總是作為一個泛泛的話題來講。他認為對自殺的數字統計在撒謊，很多或許幾乎是所有一人獨自駕車的車禍就是一個偽裝了的自殺。他多次提到的是，通常開車撞到山崖上，或是與對面開過來的車相撞，就是為了避免暴露自殺的這一羞辱。那時候他和溫妮在挪威北方居住多年後又搬回了南方，兩人繼續相處在一起。爸爸的皮膚幾乎全黑了，他吸收進了所有的日光，身體圓得像一隻桶。他躺在屋後面花園裡的躺椅上喝酒，他坐在屋前的陽臺上喝酒，晚上的時候他已喝得醉醺醺的了，像在水裡游泳的動作一樣。只穿著短褲站在廚房裡烤肉餅，這是我看見他吃的唯一的食物，沒有土豆，沒有蔬菜，只有烤得焦黑的肉餅。一個這樣的晚上他說，延斯·比約布是腳朝上自盡的，人頭朝下腳掛在屋樑上，他就這樣結束了自己的生命。這個步驟和過程是不可能的，因為在韋厄蘭的那個房子裡，他怎麼能夠一個人完成這一切？無論是他還是我都不明白這一點。最不給人添麻煩的辦法，他說，那就是找一家旅館，寫一封信給醫院，說在哪裡可以找到這人，然後喝酒吞下藥片，躺在床上睡過去。現在我想，把他表達的這個話題只當作普通談話而完全不帶有其他含義，實在是難以置信了，但事實上就是如此，這時我已接近汽車站後面的報亭了。有關他的那些畫面是那麼的強烈深刻以至於眼前我除了他什麼也看不見，現今的他與他的行為，與曾經的他是那麼的倒行逆施不相吻合，無論在外貌還是性格上，幾乎看不到有一絲近似的地方，而曾經的那個他始終與我聯絡在一起。

我走上階梯開啟門進到報亭，除了售貨員那裡沒有一個人，在櫃檯前的報架上取了一份報紙，把冰櫃的玻璃門拉到一邊拿了一瓶可樂，把兩樣東西放在櫃檯上。

「日報和一瓶可樂，」售貨員說，同時他把它們舉起來對著掃碼機，「還需要什麼別的嗎？」

說這話的時候他沒有和我的目光對視，當我進門那會兒他大概看到了我在哭。

「不需要，」我說，「這就很好。」

我從口袋裡掏出一張皺巴巴的紙幣看著它。是五十克朗。在我把錢遞給他以前把票子抹了抹平整。

「謝謝。」他說。他的手臂上長著濃密的淺色汗毛，一件阿迪達斯t恤衫，藍色訓練褲，肯定也是阿迪達斯的牌子，他看上去不像在報亭這裡工作的人，更像是替夥伴在這裡頂替幾分鐘的那種角色。我抓起我的東西轉身就走，這時兩個十歲左右的男孩進來了，已經把錢都捏在手裡。他們的腳踏車扔在外面倚靠著階梯。馬路上兩邊都堵上了的車在慢慢向前移動。在今天晚上之內我得給媽媽打電話。還有託妮耶。我沿著人行道往前走，過了報亭前面一點的很窄的人行橫道，又進入庫霍爾姆斯路。葬禮當然將要在那裡舉行。在……六天之後。那時候就得萬事俱備。在此之前我們要在報上登個訃告，計劃安排葬禮，邀請客人，把整個房子弄得像個樣兒，花園裡要粗略地收拾一遍，搞定餐飲的事。要是我們早起晚睡，其他什麼事都不做只幹這個，這事會順利成功的。需要的只是讓英韋參與進來。還有，居納爾也算一個。雖然關於這葬禮的事他沒有怎麼表態，但這是關於房子的事。不管他媽的這麼多了，這事能行的。他會明白這個理由的。

當我走進廚房時，英韋站在那裡用鐵絲卷擦洗電爐。祖母坐在椅子上。在椅子下的地板上有些一定是尿濺出的痕跡。

「你的可樂，」我說，「我把它放桌上了。」

「放那兒吧。」他說。

「那，你那袋裡裝的什麼？」祖母說，她看著藥店的袋子。

「這是給你的，」我說，「我岳父是大夫，當我把這裡發生的情況告訴他以後，他給你開了一些安神藥片。我想這不是個壞主意。你在經歷了這麼多這一切之後。」

我把那個四方形的紙盒從袋裡拿出來，開啟盒子，拿出裝在裡面的塑膠盒。

「那上面寫著什麼？」祖母說。

「早晚各服一次藥片，」我說，「你現在要一片嗎？」

「好，要是大夫這麼說的話，那就吃一片。」祖母說。我把盒子遞給她，她開啟它拿出一粒藥。目光在桌上搜尋著。

「我去倒點水來。」我說。

「用不著。」她說，把藥片放在了舌頭上，舉起裝著涼咖啡的杯子送到嘴邊，腦袋這麼一縮一歪把藥吞下去了。

「哦呀。」她說。

我把報紙放在桌上，朝英韋那邊看了一眼，他已經把所有的東西都擦洗完畢一遍。

「你們在這裡真好，孩子們，」祖母說，「但你就不歇會兒啊，英韋？你也不應當把自己累垮了呀。」

「或許這不是個壞主意。」英韋說，他摘下手套，把它們掛在電爐前的手把上，把手掌在自己的t恤衫上搓了幾下，然後坐了下來。

「我琢磨著到下面去衝個澡。」我說。

「或許我們倆都待在同一層樓，」英韋，「這樣我們可以隨時聯絡？」

我明白他不願意一個人單獨與祖母待在一起，我點點頭。

「那，我就去收拾客廳。」我說。

「你們兩人都這麼幹活，」祖母說，「這沒有必要啊，這個。」

為什麼她這麼說？是因為她對這房子目前如此的狀況及她自己沒法改善它而感到羞愧？還是僅僅不願意我們離開她？

「清洗一下不會壞事的。」我說。

「是，知道它不壞事的。」她說。然後她看了一眼英韋。

「你們和殯儀館聯絡過了嗎？」

我的脊樑骨一陣發涼。

她心裡一直都是明白的嗎？

英韋點了點頭。

「我們上午路過時去了那裡。一切都辦妥了。」

「那就好。」她說。她靜靜地坐著，沉陷了一刻。然後她繼續講下去。

「我看見他的時候我不知道他是死了還是活著。我是要下去睡覺了，給他說一聲晚安，他沒有回答。像往常那樣，他就坐在那裡面的椅子上。然後他死了。蒼白的一張臉。」

我與英韋的目光相遇。

「你是要去睡覺？」他說。

「對，我們已經看了一整晚的電視，」她說，「在我要下去的時候他一動不動。」

「外面的天是黑的嗎？你記不記得？」英韋說。

「是，我想是吧？」她說。

我差不多快嘔吐了。

「但當你給居納爾打電話的時候，」英韋說，「那是在早上啊。你記得嗎？」

「那或許是早上，」她說，「當你這麼一說。對，那就是早上。我上樓來，看見他坐在那裡的椅子上。就在那裡面。」

她站起身來，走出了廚房。我們跟在她後面。她走進了客廳的一半時停住腳，指著電視前面的那把椅子。

「他坐在那裡，」她說，「他死在那裡。」

她把臉捧在了手裡一小會兒。然後她快步走回了廚房。

這完全不搭邊啊，我想。這沒法解決了。我可以放一桶水去做清潔衛生，可以清洗這該死的整棟房子，但毫無用處，我們將要征服這房子讓葬禮後的聚會在這裡舉行的這個主意，也是毫無用處，我找不到任何有幫助的辦法，我無處逃遁，誰也救不了我。

「我們需要在一起談談了，」英韋說，「到外面的陽臺上去好嗎？」

我點點頭，跟著他下去到了另一個客廳，出外到了陽臺。一絲風也沒有。天空還是跟以前一樣的灰色，但城市上空有了光亮的預示。在房子下面那狹窄的巷子裡有一輛車正往上開，低低的馬達聲。英韋兩手握在陽臺的欄杆上站在那裡，朝外面的海灣望去。我在那個被曬得褪色的躺椅上坐下，緊接著又站起來，把在那裡的瓶子撿在一塊兒，把它們一起彙集到牆邊，四處張望想找一個袋子，但沒看見哪兒有。

「你跟我想的是一樣的吧？」英韋說，他終於直起了身子。

「我想是的。」我說。

「只有祖母見過他，」他說，「她是唯一能找到的證人。居納爾沒看見他。她早上給他打的電話，他電話叫救護車。但他沒有看見他。」

「對。」我說。

「我們所知道的一切是，他可能還活著。祖母怎麼能理解這一點呢？她在沙發上發現了他，她給他說話時他沒有回答，她給居納爾打電話，然後救護車來了，滿屋子裡都是醫生和救護人員，他們把他用擔架抬走，消失了，這就是發生的一切。但想到過他沒有死嗎？想到過他只是爛醉如泥？或者處於一種休克狀態嗎？」

「是啊，」我說，「我們來時，她說她是早上發現他的。現在她又說是晚上發現他的。就看這點吧。」

「她開始老年失憶了。同樣一件事她一直問了又問。當屋子裡滿是那些救護人員時，她到底明白了多少？」

「這就是那些該死的藥物給她弄的。」我說。

「對。」

「我們必須要弄清楚這一點，」我說，「我的意思是，為保險起見。」

「嗬，媽的，想到他還活著。」英韋說。

我打小起就不知道的一種恐懼，充滿了我。我沿著陽臺的欄杆走過來走過去，停下來通過窗戶看看祖母是否在那裡，轉身走向英韋，他現在已經兩手交疊放在欄杆上望著地平線。唉，我操，我操。這個推理一清二楚明白無誤。這唯一見過爸爸的，是祖母，我們僅有的只是她的證明，而她又是那麼困惑迷茫，完全糊塗了，沒有任何理由相信她說的都是正確的。當居納爾下來的時候，這裡的一切都已經完結，救護車已經載走了他，之後沒有人同醫院或是來過這裡的工作人員聯絡過。殯儀館還不知道這一切。從她發現他到現在只有一晝夜多一點的時間。在這段時間他本來可以躺在一家醫院裡。

「我們是不是給居納爾打個電話？」我說。

英韋轉過身來對著我。

「他知道的不比我們多。」

「我們再和祖母談談，」我說，「或許給殯儀館打電話。他應當會把這事搞清楚。」

「我也是這麼想的。」英韋說。

「你打嗎？」

「我可以打。」

我們走進去。猛地刮來一陣風把掛在門前的窗簾高高掀起，飄進了屋裡。我關上門，跟著英韋走到二樓的飯廳，進了廚房。下面的大門砰的一聲響。我和英韋對視。出什麼事了？

「能是誰啊？」祖母說。

是爸爸？

他回來了嗎？

我感到了從未有過的驚恐。

樓梯上的腳步聲。

是爸爸，我知道這個的。

媽的，該死，現在他來了。

我轉過身走進了客廳，走到通向陽臺的門，準備穿過門出去，從草坪上跑過，跑到城裡去，永遠不要再回來。

我強忍住，靜靜地站著。聽著那腳步聲在走到樓梯的轉彎處那兒時扭動了一下。走上樓梯的最後幾步，進入了客廳。

他一定是氣得發狂了。我們在他媽的幹什麼啊，用這種方法把他的東西翻個底朝天，跑這兒來，大踏步地走進他的生活？

我往後退了一步，看見居納爾走過去，進了廚房。

當然毫無疑問是居納爾。

「我看見，你們已經幹了一部分了。」他說著走進去。

我上樓到他們那裡去。我不再感到自己傻而且更輕鬆些了，因為假如是爸爸來了而居納爾在場的話，對我們來說容易多了。

他們圍坐在廚房的桌子旁邊。

「我想今天下午我可以拉一趟去垃圾場，」居納爾說，「這是去度假屋的路。然後明天上午我再把拖車拉回來，再幫你們幹一點兒。我覺得車庫前的那堆垃圾差不多就夠裝滿一車了。」

「我也覺得是這樣。」英韋說。

「我們可以再裝滿幾袋，」居納爾說，「他房間裡的衣物和其他諸如此類的東西。」

他站起來。

「那麼，我們現在立刻動手幹。這要不了多少時間。」

他在客廳裡停下了，往那裡面看。

「可以馬上把那裡面的衣服拿走，你們說呢？這樣你們在這兒的時候就可以不用再瞅著它們了……讓人起雞皮疙瘩……」

「我可以拿走它們，」我說，「我覺得，最好戴上手套。」

我戴上那雙黃手套同時朝裡面走去，把所有堆在沙發上的東西都裝進了一個黑色的垃圾袋裡。在手裡抓起那些幹了的糞便時閉上了眼睛。

「那些枕頭也拿上，」居納爾說，「還有那裡的毯子。看上去也不乾不淨的。」

我照他說的話做了，把它們都搬下樓梯，走出門來到到屋子前面，把它們扔進了拖車裡。英韋也拿來一袋，我們開始把堆在那裡的垃圾袋，一個個地扔進車裡。居納爾的車停在另一邊，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沒有聽到發動機的轟鳴聲。拖車很快就裝滿了，他和英韋又重複一次車往前開再倒車的程式，直到居納爾的車尾部對著拖車停下，只需要和拖車的掛鉤套上就完事。當他把車開走後，英韋又把車停在車庫跟前，我在階梯上坐下。英韋倚靠著門框。他額頭上是亮晶晶的汗珠。

「我肯定走上樓梯的是爸爸。」過了一會兒他說。

「我也是。」我說。

一隻喜鵲從花園另一頭的屋頂上飛下來，在我們頭上方的空中平滑著飛來。扇動了幾下翅膀，發出叫聲，像是在學著叫出聲，聲音很不真實。

「他肯定是死了，」英韋說，「他死了。但我們需要確定。我要去打這個電話。」

「我就知道他媽的，」我說，「對這事我們只有祖母的話。在這房子一直裡有太多的酒醉和糟心事，他完全可能只是爛醉如泥了。事實上可能發生的就是這樣的事。越怕的事越要來，你說是不是？他回來的同時我們卻正在這裡幹著，窺視抄翻著他的東西？可她說……怎麼可能她先是在早上發現他，然後又是在晚上？這兩件事怎麼能聯絡在一塊兒？」

英韋看著我。

「或許他是在晚上死的。但她認為他只是在睡覺。然後她在早上發現了他。這是一種可能性。她為此受到折磨困擾所以她不能承認。於是編造出他是早上死的這事。」

「對，」我說，「這是可能的。」

「但這關鍵的問題還是沒有改變的，」英韋說，「我上去打電話。」

「我也去。」我說，跟著他上到了二樓。當他在錢包裡翻找殯儀館那人的名片時，我關上了通向廚房的門，祖母坐在那裡面，所以越小心越好，往下走進第二間客廳。英韋在撥號。我幾乎受不了聽他們的這場對話，但又忍不住想聽聽。

「嗨，是我，英韋·克瑙斯高。今天一早我們到你那兒去過，要是你還記得的話……？對，是這樣。現在我們想知道……對，想知道你們是否知道他在哪裡？知道嗎，這裡的情況有點不清楚……在他出事的地點唯一在場的，是我們的祖母。她相當老了神志不是一直都清楚，一句話，我們不是完全知道發生了的事情。你是否能為我們調查一下這事？……對……對……對。很好。謝謝你……太感謝了。好……再見。」

英韋放下話筒時朝下望著我。

「他在度假屋。但他說，他會打幾個電話，把事情弄清楚。然後晚些時候他會給我們打電話。」

「好。」我說。

我走進廚房放了一桶水，裡面倒了些綠肥皂水，找到一塊抹布，走到客廳裡去，我在那裡站了一會兒，完全不知道應當從哪裡開始著手。在我們把這些傢俱扔出去之前做地板的清潔毫無意義，因為在接下去的幾天裡我們將會在上面走過來踩過去的。擦洗窗框和門框，門和踢腳線，書架，桌子和椅子。這類東西都太小，都是些零碎事，我想幹些能有幫助有效果的事。下面的浴室和廁所是最好的選擇，那裡每一釐米都得沖刷。這也很符合邏輯，因為我是從地窖的洗衣房那兒的一切開始的，浴室就在它的正上方。同時在那裡我也可以獨自一人。

覺察出我的左側有個什麼東西「嗖」地一下過去，我轉過頭。一隻巨大的海鷗站在窗外往裡面瞧。它用尖嘴殼子敲打著玻璃，敲了兩下。站住不動了。

「你看見了嗎？」我高聲對在廚房裡的英韋說。「這兒有隻很大的海鷗站在窗戶外，在用嘴殼啄玻璃。」

我聽到裡面的祖母站起來了。

「我們得給它找點吃的東西。」她說。

我朝開著的門那兒走過去。英韋正在騰空碗櫃裡的東西，在櫃子下面的案桌上一大堆玻璃杯和餐盤。祖母站在他的旁邊。

「你們看見海鷗了嗎？」我說。

「沒有，」英韋說，「我從來都不看海鷗。」

他笑了。

「它總到這裡來，」祖母說，「那是它想要點吃的。就是這樣。在這裡它可以得到點食物的。」

她把一塊肉餅放在一個小盤裡，腰佝僂著，瘦骨嶙峋的她站在那裡，一縷黑頭髮垂掛下來遮在眼睛上，已經凝固了的調味汁把肉塊淹沒了一半，她把肉餅切割成塊，動作疾速。

我的眼睛追隨著在客廳裡的她。

「它總來這裡嗎？」我說。

「是，」她說，「差不多每天都來。已經一年多了。你知道，它總是會得到點吃的。這個它懂。所以它來這裡。」

「你敢肯定這是同一只海鷗？」

「是，肯定是。我認得它。它也能認出我。」

當她開啟了陽臺的門，那海鷗跳到了地板上，朝她放下的那餐盤走過去，毫無半點懼怕。我站在門框那裡，看著它怎樣用嘴殼在小肉塊裡啄食，在它咬住了一大口時怎樣把頭往後一揚。祖母站在它的身旁，注視著遠處城市的上空。

「對，就是這樣。」她說。

裡面的電話鈴聲響了。我往後退了一步，這樣我可以看到電話，確知英韋是否去接電話了。談話時間很短。當他放下電話時，祖母從我身邊走過去了，海鷗跳到了欄杆上，在那裡站了幾秒鐘後它展開巨大的翅膀，一個撲身向前。扇動了幾下翅膀，海鷗高高地飛翔在了草坪上方。我用眼睛追隨著它平穩地朝著海那邊飄移而去。英韋在我身後停下。我關上門朝他轉過身來。

「他絕對是死了，」他說，「他躺在醫院的地下室裡。星期一上午我們可以看他，要是我們願意的話。另外我得到了上這裡來過的那個醫生的電話號碼。」

「我要眼見為實。」我說。

「那麼，我們就去見。」他說。

十分鐘後我把裝有熱氣騰騰的水的一隻桶，一瓶克洛林和一瓶日夫洗滌劑放在了浴室外的地板上。我把帶去的一個垃圾袋拿在手裡抖動了幾下，讓袋子開口見底，然後開始把浴室裡的東西都倒個空。先是在這地板上的，用過了的、幹了的肥皂，粘膩的香波瓶子，衛生紙的硬紙捲筒，有著褐色斑痕的浴室板刷，錫箔紙的和塑膠的藥片包裝，一些零散的藥片，也有幾隻襪子、幾個捲髮器。當把這些雜物弄完之後，我開始把牆上櫃子裡的一切都倒騰一空，除了那兩小瓶看上去很貴重的香水外。剃鬚刀片，剃鬚刀，髮卡，更多的香皂，陳舊的、裡面幹了的潤膚油和油膏，一個發罩，剃鬚水，除臭劑，眼線膏，唇膏，幾個上面有裂紋的我不知道作何之用的小粉撲，大概應該是和化妝相關的一類東西，頭髮，有小而捲曲的，有長而直的，一把指甲刀，一卷塑膠，牙線，梳子。當我把這一切清空之後，隔板上留下了一層棕黃色的，也是很厚的汙垢，我決定最後來清洗這裡。在廁所馬桶座旁邊掛著手紙捲筒的瓷磚上，滿是棕色的汙漬，下面的地板上是黏糊糊的一片，對我來說這是最當務之急的地方，於是我在瓷磚上噴射了一層日夫洗滌劑，開始沖刷它們，有條不紊地有程式地清洗，從上面的天花板那裡開始一直到下面的地板處，先洗右邊的牆壁，然後是鏡子旁邊的牆，再是沿著浴缸的牆，最後是門邊的那一面牆。我把每一塊瓷磚都擦洗乾淨，這所有的一切，用去了一個半小時。有時候我在想，祖父是在這裡摔倒的，六年以前，一個秋天的夜晚，呼喊著祖母，她給救護車打電話，她坐在這裡握著他的手直到救護人員到來。這是我第一次明白這裡的一切都跟從前一樣直到那一刻的來臨。他長時間以來有大量的內出血，當他去醫院後知道了這一點。只要幾天以後，他就會死亡，因為他身上幾乎再也找不到血了。他一定是知道身體裡有什麼不對勁的地方，但他一定是拒絕去看醫生。然後他倒在了浴室的地板上，差一點死去，雖然及時送去醫院，在危急時候搶救了過來，但身體的傷害過於嚴重，他日漸虛弱衰竭下去，直到最後的死亡。

在我小時候，很怕到樓下的這個浴室裡來。一個蓄水箱，應該是50年代那時候的產物了，是金屬外殼旁邊有個小黑球的那種型別，總是豎著放的，有人用水後，在那黑暗深處，它就發出簌簌的聲音，一樓沒人使用，裡面空蕩蕩的，藍色的、潔淨的牆到牆的地毯，在衣帽間裡整齊地掛著女人的外套和男式大衣，放帽子的擱架上是祖母和祖父的帽子，鞋架上是他們的鞋，在我想象的世界裡它們全都是代表著芸芸眾生，那時候它們對我無所不及，朝二樓大張開嘴的樓梯，總是以它的一種魔力讓我驚怕，我必須要蓄積起所有的說服力來抵禦戰勝這種膽怯，進入浴室的房間。我知道那裡面什麼也沒有，我知道簌簌聲只是水聲，外套只是外套，鞋只是鞋，樓梯只是樓梯，但大概就是這種明瞭更加重了膽怯，因為我是不願意獨自一人同這些東西在一起的，這是我害怕的原因，這些死的不具生命的東西讓我的心更加恐懼。我會繼續以這種態度來體驗這個世界。馬桶蓋看上去是個有生命的東西，還有水槽，浴缸，和這個在地板上杵著的有一個貪婪大肚的黑色垃圾袋。

然而恰恰就在這個晚上這種不快的感覺又接近了，因為祖父是在這裡倒下的，因為父親一天前死在樓上的客廳裡，這樣死去的這些生靈們就和死去的他們，我的父親和祖父，捆綁在了一塊兒。

怎樣才能把這種情緒排解開呢？

哦，那就只有清洗。刷了又刷，擦了又擦。看著這一塊又一塊的瓷磚怎麼樣變得潔淨而光亮。想想這裡的被毀壞掉了一切，將會重新再放光彩，這所有的一切，這每一樣東西。無論在任何情況下，我將絕不會在他結束的地方結束。

當我洗刷完牆和地板後，把水倒進馬桶裡，按開關放水沖走，褪下那黃色的手套，把它們搭在紅色空桶的邊緣上，同時我想著我得記住儘快買一把洗廁所的刷子。要是那另外一間廁所也沒有放著一把的話。我開啟門進去。啊哈，那兒真放著一把。現在我就用這個，不管它是什麼一種狀況，星期一去買把新的。在走向樓梯的地板上我走了一半停下。祖母臥室的門開了個縫兒，不知出於什麼原因，我向那兒走過去，推開門，往裡面瞅。

啊，我的天。

她睡的床的床墊上沒有罩著床單，她就直接睡在那粗糙的、上面到處都是斑斑尿漬的床墊上。床旁邊放著一張類似於馬桶座那樣的椅子，一隻桶放在它的下面。衣服扔得遍地都是。窗臺上有一排盆栽植物。一股氨水的氣味直刺鼻腔。

這兒真他媽臭氣熏天。這臭狗屎，我操，我他媽操。

我把門開到跟剛才一樣的位置，露個小縫，慢慢地走上二樓的樓梯。樓欄杆上有的地方几乎有了一層烏黑。我把手放在上面，感覺出它的黏膩。當我走上最後一級階梯聽見了電視的聲音。我走進客廳，祖母坐在地板中央的椅子上盯著電視。她看的是電視二臺的新聞節目。那時間就應該是在六點半到七點之間。

她怎麼就能夠坐在那個已經死了的人旁邊的椅子上？

我的肚腹緊縮在一起，眼淚流出來了，連續不斷，我不能夠控制臉上肌肉的各部位扭曲，發現自己遠不能避開那嘔吐的反射症狀，那失去了平衡、不對稱的感覺，以一種近乎驚惶失措的方式將我擊倒壓垮了，彷彿我被撕成了碎片。如果可能，我願意跪下雙膝，兩手十指交錯握在一起，向上帝呼喚，呼喚，但我不能這樣，在這點上無憐憫而言，一切最糟糕的事情業已發生，它也結束了。

當我走進廚房時，那裡已經清掃一空。所有的櫃子都洗過了，雖然那裡仍然還有許多東西，牆和地板，抽屜，桌子和椅子，裡面看上去清爽多了。案桌上放著的東西里有一瓶半公升的塑膠瓶裝的啤酒。細密的霧氣水珠遮蓋了瓶子的標籤。它旁邊是棕色乳酪，一個乳酪刮片器放在上面，黃色乳酪和一盒奶油，一把抹黃油的刀斜放在下面，刀柄有點朝向桌子的邊緣。菜板拉出來了，上面放著一塊可奈普麵包，半截還裝在紅白色的紙袋裡面。它的前面是切面包的刀，麵包皮，奶油。

我從最下面的抽屜裡拿出一個塑膠袋，把桌上兩個菸灰缸裡裝滿了的菸蒂倒進去，繫緊袋口，把它扔進了蹲在屋角已經裝了一半的黑色垃圾袋裡，找來一塊抹布，把桌上的菸灰和沾上的黃油弄乾淨，把她的菸絲盒子和捲菸器放到桌子另一端裝有煙紙卷的盒子上面，就在窗框的下方，順手開啟玻璃窗，用窗閂固定。然後去看看英韋在什麼地方。他坐在外面的陽臺上，正如我的預料。他一手握著一瓶啤酒，另一隻手夾著一支菸。

「你要來點嗎？」當我出去後他說。「在廚房的案桌上有一瓶。」

「不要，謝謝，」我說，「這裡的所有東西以後我不會要的。我絕不會再喝塑膠瓶裝的啤酒。」

他看著我笑了。

「你太敏感了，」他說，「那瓶酒沒開過。是放在冰箱裡的。他沒有喝過的，完全不是你想的這樣。」

我點燃一支菸，背抵著陽臺欄杆站在那兒。

「這花園我們怎麼辦？」我說。

英韋聳了聳肩頭。

「我們也不能把這兒所有的事都幹完呀，我們。」

「我願意。」我說。

「是嗎？」

「是。」

現在我想過了要告訴他我的全部計劃。但我沒讓它說出來。我知道從這個雙方對立的意見出現那一刻起，英韋就會拿出一個相反的安排，一個我既不願聽到也不想去參與的計劃。對，都是些小事，是些微末細節，但在我的一生裡曾經有過一次決定嗎？當我們是孩子的時候，我敬佩英韋，像弟弟敬佩他們的哥哥那樣，再沒有任何人比我更瞭解他，雖然我們在外面因為年齡懸殊的緣故不能相遇一處，但在家裡時我們同在一起。不是出於什麼平等的這類原因，自然，通常都是依照著他的意願辦事，但也還是差不離很接近的。也是因為我們為了共同的敵人站在一起，那就是爸爸。

發生在童年時代的許多細節我記不太清了，但它們一再重現，那是無數次的。我們怎麼能笑，為著一丁點兒小的事笑得那麼歡，就像1976年夏天在英國的那一次帳篷露營，那時是難以預料的炎熱，有一天晚上走在我們宿營地附近的一個坡路上，一輛車從我們身邊開過，英韋說，裡面坐著的兩個人在親嘴，我聽成了兩個人在「撒尿」，我們站在那裡爆發出大笑，持續了足有好幾分鐘，聲音比平日高出兩倍，剩下的整個晚上若有一點點最小的機會，笑聲又再度爆發。

對童年時代要是有什麼值得我懷念的話，那就應當是這個了，同自己的哥哥一起對不含任何意義的一些小事無節制地開懷大笑。就在同一次的露營旅行中，和兩個英國小孩一起，我們在帳篷旁邊的草坪上踢了一晚上的足球，英韋戴著他的利茲聯俱樂部的帽子，我戴著我的利物浦俱樂部的帽子，太陽從整個大地上沉落下去，環繞著我們的夜色愈加濃重，從附近帳篷裡傳出低低的話語聲，我對他們講的話一句也聽不懂，英韋驕傲地為我翻譯。在我們就要繼續往前趕路的前一天早上，我們去了游泳池，那時我還不會游泳，我仍然進到了深水區，摟著一個塑膠球，冷不丁地，球從手裡滑落飄開，於是我沉到水下，游泳池裡只有我們兩人，英韋呼喊著救命，一個年輕人跑進來，把我從水裡拽了上來，當我喝下了幾口游泳池裡的氯化水後，當時湧出的第一個念頭就是，媽媽爸爸不必為發生了的這一切害怕。發生這種事故的日子，是不計其數的，建立在我們之間的紐帶，是牢不可破的。他可以對我比對其他人更惡毒一些，但這改變不了我們的關係，這是一種依屬，在我們生活的這種環境中，我對他的感覺不會有恨，更是像一道溪流之於大海，黑夜裡的一道光明。他很準確清楚地知道說什麼話會讓我氣得完全失去理智。他非常安靜地坐在那裡，臉上帶著一種調侃戲謔的笑意，讓我的腦袋轟地一下發熱什麼也看不清楚了，毫不誇張地說，我眼前是一片黑，完全不知道該幹什麼，手腳無措。我可以用盡全力，把手裡拿著的杯子向他砸過去，或者是麵包片，要是我手裡拿著的是它，或者是一個橙子，要是那時我沒有衝過去攻擊他，朝著他一陣拳頭地瘋捶狂打，只是氣得噙著淚水，渾身發抖，他就會把這一切都收起來，緊緊地握著我的手說，好啦，好啦，小朋友，現在你生氣了，可憐的小東西……他也知道所有我害怕的事情，於是在媽媽上夜班，爸爸去市政委會開會時，電視裡又在重播《偷渡者》，這個電視劇在夜裡很晚的時候播出，目的恰恰是不讓我們這種年齡段的人看的，對他來講這就是世界上最簡單不過的事了，關掉整個房子裡的燈，鎖上大門，向我扭過身來說，我不是英韋，我是一個偷渡者，我立刻驚駭得大聲叫喊，央求他要他說他是英韋，說啊，你說啊，你是英韋，我知道的，英韋，英韋，你不是什麼偷渡者，你是英韋……他也知道我害怕的另一件事，那就是擰開熱水龍頭時水管裡的聲音，先是一個刺耳、尖銳的聲音，緊接著便是咚咚的重錘聲，對我來講，除了趕快逃開外幾乎不可能有別的處理辦法，這樣我和他之間就有了一個約定，每天早晨他在盥洗盆裡洗完臉後不要放掉水，把它留給我。或許在有半年的時間裡，每天早上我就是在英韋的洗臉水裡洗我的臉和手。

他在十七歲的時候搬出了家，自然我們之間的關係發生了改變。當日常生活裡的他消失了，他和他的生活狀態在我心裡卻增長了許多，特別是當他在卑爾根的那會兒，在那裡他慢慢地開始了自己的學業。他就這樣走過來了，我也希望自己能這樣。

在進入高中一年級的那個秋天我去看他，在阿勒克學生宿舍，他在那裡有一個房間。從前往市中心的機場班車下車後我首先做的一件事是找到一家報亭，買了一包王子香菸和一個打火機。我以前從來沒有抽過煙，但長久以來計劃著有一天要這麼做，我想過了，一個人在卑爾根，就可能有這種機會。於是我站在那兒，在聖約翰教堂綠色的尖頂下，我前面是市中心的集市廣場，到處都是人和車輛，閃閃發光的玻璃。天空是蔚藍色的，背包放在人行道上我的身旁，我把香菸叼在了嘴角上，當我現在用手作屏遮擋住風、用這黃色打火機點燃煙的時候，有一種強烈的、幾乎是勢不可擋的自由的感覺。我獨自一人，我可以為所欲為，整個的生活在我眼前敞開。我咳嗽了一下，煙在撕裂我的咽喉，在這資格認證後一切順利，在這劇烈的過程中自由的感覺一點沒減少，當我抽完之後，把這紅白兩色的香菸盒放進夾克的口袋裡，將背包往肩上一甩，去和英韋碰頭。在克里斯蒂安桑的高中什麼也不是我的，但英韋是我的，他有的，我也就有了，所以不單單是高興，同時我也感到了自豪，當一個小時後我跪在他房間的地板上，把他蒐集在靠近牆壁的三個酒箱裡的唱片翻了個遍，那時太陽光從窗戶的排氣窗裡透射進來。當天晚上我們和他認識的三個女孩子一起出去，我借用了他的老香料牌體香劑，他的髮膠，我們出門之前站在過道的鏡子跟前，他把我身穿的黑白格紋襯衣的衣袖往上挽起來，就像u2樂隊的刀刃在許多照片裡穿的那樣，又把我的西服領子理正。我們在其中一個女孩子的住處和她們碰頭，她們真是太好玩了，我只有十六歲，他們認為當我們在門衛面前走過時，我應當挽著其中一個女孩的手，這是我第一次在外面去了年滿十八才能入內的地方。第二天我們去了歌劇院咖啡館和畫廊咖啡館，在那裡我們也和媽媽見了面。她和她的姨媽約翰娜住在南斯科格路的一個公寓裡，英韋后來接手了那個住處，後來我去卑爾根時就去那裡找他。這一年後的一次，我帶著錄音機去採訪美國的伏都之牆樂隊（wallofvoodoo），那個晚上他們在夜總會「洞穴」（hulen）演出。我沒有提前預約，但我憑著記者證在調音時順利進去了，我們站在進入舞臺的過道處等著他們，我穿著白襯衣，黑色的牛仔裝，飾帶扣環是一隻巨大的發亮的鷹，黑褲，皮靴。但當樂隊成員來到時，我突然不敢跟他們搭話了，他們看上去令人膽怯，像是一個來自洛杉磯的三十歲圈的吸毒團伙，是英韋挽救了這個場面。嘿，先生！他吆喝了一句，貝斯手轉過身走了過來，英韋說：這是我小兄弟，他從南邊的克里斯蒂安桑市大老遠的專程來這裡採訪你們伏都之牆。你們覺得行嗎？

漂亮的飾帶！貝斯手說，緊接著我紅著臉跟他們進了樂隊的房間。他穿一身黑衣，手臂上有一大片文身，長長的黑頭髮，牛仔靴，極其友好，給了我一瓶啤酒，對所有我寫下來的類似學校報刊級別的那些問題都做了詳盡的回答。還有一次，是剛剛離開了燕尾服月亮（tuxedomoon）的布萊恩·賴寧格（blainereininger），我在卑爾根採訪了他，在畫廊咖啡館裡一張柔軟的皮沙發上。就是這裡，這個大都市，還有它的那些咖啡館、音樂廳和唱片店，在高中畢業以後我將遷往此地，對這一點我絕沒有片刻的猶豫躊躇。

在伏都之牆音樂會後，我們坐在「洞穴」，決定等我來這裡後就組建一個樂隊；英韋的朋友波爾可以彈貝斯，英韋是吉他，我是鼓手。樂隊主唱到時候再找。英韋可以作曲，我寫歌詞，就在那個晚上我們對彼此說，有一天，我們將在這裡，在「洞穴」演出。那時候對我來說，走進卑爾根就是走進我的未來。離開我現時的生活，到未來的生活裡去過幾天，然後又再返回原地。在克里斯蒂安桑我是獨自一人，我得單槍匹馬地為一切戰鬥，在卑爾根我是同英韋在一起，他所擁有的，也提供給我。不僅是外出的地方，咖啡館，商店和公園，閱覽室和禮堂，也包括他所有的朋友們，當我遇見他們的時候，他們不僅知道我是誰，同時也知道我在幹些什麼，我在地方電臺有自己的一套音樂節目，在當地的《家鄉友人》報（ifædrelandsvennen/i）上宣傳推介唱片和演唱會，和這些朋友見面之後，英韋總是告訴我他們都對我評論了些什麼，經常總是些女孩子們的評價，說我帥或者好時尚，等等。但也有些男孩的議論，特別從阿爾維德那裡冒出來的一個評論是，說我跟維斯孔蒂執導的《威尼斯之死》裡的那個男孩很像。我在他們眼裡是個人物，這是託了英韋的福。他把我帶到維尼爾度假屋，他和他的朋友們每一年的新年前夕都在那裡聚會，有一年的夏天我在阿倫達爾的街上賣了磁帶，手裡有了很多錢，我們幾乎每天晚上都出去，有一個晚上，我記得，我一下子喝乾了五瓶酒，之後舉止還未失態，英韋對此大為驚訝，同時也很驕傲。夏天結束後我和英韋女朋友的妹妹在一起了。那段時間他用他的尼康單反相機給我拍了好些照片，全都是黑白照片，全都是糟糕透了的擺拍，一次我們也一起去了照相館，本意是要在聖誕節送給祖父母和外婆外公的照片，他們都得到了照片，但這照片也掛在了攝影師在克里斯蒂安桑電影院門廳裡的櫥窗中，在那裡所有的人都將有可能看到我們兩個那80年代裝束和80年代髮型的擺拍。英韋穿淺藍色襯衣，一隻手腕上纏著皮革的細繩，頭髮長及脖子，頭頂的頭髮剪得很短，我是黑白條紋的襯衣，黑西裝的袖子捲了起來，我的鉚釘皮帶和黑色下裝，到脖子的頭髮比英韋更長些，頭頂的頭髮又更短些，除此之外，一隻耳朵上還吊著個十字耳環晃來蕩去。那段時期我常去電影院，最常常一塊兒去的是揚·維達爾，或者其他來自特韋特的朋友，當我看著掛在明晃晃的櫥窗裡的照片，幾乎沒法完全把自己與它聯絡在一起，這就是說我在克里斯蒂安桑的生活，有一些外在的、可顯示於人的特性，在這種意識裡它與一個固定的空間聯絡在一塊兒，如像學校、體育場、市中心，以及到固定的人群那兒去，我的朋友、同學、球隊夥伴，但照片上的那個我完全是以另一種方式，和一些親密的、被隱藏著的聯絡在一處，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家庭內部的，我也曾一度身在其中，只是我從這裡面脫離了出來。英韋對他的朋友們談到我，但我從來沒有向我的朋友提起過他。

在這外在的空間當中注視到這內部的世界，會令人撲朔迷離與煩亂。但除了幾句評論外沒人在乎，因為我就是一個沒人在乎的人。

1987年，當我高中畢業後，由於某種原因我並沒有搬到卑爾根，而是去了挪威北方一個島上的小鎮，我在那裡當了一年的老師。我的計劃是可以在晚上寫我的小說，用教書掙的錢去歐洲待一年；我買了一本書，上面寫的是在歐洲國家做小工的所有可行和不可行之處，我早就想好了，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乾點工作，寫點東西，過一種自由和獨立的生活，但我這一年裡寫出來的文字讓我進了霍達蘭郡新設立的一個創意寫作學院，我對被能接納入學極為滿意，因此改變了所有的計劃，十九歲的我向卑爾根進發，儘管懷著所有的夢想和到外面的世界去當一個流浪漢的種種想象，我在那裡一待差不多就是九年。

開始的時候一切都不錯。當我從魚市場那裡的機場班車上跳下來時，陽光普照，英韋週末和假日在歐萊恩旅館當接待人員，但當我走進旅館前臺時，他興致很好，他還要工作半小時，之後我們倆買了些蝦和啤酒慶賀我開始了新生活。我們坐在他宿舍前的階梯上喝酒，從客廳裡的音響那兒傳來低調樂隊（undertones）的音樂，洶湧澎湃地灌進我們的耳朵裡。到了晚上，我們已經有點暈了，叫了輛計程車，開到住在下面的英韋的一個朋友烏拉那裡去，在他那裡又喝了一點，然後我們去歌劇院咖啡館，我們一直坐到那裡打烊，不斷地有人來到我們的這張桌旁。這是我的弟弟，卡爾·奧韋，每一次英韋都這麼說，他搬到卑爾根來了，剛開始上創意寫作學院。他要當作家。英韋給我找到了一個學生宿舍，在桑德維肯外，原本的女住客要去南美一年，到房間騰出來以前，我和英韋住一起睡在他的沙發上。他為著許多小事情斥責我，就跟他從前做過的許多次一樣，只要我們住在一起超過了幾天他總是那樣，自打從他的阿勒克時期就如此了，比如他指責我棕色羊乳酪片颳得太厚或者是沒有把唱片放回原處，同樣的許多細節的糾正這次也發生了，我淋浴之後沒有擦乾浴室的地板，我吃飯時把黃油弄到了地板上，我放唱片時放下針頭時不夠小心，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受夠了，我站在他的車旁邊，他告訴我說上次我坐進車裡時如何把車門摔得太重。我一下子光火了，衝他生氣地大喊別對我發號施令。他照辦了，打這次糾正我之後再沒有過這樣的事。但在關係的平衡上依舊如此，我踏入的是他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我是小弟。學院裡的生活很複雜，在那裡我沒有交到什麼朋友，部分原因是因為所有的人都比我年長，部分原因是因為我在他們與我之間完全找不到共同點，於是絕大多數時間我就晃晃悠悠地去找英韋，給他打電話問他這個週末要乾點什麼，他倒是總有事情可做，問我是否能來參加。我當然可以。獨自一人星期天在城裡轉悠一整天或躺在宿舍床上讀書後，晚上太想去他那裡串門了。雖然我對自己說不應當這樣，我應當自己解決問題不依賴他人，但這個誘惑太強烈，因此我還是經常陷進他電視機前的沙發上。

後來他搬進了集體宿舍，對我來講這就是件壞事情，因為我對他的依賴就顯示出來了；幾乎沒有哪一天我沒進他的那房間門，他不在的時候，我就坐在他們的客廳裡，不是他其中的一個室友出於盡責陪我拉話兒，就是一個人在那兒待著，同時翻一本音樂雜誌或是一份報紙，活像是他媽的一個不快樂的卡通人物。我需要英韋，但英韋不需要我。就是這樣。當他在那裡的時候我完全可以和他的朋友們談上一通，這裡存在著一種關係，但我一個人呢？單獨一個人到他其中的一個朋友那兒去？那就只會顯得很異樣，有點過於死乞白賴的意味，這不行的。另外再加上我個人行為舉止不是很檢點，說得委婉一點，我常常喝得醉醺醺的，而且每次我腦子裡冒出一個念頭就止不住想跟他們找茬。特別是他們的外貌，或是我在他們身上觀察到的那些微小的、愚蠢的特性。

當我在學院寫的小說被退稿後，我開始上大學，懶心無腸地主修文學，再沒法繼續往下寫東西，返回到我寫作的現實裡是我所希望的一切。這回歸的意願是強烈的，但在大學校園的環境中有多少人不懷有如此的願望？我們的樂隊，卡夫卡製造者，在「洞穴」演出，在「車庫」演出，我們演奏的一些曲目在電臺裡播出了，在音樂報刊上我們獲得了好評，這不錯了，但同時我知道的，我能參與其中的唯一理由是，我是英韋的弟弟，因為我確實是個很糟糕的鼓手。當我二十四歲的時候，突然一下子意識到事實上這就是我的生活，它準確地展現出了這一狀況，或許它原本一直就是這樣的。學生時代，人的一生當中令人困惑而又被提及最多的這個時期，從那以後人們總是會愉快地回想起它，但對我來說除了一連串慘淡的、孤獨和不完美的一些日子外什麼都沒留下。在上大學的目標實現以前，我心裡一直希望滿滿，所有那些二十歲的年輕人都有的可笑的那些夢想，有關女人和愛情，朋友和歡愉，自身有的秘密天賦突然間得以突破和發揮。但當我二十四歲的時候，我看到了它的真實原貌。那也行吧，就這樣了，我自己也有許多的小快樂，但不是這樣的，我可以忍受它將有的那些孤獨和退化，我這裡是無底的，儘管來吧，這些日子，我可以思考，我可以接納，我是一口井，我是那倒霉的、糟糕的、可憐的、渺小的、尷尬的、不快樂和可鄙的一口井。只管來吧！向我撒下一泡尿！要是你們願意，也衝我拉屎！我都接著！我受得住！我自己就是個忍者！我想得到的這些女孩子，她們在我眼睛裡看到的一定就是這個，雄心壯志，希望甚微，對此我從未懷疑過。但是英韋，在這整個的時期裡都有他自己的朋友、他的學業、他的工作和他的樂隊，就別提他的那些女朋友了，沒一個他得不到的。

他到底有著什麼我沒有的？為什麼他就總是有機會，而在我同那些女孩子談話的時候，看上去不是驚嚇著了她們，就是遭她們白眼？不管怎樣，我還是和他靠得很近。那些年裡我得到的唯一朋友，是埃斯彭，在文學院裡唸書時他比我低一年，在上文學基礎課的時候我們相識了，他請我幫忙看下他寫的詩。對詩我一無所知，但我還是閱讀了，說了一下他表達不通暢的某些含混之處，在這之後，我們逐漸地成為朋友。埃斯彭是在高中時期就閱讀貝克特作品的那種型別，聽爵士音樂，下象棋，留著長頭髮，有某種緊張、焦灼不安的樣子。他很內向，帳篷裡有超過三個人的聚會他會閉口不言，但他的聰慧是顯而易見的，在我們相識後的第二年他的處女作詩集出版，從我這方面來講自是豔羨不已。英韋和埃斯彭代表了我生活中的兩面，很典型的二者不會交匯一處。

埃斯彭本人自然不知道，是他把我拽升到這個更先進的文學世界裡，因為我總是裝作對大多數事情都無不知曉，在這裡人們可以就但丁的一行文字寫一篇文章，沒有一件事不足以妙筆生花，以極繁雜為能事，在這裡藝術是與一些最高層次——而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那種高層次——打交道的，因為它是我們以一種不可思議的方式從現代主義文學的規則裡蒐羅出的，這一切最好用布朗肖對奧菲斯的凝視的描述來詮釋，夜之夜，否定之否定，這些對於我們生存的這個瑣碎沉悶，在很多方面來可說是極悲慘的生活要高出一大截，但那時候我學會的是，我們荒唐的渺小生命也是這個世界的一部分，我們沒法弄到我們想要的東西，什麼也沒有，所有的一切都在我們的能力與許可權以外，因此也就是在這個最高的層面裡，有書籍的存在，只需去閱讀它們，除了我自己沒有任何人能把我封閉在它們之外。此外要說的只是如何抵達頂峰了。

現代文學是個帶有全套部件的器械，是一種認知形式，當它一旦開始同化吸收時，其洞察與見解可能會遭到抵制，但其精粹並未流失，其形式依舊存在，然後它也將適用於你個人的生活以及個人魅力，那時候它將會突然展現在一種全新的、充滿著無窮意義的光芒之中。埃斯彭走的是這條路，我跟著他，像一條愚蠢的小狗，但確乎如此，我追隨著他。我翻看了一點阿多諾，讀了幾頁本雅明，在布朗肖上面伏案几日，瞥了一眼德里達和福柯，研究了一會兒克里斯蒂娃、拉康、德勒茲，同時在詩歌方面有埃凱洛夫、比約林、龐德、馬拉美、里爾克、特拉克爾、阿什伯裡、曼德爾斯塔姆、倫登、湯姆森、豪格，都做了粗略瀏覽，每個人我用的時間絕沒有超過幾分鐘，閱讀他們像閱讀散文，像一本麥克林或是巴格利的書，什麼也沒學到，什麼也不明白，但只是同他們的接觸，有他們的書在書架上，導致了下意識裡的一種替換，只要知道他們的存在，就感到受了滋養；但若是他們沒有用這些見解知識灌滿我的腦袋，我的直覺力和情感就更強烈。

在一次考試或是討論當中宣揚自己的觀點很容易，但那不是我——一個善於預估的人——所追求的。我追求的是豐富。比如當我讀阿多諾的時候，這種豐富的感覺不存在於我閱讀的字裡行間，而是當我讀他的時候產生出的認知。我是一個讀阿多諾書的人！在那些沉重的、複雜費解的、繁瑣的、極為準確的語言當中，尋求思緒的不斷飛昇，那每一個句號處彷彿就是一個登山者的繩釦，其中也存在著別的東西，一種對現實氛圍的獨特理解，在這些語句的影響下，喚醒了我心中模糊的慾望，想使用這種獨特氛圍的語言來說出某些真實的、有生命力的東西。不是用來描述一個論點，而是具體的，比如說一隻山貓、一隻烏鴉，或是水泥攪拌機。語言不是被包裹在現實的氛圍裡，恰恰相反，現實是從語言當中被體現出來。

我沒有把這一點明確表達出來，它不存在於思想，也幾乎難以預知，更多的是某種模糊的動力。我沒有讓英韋知道自己的這一面，首先他對這一點不感興趣，同時他也並不相信。他學的是媒體，在這個學科裡全力證明的是不存在客觀的特性，一切的評估都是相對的，一切受歡迎的與不受歡迎的是理所當然的一樣好，但慢慢地出現了差別，我向後退回，更加充實自己，逐漸地，就我們兩個人來說，我和英韋之間的距離實際上相當大，我不願這樣，給我世界上所有的東西我也不願這樣。我有計劃地漸漸疏離了關係。假如我遭受到挫折，假如我在某件事上失敗，假如我誤解了某些重要的事件，我會毫不躊躇地告訴他，因為把我往下拽的一切在他眼裡都是好事，而對於那些我理解的含有深意的事情，我卻常常並不提及。

從這件事本身來講或許不要緊，但在意識裡開始覺得這是個事兒，就很糟糕了，因為我坐在這裡想著，當我們倆在一起的時候，我不再表現得自然和衝動，不再坐下來就說個沒完，以前我和他在一起時總是這樣的，而是開始盤算、估量、思考。和埃斯彭一起也發生同樣的事情，只是反過來，我表現出隨和、生活方式偏重娛樂的一面。在這同一時期我還有一個從來沒愛上過的女友，不是真愛的那種，她對這些自然都一無所知。我們在一起有四年。於是我坐在那兒，扮演著一個角色，這裡那裡，始終都在演戲。好像這還不夠，我也在一家心理康復機構工作，我不僅跟隨那兒的工作人員，他們都是有護士專業背景的人，也跟著去參加他們的聚會，在有鋼琴師和各種歌者的大眾酒吧裡，在這個城區裡的學生們是迴避這種事的，在那裡我逐漸適應了他們的觀點、他們的娛樂方式及場景。對自身的那些小想法我並不當回事，或者我只是把看法藏在心裡並不言及。這就是為什麼我的性格上有點鬼祟和含糊其辭，對在這個時期我所遇到的人當中我所敬重的那些人，談不上有什麼確定的態度和純淨的情感。我與英韋過於接近，若要做估量，在思想上，在眼裡看到的只是好的、很優秀的一面，這是一大弱點，也就是說，這取決於要保持某種距離才能有效果。在這個距離之內摒棄情感因素。這就是我對他的感情為什麼開始往後退回了一點的緣由。他不被允許失敗。我母親會失敗，這對我無礙，我父親和我的朋友會失敗，我也無所謂，尤其我自己，我失敗了，我是絕對絕對他媽的不在乎，但英韋不應當失敗，他不應當顯得很蠢，他不應當暴露弱點。但當他這麼做的時候，我懷著羞恥看著他，但這仍然不是為在這件事上他的表現而羞恥，而是他不應當注意到我在為他感到羞恥，他不應當知道到我懷有的這種情感，在這種場合中我用躲閃的目光來掩飾自己的情感，而不是把它們流露出來，否則這一定會引人注意，那就很難解釋了。要是他說了些愚蠢或者是油嘴滑舌的話，那不會改變我同他的關係，我仍舊按照心中對他的基本的、固有的看法評判他，只是他可能會認為我為他感到羞愧。

就像那一次，一個深夜，我們坐在「車庫」討論著很久以來我們計劃要做的一份期刊，我們周圍是一群能寫作能拍照的人，所有的人還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像信任法蘭克福學派成員一樣信任1982年度的利物浦隊，像信任挪威作家一樣信任英國樂隊，像信任美國電視連續劇一樣信任德國表現主義電影，創辦一份有新聞導向的雜誌，對多方面的興趣都嚴肅看待，足球、音樂、文學、電影、哲學、攝影、藝術，只要有創意的都要關注。這個晚上同我們坐在一起的有英加·米金，她當時是學生報《斯杜威斯特》（istudvest/i）的編輯，還有漢斯·米耶爾瓦，除了在我們樂隊唱歌以外，他還是英加他們那個學生報的前任編輯。當英韋開始說起辦雜誌時，我突然聽到他在對著英加和漢斯兩人說話。聲音聽起來乾巴巴的，當然，我垂下眼睛望著桌子。英韋講話的時候幾次朝我使眼色。我要說說我的看法呢，還是去糾正他的觀點？或者我他媽的什麼都不用管，不講自己的想法，就支援他所講的？那英加和漢斯就會認為我坐在這裡就只是為了附和他。我不願意這樣做。於是我選擇了一種折中的辦法，什麼也不說，試圖用這種沉默的方式來表示既認可英韋又接受他們對他講話的評價的做法。

我常常就是如此的膽怯，我誰也不想支援，把自己的想法收回來，但這一次的情況危急尖銳，不僅是因為英韋——在家裡我倆的位置中，我總是把他看高一頭，也是因為這場景引發出的虛榮心，即這種隸屬感，這樣我就不願意去附和誰了。

在英韋說了算的前提下，大多數是我和他一起共同完成一件工作，而閱讀和寫作方面絕大多數是我自己一個人獨立而為。有時候這兩個世界也會相撞，這無法迴避，因為英韋也很熱衷於文學，雖然他和我的觀念不盡相同。就說那一次我為學生雜誌去採訪作家謝爾坦·弗勒格斯塔，英韋建議我們一起去，我忙不迭地答應了。弗勒格斯塔在大眾化的同時也是理智知性的，他的理論有深奧有淺顯，他那非教條的、獨立的，近乎貴族的、左傾的觀點，尤其是他的雙關語，使他成為英韋最喜愛的作家。英韋自己也是因這雙關語和低階笑話有個壞名聲，他大學裡所修的專業導致他形成的思想是，看一件作品的價值不在於作品自身，而是取決於社會上產生的認知度，就形式的問題來講真實表述與非真實表述具有同樣的分量。對我來說，弗勒格斯塔首先是一位偉大的挪威作家。對他做採訪是新挪威語的一份學生小刊物tal安排的，以前我曾採訪過詩人奧拉夫·h·豪格，散文作家卡琳·穆厄。採訪豪格我是同埃斯彭一起去的，還有英韋的朋友阿斯比約恩，他負責拍照，所以英韋這次想要參加，也是極自然的事情。那次採訪豪格開頭很糟糕，之後一切順利，因為我沒有告訴他我們去的是三個人，於是當我們的車拐進他的院落時，他等待的只是一個人，所以根本不放我們進他家的門。你們的人太多了，他站在他家的門口那兒說，那種堅決的、西部地區人的口吻讓我突然感到自己像個快樂的、輕鬆的、傻乎乎的、過分熱切的、衝動的、臉色紅潤的南方人。豪格是智者星球的永駐者，他堅守自己，不為一切所動，而我是那個世界的一個行者，隨身攜帶著已知的問題將接近我的一切現象收入行囊。是我的情感，我粗暴的、幾乎是含有敵意的態度來判斷豪格，大概他對我們也是懷著同樣的情緒。但最後他說，那，你們進來吧，在我們前面輕手輕腳地走進了客廳，我們在那裡放下了背包和照相器材的包。阿斯比約恩把相機拿出來，對著光線舉起了相機，埃斯彭和我掏出了各自的筆記本，豪格坐在靠牆的長凳上，眼睛望著地板。或許你可以坐在窗戶跟前的那地方，阿斯比約恩說，那裡光線很好，所以我們可以拍幾張照片。豪格抬起眼睛看著他，一縷灰白的頭髮遮在額頭上。這裡沒什麼他媽該死的照片要拍，他說。好，隨你便。阿斯比約恩說。對不住了。他退到了一旁，把安全攝像頭放回了照相背包裡。埃斯彭坐在我的旁邊，開始把他的那本筆記本翻了個遍，另一隻手握著一支筆。我瞭解他，知道就在眼下，他是不可能集中精力去看他本子上寫的那些東西的。很長的時間裡，沒有一個人說話。埃斯彭望著我。望著豪格。我有一個問題，他說。可以問問你嗎？豪格點了點頭，用手把那縷頭髮撥了去，讓它回到原處，這個手勢是如此出乎意料的輕柔，與他那份很有陽剛之氣的巋然不動和沉穩的坐姿對照，竟帶著點女性化了。埃斯彭開始提問題了，他讀出了本子上寫下的那些東西，又長又複雜，內容是對一首詩的小小的分析。當他說完之後，豪格說他不會對這些詩說什麼的，說話的時候他沒有抬起眼睛。

我讀過埃斯彭的那些問題，所有的問題都是與豪格的詩歌緊緊相關，要是豪格不願意談他的那些詩，那所有的問題都沒用，全是白搭。

接下去又是靜默，持續的時間更長。現在的埃斯彭像豪格一樣黑沉著臉完全封閉了。他們是詩人，我想，他們就是這樣的。與他們的沉重與黑暗相比較，我感到自己輕快多了，對什麼東西都沒有見解的一個外行，對一切只是表皮的浮光掠影，看足球賽，知道幾個哲學家的名字，喜歡最簡單變化的流行音樂。我替我們樂隊寫的歌詞中的一首，它叫《你搖曳的步態多麼優雅》，這是我寫的最接近詩一類的東西了。我不得不介入了，因為很清楚在整個的採訪過程中埃斯彭不會再說什麼了，於是我提出了一個有關約爾斯特的問題，那是我母親的居住地，因為畫家阿斯圖普來自那裡，豪格對此人很有興趣，甚至為這個地方他寫過一首詩。在兩者之間顯然這是個選擇。但他對這個也不願談。他反倒開始說起了很久以前他去那裡的一次旅程，他提到的所有那些名字，聽上去像是60年代中的，他眼睛盯在地板上，用一種很肯定的方式說起一個個名字，彷彿我們都認識他們一樣。我們從來沒聽說過這些人，所有這一切看上去並不神秘，除了含有個人的因素外至少並未有任何特殊的意義。我提出了一個有關翻譯的問題，埃斯彭提了另外一個問題，他都是用同一種方式回答，一種決斷的口吻，彷彿他就是坐在那裡自己跟自己說話。或者，就是在跟地板對話。作為採訪來說，這是一場災難，但或許就這樣持續了一小時後，又一輛車開進了院裡。這是挪威國家電視臺霍達蘭郡臺，他們來是想請豪格讀一些詩歌，他們剛要開始，就發現連線電線忘帶了，得開車回去取，這時候就出現了新情況，豪格變了，他突然對我們非常友善，笑著說些幽默的話，現在是我們在和電視臺對著幹了，冰河解凍，當他們完成他們的採訪任務開車走後，豪格依舊保持著他的友善，是那種平易近人的態度，他完全敞開了心靈。他的夫人端著剛剛烤好的蘋果蛋糕走了進來，當我們吃完蛋糕後，他領著我們參觀了他的整個房子，把我們帶到了二樓的藏書室，平日他也坐在那裡寫作，我看見寫字檯上放著一個筆記本，封面上寫著「日記」，他拿來了幾本書，對我們談起它們，我記得其中一本是克里斯蒂娃的書，因為我想，至少這本你沒讀過，豪格可從來沒上過大學，即使你上過大學，至少你不會明白這本書，然後，我們就走下樓梯，他講了一些聞所未聞、飽含著有深刻意義的關於死亡的話語，語調簡潔帶有一點無奈，但又不乏幽默，我想著這我得記住，這很重要，我將終生銘記，但後來我們坐在車裡沿著霍達蘭海灣回家的路上，我就已經把它們忘了。他在我身後還有幾步時，埃斯彭和阿斯比約恩已經在外頭等著了，這是拍照的時間。豪格坐在石凳上翹起了二郎腿，阿斯比約恩在同一瞬間蹲下，接著又站起來，從不同的角度摁下快門，我和埃斯彭站在幾米外的地方抽菸。這是個秋季里美麗的一天，寒冷清澈；那天早上我們從卑爾根開車出來的時候，海灣上飄蕩著一層寒霧。山腰上的樹葉子黃紅相間，海灣的水面猶如一幅鏡面，一道道寬大的白色瀑布直瀉而下。我很快樂，採訪結束了，也進行順利，但也有些許的觸動，豪格讓我心裡充滿了騷亂，有某種無法平靜的東西，我不知道它來自何方。他是個老人，著裝像老人，絨布襯衣和老頭褲，拖鞋和帽子，老年人的步態，但他身上仍然看不出那種老人的跡象——比如像外公或是我父親的叔父阿爾夫，恰恰相反，當他突然向我們敞開他自己，想要給我們看什麼東西時，是一種率真的、孩子氣的方式，非常友好，同時也非常容易受傷害，就像一個沒有朋友的男孩在突然有人對他表示出興趣時會有的反應，你可以想象，若是外公或是阿爾夫，這完全不可思議，他們這麼向人敞開自己恐怕是六十多年前的事了，要是他們曾經這樣做過的話。或者不是的，這不是他在向人敞開自己，而更多的像是他的本性，比如當我們剛到時他的表現，這是一種自我保護。我看到了一些我不願看到的東西，因為這個人並未察覺自己對我們顯露出了什麼。他已經八十多了，但在他身上沒有任何死亡或是僵化的跡象，像這樣活著實際上太痛苦了，我現在這麼想。這隻會讓我心裡不安寧。

「可以在蘋果樹那邊也拍幾張嗎？」阿斯比約恩說。

豪格點點頭，站起身跟著阿斯比約恩去了蘋果樹那裡。我彎下腰在地上撳滅了菸頭，然後直起身子四處張望看有沒有扔它的地方，在他家的院裡是不能到處隨便扔菸頭的，沒找到一個合適的地方，就把菸頭放進了衣服口袋裡。

四面都被山峰圍住，感覺我們好像站在一個巨大的拱頂上面。空氣裡仍然含著一絲柔和溫暖的氣息，我知道的，西部地區的秋天裡常常就是這樣的。

「你認為，我們可以問問他能否給我們讀一點詩嗎？」埃斯彭說。

「要是你敢的話，那就問。」我說，看著阿斯比約恩在那邊微笑著。若豪格對埃斯彭來說是個詩人，對阿斯比約恩就是個傳奇了，現在他站在那裡用世界上所有的時間來為他拍照。當他幹完之後我們一起回到客廳去拿我們的背包。我拿出在來這裡的路上在一家書店裡買的一本書，一本豪格的詩集，問他能不能替我在上面寫一句給我母親的問候語。

「她叫什麼名字？」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