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心臟而言，生命的含義再簡單不過了：它將盡可能長地持續跳動下去，然後停下。早晚會有那麼一天，這個撲通撲通的、有節律的心臟搏動會自動終結。這時候血液便會開始流向身體最低、最薄弱的部位，在那裡形成一個小小的包塊。從外觀上看，它像是在逐漸變得蒼白的肌膚上的一片暗黑色的充血斑塊。與此同時體溫下降，四肢變得僵硬，腹內的腸腸肚肚一瀉而空。在最初的幾個小時裡，這些變化的進展極為緩慢，它是以一種確信的、幾乎像是按著一種儀式的程式來走過的。彷彿生命的章節是遵循著某種固有的法則行事，是在履行一項「君子協定」。也就是在此之後，死亡隨即登場。死亡總是在等待生命退卻之後，才開始對這片新領地的侵入與佔領。這是一種毫無餘地、無可挽回地進行著的討還。伴隨著產生的極度高熱，細菌病毒開始在軀體內部擴散，其勢不可阻擋。若它們試圖提早幾個小時進犯，那將會立刻遭遇抵抗，但現在環繞其周的一切只有沉寂，它們只需持續不斷地向溼潤、幽暗的地區縱深發展。這支入侵大軍進入哈弗斯骨管，穿過腸腺，進駐胰島，再插入鮑氏囊，途經克拉克柱，進入中腦黑質,最後抵達心臟。它以一種尚未觸及但被劫掠後的狀態繼續存在著。整個結構已完全被從內部蝕空掏盡，其間含有一種詭譎的荒涼與頹敗。人們可以想象，這彷彿是一個在眨眼間工人們全都撤離得乾乾淨淨的建築工地。所有的車輛一動不動，車燈黃色的光線投向樹林的幽暗中，簡易工房裡空無一人。依山的斜坡路上，掛在纜車道上的車廂一個接一個，都裝載滿滿。

在生命離開身體的同一瞬間，身軀歸屬死亡。廢棄的燈盞，箱包，地毯，門把，窗框。泥地，沼澤，溪流，山脈，雲彩，天空。這一切對我們來說並不陌生，我們繼續為這死亡世界的萬物及自然現象包圍環繞。縱然如此，一旦真的看到有人陷入了那個世界，還是有什麼東西會喚起我們很大程度上的不愉快。至少在情況確定之後，盡最大可能不讓死者的屍體進入我們的視野。在大型醫院裡，不僅把屍體藏在單獨的、遠距離隔絕的房間，去往那裡的通道也是隱蔽的。有專用的電梯，專用的地下室通道。即或碰巧有人迷路誤入該區，身旁經過的推車上的屍體也遮蓋嚴實。當屍體要抬出醫院時，有專用出口與深色玻璃的車輛。在教堂墓地那兒，為他們備有單獨的沒有窗戶的房間。在舉行葬禮儀式時，他們被蓋在緊閉的棺柩裡，直到最後被深深埋入地下，或在高爐裡化為灰燼。從實用目的出發，很難看出這類先進的處理方式有什麼好處。比如，推著這些死者的屍體經過醫院所有的過道時，大可不必加以遮蓋，從醫院抬走時也用一般的計程車就是了。這不會給任何人帶來任何風險。一個老人在電影的放映當中斷了氣，儘可以讓他待在自己的座位上直到電影放完，待到第二部電影結束也未嘗不可。一個老師中風猝死在校園，沒有必要馬上、立刻開車抬走。讓他躺在那兒等校工有時間再來料理好了，一直到下午甚至晚上都行的，這不會傷害到任何人。或許會有一隻鳥兒飛來停在他的身上，這裡啄啄，那裡啄啄，這又有何妨？是否等他入了土情況就會好得多，就只因我們看不到那一切？其實只要死者躺在那裡不礙事，就毫無理由這麼匆忙行事，他們也不可能再死一次。尤其是在冬季嚴寒的日子裡，這種處理方式應當是更為有利。在長椅上和月臺上凍死的露宿者，從高樓和大橋縱身跳下的自殺者，從自動扶梯上跌下的老太太，坐在自己車上死於車禍的人，在城裡待了整晚後因酒醉恍惚掉進湖裡的年輕男子，被公共汽車拖拽到車輪下的小女孩，對這一系列的死者，為什麼都是那麼急匆匆地把他們趕快掩藏起來？為了合乎禮儀？等女孩的父母親在一兩個小時以後趕來看上一眼，可能更合乎禮儀。她躺在出事地點旁邊的雪地上，破裂開來的頭顱和完整的身軀，浸滿鮮血的頭髮和潔淨的羽絨服。向世界敞開一切吧，像她那樣躺在那兒，這本無什麼秘密可言。而在雪地上的這麼一小時，卻又是那麼令人難以理解。一座城市不將其死者排除在公眾的視線之外，看著他們橫屍大街小巷，在公園和在停車場，這就不是城市，是地獄。這地獄以一種更現實主義和更深入真實的方式，反映出了我們生存的條件。但這又怎麼樣呢，我們原本是知道這個現狀的，只是不願去看它罷了。由此，將死者驅除在外的集體做法就是一個明證。

然而，究竟要摒除什麼、驅走什麼，卻又說不清道不明。這不可能是死亡本身的問題，是死亡的現象在社會上的存在太突出，或者太多。報紙或者新聞每天提及多少死者，根據不同情況多少有些變化，但一年半載下來，其數目可能很穩定，也就漸漸習以為常了。因為訊息總有多種渠道傳播開來，無論如何沒法避開。同時死亡這一現象看上去也不是那麼有威脅性。相反，有一些死亡我們還感興趣，甚至願意為看它掏腰包。例如那些電影製片公司推出的數量驚人的展現死亡的故事片。如此一來，要將死者摒除在公眾視野之外的這個做法，就愈發讓人難以理解。若是死亡作為一種現象沒有讓我們驚駭，那面對死去的軀體為何又有不愉快的感覺呢？這一定意味著，要不就是有兩種死亡，要不就是我們對死亡的想象和死亡真實面貌之間存在著衝突和差距。無論是哪種緣由，結論只歸於一個：這兩者相比較的實質是，我們對死亡想象的畫面如此強烈地刻印了在我們的意識裡，以至當我們看到真實的死亡展現時不僅感到震驚，同時也會試圖用所有的手段去掩蓋它。這個結果不是緣於人們有意識的深思熟慮，就像教堂的種種儀式譬如葬禮那樣，在我們的時代可以通過協商討論求得解決，因而從非理性轉向理性的領域，從集體的轉向個體——不，我們將死者移至視線之外的方式從來就沒有過任何爭議，我們向來就是這麼做的，天經地義。但卻又沒人能給這種做法的必要性一個理由。但所有的人都明白：若是你的父親在秋天一個颳風的星期日猝死在外面的草地上，你會盡快將他抬回屋裡，要是辦不到，至少你會給他蓋上一條毯子。但這種衝動不是我們對死者唯一的做法，跟掩藏屍體一樣顯而易見的還有一個事實，它們總是被儘快地往朝向地面的方向搬走。一家醫院把死者的屍體往上搬，停屍房和火化房都建築在房屋最高的一層，這幾乎是件難以想象的事情。死者被安放在越接近地面的地方越好。將這同樣的原則換到處理這種事務的單位，則會是：一家保險公司完全可以把他們的辦公室設定在八樓，但殯儀館就不行。所有殯儀館的辦公地點都在儘可能接近街邊草坪的地方。很難說清這到底出自什麼原因。很可能是受一切從實用目的出發的傳統習俗影響而產生的觀念。譬如，地窖陰冷，自然最適合儲存屍體。但以此原則推及已有冰箱和冷藏室的現今時代，也絕不會有人想到要把屍體向建築物的高處搬，這看上去很不合情理，好像高度與死亡兩者互為排斥。似乎我們有某種潛在的直覺，一種藏於心底深處的情結，我們的死者必得下行於土地，落葉終須歸根。

看來死亡經不同的渠道被分為了兩類。一類與隱秘、沉重、土地、汙穢和黑暗有關，而另一類與開放、輕盈、天空、潔淨和明亮相聯絡。在中東地區某城市，一位父親和他的孩子被槍殺，在那一瞬間父親試圖將孩子拖出子彈的瞄準線之外。照片中他們兩人身體緊緊纏裹在一起，照相機剛好捕捉到子彈穿射進肌肉時身體戰慄的一刻。照片傳送至環繞著地球的數以千計的衛星中的一個，接著傳遍了全世界的電視臺。從這裡又一張有關死亡和瀕臨死亡的影像不自覺地進入我們的意識。這些畫面沒有重量，沒有誇張，沒有時間和地點，也與這些身體曾經來自哪裡毫無關聯。它們不屬於哪裡，卻又無處不在。絕大多數影像只是在我們的意識中停留片刻，但其中一些出於某種原因將留駐在我們腦海裡的黑暗之中。一個滑雪者從高處俯衝時出了事故，劃破了大腿上的動脈，頓時血流如注，她身後潔白的雪坡上一道鮮紅的血痕拖曳而下，在她身體停止滑行前人已氣絕身亡。一架正起飛的飛機，在爬升時兩個機翼著了火。郊外的屋頂上是湛藍的天空，就在這一片湛藍的天空下面，飛機爆炸成了一個火球。一個晚上，在挪威北部的海灣外有一艘漁船沉沒，船上七個水手無一倖免。對發生的一切第二天早上所有報紙都做了報道，因為這是個所謂的不可思議的神秘事件。天氣平靜無風無浪，也沒有船上發出的任何求救訊號，它就這麼消失了。當天晚上有電視臺派出直升機到出事地點做進一步勘察，拍出的畫面上只是一片空蕩蕩的海。多雲的天空下，灰綠色的波浪隆起又徐徐退下，緩慢而沉重，較之那些此起彼伏地疾速翻騰著白色泡沫的浪花，保持著自己的另一種節奏。我獨自一人坐在那裡，看到了這一切。那會兒很可能我的父親正在外面的花園裡幹活。我注視著螢幕上的海面，沒有聽到播音員在說什麼，突然一張臉的輪廓從那裡冒了出來。我不知道持續了多久，或許幾秒鐘，但時間長到足以對我產生強烈的印象。在臉孔消失的同一瞬間，我站起身來，我要走出去找一個人告訴他這事兒。我母親上夜班，哥哥在踢球比賽，其他的孩子不會聽我說的，所以那就只有爸爸了。想到這裡，我急匆匆地跑下樓梯，把腳塞進鞋裡，手臂插進夾克衣袖，開啟房門出去，繞著房子就開跑。我們是不允許在院子裡跑的，所以在快進入爸爸的視線之前，我放慢速度，開始走起來。他站在房子背後，在下面將開闢成蔬菜園子的地方，用手裡握著的大鐵錘敲打著一塊突起的山石。雖然鑽孔只打了幾米深，踩在他腳下的翻挖出的黑泥土，還有他身後院籬外的一片枝葉濃密的楸樹，給山坡罩上了一層昏暗，往下一直延伸到低處。當父親直起腰向我轉過身來時，他是一張幾乎完全黑沉著的臉。

但我仍然有足夠多的資訊來揣摩他。不只是看臉上的表情，還有整個的形體姿態，不用去解讀他的思想，而是憑直覺。

他放下鐵錘，摘下手套。

「怎麼啦？」

「剛才在電視裡我在海里看見了一張臉。」我說，在他跟前的草地上停住腳。那天下午早些時候鄰居砍下了一棵松樹，空氣裡充盈著石牆外的樹樁散發出的濃烈的松樹清香氣味。

「一張潛水員的臉？」爸爸說。他知道我對潛水員有興趣，他就不能想想，我跑到這裡來可能是另外有感興趣的事告訴他呀。

我搖了搖頭。

「這不是什麼人的臉，是海里的一張畫。」

「一張畫，我說你呀。」說著，他從襯衣胸前的口袋裡掏出一包香菸。

我點點頭，然後轉身就想往回走。

「等等。」他說。

他擦燃了一根火柴，然後低下頭去直到香菸夠得著火。火苗給這片灰暗勾勒出了一個明亮的小圓圈。

「這麼說，」他開口了。

在深深吸了一口後，他把一隻腳踏在山岩上，朝著路的另一邊遠處的森林凝視。當然，或許他注視的是那樹木上方的天空。

「你看見的是一張耶穌的畫像吧？」他說，他抬起頭來望著我。要不是這友好的語氣，這長時間靜默後的提問，我會以為他是在嘲笑我。我是個基督教徒，他感到有點難堪。他對我所有的希望就是，我不要另類，要跟其他的孩子們一個樣。在這片住宅區裡，沒有一個孩子跟他的小兒子一樣，稱自己為基督徒的。這是件真正讓他弄不明白的事。

我感到驚喜，因為他其實是在意我的。同時又有點小小的失落，他是這麼低估我。

我搖搖頭。

「不是耶穌。」我說。

「這個回答還差不多。」爸爸說，他笑了。在山坡上面的最高處聽到一陣輕微的腳踏車輪碾壓在馬路上的聲音，聲音越來越強。住宅區的一片寂靜中，這低低的、摩擦著地面的嘶嘶聲響，化為了一陣陣嗖嗖聲。當腳踏車輪在我們遠處的路上滾過去時，聲音清晰可聞。

爸爸又再吸了一口煙，然後把還沒完全熄掉、還冒著煙的菸頭，扔到了院籬笆的外面。咳嗽了幾聲，戴上手套，又把鐵錘握在手裡。

「別再想這事了。」他說，他抬起頭來望著我。

那個晚上我八歲，父親三十二歲。雖然我仍然不能說我已經瞭解或知道他是什麼樣的一個人，但現在的我比他當年大七歲，一些簡單的事情是比較容易領會的。譬如，我們各自的歲月之間有多麼大的差異。我的生活裡充滿著豐富無窮的意義，向前跨出每一步就敞開一道門，而每一道門都可能將我引領到最遠處。現在我不能理解的是，他生活的意義實際上從某方面來講不是把那些單個的、許許多多的日常事件集中一處，而是完全把它們分散。因此除了一些抽象的概念外，不可能抓住要點。「家庭」是一回事，「仕途」是另一回事。在他的那些日子裡就沒有一次意料之外的可能性發生。他多半知道未來有多大的可能性，以及他如何才能使這個可能性付諸實現。他已結婚十二年，在中學當老師，教書八年。他有房有車，有兩個孩子。他被選入市政委，是左黨在市政府委員會的代表。在冬天的半年裡他玩集郵，很有成績，在很短的時間裡已在這一方地區首屈一指。在夏季的半年裡他的業餘時間都花在了拾掇花園上。那個春天的夜晚他在想些什麼，對此我一無所知。我也不知道他手裡握著鐵錘在那半明半暗的朦朧中直起腰來，看見的又是怎樣一幅圖畫。但在他心裡會有這樣一種感覺，他對圍繞自己的這個世界相當地瞭解。對這一點，我深信不疑。整個住宅區所有的鄰居他全都知道姓甚名誰，以及與他自己相比較，他們又各屬於哪個社會階層。可能他還知道別人最不願意暴露於世的某些隱私，不僅是因為他教他們的孩子，也因為他對其他人的弱點目光尖銳。作為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的新成員，每天的報紙、廣播及電視節目供給他大量的資訊，使他對這個大千世界資訊靈通。他也懂一些植物學和動物學，因為他在青年時期就對它們有興趣。即或在自然學科的其他方面沒有進行過深入的學習研究，至少他在高中時學過有關的基本知識。他歷史學得不錯，這是他在大學裡與挪威語和英語一起主修的科目。換句話說，或許他對哪一門都並不精通，又都略知一二，只有教育學除外。他就是這樣，一個典型的普通大學生。那時候在中學裡教書還是個有社會地位的行業。住在石牆另一邊的鄰居普雷斯巴克莫，是和他同一所學校的老師。同樣，住在房後面那樹木遮掩的山坡上的另一個鄰居奧爾森，也是教師。其中還有一個鄰居克努森，住在拐彎的那一條路的盡頭，他是另一所中學的教導主任。當我父親把鐵錘高高舉過頭頂，讓它重重地落在山岩上的這個春天的夜晚，是70年代中期。他捶擊著岩石，在這個他所熟悉的世界裡，他充滿信心。當我自己進入了與他相同的年齡，我首先明白的是，走到這一步是需要為此付出代價的。當視野中的世界變得愈來愈紛亂繁雜，不僅觸及心中的痛處在逐漸減少，也會覺得許多事情其實毫無意義。要了解世界，必須將自己擺放在與其保持固定距離的地方。當我們用肉眼看微小的東西，比如分子、原子，會覺得看不清，那就必須把它們放大了來看。若是天體系統、河流三角洲，天穹的星象這種浩大不可及的物象，我們就把它縮小了來看。把這一切都歸入我們意識的範疇中，一切便釋然了。這個釋然，就是知識學問。整個兒童、少年時期我們歷經艱辛，為的就是達到能與一切事物和現象保持正確距離的這一點，這一個位置。我們讀書，我們學習，我們經歷，我們不斷地修正。於是這一天來到了，我們達到了與所有物象保持必要的距離的這個點，也有了所需的認知系統的概念。到了這時候，時間便開始飛快地溜走。它不再遭遇障礙，一切就緒。時間洪水般洶湧地貫穿我們的生活，日子便如白駒過隙轉瞬即逝。在我們理解到這一點以前，我們已是四十歲，五十歲，六十歲……意義需要充實，充實需要時間，時間需要敵人。知識是距離，知識是穩固恆定，知識是意義的敵人。換句話說，父親在1976年那個春天的晚上的畫面有了雙重的含義：其一，那時我是以一個八歲孩子的眼睛在看他，毫無預見性，怯生生的惶恐；其二，現時我是作為一個同齡人來看他，時光流過了他整個的一生，不斷地、大塊大塊地剝去了他生命中的意義。

鐵錘敲擊岩石的聲音響徹整個住宅區。一輛汽車從主幹道朝這傾斜的山坡開上來，駛過一個接一個路燈。鄰居家的房門開啟了，普雷斯巴克莫在門口的階梯下停住，戴上工作手套的同時，深深地吸進一口這晴朗夜晚的空氣，然後握住小推車的手把，走進了他跟前的草地。從山那邊飄過來父親捶打山岩發出的火藥般的氣味，還有石牆外松樹樁的氣味、新翻出的土地和森林的氣味，從北方吹來的微風裡夾裹著一絲鹽的氣味。我想著我在海里看到的那張臉。雖然距離上一次才過去了幾分鐘，它卻完全變了。現在我看到的是父親的臉。

他在下面忙著打鑽孔敲山岩。

「你還站在那兒嗎，孩子？」

我點點頭。

「馬上回屋裡去。」

我開始邁步走。

「你聽著，」他說。

我站住，帶著疑問轉過頭去。

「這一次不要跑。」

我盯著他不動。他怎麼知道我剛才跑來著？

「別這樣大張著嘴，」他說，「你看上去完全像個傻瓜。」

我照著他的話做了，閉上嘴，然後慢慢地繞著房子走回去。當我來到屋的正面，看見外面路上全是半大的孩子。年長一些的推著腳踏車站在一處，他們的身體幾乎與昏暗的暮色融在了一起。年齡小些的孩子在玩踢罐子游戲，輸家就罰站在馬路上用粉筆劃出的圓圈內。另外的人都在馬路下面的樹林一帶把自己藏起來，躲在罐子持有者的視線之外，不過我能瞧見他們。

從橋柱間透射出的落日餘暉，給黑黝黝的樹頂點染上一抹紅色。山坡上駛來了一輛嶄新的車。車燈首先照亮了騎腳踏車的人。在短暫一瞥中，反光鏡、金屬、羽絨服、黑眼睛、白臉一晃而去。接著是那些在路上玩遊戲的孩子，他們得向路的兩旁勉強邁出一步，好讓汽車通過。現在他們站在那裡，都扮著鬼臉，盯著這輛車看。

這是特羅爾內塞斯夫婦，我們班上的一個男孩斯韋勒的父母。看上去，他好像沒有跟著一起來。

我轉過身去，目光追隨著汽車尾燈直到它們消失在山坡的最高處，然後回到了屋裡。我試著躺在床上看了一會兒書，但沒法讓自己完全安靜下來。於是我來到了英韋的房間，從那裡可以望見爸爸。當我看到他的時候，我就知道自己對他的瞭解。頂重要的一點是，要心裡有數。後來我熟悉了他的心思和情緒，而為了預知這一切，我經過了長時間的學習琢磨。在某種下意識的分類梳理系統的幫助下，我把握住了做事要以什麼樣的尺度才能達到預期的那個結果。這樣我就可以事先都做好準備，一種心智心神的氣象預報。汽車加大馬力從通向房屋的斜坡開了上來。當他關掉髮動機，拿上自己的東西走下車的時刻，他鎖上車門的同時向四下裡張望的那個樣子，當他從門口走進來脫下外套的過程中發出的一系列有著細微差別的不同聲響——這一切都是預兆，一切都能加以詮釋。他去過了哪些地方，在那兒待了多長時間，以及他是與誰在一起，所有這一些都成為了資訊。但我唯一知道的一點是，在得出推論前我就退出了。最讓我害怕的是，他是怎麼發現的……由於某種原因我竟然沒看見一點徵兆……

天知道，他究竟是怎麼知道我跑過來著？

他能以一種令人無法理解的原因看透我的心底，這不是第一次了。比如，在秋天的一個晚上，我把一小袋糖果藏在了床上的被蓋下，正是因為我猜到了他會進入我的房間。有關我把他給我的錢到底花在了什麼地方的解釋，他是從來不相信的。他剛一走進房間，站定後，看了我幾秒鐘。

「你在床上藏什麼東西啦？」他說。

他就怎麼可能知道？

屋外普雷斯巴克莫開啟了他安裝在石板地上的那盞強光燈，他通常站在那裡幹活。在黑暗中凸顯的這塊新的光明島上，堆滿了各式各樣的廢品雜物。他一動不動地站在那裡，望著這一切。一堆油漆罐，玻璃瓶和畫筆，劈好的柴，殘缺的木板，卷在一起的汽車套子，輪胎，一副舊腳踏車架，幾個工具箱，裝有不同尺寸和不同形狀的釘子和螺絲釘的箱盒，摺疊好的那些廢牛奶紙盒裡鋪滿了春花的新芽，幾袋石灰，澆花用的膠皮水管盤在一起倚靠著屋牆，一塊畫滿了你所能想得到的各類工具的廣告牌。或許這在表明，在裡面的地窖裡，有一個幹業餘愛好的房間。

我又朝著父親的方向望出去，他一手拿著鐵錘，另一隻手拿著一把鐵鍬，正朝著草坪走過來。我趕緊向後退了幾步。就在這時大門開了，是英韋。我一看錶，差兩分九點半。緊接著，他以他獨特的步子走上樓梯，身子往前一衝一衝的，差不多有點像只鴨子在走路。為了能在屋裡走路又快又不發出聲響，我們逐漸練就了這種走路方式。當他上來以後，已經氣喘吁吁，滿臉通紅。

「爸爸在哪兒？」他進屋就問。

「在外面花園裡，」我說，「你沒晚回家。瞧，現在九點半。」

我把戴手錶的胳膊伸了出來。

他從我身邊走過，把書桌前的椅子往後一拉。從他身上還能嗅到戶外的氣味，寒氣、樹林、碎石和馬路。

「你動我的唱片了嗎？」

「沒有。」

「那，你到我的房間來幹什麼？」

「沒幹什麼。」我說。

「要做什麼你就不能到自己的房間裡去嗎？」

我們下面的大門又開了。這次是爸爸沉重的步子在樓下的地板上走過。跟往常一樣他在門外脫下了靴子，然後走進洗手間換衣服。

「在電視新聞裡我在海上看到了一張臉，」我說，「你聽說這件事了嗎？你知道還有別的人也看見了嗎？」

英韋用一種半帶疑問、很不情願的眼神瞅著我。

「你在嘮叨些什麼？」

「你知道那艘漁船沉沒的事嗎？」

他微點了下頭。

「在電視裡顯示沉船的地點，我在海里看見了一張臉。」

「一具屍體？」

「不，這不是一張真正的臉。是海面本身形成了臉的模樣。」

一時間他只是著我，不再說一句話。然後，他彎曲起食指，按在自己的太陽穴上轉了幾圈。

「你不相信我？」我說。「那是千真萬確的。」

「是千真萬確，你就是個廢物。」

就在這時爸爸在下面關上了水龍頭。我想現在最好還是回到自己的屋裡去，那就不會有在過道上和他碰面的危險。同時我不願意英韋說完最後的話。

「你才是個廢物。」我說。

他根本懶得搭理我。他只是把頭轉向我，像兔子那樣把兩排牙齒露在外面，還在齒縫間吹出一口氣來。他的這個模仿動作暗示我突出的牙齒。在他沒能看出我開始掉眼淚之前，我扭頭走出了房間。我獨自一人待了很長時間，這算不了什麼，我扛得住。這一次算我贏了嗎？就因為他沒看見我哭鼻子？

一進我的房門我就停下腳步，瞬間的念頭是我應該去浴室。在那裡我可以用冷水洗去臉上的痕跡。可父親正走上樓梯，我只好用毛衣袖擦拭我的眼睛。蓋在眼睛上那層薄薄的淚水被幹衣袖這麼橫著一抹，使得屋內一切陳設的外觀變形，色彩有異，彷彿突然間沉到了水下，現在感覺是在水裡觀物。將這個想象的畫面進一步延伸，於是我舉起雙臂在空中做出划水的姿勢，與此同時慢慢地走回書桌。在我的腦海裡，我戴著最早期潛水員用的那種鐵頭盔。那時候在海底行走的他們，腳上是鉛鑄成的鞋，沉重無比，厚重肥大的潛水衣套在身上臃腫得像一頭大象，固定在頭部的氧氣管子晃動著就像根象鼻子。我嘴裡喘息著，小口地往外吐氣，把腳一下接一下重重地落在地上，就像他們當時在海底的那種沉重緩慢的移動。就這樣我在地板上繞著圈子走了一會兒，直到驚駭的想象進入又一個階段，開始極為緩慢地向那個刺骨的寒水區域滲進。

幾個月前我看過儒勒·凡爾納的小說改編的電視劇《神秘島》，說的是有幾個乘坐熱氣球的人降落在了大西洋上的一個荒島上的故事。看到第一個畫面時我就被完全震撼了。這裡面無奇不有，包羅永珍。熱氣球、狂風暴雨、穿著19世紀服裝的人，他們登上的這塊光禿禿的荒無人煙的島嶼，可能還不是他們想象中的那麼糟糕，圍繞著他們一系列詭異神秘莫測的事件一樁接一樁地發生……在那裡的那些人到底是誰呢？在那集電視劇快結束時一下子有了答案。在地下水的坑道里有動靜，一群人模人樣的生物……從他們手裡握著的燈發出的光亮裡，一個光滑的、面具罩住的腦袋在眼前一晃而過……看清楚了……像蜥蜴，但是在用兩肢直立行走……背上還背了幾個……其中的一個回過頭來，他沒有眼睛……

當我瞧見他的時候沒有發出尖叫聲，但這些恐怖的畫面立時貫穿全身，滿腦子都是，讓我什麼事也幹不了。即或是在大白天的光亮中，當我一想到水洞裡那些蛙人，恐懼就會讓我完全崩潰。現在腦子裡那無數的念頭已經把我變成了他們當中的一員，我與他們互為參照。他們的步子是我的步子，他們的手臂是我的手臂。我一閉上眼，就看見那些沒有眼睛的面孔。地下的水洞……黑汙的水……手裡舉著燈的蛙人排成一長串……我陷得太深了，睜開眼睛也無濟於事。即使我看見自己坐在自己的屋裡，環繞四周的是自己熟悉的東西，我仍被恐懼攥在手裡。我害怕得幾乎不敢眨一下眼睛，擔心會發生什麼事情。我在床上坐下，身體僵直，看也不看就一把抓起了書包，瞅一眼課表，找到星期三，讀下面的欄目：算術、自然地理常識、音樂。我把書包舉起，放到膝蓋上，機械地翻撥著裡面的書本。然後把書桌上翻開的那本書拿在手裡，往床裡面挪挪直到背倚靠著牆，開始埋頭讀書。最初我每幾秒鐘就會抬起頭，慢慢地這種抬頭的間隔變成了幾分鐘。後來是晚上爸爸叫我的聲音，準確無誤的正九點。此刻主宰我的已經不再是揮之不去的恐懼，而是書本了。要放下手裡的書也是很需要毅力的。

我們是不被允許自己切面包片的，也不許使用電爐。所以總是媽媽或者爸爸給我們做晚飯。要是媽媽上夜班，就是爸爸來做這一切：當我們走進廚房，擺在桌上的兩杯牛奶、兩個盤子裡的四片面包在等著我們。他通常都是早就把麵包片做好，再把它們放在冰箱裡。所以麵包片又冷又硬，咬起來有點費勁，即或抹在上面的東西是我喜歡吃的。要是媽媽在家，會由她或者我們把搭配麵包的各類食品都放在桌上。這小小的點子讓我們可以決定把什麼吃的放在桌上，也可以決定我們吃什麼口味的麵包片。另外面包保持室溫，不是那種冷冰冰的。當然也有獲得某種自由的感覺：我們可以開啟櫃櫥，取出杯杯盤盤，讓它們發出叮叮噹噹的碰撞聲，再把它們擺放在桌上；可以拉開裝有刀叉的抽屜，總是在裡面稀里嘩啦撥弄一陣後，把刀子放在盤子旁邊；可以把玻璃杯放在桌上，開啟冰箱，拿出牛奶，倒在杯子裡，自然也可以張嘴講話。和媽媽一起用餐的晚上，我們的話題一個接一個。我們隨便說，想到什麼就說什麼，她很感興趣地聽我們說話。要是撒了點牛奶，或是忘乎所以了，把用過的茶袋順手放在了桌布上（媽媽有時候也給我們泡點茶），這都不要緊。但我們在吃飯時享受到的這種自由的尺度，是隨著爸爸接近我們的距離而發生規律變化的。知道他在屋外或是在下面他的辦公室裡，我們便自由地高聲談話，還可以加上我們隨心所欲的動作手勢；他若走上樓梯，我們自然而然降低聲音，感覺說的內容不適合他，就立刻轉換話題；他一走進廚房，我們立刻靜默，一本正經地坐在那裡，好像我們在專心專意地用餐；相反，要是他走進客廳，我們就繼續聊天，但是靜靜地，小心翼翼地。

這個晚上當我們走進廚房時，等著我們的就是盤子裡的四片做好的麵包片，上面擺放著不同的配食。一片是棕色的山羊乳酪，一片黃色乳酪，一片是拌著番茄的沙丁魚，一片丁香乳酪。我不喜歡沙丁魚，就先拿起這一片。我最討厭吃的就是魚，水煮鱈魚讓我有想嘔吐的感覺，我們一週至少要吃一次；另一種是蒸魚，吃在嘴裡無鹽無味，看上去也是鬆垮垮的。其他種類的魚自然也是一樣炮製，水煮綠鱈魚、水煮軍曹魚、水煮鯡魚、水煮黑線鱈魚、水煮比目魚、水煮鮐魚、水煮挪威黑線鱈等等。其中沙丁魚的味道最糟糕，番茄我可以把它當作某種番茄醬來吃，但那魚稠膩膩的，特別是那小小的、滑溜溜的尾巴讓人噁心。為了儘量不碰到它們，我通常是先把它們咬下，放在盤子旁邊，用麵包片一端的硬皮沾些番茄醬，再把那些小尾巴塞在當中，同時把它們卷在一起。用這個方法我可以在嘴裡嚼幾下而不碰到它們，然後喝幾口牛奶把它們全都嚥下去。假若爸爸不在場，像今天晚上這樣，那自然是乾脆把它們全都塞進褲袋。

當我這樣做的時候，英韋揚起眉毛，搖了搖頭。然後他笑了。我也衝他笑了笑。

在外面的客廳裡爸爸在椅子上動了動。一陣摸索火柴盒的聲音。緊接著火柴頭上的硫黃擦在火柴盒劃面上發出的短暫爆裂聲後，是煙被點燃了的聲響，隨即而來的一切便都歸於火苗的靜默中。幾秒鐘後，香菸的氣味飄散進了廚房，英韋躬身向前，開啟窗戶，他儘量不讓自己發出一點動靜。聲音從黑暗的戶外湧進視窗，一下子廚房裡的氣氛全變了。突然間這裡成為了外面原野山川的一部分。我覺得，我們就像坐在一塊暗礁上。這個奇想讓我手臂上的汗毛豎立。起風了，一陣悉索的風聲從林間穿過，下方草坪上的樹木和灌木叢被吹得嘩嘩一陣響。街路口傳來的聲音是扶著腳踏車把的幾個年輕人，是他們在談話。通往橋的那個上坡路上一輛摩托正在踩油門加速。在遠處，從峽灣裡駛進的一艘船嘟嘟的馬達聲蓋過了所有其他的聲響。

他一定是聽見我了！我奔跑在碎石路上的腳步聲！

「我們交換一下？」英韋低聲說，指了指那片蓋著丁香乳酪的麵包。

「好的。」我說。真是太令人高興了，困擾我的這個謎團總算解開了。我喝了一小口牛奶把最後一塊沙丁魚麵包衝了下去。開始吃英韋放在我盤裡的那一片。關於牛奶的合理分配很重要，當你吃到最後一片面包時，牛奶卻已經沒有了，這幾乎不可能嚥下去，最好的辦法是吃每片面包時都省下一點。喝牛奶不用摻雜著其他東西，不帶其他功能，就是純粹將牛奶灌進喉嚨，這種牛奶最有味道。不過很遺憾，我幾乎從沒有體會過這種快感。其原因在於：純牛奶給人愉悅，但它作為沖劑的這個功能比獲得好口感要重要得多。

但英韋就做到了。在計劃節省方面他是個專家。

住在上方的普雷斯巴克莫用靴子後跟在房門前跺了幾下。三聲短促尖銳的吼聲穿過夜晚。

「蓋爾！蓋爾！蓋爾！」

從約翰·貝克房前的院裡傳來了回應，大家都聽得出他回答時的遲疑，一定明白他腦子裡有什麼考慮的事。

「來啦！」他喊了一句。

緊接著就聽到他在外面跑動的腳步聲。當快跑到古斯塔夫森家的院牆時，爸爸在客廳裡站起身來。他的腳走在地板上的方式讓我的脖子往下縮了一節。英韋也縮著脖子了。爸爸走進廚房，走到餐桌跟前，一句話也沒說，只是彎下腰把窗戶重重地關上。

「我們晚上不開窗戶。」他說。

英韋點點頭。

爸爸看著我們。

「現在趕緊把飯吃完了。」

他一回到客廳坐下，我和英韋的目光相遇。

「哈，哈。」我低語道。

「哈哈？」他低聲回應。「他主要在說你。」

他比我先吃完差不多有兩片面包，所以他可以接著就站起身，走回自己的房間把房門砰一聲關上，但我還在那裡坐了幾分鐘，咀嚼麵包。原計劃是晚飯後到爸爸那裡去，告訴他晚間新聞裡會重播海里的那張臉。思前想後又改變了主意，覺得最好還是別提這事了。

要不？

我打算還是看情況再說。走出廚房的時候，我通常要折回客廳去，給他道聲晚安的。要是他的聲音安詳，當然最好是有說話的意願，那我就提這件事。反之，那就甭提了。

很不巧，他沒有像往常一樣坐在電視機前的兩張皮椅中的一張，而是坐在沙發上。那是客廳最靠裡面的地方。要和他接觸我就不能假裝路過的樣子，只朝他轉過身說聲晚安就完事。我得向客廳裡面走進去好幾步，顯而易見，那他就會明白我是有額外的話要對他說。不能先試探，那就失去了全部的意義。不管他對我的語調如何，我都得講出來。

我走出廚房之前沒有發現這個意外情況，因為猶豫不決停下了步子，突然間我已經沒有選擇，他聽到我停住了，一定很快意識到我是有什麼想跟他說。所以我向前走了四步，讓他能看見我。

他坐在那裡蹺著二郎腿，手肘抵靠在沙發扶手上，頭部微微後仰，託在一隻手上。他把原本向上斜望著天花板的目光投向我。

「晚安，爸爸。」我說。

「晚安。」他回答。

「晚間新聞裡一定播出了同樣的畫面，」我說，「我就想說這個，你和媽媽可以看看。」

「什麼畫面？」他說。

「關於一張臉的畫面。」我說。

「一張臉？」

我站在那裡，一定是嘴張得很大。因為突然他的下顎往下拉，張大嘴，我明白了他又是在模仿我。

「我給你說過這事的。」我說。

他把嘴又閉上，挺直身子，兩眼一直盯著我。

「關於這臉的事你嘮叨個沒完，就到此為止了。」他說。

「是。」我回答。

當我轉身走向過道時，我可以感覺到他的注意力已經不在我身上。我刷牙，脫下衣服換上睡衣，在關掉屋裡的燈之前，開啟了床頭燈。我躺下後開始讀書。

實際上我們睡前只被允許讀半小時書，到十點鐘。但我通常讀到媽媽回家，大約十點半。這個晚上就是這樣。聽到車從主幹道向坡路上開來，我把書放到地板上，關掉燈，為的是在黑暗中躺著聆聽她所有的動靜：鎖上車門，碎石路上的腳步，房門開啟，脫下外套，走上樓梯的腳步……一旦她在屋裡，屋裡的氣氛就完全變了，最不可思議的是我能感覺到這一點，比如，要是在她回家前我已入睡，半夜裡醒過來時我就知道她在那裡。屋內的氣氛有什麼變了，可我又完全不知道究竟是什麼，除了感到安寧之外還有另一種東西。同樣，要是她比原定時間提前回家而我還在外面：邁進過道的那一瞬間，我就知道她在這所房子裡。

我自然非常願意跟她聊聊，但又感到沒必要非要告訴她那張臉的事。最最重要的是她在這裡。我聽到她踏上樓梯前把鑰匙鏈放在了電話桌上，開啟滑動門，跟在裡面的爸爸說了點什麼，門又在她身後關上。有時候，特別在週末的夜班之後，當媽媽回到家，爸爸總是會做點夜宵。他們也一起聽聽唱片。偶爾，在他們離開後廚房的案桌上會放著一瓶在酒類專售店買的紅葡萄酒，總是同一個牌子。難得喝一次啤酒，但也是固定的牌子，兩三瓶產自亞倫達啤酒廠的比爾森啤酒，棕色的0.7升的瓶子，上面貼有一個金色帆船商標。

但今天晚上他們沒喝酒。為此我很高興。他們吃東西的時候是不看電視的，這樣一來我便可以實施我那簡單同時也有點冒險的計劃：快到十一點時溜下床，踮著腳尖走進過道，把滑動門拉開一道縫，瞅著裡面的電視新聞。像這樣的事我以前從來沒幹過，甚至壓根兒沒想過。不讓我乾的事就不幹，絕對不幹。我從沒做過一件父親不允許我做的事。至少，沒有故意違反過。但這次不同，因為這不是關於我，是跟他們有關。我已經看到了海里的那張臉呀，沒有必要再看一次。我只想知道他們是否會跟我看到的一個樣。

就這樣，我躺在黑暗中胡思亂想，目光追隨著鬧鐘上閃爍的綠色熒光。現在四周一片沉寂，我能夠聽到下面主幹道上行駛的汽車。汽車的聲響從新開的超市b—max的上坡路開始，在胡爾特那兒繼續往下行，開過一段路到老蒂巴肯，再往上走直到大橋。在那裡，汽車如同半分鐘前突然出現那樣又突然消失了，沒有留下絲毫的痕跡。

差九分十一點時，路對面房子的門開啟了。我跪在床上，往窗外望去。是古斯塔夫森太太，她手裡拎著垃圾袋走上通道。

這可是很難看到的一景，當我瞧見這一切時，首先進入腦子裡的就是這個感覺。古斯塔夫森太太給人的印象是她從不露面。人們或許能看見她在屋內，或許看見她坐在她家那輛藍色的福特陶努斯車內的客座上，我是知道這個的，只是以前從未去想過。可現在，她在垃圾桶跟前停下來，開啟蓋子，把手裡的垃圾袋扔下去，再把蓋子關上。我突然想到了，所有這一系列的動作，都帶著許多胖女人具有的那種有點懶散的優雅。她從來都是足不出戶。

我家籬牆外路燈的強光投射在她的身上，而環繞在她四周的一切——垃圾桶、房車的白色車身、鋪地的石板、柏油路——發出的反光銳利而清冷，將她的剪影襯托得格外引人注目。她的衣袖黑色閃亮，白毛衣的質材泛著微光，她豐厚的棕灰色頭髮幾乎就像鍍上了一層金色。

她這麼站立一會兒，四下張望著。先是看著普雷斯巴克莫家，再轉向漢森家，然後朝路對面下方的樹林望去。

有隻貓在下面大搖大擺地走過來，停下來打量了她一眼。她用一隻手在手臂上摸了幾下，然後轉過身回屋去了。

我又看了一下表。差四分十一點。一陣寒意襲來，我隨即估摸著是否應當穿上一件毛衣，但進一步考慮，如果那樣的話，一旦被發現，這一切看上去就會像是早有預謀。況且這也用不了幾分鐘時間。

我小心挪步到門那裡，把耳朵貼在門上。唯一有風險的是，洗手間在滑動門的這一側。在那裡我便可以掌控一切，假若他們站起身，我有機會抽身退回。可眼下滑動門是關著的，假若他們正走向這裡，等我察覺出時將為時已晚。

但至少我可以假裝要上廁所呀！

問題輕鬆解決之後我小心地開啟房門，走到過道上。靜寂無聲。我躡手躡腳穿過過道，感覺到乾燥的地毯摩擦著我出汗的腳底。我在滑動門前停下，沒有聽見任何動靜，把它拉開一點兒從縫裡往裡張望。

電視在屋角。那兩張皮椅子空著。

他們也都坐在沙發上，兩個人都坐在那裡。

一切完美無缺。

電視螢幕上那個標著n字形的地球正在不停地旋轉。我祈禱上帝一定要讓那段新聞重播，這樣爸爸媽媽就可以看到我看過的畫面了。

播報員的頭條新聞是有關那艘沉船，我的心開始一陣狂跳。可出現的畫面不是那靜靜的海面，是當地的一個警察，還有個手裡抱著小孩的女人在接受採訪。他們站在那裡談話，背景是波濤翻滾的大海。

這條新聞結束時，我聽到了屋裡父親在說話，然後是笑聲。羞慚的感覺立刻傳遍全身，它是那樣的強烈，讓我無法思考。彷彿我整個內心變為一片蒼白。兒童時期裡突如其來的這種羞愧感，其力量的強大，唯有內心深處極度的恐懼能與之比較，還有突如其來的一種憤怒。那時候，所有這三種感覺的共同點是，我整個的自己像是被抹掉，成為了零。當然這一切只是情緒使然。於是我轉身走回自己的房間，一路漠然無視。我知道樓梯那兒的窗戶一定黯黑無比，上面映照出過道的畫面，我知道英韋的臥室門一定關上了，就像爸爸媽媽的臥室以及浴室的門都關上了一樣。我知道媽媽的鑰匙串一定還放在電話桌上，就像寓言裡一個臥著的小野獸，皮革的腦袋，緊緊擠在一處的鐵腿。我知道高及膝部、插著乾花的陶瓷花瓶，枯葉一定灑落在了近旁的地板上，好像與這牆到牆的化纖質地的地毯毫無關聯。但我什麼也沒看見，什麼也沒聽見，也什麼都沒想。我走進房間，躺在床上關掉了燈。當黑暗攫住我時，我往裡深深地吸著氣，開始微微顫抖，同時肚腹的肌肉一陣緊縮，口中擠壓出一陣嗚咽，聲音很大，我不得不用柔軟的枕頭將它們止住。枕頭很快就浸溼了。這辦法真管用，就像人感到噁心，最後一下嘔吐出來後的那種感覺。淚水止住後的好長時間，我還躺在那裡，低聲哽咽。哭泣真不是件壞事。同時它也好在把這一切做了個了斷。我平躺在床上，把頭枕在一隻胳膊上，閉上眼睡去。

＊＊＊

當我坐在這裡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已經過去了三十年。在面前的玻璃窗上我看到了映照出的我的面容。除了眼睛還閃著光亮，其餘部分因微弱的反光顯得暗無光彩，左面整個臉部處在陰影中。兩道深皺紋爬過前額，兩邊臉頰上各刻下一道深紋，紋路暗黑。當這雙眼睛嚴肅地凝視，嘴角微微向下，讓人不得不聯想，這張臉陰鬱時又該會是怎樣。

在這張臉上刻印下了些什麼呢？

今天是2008年2月27日。時鐘正指23點43分。作者我，卡爾·奧韋·克瑙斯高出生於1968年12月，在寫作的此時此刻三十九歲。我有三個孩子，萬妮婭、海蒂和約翰，第二次婚姻的妻子琳達·博斯特倫。他們四個人都各自在我身邊的屋裡睡覺，這是在馬爾默的一所公寓裡，我們已經在這裡住了一年半。除了與萬妮婭和海蒂在幼兒園的小朋友的家長有聯絡外，我們不認識任何人。不惦記誰，也沒有什麼社會交往，至少對我來說是這樣。我絕不會說出真實想法，絕不會表示個人意見，總是緊緊跟隨和貼近大家熱議的話題，假裝表示對他們的話感興趣，只有喝酒的時候是例外。酒一旦進肚，我就會反其道而行之，而且通常走得很遠。酒醒之後的那種極度恐懼，只是隨年頭而加劇，現在可持續有幾周之久。當我飲酒時，我也發生短期失憶，對自我的行為舉止完全失控，最經常的是情緒低落、愚蠢犯傻，也有在失態中的危險舉動。因此我戒酒了。我不願意其他人接觸我，不想其他人見我，結果便是：沒人接觸我，沒人見我。這就是一定會在這張臉上讀到的東西，這就是為什麼它變得如此僵硬，好像戴著一副面具，每當我碰巧在臨街的窗戶裡看到這張臉，幾乎不可能把它跟自己聯絡在一起。

＊＊＊

臉上唯一沒有變化的是眼睛。在你出生的那一天和你死去的那一天，它們同樣清澈。裡面很可能佈滿血絲，很可能膜質晦澀，但眼內的光澤依舊。在倫敦時我看到過這樣一幅畫，每次看到它我都同樣地被深深打動。那是倫勃朗晚年的一幅自畫像。倫勃朗晚期作品通常帶有極為粗礪的筆觸，撇除所有枝節，強化瞬間印象，光彩奪目，神聖莊嚴，藝術成就無人可及——或許荷爾德林晚年的詩作尚可比擬，他們二者之間無從比較難分高下。因為荷爾德林的光芒是在文字上體現，那份飄逸、神秘。倫勃朗的光芒流露在色彩裡，質樸，帶有金屬感和實體感。但掛在倫敦國家博物館裡的這幅畫的技法，恰恰更偏向古典現實主義，與現實生活接近，更貼近倫勃朗年輕時代的表現手法。但這幅畫讓人看到的是衰老。這就是老年。面部所有的細節一覽無餘，讓人讀到歲月在上面留下的印痕。這一張臉上皺紋密佈，皮肉鬆弛，有時光走過的殘跡。但他的雙目清澈，這不是年輕人的眼睛，它們屬於另一個時間。彷彿是另一個人，從臉上的另一個完全不同的地方在注視著我們。要接近這另一個人的心靈實屬不易。因為所有這一切都是關於倫勃朗個人的，他的嗜好與惡習，他身體的氣味和響動，他的聲音和語言，他的思想和看法，他行走的方式，他身體上的瑕疵和缺陷，所有的這一切，將他和其他人區別開來，然而這一切都已消失殆盡。這是四百多年前的一幅畫，倫勃朗在作畫的同一年去世，看著倫勃朗親手畫下的這幅肖像，栩栩如生如一個能呼吸的生靈，每天早上他醒來之後，立刻陷進思索，但不是他自己的思索，立刻進入情感，但不是他自己的情感，每晚入睡之後便一切皆忘，一切拋諸腦後，豈不樂乎。一個跨越時間的人，眼裡的光澤是不會消失的。這幅畫同倫勃朗其他晚期作品的區別，是在看人和被人看之間。這就是說，在這幅畫裡他自己看人，同時也被人所看。這種奇特只有在巴洛克的藝術風格里才具備——畫裡有畫，劇中有劇，場景精心佈置，所有東西相互依存。手工的精湛技藝又將其水準推向最高峰，到達了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境地，如此完美的繪畫是可能有的。它存在於我們這個時代，它將供我們觀賞。

＊＊＊

這天晚上萬妮婭出生了，她躺在那兒瞅著我們看了好幾個小時。她的眼睛像兩盞黑色的燈籠，身體血糊糊的，長長的頭髮貼上在頭皮上，當活動的時候，是一種爬行動物般緩慢的蠕動。她伏在琳達的肚腹上看著我們，好像是從樹林里望著我們。我們無法將視線從她身上挪開。從她身上看到的究竟是什麼呢？安靜，嚴肅，深不可測。我伸出舌頭來，有一分鐘那麼久，於是她也伸出舌頭。在我一生中從來沒有對未來如此地充滿信心，就像我從來沒有過這麼多的快樂一樣。現在她四歲了，一切也都發生了變化。她的眼睛機靈警覺，瞬間會從滿心高興變成滿心妒忌，從極度憤怒轉而極為傷心，她已經知道自己想要什麼，過於狡黠，可以蠻橫到肆無忌憚的地步，甚至讓我終於失去耐心。我可能站起來向她一陣怒吼，或者抓住她使勁搖晃直到她哼哼唧唧地哭泣。但她常常只是笑。上一次這樣的時候，我氣得不行，使勁搖晃她，而她只是笑，大笑。我忽然慌了神，立刻想到要去摸摸她的胸膛。

她的心臟跳動著。啊，我的天，它跳動著。

這是2008年3月4日。早上還差幾分八點。我坐在書房裡，周圍滿滿的書籍從地板堆到了天花板。聽著瑞典林子樂隊（dungen）的音樂，一邊思考著我寫下的東西以及如何再往下走。琳達和約翰躺在旁邊的屋裡睡覺，萬妮婭和海蒂在幼兒園，是我在半小時前送去的。戶外高大的希爾頓飯店還駐留在陰影裡，飯店正面的三面玻璃豎井電梯一直上上下下。飯店旁邊是一幢紅色的磚結構房子，可從所有的柱子構架與拱形門洞判斷，這一定是19世紀末期或20世紀初期的建築物。從那兒再往前去，晨曦的朦朧之中顯露出了治安官公園的一角，樹枝光禿，草地青青，盡頭處一幢70年代的灰磚房擋住了視線，不情願地將視線從那兒調開朝上望去，這是好幾個星期以來第一次出現的蔚藍晴空。

在這裡居住一年半以後，我熟悉窗外的景色，這是日復一日積攢的印象，但我與它們並不相干。這裡我看見的東西沒有一樣對我有意義。或許我尋覓的正是這個，因為在這種與我無關的環境確實是有意義的。我喜歡這點，或許甚至我需要這樣，不過並沒有有意識地選擇去這麼做。六年前我在卑爾根寫作，雖然沒想過要在那個城市過一輩子，但我既沒有計劃要離開那個國家，也沒計劃要離開那時與我成婚的妻子。相反，我們想到未來將會有孩子，或許搬到奧斯陸去，在那裡我要寫更多的小說，她可以繼續在電視和電臺工作。但我們說及的未來，實際上只不過是我們當時生活往後的一種延續，每天固定的生活計劃，同朋友與認識的人共進晚餐，外出旅遊，去看望自家父母和對方的父母，還加上我們想到要小孩，但沒有什麼特別的。而事情卻發生了。突然有一天我到斯德哥爾摩去了，原只打算待幾個星期的，出乎預料地，這便成了我的一生。不僅是改換了城市和國家，也改變了所有的人。很奇怪我這麼做了，而更加令人難以理解的是我幾乎沒想過要這麼做。我怎麼來到的這裡？為什麼會是這樣？

我剛到斯德哥爾摩時，只認識那裡的兩個人，而且都不熟：蓋爾，1990年春天和他在卑爾根有過幾個星期的交往，這是十二年前的事了。琳達，1999年春在畢斯科普斯—阿爾內舉行的文學新人講座上結識的，只有幾天時間的接觸。我給蓋爾去了封信，問是否可以在他那兒待幾天直到我給自己找到住處。我辦成了，在那兒我給兩家瑞典報紙投了一份租房廣告。從四十多份覆信裡我選了兩份。一處在巴斯圖街，另一處在布蘭許爾卡街。兩家看過以後決定住第二家，直到我的視線落在大門進口處樓梯旁的住戶名單上，在那裡我看到了琳達的名字。世界真的很小，竟然有這個可能？在斯德哥爾摩有一千五百多萬人口啊。要是公寓是由朋友或熟人關係介紹，機率就不會這麼小，因為不管城市大小，相對來講文化圈子是很窄的。但這可是完全經過一個上百上千的人都看過的無名無姓的租房廣告，回我信的人自然既不認識琳達，也不認識我。就在這一刻我再次改變主意，最好還是住另外一處。因為要是我選擇住這裡，琳達或許會認為我是對她有意思。但這就是一個預兆，其中含義無窮。因為琳達就是現在我娶的女人，我三個孩子的母親。現在是她與我分享生命。我以前生活留下的唯一痕跡，是我隨身帶來的書籍與唱片。其他的一切我都讓它塵封。那時候我用了許多時間來回想我的過去，現在想來，那麼多時間幾乎是一種病態，因此我不僅閱讀馬塞爾·普魯斯特的小說《追憶似水年華》，最大限量地從中吸取經驗，現在過往的一切幾乎不能在腦海裡接近我。更多的原因我想是我們有了孩子，和他們一起的生活現在佔據了所有的時間空間。甚至所有新近發生的事都完全被他們排擠掉了：若問我三天以前做了些什麼，我記不得。問我兩年前萬妮婭的情況怎樣、海蒂兩個月前的事、約翰兩週以前的事，我都記不得。在我們每天瑣碎的日常生活裡，發生的事情太多太多，而且這些事始終重複發生著，我現在改變最多的是對於時間的概念。從前時間在我的眼裡像可以向前走的一段距離，這道路通向遙遠的未來，但願它的前景充滿光明，至少絕不會是乏味無聊的，而現在這裡的生活完全是另一種模式。要是我用一幅畫來描述它，應當是在水閘前的一隻船：時光如同來自四面的、節奏均勻的微波將生活恆定不變地託升起來。除了其中所含的細節以外，一切總是同樣的千篇一律。隨著每天的日子過去，當生活觸及邊沿的一刻便更加懷念以往，那一刻前方之路敞開，生活終於又向前移動。與此同時我在其中恰恰看到了這種重複、禁閉和毫無變化很有必要，它們給予我保護，一旦我離開了它們，所有從前的煩惱便會回來。突然地，我會被那些所說過的、所見過的、所想過的漫無邊際的無數念頭完全佔據，彷彿又被扔進了從前生活了多年的那種毫無節制、一事無成，常常深陷於自輕自賤和失敗的境地之中。往日的憧憬與希望現在依舊同樣強烈，不同之處在於，事實上希望的目標在那時可以實現，而不是此時此地。我在這裡要尋得另一種目標，並在其中獲得自身的安寧。這裡我說的是藝術的生存。紙上說說不難，在紙上我能輕而易舉地給海蒂描繪出一個形象，比如，清晨五點鐘她從童床上爬下來，黑暗中她在地板上蹣跚學步，幾秒鐘後開啟電燈開關，站在跟前，對睡眼惺忪半張開眼的我說：「köket」（瑞典語：廚房）。她的瑞典語很有個人特色，詞彙不是我們慣常所說的含義，而是她的自創，這個「廚房」的意思就是什錦麥片加藍莓酸奶。用同樣的方式，比如看見蠟燭就叫「ja,måhonleva!」（瑞典的生日祝福歌）。海蒂大眼睛，大嘴巴，還有一副大胃口。在她自己生命的頭一年半里，整個看來就是個急切貪吃、健康強壯、快活的小傢伙。這個秋天約翰出世，其他人都退居次要，海蒂顯示出了自己最早期朦朧未知的情感的宣洩方式。在最初的幾個月裡，她幾乎利用每一個機會想方設法地去傷害弟弟，他臉上的抓痕經常規律性地出現。秋天我去了一趟法蘭克福，四天後回來，約翰看上去就像去過了戰場。事情很難辦，我們也不可能完全不讓她接近他，於是只好想法洞察她的情緒，避免她靠近弟弟，斷了她想碰到弟弟的路。但即使在她心情愉快高漲的時候，她的手也可能閃電般伸出去揍他一拳或是撓他一把。在這一系列行為的同時她也會開始生氣，其暴怒的程度是我兩個月前未曾想到的。與此同時，她身上也體現出了早期的那種同樣莫名的脆弱：在我的聲音或是舉止中有了幾乎難以察覺出的那麼一丁點兒的嚴厲，她便垂下頭，轉過身開始哭起來，彷彿她只願意向我們展示她的憤怒，而一些敏感的東西她會掩飾。當我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心裡充滿了對她的溫柔之情。但這只是在紙上。在現實裡，真實的場景是：一大清早，當外面的街上還是一片漆黑，整個屋子裡還沒有一絲動靜的時候，她站在我跟前，情緒很好地等待著這新一天的到來。帶著一種心甘情願、緊張又帶點激動的心情，我立刻開始行動，把昨天的衣服往身上一套，跟她走進廚房，那兒是許諾過的藍莓口味酸奶和不含糖的什錦麥片等著她。她的作為要是超出了我的底線，我便溫情全無，一連串的例子，比如一再鬧著纏著要看一場電影，或者想法進到約翰正在睡覺的房間去，簡單地說，每次我對她說不字她都反而對著幹，接著是我們沒完沒了的較量，這種情況多次發生，於是我由厭煩變為激怒，當我厲聲對她講話時，她的眼淚就滾了出來。她低下頭，耷拉著肩頭扭過身去，我想，自找的，讓她這麼去好了。直到晚上我才領悟到，她不過兩歲呀，哪能不管她。當他們睡覺的時候，我坐在那裡心想，我在這裡究竟都幹了些什麼啊。但一旦這念頭過去，心裡會對自己說我別無選擇，心裡會是每天清晨三小時裡要走過的一切程式：尿布要換，衣服要穿，早餐要擺上桌，牙要刷，臉要洗，頭髮要梳光潔後再歸攏繫好，吵嘴要避免，打架要制止，連衣褲和靴子要穿上，然後我一手推著雙座的童車，一手把兩個小女孩推著往前走進了電梯，伴著一路上少不了的推打吵鬧下樓，走出大門，把她們抱進童車坐下，戴好帽子和手套把車推到街上，這時路上已經有許多來來往往趕著去上班的人，十分鐘以後把她們送到幼兒園，這時我還有近五小時的自由時間可工作，在他們又給孩子們穿戴上衣帽等候回家之前。

我始終有很強烈的希望獨處的需求，我需要巨大的孤獨的空間，當我得不到這些，像我過去的五年裡一樣，就會失望沮喪，有時候幾乎是恐慌，或者發怒。我整個成年人的生活裡讓我向前的動力——奢望有朝一日能寫出些精彩的東西，當這唯一的念頭受到威脅時，就會感到像有一隻耗子在啃噬著我的心，就想從這裡逃開。時光從我身邊飛走，像沙粒一樣從我的指間滑落，與此同時我做的是……是啊，我做的是什麼呀，我？擦地板，洗衣服，做晚餐，飯後的洗刷，購物，跟孩子一起在外面的兒童樂園玩，把他們領回家，脫衣服洗澡，照料他們直到晚上睡覺，把她們在床上安頓好，晾衣服，收乾衣服回來，衣服疊好放回衣櫃，收拾屋子，擦拭桌子、椅子、櫃子。這是一場戰爭，不是那種史詩般的英雄戰爭，卻是那種你無法與之對抗的戰爭，因為無論我在家裡付出了多少勞動，所有的房間裡還是雜亂不堪、邋遢骯髒，我用我醒著的每分鐘照管著的孩子，卻比我見過的其他孩子更加執拗，有一度這裡簡直就是個瘋人院，或許因為我們從來沒有在親密和疏離之間獲得必要的平衡，越是難以控制情緒的時候這種平衡就顯得越重要。這就是其中的一個例子：在萬妮婭八個月左右時，她開始有了很強的感情宣洩需求，有時候幾乎是一種突然襲擊，那會兒根本不可能親近她，她只是一味地尖叫，大聲尖叫。我們唯一能做的是拽住她，直到這一切結束。也難說清這是為什麼，但當她從外界獲得了許多新的印象時，便常常出現這種情況。比如，當我們到斯德哥爾摩郊外去看望她外婆時，當她與其他孩子待在一塊兒的時間太長，或是在週末的一天我們進城去了一趟。當她站在那裡聲嘶力竭地尖聲大叫，不顧聽不受勸時，完全變成了另一個人。敏感與自控力的統一結合並非易事。在海蒂出生後，對她就更難了。我真希望能說自己的行為舉止是明智的、有分寸的，但很遺憾我不是這樣的人，因為處於這樣的情勢下我的憤怒和我的情緒也隨之加劇。發生過這樣的情況：萬妮婭躺在斯德哥爾摩的一家超市地上就是不起來，在我的怒火上來時會失去理智，恨不得把她立時撕成碎片，當時也顧不得是在大庭廣眾之下，我把她像一袋馬鈴薯那樣往肩頭上一甩，就這樣扛著她穿過城市，她當時又踢又打像野獸那樣嚎叫。另一種情況是，她喊叫時我就站在那裡跟她對吼，把她扔在床上用手按緊直到她最後降伏，這是她害怕的一招。在她那小小年紀的時候便找到了一個可以準確地讓我完全發瘋的絕招，即一種固定方式的嘶喊，不是哭或者抽噎或者歇斯底里，是毫無由來的、帶有目的的、含著尋釁的那種乾嚎。這時我會完全失去控制，跨步走到這可憐的小女孩跟前，對著她大聲咆哮，或是捉住她使勁地搖晃，直到她的嚎叫轉變為哭聲，她的身體綿軟下來，最後終於可以接受對她的撫慰。

當我回過頭去看這段經歷，看這個不到兩歲的她用這樣的方式給我們整個的生活刻下怎樣明顯的印記。事實真是這樣，有一段時間我們天天說的話題就只有這一件事。說上去這自然不關她的事，這一切都是關於我們。琳達和我的生活幾近混亂，或者說總是處於一種混亂的狀態，一切隨時可能崩潰，而我們必須強迫自己適應有小孩的家庭生活。我們不懂得計劃。得把晚餐的食物買回來這件事，每天都讓我們措手不及。每個月底也得付清賬單。要是沒有某個發放工資的機構不定時地將錢打入我的賬戶，比如那些各類的收入，版稅、讀書會的售書酬金、一點學校教科書酬金，或者，正如這個秋天，有來自國外的後續版稅，那一定會全亂套的。這不斷有的即興作品增加了瞬間的意義，當然天上不會掉下餡餅，勞動的成果自然讓人感到生命格外充滿意義，感受到光明，當然也可以實際乾點什麼了，強烈的感受，無與倫比的歡樂。啊，那時候的我們真是喜氣洋洋。孩子們都充滿了活力，自然他們要尋求快樂，要是我們有額外的精力帶他們去高興一回，他們就會把幾分鐘以前的執拗或是憤怒忘得乾乾淨淨。當然會意識到這樣做是很消磨人的，所以雖知道要和孩子們一起同樂，但這對身處其間的我意義不大，仍像陷入了眼淚和失望的泥潭裡。我一旦陷入了泥潭，就將被新發生的每一件事拽住旋轉而下，直至泥潭深處。而與此一樣消磨人的是意識到自己是在跟孩子打交道，是孩子在把我往下拉。這毫無價值。像這種處境，我是要盡最大可能不做這樣的人。在有孩子以前我從未想到過這樣的事。那時候我想一切都會順利的，只要我好好待他們。事實上也是如此，但到當時為止我沒有見過這樣的事，沒有人警告我有了孩子會是對生活的另一種侵入。將會獲得一種從未有過的對他們的親近程度。一個人自己的秉性和幽默如何與他們的脾氣和幽默交織在一起，如此一來，個人最糟糕的一面不再是為己所有，藏於內心，而是把它們都顯示出來，但又像接受外面的東西一樣，被扔了回來。自然，關於人善與美的一面的顯示也同樣如此。在那些最有壓力的非常時期裡是個例外。在海蒂和約翰先後出生那會兒，他們所經歷的情感生活受到衝擊，找不到比生事、鬧彆扭更好的宣洩方式來矯正和改變這一切。這裡的生活基本上是穩定和井井有條的，雖然有時我對他們光火，但他們對我仍然有安全感，每當他們需要庇護時，就會想法來靠近我。再沒有比全家人一塊兒出去玩更讓他們快樂的事了。他們要的都是一些極簡單的需求，對他們來說一切都充滿了奇幻色彩：一個有太陽的星期天去西約特蘭港郊遊，先經過一個公園，擺在那裡的一堆木頭就足以佔據他們半小時，然後經過海邊，他們對海上的帆船表示出極大的興趣。接著就是午餐，我們坐在通往海里的階梯上吃意式三明治，那是在當地一家義大利咖啡館買的，至於帶的便當嘛，我們自然不去想它了。於是有一個小時他們只是四處跑著、玩耍、歡笑。萬妮婭跑起來有點甩手甩腳的樣子，這種極具個人特點的跑動姿勢，從她一歲半那會兒就這樣了，海蒂以她那跌跌撞撞的步姿走著，邁步急切而匆忙，始終掉在她姐姐身後兩米的地方，她時刻準備好要接受屬於萬妮婭的那些小玩意，雖然這種情況不多。然後我們順著來路回家。海蒂在童車裡睡著了的時候，我們和萬妮婭一起坐在一家咖啡館裡，她熱愛單獨同我們在一起的每一刻時光，坐在那裡手裡拿著檸檬水，一邊開啟話匣子，問了所有能想到的問題，比如天空是不是掛得很牢，或者有什麼能讓秋天停下，或者猴子是否有骨架子。面對這一切我的愉悅之情油然而生，不是那種巨大的歡喜，更加接近於一種平和或者寧靜，同時也很高興。或許甚至是，在游離出的一瞬間裡的快樂。還不夠嗎？難道這還不夠？是的，若快樂是一個目標，那麼這就夠了。但快樂不是我的目標，從來就不是我的目標，我要它來幹什麼？家庭也不是我的目標。如果是的話，我可以把我擁有的一切時間和我的每一分錢財都花費在它上面，事實上我們是可以這麼做的，對這一點我深信不疑。那我們就可以住在挪威的某個地方，冬天去滑雪溜冰，背包裡裝有乾糧和暖水壺，夏天出外划船，水裡游泳、釣魚，野外露營，和其他有小孩的家庭一起去國外旅遊；一個井井有條的家，用時間精心做一道晚餐，同朋友們聚在一起，幸福而快樂。是啊，這像是一幅漫畫，但每天我看到有孩子的那些人家就是這樣生活的。孩子們乾乾淨淨，衣服精緻美麗，父母們都樂呵呵的，有時候會提高嗓門，但他們絕沒有像蠢貨那樣站在那裡衝著孩子們一通大吼。他們在週末出外郊遊，夏天在諾曼底那裡租一棟房子避暑，他們的冰箱裡絕不會空著，總是有食物。他們在銀行或是醫院上班，在it公司或是政府機關部門就職，在劇院或是大學工作。為什麼我要寫作，將自己關閉在這個世界之外？為什麼我要寫作，使得孩子們用的童車看起來就像是我們從垃圾堆裡撿回來的？為什麼我要寫作，使得我去幼兒園時，眼神瘋狂、面部僵硬，臉上像罩著一個怪異頹喪的外殼？為什麼我要寫作，讓孩子們的所作所為都要合著我個人的意願，對後果不管不顧？我們生活中這所有的混亂到底來自哪裡？我知道我可以讓這一切消失，我知道我們也可以成為那樣的家庭，那得我願意才行，那這必得是我們生活最終的意義。我不願這樣。為了家庭我必須付出一切，這是我的責任。從生活裡我唯一學到的是忍耐，絕不向它提出任何問題，將所有的渴求和幻想積攢沉澱，讓它燃燒，最後順著筆尖流出。我不知道這些思考來自哪裡，當我看著眼前這白紙黑字時，覺得這幾乎就是濫用，是曲解：為什麼責任就要高於快樂？關於快樂的話題是陳詞濫調了，但接下去有關意義的問題就值得探討。當我看到一幅美麗的油畫我會流下眼淚，但看到孩子的時候不會這樣。這不意味著我不愛他們，我愛，我用了我的整個心去愛，這隻能說明他們給予的意義不能充滿整個的生命。至少對我來說不是這樣的。很快我就四十歲了，我到了四十，很快就是五十。我到了五十，很快就是六十。我到了六十，很快就是七十。如果是這樣的話，我的墓誌銘會這麼寫著：此地安眠著一個人，他萬事能忍。最後他被擠壓得粉碎。或許，這樣更好：

這裡安眠著一個發現自己從不抱怨一切的人，

因此他只活了一半的生命

在墜落而下進入死亡之前

這是他最後的話語：

啊，上帝，這裡是多麼的陰冷乏味，

誰能寄給我一點生活的鹽味？

或是這樣：

這裡安眠著一位作家，

一個好人謙謙君子，

笑聲於他陌生，

不識快樂滋味

曾一度滿嘴詞彙，

現如今一口泥土。

來吧蠐螬，來吧蛆蛹，

啃一嘴咬一口啄一點肉體進胃口

吃掉一隻眼睛無妨

它早黯淡無光

這人的高談闊論已過去很久

但我現在還有三十年的日子要過，很難說我還會跟從前一個樣。因此，或許會是如下？

我們所有的人都歸屬於你，神明的上帝

帶他走吧連同他的毛髮和肌膚，

卡爾·奧韋·克瑙斯高終於壽終正寢

他吃下我們的麵包已經夠多

他對朋友揮舉拳頭

為的是靜心寫書拼命工作，

他寫作他手淫，但結果不佳無建樹，

行文全無風格，坐在那裡只是一通瞎拼湊

於是他拿了一塊蛋糕，又再拿一塊蛋糕

於是他拿了一個土豆，又拿了一塊鯡魚

拿來一頭豬把它全烤脆，

吃個精光響亮打飽嗝，呃！

我不是法西斯，但就愛棕色乳酪

我換掉字母，只用維京字元寫作！

出版社拒絕，這人發了瘋

他邊吃邊打嗝，卻始終沒個夠

他的肚腹增大，脂肪增厚，

雙眼冒毒光，舌頭在燃燒：

「我想說的喲只是大實話！」

脂肪在血管裡聚集，脂肪將心臟包圍

一天他因疼痛發出嚎叫：

救命，救命，我的心停止跳動，

從車禍喪生的屍體中給我一個新心臟！

但醫生說不，我記得你的書，

你將像一條魚那樣死去，鐵鉤直刺喉。

你知道疼痛，可感受到了痛楚？

針刺心臟，這就是死亡，我的朋友！

或許還有一個可能，要是我走運的話，鑑於個人有的一丁點兒特殊偏好？

這裡安眠的一個人他在床上抽菸

和他太太一起，燃燒而盡飛衝雲天

換句話說，

他們已身不在此

尋得的一點灰燼於戶外的草地間。

當我父親在我現在這個年齡的時候，他打破了自己舊日的生活，讓生活開始新篇章。那時候我十六歲，在克里斯蒂安桑的一所教會學校讀一年級。在這個學年開始的最初階段，我的父母還沒有離婚，關於他們之間的問題，我一點兒也猜不出他們將來的關係究竟會如何發展。那時候我們住在離克里斯蒂安桑二十公里外的特韋特，一座建在山谷最外沿的老房子裡。地勢很高，背面是樹林，屋前的景色是一條河流。整個房產還包括一個巨大的糧倉和一間戶外堆雜物的房子。剛搬到那裡的那個夏季我十三歲，爸爸媽媽買了好幾只雞，我記得沒到半年它們就跑得一隻也不剩了。父親在草地邊的一塊狹長地帶種上了土豆，再往下還有一個肥料堆。在我父親腦子裡的許多夢想工作中，園藝工就是其中之一。在這方面他也確乎有才能——環繞我們房子的花園裡植物繁盛，也有異國引進的植物，向陽的那堵牆下我父親種上一株桃樹，看到樹上最後結滿果實，父親確實很引以為豪。剛把家搬到鄉下來那會兒我們對前景樂觀，對未來的生活充滿了希望，後來慢慢地，同時也是很確定地，摻雜了一種自嘲，因為對我父親一生中的那些年月，我能夠記住的那些具體事情之一是他說出的一句話（那是一個夏天的晚上，我們坐在外面花園的一張桌子旁邊，他、媽媽和我在燒烤）：

「我們這一家子呀，真是完美無瑕！」

說嘲諷話不難，我自己就擅長這個，但也並非易事，因為我不能領會其間隱含的寓意。因為對我來說這樣的晚上就是挺開心的。這句嘲諷話的字面內容，像一股潛流通過了這個夏季餘下的所有時間：一大清早我們在河裡游泳，在周邊有籬欄濃蔭遮蔽的地方踢足球；我們騎車去哈姆雷桑登的野營地，在那裡游泳、曬太陽、瞧女孩子；七月裡我們去看挪威少年足球杯，在那裡我第一次喝醉酒。有人認識在那裡有一套公寓的人，有人認識可以給我們買啤酒的某人，於是我坐在那裡，在一個陌生人的客廳裡，在一個星期天的下午，讓自己開懷地喝酒，那真是一種炸裂開來的快樂，所有危險的或是值得擔憂的事全都煙消雲散，我只是笑啊笑，在包圍著我的所有這些東西當中，陌生的傢俱、陌生的女孩子、陌生的花園，我想這就是我想要的。一絲不變的就像這樣。只是笑啊笑，所有那些稀奇古怪的念頭隨即而至。這個晚上我被拍了兩張照片，在第一張照片裡我躺在地板中央橫七豎八的一堆身體中，一隻手裡拿著個骷髏頭，腦袋像甩在了一邊和這攤伸出去的手腳不搭界，臉上擠出了一個扭曲的怪異的笑。另一張照片裡只有我一個人，我躺在床上，一手抓著一個啤酒瓶，另一隻握住骷髏的手放在大腿根的陰莖那裡，我帶著墨鏡，咧著嘴放聲大笑。那是1984年夏天，我十五歲，有了這樣一種經歷：喝酒真是太爽了。

接下去的幾個星期，我的童年時代就這麼繼續著：我們躺在瀑布下的岩石上打盹，有時又站到高處跳水，一個猛子扎進水裡；星期六下午坐公交車進城，在那裡我們買些好吃的東西，逛唱片店，與此同時，對即將開始的高中生活的那種期盼，一直在心裡念念不忘。這不是家裡發生的唯一變化：我母親從她工作的護士學校請了帶薪假，這一年她要去卑爾根學習，英韋那時已經住在那個城市。這也就是說，我和父親要單獨住在那裡，頭幾個月也確實如此，很可能覺得我礙事吧，後來父親建議我去祖父母那裡住，在埃爾韋街他們有一幢房子，多年來祖父的會計辦公室都設在那裡。我所有的朋友都住在特韋特，在這兒的高中裡有新結識的朋友，但我覺得還沒有熟悉到可以放學後大家在一起的程度，一週我有五天參加足球訓練，不去訓練時就一人坐在下面的客廳裡看電視，在閣樓的書桌旁做功課，或者躺在床上邊看書邊聽音樂。有時候我也去桑內斯，我家那地方叫這個名字，去拿衣服、唱片或是書籍，有時也在那裡過夜，不過我更願意待在祖父母家中我的房間裡。我們家那房子裡冷颼颼的，可能是因為沒什麼人氣，父親大多數時間是在外面吃飯，在家裡只乾點最有限的、必要的一些活兒。房子裡籠罩著一種沉寂的氣氛，在這聖誕將至的時節有種伊人已去的冷清。二樓電視機前的沙發上有小小的幹得捲縮了的貓屎，老式的洗碗機立在廚房的案桌上，所有的暖氣全都關上了，除了他搬到自己住的那間屋裡的一個電暖器外。他自己的心裡經受著痛苦。一天晚上我回到那裡，那應當是十二月初的時候，在冰冷的臥室裡我放下手提袋，在門道里和他撞了個滿懷，他剛從糧倉回來，那裡的地下室改裝成了一套房間，他的頭髮蓬亂，眼睛黑沉沉的。

「我們不能生個火嗎？」我說。「這裡太冷了。」

「生個火？」他學著我的發音說。「在這兒我們不他媽的生火。」

我不會發r這個音，我從來不會說r，這是童年時代最讓我發怵的事。我父親一貫這樣模仿我，原因之一是他要讓我注意我不會發這個音，徒勞地試圖矯正我，讓我自己發出那個地道的南方人都會的r音；第二個原因是他不喜歡我，想跟我對著幹，就像現在一樣。

我只是轉身就走，再走上樓梯。很高興沒讓他看見我眼裡閃爍的淚光。我為自己的眼淚羞愧，十五歲，很快就要滿十六歲了，這種羞恥的感覺比他模仿我說話帶給我的刺痛要強烈許多。我一般不怎麼愛哭了，但父親給我頭上罩著一個讓我沒法擺脫的蓋子。不過我可以示威。上樓後回到自己的房間，我抓起幾張新唱片塞進手提袋，提著它下樓到大門旁邊的那間房裡，我的衣櫃在那裡，我從櫃子裡拿了幾件毛衣，走進門道穿好衣服，把旅行袋往肩上一甩，走出了院子。車庫上燈的反射讓結上了一層薄冰的雪地閃閃發光，燈下面是一片純淨的黃色。往下通向公路的草地也有光亮，因為晴朗的夜空繁星密佈月亮高掛，河對岸的丘陵幾乎都在月色的籠罩之中。我開始往下走去。腳步踏在汽車留下的車轍裡發出碎裂聲。在下面的郵箱那裡我停了下來。或許走的時候我應該說一聲。再一想，那樣就完全失去意義了。我的本意就是要他反省從頭到尾他都做了些什麼啊。

對了，現在該是幾點鐘了？

我抓住左手的手套褪下半截，把衣袖往上一捋看錶。七點四十分。再過半小時有一趟公交車。要能趕上這趟車回去就太好了。

但要是趕不上呢。可他媽千萬別這樣。

我把旅行袋又往肩上一搭繼續往下走。在朝上方的房子投向最後一瞥時，我看見一縷白煙正從屋頂的煙囪嫋嫋升起。他一定以為我還躺在樓上的房間裡。於是他後悔了，抱來柴火升起了爐子。

河裡的冰炸裂了。這炸裂的聲響一直飛跑向前，沿著平緩的河谷的四周往上方躥。

然後發出轟隆的一聲巨響。

一個寒噤在我脊背上掠過。這種聲響總是讓我充滿極大的快樂。我抬頭看著那些閃爍的群星。掛在山巒上方的月亮。河對岸汽車的燈光像是在黑暗裡劈出一道光的巨大裂縫。沿著河岸是黑影幢幢的樹木，靜默而毫無敵意。在這白色冰面上有兩個木質的水位計，秋天的時候會被河水淹沒，但現在河水低淺，它們裸露在那裡發出溼漉漉的微光。

他點上了壁爐。這可以理解為他已經後悔了。因此我的不辭而別也就失去了意義。

我回轉身又往上走去。我進了門，開始解開靴子上的鞋帶。我聽見他在客廳裡的腳步聲，就在我頭上。他開啟門，手扶著門的手把站在那裡看著我。

「你這是要出去？」他說。

我已經出去過了，現在是回來，不可能多解釋。所以我只點點頭。

「是這麼想的，」我說，「明天開始得早。」

「好，好，」他說，「我想明天下午出去一趟。這裡給你說一聲。」

「好吧。」我說。

他注視了我幾秒鐘。然後關上門走進客廳。

我又把門開啟。

「爸爸？」我說。

他轉過身來看著我沒說一句話。

「明天下午有家長會，你知道。六點鐘。」

「是嗎？」他說。「好，這我得去的。」

他把身子轉過去繼續往客廳裡走，我關好門，把鞋帶繫好，把旅行袋往背上一扔開始朝汽車站走去，十分鐘以後我在那裡停下。腳下方是瀑布，現在已經凍成了一彎巨大的冰穹，從實木複合地板廠那邊來的微弱光線照射著它。瀑布後面和我身後連綿的丘陵蜿蜒而上。它們環繞著分散在河谷地帶發出亮光的房屋，陰森荒漠。頭上的繁星看上去像是鋪撒在完全凍住了的海底。

汽車來了，車燈射出一道光柱。我給駕駛看了我的乘車卡，在車廂左邊的倒數第二個位置坐下，我總是坐這個位置，只要它空著。路上車不多，我們呼嘯著開過索爾斯勒塔、賴恩斯勒塔，沿著哈姆雷桑登河岸駛過，進入朝向蒂梅內斯的樹林，拐進e18號公路，經過瓦羅大橋，再經過高階中學，進入市區。

公寓位於河這一面的最下方。進門後的左側是祖父的辦公室。右邊是公寓住所。兩個客廳、一個廚房和一個小浴室。二樓也分為兩部分，右邊是一個未裝修的極寬大的閣樓，另一邊是一間房，那就是我住的地方。在那裡我有一張床，一個書桌，一個小沙發和一個茶几，一臺唱機，一個擱架上放有唱片，一摞學校的教科書，一些雜誌和音樂報刊，還有一個衣櫃，裡面有一疊衣物。

房子很老了，它曾經屬於我爸爸的祖母，也就是我的曾祖母，她是在這裡去世的。我有點理解爸爸了，在他成長的過程中和他的祖母最親近，那時候他的許多時光都是在這裡度過的。對我來說，她類似於神話中的一個幽靈，強壯、有權威、有主見，三個兒子的母親，我的祖父就是其中之一。在我見過的那些照片裡，她總是一襲黑衣裙，釦子嚴嚴實實地扣到脖頸處。在她生命的最後階段她患了老年失憶症，從1870年開始幾乎持續了十年之久，在家裡人中間開始管她叫「老糊塗」。

我脫下靴子，往梯子一樣陡的樓梯上走去，進到房間。有點冷，我開啟了熱風扇。開啟了留聲機。回聲與兔人（echoandthebunnymen）樂隊的《天堂在此》（iheavenuphere/i）。我躺在床上開始讀書。我讀的這本書是布拉姆·斯托克的《德古拉》。我前一年已經讀過一遍，但這一次感到同樣的精彩激烈。窗外的城市伴著從汽車發出的均勻、低微的呼嘯聲，從意識裡消失，又不時毫無知覺地回來，彷彿我自己正處於運動之中。但我沒有，我靜靜地躺在這裡讀書，直到十一點半，然後刷牙，脫衣上床睡覺。

清晨在那裡醒過來是一種完全不一樣的感覺，獨自一人在公寓裡，似乎不僅周圍一片空蕩蕩，在心裡也是。直到上高中以前，我總是在這樣一所房子裡醒過來，爸爸媽媽已經起床要趕著去上班，屋裡充盈著菸草的氣味，喝咖啡，聽收音機的廣播，吃早飯，屋外的黑暗中汽車的發動機正在加熱。那完全是另一種光景，我愛這個氣氛。穿過老式房屋住宅區走不到一公里的路程去上高中，這我也喜歡，那時心裡總會充滿好些讓自個兒歡喜的念頭，好像我是一個人物。絕大多數上高中的都來自城裡或周邊地區，只有我和少數幾個同學是鄉村地區來的，這是個很大的不利因素。這就是說其他的人以前都互相認識，他們在課外時間碰頭，成群結夥的。校內的情況也一樣，這一群一夥的老湊在一處，每次課間休息的時間就成問題了：我該待在哪兒呢？我該站在什麼地方?我可以坐在圖書室裡看書，或者坐在教室裡假裝翻看作業，然而這都相當於在傳遞一種訊號，說明我是一個被排除在外的人。局外人，長時間這麼下去可不行，於是這一年的十月我開始抽菸。不是因為我喜歡，也不是因為我想顯得強悍，只是因為我有一個地方可待：每一次課間休息我就可以和其他那些抽菸的人一起待在門外站在一處，沒有人會對此有異議。放學後我走回住地，不存在任何問題。首先因為那時我絕大多數時間要去特韋特訓練，或者和揚·維達爾碰面，他是我初中時最要好的夥伴，其次因為沒人看見我，就不可能有人知道所有這些夜晚我是獨自一人待在公寓裡的。

在課堂上那就不一樣了。我們班有四個男生和二十六個女生，在課堂上我有自己的角色，有我的地方，在那裡我可以講話、回答問題、參加討論、完成作業，我是存在的。在那裡我跟隨著其他人，大家都在一塊兒，我沒有刻意顯示自己，這樣就沒有人對我的在場有意見。我坐在最後面的角落，旁邊是巴森，前面坐著莫勒，這一行的最前面是波爾，餘下的教室裡便全是女生了。二十六個十六歲的女孩子。我喜歡她們當中的一些，但還沒有到我可以說愛上她們的程度。莫妮卡，她父母是匈牙利猶太人，她思想敏銳，博學多才，當我們討論巴勒斯坦地區的衝突時，她總是控制住自己，有節制但同時立場堅定地為以色列辯護，有些我是不能明白的，顯而易見，以色列是個軍事國家，巴勒斯坦是個犧牲品。漢娜，一個來自沃格區的漂亮女孩，在合唱隊裡唱歌，基督徒，相當幼稚，但在同一間屋裡瞧著她會很高興。西芙，淺黃頭髮，褐色的長腿，在剛開學不久的一天，她說教會學校和商校之間的地區近似於美國的校園，我就首先注意到了她，因為她那時就知道了一些我不知道的東西，而對於這個世界我願意成為它的一分子。過去幾年她住在迦納，很愛誇口，笑起來聲音特別高。貝妮迪克特，她的臉輪廓鮮明，五官幾乎有點像50年代時候的女人，捲曲的頭髮，服飾屬於上流社會的階層。託內，姿態優雅，深色頭髮有點嚴肅，她繪畫。看起來比其他人更獨立。安妮，帶著牙箍，在那個秋天的一次班級聚會上，我和她在巴森母親的那張理髮椅子上愛撫親暱。希爾德，淡黃色的頭髮，臉色紅潤，敢說敢為的樣子，但仍然有含糊其辭的時候，她常常向我轉過身來。伊雷妮，女孩子當中的核心人物，很漂亮但會讓人轉瞬即忘。尼娜，她是那麼強健，有如男性般的粗壯體魄，但同時又以很女性的裙衫著裝。梅特，個子不高人精瘦，聰敏過人。她喜歡布魯斯·斯普林斯汀（brucespringsteen），總是一身牛仔服，她個子小巧，但笑聲一直不斷，她衣著暴露又毫無章法，身上總能聞到煙味，每次開口笑時就露出牙齦，除了這點外還是個漂亮女孩，但她的笑聲特殊，在她話音剛落、或是正要說一句蠢話時，就會發出子音的那種嗤的笑聲，事實上她有點大舌頭，口齒不清，這對美的評判來說自然要減分，換言之，就沒法稱其美麗。我的四周有一大群女孩蜂擁著，肉體的激流，乳房和大腿的海洋。我只要瞧著她們在桌子後面的身形，就會覺得與她們的關係更加親近。換句話說我的日子因此便有了意義，我很高興走進教室，同所有這些女生在一起，坐在我有權利坐的那個地方。

這天早上我第一個下樓去餐廳，買了學校做的麵包和一瓶可樂，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一邊吞嚼著一邊翻一本書。學生們慢慢地走了進來，個個步履遲緩，臉上帶著前夜未消的睡意，很快地教室就坐滿了。我和莫勒小聲交談了幾句，他住在哈姆雷桑登，是我初中的同班同學。然後老師到了，他叫貝格，穿一身簡單的罩衫。這是我們的挪威語課，與歷史課並列我學習最好的學科，我的分數是在五分和五加之間，沒有達到更高過，我決定考試的時候要上去。自然學科是我的薄弱環節，數學那時候低到二分，我從不看書，課堂上的講學當然遠遠高於我的理解。教我們數學和自然課的老師是老派人物，數學老師是韋斯特比，他全身的肌肉都在抽搐，有一隻手臂老是不停地扭曲翻轉著。上他的課時，我把雙腿放在桌子上和巴森聊天，這個韋斯特比，他那結實多肉的臉立時漲得通紅，用尖銳刺耳的聲音吼叫我的名字。於是我把腿放下，等他轉過身去，又繼續和人講話。自然課老師尼高，矮小瘦削，幾乎像個幹縮了的小老頭，有一副魔鬼般的笑臉，打哈欠的樣子卻很孩子氣，他差不多到了退休的年紀。他也有肌肉抽搐的毛病，一隻眼不停地眨巴，肩頭上下抽動，脖頸還會猛地往後一甩，他的這些動作活像在模仿一個讓人受不了的老師，很搞笑的。夏季學期他穿一套淺色西裝，冬季學期穿深色西裝，有一次我看見他把教室裡教學用的大圓規當成一把步槍使：我們那時正埋首做試卷，他從上方俯視著我們，把圓規的兩條腿合併在一起往肩頭上一扛，然後在教室裡走走停停地兜圈子，臉上掛著一副不懷好意的笑容。我幾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不是神經不正常吧？在他的課堂上我也講話，講的次數多了以至於後來但凡他聽到教室裡某個地方有人嘰咕，也不管是誰在講，「克瑙斯高」，他斷然出聲，同時把手掌舉到空中：也就是說我必須從座位上站起來，罰站一直到下課鈴響。這倒讓我很高興，因為我心裡開始漸漸生出一種渴望對著幹的反叛情緒，去你媽的，就這樣了，怎麼的。我忙著計劃去給耳朵扎個眼，把腦袋剃成光頭。自然學科，跟我有什麼關係？數學，跟我有什麼關係？我要去樂隊裡演奏，去享受自由，過我自己想過的生活，不是我必須這樣過的生活。

在這方面沒有人與我達成共識，在這方面我是孤獨一人，所以眼下看上去這不現實，它屬於未來，而所有關於未來的東西都是無形的。

不完成作業，上課不聽講，這都一樣無所謂的。過去，在所有學科裡我總是屬於最優的那一部分人，總是樂意把成績顯示出來，但現在不再這樣做了，我把這些優秀成績視為幾近是一種羞恥，它意味著你成天坐在家裡埋頭書本，耷拉著腦袋，這是失敗者。挪威語就不一樣了，是與作家和那些藝術家的群體聯絡在一起的，另外這也不是能夠光靠書本讀出來的，這還有一些另外的東西，情感、靈氣、個人風格。

上課的整個時間裡我坐在那裡潦草塗抹一氣，課間休息時在校門口抽菸，在這個迴圈裡，天空和戶外景色慢慢地展開來，一天就這樣過去了，直到下午兩點半最後一道鈴聲響起，我開始走回家，到我的小屋宿舍。這是12月5日，我生日的前一天，我滿十六歲，媽媽將從卑爾根趕回家。我心裡充滿歡樂。和爸爸單獨一起過的日子從某方面來講倒也蠻不錯的，他儘可能地與我保持距離，他住桑內斯我住城裡，兩地背道而馳。媽媽回來時這一切會結束，直到新年來臨我們一家都將住在一起，有媽媽的存在，每天要和爸爸面對面的這一損失就幾乎完全可以得到補償了。我可以同她說話。和她講什麼都可以。對爸爸我不能說什麼。不可能，我和他沒什麼可說的，除了那些具體的事，比如我到哪裡去，我什麼時候回來。

當我走回公寓，他的車停在外面。我進門去，整個走道里充滿了燒烤的煙味，從廚房裡聽到一陣刀叉的碰撞聲，還有收音機的聲響。

我把頭探進去。

「嗨。」我說。

「嗨，」他說，「你餓了嗎？」

「是的，很餓了。你做了什麼？」

「烤肉排。你坐下吧，馬上就好。」

我走進屋裡，在那張圓形餐桌前坐下。這桌子很舊了，我猜想那曾經是屬於他祖母的。

爸爸把兩塊肉排、三個土豆和一小堆烤洋蔥放進我的盤子裡。自己坐下來，開始用餐。

「對了，」他說，「學校裡有什麼新訊息？」

我搖搖頭。

「今天你沒學到點什麼？」

「沒有。」

「沒有啊。」他說。

我們繼續在靜默中用餐。

我不想傷害他，我不願意讓他認為這是不愉快，他和兒子的關係不融洽，所以我坐在那裡想我能說點什麼。但一句話也沒想出來。

他情緒不壞。沒有動怒。但是他人心不在焉的。

「最近你去看過祖父祖母嗎？」我說。

他注視著我。

「去過，」他說，「昨天下午去待了一小會兒。為什麼你問這個？」

「沒什麼特別的，」我說，感到臉上掠過一道紅暈，「我只是想知道。」

我已經用餐刀儘可能地把所有的肉都切下了。現在我舉起一塊骨頭把它送到嘴裡開始啃咬。爸爸的動作和我一樣，也開始啃骨頭。我放下骨頭，把玻璃杯裡的水一飲而盡。

「謝謝晚飯。」我說，然後站起身來。

「是六點鐘開家長會吧？」他說。

「是。」我說。

「你在這兒不走嗎？」

「是這麼想的。」

「那等我完事後路過這裡帶你一塊走，然後我們一起開車去桑內斯。可以嗎？」

「好的。」

當他回來的時候我正坐在那裡寫一篇關於運動飲料的廣告體裁的作文。門被推開了，來自城市的喧囂驟然增高，門道里地板上傳來沉重的腳步聲。他的聲音。

「卡爾·奧韋？準備好了嗎？我們馬上就走。」

我把所有需要的東西都放在旅行袋和書包裡，兩個包都裝得鼓脹，因為下個月我要在家裡住，很難確切知道我會用到哪些東西。

當我下樓梯時他瞪著我看。他搖了搖頭。但他沒有生氣。是另外一種含義。

「家長會怎麼樣？」說話的時候我避開他的目光，就好像一些最糟糕的事他已經知道了。

「怎麼樣？好，那我就來告訴你。我被你的數學老師一場責難。發生的就是這事。韋斯特比，是叫這名字吧？」

「是。」

「為什麼你不給我說這事？我可是弄得一頭的霧水。真的是大為驚詫呀。」

「那，他都說什麼了？」我說，同時開始穿外衣，因為爸爸保持著鎮靜，我心裡有說不出的高興。

「他說在上課時你把腿蹺在桌上，不服從管教紀律，放肆無理，你上課講話，既不讀書也不做作業。再這麼繼續下去，他就完蛋了。這就是他說的。是真的嗎？」

「是，有一部分是那麼回事。」我說著直起身來，已經穿好了衣服。

「他說這是我的過錯，知道吧。他數落我有這樣一個兒子。」

我在我站著的地方扭過身子。

「那你怎麼說？」

「我給他頂回去，也給他一頓數落。你在學校的表現是他的責任。不是我的。但這自然很令人不快。這你明白的。」

「我明白，」我說，「對不起。」

「這沒用。這是我最後一次去開家長會，就這麼定了。現在，我們可以走了嗎？」

我們走出大門，朝汽車走去。爸爸坐進車裡，在座位上側彎下身，把我這邊的車門開啟。

「可以把後備箱也開啟嗎？」我說。

他沒回答，但他照我的話做了。我把旅行袋和書包放進後備廂，小心關上車蓋因為不想打擾他，他正在扭轉車鑰匙，我坐到前面的座位，把安全帶從胸前拉過去，將插銷在下端固定好。

「總而言之，這是讓人難堪的。」爸爸說。他啟動了馬達。儀表盤亮了。我們前面的那輛車也朝著河下面的方向開出了一段。「但他究竟是怎樣的一位老師，這個韋斯特比？」

「相當差勁。他不能維持紀律。班上沒有人在乎他說的話，就沒人聽他的。他自己也不好好反省吸取教訓。」

「在大學時他的考試成績可是名列前茅，知道這個嗎？」爸爸說。

「不知道。」我說。

車倒退了幾米，繞上馬路，然後掉轉方向開始駛出城。發熱的馬達轟鳴著，輪胎上的小釘勻速地碾壓著路面發出嗖嗖的聲響。像往常一樣他車開得很快。一手放在方向盤上，另一隻手輕鬆地放在旁邊的換擋桿上。我的肚腹內一陣翻騰，一股小小的喜悅之情在身體內散開，因為以前從來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他從來沒為我辯護過。他對那些有關我表現的批評從來沒有選擇過寬容。在每年暑假和聖誕假期前要交出學校的成績冊時，我總是一週前就開始提心吊膽。哪怕是對一丁點兒的缺點評語他也會怪罪我，對我暴跳如雷。開家長會也一個樣。對最小的一點批評意見，如上課愛講話或丟三落四等，會後他也會發洩一通怒氣。更別說我拿著學校的條子回家的那些時候了。那是判決的日子。是下地獄。

是因為我快長大了，他現在才這樣對待我嗎？

我們之間的關係要平等了嗎？

當他坐在那裡凝視著前方，我們的車沿著道路嗖嗖往前奔的時候，我真想看著他。但我不能夠，因為這樣的話我就得說些什麼，而我無話可說。

半小時後我們開上了最後一道坡路進入了房子前面的院落。爸爸沒有熄掉引擎，下了車去開啟車庫門。我朝前門走去開了門鎖。想到行李，我又折回來，那時爸爸正關掉引擎，紅色的後車燈閃爍著。

「開下後備廂？」我說。

他點點頭，把鑰匙又插進去一扭轉。車蓋像鯨魚尾巴那樣往上掀起，它踫了我一下。當我走進屋裡，馬上就覺察出他做過清潔了。聞到一股綠肥皂的氣味，房間也整理過了，地板鋥亮。樓上沙發上的那些幹貓屎蛋子不見了。

他自然要做清潔了，因為媽媽即將回家，即使是有很具體的理由，他也不會為自己這麼大掃除，因為他那裡一向就是個雜亂邋遢令人覺得不舒暢的地方。現在我感到輕鬆多了。家裡又恢復到以前的井井有條。不是因我個人心裡的紛亂還是其他的什麼，還有更多的因素，我受到了干擾，特別是這種干擾還不止一種。這個秋天他身上發生了些變化。這可能是因為我們生活的方式，就只有他和我在一處，顯而易見，也不僅僅是這個。他從來就沒有什麼朋友，也從來沒有人拜訪我們，除了自家人。他唯一認識的是同事和鄰居，這就是說，在特羅姆島那兒是這樣，這裡他連鄰居也不認識。媽媽搬到卑爾根學習後幾個星期，他把幾個同事叫到桑內斯的家裡來，他們要搞一個小聚會，他問我那個晚上是否可以到城裡去住？要是我覺得孤單，我總是可以到祖父祖母那裡去的，只要我願意。獨自一人待著是這世界上我最害怕的事，那天上午他路過那裡給我帶了一袋子吃的，烤好了的比薩餅、可樂和炸土豆卷，我可以在電視跟前吃。

第二天上午我乘公交車去揚·維達爾那裡，在那裡待了幾個鐘頭，然後繼續乘車回到家裡。門鎖上了。我開啟車庫看他是出去散步了，還是開車走的。車庫是空的。我又回到屋子跟前開了門鎖。在客廳的桌上立著幾個酒瓶，菸缸裡栽滿菸頭，雖然沒清理打掃但看上去還不至於太糟糕，我想他們一定搞了一個小派對。立體音響通常是放在上面的倉庫裡，但現在放在壁爐旁邊的一個小桌上，我在那一小堆唱片跟前蹲下來，部分唱片靠著一根椅子腿，另一部分散放在旁邊的地板上。我記得這些唱片他聽了有許多年。平克·弗洛伊德，喬·達辛（joedassin），艾嘉（arjasaijonmaa），約翰尼·卡什，貓王，巴赫，韋瓦第。最後那兩盤他一定是在派對前或者是在這天早上聽的。其他音樂也不是特別適合這種聚會。我站起身走進廚房，洗碗槽裡有些沒有洗刷的杯盤，開啟冰箱，前排有幾瓶白酒和一些啤酒，幾乎都空了。我走上二樓的樓梯。爸爸的臥室是開著的，我朝那裡走去，進到屋裡。媽媽臥室裡的床也搬進來了，和爸爸的床並靠在一起。因為喝酒，他們的聚會一定是很晚才結束，房子的位置較偏遠，坐計程車進城或是去爸爸工作的地方文內斯拉都不便宜，有人在這裡留宿。我的房間沒動，我把我要帶走的東西裝好，又折身回了城裡，雖然我是計劃來這裡過夜的。這裡所有的東西都有了某種陌生的痕跡。

還有一次我回到那裡去，沒有事先打招呼，那是個晚上，在訓練完以後我懶得再回城裡，隊裡的湯姆開車把我送到家。在廚房的燈光下我看見爸爸坐在桌前，一隻手託著頭，面前放了一瓶酒。這也是個新情況，他以前從未喝醉過，至少我在這兒的時候，至少不是獨自一人。我現在看見了，我不想他知道我看見他了，但又不可能返回，於是在門前故意使勁地跺著踢著靴子上的雪，把門猛地一下開啟，又將它重重地關上，讓他毫不懷疑我是剛剛走進來，我把浴室裡的兩個水龍頭一起開啟，坐在裡面等了幾分鐘。當我走進廚房時，那裡已空無一人。空玻璃杯放在案桌上，空酒瓶放在水槽下面的櫃子裡，爸爸回到了他住的糧倉下面的那套房間裡。好像這還不夠神秘不解，在一天下午的早些時候我看見他開車經過索爾斯勒塔的那家商店，那天最後三節課我逃課了，在晚上去謝維克訓練前我到揚·維達爾那裡去了一趟，當我坐在商店外的長凳上抽菸時，爸爸那輛鼻涕綠的阿斯科納開了過來，這不可能看走眼的，車繼續向前開走了。我扔掉手裡的煙，倒沒有理由躲起來，當車開過去時我直直地盯著它，甚至舉起一隻手打了個招呼。但他沒看見我，他在同旁邊坐著的那人講話。第二天他到我的住處來時，我跟他提起這事，他說這是他的一個同事，他們一起有個專案，放學後在我們家工作了幾個小時。

總之在這段時間他跟同事有許多接觸。一個週末他們一起在霍夫登有個講座，他參加的聚會次數比我能記起從前的任何時候都多得多。肯定的，那是因為他感到無聊乏味，或者不喜歡一個人長時間待著，我為此感到高興，那時候我開始用另一種眼光看他，不再是一個孩子，而是用一個即將長大成人者的眼光，在那一瞬間我真願意他周圍有許多朋友和同事，就像其他人那樣。同時我又不喜歡這種改變，這使得他不可預見。

事實上他在家長會上破例替我辯護的事，就屬於這個未預見的範疇。對，這或許是其他所有事情當中最顯著的一件。

我把衣服從行李中拿出來放進衣櫃，把唱片一張張放進書桌上的唱片架子上，學校的教科書收好摞成一疊。房子是19世紀中葉的建築，所有的地板都發出吱嘎聲，這些聲音在所有的牆壁間飛跑，所以我不僅僅知道爸爸就在我下面的客廳裡，還知道他也坐在沙發上。我本打算讀完《德古拉》，但感到在沒有把我和爸爸之間的狀況落實以前我是沒法靜下心來讀書的。結果自然是他知道我正在做什麼，我也知道他正在做什麼。同時為什麼就不能直接下去對他說，「嗨，爸爸，我坐在上面看書呢」。「為什麼你要對我說這個」，他會問，或者至少心裡會這麼想。但眼下的這種彆扭的狀況應該改變，於是我走下樓梯，去廚房裡轉了一圈，或許有什麼吃的東西？當我要走進客廳的最後幾步時，看見他坐在那裡，手裡拿著我的那些舊連環畫冊裡的一本。

「你晚上不吃點什麼嗎？」我說。

他抬起頭很快地望了我一下。

「你自己吃吧。」他說。

「好的，」我說，「那，完了以後我就坐在上面的房間裡了。」

他沒有回答，在沙發旁一盞燈的光線下繼續看他的《秘密特工x9》。我切下一大塊香腸，在書桌旁坐下吃了起來。我想起了，他一向是很難得給我買什麼生日禮物的，媽媽一定在卑爾根給我買禮物了。可是生日蛋糕他得準備吧？他想過這事了嗎？

第二天我從學校回來的時候媽媽已經在家裡了。爸爸去機場接的她，當我走進屋裡時他們正坐在廚房的餐桌旁，肉在電爐的烤箱裡烤著，吃晚餐的時候桌上點著蠟燭，我得到了一張五百克朗的鈔票和一件媽媽在卑爾根買的襯衣。她逛遍了卑爾根的商場就想替我買點什麼，找到了這件襯衣，雖然她覺得不錯同時認為我會喜歡它，但我是不會穿這件衣服的，只是不忍心說出口。

我穿上衣服，我們在客廳裡吃蛋糕喝咖啡。媽媽心情很好，她不止一次地說回到家的感覺真好。英韋打電話來祝我生日快樂，恐怕聖誕前夕才能回來，他說，到那時我會得到禮物的。我去訓練了，當我晚上九點回來的時候，他們已經去倉庫的房間了。

我很希望同媽媽單獨談談，但看上去沒有機會，於是我等候了一會兒就去睡了。第二天學校裡有考試，這最後的兩週裡考試很多，我都早早交卷，進到城裡去逛唱片店，或是去咖啡館，有時同巴森一起，有時同班上的一些女孩子一道，這一切的發生都是巧合，不可能理解成我是在竭力地想與他們傍在一塊兒。與巴森在一起是不錯的，我們開始有點彼此接近了。有天晚上我和他待在一塊兒，我們只是在房間裡聽唱片，但我仍然滿心歡喜，我有新朋友了。不是鄉下佬，不是重金屬粉絲，而是一個喜愛talktalk、u2、水男孩（waterboys）和頭部特寫（talkingheads）的樂迷。巴森，或者賴德，他實際上應該叫這個名字，栗色頭髮，容貌英俊，對女孩子們有很強的吸引力，從來沒有做出一副賣弄和自以為是的樣子，因為在他的天性裡沒有炫耀的光輝，沒有自我陶醉，他從未獲得過他可以獲得的位置，但這也不是出自他的羞怯，更多的是一種鬱郁沉思及他的一種自我內省，他總是退後半步。他從沒有完全釋放過，顯示他的真面目。是因為他不願意，還是他不能夠，我不明就裡，不過通常應該是二者皆有吧。但最打動我的是他對事物總是有自己的見解和看法。在這方面我想到的領域，比如說政治，可以從談一種政治立場自然而然地轉向另一個話題，說到鑑賞的口味，從一個喜歡的樂隊可以讓人進一步轉換到自己也喜歡的風格相近的其他樂隊；談及人，我就從來沒法從其他人論及的話題內容中擺脫開，他卻有獨立的思想，說出自己的觀點，做出一種或多或少帶有個人特質的判斷。但他從不以此炫耀自誇，相反地，你必須要跟他相處一段時間後，才能進一步地接觸。這不是他使用的手段，不過這就是他。能把巴森稱為自己的朋友，我為此感到驕傲，這不光是他知識的豐富，也不只在於友誼本身，當然也是，但最重要的是，想象到他的好聲譽也會給我帶來好處。也說不上什麼真正的好處，但現在回過頭看，這一點是明顯無疑的：要是一個人被排拒在外，他就必須找到一個人能帶他進去，至少當一個人是十六歲的年紀時。在這種情況下，被排絕在外不是一個抽象比喻，而是一種具體的、實實在在的行為。我周圍有好幾百個與我同齡的男孩子和女孩子，我就不能進到他們可以進入的圈子。每個星期一我很害怕所有人會提的這個問題，即：「你週末都做了些什麼？」可以說一次「在家看電視」，也可以說一次「和一個夥伴在房間裡放唱片」，但人們當然願意說出些更好的消磨週末的方式，要是他不願意失去與其他人的聯絡。有的人與人接觸，從第一眼就被人劃出了圈外，然後一直延續整個高中階段，我絕不願意像他們那樣，有那麼多事天天圍繞我們發生，我要成為他們當中的一員，我要被他們邀請去參加聚會狂歡，要和他們一起去城裡，要過他們那樣的生活。

這最大的測試，一年裡最大的狂歡，就是新年聚會。最後這幾個星期到處都在談論這個話題。巴森要到他在尤斯特維克認識的朋友那兒去，完全沒有任何可能讓我粘著一塊兒去，於是直到聖誕前學期結束時，我沒有得到邀請去任何地方。聖誕節到新年前夕，我同揚·維達爾坐在一起，討論我們還有什麼其他可能性。他住在我們下面四公里遠的索爾斯勒塔，這個秋天他要開始職業高中的糕點製作專業。我們想要去參加聚會，想喝他個酩酊大醉。關於最後這個喝酒的事，倒不是什麼大問題。我在少年足球隊踢球，那裡的守門員，湯姆，他可以辦成這件事，對替我們買酒的事他不會反對。至於這個聚會，相反地有點……九年級那個年齡段的年輕人在附近一棟房子裡搞聚會，都知道是屬於那些有點不正經的、多少帶點違法性質的狂歡，這是絕對不能接受的，與其那樣我寧願待在家裡。也找到了我們很熟的一群人，這些人當中一些和我們是同班同學，一些是在一起踢足球的，但這也不在考慮之內，聚會地點在哈姆雷桑登，而我們也不在邀請之列，即便我們可以用某種方式混進去，在我們眼裡這也不是上策。那些住在特韋特，讀職業學校或是工作了的人，他們當中有些人有車，車的座位鋪上了毛皮，在前車窗的鏡子那兒掛著德國產的飄著香味晃來蕩去的裝飾物。可我們沒其他的選擇了。我們必須得被邀請參加新年派對。還有，到了大約午夜十二點的時候人們都出來，聚集在空地或是十字路口，點燃煙火讓它飛昇天空，歡慶新年的到來。這不需要任何邀請都可以加入的。我知道許多學校裡的人要在瑟姆地區搞一個聚會，我們怎麼樣才能去那裡呢？於是揚·維達爾想到了在我們樂隊裡的鼓手，住在霍內斯的一個八年級生，他說過他要去瑟姆參加新年聚會。顯然這是我們最後的選擇。

後來兩個電話就把一切搞定了。湯姆替我們買啤酒，我們將和八、九年級的學生一起，坐在他們的一個地窖裡的客廳到午夜，然後出外到路口那裡人們聚會的地方去，找到自己學校認識的人，和他們混在一塊兒度過整個晚上。這是個好計劃。那天下午我回到家裡，在走過爸爸媽媽旁邊時我說我被邀請去參加新年聚會了，是班上的一些人在瑟姆搞的一個聚會，我到那裡去可以嗎？我們家也是有晚宴的，祖母祖父都要來，還有我爸爸的兄弟居納爾和他的一家人，但無論媽媽還是爸爸都沒有反對我去。

「那，真不錯啊！」媽媽說。

「可以的，」爸爸說，「但你得一點以前回家。」

「這可是新年前夕啊，」我說，「不能是兩點嗎？」

「好吧，那就兩點，但不能兩點半。明白嗎？」

新年前一天的下午我們騎車去賴恩斯勒塔的商店，湯姆在那裡等候我們，我們把錢給了他，然後各自拎了一個裝有十瓶啤酒的袋子回來。揚·維達爾把它們藏在他家外頭的花園裡，我騎車回了家。爸爸媽媽為著晚上的家宴能像個樣子，正在家裡全力以赴地打掃整理屋子。外面起風了。我在房間窗前站了一會兒，看見旋轉飛舞著的雪花在眼前飄過，灰色的天幕彷彿在樹林裡幽森的樹木間沉落下了去。我放上一張唱片，開啟我正在讀的一本書，在床上躺下。過了一會兒我聽見媽媽的敲門聲。

「揚·維達爾的電話。」她說。

電話在在下面放置衣帽櫃的屋裡。我下樓走進那屋，關上門，一把抓起聽筒。

「怎麼啦？」我說。

「出大事了，」揚·維達爾說，「那個該死的萊夫·雷達爾……」

萊夫·雷達爾是他哥哥。他二十好幾了，開一輛加大馬力的歐寶阿斯科納，在博恩的一家實木複合地板廠工作。他的生活不是朝向西南方向、朝著城裡，像我們家和其他絕大多數人家一樣，而是朝向東北方向，朝著比克蘭和利勒桑，和他這個年紀的人我完全沒有過交往，知道他，但不知道他究竟是怎麼樣的一個人。他留著小鬍子，經常戴著一副飛行員的那種墨鏡，但並非從上到下看上去都真的很霸氣彪悍的人，他的穿衣打扮很有紳士風度，但為人行事卻是反其道而行。

「他幹什麼了？」我說。

「他在花園裡找到了裝啤酒的袋子。於是該死的他就對我不依不饒。這個爛雞巴。他媽的當面一套背後一套。他居然給我一頓臭罵，他說我只有十六歲，接下去沒完沒了地說了一大堆。然後他要我告訴他是誰買的啤酒。我拒絕了，那是肯定的。這跟他有他媽屁關係。於是他說要是我不說出這個名字他就要告訴我爸。十足的偽君子，這王八蛋。那，我就只好說了呀。你知道他要做什麼？你知道這混蛋要做什麼？」

「做什麼？」我說。

在勁風裡雪像一層輕紗從倉庫的屋頂上傾斜而下。從一樓的窗戶裡透出柔和的燈光，幾乎是充滿神秘地向這一點一點加深的暮色裡瀰漫。我模糊地看見裡面有一個晃動的身影，這一定是爸爸，我想，我相當地肯定，在下一秒鐘他的臉部輪廓在窗戶前出現，他直直地看向我。我垂下目光，把頭稍稍側在一旁。

「他強迫我坐進車裡，帶著那兩個啤酒袋子直接開車去了湯姆那裡。」

「真這樣？」

「操他丫的，他就是這麼個王八蛋。他可樂了。我他媽的就像完全被他賣了。真是絕妙，他大獲全勝，媽拉巴子，就一眨眼的工夫。他這人就該進地獄，我他媽真想破口大罵一場。」

「那，後來又怎麼樣了？」我說。

那時候我又朝窗外瞅了一眼，那張臉不見了。

「怎麼樣？你說呢。他把人家湯姆也罵了。然後對我說把啤酒給湯姆。我照做了。湯姆把錢也還我了。我就他媽的活像是個小屁孩。好像他十六歲的時候就沒這樣幹過。嘿，他可幸災樂禍了，是不是？他開口罵了人他高興，他把我開到那兒去他高興，把湯姆好一頓罵他也高興。」

「那，現在怎麼辦？沒有啤酒我們空著手去？這可不行。」

「當然不行，在我們離開時我對湯姆眨了眨眼。他就明白了。於是我回家後給他打電話表示道歉。他就什麼也沒幹成。所以他現在要做的是，帶著啤酒開車到你那裡。他順路帶上我，我就付他錢。

「你們到這裡來？」

「對，他十分鐘後出發。我們大概一刻鐘後到。」

「我得想想。」我說。

當時我首先注意到了貓躺在電話桌旁的椅子上。它瞪著我看，開始舔自己的一個爪子。外面的客廳裡響起了除塵器的聲音。貓把頭很快地轉向發出聲音的方向，在下一秒鐘它又鬆懈下來。我往前彎著身子撫摸它的胸腹。

「你們不能直接開上來。這不行。但我們可以把袋子放在路旁的一個地方。反正在這裡沒有人會發現。」

「或許在小山坡底下？」

「房子下面那裡？」

「對。」

「好。那你得對湯姆說不要到我們這裡來倒車，也不要到下面的郵箱那裡。再往上面一點有個倒車的地方。他可以去那兒吧？」

「好的。那待會兒見。」

我放下話筒走進客廳到媽媽跟前去。她一看見我就關掉了除塵器開關。

「我要到佩爾那裡去一趟，」我說，「就想跟他說聲新年快樂。」

「去吧，」媽媽說，「祝願他新年快樂。」

佩爾比我小一歲，住在下面幾百米遠的一棟房子裡。我們住在這裡的這些年裡是他和我一起度過了許多時光。只要可能，我們就一塊兒踢足球，放學後的時間，星期六和星期天，還有假日，很多時候是努力把人數湊夠，這才好正正經經地踢一場比賽，要是辦不到，我們就二對二地踢好幾個小時，要是這個都不行，那就只有我和佩爾。我向他射球，他向我射球，我傳球給他，他傳球給我。或者我們兩人玩對抗，我們就管這叫做二人足球。日子一天一天地過去，我們都這麼玩，直到我進入高中讀書。另外我們也一起游泳，或者在瀑布下面，在水潭那兒水很深，我們可以從懸崖縱身而下跳水，要不就到下面水流湍急的地方去，然後順水漂流。在天氣不好不適合戶外活動的時候，我們就在他們家地窖的客廳裡看錄影，或者就待在車庫裡聊天吹牛。我很喜歡去那兒，他們一家都很熱情，慷慨大方，雖然他爸有點不能忍受我，我在他家仍然很受歡迎。在所有人當中雖然佩爾和我在一起度過的時間最多，但我沒有把他當作一位朋友，我從不向其他圈子裡的朋友們提起他，不僅是因為他比我小一歲，這沒有什麼可自豪的，還因為他很土氣。他對音樂沒興趣，對音樂完全一無所知，他對女孩子或是喝酒也沒興趣，在週末他就喜歡和家人一起待在家裡。穿著一雙膠筒靴去學校，他認為挺好的，就喜歡穿一件家織毛衣和比牛仔褲短一截的燈芯絨褲子，一件上面印有克里斯蒂安桑動物園圖案的t恤衫。我搬到那裡以前，他從來沒有單獨一個人進過城。好些書他幾乎就沒有讀過，只看些連環畫系列，我也都差不多看過的那些，但對我來說更多的是那一長串我囫圇吞棗看過的麥克林（maclean）、巴格利（bagley）、史密斯（smith）、勒卡雷（lecarré）和福萊特（follet）的書籍，我也慢慢地讓他讀一些書。有時候星期六我們也一起去圖書館，有的星期天看斯塔特足球隊主場的球賽，每星期在我們自己的球隊裡訓練兩次，在夏季的學期裡我們每週也有一次比賽，除此之外我們也相約著每天乘校車去學校。但我們並不坐在一起，我們不這樣的，越是靠近學校，越是跟那裡的生活有關的地方，我與佩爾就越疏遠，一走進校園我們就完全不接觸了。很奇怪他一點也不在意這個。他總是那麼高興，那麼開朗，富於幽默感，像他的家人一樣，也是一個熱心腸的人。在聖誕節到新年的這段假期我有幾次去到他家裡，我們看錄影，在我們家房子背後的山坡上滑雪。我從來沒想過邀請他新年前夕到我家來，完全沒有這種可能性。揚·維達爾同佩爾沒聯絡，但他們互相也都認識啊，當然，這裡的人彼此都相識，但和他從沒有隻是兩人間的友情，也沒有任何理由去這麼做。當我搬到這兒時，揚·維達爾和謝蒂爾，一個年齡相仿住在謝維克的男孩子交往密切，那時候他們是最要好的朋友，互相都在對方的家裡進進出出。謝蒂爾的父親在軍隊，他有過許多的搬遷流動，對這情況我知道一點。當揚·維達爾同我交往時，最主要的原因是對音樂的興趣，謝蒂爾試圖把他爭奪回去，不停地給他打電話邀請他去家裡，當我們三人一起在學校時，他竭力表現出只有他們倆才是真正的朋友。當這計謀未能得逞時，他降格以求邀請我們倆都去他家了。我們一起騎車去機場那一帶遊逛，泡機場咖啡館，給哈姆雷桑登的一個女孩子麗塔打電話，揚·維達爾和謝蒂爾對她都感興趣。在爬上緩坡的路上謝蒂爾把自己的一塊巧克力分了一半給揚·維達爾，沒給我，但這示好沒有被領情，揚·維達爾假裝著沒事兒一樣把他自己的半塊巧克力又分一半遞給我。於是謝蒂爾死心了，便去接近其他的人，但在我們上初中的全部時期裡，他所有的朋友中沒有一個能像揚·維達爾那樣同他如此接近過。所有的人都喜歡謝蒂爾，尤其是女孩子們，但卻沒有一個願意同他在一起。麗塔說話尖刻咄咄逼人，對誰都是這樣，卻特別喜歡他，他們倆很愛在一起笑，是那種很特殊的腔調，但從沒有比朋友有更進一步的關係。麗塔對我更是毫不留情的尖刻，我在與她靠近時總是心懷戒備，絕不知道她什麼時候或者會以哪一種方式向你發動攻擊。她個子瘦小，窄窄的臉，小嘴巴，但嘴唇線條很完美，常滿含嘲弄的眼睛裡閃耀著光芒，那幾乎是亮晶晶的一雙眼睛。麗塔是漂亮的，但這種美並未顯示出來，她對待他人的感覺總讓人不舒服，因此她的美可能不會被人發現。

一個晚上她給我家裡來了電話。

「嗨，卡爾·奧韋，我是麗塔。」她說。

「麗塔？」我說。

「是我呀，麗塔·洛利塔。你這榆木疙瘩。」

「是嗎。」我說。

「我給你提個問題。」她說。

「哦？」

「你願意同我在一起嗎？」

「你說什麼？」

「再說一遍。你願意同我在一起嗎？這個問題很簡單。你就說願意還是不願意吧。」

「我不知道……」我說。

「咳，就說吧。要是不願意，就說出來。」

「我不認為……」我說。

「好，不願意，」她說，「明天學校見。再見。」

她放下了話筒。第二天我在學校的時候同往常一樣，她看上去也同往常一樣，或許只是加倍尋找攻擊我的機會，只要有這種可能性出現。她從不再提起這件事，我從不提起這件事，對維達爾或是謝蒂爾也不會說到這事，我不願意向他們顯示自己比他們高明。

我給媽媽說了再見後，她就開啟了除塵器的開關，我在走道里穿上衣服走了出去，彎身迎向撲面的寒風。爸爸已經開啟了車庫的一道門，正忙著把除雪機拉出來。車庫地上的礫石上沒有一點雪，而同樣的礫石在戶外則被冰雪覆蓋著，這種內外之間的不平衡感喚起了心裡一種老是有的輕微的不舒適感。當院籬門在身後關上後，我就不再去想這些事，讓它永遠不再觸及我的思緒，但當我看見它時……

「我到下面的佩爾那裡去一小會兒。」我喊道。

爸爸坐在除雪機上，轉過頭來向我點了一下。我有點後悔建議在山坡下碰頭，這可能太靠近了，我父親對一些不合乎常規的事通常有第六感。再者他現在已經觀察我好一陣子了。當我來到郵箱那裡時，聽到了上面除雪機開動的聲響。我轉過身去檢視他是否可以看見我。看來沒有這種可能性，我向山坡下走去，走的對面那條一直通向斜坡的路，為的就是萬無一失。在山坡的最下面我停下來，在我等待的時候朝那條河望去。河對岸駛過的三輛車一輛跟著一輛。車燈裡射出的光線就像在深灰的色彩中戳出的黃色斑點。曠野上的雪映著天空的顏色，天穹的光像是與沉落下來的暮色之網縫合在了一起。冰窟窿裡的水漆黑幽深閃著光亮。我聽到一輛車在幾百米外的地方轉彎。發動機的聲響乾澀刺耳，一定是輛老車。湯姆的，毫無疑問。我朝路上張望著，當車在轉彎處出現時，我舉手向他們致意。車在我身旁停下。湯姆搖下車窗。

「嗨，卡爾·奧韋。」他說。

「嗨。」我說。

他笑了一下。

「你捱了一頓罵？」我說。

「這個臭雞巴嘴。」坐在他旁邊的揚·維達爾開口了。

「這沒什麼要緊的。」湯姆說。

「這麼說你們今晚要出去？」

「是的。那你呢？」

「兜一個小圈子就夠了。」

「還有其他問題嗎？」

「沒有，沒事的。」

他和善的眼睛望著我，笑了。

「你們的東西放在後面。」

「後備廂開啟了嗎？」

「那是當然。」

我走到車後面開啟了車蓋，從混雜擺放著的工具、工具箱和修理天花板要用的一堆打了孔的帶子和鉤子之類的傢什之間取出了兩個紅白相間的塑膠袋。

「東西我拿到了，」我說，「謝謝你了，湯姆。我們不會忘記這事的。」

他嘴裡吹出一口氣，表示這不值一提。

「那麼，我們待會兒見。」我對揚·維達爾說。

他點點頭，湯姆把車窗搖上去，像他通常做的那樣輕鬆愉快地把手舉到額前作為道別，然後發動了車，沿著坡道上方開走了。我邁腿跨過了路邊的雪堤走進了樹叢中間，沿著那條被雪覆蓋著的小溪流往上大約走了二十米，在一顆比較容易辨認的白樺樹下放下裝著酒的袋子，此時我聽到那輛車已經經過大路，往下開過去了。

我在樹林邊上站了幾分鐘，為的是不讓出來的這一趟時間短得讓人起疑心。然後我走上坡去，爸爸正大刀闊斧地除掉通往房子的道路上的雪，讓路變得寬闊些。他沒戴帽子也沒戴手套，走在機器後面，身穿一件舊羊羔皮夾克，脖子上鬆鬆地纏了一條厚圍巾。剷除的雪沒有隨風飄去，而是刷刷地落在幾米遠的地上。我走過去的時候朝他點點頭，他的眼睛觀察了我一下，面部毫無表情。我把外套掛在走道里後走進廚房，媽媽正坐在那裡抽菸。窗臺上點亮了的蠟燭火光搖曳。放在電爐上的時鐘正指三點半。

「一切都沒問題吧？」我說。

「是啊，」她說，「肯定是個愉快的晚餐。你不吃點東西再出門？」

「我吃幾片面包。」我說。

案桌上放著一個很大的白色袋子，裡面是魯特魚。旁邊的洗碗槽裡裝滿了黑乎乎的未洗的土豆。角落裡的咖啡機閃著光亮。咖啡壺裡還有一半的咖啡。

「我想，我再等等，」我說，「七點前我不會走的。他們到底什麼時候到呀？」

「爸爸要去接祖母祖父，我想他很快就要去了。居納爾七點左右到。」

「那麼我就趕得上和他們碰頭了。」我說，走進了客廳，站在窗前朝外面的整個山谷望去。我走到沙發桌前，拿起一個橙子，在沙發上坐下，削著皮。聖誕樹上的小燈泡閃閃發光，壁爐裡的火苗閃爍搖曳，在已經鋪好桌布的餐桌的另一端，燈光在水晶杯上的折射光耀奪目。我想到了英韋，不知道他在唸高中時對聖誕期間的這一切有何樣的體會。至少現在他是什麼問題都沒有了。他和他的許多朋友一起在東阿格德爾郡的維地小屋。他是儘可能晚地回到這兒來，哪怕是聖誕前夜，同時儘可能早離開，在聖誕節的第三天就動身。他從來沒有在這裡住過。我們搬來的那個夏天，他將開始高中的第三年，他表示想在同一所學校唸完高中，和他在那裡的朋友在一起。於是爸爸光火了。但英韋沒有屈服，他沒跟著一起搬家，爸爸一克朗也不願意給他，他就申請了學生貸款，在離我們老家不遠的地方租了一間房。他到我們這裡來的那些週末爸爸幾乎不跟他說話。他們之間的關係到了冰點。一年以後英韋去服兵役，我記得一個週末他把女朋友阿爾夫希爾帶到家裡。他是生平第一次做這樣的事。爸爸自然是躲得遠遠的，只有媽媽和我跟他們在一起。那個週末結束後他們走下山坡去趕公交車的路上，爸爸迎面開車過來。他停下車，搖下車窗，微笑著同阿爾夫希爾打招呼。他的目光裡有一種異樣，以前我從沒看見他這樣的目光。他專注的眼神，裡面含著一種喜悅和興奮，他從來沒有像這樣望著我們，事情就是這樣。然後他收回目光，發動汽車消失在了上坡的路上，我們繼續朝著車站方向往下走去。

這是我們的父親嗎？

這個週末媽媽對待阿爾夫希爾和英韋所有的友善和關懷被爸爸這長達四秒鐘的凝視變得減少了分量。這或許也是這些週末的日子英韋幾乎都是獨自一人來這裡的原因，爸爸儘可能待在他倉庫的住處裡，只有吃飯的時候才露面，在餐桌上他也不問他一句話，對他幾乎不屑一顧，週末裡就是這樣的狀況，為使英韋感到有歸家的感覺媽媽做出的所有努力也付之東流。是爸爸主宰這棟房子的氣氛，大家沉默著，沒有人表示反對。

外面除雪機的聲音戛然而止。我站起身，握著橙子皮走進廚房，媽媽正站在那裡削土豆皮，我開啟她身旁的櫥櫃門把果皮扔進垃圾桶，看見爸爸走過去，同時他把手插進頭髮裡往後梳理了一下，這是他很個性化的一個動作，我踏上樓梯走進自己的房間，把門在身後關上，放上一張唱片，在床上躺下。

我們估算了一陣子怎麼樣才能到瑟姆那兒去。揚·維達爾的父親和我的母親都願意開車載我們過去，只要儘快把我們的計劃告訴他們就成。但這有滿滿兩袋啤酒的事啊，所以根本不行。最後我們想出的解決辦法是，揚·維達爾回家說是我母親開車送我們去，而我回家說是揚·維達爾父親送我們。這有一點冒險，因為我們的家長以後會碰面，但司機問題可能被捅出來這個事我們不顧了，我們就冒這個險。這個方針確定後就是如何出行了。新年前夕這裡的公交車停運，但是我們找到了解決辦法，我們可以從離這裡十公里遠的蒂梅內斯十字路口那兒走。我們搭便車去那兒——要是我們走運的話，搭一輛車直接坐到底，要是不走運，從那裡再換乘公交車。為避免他們問問題或是疑心，一切最好等客人們到這裡以後再行動。這就是說七點鐘。公交車是八點十分，必須是這樣，看來一切還不錯，如果運氣好的話。

想喝他個大醉需要周密的計劃。首先喝的東西必須萬無一失地到手裡，喝酒的地點也必須要保證不出差錯，來去的交通要事先安排好，回家的時候要避開父母。所以在奧斯陸那第一次愉快的大醉之後，我只有過兩次真正醉倒過。這最後的一次出了岔子。揚·維達爾的姐姐麗芙剛好跟她在謝維克相識的一個軍人斯蒂格訂了婚，揚·維達爾和麗芙的父親也在那裡工作。她想早早結婚，生孩子當個家庭主婦，她對自己未來生活的夢想在她相同年紀的女孩子中算是個另類，其實她也就比我們大一歲，卻完全生活在另一個世界裡。一個星期六的晚上她邀請我們倆和其他朋友們一起參加一個小型聚會。我們正好無事可幹，也就欣然同意，幾天以後我們去了某地的一棟房子，坐在沙發上喝著家釀的酒看電視。本來的意思是要度過一個令人愉快的夜晚，桌上點著蠟燭，我們吃了義大利千層麵，這也可能會是個愉快的夜晚，要是沒有酒的話。但有酒，隨你喝個夠的大量的酒。我喝酒了，敞開了喝，像第一次那樣感到高興痛快，但這次我喝高了，在喝第五杯的時候就醉得人事不省，當我在黑暗的地窖的地板上驚醒過來的一瞬間，身上穿著的跑步的運動褲和運動套衫是我從未見過的，被子上蓋著毛巾，身邊是我自己的一堆衣物，溼漉漉的，被嘔吐物弄得汙穢不堪。醉眼矇矓中我看見靠牆最裡面的洗衣機，旁邊一個筐裡裝著髒衣服，靠近另一堵牆最裡面是冰櫃，好些雨衣和雨褲搭在蓋子上。那裡也有一堆捕蟹筐籠，一個抄網，一根魚竿，一個擱架，上面放著工具和一些廢物。我用目光在屋裡掃視了一遍，這些圍繞著我的東西，全是我沒有見過的新東西，現在我已酒醒，頭腦完全清楚了。躺在地板上，我的頭正對著門縫，門外響起了一陣腳步聲，我站起身開啟門走進了廚房，斯蒂格和麗芙坐在那裡，兩人的手十指相交扣在一處，洋溢著愛和喜悅。

「嗨。」我說。

「這不是加菲嗎？」斯蒂格說。「現在怎麼樣了？」

「好了，」我說，「究竟出什麼事了？」

「記不得啦？」

我搖了搖頭。

「一點也記不得？」

他笑了。這時揚·維達爾從客廳裡走了進來。

「嗨。」他說。

「嗨。」我說。

他微微一笑。

「你好，加菲。」他說。

「我到底跟這加菲有什麼關係？」我說。

「記不得了？」

「記不得。我什麼也記不得了。但我知道我是吐了。」

「我們在看電視。一部加菲貓卡通。你站了起來雙拳捶打著胸膛一陣狂呼‘我是加菲！我是加菲！’然後你就嘔吐了。吐在客廳裡，吐在地毯上，弄得一塌糊塗，然後你就他媽的昏睡過去了。哇……哇！稀里嘩啦地吐一氣，完全沒有可能跟你對話。」

「哦，真該死，」我說，「對不起。」

「這沒什麼關係，」斯蒂格說，「地毯拿去洗洗就行。現在要說的是看你們怎麼回家。」

這話讓我立時感到恐懼襲上心來。

「現在幾點了？」我說。

「快一點了。」

「才一點？哦，那就好。我應該是一點鐘回家。那回去就只晚了幾分鐘。」

斯蒂格沒喝酒，我們跟著他走到下面的車那裡，鑽進車裡坐下，揚·維達爾坐前面，我坐後面。

「真的一點都記不得了？」在車往前開動時揚·維達爾問我。

「記不得，媽的，一點印象也沒有。」

這件事讓我自豪。這整個的故事，我說了些什麼、做了些什麼，甚至嘔吐，全都讓我很自豪。這很接近我想做的那樣一個人。但當斯蒂格把車在郵箱那兒停下，我朝那條黑濛濛的上坡路走去，身上穿著別人的衣服，手裡拎著的晃來蕩去的包裡裝著自己的衣服，這時我心裡是害怕的。

只要他們睡下就好。只要他們睡下就好了。

實際上看上去他們像是睡了。廚房裡的燈全滅了，這是每晚他們上床前最後要做的事。但當我開啟門溜進走道里時，聽到了他們的聲音。他們坐在二樓，在電視前的沙發上，談著話。這是從來沒有過的事。

他們在等我嗎？他們要將我盤問一番？我父親很可能要我對他呼口氣。這是他的父母要求他做過的，爸爸媽媽還笑話過這事，但肯定這次笑不出來。

想輕手輕腳地從他們身邊溜過完全不可能，樓梯就在他們旁邊。不如干脆闖一下。

「喂？」我說。「你們在上面嗎？」

「哎，卡爾·奧韋。」媽媽說。

我慢慢地走上樓梯，當進入他們視線時我停住了。

他們並排坐在沙發上，爸爸的一隻手臂放在沙發扶手上。

「過得愉快吧？」媽媽說。

她就沒看見？

我簡直不敢相信。

「還不錯，」我說，走出了幾步，「我們看電視吃義大利千層麵。」

「好啊。」媽媽說。

「我相當疲倦了，」我說，「我想我馬上就上床睡了。」

「去吧，」她說，「我們也很快要睡了。」

我站在離他們四米遠的地板上，穿著陌生人的跑步運動褲，陌生人的套頭衫，被我自己的嘔吐物弄得一塌糊塗的衣服在袋子裡，冒著熏天臭氣。但他們事實上就沒看出來。

「那就，晚安了。」我說。

「晚安。」他們說。

就這麼過了一劫。但怎麼就這麼過來了，我不明白，我只是心懷感激接受這個結果。裝髒衣服的包我藏在櫃子裡，下次單獨在家時，我把它們拿到浴缸裡涮涮，掛在房間的櫃子裡等它們幹，再像往常那樣把它們扔到裝髒衣服的筐裡。

沒有從他們嘴裡聽到一個字。

喝酒對我是大好事，它讓我產生動力。當我準備要幹什麼，就有了一種感覺……不是有侷限的，它恰恰是超越所有疆界，對，是一種無窮無盡的精力。對將要乾的事我會只管往深裡走，更深地做下去。感覺頭腦清楚思維清晰。

勢不可當。但凡我決定了的事，那就有三匹馬也拉不回的氣勢。

我為此很高興。雖然最後這次的醉酒矇混過來了，這一次我做了好些預備工作。我會帶上牙刷牙膏，買了桉樹含片、薄荷和口香糖。還要多帶一件襯衣。

從下面的客廳裡傳來了爸爸的聲音。我坐起身來，把手臂高高地伸展過頭部，再彎曲回來，先是一隻手臂，然後是另一隻。我的骨節在生長，整個秋天都在長。我在長大。那年春末九年級的班上照了一張合影，那時我跟大夥差不多一般高。現在我猛地就快一米九了。身體就這麼往上躥，我又沒法止住它不長，這使我很驚怕。在高中班上只有一個比我高，他快兩米一了，瘦得像根釘子。一天當中我總多次湧起驚嚇自己的念頭，害怕變成他那樣。有時候我也祈禱上帝，雖然我並不信上帝，想想或許他也有顯靈的時候。我不信上帝，但在小時候我求過上帝，我現在求上帝，彷彿是一些孩童時的希望正在復甦。親愛的上帝，讓我停止生長吧，我求求你。讓我就一米九，讓我一米九一或是一米九二，別再往上長高了！我發誓我要努力做個好人，要是你答應我的請求。親愛的上帝，我親愛的上帝，你現在聽到我了嗎？

唉，我知道這太蠢太傻了，但我還是這麼做了，因為恐懼並不愚蠢，只有痛。那時候我還有一樁事，另外一樁更讓人驚駭的事，那就是我注意到當站立的時候我的陰莖一下往上挺了起來。我的身體出問題了吧，惶恐加上無知，完全不知道該對它做些什麼，做手術或是現在能找到的某種辦法。那天半夜我爬起來到了浴室，我讓它勃起為的是看它會發生怎樣的變化。啊，不，別這樣。該死的它幾乎快貼著我的肚腹了！是不是還有點彎曲啊？歪歪斜斜的就像他媽的樹林裡的一隻耗子。這意味著我決不能跟別人睡覺。之後便陷入絕望，因為實際上我唯一想做的，或者說夢想做的，就是這件事。自然我想到了我可以把它往下拉。我試著做了，我用了最大的勁把它往下摁壓，起作用了。它變得直了些。但弄得很疼。這樣用一隻手按著陰莖的方式還能同女孩子睡覺嗎？我他媽的該怎麼辦？還有別的什麼辦法嗎？我的心被啃齧著。我每讓陰莖勃起一次，心裡的絕望便增長一分。我躺在一個地方的沙發上和一個女孩子互相粘膩著，或許我也把手指頭伸進了她的毛衣下面，陰莖像根棍子一樣抵著豎了起來，於是我知道我已經非常接近了，我總是處於即將要成功的狀態。這比陽痿更糟糕，因為這使我覺得不僅是動作笨拙更是一種怪異荒唐。我可以祈求上帝讓這種情況消失嗎？對，最後我也是可以向上帝祈禱的。親愛的上帝，我祈禱著。親愛的上帝，在我的陰莖血脈僨張時讓它直直地豎起吧。就為這個我求一次。所以請一定讓我心想事成。

我剛上高中的時候，一天早上所有一年級學生都被集中到吉姆勒廳的階梯教室，具體的事由我記不清了，但對其中的一個老師印象深刻，一個在克里斯蒂安桑聲名狼藉的裸體主義者。據傳聞他在一個夏天油漆自己的房子時赤身裸體，只在脖子上套了一根領帶，另外他從來不修邊幅，身上掛一件類似畫家穿的鬆垮袍子，一頭捲曲著的亂蓬蓬的白髮，那天他給我們唸了一首詩，沿著廳裡的階梯邊走邊朗讀，他的吟誦突然冒出一句對垂直勃起的陰莖的讚歎，把全場的人都惹笑了。

我沒笑。聽他的話時我覺得我的下巴在往下縮。我坐在那裡嘴巴大開兩眼發直，同時慢慢領悟著那句話。所有勃起都是彎著的。若不是所有的，起碼有足夠多，所以才在詩句中讓人傳誦。

這怪異荒唐來自何處？在兩年前的早些時候，我們剛搬到那裡時，我還是個皮膚光潔不會發r音的十三歲的小不點，更多的是喜歡在這個新地方游泳、騎腳踏車和踢足球，至少沒有人跟我過不去。相反地，到學校後的第一天所有的人都想和我交談，那裡來一個新學生是很少見的現象，自然所有的人都想知道我是誰，我會什麼。在下午和週末的時候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女孩子們會從下面的哈姆雷桑登騎車來和我碰面。當我同佩爾、特呂格弗、湯姆和威廉一起踢足球時，有人沿著道路騎車過來了，兩個女孩子，她們要來幹什麼？我們家的房子是最後一棟，之後就只有樹林，兩個農場，然後又是樹林，一片接著一片的樹林。她們從腳踏車上跳下來，站在那邊的樹後面，朝我們這邊張望。然後又跨上車往下面蹬車而去，停下來，再次朝我們這裡張望。

「她們要幹嗎？」特呂格弗說。

「她們到這兒來是為看卡爾·奧韋。」佩爾說。

「胡說吧你，」特呂格弗說，「她們不會就為這個騎車從哈姆雷桑登到這裡。有十公里的路程呀！」

「你說她們到這裡來還會為什麼？至少不是到這兒來看你，」佩爾說，「你是一直在這裡的哦。」

我們站在那裡看著她們匆忙地在樹叢中穿過。一個穿的粉紅夾克，另一個是淺藍色的。長而濃密的頭髮。

「好了，來吧，」特呂格弗說，「我們踢足球吧。」

我們繼續一塊兒在河灘的狹長地帶踢球，佩爾和湯姆的父親之前簡單標出了兩邊球門。當女孩子們來到一片蘆葦地帶時她們停下了，離我們有一百多米的距離。我知道她們是誰，她們不是特別漂亮，所以我沒搭理她們，在那邊的蘆葦地裡站了大約十分鐘的時間，像一群奇怪的鳥兒那樣，她們衝著回家的方向蹬車而去。幾周以後的另一次來了三個女孩，那時我們正在實木複合地板工廠一個巨大的庫房裡幹活。我們把小木板子搬放到工作臺上，每一層用板條隔開，是計件工，我學會了如何一次把固定數量的木板抱著扔出去，使它們容易互相對齊整，這樣也可多得一點工資。只要我們願意就可以來幹活，我們常在放學回家的路上去搬放一堆，然後回家吃晚飯，再回來繼續幹一晚上。我們對錢的貪婪可以讓我們每天晚上和所有的週末都來幹活，但常常沒活幹，或是我們堆得高高的木板還沒用完，或是因為工廠的工人們自己在工作時間內已經把活兒幹完了。佩爾的父親在廠裡的管理部門工作，通過他或是在工廠開貨車的威廉的父親給我們傳話：今天有活兒。就在這樣一個有活幹的晚上，三個女孩出現在了大庫房裡。她們也住在哈姆雷桑登。這一次我預先得到警告，傳言說七年級班上的一個女孩子對我有興趣，現在她也站在這裡，比蘆葦地裡的那兩個磨磨嘰嘰像小母雞的女孩勇敢多了，她叫利內，她徑直向我走來，把手臂搭在圍著木板的框架上，站在那裡很自信地嚼著口香糖，同時盯著幹活的我，她的其他兩個女伴都讓自己掉在後面。當我聽到她對我有意思，就想著得順水推舟，雖然她只是七年級生，但她的姐姐是個攝影模特兒，她自己現在還不是，但以後會不錯的。大家都這麼評論她：將來她會很出色的，就看她各方面的條件，看她的潛力。她身材苗條，腿很長，皮膚白皙，長長的深色頭髮，高顴骨，嘴相對看來稍微大了些。她長手長腳，有點像小牛犢似的一身晃盪著，讓我對她有點質疑。但她的臀部豐滿。嘴和眼睛也長得不錯。還有一件事我也要給她減分，她不會發r音，她看上去有點蠢，或者說懵懵懂懂的。大家都知道她這一點，但同時在班上又很受歡迎，女孩子們都願意跟她在一起。

「嗨，」她說，「我來這裡看你。你對這事高興嗎？」

「是嗎？」我說。轉過身去，把一疊木板抱在了手臂裡，然後把它們向框架上扔出去，木板就堆在了一起，把伸在外面的部分都推進去，接著再抱起新的一堆木板。

「你們一小時掙多少錢？」她說。

「這是計件工，」我說，「搬運兩堆我們掙二十克朗，四堆掙四十克朗。」

「哦。」她說。

佩爾和特呂格弗和她是平行班，一說到她和她的那一夥人，他們就會一而再再而三地表達他們的不滿，現在他們正站在離我們幾米遠的地方幹活。在那瞬間他們看上去就像兩個侏儒。這兩個小矮人站在這巨大的庫房地板中央，正向前勾著腰幹活，他們的四周堆積著高至天花板的木擱架板。

「你喜歡我嗎？」她說。

「唉，你說這喜歡嘛，布洛姆小姐。」我說。在我看到她走進大門口的同一時間，我就決定這次要向前一步，但現在，當她站在那裡，道路為我敞開，我卻仍然沒法前進，沒法做那些必定要做的事。換句話說我還沒有完全明白，但又清楚地知道，她遠比我熟諳此道。對，就算她有點蠢，但她深悟此事。就是這類的成熟老練我沒法應對。

「我喜歡你，」她說，「你一定聽說過吧？」

我正向前彎下腰去把一根板條擺正，完全出乎意料地臉一下紅了。

「沒有。」我說。

一時間裡她啞口了，只是倚著那木框架嚼口香糖。在那邊木板堆那兒她的那些女伴看上去有點不耐煩了。最後她直立起腰身。

「那好吧。」她說，轉身就走。

失去了機會不要緊，糟糕的是事情發生的過程，我沒有勇氣走完最後的這一段，走過最後的那道橋。當對我有興趣的傳聞消失以後，我也再沒有遇到這種自動找上門來的女孩。相反地從前對我的那些舊成見又再度慢慢地傳開來。我猜想是來自附近的地區，聽到一些反響，儘管在我住過的兩個地方之間並沒有聯絡。在我上學的第一天我的眼睛就已經鎖定了一個女孩，她叫英厄，有一雙細長美麗的眼睛，皮膚黝黑，孩子氣的短鼻子，這與她長而圓潤的臉部線條相比有點反差，她有一種拒人於外的能量，只有當她臉露微笑時才是個例外。她那極開朗溫柔的笑容令我十分傾慕，覺得她魅力無窮，不僅因為在她的這個世界裡不包括我以及像我這樣的人——這個世界只屬於她最接近的那個圈子，只有她自己和她的朋友才可以分享，還因為她的上唇略略有點向外翻起。她比我低一年級，我在這學校當學生的兩年裡，從來沒有和她說過一句話。和我在一起的是她的堂姐，蘇珊娜。她和我是平行班，住在河對面的一棟屋子裡。她有個尖鼻子，小嘴巴，門牙稍稍向外突出，有點兔牙的感覺，但她的胸部很棒，鼓鼓的就像要爆裂開來一樣，臀部的寬度也恰到好處，一雙風風火火的眼睛，好像總是時刻準備好立即行動。她常常把自己和別人比較。而英厄，充滿著無窮的秘密和種種神秘，她所有的一切總是那麼不可企及，她的那種幾乎不可抗拒的魅力究竟還有多少我不知曉，只有去猜測或是去夢想。而蘇珊娜更多的是平淡無奇，沒有特別突出的地方。對於她我會少些失敗，少些恐懼，但也少些成就感。我十四歲，她十五歲，幾天的工夫我們就互相喜歡上了，就像人們在那個年紀常做的那樣。在這之後揚·維達爾和她的女朋友瑪格麗特在一起了。我和她之間的關係處在兒童世界和少年世界之間的一個地方，而兩地之間的界限時有互換。早上去上學的校車裡我們坐在一起，當全校學生星期五早上集會時我們並排坐在一起，一週一次到教堂去聽牧師為成人堅信禮的預備教義時我們騎車一起去，之後也待在一起，在十字路口或是商店外的停車場，在所有這些交往的情況中我們之間的特殊關係並沒有顯示出來，反倒是蘇珊娜和瑪格麗特成了好夥伴。但週末的時候就不一樣了，我們可以一起進城看電影，或者坐在某家的地窖客廳裡吃比薩餅喝可樂，同時緊摟在一起看電視或是聽音樂。那就感覺彼此很靠近了，大夥也都這麼想的。只在最初的幾個星期裡就有一個大邁步，接吻，就這一問題揚·維達爾和我有過討論，未來的行動方式，那些具體做法的細節，落實到比如坐在她的哪一邊最合適，接吻當中我們應當說些什麼，或者最好是緊著做完全不說一句話。現在這一切都已按部就班，幾乎成了機械式動作：吃完比薩餅或是義大利千層餅以後，女孩們坐在了我們大腿上，我們就開始互相膩在對方身體上摸索。要是我們覺得安全無人會闖進的時候，也會躺在沙發上，一對各佔一頭。一個星期五晚上蘇珊娜獨自一人在家。下午的時候揚·維達爾騎車到我家，我們從家出發沿著河流上行，過了那道狹窄的人行橋，再一直往上到她家住的那棟房子，她們正坐在那裡等候我倆。她的父母已經做好了比薩餅，我們吃著比薩餅，蘇珊娜坐在我腿上，瑪格麗特坐在揚·維達爾腿上，音響裡放著險峻海峽樂隊（direstraits）的《電報路》（itelegraphroad/i），我開始在蘇珊娜身上摸索，揚·維達爾同瑪格麗特膩在一處，在那客廳裡彷彿有種時間停滯的感覺。我愛你，卡爾·奧韋，過了一會兒她在我耳邊低語。到我房間裡去吧？我點了點頭，我們站起身，互相握著對方的手。

「我們到我房裡去了，」她對其他兩個人說，「讓你們在這裡不受干擾。」

他們抬起頭望著我們點點頭。然後又繼續他們的事。瑪格麗特長長的黑頭髮幾乎完全遮住了揚·維達爾的臉孔。兩人的舌頭環繞著對方的嘴唇不斷地運動。他在她的背上不斷地上下撫摸，或者一動不動地放在上面。蘇珊娜對我微微一笑，緊緊地握著我的手，領著我通過走道進入她的房內。屋裡面一片昏暗，感到冷多了。我以前去過那裡，喜歡和她一起待著，即使每一次她的父母都在家裡，我們原則上不做其他的事情，就像我和揚·維達爾通常在一起那樣，這就是說，坐在那裡聊天，挪到客廳裡去和她父母一道看電視，從廚房裡拿幾片面包，沿著那條河長距離散步，這不像揚·維達爾那間黑咕隆咚的、能聞到汗味的房間，那裡有加強了的立體聲音響裝置，他的吉他和唱片，我們常看的吉他音樂雜誌和連環畫冊。這是蘇珊娜明亮的、飄散著香水味的房間，牆上掛著白色花朵的壁毯，床上鋪著繡花床毯，白色的擱架上放著梳妝盒和書籍，白色衣櫃裡的衣服摺疊整齊，掛著的衣物也清清爽爽。當我在那裡看見她的一條藍色牛仔褲，也或許是掛在衣櫃旁邊的一張椅背上，我嚥下了一口口水，因為這些褲子她將要穿上身，拉上大腿、臀部，她將把前面的拉鏈拉上再繫上釦子。她的臥室裡充滿了諸如此類的誘惑，我幾乎難以向自己訴說得清楚，這更多的是一種誘惑透過全身在心裡席捲起的情感風暴。還有另外一個我喜歡待在這裡的理由。她的父母總是那麼友善，在這個家裡有一種氣氛讓我明白他們是把我看成自己人的。我是蘇珊娜世界裡的一個人，一個她告訴了她父母和她妹妹的人。

現在她走過去關上了窗戶。外面起霧了，就連鄰居家的燈光也幾乎消失在這灰色當中。下面的路上有幾輛車開過去了，帶來一陣車裡的轟響著的立體聲響。然後一切歸於寂靜。

「嗨。」我說。

她笑了。

「嗨。」她說，在床沿坐下來。我沒有別的期待，只希望我們互相不是坐著幹這種事，而是可以在這裡躺下來。有一次我把手伸進了她的滑雪服裡，放到了她的一個乳房上，那時她說不，我把手拿開了。這個不字不是斬釘截鐵或是含有指責，而更多的是在核實事情的進展，就彷彿在我倆之間豎立起了一道法律。我們貼在一起互相在對方的身上摸索，這就是我們要乾的事兒，雖然當我們碰到一起時我對此早有準備，但我很快就覺得足夠了。在這麼幹了一會兒後產生了一種近乎於想嘔吐的感覺，因為這種摸摸搞搞的動作已變得毫無目的毫無意義，對我來說，我是在這裡尋覓著一種突破，我知道是有這條路的，只是不知我是否能走過去。我想繼續向前，可是始終在這裡原地踏步，在舌頭互相攪拌的混亂以及臉孔始終在她頭髮的遮蓋和環繞當中。

我在她的身旁坐下來。她對我微笑。我親吻她，她閉上眼睛身體往後倒在床上。我爬到了她的身上，感覺到在我身下她柔軟的肉體，她微微呻吟了一聲，我或許太重壓著她了？我移到了她身邊，把我的腿壓在她的腿上。用手撫摸她的肩頭，沿著手臂一直到最下面。當碰到她的手時，她把我的手緊緊地捏住。我把頭仰起來睜開眼睛。她望著我。她的臉，在半黑的屋子裡顯得格外的白，神情嚴肅。我俯下身去吻她的脖頸。以前我從來沒有這樣做過。把頭放在她的胸上休憩，她用手插進我的頭髮裡撫摸我。我聽到她心臟的跳動。我的手開始在她的臀部上撫摸。她稍稍扭動了一下。我把她的毛衣掀開，把手放在她的小腹上。我彎下身去親吻她的小腹。她抓住毛衣的下襬邊沿慢慢地把它往上拉起來。我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那裡，就在我眼前，她的一對赤裸的乳房。外面的客廳裡又在放《電報路》那張唱片。我毫不猶豫，將嘴對準緊貼著它們。先是一個，然後是另一個。我的臉頰在乳房上來回揉搓，我用舌頭舔，用嘴吮吸，最後把手按壓在乳房上開始親吻她，在這幾秒鐘裡我完全把她給忘了。能走出這麼遠完全超出了我以往的夢想或是想象中顯現的畫面，現在我就在那裡，但只過了十分鐘的時間我又感到了同樣的飽和，突然覺得渴求更多，不管前面有多大風險，我要繼續往前，去努力嘗試，超越現在的地方，我開始笨拙地去解她褲子的紐扣。釦子開了，她一聲不吭，像以前那樣閉著眼躺在那裡，毛衣完全往上掀開直到下巴。我拉下了她褲子的拉鏈。白色的內褲顯現出來。我嚥下了口裡湧出的口水。我抓住兜著臀部的褲子往下面拉。她一聲不吭。只稍稍扭動了一下這樣使褲子更容易脫掉。當褲子褪到了膝蓋處，我把手放在她的內褲上。感覺出了手下面柔軟的毛髮。卡爾·奧韋，她說。我又壓到了她身上，我們接吻，當我們唇舌交錯的時候我拉下了她的內褲，沒有拉很開，但足夠伸進一根手指頭，手指順著那些長長的毛髮滑動下去，在我覺出手指尖上溼漉漉的滑膩東西的同時，彷彿在我體內猛地有了一種撕裂感。一種刺痛在腹部閃過，緊接著在整個小腹下端有種類似痙攣的蠕動。接下去的一秒鐘裡我發現一切全都改變，變得那麼陌生。就從這一瞬間到下一瞬間，對這些赤裸的乳房和赤裸的大腿失去了所有的意義。但我看著她，她好像沒有這種經歷和體會，她還跟以前一樣閉著眼躺在那裡，嘴半張開著，呼吸沉重，還是處於我以前喜歡的、同時自身也參與其中的那種狀態當中，但我已不是剛才的我了。

「怎麼啦？」她說。

「沒什麼，」我說，「或許我們應該去跟他們一起待著。」

「不，」她說，「再等會兒。」

「好。」我說。

然後我們繼續。我們繼續在對方身上摸索撫弄，但激不起任何反應，我吻她的乳房，也沒有一點感覺，乳頭就是乳頭，肌膚就是肌膚，腹部就是腹部，我倒真想去切它一片面包片，一切變得那麼奇怪，就跟閹割了似的我性慾全無，然後又一陣子，奇怪的那種愉悅又回來了，對於她所有的感覺轉瞬裡都有了新意，除了跟她躺在那裡摟抱著互相接吻外，我什麼都不想了。

就在這時有人敲門。

我們在床上坐起來，她匆忙穿上褲子拉下毛衣。

是揚·維達爾。

「你們要走了嗎？」

「好，」蘇珊娜說，「稍等一下，我們馬上就來。」

「十點半了，」他說，「我最好在你父母回家前出門。」

在揚·維達爾把唱片一一放回套子再把它們都裝進塑膠袋那會兒，我的目光同蘇珊娜相遇，我衝她笑了。我們穿好了衣服站在大門口，正要同她們接吻告別時，她朝我擠了一下眼睛。

「明天見！」她說。

外面下著濛濛細雨。我們行走在路燈下，在巨大的光暈裡燈光彷彿與每一個細小的水珠凝成了一片光霧。

「怎麼樣？」我說。「進展如何？」

「跟平常一樣，」揚·維達爾說，「我們坐在那裡膩在一起摸摸搞搞。我不知道我還會和她在一起多久。」

「不知道多久，」我說，「你這是還沒有真正愛上吧。」

「那麼，你呢？」

我聳聳肩。

「或許沒有。」

我們走到了下面的主幹道上，開始順著山谷的方向往上走。路的一邊是個農場，靠近路邊的被水滲透了的泥裡閃著光亮，再往裡的更遠處的土地漸漸消失在了黑暗當中，再度映入眼簾的是那邊機械房旁邊的土地，裸露在強烈的光線下。路的另一邊是朝向下面河流的幾棟老房子。

「你的進展又怎麼樣？」揚·維達爾說。

「相當不錯，」我說，「她把毛衣脫了。」

「你說什麼？是真的？」

我點了點頭。

「撒謊，你這混蛋！她沒脫。」

「脫了。」

「蘇珊娜真這麼做了？」

「是的。」

「那你做什麼了？」

「親她的乳房唄。還能是什麼別的？」

「你他媽的小子。你沒親。」

「就親了。」

我真不忍心告訴他，連她的內褲也脫了。要是他和瑪格麗特已經幹了些什麼，那我就會告訴他這個。但現在什麼也沒發生，我不願意表現出自己一副獲勝者的樣子。再說他也絕不會相信我的。絕不會。

連我自己都不太相信。

「那是怎麼一個情況？」他說。

「什麼怎麼個情況？」

「乳房呀，真是！」

「乳房的形狀很好。尺寸剛剛合適，很結實。非常的結實。她躺下以後它們自己還往上堅挺著呢。」

「你他媽的在撒謊。這不是真的。」

「媽的，我他媽沒撒謊。」

「我操。」

然後我們有好一會兒沒說話。走過了橫在河上的吊橋，黑色的河水閃閃發光，無聲地上漲下落著，我們走過了一片草莓園，進入柏油馬路，道路在一個驟然的轉彎後攀緣而上，從高且陡峭的山谷的豁口間穿過，黑森森的雲杉樹從山崖上探出腰身，然後在山頂上的幾個迂迴彎曲後，經過我家的屋前延伸而去。所有的一切都是漆黑沉重和潮溼的，除了對剛才發生過的一切的清醒意識，它就這麼直端端地一刀切下去，我的思想和意念在泡沫中升騰到了光明之中。揚·維達爾對於我的解釋已經完全平復，我有一種強烈的衝動想告訴他她的乳房並不是全部，還發生了更多的事情，但我一看到他那副興高采烈的模樣，便放棄了這個念頭。這也很好，在我和蘇珊娜之間有了一個秘密。同時在我身上發生了的那種痙攣也讓我困擾不安。我的下腹幾乎沒有毛髮，只有幾根長長的、黑色的，或許準確地說是些絨毛，我最害怕的事情之一就是，讓女孩子們特別是蘇珊娜知道這一點。我不知道在毛髮沒有長出來之前是否可以跟女孩子們睡覺，那個痙攣是否可以解釋為是個虛假的性滿足，我已經幹下了比我的那根東西實際上所允許乾的更多的事，走得也太遠。這就是為什麼疼痛的緣故。我獲得的是一種‘摻了水分’的性滿足。我所知道的一切是，這將可能很危險。但另一方面我的內褲裡又是溼乎乎的。這可能是尿滴，也可能是精液。甚至或許是血？最後這兩點不足可信，因為我還沒有性成熟，在那一瞬間之前我從未感到過肚腹裡的刺痛。但無論如何這引起了疼痛，我對這一點感到不安。

揚·維達爾把腳踏車停在車庫外，我們站在那裡聊了一會兒，然後他騎車回家，我走進家裡。那個週末英韋在家，他和媽媽一起坐在廚房裡，我從窗外望見了他們。爸爸一定是呆在糧倉那裡他的住處。我脫下外套後，我走進浴室，關上門，把自己的褲子褪下直到膝蓋，提起內褲的一角把食指伸進去觸控那潮溼的地方。粘膩的。我把手指在眼前舉起來，讓食指與拇指互相捏搓。亮晶晶的膩滑的東西。一種海洋的氣味。

海洋？

那一定是精子囉？

肯定是精子。

我性成熟了。

帶著滿腹的喜悅與歡欣我走進廚房。

「你想來點比薩餅嗎？我們給你留了幾塊。」媽媽說。

「不用，謝謝。我們在外面吃過了。」

「你玩得痛快吧？」

「痛快。」我說，沒法子忍住不露出笑容。

「他完全臉紅了喲，」英韋說，「我想，是由於開心吧？」

「哪一天你把她請到家裡來。」媽媽說。

「我會的。」我說，只是繼續微笑著。

兩週以後我和蘇珊娜的關係中止了。我和在特羅姆島最好的朋友拉爾斯很久以前有過一個約定，就是互相交換他那裡和我這裡最漂亮的女孩子的照片。不要問我為什麼。我把這一切忘得一乾二淨，直到一天下午我收到他信裡的那些照片。萊娜、貝亞特、埃倫、西芙、本特、瑪麗安娜、安妮·莉絲貝特，還有一些什麼名字的女孩子一起，是她們護照上的照片。這是特羅姆島最漂亮的女孩子。現在我得去弄到特韋特這裡最漂亮的女孩子的照片了。接下來幾天我和揚·維達爾幾次討論了這個問題，我們列出了一個名單，內容就是蒐羅到這些照片。有幾個人我可以直接去問，比如蘇珊，揚·維達爾姐姐的朋友，她比我們年長許多，因此我不擔心她會覺得我有什麼非分之想，其他的我讓揚·維達爾去問他的那些女友要。我自己也應當去問的，但因為是要表示對她們有極大的興趣才能索要照片，而我已經同蘇珊娜在一起，對女孩子們表達如此的興趣就不大合適，同時可以想象得到，這訊息也會張揚出去。還有另一種辦法。比如佩爾，或許他能搞到一張與他同班的克里斯廷的照片？他辦到了，用同樣的方法我最後總算湊齊了六張照片。到手的照片有很多，但她們當中最美的、這群芳之冠，我最願意向拉爾斯展示的英厄，她的照片我沒有。而英厄，她是蘇珊娜的堂妹……

一天下午我把腳踏車從車庫裡推出來，騎著它去了蘇珊娜那裡。事先我們沒有約會，當她來開門讓我進去時，看得出她很歡喜我的到來。我向她的父母問好，然後我們走進了她的房間裡坐下，討論了一會兒我們要做的一些事，又說了一些學校和老師的事情，沒有說什麼實質性的東西，直到最後，我以一種偶然想到的語氣道明瞭我的來意。問她是否有英厄的一張照片可以給我？

坐在床上的她一下子身體僵直，很不理解地盯著我。

「英厄的照片？」最後她說。「你要它來幹什麼？」

我沒想到過這會帶來什麼問題。我是和蘇珊娜在一起的呀，所以才這麼直截了當地問她要了，除了我注重的坦誠外不可能有另外的解釋。

「這我不能說。」我說。

這是真話。假如我告訴她我要給在特羅姆島的一個朋友寄去在特韋特最漂亮的女孩子的照片，她會期待她是她們當中的一個。但她不是，這我可不能說。

「我不會給你什麼英厄的照片，要是你不說出你要用它來幹什麼。」她說。

「但我不能說，」我說，「你就把它給我，行不？這不是給我的，要是你是這麼想的話。」

「那麼給誰？」

「我不能講。」

她站起身來。我明白她是光火了。她所有的動作那麼短促、不連貫，彷彿她不願意再給我看到那些自由連續的動作的快樂，因此帶走了它們展示出來的那些連綿不盡的情感。

「你愛上英厄了，是不是？」她說。

我沒有回答。

「卡爾·奧韋！是不是？我聽好多人說起過。」

「我們別提這張照片了，」我說，「別提了。」

「這就是說你愛上了？

「沒有，」我說，「或許我剛來時是，在最開始的時候，但現在不再是了。」

「那你要照片來幹什麼？」

「這我不能講。」

她開始哭泣了。

「你是的，」她說，「你愛上英厄了。我知道。我就知道。」

如果蘇珊娜知道這點，我突然想到，這麼說英厄也一定知道囉？

一道光明在我心裡點燃。要是她知道了，這種接近就不會再那麼複雜了。比如在學校的晚會上，我就可以走過去邀請她跳一支舞，她一定會知道其間的含義，會知道她不僅僅是許多人當中的一個。甚至或許她會對我產生一點興趣？

蘇珊娜抽泣著走到在房間另一端的寫字檯那兒，拉開了抽屜。

「這是你的照片，」她說，「拿去。我再也不想見到你。」

她用一隻手遮住自己的臉，另一隻手把英厄的照片塞給了我。兩個肩頭上下抽動著。

「這不是給我的，」我說，「我發誓。不是我要它。」

「你混蛋，」她說，「你走！」

我接過照片。

「那，我們不在一起了嗎？」我說。

在這個颳著北風、寒徹透骨的新年前夜，我躺在床上看書，同時等待著晚上要開始的狂歡時刻，這已經過去了兩年。蘇珊娜僅僅在幾個月以後就和另一個人在一起了。他叫泰耶，矮個兒，有點胖胖的，捲髮，留著愚蠢的小鬍子。找了這麼一個人來代替我的位置，我很不理解。即便他已滿十八歲，即便他有一輛車，他們可以在晚上和週末開著車到處兜圈子，但問題仍然是：他比我強嗎？一個留鬍子的矮胖子？或許至少對蘇珊娜來講無所謂。當初我就是這麼想的，現在躺在這裡的我還是同樣的想法。如今的我已不再是個孩子，我十六歲了，不再是初級中學的學生，而是在克里斯蒂安桑的高中生。

外面從開啟的車庫門那裡傳來刺耳、滯澀的聲響。在發動機轟隆一聲打著火後，汽車發動了，接著車輪空轉了一小會兒。我站在窗戶前直到我看見那兩個紅色的車後燈消失在了拐彎處。然後我下樓去到廚房，把水壺灌了水放在電爐上，拿出一些為聖誕期間預備的食品，火腿、果醬、羊肉卷、牛肝醬，切下幾片面包，從客廳裡找來報紙，把它攤放在桌上，然後坐下來一邊看報一邊吃東西。現在戶外已經完全黑了下來。桌上鋪著的紅色檯布，還有窗戶上點燃的那些小蠟燭，這兒的一切都令人感到相當的溫馨和舒適。水開了，我把茶壺用滾水涮了涮後倒掉，捏了幾撮茶葉放進茶壺，把冒著蒸汽的水衝下去，同時對著空中喊了一句：

「媽媽，要喝茶嗎？」

沒人應答。

我坐下來繼續吃東西。過了一會兒我端起茶壺倒進杯裡。深褐色的茶水，像通常那樣，沿著白色的杯壁往上泛起。幾片漂浮著的茶葉在裡面打著旋兒，其餘的像一塊黑色的草墊子沉入杯底。我倒進些牛奶，加了三勺糖，再攪拌幾下，直到茶葉片兒全都靜靜地躺在了杯底，我舉杯啜飲。

唔……好香。

下面的路上閃爍著紅燈的一輛除雪車轟隆隆地疾馳而過。外面的大門開了。我聽到有人在門前使勁跺著腳的聲音，我回轉頭去的那一刻剛好看到媽媽走進屋裡，她穿著爸爸那件顯得很肥大的羊羔皮外套，雙臂裡摟著一堆柴火。

為什麼她穿他的衣服？這可不像她。

她沒有朝我的方向看，直接進入客廳。她的頭髮和衣襟上都落滿了雪花。轟的一聲把柴扔進了木柴筐裡。

「你想喝點茶嗎？」當她走回來時我問道。

「謝謝，喝點吧，」她說，「我先去把衣服掛上。」

我站起來給她拿來個茶杯，放在桌子的另一頭，然後把茶水倒上。

「你去哪兒了？」待她在桌邊坐下後我說。

「就到外面去抱了些柴。」她說。

「抱柴之前呢？我在這兒可坐了好一陣了呀。抱點柴要不了二十分鐘，是吧？」

「哦。我給外面的聖誕樹裝飾換了一個燈泡。你看現在它又亮了。」

我轉過身從另一間房的窗戶望出去。花園深處的那株雲杉樹在黑暗中光豔奪目。

「我還可以幫你乾點什麼嗎？」我說。

「不用，現在一切就緒。我就差去熨燙一件襯衣了。然後在做晚飯前我什麼事也沒有了。但你爸爸可有事要幹。」

「順帶幫我熨件襯衣可以嗎？」我說。

她點點頭。

「把它放到熨衣板上就行了。」

吃好之後我上樓回到自己的房間，扭開了吉他的音訊放大器，把電源的插頭插進，彈了一會兒。我喜歡吉他通電後放大器的氣味，差不多單憑這條理由我就喜歡彈吉他。我也喜歡吉他所有那些必要的小部件，失真器、和聲效果器、線路和插頭、撥子和琴絃、瓶頸指套、卡波夾，吉他琴身及裡內的材料和許多小的孔洞。我熱愛的品牌有吉布森（gibson）、芬德（fender）、哈格斯特倫（hagström）、裡肯巴克（rickenbacker）、馬歇爾（marshall）、音樂人（musicman）、沃克斯（vox）、羅蘭（roland）。我常常會和揚·維達爾一起去逛樂器店，去看看那些熟悉的牌子。我自己有的是個便宜的芬達斯特拉特（stratocaster）仿製品，在成人禮那會兒買下的，再從揚·維達爾的一本郵購商品冊子上訂了據說是最新技術的一款拾音器，還有一個護板。萬事俱備一切順利。但自己彈得卻很糟糕。雖然我經常練習，並且精力飽滿地練了一年半的時間，但琴藝進展甚微。所有的和絃我都會，我也無休止地練習了各種音階，但我從沒有從中獲得釋放，我就根本沒真正彈奏過，我的頭腦和手指之間毫無關聯，手指頭根本不像是我自己的，它們只會彈音階，可以沿著琴絃上上下下，那只是通過放大器發出的聲音，跟音樂完全不沾邊，可以說沒一點關係。我可以用一兩天一個個音符地去模仿一小段獨奏，然後就只能彈這個，不能再多了，它總是止步不前。揚·維達爾也跟我一樣。不過他比我更有抱負，他非常勤奮地練琴，幾乎有這麼一段時間他除了彈吉他外什麼也不幹，但也是通過放大器的效應，做音階練習和效仿彈奏些別人的獨奏曲。為了能更好地彈吉他，他修了自己的指甲，把右手的大拇指指甲留長，然後就用它當撥片，他買了一種專門鍛鍊手指的器械，總是坐在那裡不斷地捏握，加強手指的力量，他還跟他的父親一起把自己的吉他全改裝了。他爸爸是謝維克的一個電器工程師，他在吉他上試驗了一種自制的合成器。我常帶著我的吉他到他那兒去，一隻手拎著晃來蕩去的吉他盒，另一隻手扶著腳踏車把蹬車往前，雖然在他那屋裡我們的吉他彈得不怎麼樣，但這仍然很享受，因為當我眼下這麼提著吉他盒的時候至少有了那麼一點音樂人的感覺，這一切看上去真的很不錯，即使我們還不夠好，但有很大可能未來會是另一番光景。我們對未來一無所知，要通過多少練習才能開始自由地彈奏，誰也沒有答案。一個月？半年？一年？我們坐在那裡彈吉他的同時心裡思緒萬千。一個樂隊樣的班子成立了。七年級班上的揚·亨裡克會一點吉他，雖然他穿白色水手鞋，衣著考究，頭上還抹髮蠟，我們還是問他是否願意加入我們的樂隊。他同意了。我作為最糟糕的吉他手，開始練習打擊樂。在這個夏天我們上九年級了，揚·維達爾的父親把我們開車送到埃維耶去取回一套我們集資購買的便宜的架子鼓，樂隊就此成立。我們同學校的校長談過，可以借用教室，我們一週一次去裝配裝置和放大器等整套裝置，然後站在那裡開始彈奏練習。

我搬到那裡的前一年，聽了好些樂隊，比如：碰撞（theclash）、警察（thepolice）、thespecials、teardropexplodes、thecure、joydivision、新秩序（neworder）、回聲與兔人、變色龍（chameleons）、頭腦簡單（simpleminds）、utravox、theallerværste、頭部特寫、theb52s、pil、大衛·鮑伊、魔幻皮草（thepsychedelicfurs）、伊基·波普(iggypop)、地下絲絨（velvetunderground），這一切都是通過英韋瞭解到的，他不僅把自己的錢全花在了音樂上，而且也彈吉他，他彈奏的樂音風格清晰明亮，自己還會作曲。在特韋特這塊地方還沒有一個人聽說過這些樂隊，比如揚·達維他聽的樂隊就是深紫（deeppurple）、彩虹（rainbow）、吉蘭（gillan）、白蛇（whitesnake）、黑色安息日（blacksabbath）、奧茲·奧斯朋（ozzyosbourne）、威豹（defleppard），以及猶太聖徒（judaspriest）。要讓這不同類別的世界交匯一處是不可能的，因為我們倆對音樂的共同熱愛，我們當中的一個必須得妥協。這個人就是我。我是絕對不會去買這些樂隊的唱片的，我要聽就去揚·維達爾那裡，和他坐在一起聽，而我自己心儀的樂隊——當時對我來講是極為重要神聖的——我是獨自聽他們的。也有我們兩人都能接受的，他和我都喜愛的一些樂隊，首先就是齊柏林飛船（ledzeppelin），險峻海峽也行，部分原因是這些樂隊彈奏吉他的精湛技法。我們經常討論的問題是情感及與之相對的技藝。揚·維達爾會買岩漿樂隊（lava）的唱片，因為他們都是些技巧水平很高的音樂人，toto也不陌生，當時已出了兩張熱門唱片，但我內心很鄙視這些技巧很高的人，這是由於我讀了我哥的音樂報刊，那裡面講，技藝高超就是你的敵人，要的是自我實踐，要有無窮的旺盛精力和源源不絕的神奇構思。但不管我們對這些探討了多久多深，不管我們花了多少時間在樂器店裡和郵購雜誌上，我們樂隊的水平沒有任何提高，我們還是把手裡的樂器彈得不堪入耳，沒有期待能寫出自己的曲子什麼的，這是沒有的事，我們大多是毫無風格地重複翻彈別人的曲目：深紫的《水上煙》（ismokeonthewater/i），黑色安息日的《偏執狂》（iparanoid/i），桑塔納的《神秘黑女人》（iblackmagicwomen/i），還加上警察的《寂寞難耐》（isolonely/i），因為英韋教會了我這隻曲子的和絃，所以我可以跟著奏完全曲。

我們是徹底地沒希望了，完全找不著北，找不到一丁點兒的機會可以展示自己，就連參加班級晚會這種場合的水平也達不到，我們一直是相當努力的，但就從來沒有過這種上臺表演的經歷。與此相反的，事實上我們又把這視為生命的意義。這不是我的音樂，是揚·維達爾的，它完全與我的追求背道而馳，但我仍然加入其中，只是沒有全心投入。我們演繹的《水上煙》真的是傻透了，較之原作品的酷我們的版本則是蠢，而且的確是蠢到了家。1983年我就這樣坐在學校裡練習：首先練重複段，然後練擊鈸，嘁嚓嚓—嘁嚓嚓，嘁嚓嚓—嘁嚓嚓，嘁嚓嚓—嘁嚓嚓，嘁嚓嚓—嘁嚓嚓；接著是大鼓，咚，咚，咚；再練小鼓，提克塔，提克塔，提克塔，再就是那蠢貝斯的練習，演奏時我們常常互相對視微笑同時搖頭晃腦，腿也搖動著打節拍，在開始的時候，我們完全是各自為政互不搭調。歌手我們是沒有的。那時候揚·維達爾開始讀職業學校，他聽說在霍內斯那裡的一個鼓手剛上八年級，但這也就夠了，足夠了，他可以進出音樂練習室，那裡有鼓有播音室，萬事俱備。這就是說現在的情況是：我，高中一年級學生，未來的理想是做一個獨立音樂人但又不具備音樂素質，節奏吉他手；揚·維達爾，一個糕點專業學生，足夠多的練習後可能成為一個殷維·馬姆斯汀（yngwiemalmsteen），一個艾迪·範·海倫（eddivanhalen）或者一個裡奇·布萊克默（ritchieblackmore），但還不能從指法訓練中獲得自由，他是主吉他手；揚·亨裡克，除了樂隊之外無所事事的人，貝斯手；還有厄於溫，一個強壯快活沒有任何抱負的霍內斯男孩，鼓手。《水上煙》、《偏執狂》、《神秘黑女人》、《寂寞難耐》，然後是鮑伊的《基吉星團》（iziggystardust/i）與《掌握自己》（ihangontoyourself/i），慢慢地，英韋用這些曲子教會了我和絃。沒有主唱，只有樂隊。每個週末。公交車上的吉他盒，在沙灘上，在商店外的長椅上，在揚·維達爾的房間裡，在機場的咖啡店，在城裡長時間談論音樂和樂器，最後，慢慢地我們把練習的演奏過程錄了音然後仔細分析，徒勞無用地試著將樂隊水平提高到與我們頭腦中的模式相匹配的水準。

一次我帶著我們演奏練習的錄音去了學校。在課間休息時間我戴著耳機站在那裡邊聽錄音邊琢磨著可以把我們的音樂放給誰聽。巴森和我自己的音樂趣味相同，讓他聽不合適，因為這完全是另一碼事兒，他不會明白的。或許，漢娜？她唱歌呢，我非常喜歡她。但這可能會冒很大的風險。她知道了我在樂隊裡演奏，這不是件壞事，幾乎可以提升一點我的地位，但若她真要聽了我們實際的演奏水平，或許會一下退降到零點。波爾？對，他是可以聽這個的。他自己就在樂隊裡彈吉他，他們的樂隊叫「吸血鬼」，是那種快節奏的重金屬樂隊。波爾平日裡看上去害羞、敏感、纖細柔弱，處於近女性化的邊緣，通常穿一身黑色的皮夾克，在臺上演奏貝斯時他卻像個魔鬼那樣聲嘶力竭地狂吼亂叫，他一定會理解我們乾的這一切。所以在第二次課間休息時，我走到他跟前說，上個週末我們錄了彈奏的一些曲子，問他是否願意聽聽並說說他的看法。當然可以。他接過耳機，摁下播放鈕，與此同時我心情緊張地觀察著他的面部表情。他微笑著用疑問的眼神注視著我。幾分鐘以後他開始發笑，然後摘下耳機。

「你們這什麼都不是呀，卡爾·奧韋，」他說，「這什麼都不是。你們鼓搗了些什麼，為什麼我要聽這個？拿我開心是不是？」

「什麼都不是？什麼都不是是什麼意思？」

「你們就根本不會彈嘛。你們也沒人唱。這就是什麼都不是！」

他把兩手攤開。

「肯定以後能好起來的。」我說。

「打住。」他說。

你覺得你們樂隊還他媽的不錯，是吧？我想這麼跟他說，但是我沒有。

「好啦，好啦，你說出了另一番話。不管怎樣我要謝你一聲。」

他又笑了，同時還詭異地望著我。沒人能看得懂波爾，他那些速度金屬音樂，他的那副哈利做派，被班上的人嘲笑，他有時可以表現出極度坦率、毫無顧忌樣子，這和他的靦腆性格極不吻合。比如有一次，他拿來了幾年前他在少女雜誌《新穎》上刊出的一首詩，他在那裡也接受過採訪。不賣弄，不知恥，敏感，靦腆，易怒，粗野。這就是波爾。恰恰是他聽了我們樂隊的錄音，這還不算太糟，因為波爾沒有分量，被他嘲笑沒有任何含義。我相當平靜地把隨身聽放進了口袋，在鈴聲響時走進教室。他完全說得對，我們確實彈得不怎麼樣。但技藝高超就有那麼重要？他難道沒有聽說過朋克、新浪潮？這些樂隊裡就沒一個有那麼精湛的演奏技巧的。但他們有實質有內涵。力量。靈魂。存在。

在這之後不久，1984年初秋，我們得到了第一次演出機會。是厄於溫去談來的。霍內斯購物中心五週年大慶，他們要慶祝一下，有氣球、蛋糕和音樂。博克斯勒兄弟，二十多年來以其擅長南方民謠聞名於整個南部地區，將到此獻藝。商場經理也希望有當地、特別是青少年的演出團體參加，我們學校離購物中心只有幾百米的距離，所以這個要求很適合我們。我們有二十分鐘的演出時間，工作的報酬是五百克朗。當厄於溫告訴我們這個訊息時大夥都給了他一個擁抱。媽的，總算輪到我們了。

演出定於一個星期六上午十一點。前兩週的日子過得飛快。我們多次練習，樂隊全體成員一起練，還有揚·維達爾和我單獨練，我們一再反覆地討論曲目的順序，我們事先買好了新琴絃，所以我們到時可以使用它們，我們決定將穿什麼樣的服裝，當那天到來時，我們早早地在當地的練習場地會合，為的就是能在音樂會開始前將全部的曲子過幾遍，雖然我們很清楚這可能會有在演出前就耗去精力和激情的危險，但我們認為讓自己覺得對樂曲心裡有譜這更為重要。

啊，當我手提吉他盒走過那柏油路的廣場時心裡那個爽快喲。在通道另一邊往裡朝向商場中心的地方，演出場地那裡的其他裝置全部安放到位。厄於溫在忙著弄好打擊樂器的那套裝置，揚·維達爾站在那裡正在用他新買的調諧器給吉他試音。有幾個小孩子站在那裡盯著他們看。很快地他們也會瞧見我了。我頭髮剪得短短的，上身穿一件綠色軍用夾克，下面是黑色牛仔褲，鉚釘腰帶，腳上是雙藍白相間的棒球鞋。當然最重要的是手裡提著吉他盒。

通道的另一邊是博克斯勒兄弟在那裡唱。一小堆人，大概十來個吧，站著看著他們。在另外的通道上人們蜂擁著從商場裡進進出出。起風了，這風讓我想到了披頭士樂隊1970年在蘋果大廈屋頂的那場音樂會。

「一切都順利吧？」我對揚·維達爾說，把手裡的吉他盒放下，拿出吉他，找出配帶，把它掛在了肩頭上。

「順利，」他說，「我們是不是插上放大器？幾點了，厄於溫？」

「過十分鐘了。」

「還有十分鐘。我們等等。再等五分鐘。好吧？」

他朝放大器走過去，抓起旁邊的可樂瓶喝了一口。他把圍巾捲成條兒捆紮在額頭上。此外他穿了一件白襯衣，拖在後面的衣襟蓋在黑褲子外面。

博克斯勒兄弟在演唱。

我朝貼在放大器後面的那張節目單瞟了一眼。

水上煙

偏執狂

神秘黑女人

寂寞難耐

「我可以借一下你的調諧器嗎？」我對揚·維達爾說。他把調諧器遞給我，我插進插頭。吉他音調準了，但我還是將旋鈕擰了幾下。許多汽車開進了那邊的停車場，它們慢慢地兜著圈子尋找空下的車位。很快，車門開啟了，坐在後座的孩子們從車裡爬出來，在柏油路上奔跑雀躍，然後他們拉住自己父母的手領著他們朝我們這邊走過來。在他們走過去的時候大家都盯著我們看，但沒有一個人停下。

揚·亨裡克把他的貝斯插進放大器，重重地在弦上一撥。聲音立時響徹了整個場地上空。

砰。

砰。砰。砰。

博克斯勒兩兄弟都朝我們這邊張望，一邊唱著他們的歌。揚·亨裡克朝放大器跨前一步，把音量再開大些。又是一串樂音響起。

砰。砰。

厄於溫錘擊了幾下鼓。揚·維達爾在吉他上彈出一個和絃。聲音真他媽的震耳欲聾。在場所有的人齊刷刷地把目光投向我們的方向。

「嗨！那邊的悠著點兒！」博克斯勒兄弟中的一個吼了一聲。

揚·維達爾轉身又喝一口可樂之前，朝他們投去挑戰性的一瞥。這是貝斯放大器的聲音，是揚·維達爾的吉他放大器的聲音。可我的聲音在哪兒？我關小吉他聲音，彈了一個和絃，再慢慢放大音量，直到它與放大器的聲音吻合，然後再把音量調大一些，同時我盯著通道那邊的那兩個吉他手，他們正滿面笑容地唱著他們有關海鷗、漁船和日落的各種詼諧幽默的民謠歌曲。就在此時他們也從那邊朝我看了一眼，這一瞥裡很難描述除了兇狠之外還有別的什麼含義。我再次關小音量。有聲音，一切正常。

「現在幾點了？」我問揚·維達爾。他的手指在吉他琴頸上下滑動著。

「十點二十。」他說。

「媽的蠢貨，」我說，「他們現在應該結束了呀。」

博克斯勒兄弟表現出的一切我統統表示反感，尊重、友善、傳統，我樂意把放大器開到最大音量，我才不在乎場上的那些人。直到現在我的反叛意識存在於諸多方面，課堂上發一通標新立異的見解，有時乾脆頭伏在課桌上呼呼大睡，一次在城裡把一個空麵包紙袋扔在人行道上，一個老人請我把它拾起來，我讓他自己拾起來要是這事對他有他媽那麼重要。當我轉身離開他的時候，心裡卻是一陣狂跳幾乎不能呼吸。再就是我的反叛來自於音樂，我只聽那些非商業的、先鋒派的、決不妥協派的樂隊，是他們造就我成為一個反叛者，不接受這存在的現狀，要為改變它而奮鬥。我彈奏的聲音越高越響，就越接近自我。我買了一根超長的吉他線路，有了它我可以站在樓下過道的穿衣鏡前彈吉他，在二樓我房間裡的放大器開到了最大限量，然後就出了點狀況，聲音完全顛覆了，那種尖銳刺耳，幾乎不管我彈什麼都一樣，聲音棒極了，我的吉他聲響徹整棟房子，在我的情感和這些聲音之間存在著一種奇妙的和諧，彷彿它們就是我，這樣的我才是真實的我。關於這點我寫了一段文字，意思是想寫首歌詞的，但因為沒有想出音樂，我就把它叫做一首詩，當時把它寫進了我的日記。

我顛覆了我靈魂的回應

我彈奏我空洞的心

看到了你我就想：

在我的孤寂裡只有我倆

在我的孤寂裡只有我倆

你和我

你和我，親愛的

我想出去，到外面廣闊、浩瀚的世界。我唯一知道能與之接觸的，就是通過音樂。這就是為什麼在1984年初秋的一天我站在霍內斯購物中心外面，肩上挎著我在成人典禮時買的那把仿製的白色木質的斯特拉特吉他，食指放在音量鍵上，時刻準備著在博克斯勒兄弟吉他琴絃上流瀉出最後的那個和絃的瞬間放開音量。

場地上空倏地捲起一陣風，一些梧桐樹葉旋轉著飛舞而過，一張冰激凌的廣告紙被風颳得拍打著兜圈子。我感到有一滴水珠飄到了臉頰上，抬頭望望那乳白色的天空。

「開始下雨啦，是不是？」我說。

揚·維達爾把手攤開伸出去。聳了聳肩頭。

「我一點也沒覺出，」他說，「不管怎樣我們繼續彈。就是開始下瓢潑大雨，也他媽的幹。」

「同意，」我說，「你緊張嗎？」

他微微點了點頭。

然後博克斯勒兄弟的演出結束了。有好些人站在那裡聚在他們周圍，掌聲響起，兄弟倆朝著觀眾微微躬身致謝。

揚·維達爾對厄於溫轉過身。

「準備好了？」他說。

厄於溫點了一下頭。

「準備好了，揚·亨裡克？」

揚·亨裡克點頭。

「卡爾·奧韋？」

我點頭。

「二，三，四，」揚·維達爾說，主要是在對他自己說，因為這第一輪即興重複段只有他一個人彈奏。

接下去的一秒鐘揚·維達爾吉他上奏出的猛烈的撕裂般的聲音在場地上驟然響起。人們被嚇了一跳。所有的人都衝我們一下轉過身來。我在心裡數著。手指放到了吉他的握把上。我的手有點顫抖。

一二三，一二三四，一二三，一二。

於是該我進去了。

但沒發出一點音！

揚·維達爾瞪著我，兩眼發直。我等到第二輪，扭開按鍵，進去了。兩把吉他的聲音震耳欲聾。

一二三，一二三四，一二三，一二。

然後踩鑔架進來。

嘁嚓嚓—嘁嚓嚓，嘁嚓嚓—嘁嚓嚓，嘁嚓嚓—嘁嚓嚓，嘁嚓嚓—嘁嚓嚓。

大鼓。沉重的鼓聲。

然後貝斯進來。

邦—邦—邦—邦邦邦邦邦邦—邦

邦—邦—邦—邦邦邦邦邦邦—邦

我先看了揚·維達爾一眼。他試著發出無聲的話語，由於說話動作的誇大，他的臉扭曲得像張鬼臉。

太快了！太快了！

厄於溫放慢速度。我也跟著減慢，但有點不知所措，因為貝斯和揚·維達爾的吉他仍舊保持著原速，我改變主意，決定跟著他們的速度，他們又突然慢下來，於是只有我獨自一人是脖子快甩斷的節奏。在游移不定中我瞅見風從揚·維達爾的頭髮裡穿過，幾個小孩站在我們跟前用手捂著耳朵。緊接著我們到了下一段曲子，大家總算合拍了。這時候一個身穿淺色褲子、藍色帶白條紋襯衣、黃色夏季夾克的人邁著疾速的步子走過場地。這是商場經理。他目標明確直端端地向我們走來。在離我們二十米左右的地方他舉起了雙臂揮舞，好像是要一艘船停下來。他的手臂揮舞著，不斷地揮舞。我們又繼續彈奏了幾秒鐘，那時他已經在我們跟前停住，他高高舉起的手勢動作很大，很快我們就不再懷疑這是跟我們有關係，於是停下演奏。

「你們這都是在幹什麼呀，你們！」他說。

「我們在這裡演奏啊。」揚·維達爾說。

「我看你們完全瘋了！這裡是購物中心。是星期六。人們上這兒買東西圖的是個高興！你們不能在這裡把聲音飆得這麼高，真該死！」

「那我們聲音減弱一點？」揚·維達爾說。「這完全可以的。」

「不僅僅是一點。」他說。

事實上現在已有一小群人圍住我們。或許有十五六個，看上去是年輕人、小孩子。這不錯呀。

揚·維達爾轉身過去把放大器上的音量關小。彈出一個和絃，望著商場經理。

「可以了嗎？」他說。

「還要關小！」商場經理說。

揚·維達爾再把音量開小了些，又彈出一個和絃。

「行了吧？」他說，「我們也不是那種舞蹈伴奏樂隊。」「好吧，」商店經理說，「先這麼試著。要不，再小點。」

揚·維達爾再次轉身。他在轉動旋鈕時我看見他做了一個假動作。

「好了。」他說。

揚·亨裡克和我也把音量調低。

「那現在我們重新開始。」揚·維達爾說。

我們又開始繼續演奏。我在心裡默數著。

一二三，一二三四，一二三，一二。

商場經理開始朝購物中心的正門走去。我彈奏著吉他的時候一直望著他。當我們到了樂曲的一箇中斷，他停下來轉過身，瞅著我們看，又轉過身去，往前走了幾步，再次轉過身來。驀地他衝我們走過來，又開始用他那揮舞手臂的大動作。揚·維達爾沒看見，他是閉著眼睛彈吉他的。揚·亨裡克馬上就看見了，他詢問的目光朝向我。

「夠了，夠了，夠了。」商場經理說著又在我們跟前停下。

「這樣不行的，」他說，「很抱歉。你們收拾傢伙一起走吧。」

「什麼？」揚·維達爾說，「為什麼呀？二十五分鐘的時間，這是你說的喲。」

「這樣不行，」他說，低下頭，用手在跟前擺了擺，「抱歉，孩子們。」

「為什麼呀？」揚·維達爾又說了一句。

「你們這個東西沒法聽，」他說，「甚至連一個歌都沒有唱！好啦，就這樣了。你們的報酬照付。在這裡。」

他從裡面的口袋裡掏出一個信封，拿著它遞到揚·維達爾跟前。

「在這兒，」他說，「謝謝你們到場演出。但這不是我想象的那樣。別介意，好嗎？」

揚·維達爾抓住信封。從商場經理身邊轉身走開，把放大器的插頭拔下來，關掉開關，把吉他從脖子上舉起取下來，走到琴盒那裡，開啟它把琴放進去。圍在我們旁邊的人們站在那裡微笑著。

「走吧，」揚·維達爾說，「我們回家。」

在此之後樂隊的地位就有點不明朗了。我們還是有過幾次排練，但無精打采的，然後厄於溫說下一次的練習他來不了，那次之後架子鼓沒了，再下一次是我要參加足球比賽……同時我和揚·維達爾見面的機會也少了，因為我們上各自的學校，幾周以前他含含糊糊地說起他在學校裡碰到了另一個班的同學，他們一起玩音樂，所以當我現在坐下來彈琴的時候，主要是為了打發時間。

「地面指揮呼叫湯姆船長。」我唱著，手裡彈撥出這兩個我非常喜歡的小和絃，心裡惦記著放在下面樹林裡裝有啤酒的那兩個塑膠袋。

英韋在聖誕節期間回家時，帶回了一本鮑伊樂譜的書。我把它完整的和絃、歌詞和樂譜統統在草稿本上寫了下來，現在我把它翻找了出來。我把《一切都好》（ihunkydory/i）的唱片放到唱機上，第四個曲子《火星生活？》（ilifeonmars?/i），我開始跟著它彈，很小聲地，這樣我就可以聽到歌手的聲音和其他的樂器。背上掠過一股涼氣。這個曲子實在太絕妙了，當我跟著和絃的順序在吉他上彈奏時，好像它對著我的心完全敞開了一扇門，好像我已經在音樂里找到了我自己，而不是徘徊於外，僅僅聽到這段音樂時我就有了如此的感覺。不過要是用自己的手彈一個曲子讓人身在其中，至少需要好幾天的工夫，因為我自己聽不出這是哪一個和絃，我得費力地尋覓前行的路，即或找到了些似乎相近的音，卻不能完全確定兩者是否一樣。放下唱針，仔細聽，拿起針頭，彈撥出一個和絃。嗯……放下唱針，再聽一次，再彈同樣的和絃，是這個嗎？或許就是這個？就別提在彈奏曲子的過程中撥弄吉他時發生的別的麻煩了。無可救藥。但英韋，比如說，只需要聽一遍然後試彈幾次後就找準了這個音。我也見過其他像他那樣的人，他們彷彿有與生俱來的資質，音樂與思想不能切割開來，也或許它跟思想毫無關聯，但在他們身上音樂有著自己的生命。當他們演奏時，他們真的是演奏，而不是站在那裡機械重複從別人那兒學來的形式，流瀉出的音符裡充滿著自由的宣洩，實際上這才是音樂的含義，對這些我是望塵莫及所以趁早收手。關於繪畫也是同樣的道理。繪畫不能帶來地位，但我仍然喜歡，當我一人待在房間裡時，畫畫是我活動的內容之一。要是我有具體的樣本，比如一本連環畫冊，我照著弄，可以畫得很像回事，但當我不是仿效，而是自己寫生，那就從來也沒畫出個什麼東西。我也看到過在這方面有天賦的人，或許特別是班上的那個託內，輕輕鬆鬆地見什麼就畫什麼，窗戶外長著的一棵樹，遠處停車場裡的一輛車，站在黑板旁邊的老師。當我們將決定選修科目時，我很願意選擇「造型和色彩」的課程，但我知道選課的條件，這裡面有其他會畫畫的學生，所以最後我沒去爭取。挑選了電影藝術課。這樣的想法有時候會讓我不開心，因為我很希望做一個像樣的人，很希望與眾不同。

我站起身，把吉他放回架子上，關掉了放大器，走下樓來，媽媽正站在那裡熨燙衣服。外面糧倉那裡環繞著門上方和牆上的燈泡的燈罩，幾乎被雪遮蓋得嚴嚴實實。

「看這是什麼天氣啊！」

「你說得不錯，雪真大。」她說。

當我走進廚房時，突然腦子裡冒出個念頭，那地方說不定會有一輛除雪車駛過去。或許最好是我在他們來之前去把路上的雪堤剷平。

我朝媽媽轉過身。

「我想在他們來之前我出去剷剷雪。」我說。

「好，」她說，「你出去的時候把火炬點上好嗎？它們在車庫牆上的一個袋子裡。」

「好的我去點上。有打火機嗎？」

「在手提袋裡。」

我穿好衣服走了出去，開啟車庫門拿上一把鐵鏟，把裹住臉的圍巾打了一個結，朝下面的十字路口走去。雖然我扭轉身子背對飛雪，但當我開始把新下的雪和那些結成了團塊的積雪從院子裡鏟開時，大地上飛揚著的雪花，還是鑽進了我的眼睛拍打著我的臉頰。幾分鐘以後我聽到了一聲爆響，遠遠的地方，悶聲悶氣的，彷彿是從一間屋裡傳出的聲音，我抬起頭的那一瞥裡恰好看到了繼小爆裂後的一束光焰高高衝入風雪漫卷的夜空深處。這一定是湯姆和佩爾，該死的他們在測試他們買到的爆竹。煙花充實了他們的生活，卻讓我感到心裡空蕩蕩的沒著落，因為這微小的光亮產生的唯一效應，是給接下去要解決的問題增加了難度。沒有一輛車，沒有一個人，只有黑黝黝的樹林，飛舞的雪花，沿著道路的凝固不動的光帶。下方幽深的山谷。鐵鏟輕薄的金屬板邊緣對抗著擠壓後的雪形成的幾乎堅如石頭的冰塊片，我自己的呼吸聲，在這緊緊捆紮住的遮蓋著帽子和耳朵的圍巾下，聽上去變得更粗更真切。

鏟完雪，我又回到了上面的車庫，放下手裡的鐵鏟，在袋裡找出了四個火炬，在車庫的黑暗中把它們一個個點燃，心中充滿歡悅，火苗那麼的溫柔，飄忽著一直往上，平緩下來後又隨著風向變換飄移。隨即我想到了安放它們的最佳地點，兩個擺放在房子的門前，兩個放在糧倉跟前的牆頭上。在安放火炬之前，先在牆頭上用雪為它們堆砌出了一個小屏障，然後關上車庫門，這時我聽到在下面的房子那兒一輛汽車轉彎駛近。我把車庫門又開啟來，趕緊溜回屋，我想在他們回來之前把一切都完全徹底地弄妥，不讓最後一刻的行動留下蛛絲馬跡。於是這個變得愈發強烈的小小念頭驅使著我以最快的速度從浴室抓起一條毛巾把我的靴子擦拭乾淨，這樣放在過道上的它們不帶著殘留的新雪，接著脫下其餘的衣物，夾克、帽子、圍巾和連指手套，上到二樓的房間。當我再度下樓時，汽車已經停在屋外面，還沒熄火，紅色的車後燈閃爍著，祖父站在那裡，手放在車門上，與此同時祖母正從車裡邁出了一條腿。

當我獨自在家時，所有的房間都有著自身的特性，並非恰恰對我懷有敵意，它們也沒有開啟自己。更多的是不願意從屬於我，它們以自身的形式存在著，有其完全固定的牆壁、地板、天花板、木條邊飾、窗戶，完全敞露著。我覺察到這些房間是死的，沒有生氣的，這是它們在與我進行對抗，這個死不是生命的停止，而是沒有生命，就像在一塊石頭、一杯水、一本書裡不存在生命一樣。最接近的是我們的貓，梅菲斯托，但我看見只有貓在這敞開的房間裡時，它並沒有足夠強大到能驅趕走屋裡死寂的氣氛，但如有了另一個人的進入，哪怕只是個嬰兒，整個屋裡便有了人氣，景觀大改。我父親讓所有的房間充滿不安寧，我母親讓它們充滿溫柔、寬容，有時候也會是憂鬱，當她下班回到家感到疲勞時，也有些微仍舊察覺得出的壓抑著的惱怒。佩爾，從來沒有進到過屋內只在我家大門處的他，帶來的是他的快樂、期待和服從。揚·維達爾，他是到目前除家裡人外唯一進過我房間的人，他帶來的是固執、抱負和夥伴的情誼。有趣的現象是當好幾個人在一起時——因為在同一個空間裡只容得下一個，頂多是兩個能影響環境的個人氣場，結果並不總是最強的那人在這方面更為顯著。比如，佩爾的順從，他對成年人表現出的那種尊敬，當我父親進門經過佩爾時對他稍點了一下頭，在一時間裡他比我父親的霸道實際上要強大得多。除此以外很少有人到我們這裡來。只有祖父祖母，還有父親的兄弟居納爾和他的家人是例外。在半年的時間裡，他們或許有三四次到這裡來，我總是渴望他們到來的日子。部分原因是因為祖母這人，我的成長是和她在一起的，直到現在我也沒有調整改變和她的關係，站在那裡的她環繞著光彩，這跟她總給我帶許多禮物沒有多大的關係，而是她真心愛孩子，在我心中，她的畫面總是充滿光明；另一方面是因為我的父親，在與他們同在的情況下他總是處置得當，很好地面對這種場景。他友好地對待我，沒有把我排除在外，讓我覺得我是他們當中的一員，這還不是最重要的，因為顯示出他與自己兒子間的友好關係，只是從他身上流露出來的極度慷慨的一部分：他變得有魅力，幽默風趣，表現出自己的學識和興趣愛好，說句公道話，對他和他用了那麼多的時間來表達的這一切，我懷有許多情感，心中百味雜陳。

當他們走進大門時，媽媽開門迎接他們。

「嗨，歡迎你們來！」她說。

「嗨，西塞爾。」祖父說。

「這糟糕的天氣！」祖母說。「你們看看！火炬擺放得真好，這我得說。」

「把你們的大衣給我吧。」媽媽說。

祖母戴著一頂圓形的黑色裘皮帽，她摘下帽子，用手在上面拍打了幾下，抖落掉上面的雪花，一件黑裘皮大衣，同帽子一起遞給了媽媽。

「你開車來接我們真太好了，」她說，轉過身對著祖父，「這種天氣我們可開不了車！」

「我還真不好說，」祖父說，「但到這裡路遠，還曲裡拐彎的不好走。」

祖母走進了客廳，用手把衣裙抹抹平，整理了一下頭髮。

「你也在這裡呀！」她說，對我很快地笑了。

「嗨。」我說。

她身後是手裡搭著一件灰大衣的祖父。媽媽經過祖母趕上去一步，把大衣接過來，把它掛在樓梯下鏡子旁邊的衣帽架上。外面的爸爸進入我的視線，他正在屋外階梯的石板邊上跺靴子上沾著的雪泥。

「嗨，卡爾·奧韋，」祖父說，「你父親說你要去參加新年聚會是嗎？」

「是的。」我說。

「啊，你們都長這麼大了，」祖母說，「想想，去參加新年聚會。」

「是啊，我們也是剛知道不久。」爸爸說，他走進了過道。他用手插進頭髮往後梳理一把，把頭搖了幾下。

「我們大家進客廳吧？」

我跟在他們後面走進去，他們在沙發上就座，我坐在門邊朝向花園的那把藤條椅子上。

「我早把咖啡給你們煮好了。」媽媽說著站起身來。在她走出去後寂靜緊跟著進入了房間，該我盡責了。

「那個，埃爾林在特隆赫姆了吧？」我說。

「肯定在那裡了，」祖母說，「今晚他們要回家去好好兒樂的。」

祖母穿了一件藍色的看上去像是絲綢的連衣裙，胸前鑲有黑色的花紋。白珍珠耳環，脖子上的金項鍊。深色頭髮，這一定是染過的，但我不完全確定，因為她為什麼不把額頭上的那綹灰白頭髮也一起染了呢？她不臃腫，也不肥胖，但仍然可以說得上是偏胖的那種豐盈。她的動作總是快手快腳的，較之她這篤實的身板有點不相稱。當人們注意到祖母時，最引人注目的，是她的那雙眼睛。那清澈的淡藍色的眼睛，不知是因為它自身顏色的不同尋常，還是因為它和她身上其餘暗色部位的強烈反差，它們看上去幾乎不像是真實的，像是兩顆石頭。我父親的眼睛跟祖母的一模一樣，也給人以同樣的印象。祖母的個人特性，除了她很愛孩子外，她那侍弄花草的靈巧雙手給人的印象格外突出。在夏季的那半年裡我們去看望她，她通常總是待在花園裡，每當我想到她，常常湧現出的畫面都是源於那裡的印象。她戴著手套，風吹亂了她的頭髮，那時她的手裡正滿滿地抱著一捆要去燒掉的幹樹枝在草地上走過，要不就是跪在剛剛挖掘出的一個小洞跟前，小心地剝去裹著樹根的塑膠袋，把小樹苗放進坑裡，或是站在陽臺下面擰開水龍頭開關的同時，目光從肩頭上望過去看自動噴水器是否開始旋轉，接著她把兩手叉腰站在那裡欣賞著水流從管子裡噴到空中，在陽光照射下的一片水霧景象。有時候她也會蹲在屋後的小山坡上侍弄那些在洞穴裂縫間長出的花花草草，像那些積攢在縫隙中的花草一樣，水流在礁石島邊裸露的山石間積存成了一個個水窪，就像是從原有的自然中被切割下的一方。我記得我很為這些樹木感到遺憾，它們孤獨地站在那裡選擇著各自的山崖，它們得屈身於這些山石下尋求生命。樹木的下端在盤根錯節裡成長，在晝夜轉換四季輪迴的時間裡發展，不斷地形成新的纏繞與交接，就像她曾經從她自己的祖父母老家帶回來的這老梨樹和老李子樹一樣。在懶洋洋的夏日裡的一天，當夕陽在峽灣口外的地平線沉落之時，它們給草地投下一道綠蔭，空氣中能聽到從遠處的城裡傳來的時高時低的喧囂，其中夾雜著在靠牆的玫瑰花叢間忙碌著的大黃蜂和蜜蜂的嗡嗡聲，淡色的花瓣在這一片綠當中顯得靜謐，閃發出白光。但花園給人的一切含有陳舊與古老的印記，只有時間才能給予它所蘊含的價值和豐厚，這肯定也是她將暖房安置在最下面，半掩在一壁山崖後的原因，在那裡她可以任意施展她的園藝才能，也可種植些稀罕的樹木花草，而不會像上面的花園那樣被工業發展中的臨時性建築物毀損了形象。到了秋冬季節我們會在那下面暖房發光的玻璃牆後面看見她模糊的身影輪廓，當她把那些個黃瓜西紅柿扔放在桌上並隨口說出這不是在商店買的而是來自她花園裡的暖房時，不無自豪之情。

祖父則同花園無半點關聯，當祖母和爸爸或者居納爾或者祖父的兄弟阿爾夫討論起不同的樹木花草時——因為這個家裡對各類植物的興趣已大大增加——祖父這時情願拿出一份報紙和雜誌快速翻閱，看上面是否有他感興趣的博彩票或是一週的聯賽積分表。我始終認為這有點不可思議，一個做與數字相關的工作的人，業餘時間還是跟數字打交道，而不是比如說去花園裡幹活或是做點木工或者是乾點可以活動全身的一些事情。可是不這樣，他上班跟數字打交道，下班後也是跟數字打交道。我知道另一個他唯一喜歡的是政治。話題中一旦關乎政治，他總是興高采烈地加入，立場觀點鮮明，辯論時言辭更加強硬，若有人與他觀點對立，他只會更欽佩看重。至少當媽媽一次又一次地擺出她的左黨的那些觀點時，祖父的眼裡除了友好之外沒有任何其他情緒，即或他說話的嗓音越來越高、越來越尖銳。祖母以她自己的方式，總是在適當的機會下請他談點什麼別的，或是冷靜下來。她常常揶揄他，也可能奚落幾句，但他還是接受了，要是我們都在場，她總是向我們擠下眼睛，這樣我們將明白這其實沒這麼嚴重。她是個很容易笑的人，喜歡給我們講她本人經歷過的或是別人告訴她的好些趣事。英韋在小時候說過的那些好玩的話，她全都記得，他們倆特別親近，他小時在祖母那裡住過一年半，後來在那裡也住過更長的日子。她也告訴我們埃爾林在特隆赫姆讀書時那些經典的稀奇古怪的事件，但最有意思的是30年代期間的故事，那時她給一個年老的，或許腦子也糊塗了的有錢人的妻子當司機。

現在他們都是七十多歲的人了，祖母比祖父大幾歲，但兩人身體都很健康，他們仍然像他們通常做的那樣，冬季去國外度假。

屋裡沉寂了片刻。迫使著我要說點什麼。為減少點靜默的壓力我向窗外望去。

「呃，學校那兒怎麼樣了？」祖父終於開口了。「斯特雷給你們說過些什麼明智的話沒有？」

斯特雷是我們的法語老師。他個子矮小，身板結實，禿頭，一個精力旺盛的七十歲左右的老頭子，他的房子跟我祖父的辦公室非常近。現在我有點明白了，他們之間有什麼芥蒂，或許是地界劃分之爭的問題，是否到了對簿公堂的地步，我不確切知道，也不知事情是否了結，但至少他們之間從不互相打招呼已經有許多年了。

「這個嘛，」我支吾了一聲，「他只叫我‘牆犄角里的小傢伙。’」

「那一點也不奇怪，是的，」祖父說，「那個老尼高呢？」

我聳了聳肩頭。

「他不錯吧，我想。做著跟以前一樣的事。他是個守舊的人喲。你從哪裡認識他的，順便問一句？」

「通過阿爾夫，知道吧。」祖父說。

「啊，那是當然。」我說。

祖父站起身朝窗戶走去，把手背在身後往外張望。除了經窗戶透出的一縷微光，房子的這一面完全漆黑一片。

「瞧見什麼了嗎，老爺子？」祖母說，她朝我擠了一下眼睛。

「你們這房子位置不錯。」他說。

就在這時媽媽手裡拿著四個杯子走進客廳。他朝她轉過身子。

「我對卡爾·奧韋說你們家這裡的視野真好！」

媽媽停下來，好像在在走著路沒法說出什麼。

「是啊，我們對這個地方非常滿意。」她說。站在那裡手裡拿著四個杯子看著祖父，唇邊有一絲笑意。出什麼狀況了，是的，那時候幾乎有陣潮紅在她臉上掠過。那不是紅暈，也不是靦腆，不是這種含意。是一種更多的她沒有掩飾住的東西。這她從來沒有這樣過。當她說話時，她總是直截了當地說出自己的意見，絕不會只是為講話而講話。

「房子太老了，」她說，「這些歲月都刻在了牆上。一帆風順或是磕磕碰碰的日子都可能有的。不過在這裡真好。」

祖父點了點頭，繼續注視著窗外的漆黑。

「我們的主人到哪去了？」祖母說。

「我在這裡。」爸爸說。

大家一齊向他轉過身。他站在飯廳裡鋪好了桌布的餐桌旁，在天花板的椽木下佝僂著身子，不難看出他在研究著他手裡握的一瓶酒。

他是怎麼到那裡去的？

我竟沒有聽到一丁點兒他的聲響。在這棟房子裡我最為關注的事情，就是他的動向。

「你走之前去多搬點柴來吧，卡爾·奧韋？」他說。

「好的。」我說，站起身走到了過道，把腳往靴子裡一蹬開啟了大門。風迎面向我撲來。但至少雪停了。我走過院落進到糧倉屋下的地窖。天花板上那沒有燈罩的燈泡刺人的光線投照在粗礪的石牆上。地板幾乎全被樹皮和木條遮蓋了。一把斧子豎在柴墩子上。屋角放著父親在我們搬到這裡那會兒買的一把橙色和黑色的電鋸。房產區內有一棵樹他想砍掉。當他去伐樹時，沒法將鋸子下手。他在那兒琢磨了半天，也發出一串咒罵，然後去給他買鋸子的商店電話抱怨。「是哪兒不對？」當他又走出去時我問。「沒什麼，」他說，「只是有點事他們忘了告訴我。」這一定是鋸子的保險開關係統，我明白，就是為了防止孩子們去動它。現在他讓電鋸工作了，在樹鋸倒後，他用了整個下午的時間把電鋸拆卸開。他喜歡工作，這我看得出來。但最糟糕的是，他再也沒有別的事可以讓電鋸派上用場，所以它就躺在了這裡的地板上。

我盡最大限度把更多的劈柴放在我的手臂彎裡，把門一腳踹開，左右搖晃著往回走時心裡唯一想的是這究竟會引起他們多大的注意，這一點在意識裡極為明確，我脫掉鞋，雙手抱舉著柴塊，在劈柴的重壓下膝蓋幾乎彎曲，上半身後仰著，步履艱難地走進客廳。

「瞧瞧他！」當我走近時祖母說。「你搬來的柴可不輕啊！」

我在木柴筐前停下。

「好了，我來幫幫你。」爸爸說他向我走來，把最上面的劈柴拿起來放在柴筐裡。他的嘴繃得緊緊的，眼睛冰冷。我跪下去讓剩下的劈柴滑落進柴筐。

「現在我們有一直能燒到夏天的柴火。」他說。

我直起腰，撥拉掉一些粘在襯衣上的木屑在椅子上坐下，與此同時爸爸蹲下去，開啟壁爐門放進幾塊乾柴。他穿的一身深色西服，暗紅色的領帶，黑皮鞋白襯衣，反襯著他那冰冷的藍眼睛，黑鬍子和太陽曬出的淺棕色臉頰格外顯眼。在整個夏季的半年裡他儘可能待在日光下，一般在八月裡他就完全是棕色的膚色了，但這個冬天他得去室內日光浴，現在我明白過來，最近這些年裡若不是像他這樣照了那麼多的日光，他的膚色最後就不會是這個樣子了。

他眼圈周圍的皮膚開始起皺紋了，像乾裂皮革上的皺褶，細密，紋路很好看。

他看了下表。

「現在居納爾應該快來了，要是我們想在半夜前吃到東西的話。」他說。

爸爸朝我轉過身。

「你不也該快走了吧？」

「是的，」我說，「但我想先向居納爾和託薇問候一聲。」

爸爸的嘴裡吹出一口氣。

「現在自己出去快活吧。你不必和我們一起坐在這裡，你明白的。」

我站起來。

「你的襯衣掛在外面的櫃子上。」媽媽說。

我拿了襯衣上樓去到自己的房間換衣服。黑色的棉布褲子，大腿的地方寬鬆，小腿處收緊，有側身的褲袋，白襯衣，黑西服。我想著要用那條鉚釘皮帶，把它卷好了放進背包裡，他們不會真的禁止我穿戴這個，但可能會注意到，現在我不想冒這個險。放在包裡的還有一雙馬丁大夫靴子、額外多帶的一件襯衣、兩盒波邁（pallmall）淡煙、口香糖和膠布。當我收拾完畢，來到窗戶跟前。七點過五分。這時候我應當已經在路上了，但得長時間地等待居納爾，因為要是他沒到家裡，我就有在半道上與他相遇的危險。手裡提著裝滿啤酒的塑膠袋，那我就死定了。

除了風吹過時，戶外樹林邊的那些樹木紋絲不動，屋內投射出的光線在最遠的邊界處能隱約見到。

他們在五分鐘之內還不來的話，不管怎樣我也得動身了。

我穿上了外套，站在窗前的那一瞬間，當我凝視著的下面的地方有了汽車燈光出現時，就努力想使自己聽到那個或許會出現的引擎轟響，然後我轉回身去，關掉屋內的電燈走下樓梯。

爸爸站在廚房裡正在給一隻大鍋放水。當我下來時他望著我。

「要走了吧？」他說。

我點點頭。

「那，今晚上玩得痛快。」他說。

在山坡下的最低處，風雪將上午在地面上留下的所有痕跡全遮蓋了，我靜靜地站立聆聽幾秒鐘，完全確認路上沒有汽車後朝斜坡上走去，一直來到那棵樹下。我埋下的塑膠袋就在那裡，當我把袋子舉起來時上面蓋著的一層薄雪順著光滑的塑膠袋滑落下來。我一手拎著一個袋子又走了下來，在一棵樹後停住仔細聽，仍然沒有聽見任何動靜，跨越雪堤往下小跑著直奔那個拐彎的地方。這外面住的人家不多，河對岸的車輛都是勻速地沿著道路往前行駛，要是開來一輛車，最大的可能就是居納爾他們。我站在坡上，過了路上的這個拐彎就是威廉家住的地方。他們家離路邊還有一小段距離，靠近樹林，在後面是突兀地聳立起的一道丘陵。客廳裡電視熒幕反射出了藍幽幽的光。房子是70年代的，建築地塊沒有修整過，那裡亂石堆積，岩石裸露，一個損壞了的鞦韆，用防水帆布遮蓋著的一垛劈柴，一輛廢車，幾個車輪胎。我不明白為什麼他們會是這樣。他們不願意環境美觀嗎，或是他們不能讓環境美觀？他們對這一切真並不在乎，或是他們事實上認為這樣很不錯？父親是個溫和的好人，母親老是怒氣衝衝的，三個孩子穿的衣服不是顯得太短小就是過於肥大。

一個早上我去學校的路上看見父親和女兒正在路對面的石頭山坡上往上攀緣，兩人的額頭上都有血跡，小女孩頭上捆紮的一條白手絹浸透了鮮血。他們遭到野獸襲擊了，記得我當時是這麼想的，因為他們一聲不吭，也沒呼叫，只是相當平靜地往石頭山上攀行。在石山的最下面，他們的車停在那裡，車頭對著一棵樹。樹下面流動的幽黑河水閃著亮光。我問他們是否需要幫助，父親回答說不需要，一切都好，就在這裡，在下面的斜坡下他這麼說的，即使眼前看到的這一切很意外讓人幾乎難以立刻走開，但站在原地又覺得有點不道德，於是我繼續向公交車站走去。當我轉身那會兒給自己發了個誓就只轉身一次，回身後，看見他們已經越過了公路。他像往常一樣穿一身連褲工裝服，手臂摟著女兒瘦骨嶙峋的十一歲孩子的身體。

我們總嘲笑她和威廉，他們倆都很容易被激怒，容易變得語無倫次，詞彙和抓住要點不是他們的強項，但他們有他們說話的邏輯，我不理解這些，直到我同佩爾在很普通、很乏味的夏季裡的一天給威廉電話約他來踢足球，他的母親來到陽臺上，給我們一頓臭罵讓我們出去，特別對我，因為我比其他所有的人都有優越感，尤其覺得自己比她的兒子和女兒強。我回了嘴，看得出她也不怎麼會說話，她的怒氣讓她的嘴更是詞不達意，我唯一贏得的是佩爾對我口才讚歎的笑聲，幾個小時後也就把一切忘得一乾二淨。但這裡不一樣，他們可不會忘記。他父親為人很和善不會採取行動，但他母親每次看見我時都眼冒怒光。這些對我唯一的效應則是讓我感到增添了個人價值。威廉上學校穿的褲子只到腿肚子那兒，他不明白書中的一些章節，用錯詞彙，他有什麼理由不聽我們的？我說的都是實話，難道不是嗎？我們爆發出笑聲，直到他住口或是完全被降伏。我自己也並非沒有弱點，是真的，它就擺在那裡，任何人都可以利用它，他們不這樣做，是因為他們沒有足夠豐富的想象力來設身其中進行揣摩，這難道是我的問題麼？條件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有權指責他人。在學校裡威廉和一幫人混在一起在雨棚裡抽菸，他們從十三歲就騎摩托車，十四歲開始逃學，他們酗酒鬥毆，這些人也嘲笑威廉，但以某種方式他忍受了下來，因為總是有什麼地方他可以與他們較量權衡，總是找到什麼方式予以反擊。我們也同樣，住在上面房子裡的人，與他們是有區別的，這裡說的是諷刺嘲笑加挖苦，以及充滿殺傷力的評論，這會使他完全瘋掉的，因為這一切完全超出了他能對付的範圍。可他需要我們比我們需要他多得多，所以他總是會回來。對這一點我的看法是來去自由。當我剛搬到這裡時，我雖然還是以前的我，但我有可能做以前從沒有做過的事。比如說發生在車站旁邊的一家老式的小商店裡的事，那裡的貨物好些都擱在櫃檯背後的貨架上，店主是七十歲出頭的兩個老姐妹。她們極和善，特別是到了夏季裡那些漫長的日子裡。要是請她們到高貨架上去取下什麼東西，她們轉過身去會有兩三分鐘的工夫，那時候便只管拿巧克力把自己的上衣口袋塞得滿滿。這就不要說請她們去地窖裡取貨的時候了。在特羅姆島我從來沒想到會幹這樣的事，但在這裡我毫不猶豫，在這裡我不僅會從兩個老太太那裡偷巧克力和糖果，還會誘惑那些小孩子幹同樣的事情。他們比我小一歲，以前幾乎從來沒走出過山區，在他們面前我覺得自己是見過世面的人物。比如在採集草莓的時節，我只要略施小計便會讓他們都帶著盤子、勺子、牛奶和糖到草莓地裡來。

在下面的工廠幹活時是我們自己把完成的工作量填進表格，根據這表格資料發工資，看上去從來沒有人想到過可以利用這個規定鑽空子，搞弄虛作假的可能。但我們帶頭這樣幹。然而我行為裡最重要的變化是與語言表達密切相關，我察覺到讓其他人跟著我的指揮棒轉的種種可能性存在於語言當中。我干擾糾纏，巧妙應對加幽默，從來沒有，可說就一次也沒有過，讓他們發現我這種能言巧舌是很靠不住的，只要有一個反擊，整個的情勢便會倒一個個兒。我說的話裡有漏洞啊！我也不能發r音！在這些弱點被顯示出來後，他們可以揪住這點不放盡管模仿我，那我就完全崩潰了。但他們竟從來沒這樣做過。

這就是說，佩爾的兄弟，曾做過這樣一次嘗試，他比我小三歲。我和佩爾站在他們緊靠著車庫的馬廄裡講話，這是他父親剛剛修建起來的，為的是他給女兒，佩爾和湯姆的妹妹瑪麗特，買的那匹峽灣馬有塊地方。整個晚上我們都在外面逛，最後到的這裡，在這聞到馬和乾草氣味的有遮蔽的溫暖屋內，那時候，湯姆，一個不喜歡我的人，向我發難，他突然開始仿效我的口音。

「法特塞亞？」他說。「這是個什麼東西？」

「湯姆！」佩爾呵斥道。

「法特塞亞是一輛車，」我說，「這你沒聽說過的。」

「我是沒聽說過有叫法特的車，」他說。「至少不是叫什麼塞亞的。」

「湯姆！」佩爾說。

「啊，你是說福特塞拉汽車呀！」湯姆說。

「是的，當然。」我說。

「你幹嗎不這麼說呀？」他說。「福―特！塞―拉！」

「給我滾出去，湯姆。」佩爾說。看著湯姆沒有一點動彈的意思，他便立刻舉起拳頭在他的肩上揍了一拳。

「哎喲！」湯姆叫道。「別打了！」

「快滾，你這小混賬王八蛋！」佩爾說著又給了他一拳。

湯姆消失了，我們繼續聊著像什麼事兒也沒發生過一樣。

這是在上面的孩子群當中唯一一次有人試著挑我的毛病，這太怪了，那時候全是我在指揮他們。可他們不找我的碴。在上面這塊地方我就是王者，孩子王。但我的權力還是有侷限。當有跟我一般大年紀的人出現，或是有在這山谷下面住了很長時間的人，我的話便也不是聖旨了。於是我細緻地觀察判定著我周圍的這些人，那時和現在都始終如此。

我把手裡的袋子放到路上，敞開夾克把圍巾抽出來，用它把臉遮蓋上繫好，又抓住袋子繼續往前走。風在耳邊呼嘯，捲起漫天飛雪，吹亂了的雪花在空中兜著圈子。到揚·維達爾那裡還有四公里的路程，所以這腳下得趕緊。我開始往下方小跑起來。兩手拎著的袋子彷彿像兩個鉛塊。沿著公路的另一側拐彎處那裡有幾輛車的車燈出現。燈光穿越樹林。聳立在那裡的樹木閃現出來，一棵接著一棵。我停下來，把一隻腳踏在路邊溝渠的邊沿上，小心地把袋子放在我身下的溝坎上，然後繼續往前走。當汽車在我身邊駛過時我轉頭看，一個不認識的老頭坐在駕駛位上。我往回走了二十來米從溝坎上拿起袋子，繼續往下走，拐了個彎，經過一棟住著一個獨居老人的房子，走出一片曠野，在那裡我可以看到工廠裡發出的燈光，在雪花緊密的黑暗當中顯得模糊不清，經過那個被廢棄了的、躺在這個夜晚濃黑中的小農場，在幾乎就要到達主幹道的十字路口前的最後一棟房屋時，一輛車又出現在路上。我採取了跟剛才一樣的措施，把袋子很快地放在溝坎上自己空著手繼續往前走。這一次也不是居納爾。當車一開過，我跑回原地，提起裝酒瓶的袋子進一步加快腳下的步伐；時間已經七點半。我急急往下走去幾乎就要到達主幹道，那時又有三輛車開了過來。我再次把手中的袋子放下。就讓他是居納爾好了，我想，因為他很快就會開過去，這樣我就不需要為每一輛車停下來掩藏啤酒瓶了。兩輛車相跟著繼續駛過了大橋，這第三輛轉彎後從我身邊開過，但這也不是居納爾，不是他。我提起袋子走上了主幹道，順著公路走過了公交車站，一家老商店，汽車修配站，那些老式的住宅群，一切都沐浴在光線下，在強勁的疾風中，這個世界裡空無一人。幾乎就快爬上了這漫長的、要命的山坡頂部時，我看見一輛車的燈光出現在路的邊界。這裡沒有溝坎，我只得把袋子放在雪堤上，因為它們很容易被看見，至少與我之間要有幾米的距離。

車開過去的時候我從車窗望進去。這次是居納爾坐在那裡。與此同時他扭過頭看我，當他認出是我時，他踩下剎車。緊接著車尾一股雪泥四濺，剎車燈的紅光閃爍，車在下坡路上減速，在下面二十多米的地方終於停下來，接著車立刻倒退過來。發動機一陣低吟。

車在我身旁停下，他開啟車門。

「在這鬼天氣裡是你在外面走哇！」他說。

「哦，是啊。」我說。

「那，你要去哪兒呀？」

「去參加一個聚會。」

「上來，我把你開到那兒去。」他說。

「不，不用，」我說，「已經沒多遠了，沒事兒的。」

「不，那怎麼行，」居納爾說，「上來。」

我搖搖頭。

「你們也出來晚了，」我說，「已經七點半過了。」

「不要緊，沒問題的，」居納爾說，「上來，馬上。這是新年前夕呢，你沒必要在這兒挨凍，知道嗎。我們帶你過去。endofdiscussion。」

我沒法再堅持了，否則會引起他的疑心。

「那，好吧，」我說，「你真太好了。」

他撲哧了一聲。

「你坐後座上，」他說，「給我指點路就行。」

我開啟車門坐進了後座。車裡又暖和又舒服。哈拉爾，他們快三歲的兒子坐在兒童椅上無聲地用眼睛追隨著我。

「嗨，哈拉爾。」我說著，對他笑笑。

坐在副駕駛座的託薇向我轉過身來。

「嗨，卡爾·奧韋，」她說，「看見你真高興。」

「嗨，」我說，「聖誕快樂。」

「那我們現在出發，」居納爾說，「我猜想我們得走另一條路了？」

我點點頭。

我們開到了下面的公交車站，掉過頭來又朝上坡路開去。當我們經過放啤酒袋子的地方時，我沒法忍住自己，向前勾著身子尋找它們。袋子躺在那裡。

「你要去哪兒？」居納爾說。

「先到下面在索爾斯勒塔的一個夥伴那裡。然後我們去瑟姆，那裡有一個聚會。」

「我可以把你們一直開到那裡去，只要你願意。」他說。

託薇望著他。

「不用，沒有這個必要，」我說，「另外，我們還要在公交車上和其他人碰頭。」

居納爾比我父親小十歲，在城裡的一家公司當會計。他是唯一子承父業的一個兒子。其餘兩個都是教師。爸爸在文內斯拉的一所高階中學，埃爾林在特隆赫姆的一所初級中學。埃爾林是我們唯一管他叫著「叔父」的人，他為人低調不像其他兩個兄弟那樣傾向於名譽聲望。在我們成長的過程中和父親的這兩個兄弟見面不多，但我們很喜歡他們，他們很少說那些不著調的事兒，特別是埃爾林，居納爾也一樣，我和英韋最喜歡的就是他，或許因為他是親戚當中年齡最接近我們的。他留長髮，彈吉他，尤其是他有一艘二十馬力的水星馬達的船停泊在曼達爾外的度假屋那裡，在我們長大的那些歲月裡，每到夏季他都會在那裡長住一段時間。他說到他在那裡的夥伴們時，關於他們的一切在我的意識裡幾乎就是一種神秘的光芒，一方面是因為我父親完全沒有這種夥伴，另一方面是因為我們實際上對他們並不真正瞭解，從來沒有見過他們，他們只是一些他駕船出去時在船上見面的朋友，我想象著他們生活的那些場景，白日里穿梭在礁石與島嶼之間的永不停止的船的航行，他們長長的金髮在海風中飄拂，棕色的鬍髭，微笑的面容，在傍晚和夜裡他們玩牌彈吉他，那裡也有女孩子的時時眷顧。

當他結婚後有了孩子，雖然還是繼續擁有那條船，但那份飛揚神采不見了。還有他那飄飄的長髮。他的妻子叫託薇，來自特倫德拉格的一個警官家庭，在一所小學當老師。

「你們聖誕節過得好嗎？」她說，轉過頭向著我。

「過得好。」我說。

「我聽說英韋在家？」居納爾說。

我點點頭。他最愛的就是英韋，這一定是因為英韋是長子，而且同祖母祖父待的時間最久，那時候居納爾還住在那裡。但也很可能因為在我們長大的那些日子裡英韋不是那種柔弱型，不像我動不動就哭哭咧咧的。和英韋在一起他很快活。這就是為什麼當我碰到他們那會兒，我也試圖擰著幹違背自己，試著開玩笑，說許多好笑的事，因為我想用這種方式向他們證實我跟他們有一樣的天性，像他們一樣有幽默感，跟他們有一樣多的南方人情懷。

「幾天前他又回去了，」我說，「要和幾個朋友去度假小屋。」

「是啊，他成了一個阿倫達爾人了，知道吧。」居納爾說。

我們經過了鄉村小教堂，在峽谷邊繞了一個大圈子，那是個太陽永遠照不到的地方，再駛過了那座小橋。車窗上的雨刮器在玻璃上輕打著節奏。風扇呼呼地響著。坐在我旁邊的哈拉爾的眼皮耷拉了下來。

「誰發起的聚會呀？」居納爾說。「我猜是你們班上的？」

「其實是同年級的一個女孩。」我說。

「是啊，當一個人開始上高中，一切都改變了。」他說。

「你在教會學校讀書時，你就沒變？」我說。

「是啊，我也一樣。」他說，他扭過頭來恰恰與我的目光相遇，然後他重新把注意力轉回到眼前的路上。他有一張狹長的臉，跟我父親一樣，但眼睛是深藍色的，與祖母的相比更像祖父的眼睛。後腦勺比較大，像我父親和我的一樣，而嘴唇，他極富於情感的嘴唇，幾乎比那雙眼睛更能傳遞出發自他內心的更多資訊，跟爸爸和英韋的一個樣。

我們開進了那片空地，車燈射出的光線，將光亮投向樹木和小山崗，房屋的側壁和山坡，終於到了有房屋環繞的盡頭。

「這片空地的盡頭就是這兒了，」我說，「你把車停在那邊的商店旁就行了。」

「好。」居納爾說。車減速，停下了。

「再見，」我說，「新年快樂！」

「你也一樣，新年快樂。」居納爾說。

我把車門關上，開始朝著上方走向揚·維達爾住的房子，這時候汽車掉過頭沿著我們剛才開來的路上開走了。當車從視線裡消失，我便開始奔跑起來。現在我們的時間不多了。我從陡坡上縱身而下進入了他們家的地界，看見了他屋裡透出的燈光，我向那裡走過去敲了敲他的窗戶玻璃。幾秒鐘後他的臉出現了，眯縫著眼睛凝視著外面的黑暗。我指了指門。當他最終看見了我，他點點頭，我朝房子的另一面走去，門在那裡。

「對不起，」我說，「那些啤酒在上面的克拉格橋旁。現在我們得趕快上去取它們。」

「酒在那裡幹嗎呀？」他說，「為什麼你不把它們隨身帶來？」

「我在往這兒的路上碰到我叔叔了，」我說，「在他車停下之前我剛好來得及把啤酒袋子扔在雪堤上。然後他就堅持著他媽的非要我坐上車開車送我。我不能拒絕，要不他會起疑心的。」

「啊，天哪，」揚·維達爾說，「我們真是他媽的倒了邪黴呀。」

「可不，媽的，」我說，「但現在必須開始行動。我們得趕緊的。」

幾分鐘以後我們爬上了那道山坡走上了公路。揚·維達爾的帽子拉下來遮住了額頭，圍巾把嘴裹了個嚴實，外套的領子豎起來蓋住臉頰。在他臉上唯一能看到的是他的眼睛，但也只是一點點，因為在他戴的那副圓形的列儂式眼鏡上起了霧，在他和我目光相遇時我看到的就是一個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