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塞爾。」我說。

「還有呢?」

「哈特勒於。西塞爾·哈特勒於。」

他寫下「致西塞爾·哈特勒於,來自奧拉夫·h·豪格的問候」,又把它遞還給了我。

「謝謝。」我說。

我們要走的時候他把我們送到門口。埃斯彭把要給他看的書拿在身後先做好了準備,等待著,突然地,他臉上有著羞澀和滿懷希望的光輝。

「你可以為我們讀一首詩嗎?」

「嗯,可以的,」豪格說,「你想聽一首什麼詩?」

「或許就是那首關於貓的?」埃斯彭說。「在庭院裡那首?太適合這裡了,嘿嘿。」

「讓我看看吧,」豪格說,「在這裡。」

他開始讀詩。

貓坐在

庭院裡

當你回家來時。

跟貓說點什麼吧。

在花園裡最警覺的就是他。

大家笑了,豪格也笑了。

「這只是一首短詩,」他說,「你們願意再聽一首嗎?」

「非常願意!」埃斯彭說。

他再往下翻了幾頁,然後又開始念起來。

收穫的季節來臨

九月裡這些溫暖陽光的日子。

收穫的季節來臨。林中的酸果蔓

簇簇依舊,沿石築堤壩的玫瑰果

漸漸變紅,堅果松散墜落,

還有樹籬上閃亮的串串黑莓,

固執的畫眉尋覓著最後的醋栗,

蜜蜂吮吸著甜美的李子。

傍晚時分我放好一架梯

把籃子懸掛在棚屋。單薄的冰川

已蓋上一層新雪。

睡下後,耳聞布里斯靈漁民駛船嗵嗵的馬達聲,

漁船出了海。整夜裡我知道它在海面飄搖

伴隨強烈的探照燈光航行在峽灣的海上。

站在院裡眼睛望著地面聽他讀詩,我想這是一個偉大的專屬於我們的瞬間,但想法一閃而逝,詩歌佔據了整個瞬間,作者在作品的創作地點朗誦自己的原創作品,二者俱全的這一刻,比我們偉大多了,是無窮盡的浩大,我們這麼年輕,不比三隻麻雀更聰明,我們怎麼能接受這一切呢?我們不能,不管怎樣,當他讀詩的時候我微微側身。這幾乎有點讓人承受不起。就像開了個玩笑,但至少給我們日常生活中捕捉到了某種形式。啊,是這麼的美好,怎麼樣對待它呢?又怎麼樣面對它?

我們離開的時候豪格給我們一個舉手禮以示告別,在阿斯比約恩把車啟動開上馬路時,他已經消失在了屋內。我感覺自己就像在夏天的太陽下待了一整天,疲倦而沉重,雖然除了閉上眼睛躺在某個地方的礁石上曬太陽以外什麼都沒幹。阿斯比約恩把車開到一個咖啡館那兒去接他的女朋友卡麗,在我們採訪豪格時她就坐在那裡等我們。大家談論了一會兒今天發生的事,接著車裡一片靜寂,我們沉默地坐著望著窗外,外面的陰影延展擴張,顏色愈加濃重,風從海灣那裡刮過來了,吹亂了戶外行走著的人們的頭髮,報亭外面售報的旗子被風颳得呼啦啦的響,孩子們都坐在自己的腳踏車上,永遠都會有這些小地方上的孩子們坐在自己的腳踏車上。一回到家我就開始把錄音帶裡的採訪內容寫出來,因為根據以往經驗我知道這問與答的兩方的聲音及所提的問題和發生的一切經過,時間越長問題就會迅速增加,所以要是我現在就幹,當接近有關的問題時,我的疑惑和羞愧是可以設法剋制的。我立刻明白了,既然一切都進展順利,問題就出在錄影帶以外的範圍。解決的辦法是,寫出發生的事情,一切都渲染一下,我們獲得怎樣的第一印象,他說話時如何喃喃自語,他是如何的一個內向之人,日記本的封面,蘋果蛋糕,藏書室。埃斯彭寫對作家的介紹,其中穿插有許多細節分析,這對發生的那些事會是個很好的反差對照。從tal的編輯、哲學系學生、耶奧耶·約翰內森的弟子、新挪威語使用漢斯·馬裡烏斯·漢斯廷那裡,我們聽到了豪格很喜歡這篇報道;他還對約翰內森說,這是對他進行的最好的採訪中的一次,這還不夠,我們是二十歲的年輕人,當說及豪格評價某人時,禮貌客氣話總是多餘事實,但他是真喜歡,讓他的夫人打來電話索要更多的那期刊物,說可以給他的朋友和認識的人都看看,這就足夠了,在讀了他的那些日記後我想,給我的印象他不是那種說奉承話的人。帶有敵對情緒和老年人的習性他自己對此自然是很清楚的,但在人們對他的敬重裡,他的這一面總是消失了,深深地被包裹在文明與正派這層層的外觀後面,可他又是那麼的真誠,他不總是喜歡這樣把它們都掩藏。

半年以後輪到了謝爾坦·弗勒格斯塔。當我給他打電話時,他說他讀過了對豪格的那篇採訪,願意接受tal的採訪。要是我一個人單獨前往,我會真的非常緊張,會懷著尊敬讀完他所有的著作,寫下足夠多的問題可供幾個小時的採訪,把他所有話都用錄音機錄下來,因為我的問題可能會很傻,但他的回答不會這樣,要是我把它們弄砸了,他的話語會負責貫穿整個的採訪,不管如何欠缺我都要把它完成。但當英韋要加入時,我擔心的就不是這些,我會依賴他,沒讀完所有的書,寫下了些必要的問題,同時我也注意到一些我和英韋在工作中的關係問題,不願意被看作一個挑刺的人,我不願意他想到我可能比他更強。我們出發去奧斯陸會見弗勒格斯塔時是個初春將至的灰色日子,在三月末或是四月的第一天,在比約爾森那裡的一個咖啡店外面,我這極糟糕的準備工作是以前從來沒有過的,無論是預先或是事後,我和英韋的計劃是,我們採訪時將不使用錄音筆或是錄音機,採訪過程中也不做記錄,我們想,這樣會顯得很生硬,過於形式化,我們願意更多的是在做一種交談,憑藉著當時對發生在這裡或那裡的印象。我的記憶力沒什麼可誇口的,但英韋他的記憶力跟大象一樣好,我們想好了,當採訪完之後我們馬上把說的一切話都記下來,我們可以互相做補充填補,這樣,在雙方共同的協助下,整個工作就算大功告成。弗勒格斯塔很禮貌地領著我們進了咖啡館,那種昏暗的、典型的喝啤酒的那種地點,我們在一張圓桌前坐下來,把衣服掛在椅背上,找出寫上了問題的紙單,然後我們說我們想採訪時不做筆記也不用錄音機,弗勒格斯塔說他很尊重我們的意見。一次他自己接受在瑞典報紙《每日新聞》採訪時,一位記者也是沒有做記錄,文章刊載出來後完全無可挑剔,由此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採訪進行的過程中,我把注意力一分為二放在對英韋說的話和弗勒格斯塔的反應上,不只是弗勒格斯塔的回答,還有他的語調和他的肢體語言,以及訪談的內容。我自己的問題和大部分談論弗勒格斯塔著作的這些問題佔有同樣的分量,相比起來,這些問題更多的是在對一些情況的填充或者新增。採訪用去了一個小時的時間,我們同他握手告別,謝謝他願意接受我們的採訪,他的回答也切中我們希望的要點,我們是相當的振奮和高興,因為一切進展順利,難道不是嗎?我們和弗勒格斯塔交談過了!實在是太興奮,以至於我們倆當中沒有一個人想坐下來就剛才大家講的那些話寫一點摘要,我們可以明天再做,現在是禮拜六,電視上很快就要播挪威足球聯賽了,我們可以到一個酒吧去看這場球賽,然後再去到處逛逛,我們又不是經常到奧斯陸……第二天是乘坐火車,那我們也沒時間寫什麼,當我們回家後,又是各奔自己的地方。這已經過去了三天,那我們就不能再等三天?然後又是三天,又再是三天?當我們最後總算坐下來的時候,已沒有多少能記得了。提到的問題我們當然還是有的,這幫助很大,然後我們對他可能就這些問題的看法做了些猜測,一部分基於我們事實上還記得的那一些,一部分是我們覺得他會做這樣的回答。我的任務是把這些都寫下來,是我發現的如何讓這一切都運作起來的方法,當我這麼拼湊了幾頁之後,立刻明白這樣做是行不通的,意思模糊很不準確,於是我向英韋建議我們給弗勒格斯塔打個電話,問是否可以通過電話裡再補充幾個問題。在布勒克巴肯英韋寓所的房間裡,我們坐在桌前草草寫下幾個新的問題。我在撥弗勒格斯塔的電話號碼時,心臟劇烈地跳動起來,當他的聲音在電話線的另一端響起時,心裡的狂跳還沒有緩下來。為我們又再佔用了他半小時的時間,我懷著敬畏之情向他做了一番解釋,儘管從他的聲音中我猜得出他已開始明白了箇中原委。在我提問題他回答的同時,英韋像一個特工人員那樣坐在旁邊,耳朵緊貼著另一個話筒記錄下他所講的每一句話。所以我們就全有了。在所有的細節材料和選擇材料之間,我把它們重新組成新句子,從某種方式來講是很認真負責的,其他的文句也都帶有真實可信的痕跡。在我額外寫下了有關弗勒格斯塔的作家生涯,蒐集了更多的具體事例或者是一些作品分析的印象之後,看上去覺得很像回事兒。事實上看上去相當不錯。弗勒格斯塔提出在我們付印之前他要閱讀整個的採訪稿件,於是我把文章,同時加上一些友好的話語,寄給了他。要是預先知道他是需要讀所有采訪的稿子,或者只是針對我們,我想,那麼當時不做筆記我就真的是蠢到家了,但因為我最後做了這麼一個補救,所以也就不再擔心。對那些不明確的部分,不舒服的感覺肯定有那麼一點,但我不在乎這個,據我所知沒有必要對被採訪者的每一句話都重複。於是幾天後來自弗勒格斯塔的回信躺在了家裡的郵箱中,我站在那兒把信拿在手裡,估摸著是平安無事萬事大吉。但我的手心裡還是有點出汗,心跳加速。春天來臨了,太陽暖暖地照著,站在那兒的我腳上是跑鞋,身上穿t恤衫、牛仔褲,正要出門去一所音樂院校,我堂兄的一個夥伴約恩·奧拉夫在那裡給了我學打擊樂的學時。或許最好是放下這封信不拆開它,因為我時間不夠了,但我太好奇,在我開始慢慢朝往車站走去的路上,我把信拆了。抽出這次採訪的文稿。上面劃滿了紅道道,在紙頁邊上是用紅字寫的評語。我看見「我從來沒有這麼講過」。我看見「不準確」。我看見「不,不」。我看見「???」。我看見「你這些都是從哪兒想出來的?」。幾乎每一個句子都以某種方式做上了標記。我站在那裡完全呆住了,盯著這張紙。感覺自己完全倒下了。直接墜入了黑暗中。他附上的一封簡訊,我以飛快的速度將它讀完,好像讀完最後一個字時羞辱會就此結束。「覺得這封稿件最好什麼地方也別刊出」。「友好致意,謝爾坦·弗勒格斯塔」。當我再步履蹣跚地開始往前走時,內心裡是一片翻江倒海。羞愧讓我身上發熱,幾乎哭了出來,我把信塞進後褲袋,等在巴士站,汽車在這同一時間內開了過來,上車後在最後一排靠窗的座位上坐下。當汽車慢慢往上朝著霍達蘭地區蝸牛般地爬行時,羞恥在我身上燃燒,這同樣的念頭在我的意識裡咬噬揉搓。我太差勁了,我不是什麼作家,永遠都不會是。這讓我們那麼興奮不已的、同弗勒格斯塔交談過了的自豪,現在只是可笑和痛楚。當我回家以後,給英韋去了電話,我很驚訝相對地他沒把這事看得很重。這有點遺憾,他說。你肯定不能再修改一下這稿子,然後再給他寄去改寫稿?當這最低落的心情過去之後,我又再次讀這些評語和這封信,看見弗勒格斯塔對我的評論也做了評論,比如形容詞「科塔薩爾式的」,肯定他就不能這麼做嗎?我在裡面表達了我對他書的看法了嗎?我的點評?我把這些寫在一封信裡寄給了他,採訪稿件的有些地方,有些不確切之處,正如他提到的那樣,但我知道,有些話他事實上是講過了的,因為在電話的採訪裡我做了記錄,另外他也有些針對我的反對意見,對記者的,對評論,這些都超過出了他的工作範圍。如果他願意的話,我會以他的修改為基礎,或許再做一次電話採訪,然後把新寫的稿件寄給他?幾天以後收到了他的一封客氣但態度很明確的信,在信裡他表示,我有對他關於我的一些評論的解釋權利,但這核心的問題仍然不改變,即採訪稿不應當付印。於是我被羞辱和自我貶低所鞭撻,這持續了半年的時間,在這期間我無論是看見弗勒格斯塔的面容、他的書或是他的文章沒有不覺得深深羞愧的,這個時期成了我生活中的一段笑料。我們付出了代價,英韋不喜歡這樣看,在這貶低的當中他看不到可笑之處,或者更正確地說,他在其中並沒有看到什麼貶低。我們的問題很有水平,同弗勒格斯塔的交談很有意義,這是他想從中獲得的東西。

在卑爾根生活的四年裡幾乎完全平淡無奇,什麼事也沒發生過,我想寫作,但寫不出來,似是而非的什麼都不確定。英韋選了大學裡的學科,過著他想過的那種生活,至少在外觀上看是這樣,但在某個時間點上停滯了,他從沒完成他的主要學業,也沒怎麼在那上面花工夫,或許因為他生活在老一套規避的模式裡,或許他的生活裡有正在進行的許多其他事情。在有關電影明星彙集的這一題目的論文最後交卷之後,他有段時間失業了,與此同時我作為義工開始在學校電臺裡工作,慢慢進入了一個與他不相同的另一個環境,尤其是與託妮耶的相遇,我是那麼瘋狂地愛她,就在那個冬天我們在一起了。我自己都還沒有明白過來,我的生活就有了一個新的根本的轉折,我在卑爾根最初的這些年的發展中,有很多年我就固定在這樣一個形式裡,那時英韋突然離開了這座城市,在巴勒斯特蘭市找到一份文化顧問的工作,這或許不是他自己期望的那樣,但在他的那個部門當中沒有多餘的人,所以實際上他是文化部門的一個頭兒,那裡的爵士音樂節就是他自己一手操辦,後來他的朋友阿爾維德也搬遷到那裡,他把他招進了這個部門。他遇到了卡麗·安妮,他在卑爾根就認識了她,她在那裡當教師,他們在一起了,有了個孩子,於爾娃,一年以後又搬到了斯塔萬格,英韋也一頭扎進了他未來的職業——平面設計中。我很高興他這麼做了,但也有點替他擔憂,一張給紅沃格音樂節的海報和當地聚會活動的飛機宣傳廣告,這些就足夠了?

我們很久不見面,見面也從來沒有握過對方的手,一次也沒有過,我們也很少互相對視。

在1998年這個溫暖的夏季的夜晚,在祖母家的房子外面的陽臺上,這一切都湧上了心間,我的背衝著花園,他坐在靠牆的一張躺椅上。他思考著我剛剛講過的話,我想把這裡的一切事情都接管過來,包括這花園,或許他對這無所謂吧,從他臉上的表情不可能看出他的想法。

我轉過身,把菸頭摁在著黑色鐵藝圍欄朝裡的一面上。細微的煙火顆粒連同餘燼一起飄散在水泥地上。

「這裡哪兒有菸灰缸?」我說。

「我知道是沒有的,」他說,「用那兒的那個瓶子。」

我照他的話做了,把菸蒂塞進了那個綠色的喜力啤酒瓶的瓶頸裡。我建議在這裡舉行葬禮儀式,他肯定會說這是不可能的事,我們倆將會有分歧,顯而易見,這是我不願看到的。他會是那種現實主義和注重實際的人,而我是那種理想主義和感情用事的人。爸爸對我們兩人都是父親,但不是以同樣的方式,我想把這個葬禮當作是一種再現,連同我那些一直不斷的眼淚一起,而英韋至今沒有掉過一滴眼淚,我猜想,像我的這一層關係被更多地理解成是內裡的,英韋對這一點是有掩藏起來的批判方式。我不是這樣認為的,我確實害怕會被理解成這樣。同時希望我們的意願互為支援。唉,就這芝麻大的一點事嘛,在這種情況下我不願意我們之間存在隔閡。

一縷青煙從靠牆的那個瓶子裡飄升出來。可能那菸頭還沒有完全熄滅。我尋找著可以放在瓶口上的東西。或許,用祖母給雀鳥餵食的那個菸灰缸?那裡面還有兩小塊肉餅和一點凝固了的調料醬,我想,上面已經罩著一層露水,我掌握住平衡把它小心地放在了瓶口上。

「你到底在幹什麼呀,你?」英韋看著我說。

「做一個小小的雕塑作品,」我說,「花園中的肉餅和啤酒,或者叫carbonadeandbeerinthegarden。」我說。

我直起腰,向後退了一步。

「精妙處就是這嫋嫋升起的煙霧,」我說,「從某方面來講,這是在與世界相互作用。這不僅僅是個普通的雕塑。剩餘的食物,是一種腐敗衰變。也是一種互動,一種過程,有些東西在運動中。或者是自身運動。與靜止逆向。啤酒瓶是空的,它不再有任何作用,為什麼一個容器不容納東西在其內?那它就什麼都不是了。但這個什麼都不是有它的形狀,明白嗎?這個形狀我已經試著把它在這裡展現出來了。」

「是嗎。」英韋說。

我從放在圍欄上的煙盒裡又掏出一支菸,雖然我沒有想再抽一支的慾望,還是點燃了它。

「我想說。」我說。

「什麼?」他說。

「我在想一件事。事實上,想得很多。我們是否要在這裡舉行葬禮的事。在這所房子裡。一週的時間我們來得及把這一切弄好的,要是我們同心協力的話。這跟他把這兒的一切都毀掉了有關係。在這兒我們找尋不到自己。你明白我說的意思嗎?」

「當然明白,」英韋說,「但你認為我們來得及嗎?星期一晚上我得趕回斯塔萬格。而星期四以前我不可能返回這裡。或許是星期三,但很可能是星期四。」

「這行的,」我說,「你加入吧?」

「加入。但,問問居納爾是不是也願意參加。」

「這不關他的事。這是我們父親。」

我們抽完煙沒有再說一句話。在我們的下方,夜晚開始把景物變得柔和;它清晰的線條,也包括那些人們的活動,都漸漸地淡化下來。許多小船正駛回海灣,我想到了它們甲板上的那些氣味,塑膠,鹽,汽油,它們都是我童年生活中一個相當重要的組成部分。從西邊那裡來的一架客機在城市上空掠過,它飛得那麼低,以至讓我能看見機身上布拉森航空的字樣。在一陣輕微的轟鳴聲中它在視野裡消失了。下面的花園裡,躲藏在一棵蘋果樹的樹葉裡的幾隻小鳥嘰嘰喳喳地叫著。

英韋喝光了瓶裡的飲料,站起身來。

「再幹一會兒,」他說,「到晚上的時候我們就休息。」

他看著我。

「你在下面幹多少了?」

「我把整個地窖的洗衣房,還有浴室的牆都清洗過了。」

「好。」他說。

我跟著他進去了。我聽到上面從電視機那兒傳出來的很高的但壓縮了的聲音,於是我想到了坐在裡面的祖母。我不可能為她做點什麼,沒人能夠,但我想要是讓她看見我們,可以提醒她我們在這裡,預感這或許要輕鬆一些,於是我走了過去,站在她椅子的旁邊。

「你需要什麼嗎?」我說

她迅速地抬頭看見我。

「是你?」她說。「英韋在哪裡?」

「他在裡面的廚房裡。」

「哦。」她說,她的目光又轉向電視。她具有的靈敏還沒有消失,但她消瘦了,這是個變化,或者可以這麼來解釋,這種靈敏只是與她的動作有關,而不是像從前那樣,是她性格上的體現。祖母以前靈活敏捷,快樂,社會交往廣泛,語速很快,在她為了把她講的一個問題與另一個問題區別開來時,常擠一下眼睛。現在她的身上是黑暗。她的心裡是黑暗。我看到了這一點,這顯而易見。但或許這黑暗一直就在那兒存在著?她一直就在把黑暗填入?

她的兩隻手臂放在椅子的扶手上,雙手握住它的末端,彷彿她正在飛快的旅行途中。

「我下去清洗一下浴室。」我說。

她把頭扭向我。

「是你嗎?」她說。

「是我,」我說,「我下去清洗一下浴室。有什麼你需要的嗎?」

「不用,謝謝。」她說。

「好吧。」我轉身就要走。

「你們倆,通常在晚上的時候不喝兩口嗎?」她說。「你和英韋?」

她自己要喝酒也拽著我們倆一起喝?這不僅是毀掉了爸爸的生活,也要他的兒子們跟著一起毀掉?

「不喝,」我說,「絕對不喝。」

祖母看上去還想說更多,我走下樓梯去地窖了,雖然臭氣的來源清除掉了,那兒仍然有很燻人的惡臭味,把那隻紅桶洗了,又換上新的、滾燙的水,繼續擦洗浴室。先是擦鏡子,那上面有一層棕黃色的印痕,幾乎不可能把它去掉,我跑到樓上的廚房取來一把刀,我用刀子刮,用很粗糙的清潔泡沫在上面搓擦,算弄乾淨了,其次是水槽,然後是澡盆,澡盆上方的窗戶窗欞,坑坑窪窪的、又長又窄的玻璃窗,馬桶,門,浴室門檻和門框,最後我擦洗地板,把這汙黑的髒水倒進馬桶裡,拎著垃圾袋出浴室走上樓梯,我在那兒站立了幾分鐘,望著外面夏季朦朧的黑暗,那其實不算什麼黑暗,看上去更多的是缺乏光線。

在那邊主要街上高聲的喧鬧忽高忽低,大概是一群進城去的人,讓我想到這是一個星期六的晚上。

為什麼她要問我們喝酒的事?只是由於爸爸的命運導致這一切發生,還是她聯想到了其他?

我想到了十年前,在這城裡我曾經是茹斯的那會兒,在遊行隊伍裡我喝得酩酊大醉,祖母祖父站在沿街兩旁的人群當中招呼我到他們那兒去,當他們明白我處於什麼樣的狀況時,他們臉上的表情緊張得要命。在那一年復活節我開始猛喝酒,當時我正隨足球隊一起去瑞士訓練,那個春天一直這麼繼續喝下去,總是有一種機會,總是有一種聚會,總是有一些願意去參加的場合,穿著茹斯的服裝,為所欲為,一副天經地義的樣子。對我來說,這真是天堂裡的日子,但對於與我單獨住一起的媽媽來講,那就大不一樣了,最後她把我趕出了家門,在這世上我最不在乎的事,也是最簡單不過的事就是找個睡覺的地方,眼下就是或者在一個同伴家地下室的客廳裡的沙發上還是在茹斯的公交車裡還是在一個地方的公園裡的樹叢下。祖母和祖父也經歷過從茹斯時期過渡到大學校園的日子,祖父是這樣走過來的,他的兒子們也是這麼走過來的,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時期,我的毫無意義的酒醉如泥,毀壞了這一切。那時我是《茹斯報》的編輯,為一個主要的報道做插圖說明,那是有關從弗勒克島放逐猶太人的事件,有一張猶太人從貧民區被驅趕出來送進集中營的照片。這也是一種傳統;當我父親在學校最後一年時也是《茹斯報》的編輯。是我把這一切都拽進了大糞裡。

但當時的我壓根兒也沒想過這些,在那個時期我的一些日記裡有很清楚的描述,那時我唯一注重的是,情感上的快樂愉悅。

現在我把所有的日記本和那些記錄下的文字都燒掉了,到我滿二十五歲以前的那些日子幾乎沒有留下痕跡,這樣做一點沒錯;從那裡面全都是些混賬事兒。

空氣裡預示著一點涼意,在幹活以後我的皮膚熱乎乎的,我注意到了,空氣是怎樣包裹著我,觸及著我的肌膚,當我張開嘴時它如何湧進。包裹著我面前的樹木,房屋,車輛,山崖。當一個地方的氣溫降低時它如何流動著去填補,這些一直在天空中,而我們又看不見的氣流,它們怎樣像一種巨大的膨脹波動在我們的上方漂流,始終處於運動狀態,緩緩下降,疾速飛轉,在所有的這些肺葉裡進進出出,碰撞著所有的這些牆壁和邊緣,始終不為所見,卻又始終存在。

但爸爸不再呼吸了。在他身上發生的就是這件事,與空氣的聯絡被中斷了,現在它壓迫他如同壓迫任何一樣東西,一根木棍、一個汽油罐、一張沙發。他不再需要進入空氣裡,因為當人在呼吸時才需要空氣,需要接通,人需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與世界的外界接通。

現在他躺在這裡城裡的另一個地方。

我轉身走進屋去,這時候街道的對面有人開啟了窗戶,音樂聲和高聲的說話聲噴湧而出。

雖然另一間廁所小一些,也不是那麼破舊骯髒,但擦洗它還是用了一樣多的時間。做完以後,我拿上洗滌劑、抹布、手套和桶走上二樓。英韋和祖母坐在廚房的桌子旁邊。他們身後牆上的鐘正指著九點半。

「現在你應該擦洗完了吧!」祖母說。

「是,」我說,「今晚我的事幹完了。」

我看著英韋。

「你今天給媽媽打電話了嗎?」

他搖搖頭。

「昨天就講過了。」

「我答應她今天給她打電話。但我現在沒精力了。或許,也有點晚了。」

「明天打吧。」英韋說。

「但我現在得給託妮耶說會兒話。我現在就要和她說。」

我走進飯廳,把廚房門在我身後關上。在一把椅子上坐了一會兒貯備精力。然後我撥響了家裡的電話號碼。她立刻就接了,好像她就坐在電話跟前等著一樣。我熟悉她聲音裡所有細微的差別,現在我在意的是這些,而不是她講的內容。首先是一種溫暖,傳遞,思念,然後好像這一切卷裹在一起變得小了,好像它們想完全地貼近我。我自己的聲音裡含著一種距離。她想靠近我,我也需要她靠近我,但我沒有靠近她,我不能這樣。我簡短地告訴了她這裡發生的事情,沒有說到細節,只是說糟透了,我一直在哭著。然後說了一點她在幹什麼,雖然她先不太想說這個的,然後說了一點她什麼時候過來。當我放下電話後,走進廚房,那裡沒人了,我喝了一杯水。祖母又坐在那裡看電視了。我向她走過去。

「英韋在哪兒,你知道嗎?」

「不知道,」她說,「他不是在廚房裡嗎?」

「沒有。」我說。

一股騷臭味在鼻孔裡撕扯著。

我站在那裡不知道我應該幹什麼了。拉出的屎,這是最簡單的解釋。他一直醉得那麼厲害,失去了對自己身體功能的控制。

但那時候她在哪兒?她又做了些什麼?

我這時真想衝到電視那兒去一腳把那熒屏給踹了。

「你和英韋就不喝酒呀?」突然她說,眼睛並不看著我。

我搖搖頭。

「不喝。或者說,這種情況很少見。並且只喝一點點。絕不多喝。」

「那麼,今天晚上呢?」

「不喝。你真是瘋啦!」我說。「不,絕不要把我拉進去。英韋也絕不會被拉進去。」

「什麼絕不會把我拉進去?」英韋的聲音在背後響起。我轉過身。他從上面的那個客廳走下來,向前走上來兩步。

「祖母問我們是不是習慣於常喝酒。」

「偶爾有時候也喝一點吧,」英韋說,「但不能經常。現在我有兩個小孩,知道吧。」

「有兩個?」祖母說。

英韋笑了。我也笑了。

「是呀,」他說,「於爾娃和託耶。你見過於爾娃的喲。託耶你會在在葬禮上見到。」

在祖母臉上顯現出了的微小活力和生機消失了。我和英韋的眼神相遇。

「今天這一天夠長了,」我說,「或許是上床的時間了?」

「我先到陽臺上去一趟,」他說,「你也去嗎?」

我點點頭。她走進了廚房。

「你通常晚上要在這上面坐這麼久嗎?」我說。

「什麼?」祖母說。

「我想,我們現在很快就要上床睡覺了,」我說,「你坐在這上面嗎?」

「不。啊。不。我也要去睡了。」

她向上望著我。

「那,你們在下面睡,在我們的老房間裡?那兒沒人睡了喲。」

我搖著頭,抱歉地揚起眉毛。

「我們想是在上面睡,」我說,「在閣樓。我們已經把行李放在那兒了。」

「好,那也行的。」她說。

「你來嗎?」英韋說,他站在下面的客廳手裡有一杯啤酒。當我來到陽臺上,他坐在戶外的跟桌子相連的木椅上。

「你在哪兒找到這個的?」我說。

「它藏在這裡下面。我想我記得在這兒曾經看見過的。」

我把自己倚靠在陽臺欄杆上。在那邊很遠處丹麥渡輪的燈光在閃爍著。它正橫渡在海面上。我可以看到那些小船,所有的燈都亮了。

「我們得搞到一把那裡的電動大鐮刀,」我說,「或者現在叫它什麼來著。一般的那種割草機在這兒是不行的。」

「星期一我們在黃頁上找一家出租農具的公司。」他說。

看著我。

「和託妮耶談過了?」

我點點頭。

「對了,我們人不多,」英韋說,「我們倆、居納爾、埃爾林、奧福和祖母。十六個人,如果把孩子們也算上。」

「不,那種國葬他是沒份兒的。」

英韋放下杯子,身子往後朝椅背上一靠。樹木上方高處,朝向罩著一層灰色輕紗的天空,一隻蝙蝠撲閃著翅膀。

「我們得做些什麼,你有考慮過更多嗎?」他說。

「葬禮嗎?」

「是呀?」

「沒有,眼下沒有。但我至少不想有他媽什麼的人文主義協會的葬禮。這一點極為肯定。」

「同意。那就是,教堂式的了。」

「對,能有任何其他的選擇方式嗎?但他不再是挪威國家教會的人了喲。」

「他不是?」英韋說。「我知道他不是基督徒,但他沒有退出教會呀?」

「退出了。有一次他這說過的。滿十六歲那一天我退出了教會,在他住河街時的一次晚餐桌上我告訴了他。他很為光火。溫妮說他自己已經退出了,也就不能對我相同的決定生氣了。」

「他不會喜歡這樣的,」英韋說,「他不願意自己跟教會有任何關係。」

「可他死了,」我說,「至少,我是願意這樣。我不想以一種弄虛作假的儀式站在那兒,朗讀幾首他媽的詩。我要那種正正經經的儀式。很鄭重其事的。」

「我完全同意。」英韋說。

我又轉過身去,向前方的城市望去,一種均勻的喧囂聲從那兒升起,時而在這背景聲裡突然冒出一聲摩托車加速的聲響,通常是在從橋頭那裡,這會兒年輕人在以超速駕駛取樂,也來自那長長的筆直的女王街那裡。

「我去睡了。」英韋說。他走進客廳,沒有把身後的門關上。我把菸蒂在地板上撳滅,也跟著進去了。當祖母明白我們要去睡覺了時,她要站起來去給我們找床被單。

「我們會弄的,」英韋說,「沒問題。你去睡吧,你!」

「你肯定嗎?」她說,站立一會兒,在通向樓梯的門口那兒,身子彎著朝他看。

「肯定,」英韋說,「我們自己能行。」

「好,好,」她說,「那,你們倆晚安。」

然後她慢慢地走下樓梯,沒有再轉過身。

我不愉快地震顫了一下。

最上一層樓沒有水,所以我們上去取來牙刷,站在廚房的水槽前刷牙,在水龍頭那兒向前彎下腰用水漱口,就像我們又回到了小孩子的時候。在夏季的度假日里。

我用手抹去嘴唇上的牙膏泡沫,接著是在褲子上擦手。時間是十點四十分。好多年來我從沒有這麼早睡過。但這一天相當漫長。我疲勞得身體都麻木了,滿腦袋裡亂糟糟的就彷彿像是一鍋粥。然而現在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或許我打過預防針。我早就預料到了這一切。

我們上去以後,英韋把開啟窗戶,把窗掛鉤搭上,把床頭的燈開啟。我在床的另一邊也像他一樣開啟了床頭燈,把天花板上的燈關掉。聞到了一種封存已久的氣味,不是來自空氣裡,而是從放在這裡沒有動用過的傢俱,地毯和地板上那些幾年或是更長時間的塵埃裡滲透出來的。

英韋坐在雙人床的那一邊脫下了衣服。我在這邊也是跟他做的一樣,脫下了衣服。睡在同一張床上有點過分親密,在我們小時候都沒有這樣做過,我們完全是以另一種方式互相接近。但至少我們各有自己的被套。

「你有沒有想過爸爸絕不會讀你的小說?」英韋說,把頭轉向我。

「沒有,」我說,「我壓根兒就沒想過這件事。」

在小說寫完後,在六月初的時候,英韋得到了書稿。他讀過之後首先對我說的一句話就是,爸爸將會起訴我。他說的就是這句話,一字不差。那會兒我站在機場的電話亭旁,我和託妮耶正要一起去土耳其度假,我不知道他是要發怒還是支援,猜不到我寫下的這些東西對我身邊的人會是怎樣的反應。「我不知道這是好還是不好,」他說了,「但爸爸肯定要起訴你。這個我敢擔保。」

「這句子在那書裡,講了一次又一次,」現在我說,「‘我父親死了。’你記得這個嗎?」

英韋把被子掀到一邊,腿往床上一撩,背朝下躺在了床上。又探起半個身子,順了一下枕頭。

「大概記得。」他說。然後又躺下了。

「那時候正當亨裡克逃離鄉下。他需要一個託辭,這就是他唯一能想到的。‘我父親死了’。」

「是這樣。」英韋說。

我脫下了褲子和襪子,直接就上了床。先是平躺著,雙手疊合在肚腹上,直到心裡看到的是我像個死人那樣躺著,然後又扭動著側身躺著,於是我就直接看到了我的衣服,在地板上就像一個包袱。我他媽操,心想著,怎麼像這樣躺在那兒,又翻身起來腳踩地上,把褲子和t恤上疊放在一起,放在旁邊的椅子上,襪子放在衣物上面。

旁邊的英韋把燈開啟。

「你要讀書什麼的?」他說。

「不,至少不會幹這個。」我說。用手摸索著燈的拉線開關。沒有,我有點明白了。那麼,開關在電燈上吧?對,是在那裡。

我摁下開關,手很重,因為這老式的機械不靈活要用強力。電燈一定是50年代時期的產品了。從他們搬遷到這裡的時候。

「那,就晚安了.」英韋說。

「晚安。」我說。

啊,我真心高興他在這裡。要是我獨自一人,我的腦袋裡會全塞滿爸爸的形象,所有我想到的有關他的一切,都是具體的死亡的畫面,他的身體,手指和腿,瞎了的眼睛,頭髮和指甲在繼續生長。他躺在那裡的房間,或許像那種抽屜式的盒子,就跟美國電影裡面總是有的那種停屍房一樣。但現在英韋呼吸的聲音和他身體的那些微小動作給了我安寧。只需要閉上眼睛讓睡眠來臨。

幾小時後英韋起身站在地板上把我驚醒了過來。起初他有點遲疑地張望著四周,然後他抓住被子,把它卷在一起夾在腋下穿過房間走出門,轉身又走回來。當他開始要重新再做這麼一遍時,我說,

「你夢遊了,英韋。躺下來睡覺。」

他看著我。

「我沒有夢遊,」他說,「被子必須要經過門框三次。」

「ok,」我說,「好,就像你說的這樣吧。」

他又這樣在地板上一來一回地走了兩遍。然後他在床上躺下,展開被子把它蓋在身上。腦袋往左右兩邊甩了幾下,嘴裡咕噥著什麼。

他不是第一次夢遊了。在我們倆小的時候,英韋是一個出了名的夢遊者。一次媽媽在澡盆裡發現了他,他赤身坐在那裡腳踩踏著水,另一次他正要走出我家屋外的路上時媽媽及時攔住了他,當時他要到羅爾夫的那棟房子那兒去,為了問問他要不要一起去踢足球。他把被子竟然直接從窗戶那兒扔了出去,不可思議的,剩下的一晚上就凍縮著躺在那兒。爸爸也夢遊。發生時他半夜三更來到我房間裡,就穿著一條內褲站在那裡,或許開啟了一個櫃子往裡面瞅,或許朝著我這邊看,眼裡一片茫然。有時候我聽到他在客廳裡面翻箱倒櫃的,那是他在挪動傢俱。一次他睡在客廳的桌子下,當他起身時腦袋狠狠地磕在桌上,撞了個頭破血流。在他睡覺沒犯夢遊的時候,他就在夢裡說話或者喊叫,不說夢話不喊叫時,他就磨牙。媽媽常說她是跟一個打仗計程車兵結婚。我自己在夜裡朝櫃子裡撒尿,或者只在夢裡講話,說我正在乾的事兒,等我到了十來歲時,在有段時間裡這鬧出的動靜就大多了。那年夏天我在阿倫達爾街上賣磁帶,住在英韋的學生宿舍裡,我拿著他的文具盒,赤身露體地來到了外面的草坪上,站在每一個窗戶跟前朝裡面張望,直到英韋想辦法找到我。我是在夢遊,但我拒絕這一事實,證據就是這文具盒,看看這個,我說,這是我的錢包,我正要出去買東西。我有無數次站在窗戶跟前,看著地面陷落下消失或是膨脹而起,看著牆壁倒下或是水面的漫升。一次我站在那裡,雙手撐著屋子的牆壁同時高喊託妮耶,要她在房屋坍塌下之前趕快跑出來。又一次我就認定了她被鎖在了櫃子裡,為救她出來我把所有的衣物都扔了出去。當我不是與託妮耶而是要同另外的人過夜的時候,通常我會提前警告他們,有可能要發生的事,兩年以前,同我的夥伴託雷一起,為了寫一個電影劇本我們在緊挨著克里斯蒂安桑外的一個大農場裡租了一處地方稱之為作家寓所,我們倆根據安排同住一間房,午夜時分我從床上起來,向他走過去,掀開他的毯子,抓住他的胳膊肘對他說,你只是個木偶,當時的他驚駭萬狀地瞪著我。但最經常反覆重現的場景是一隻水獺或是一隻狐狸鑽進了我的被窩,於是我把它摜在地板上用腳去踩踏,直到我確信它是死了。可能有這麼一年夜裡什麼事也沒發生,但突然地又進入了另一個時期,那就是沒一個晚上我不出去上上下下地走動的。醒來的時候在閣樓上,在過道里,在草坪上,總是自然而然地完成某種似乎看上去極有意義的事情,但醒過來之後這一切總是無絲毫的意義。

英韋夜間生活裡最奇葩的一件事是,有時候他在夢裡會說南方口音。他四歲離開的奧斯陸,將近有三十年他沒有說那裡的地方話了。但當他入睡後這種口音仍然可以他的唇間冒出。這是有點讓人驚駭的地方。

我看著他。他平躺在那裡,一隻腳伸在被蓋外面。大家說我們倆很相像,但這應當是從總的印象上來看,我們都一副容光煥發的樣子,但若分別是從一個個的表情來看,我們並非很相像。形成這種錯覺的唯一可能性是在眼睛那部分,在這點上我們倆都隨我媽媽。當我搬到卑爾根以後,遇到英韋的不是很熟悉的那種外圍朋友時,比如他們可能會問「你是英韋嗎?」我不是英韋,那跟著就有了一個問題,因為要是他們認為我是的話,自然就不會這麼問了。他們問是因為他們看到了我們倆明顯的相似之處。

他把頭扭到了枕頭的另一邊,好像他預感到有人在注視著他,而他不喜歡這樣。我閉上了眼睛。他常說爸爸用某種機會徹底地摧毀了他的自尊,爸爸竭盡所能地讓他感到屈辱,在他一生當中的一段時期,他感到自己一無所能,毫無價值。而其他的時期裡,一切都那麼順利,輕鬆容易,沒有半點的質疑困惑。現在看到的就只是他最後的這種形象。

我的自信當然也受到爸爸的干擾,但或許是以另一種方式,至少我從來沒有過質疑接著之後是信仰的這種時期,與我來講是始終是二者相伴著一起來,這懷疑,很大一部分是受到我思想境界的影響,從不朝向那些宏遠的目標,總是對著那些微小的,完全與我正在乾的事很接近的那些環境,朋友,認識的人,女孩子,我總是確定把自己看得很低,估摸自己就像個傻子,內心裡懷有一些東西在燃燒,每一天都在燃燒,但一旦面對了這宏大,我絕不懷疑我可以抵達我所願意的最遠處,我知道我身上是具有這種能量的,因為我的渴求是巨大的,它絕不會有半刻的安寧。它怎麼樣才能安靜下來?我怎麼樣才能脫穎而出擊敗所有的人?

第二次我醒來的時候,英韋站在窗前繫上他襯衣的扣子。

「幾點了?」

他轉過身。

「六點半。對你早了點?」

「對,可以這麼說。」

他已經穿上了一條輕便的卡其色的五分褲,到膝蓋下一點,一件灰色條紋的襯衣,沒有系在褲腰裡,寬鬆地晃盪著。

「我下去了,」他說,「你跟著來,是吧?」

「是的。」我說。

「那,你別再睡過去了?」

「不會。」

聽到他的腳步在樓梯上消失,我腳一晃站在了地板上,一把抓起椅子上的衣服。不滿意地瞅了一眼肚子,肚腹的兩邊有兩道肉褶子就像掛著了兩個游泳圈。用手去感覺下背部,還好,沒捏住一手的肉。但不管怎樣一回到卑爾根我就要開始跑步,至少這一點相當肯定。每天早晨的仰臥起坐。

我把t恤衫朝頭上一套,衣服矇住臉我聞到了氣味。

不,這可不行。

我開啟行李箱找出一件白色的布拉德利(booradleys)t恤,那是幾年前他們在卑爾根演出時我買下的,剪下了褲腿的深藍色下裝。雖然外面沒有太陽,空氣還是很悶熱。

英韋在下面已經開始煮咖啡,從冰箱裡找出了麵包和要放在麵包片上的那些肉和乳酪。祖母坐在桌旁,抽著煙,她還是穿著昨天的那件衣裙。我不餓,猶豫著端了杯咖啡到陽臺上去抽一支菸,然後拎起桶,拿著抹布和清潔劑,到下面一樓去開始幹活。為了看看昨天的工作成效我先走進了浴室。除了一些斑點和昨天我也不知是怎麼的就讓它掛在那裡沒動的粘膩的淋浴窗簾外,看上去一切都還不錯。當然,陳舊與磨損,但是潔淨了。

我取下了橫掛在牆與牆之間浴盆上方的那根棍子,扯下浴簾把它扔到了垃圾袋裡,把浴簾杆和那兩個固定構件都洗擦乾淨,再把杆子又安放回原處。現在的問題是我下一步該幹什麼。洗衣房和兩個浴室都洗擦完畢。剩下的就是下面的祖母的房間、外走道、內走道、爸爸的房間和那個大房間了。祖母的房間我不想去碰,感覺會像是對她的一種攻擊,這裡有兩個原因,其一,那她會很清楚我們將知道她到底是怎樣生活的,洞悉了她所有的秘密;其二,這種情況有一些超過了應有的許可權,孫輩去清洗祖母的臥室。爸爸的房間我也受不了現在就開始清洗,也因為那裡還有我們必須要先整理分類的紙張和其他東西。牆到牆的地毯我們得等弄到了地毯清潔機再說。那剩下的就是樓梯了。

我給桶裡灌好水,拿上一瓶克洛林、一瓶綠肥皂水和一瓶日夫結合霜,開始工作,首先解決這個陽臺欄杆,它至少有五年沒擦洗過了。在欄杆的空隙之間堆積著各種各樣的汙垢垃圾,碎裂的葉子、小石子、乾枯了的昆蟲、陳舊的蜘蛛網。欄杆是汙黑的,有的地方几乎就完全是黑顏色了,到處都是粘膩膩的。我噴上了日夫霜,擰乾了抹布,完全徹底地蹭搓著每一寸的面積。當用這種方法弄乾淨一段後,又部分的接近了它原本有的棕黃顏色,我再把另一塊抹布浸入克洛林裡繼續用它擦洗。克洛林的氣味和那藍色的瓶子將我的思緒帶回了70年代,我好像看到了廚房裡的水槽下方那個放清潔劑的櫥櫃。那時還沒有日夫這牌子。但有阿雅克斯洗衣粉,紙盒包裝,有紅、白、藍三種。綠肥皂放在那裡。克洛林放在那裡;那藍色塑膠瓶上設計了兒童安全瓶蓋,從那時起就沒改變過。一種叫做奧妙的洗滌劑牌子。一個裝著洗衣粉的紙盒,盒上的圖畫裡有個孩子手裡拿著同樣的紙盒,這紙盒上自然是這同一個男孩手裡拿著同樣的紙盒,然後這麼繼續再繼續。可能這是布蘭達吧?不管怎樣我常常是在這追索上被打斷思緒,原則上來講這是漫無邊際的,就彷彿我們到了另一個地方,比如站在浴室的鏡子面前,在那裡你可以舉起一面鏡子放在腦袋後,這樣鏡子裡的影像前後變換著,同時畫面往裡再往裡,越來越小,遙遠到眼睛能所及之處。但眼睛可以看到的那背後又發生著什麼呢?那裡在繼續微縮?

整個世界處於那時和現在的產品名稱之間,當我想到它們的時候,世界帶著自身的聲音,味道和氣味登上了一個新的臺階,是完全的不可抗拒,正如人失去的一切,所消失的一切,實際上始終存在著一樣。當夏天的一個下午訓練之後,站在足球場上,聞著那剛剪了的草皮又重新澆上水後那草坪上的氣味,靜止的樹木拖曳下的長長的陰影,道路另一邊的池塘裡游泳戲水的孩子們的尖叫聲和歡笑聲,品著xl-i飲料那尖銳但仍然是甜的味道。或者會嚐到難以避免的滿嘴的鹽味,那就是當人跳水扎進海里時,雖然水面之下是緊閉嘴唇,水下是混亂的激流和泛著泡沫的水,也有發著光亮的海藻和海草和光禿的山崖,一簇簇的貽貝和一方方的藤壺,都微微發光,舉止安靜,因為這是萬里無雲的仲夏的一天,太陽在這藍色的高高的海洋上的天空裡燃燒。當攀住了山崖上的一個孔洞躍身而起時,水從身體上流下來,水珠在被熱氣把它們蒸發之前還會在肩胛骨間停留短短的幾秒鐘,然而游泳褲上的水還在繼續滴滴答答地往下流,直到人在大毛巾上躺了下來。快艇在波濤上滑行掠過,切碎浪花動盪起伏,船首的雙弓推進器拍擊在水面上,透過馬達的轟鳴聲發出短促的嗵嗵聲響,這小艇顯得像是一種虛幻,因為周邊的環境是如此浩瀚開闊,只因它的接近在腦子裡才能留下印象。

這一切還仍然繼續著。裸露著的岩石就跟這一樣,海水以同樣的方式,往裡拍擊著它們,水下的景物,那些小的低谷和洞穴,陡峭的石壁懸崖,星星點點散落著的海星和海膽,螃蟹和魚兒,它們全都一樣。人們可能繼續買史萊辛格網球拍、特萊頓網球和羅西尼奧爾滑雪板、特雷歐卡固定器和科弗萊雪靴。我們居住的房屋,還繼續矗立在那裡,全都在那裡。這唯一的不同是,孩子們和成人的現實世界的唯一區別是,二者不再充滿意義。一雙法國公雞(lecoq)足球鞋,就只是一雙足球鞋。當我現在握著這樣一雙球鞋在手裡,我只會感覺到一種來自童年時代的混響,除此之外再沒別的,它自身已不含有任何意義。對海洋來說也一樣,這同樣的岩石,夏天的半年裡天天都能嚐到那擺脫不了的鑽進嘴裡的同樣鹽味,現在嚐到的也就只是鹽味,完了,沒別的。世界還是同樣的世界,但它仍然不是同樣的世界,世界裡的意義發生了錯位,錯位繼續著,它將越來越接近失去意義。

我擰乾抹布,把它搭在桶的邊沿上,觀察著我勞動的成果。漆上的光澤顯出來了,雖然這裡或那裡有些黑的汙漬,像是蝕刻進了木料裡的髒汙。我洗擦完了一樓到二樓的樓梯扶手,大概完成了三分之一。然後就再是到三樓的扶手。

外面聽到了英韋的腳步聲。

他手裡拿著一隻桶出現了,腋下夾了一卷垃圾袋。

「你下面弄完了,是吧?」當他看見我時說。

「沒有,你昏頭了。我只清潔完了浴室和洗衣房。還想著等等看去幹哪裡。」

「我開始收拾爸爸房間了。」他說。看得出來,那兒呀,是最需要花時間乾的。

「廚房你打掃完了?」

「是。還差一點點。但櫥櫃裡還得收拾。但看上去不錯了。」

「好吧,」我說,「我現在休息一下。我想,吃點東西。祖母在廚房裡嗎?」

他點點頭,從我身邊走過去。我在靠著大腿的襯衣襟上擦了擦手,水的溼潤在上面留下了皺褶和柔軟,朝樓梯的扶手投去了最後的一瞥,然後上樓去廚房。

祖母靜默著坐在椅子上。當我進去時也沒抬頭望我一眼。我走到藥那兒去。她自己服藥了嗎?肯定沒有。

我開啟櫃子,拿出藥盒。

「你今天吃了這個嗎?」我把盒子舉起來問她。

「是什麼?」她說。「藥嗎?」

「對,昨天給你的。」

「沒有,我沒吃藥。」

我從碗櫃裡拿出一個玻璃杯,倒上水,把它和藥片一起遞給了她。她把藥片放在舌頭上用水衝了下去。她看上去不再想多說什麼,為了不再陷入不說話的沉默中,我把幾個蘋果拿出來,而不是最初想的幾個麵包片,又倒上一杯水和一杯咖啡。灰色的天,溫和的,跟昨天一樣。從海那邊吹來一陣輕風,有幾隻海鷗在海洋的上空中尖叫著,近處聽到金屬的錘擊聲。碼頭裡面街區的屋頂上方矗立著一個高高的建築起重機。最上面的部分,是黃顏色的、帶有操作員坐在裡面的白色操作室或者叫做機艙。奇怪的是我剛才怎麼沒有看見它。我很難找到有比塔式起重機更美麗的東西,它那像骨架般的構建結構,伸出的懸臂上下運動著的鋼纜繩,那碩大無比的吊鉤,那些重物被提升在空中緩緩地晃盪著的狀態,而人們看見臨時支架在那兒的這套機械裝置永遠都是背襯藍天。

我剛剛吃下了一個蘋果,連核帶莖一起全解決了,正要準備吃這第二個的時候,英韋穿過花園走了過來。他手裡握著一個厚厚的信封。

「看我找到的什麼。」他說把信封遞給了我。

我開啟了封口,往裡瞧。信封裡裝滿了一千克朗面值的鈔票。

「那兒差不多有二十萬。」他說。

「我的天,」我說,「它們放在哪裡的?」

「床底下。這一定是他從埃爾韋街的房子那兒得到的錢。」

「媽的,」我說,「這麼說剩下的就這些啦?」

「大概是這樣。他從不把錢放銀行裡,就把它們塞在床底下。然後他就把它們都喝了個光,乾乾脆脆的。一千克朗一千克朗的。」

「我操,這些錢,」我說,「只是他在這裡的生活真他媽的太慘了。」

「可以這麼說。」英韋說。

他坐下來。我把信封放在桌上。

「我們拿它怎麼辦?」他說。

「不知道,」我說,「我想,把它們分了?」

「我想得更多的是遺產稅和諸如此類的事。」

我聳聳肩頭。

「問問別人,」我說,「比如,約恩·奧拉夫。他是個律師。」

在房子下面的小街上響起了發動機的轟鳴聲,從它停下、倒車和再往上開的這種方式,我明白它這是要往這裡來。

「這可能是誰?」我說。

英韋站起身來,抓住信封。

「誰保管這個?」他說,

「就你吧。」我說。

「現在至少葬禮的費用問題算解決了。」他說,從我身邊走過去了。我跟在他的後面進去了。下面的過道里聽到了聲音。是居納爾和託薇。他們上樓來時我們站在過道門和廚房門之間,身上感到了有點不自在,彷彿我們仍然是孩子時那樣。英韋的一隻手攥著信封。

「嗨,你們倆!」她說,笑了。

「嗨,」我說,「我們很久沒見面了。」

「是,」她說,「很遺憾我們是在現在這種情況下見面。」

「是。」我說。

他們到底有多大年紀了?快五十了吧?

在廚房裡的祖母站起來了。

「是你們來了?」她說。

「坐下,母親,」居納爾說,「我們只是想著我們可以幫英韋和卡爾·奧韋收拾一下這裡。」

他向我們擠了擠眼。

「那你們可以喝點咖啡吧?」祖母說。

「我們不要咖啡,」居納爾說,「我們要繼續趕路。男孩們還在度假屋裡等著哪。」

「好,好。」祖母說。

居納爾幾步走進廚房。

「你們已經幹得可真不少了,」他說,「佩服。」

「我們想在葬禮後在這裡搞一個聚會。」我說。

他看著我。

「但這恐怕不行喲。」他說。

「行的,」我說,「我們有五天的時間。這行的。」

他把眼睛看到別處。或許是因為我眼裡的淚花。

「這個是由你們決定的,」他說,「要是你們認為行,那就只管去幹。但眼下至少我們得馬上動手幹!」

他轉身走進了客廳。我跟在他後面。

「我們把毀壞了的一切都扔了。在這裡要省下點什麼沒有任何意義。這些沙發,看看怎麼樣?」

「一張還行,」我說,「我們可以清洗它。但那另一張,我想……」

「那我們把它解決了。」他說。

他站在那張寬大的、木頭座底的皮沙發跟前。我走到沙發的另一端,彎下腰去摟住了底部。

「我們從陽臺的那道門把它抬出去。」居納爾說。

「你可以幫我們把門開啟嗎,託薇?」

當我們搬著沙發經過客廳時,祖母站在廚房門那裡。

「你們要把沙發怎麼啦?」她說。

「我們要把它扔了。」居納爾說。

「你們是完全瘋了吧!」她說。「為什麼你們要扔它?你們不能把我的沙發就這麼扔了!」

「它已經壞了。」居納爾說。

「這跟你們沒關係!」她說。「這是我的沙發!」

我停住了。居納爾看著我。

「我們必須把它扔了,你明白嗎,」他對她說,「動手,卡爾·奧韋,我們把它弄出去。」

祖母朝我們走出幾步。

「你們不能這樣做!」她說。「這是我的房子!」

「不,我們得這麼做。」居納爾說。

我們來到通往下面客廳的那道小樓梯。我往旁邊走了幾步,沒有看祖母,她正佇立在鋼琴旁邊。她的心願灼燒著我的心。居納爾看來沒留意到。或許他也一樣的心情?他也在努力剋制嗎?她是他的母親。

他倒退著兩步走下樓梯,慢慢地在地板上移動。

「不能這樣!」祖母說。在最後的幾分鐘裡她完全變了。她的眼睛閃閃發光。剛才她那被動的、把自己封閉在內的身體,現在向外擺出了姿勢。站在那裡的她手臂夾緊身體手放在臀部,口裡發出恨聲。

「哦……哼哼!」

然後轉過身去。

「不,這個我可不願意看見。」她說,又走進了廚房。

居納爾對著我笑了。我走下了這兩步樓梯,腳落到地板上,往旁邊走了幾步這樣才可以正對著門。沙發通過了門,我感到風吹在了我裸露著的腿、手臂和臉的肌膚上。窗簾飄拂飛揚。

「怎麼樣,行吧?」居納爾說。

「還行。」我說。

我們把沙發放在了陽臺上,休息了幾秒鐘然後我們抬著它走完最後一段,下了階梯,走過花園,來到了停在車庫門外的拖車那裡。當我們把沙發放到了拖車上一切就位後,沙發的一端或許有一米左右伸在了車外,居納爾從車後備箱裡拿出一根藍色的繩子,把它捆綁固定好。我完全不知道我該幹些什麼,就站在那裡看著他,看是否有需要幫助的時候。

「你別再去想她的事了,」他一邊捆紮一邊說,「她現在不知道什麼是對她最好。」

「對,不想。」我說。

「你一定比我有更好的通盤考慮。還有什麼東西必須得扔掉?」

「他房間裡有一部分。她房間裡的。還有客廳裡的。但不是大件。不像沙發那樣。」

「或許,她的床墊?」他說。

「對,」我說,「還有他的。但要是我們要把她的扔了,我們得弄一個新床墊。」

「從你們那間老臥室裡拿一個就行了。」他說。

「這件事我們可以做。」我說。

「你們單獨在這裡的時候,要是她有什麼抗議之類的事,不用管她好了。只管做你們該做的事。這是為她好。」

「好的。」我說。

他把剩餘的繩子集中在一處,打了一個結,又把它在拖車上固定好。

「這樣行了。」他說,直起身子。看著我。

「對了,你們看過車庫裡沒有?」

「沒有啊?」我說。

「他所有的東西都在那兒。滿滿的一個移動箱。這個你們得解決。但現在先把它檢視一遍。這裡很多的東西肯定已經扔掉了。」

「我們會幹的。」我說。

「拖車上我們不能裝更多的東西了。但我們能裝多少裝多少,把它們都拖到垃圾場去倒掉。拖車開走的時間裡你們把東西都搬出來,然後我們可再拉一趟。我想這就可以了。要是東西還多,可能,在下週我會再到這裡來一趟。」

「謝謝你。」我說。

「在這裡,你們也不容易,」他說,「這我理解。」

當我和他的目光相遇時,他注視著我有幾秒鐘的時間,然後把目光轉到別處。在那太陽曬得黝黑的臉上他的眼睛看上去幾乎和爸爸的眼睛一樣清澈、碧藍。

他拒絕接納的東西實在太多了。比如,從我這裡奔湧出的一切情感。

他把手放在我的肩頭上。

有什麼東西在我心裡爆裂開來。我一陣抽泣。

「你們倆都是好孩子。」他說。

我得把身體從他身邊扭轉過去。往前傾斜,把臉放在了手裡。身體顫動著。等這一陣過去後,然後我又直起身體,深深地吸進一口氣。

「你知道有什麼地方可以租用機器嗎?知道吧,就是地板砂光機和更大的鋤草機這一類的機器?」

「你們要打磨地板?」

「不,不,只是舉個例子。但我想過了,比如要把這裡的草剪了。用一般的鋤草機可不行喲。」

「雄心不小呀?不覺得最好還是集中精力解決那裡面的東西嗎?」

「是的,或許。但假如有額外時間的話。」

他的頭微微前傾,一根手指頭在頭髮上撓了撓。

「在格里姆有個出租機器的公司。他們應當有類似的東西。但還是看看電話黃頁。」

我們旁邊房屋的那白色的基牆開始微微發出光亮。我抬起頭來。雲層裡出現了一道裂縫,太陽的光芒從這道縫中傾瀉而下。居納爾走上臺階進到了屋子裡。我跟隨其後。爸爸房間外走道的地板上有兩個垃圾袋,裡面裝滿了衣服和垃圾。它們的旁邊還放著那把汙穢不堪的椅子。英韋站在房間裡,朝外望著我們。他手上戴著黃色的做清潔的橡皮手套。

「我們或許得把床墊扔了,」他說,「有地方嗎?」

「現在滿了,」居納爾說,「我們下一趟拉吧。」

「另外我們在床底下發現了這個。」英韋說,他抓起放在貼牆的那個玄關桌托架上的信封,把它遞給了居納爾。

居納爾啟開了封口,往裡瞅。

「那,這裡是多少?」他說。

「大約二十萬。」英韋說。

「好,它們現在就是你們的了,」他說,「但分錢的時候現在得記住你們的妹妹。」

「當然。」英韋說。

他想過這事了嗎?

我沒想過。

「要不要通知稅收部門是你們自己的選擇。」居納爾說。

一刻鐘以後居納爾把裝得滿滿的拖車開走了,留下託薇做清潔。房子所有的門窗全都開啟了,空氣在屋內流通,和投射在地板上的陽光以及清潔劑的氣味混合,至少在二樓有著極明顯的變化,這就使得整棟的房子好像完全把自己敞開,成為了一個像世界那樣暢通無阻的地方,這些都深深觸及了我的情感世界,我留意到了並且非常地喜歡。我繼續清潔樓梯,英韋在爸爸的房間裡幹,同時託薇做上面二樓的客廳,那間當時發現了他的客廳。窗框、牆壁條、門、擱架。過了一會兒我到樓上的廚房去換水。當我在倒髒水時,祖母抬起了頭,但眼神空洞毫無興趣,很快的眼光又轉向了桌上的那盆植物。水在水槽裡慢慢地兜著圈兒旋轉而下同時越來越少,灰褐色的、渾濁的,到最後,白色的泡沫沉下消失,只留下了一層晦澀的沙粒、頭髮和各種各樣的雜物碎片映襯著水槽底發光的金屬板。我開啟水龍頭,讓水流衝射了一會兒桶壁,讓所有的髒物洗滌而盡,我可以再用新的、冒著熱氣的水裝滿它。當我緊跟著走出客廳時,託薇向我轉過身來,笑了。

「是啊,這裡樣子全變了。」

我停住了。

「至少,開始有改觀。」我說。

她把抹布放在擱架上,用手迅速地插進頭髮裡梳理了一把。

「她從來沒有擦洗過。」她說。

「這裡平時看上去相當乾淨,不是嗎?」我說。

她輕輕一笑,搖了搖頭。

「哦,不。或許看上去是這樣,但不是……只要我來到這棟房子裡,這裡總是髒兮兮的。是的,不是到處都這樣,是在那些牆的角落。在傢俱下面。在地毯下面。你知道,那些地方是不被看見的。」

「是嗎?」我說。

「就這點來講她絕不是什麼家庭主婦。」

「或許不是。」我說。

「但她應當享受比這更好的生活。我們本想在祖父去世後她應當過上幾年的好日子。我們給她找了家庭護理到這裡來,你知道,他們替她把屋裡所有的事兒全都包下了。」

我點點頭。

「我聽說過了。」我說。

「我們也做了些事。以前總是我們去照顧他們的。無論是什麼事情。他們早就上年紀了。你父親他是那樣的狀況,埃爾林又在特隆赫姆,所有的事就落到了我們身上。」

「我知道。」我說,攤開兩隻手臂同時揚起眉毛做了個對她表示同情,但自己又無能為力的手勢。

「但現在她得進老人院,那兒有人照顧她。看到她現在的模樣真是太不忍心了。」

「是的。」我說。

她又展開笑容。

「西塞爾怎麼樣了?」

「很好,」我說,「她住在約爾斯特,我想她很喜歡那兒。在弗勒的護士學校工作。」

「你跟她通電話時一定替我問候一聲。」託薇說。

「我一定替你問候。」我說,也對她報之一笑。託薇又拿起抹布,我走下了樓梯,當我走到大約一半時,把桶放下,一把擰乾抹布,在樓梯扶手上面噴一些日夫。

「卡爾·奧韋?」英韋說。

「哎?」我說。

「下來一趟。」

他站在過道的鏡子面前。一大疊紙片放在他身旁的燃油型壁爐上。他兩眼炯炯發光。

「瞧這裡。」他說,把一個信封遞給我。上面的地址是寄往斯塔萬格,給於爾娃·克瑙斯高的信。裡面有一張紙上面的抬頭寫著「親愛的於爾娃」,除此之外是一張白信籤。

「他給她寫信了?從這裡?」我說。

「顯然是的,」英韋說,「這一定是給她生日祝福什麼的。然後他半道又停下了。你知道吧,他沒有我們的地址。」

「我幾乎很難相信他知道有她的存在。」我說。

「但他也是一樣的難以置信,」英韋說,「他一定甚至還想到過她。」

「她是他的長孫女。」我說。

「是,」英韋說,「但我們這裡說的是爸爸不是別人。不必要包含著什麼意義。」

「他媽的,」我說,「這真太可悲了。」

「我還找到了另一樣東西,」英韋說,「看這個。」

這一次不是機器印刷的字型,他遞給我的信外觀上看去是一封公函。這是來自國家教育貸款基金的一封信。知會他已還清了他的教育貸款。

「看這日期。」英韋說。

我讀著。6月29日。

「他臨死前兩週。」我說,與英韋的目光相遇。我們開始放聲大笑了。

「嘿嘿嘿。」他笑起來。

「嘿嘿嘿,」我笑起來,「無債一身輕,真的是了無牽掛了。嘿嘿嘿!」

「嘿嘿嘿嘿!」

當居納爾和託薇離開一小時後,房子裡的氛圍又改變了。只有我們和祖母在一起的那個地方,彷彿將發生過了的這一切又關閉上了,彷彿我們太柔弱不能讓它們敞開自己。或許也就是這樣,我們發現這發生了的一切與我們聯絡緊密,在很大程度上其中的一部分比居納爾和託薇要貼近得多。不管是如何,噴湧而來的生命和運動在沉寂消退,那裡面的每一樣物件,那裡的電視、椅子、沙發、客廳間的滑動門、黑色的鋼琴、掛在牆上的兩張巴洛克油畫,都以其自身合理合法的、沉重而堅定不移的,飽含著昔日的風姿而展現了出來。外面的天空又是雲層疊起。天穹下那灰白色的雲層將大地上所有景物的色彩褪減。英韋在把紙張清理分類,我擦洗著樓梯,祖母坐在廚房裡沉陷在她自身的黑暗中。四點鐘的時候英韋要開車出去買晚餐的食品,環繞著我的是整個房子,內心裡希望祖母不要在這房子裡四處走動,走到我這裡來,因為我感到我的心是那麼的脆弱敏感,現在其他人很容易給我施加影響,我會無法承受她靠近的這種壓力,而將隨之相伴,那幾乎就會像她一樣的被憂傷和陰鬱撕成碎片。但希望也是徒然,因為只過了一會兒我聽見了樓上的桌子腿在地板上的摩擦聲,緊接著是她的腳步聲,先是走進客廳裡,然後出來到了樓梯口那兒。

她牢牢地抓住樓梯的扶手,彷彿是站在懸崖邊上。

「你在這裡呀。」她說。

「是,」我說,「但我這裡很快就完事了。」

「那,英韋在哪裡?」

「他去買東西了。」我說。

「是,這是真的,是真的。」她說。久久地站在那裡看著我的手,攥著抹布的手指沿著樓梯扶手一上一下地滑動揉搓。然後她又瞅著我的臉。我與她的目光相遇,一陣寒噤沿脊樑而下。看上去她對我很仇恨。

她嘆了口氣。把始終掉下來蓋住了一隻眼睛的一縷頭髮撥到了一邊。

「你很勤快,」她說,「你確實很勤快。」

「唔,」我說,「我們已經開始了打掃工作,能幹一點是好事,不是嗎?」

外面響起了汽車馬達的轟鳴聲。

「他回來了。」我說。

「誰?」她說。「居納爾?」

「英韋。」我說。

「他,不是在這裡的嗎?」

我沒有回答。

「啊,對的,」她說,「我已經開始糊塗了。」

我笑了,把抹布扔進了幾乎完全變得渾濁不清的水裡,抓住桶的提手。

「我們來做點吃的。」我說。

我在廚房裡把桶裡的水倒掉,擰乾抹布把它搭在桶的邊沿上,祖母這會兒又坐到了自己的座位上。我拿起放在桌上的菸灰缸時,她撩開窗簾最下面一截兒往外張望。我沖洗菸灰缸,又走回去取杯子,把它們放在水槽裡,再把廚房用的抹布浸泡在水裡弄溼,在餐桌上噴了一點清潔劑,然後開始擦洗桌面,這時候英韋一手提著一個購物袋走了進來。他放下袋子開始把買的東西一一取出來。首先是我們晚餐的食物,他把它們放到了案桌上,四塊真空包裝的三文魚肉、一袋帶著泥的土豆、一個花菜和一袋冷凍的豆子,然後就是剩下的其他東西,1.5公升的雪碧、1.5公升的cb啤酒、一袋橙子、一盒牛奶、一盒橙汁、一個麵包。他把它們分類,一些放在冰箱裡,一些放在旁邊的一個櫥櫃裡。我扭開電爐的開關,在案桌下的櫃子裡找出一隻煎鍋,在冰箱裡拿出一點黃油,切下一小塊放在鍋裡,給一隻煮水鍋裡放滿水,把它放在後面那個電熱板上,剪掉塑膠袋開口,把那些土豆倒進水槽裡,扭開水龍頭開始搓洗它們,同時黃油塊在煎鍋黑色的鍋底裡慢慢地流動。讓我又想到了這些包裝有多麼的潔淨,讓眼前的這些東西都有理由顯得一副歡歡喜喜的樣子,如裝著豆子的綠白色塑膠袋,還有上面的紅色字樣和紅色標誌,色彩那麼清晰,或是那個包裹著麵包的紙袋,開口那端有個圓乎乎的暗色的麵包硬殼像是向外探出的腦袋,就跟住在自己房裡的一隻蝸牛一樣,或者在我看來,它倒有點像套著一件斗篷的僧侶。裝在袋子裡的橙子都往外凸顯。怎麼能知道它們的數量,又怎麼能將每一個單獨的橙子與其他那些區別開來,它們看上去就像教科書上的一個分子模型。它們在被削皮或是被切開時立刻在房間裡散發出的那種氣味,總是讓我回想到爸爸。在他居住過的這些房間裡,氣味是香菸的煙霧和橙子。當我一走進我自己的辦公室,嗅到了這氣味,心裡總是充滿了愉悅之情。

但為什麼是這樣?這種「歡愉」是什麼造成的?

英韋把兩個空購物袋團在一起,把它們放進最下面的抽屜裡。黃油在鍋底吱吱作響。從水龍頭衝下來的水柱在我手裡握著的土豆上飛濺開去,沿著水槽邊沿流下的水,沒有足夠的力量把土豆上所有的泥都沖洗掉,所以在底部繞著那些圓孔的周圍留下了一層薄薄的泥沙,直到土豆洗乾淨我把它從水流下拿開,在極短的一瞬間裡,水流帶走了一切,於是水槽底部的金屬板又變得乾淨明亮光潔了。

「是啊,是啊。」祖母在那邊的桌旁說。

她那深陷下去的眼眶,生輝的眼睛裡是一團黑暗,整個身軀到處看到的都只是骨頭架子。

英韋站在地板中央喝著一杯可樂。

「有什麼要我幫忙的嗎?」他說。

他把空杯子放在案桌上,打了幾個嗝。

「沒有,一切都好。」我說。

「那我出去走一圈。」他說。

「去吧。」我說。

我把土豆放在水裡,變熱了的水裡已經開始有了動靜,小水圈直往上冒。我在油煙機上找到了鹽,裝在一個小小的銀質維京船裡,船槳就是把小勺子。我撒了一點鹽在水裡,把花菜切好,又重新拿來一隻鍋在裡面裝好水,把花菜倒進去,然後用一把刀子開啟三文魚的包裝,取出四塊魚塊,撒好鹽,把它放進一個盤子裡。

「晚餐吃魚,」我說,「三文魚。」

「啊,是啊,」祖母說,「那一定很不錯。」

她應當衝個澡,洗洗頭髮。換上新的、乾淨的衣服。這幾乎是我渴望的事。但誰來照料這一切呢?她看上去是不會自己主動去做的。我們又不能請求她這麼去做,這不行。要是她不樂意呢?我們也不能強迫她。

得問問託薇。讓一個同性別的人來為她做這事至少不會讓她感到輕侮與貶低。同時她們之間也只有一代之隔。

我把魚片放在煎鍋裡,開啟了油煙機。幾秒鐘的時間內在魚肉下面,幾乎從深粉紅的肉色變為了極淡的粉色,我看著這新的顏色是如何在這肉裡浸潤滲透的。關小了煮著土豆的電爐盤的開關,那鍋裡的水已經煮沸了。

「哦……唔唔。」在那邊的祖母說。

我看著她。她坐在那裡跟她以前一樣沒有一點變動,我沒法明白剛剛那個呻吟是從怎麼從她嘴唇裡掙脫出來的。

他是她的第一個孩子。

不可理解孩子將會死於她的父母之前,這是不可理喻的。不可理喻。

對我來說,爸爸又是誰呢?

一個我巴望他死的人。

那所有的這些眼淚又是為什麼?

我剪開了豆子的包裝袋。豆粒上罩著一層很薄的毛茸茸的霧狀物,看上去幾乎是灰色的。現在也要煮一煮花菜。我關了電爐盤上的開關,望了望牆上的掛鐘。四點四十二分。花菜再煮四分鐘,就一切都完畢。或者是六分鐘。土豆或許十五分後就好了。我要給各個餐盤分配好。無論如何我們要的又不是什麼盛宴。

祖母望著我。

「你們吃飯的時候喝啤酒嗎?」她說。「我看見英韋買了一瓶。」

她看見了嗎?

我搖搖頭。

「有這種情況,」我說,「但難得一次。事實上很少。」

我把魚肉翻了個個兒。一些棕黑色的油滲出來在泛白的肉上流得到處都是。但魚肉沒有烤焦。

我把豆子倒在鍋裡,在水裡加了鹽,把多餘的水倒掉。祖母在朝前躬著腰朝窗戶外張望。我把煎鍋端到一旁,關掉了電爐開關,走到陽臺上英韋那兒去。他坐在椅子上看著前方。

「飯很快就好,」我說,「五分鐘。」

「好。」他說。

「你買的啤酒,」我說,「是想吃飯時喝吧?」

他點點頭,有一會兒眼睛沒看著我。

「那又怎樣?」

「是祖母,」我說,「她問我們是不是吃飯的時候經常喝啤酒。我只是想當她在那兒的時候,或許沒必要這麼做。這裡已經有過太多的酒了。她沒必要多瞧見酒這類東西。雖然吃飯時就只是一杯酒。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嗎?」

「當然。但你有點多慮了。」

「是,有可能。但恰恰這裡說到的,又不是要做出什麼大的犧牲。」

「沒事的。」英韋說。

「那,我們一致同意?」

「是!」他說。

他聲音裡的惱怒我不會聽不出來。我不願意讓這事這麼懸掛在空中就從那裡走開。同時我又沒有任何可以讓這事化解的能力。於是幾秒鐘的猶豫不定後,我的雙手無力地垂下,眼淚哽在喉嚨,走回了廚房,開始鋪桌子,倒掉煮土豆的水,讓溼漉漉的土豆在那兒往上冒著熱氣,用鍋鏟把煎好了的三文魚塊剷起放在一個大餐盤裡,找出一個裝土豆的缽,把這一樣樣一起擺放到餐桌上。淺紅色,淺綠色,白色,深綠色,棕褐色。我把水罐倒滿水,把它和三隻杯子一起擺上桌時,英韋從陽臺上進來了。

「這看上去不錯喲,」說著他坐了下來,「但或許刀叉還沒就位?」

我從抽屜裡找出它們,給了他們一人一副,然後自己坐下來開始削一個土豆的皮。滾熱的土豆皮燙痛了我的手指尖。

「你削土豆皮?」英韋說。「這是剛出土的土豆呢。」

「你是對的。」我說。把叉子扎進一個新的土豆,把它放進餐盤裡。當我用刀壓在土豆上一劃,土豆皮就鬆鬆地脫離。英韋向嘴邊舉起一塊三文魚。祖母坐在那裡把盤裡的食物再切得更小塊。我又站起來到冰箱裡去拿來黃油,切下一塊放到土豆裡。當我咀嚼著這第一塊三文魚時,那個嘴裡往外哈氣的老習慣又回來了。英韋看上去正常多了,他是與魚類相伴一起長大的。現在他甚至吃起了魯特魚,這曾經一度是噁心當中的最噁心的東西了。事實上它和培根以及其他配料一起吃還是很美味喲,我聽到他在我心裡說,同時他坐在我的旁邊在沉默中用餐。和朋友們一起在午飯吃魯特魚,這可完全是個在我之外的世界。不是因為我沒法做到去吃這種鹼漬魚,是因為我並沒有被邀請去參加那樣的社交聚會。為什麼會這樣,我猜不出來。我也不再去在乎這種事了。但曾經有在乎的時期,那段時期我站在外面受著煎熬。現在我就只是站在外面。

「居納爾說在格里姆有個出租機械的公司,」我說,「明天在殯儀館之後,我們去那裡吧?能在你走之前把這事辦了最好。我的意思是說,這會兒我們有車。」

「可以的,就這麼辦。」英韋說。

祖母現在也在吃東西了。她吃東西的樣子有點像齧齒動物,是門牙在使著勁。每一次她挪動,我都聞到一股尿騷味。唉,我們得把她放進澡盆裡去。讓她穿上乾淨的衣服。讓她有食物可吃。很多的食物,稀粥、牛奶、黃油。

我把杯子舉到唇邊喝水。嘴裡涼絲絲的,水裡有一股淡淡的金屬味道。英韋的刀叉在餐盤裡一陣叮噹作響。一隻黃蜂還是蜜蜂在飯廳裡那半開著的門後的一個地方兜圈子。祖母嘆息著。同時她把身子扭到椅子的一邊,彷彿她腦子裡的念頭,不是在她的意識裡經過,而是順著她的身體跑了下去。

在這房子裡他們甚至在聖誕夜也吃魚。在我小的時候,這事看上去顯得就太不合常理了。聖誕夜吃魚!但克里斯蒂安桑是座沿海城市,有著古老的傳統,聖誕前幾天在魚館裡供應的鱈魚都是精心挑選的。一次我和祖母去到那裡,我記得我們走進魚館裡感受到的那種氣氛,在外面照射在雪上的強烈陽光後的那種黯淡,那些肥大的鱈魚在它們的魚缸裡安靜地遊動,它們那褐色的魚皮上,有的地方是黃色,有的地方是綠色,魚嘴緩慢地張開又閉上,白嫩的下顎下方是一片陰影,那金色的、僵死的眼睛。在那裡幹活的人,套著白色的圍裙戴著橡皮手套。其中一個人用一把巨大的幾乎是方形的刀砍下了一條鱈魚的頭。緊接著,把這沉重的魚頭扔到了一旁,劃開魚的肚腹。內臟在他的手指間滑出來。一團白花花水汪汪的內臟被扔進了他身旁的一個大垃圾桶裡。為什麼它們是這樣的白呀?另一個人剛剛把一條魚包在紙裡,現在站在那裡用一根手指頭在收銀機上敲著。他敲打收銀機鍵盤的方式與其他商店裡的收銀員完全不一樣,我留意到了這一點,就像是兩個不同的世界,一個優雅,一個粗鄙;一個室內,一個室外。這裡,賣魚者迅速和確定的敲擊,用的是這種不慣常的手指動作,但這兩個世界依舊並存。裡面聞到的是鹽的氣味。在櫃檯裡魚和蝦都放在冰塊當中。戴著皮帽、穿著黑色長大衣的祖母排在一個櫃檯前的佇列裡,這時候我就走到了一個裝滿了活螃蟹的木箱那裡。蟹上面的部分是深棕色的像是一片腐爛的樹葉,下面是黃中帶白的蟹腳。黑色的、活像圖釘般的眼睛,它的觸角,當它們互相爬伏在對方身上時螃蟹爪子發出格格的聲音。我覺得,螃蟹就像是某種容器,一個裝著肉的容器。它們來自海的深處,也像所有那些活著的魚類一樣,被打撈上來躺到了這裡,這是個神奇的歷險記。一個男人在給水泥地噴水,水漫延開來,帶著泡沫流向排水孔。祖母向前彎下腰身,指著一條完全扁平的魚,綠色的魚皮上帶著鐵鏽紅的斑點,售貨員把它從包裹著的冰塊裡舉起來再把它放在磅秤上。然後是紙,他把魚包在了紙裡。把這紙包放進一個袋裡,把袋子遞給了祖母,祖母把錢從她的小錢包裡掏出來又遞給了他。但所有這一切圍繞著魚的離奇感覺,一旦它們躺在了我的餐盤裡時,在這白色的、顫巍巍的、加了鹽和滿身是刺的魚肉面前,全都消失殆盡,正像當爸爸和我在圖魯姆島外的海上捕魚那會兒,或是我們一起在靠近大陸的海峽,用夾具、曳繩或者是魚竿釣魚,然後把捉到的魚又放掉,感到的同樣驚險刺激一樣,但當一切就緒最後要吃魚的時候,看見它們躺在一個1970年代我們在蒂巴肯的房子裡吃晚餐用的一個棕色餐盤裡時,激情也全然消失。

我是什麼時候和祖母一塊兒去魚館的呢?

在我長大成人的過程裡這樣的日子是不多的。大概是在我和英韋一起回到這裡的那一個寒假。當時我們獨自坐長途公共汽車到克里斯蒂安桑來。這就是說,英韋也應當在這一天到達。但在我的記憶裡他沒有來。螃蟹,它們也沒有在那裡出現;寒假通常是在二月裡,那時是沒有活的螃蟹可買。要是仍然有的話,那一定不會是在一個木箱裡找到它們的。那這樣的畫面到底是來自哪裡,那麼多的細節,如此的清晰逼真?

恐怕它們是無所不在的。要說我的童年裡充斥著什麼,那就是魚和螃蟹,蝦和龍蝦。我多次看見爸爸從冰箱裡取出吃剩的魚,他站在廚房裡吃,在夜晚或者在週末的清晨。他最喜愛的仍舊是螃蟹;到盛夏的季節來臨,到處都開始看見螃蟹,通常他在放學後的時間到阿倫達爾的漁碼頭去買幾隻,他也經常自己去捉螃蟹,在傍晚和夜裡,在群島的一個小島外,或是沿著島嶼外側的岩石。也有帶著我們一起去的時候,有那麼一次讓我記憶非常深刻,在深藍色的八月的天空下託龍根燈塔外的一個夜晚,當我們從船上下來在一個小島上走過時,海鷗向我們發動攻擊,之後我們帶著兩隻裝滿螃蟹的桶,在一個低窪處點燃了篝火。噗噗上竄的火苗直指天空。環繞我們四周的是凝重的大海。爸爸的臉閃著光輝。

我放下杯子,切下一塊魚肉,把叉子戳了進去。圍繞著三個叉齒下的肉鬆散裂開,這深灰色的、肥滑的肉是那麼的柔軟,舌頭往上顎一頂它就被全部揉碎了。

下午我們繼續清洗屋子。樓梯部分完了,我開始接著幹託薇剩下的活兒,英韋開始做飯廳的清潔。外面下雨了。玻璃窗上鋪上了一層排列整潔的細水珠,陽臺上牆的顏色變深了些,外面的峽灣口那裡,那兒的雨一定下得更猛,地平線上的雲層裡傾瀉出一注注的雨水。我把所有這些小裝飾物都擦拭乾淨,電燈、照片和在擱架上擺放得滿滿的紀念品,我把它們一個個放在地板上,再擦乾淨這些擱架板。一個看上去像是來自《一千零一夜》裡的油燈,在同一時期的便宜和昂貴的物品,有著彎彎曲曲的裝飾花紋和金色的飾物;一個威尼斯的鳳尾船模型亮閃閃的就像一盞燈;祖母和祖父站在埃及金字塔前的一張合影。正當我站在那裡看著照片的時候,聽見祖母在廚房裡站起身來。我擦去了玻璃片和鏡框上的塵土把它放回原處,又拿起了那老式樣的單盤唱片的小支架。祖母手背在身後瞅著我。

「不用,你真的沒有必要去擦它們,」她說,「完全沒有這個必要。」

「沒事的,很快就完,」我說,「我已經動手打掃,順便一起也就幹了。」

「是,是,」她說,「弄乾淨也好。」

當我把這個支架上的灰塵擦去以後,把它放在地板上,唱片放在一旁,開啟櫃子,拿出放在裡面的那個老式的立體音響。

「你們平常不在晚上的時候喝一點兒,是嗎?」她說。

「對,」我說,「至少,不是每天都喝。」

「我想也是這樣。」她說。

在河對面的城裡已是華燈初上,一片燈光閃爍。現在可能是幾點了呢?五點半?六點?

我把擱架板都擦洗乾淨,把立體音響放回原處。祖母明白了她在這裡什麼也得不到,轉過身,小聲說著是呀、是呀,到樓下的那間客廳去了。緊接著我聽到了她的聲音,英韋也在接話。我走進廚房去取玻璃窗噴霧劑和一點報紙,通過那敞開的門我看見她已經在裡面的餐桌旁坐下想和正在幹活兒的英韋說話。

喝酒這事已經真正地在她腦子裡紮了根,我想,從櫃子裡取出噴霧劑,撕下了幾張放在掛鐘下那張椅子上的報紙,又回到了客廳。這一點都不奇怪,我現在算明白了。他按部就班地把自己喝到送了命,再沒有其他可解釋的原因了,她在這裡,看著這一切。每天早上,每天上午,每個晚上。有多久?兩年?三年?就只有她和他。母親和兒子。

我在擱架櫃的玻璃門上噴了點清潔劑,把報紙搓揉成一團,用它在滴下的泡沫上擦拭了好幾遍,直到水乾,玻璃變得發亮。一邊幹一邊看看周圍還有沒有我可以一起擦洗的玻璃,但除了我決定要留到以後再擦的玻璃窗外,沒有其他地方了。於是我繼續完成擱架的工作,把所有東西都放回原處,然後開始清潔放在櫃裡的東西。

現在下面港口上方的空中只見雨線密集。緊接著雨滴開始敲打著我面前的玻璃窗。沉重、碩大的水珠頃刻間開始往下流,在整個玻璃窗上形成了歪歪斜斜的水紋圖。祖母在我身後經過。我沒有轉過身去,但她身體的移動仍然充滿在我的意識裡,她停下來,抓起遙控器,摁下開關,在椅子上坐下。我把抹布放在隔板上,到英韋那裡去了。

「這裡也到處都是酒瓶,」他說,朝沿著一整堵牆放著的櫥櫃點點頭,「但餐具和其他的東西都一點沒問題。」

「她也問了你我們平常是否喝酒?」我說。「從我們到這裡以後她這樣問我,至少不下十次。」

「對,她也這麼問我的,」他說,「問題不在於她是否要喝點酒。她是不需要得到我們的准許的,但這是她的一種請求。所以……你覺得呢?」

「你在說什麼?」

「難道你不明白?」他說,又抬起了眼睛。他的唇邊有一絲並不快樂的笑意。

「理解什麼?」我說。

「她是想喝一點點酒。她在絕望當中。」

「祖母?」

「是啊。給她喝一點,你覺得呢?」

「你很確信這一點嗎?我想我倒是持反對意見的。」

「這也是我最初的想法。當開始的時候這麼認為是很自然的事。他住在這裡這麼久。她還能有什麼其他方式可以忍受堅持下去?」

「她是酗酒者?」

英韋聳聳肩頭。

「現在的問題是她想喝一點。她需要我們的認可。」

「我操,」我說,「這是個他媽該詛咒的地方。」

「對。但她現在喝一點兒沒什麼關係吧?她是受到了一種刺激。」

「那我們現在該幹什麼?」我說。

「不做什麼,我們只是問問她是不是想喝一點酒?然後我們和她一起喝一點?」

「好。但不是現在馬上就喝,是吧?」

「我們把晚上的活兒幹完。然後再去問她。一副很自然、沒什麼特別意思的樣子。」

半小時後我把帶擱架的櫃子的清潔做完了,走到外面的陽臺上,雨已經住了,空氣裡充滿了來自花園裡的清新。桌上蓋著一層水膜,木座椅因為水的溼潤加深了顏色。那些躺在水泥地上的塑膠瓶,上面水珠點點。它們的瓶頸處讓人想到槍口,彷彿是躺在這裡設定好了的朝向四面八方的小炮筒。沿著在鐵藝手工圍欄下端垂掛著一串串的水滴。不時地落下一顆水珠,以幾乎聽不到的空洞聲響墜落在下面的水泥地上。爸爸三天以前曾在這裡,這讓人難以置信。三天前他也看到同樣的景物,走動在這同樣的屋裡,像我們一樣地看見祖母,想著僅僅是三天前那會兒他在想的事情,這讓人難以理解。這就是說,他不久前就在這裡,恰恰是這一點,我可以理解。但無法理解他看不見這些了。陽臺,塑膠瓶,鄰居亮著燈光的窗戶。一片已經脫落的黃油漆掉在紅色的露臺上,就在生鏽了的桌腿旁邊。雨水繼續從屋簷排水溝那裡往下流,一直流進草坪裡。他再也不能看見這一些了,讓我不能理解,不管我是如何努力地去設想。他不想見我和英韋,這我理解,這是與感情生活相關的事,而這交織在內的死亡,與具體的、環繞著我的現實,它完全是另一種形式。

空空如也,只是一片空白。甚至連黑暗也沒有。

我點燃一支香菸,用手在溼漉漉的椅子上抹了幾把,坐了下來。只有兩支菸了。我得在下面的報亭關門之前去一趟。

沿著草坪另一端的院籬一隻貓鬼頭鬼腦地進來了。它一身灰白花斑毛,看上去是隻老貓。它在門口那裡停下,舉起前爪,朝下注視著草皮一會兒,繼續前行。我想到了我們的貓,南森,託妮耶把她的愛都傾注給了它。是個只有幾個月大的小貓,跟託妮耶睡在同一個被窩下面,把個小腦袋探了一點兒在外。

在這一整天裡我一次也沒想過託妮耶。一次也沒有過。這意味著什麼呢?給她打電話,我又不願意,因為我沒什麼可說的,但我必須打,為著她的緣故。要是我沒有想著她,我知道,她是想著我的。

大海上高高的天空中一隻海鷗平滑著飛了過來。它的目標直指向陽臺,我注意到我自己笑了,這是祖母的海鷗到這裡來覓食的。但我正在那裡坐著,它是不敢往下飛的,於是它落到了房頂上,在那裡立刻脖子後仰發出一聲海鷗尖銳的鳴叫。

可以給一小塊三文魚麼?

我在地上撳滅了煙,把菸蒂塞進了一個塑膠瓶的瓶口,站起來走進屋到正在看電視的祖母那兒去。

「你的海鷗到這兒來了,」我說,「要我給它喂點三文魚嗎?」

「啊,」她說,「但我自己可以喂的,你知道的。」

她站起身佝僂著身子進了廚房裡。我拿起遙控器關掉了音量開關。然後走進飯廳,那裡空無一人,我在電話跟前坐下來。撥動了家裡的電話號碼。

「嗨,這是託妮耶?」

「嗨,是我,卡爾·奧韋。」

「哦,嗨……」

「嗨。」

「你怎麼樣呀?」

「不太好,」我說,「這裡的一切都很沉重。我幾乎一直在哭。但我不太清楚我哭的是什麼。爸爸死了,當然。但不只是這個……」

「要是我和你在一起就好了,」她說,「我想你。」

「這是座死亡的房屋,」我說,「我們在屋裡走來走去地洗刷他的死亡。他就死在這兒裡面的那張椅子上,椅子還在那兒立著。以前這裡發生了的一切還留存在這裡,我是說,以前發生的事,當我在這裡長大的時候,一切也都還在這裡,它們都在眼前冒了出來。明白嗎?從某種意義上講,我是那麼貼近它們。我就是小時候的我。爸爸就是那時的爸爸。從那時候的所有的情感全都噴湧而出。」

「可憐的卡爾·奧韋。」她說。

祖母從我面前的門外走過,她手裡端著一個放著一片三文魚的盤子。她沒有看我。我的目光追隨著她直到她在另一間客廳裡消失。

「別,你別替我難過,」我說,「要難過的應該是為他。他的生命以這種可詛咒的方式結束,你真的難以相信。」

「那,你祖母的反應如何?」

「我不完全清楚。她受到了巨大的刺激。看起來幾乎老年痴呆了。她消瘦得真是可怕。他們就坐在這裡灌酒。她和他。」

「她也喝酒?你的祖母?」

「也喝呀。真不敢相信。但我們已經決定要把這裡的一切都收拾好,讓葬禮在這裡舉行。」

通過陽臺的玻璃門我看見祖母把盤子放在了陽臺上。她後退幾步,四下張望著。

「這聽上去是個好主意。」託妮耶說。

「我不知道,」我說,「但現在我們要這樣做。洗刷這該死的整個房子,然後把它裝飾起來。買桌布、鮮花還有……」

英韋的腦袋從門那裡探進來。當他看見我正在打電話,眉毛揚了揚,腦袋縮了回去,就在同一時刻祖母從陽臺外面進來了。她站在下面的窗戶跟前從那裡望出去。

「我想,我提前一天來,」託妮耶說,「那我就可以幫把手。」

「葬禮在星期五舉行,」我說,「那你請一天假,還是?」

「對,請一天假。所以上午我就趕到。我那麼的想你。」

「今天你幹什麼呢,你?」

「不幹什麼,沒什麼特別的事情。到媽媽和漢斯那裡去吃晚餐。我要替他們問候你,他們想著你的。」

「啊,太好了,」我說,「你們吃什麼?」

託妮耶的母親是個非常出色的廚師,到她那裡去吃飯對喜愛食物的人來說是一種體驗。我不是這種人,吃東西對來說我是件最無所謂的事,吃普通的炸魚條和吃烤大比目魚一個樣,吃肉腸和吃惠靈頓牛肉片也沒什麼不同,但託妮耶是,一說到食物她的眼睛就放光,在這方面她自己就是個天才,極為享受在廚房裡做菜的時光;哪怕就是做一份比薩餅,她也總是將自己整個的身心傾注其內。她是我所遇到過的最感性的人。就這樣,她和一個把與家人朋友同桌進餐互相接近和歡聚看作是不得已而為之的人在一起。

「比目魚。所以你不在這裡也好。」

我聽見她在笑了。

「但它是相當的美味。」

「我毫不懷疑,」我說,「謝蒂爾和卡琳他們也都在那兒,是吧?」

「對。還有阿特勒。」

這個家庭裡發生了許多的事情,就像所有的家庭一樣,但誰都對這些事隻字不提,大家都保持著沉默,就像某個地方的宣言,其中的每一個成員,處於大家共同造就的這種氣氛中。託妮耶最喜歡我的一點,我想就是我恰恰很注重這點,在不同關係中有相互關聯或存在著可能性的這一切,一些她不習慣於參與的事,她絕不涉及其中去推測,當我讓她看的時候,她總是滿懷興趣。我這一點是從我母親那裡得來的,打我從上中學的時候起關於我們遇到的或是認識的人我就同她有過長時間的談話,他們講了些什麼,為什麼他們可能講這些話,他們來自哪裡,他們的父母是誰,他們住什麼樣的房子,所有的問題都和政治、倫理、道德、心理和哲學有關,這種到今天都還繼續進行著的對話,給了我關注的方向,我總是注視著人們之間發生的事,試圖從中找到答案,很久以來我也認為,在觀察其他人的方面我很有遠見,但並非如此,我到處看到的只是我自己,或許這首先也不是跟我們所談到的話題有關,這是另外的問題,這是關於媽媽和我。就是這樣,在語言和反應上,我們彼此接近,在這裡我們彼此相關,在這裡我也尋求著我與託妮耶的連線。這是好事,因為她需要這個,如同我需要她強健旺盛的感官一樣。

「我想念你,」我說,「但我高興你不在這裡。」

「你得答應我現在不要把我從你發生的這些事情裡排除在外。」她說。

「我不會的。」我說。

「我愛你。」她說。

「我也愛你。」我說。

當我說這句話的時候,我總是想知道這實際上是不是真話。最愉悅的情感已經結束。顯然地我愛她,我當然愛她。

「你明天打電話嗎?」

「那是一定的。現在,再見了。」

「再見。問候英韋。」

我掛了電話,走進廚房,英韋靠著廚房案桌站在那裡。

「是託妮耶,」我說,「她要我問候你。」

「謝謝,」他說。「你一定替我回問候一聲。」

我在椅子邊上坐了下來。

「今天晚上我們就幹到這兒了,你說呢?」

「好。至少再幹我是幹不動了。」

「我要到下面的報亭那兒去一趟。然後我們可以……對,你知道的。你要買點什麼嗎?」

「可以幫我買包煙嗎?要不再來點薯片之類的?」

我點點頭站起來,走下樓梯,穿上了我掛在那裡衣櫃裡的夾克,檢查了一下在衣服裡層口袋裡的銀行卡,出門之前我在鏡子跟前看了看自己。我看上去疲憊不堪。雖然我最後一次掉眼淚是在好幾個小時以前,但從眼睛上還是看得出來。它們沒有紅腫,更多的是眼睛上帶著的不清爽和溼漉漉。

在樓梯上突然地我站下來。我想到了我們有好些要問祖母的事。到現在為止我們是太過於謹慎小心了。比如說,救護車是什麼時候到的?來得是否及時?當他們到達之後要是還有生命的跡象,採用了什麼樣的緊急措施?

救護車一定伴隨著閃爍著的警示燈和警笛的長鳴,直接開到了上面的車道上。司機和大夫走下車,帶著儀器匆匆跑上階梯,到了門前,門是鎖著的嗎?這兒的門總是上鎖的,她有沒有足夠的精力能摸下樓梯,在他們到來之前把門開啟?或者他們站在這裡摁響了門鈴。他們進門以後她都給他們講了些什麼,他躺在那裡面?然後把他們領進客廳?那時他坐在那椅子上嗎,他躺在地板上嗎?他們做了些什麼搶救生命的急救措施,心臟按摩、輸氧、人工呼吸?或者當時他們立刻確定他已經死亡,沒有了生命的跡象,只是把他抬上擔架,把他搬了出去,之後同祖母談了幾句話?她明白了多少,她又說了些什麼?這一切發生在清晨、中午,還是晚上?

在我們弄清楚有關他死亡的所有細節之前我們不能離開這裡,不是嗎?

我嘆了一口氣開始往下走。我的頭上是一片開闊的天空。在幾個小時前還是很單調的、被濃厚的雲層所遮蓋住的天空,現在那裡鋪撒開的形式像是一道縱深的風景,那廣闊無垠的田野,陡峭的山壁和高聳的尖塔,有的地方潔白豐腴猶如白雪,其他的地方灰色堅實猶如山峰,同時那被落日餘暉照射著的大片平坦地方,沒有金光閃耀或者光芒萬丈或者如一團燃燒般的火紅,像平常可能出現的那樣,而更多地看上去像是被浸泡在了一種溶液裡。懸掛在城市上空的是黯淡無光澤的紅,深的玫瑰色,環繞四周的是能想象出的所有不同層次的灰色調。場景是野性和美麗的。我想,實際上應該所有的人都蜂擁著來到街上,車輛應該停下,車門開啟,司機和乘客都伸出腦袋,眼睛裡充滿了好奇和對美好事物的渴求,因為就在我們頭頂上方的天空究竟在搞什麼把戲呀?

但最多有幾次抬起目光望望高空,同時來幾句簡單的「今晚的天空真美麗」之類的議論,因為人並不會認為這是有多麼的無與倫比,相反地,沒有哪一天的天空不是充滿著奇幻無比的雲彩形狀,被光照耀下的每一朵雲都各具一格,千姿萬態,絕沒有重複的形式,因為人們始終是看著它們的,而變得了熟視無睹,所以我們過著的生活中已沒有這不停變幻著的天空,也便不去想它或是看它了。我們到底為什麼會這樣呢?假如這不同的形成結構中有著某種意義,比如在這其中隱含著跡象和要給我們傳遞的資訊,要是解讀正確的話,就會理解那上面發生著的不可避免的一切並始終給予關注。但現在的情況並非如此,這變幻不定的雲彩形式和光線沒有任何含義,它們看上去是亙古不變,形態完全取決於唯一的巧合,一些雲彩若是呈現出了某種跡象,在其最純淨和最完美的形式裡的只是毫無意義。

我來到了那條較寬闊的路上,那裡沒有行人也沒有車輛,再往下朝十字路口走去,也是星期日的那種休閒氣氛。一對老年夫婦在另一條人行道上漫步,幾輛車緩緩地下行向橋頭駛去,緊接著交通燈變換為紅色但並無等候過馬路的行人。零售店旁邊的公交車站那裡停有一輛黑色的大眾高爾夫,司機是個穿短褲的年輕人,他手裡攥著錢包下車,小跑著進了雜貨店,同時車停在那裡沒有熄火。當他出來的時候我在門口那兒碰上了他,他手裡拿著冰淇淋。這不有點孩子氣麼?讓車不熄火停在那裡就為買一個冰淇淋?

現在替代白天那個穿運動服的售貨員的是一位二十出頭的姑娘。她身材豐滿,一頭黑髮,面部帶有波斯人特徵,我猜想她的原籍是來自伊朗或是伊拉克那些國家。雖然臉圓圓的,身材略胖,但不失美麗。她根本懶得瞅我一下眼。她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放在她面前櫃檯上的一本雜誌。我拉開冰箱門,取出三瓶半公升的雪碧,眼睛沿著貨架搜尋著薯片,找到後抓起兩包,把它們一起放在了櫃檯上。

「另外拿一包蒂德曼斯黃菸絲和捲菸紙。」我說。

她轉過身在背後的架子上取下一包菸絲。

「瑞茲拉捲菸紙?」她說,仍然不看著我的眼睛。

「很好。」我說。

她把桔黃色的捲菸紙塞進黃色的菸絲包裝下面,把它們放在櫃檯上,同時用另一隻手開始在收銀機上打出金額。

「一百五十七克朗五十歐爾。」她說,一口純正的克里斯蒂安桑口音。

我遞給她兩百克朗。她在收銀機上一敲擊,下面的現金抽屜滑出來,她從裡面找出小票。雖然我站在那裡把手伸出去,她卻把找的零錢放在了櫃檯上。

怎麼了?我有哪兒不對了,讓她看了不喜歡?或者她就是這麼個悶葫蘆?商店售貨員在售貨過程中和顧客間或的目光交流不是很正常的嗎。要是顧客把手伸出去,你把錢放在另一個地方這就近乎於一種冒犯了吧?至少擺明了是這樣。

我看著她。

「我能要一個包裝袋嗎?」

「當然。」她說,膝蓋稍稍一屈從櫃檯下面抽出一個白色的塑膠袋。

「這裡。」

「謝謝。」我說,把買的東西裝進袋裡,走了出去。有想與她睡覺的慾望,但並非如通常那種慾火上身的情況,那種強硬、急不可待,身體所有的器官緊縮準備全力對付獵物的強勢,我的體內感覺更多的是那種情竇初開的溫柔與憐愛,這種情懷一直持續存在於朝上走回祖母房子的整個歸途中,但這也不是唯一的念想,因為圍繞著它的還有始終都在的悲傷,它以那灰色的不明朗的天空,我想任何時候它都可以再度將我完全籠罩。

他們坐在客廳裡看電視。英韋坐在爸爸的椅子上。當我走進時他轉過頭站了起來。

「我們想要喝一點兒酒,」他對祖母說,「現在我們幹了整整一天。你也想來一杯嗎?」

「這可就太令人高興了。」祖母說。

「那,我就給你兌一杯,」英韋說,「或許我們可以在廚房裡去坐坐?」

「好的。」祖母說。

她走在地板上的腳步或許比平時快一些?或許在她那黑洞洞的眼睛裡燃起了一點光芒?

啊,真是這樣的。

我把一包薯片放在案桌上,把另一包開啟倒進一個碗裡,放在桌上,與此同時英韋從櫃子裡拿出一瓶藍色的絕對伏特加——它混雜在一大堆食物中間,當我們把能找到的所有酒都翻找出來時發現的——然後從擱架上取下三個玻璃杯,冰箱裡拿出一紙盒果汁,開始和伏特加一起兌酒。祖母坐在她的座位上看著他。

「你們也喜歡在晚上喝點酒提神啊。」她說。

「是啊,」英韋說,「我們幹了一整天的活兒。應該放鬆一下喲。」

他笑著遞給了她一杯酒。然後我們圍著桌子坐下,三個人一起喝酒。快十點了。外面開始暗了下來。祖母很愛喝酒,這毫無疑問了。她的眼睛很快地開始回到了從前那種閃閃發亮的光澤,蒼白瘦削的臉上有了紅潤,她的一舉一動變得柔和了些,當她喝完了第一杯後,英韋又重新給她倒上一杯,她的神志也好像清醒多了,因為很快地,她坐在那裡跟從前的日子裡一樣談話和歡笑。頭半個小時我坐在那裡就像塊石頭,不舒服而全身僵硬,因為她像一個吸血鬼一樣身上終於又獲得了鮮血,我看見了,就是這樣:生命回到了她的身上,一步步一寸寸地將她充盈。這太可怕了,實在是太可怕了。但我自己注意到了酒精發揮的效應,思想變得柔軟,意識變得清醒開放,她坐在這裡飲酒談笑,在她發現自己的兒子死在客廳裡的兩天之後,好像不再那麼陰鬱,這沒什麼可怕的,她顯然需要這個;在廚房的椅子上一動不動地坐了一整天后——其中只有過幾次站起身來,不歇氣地、困惑迷茫地在房子裡來回走動,一直保持著沉默不語,看見她又生命恢復精神再現真是欣慰。我們,我們也絕對需要這個。於是我們坐在那裡,祖母給我們講故事,我們笑了,英韋附和著,我們笑得更歡。他們總是在使用雙關語上互相找到對方的感覺,但從來沒有像這個晚上的那麼心領神會。偶爾祖母她擦拭著眼睛裡歡笑的淚水,偶爾我與英韋目光對視,我在他的眼睛裡看見的是快樂,首先含著一絲愧疚之意,之後漸漸剩下的便只有愉悅了。我們喝的是一種有魔法的酒。這晶瑩的液體味道是那麼的尖銳爽口——雖然其中還摻有橙汁,它改變了我們的關係,把在那裡發生過的事情從意識裡推出去,就像是來自外面的光亮,為身為正常人的我們,為我們正常的思想開啟了道路,為我們是誰和我們怎樣思想,以一種光芒和溫暖倏地照亮一切,在我們前面的路上沒有了任何障礙。祖母仍然聞著有尿臊味,她的衣服上仍然滿是油汙和食物的斑斑汙漬,她仍然是可怕的瘦骨嶙峋,她在最後的幾個月裡仍然在這老鼠窩裡與她的兒子、我們的父親一起生活,他仍然是在那裡死於酗酒,那裡仍然是有點冷浸浸的。但她的眼睛,它們已在閃爍。她的嘴唇,已盪出笑意。她的手,到那時為止它們靜靜地放在膝蓋上,倘若不是那根抽了一半的香菸佔據著它,它們會開始不停比劃了。在我們的眼皮底下她變換回以往的她,靈活輕快,始終笑意盈盈笑聲不斷。她講的那些故事,我們以前聽過,但問題的奧妙恰恰在於此,至少對我來說是這樣,因為在講述的過程中,祖母回到了她的以往,這樣從前發生在這裡的生活回來了。在這些故事當中沒有一個故事本身有什麼好笑的地方,一切都在於祖母講述它們的方式上,新增了故事的感染力,和她自己從中發現的好笑之處。她總是在每一天當中發現滑稽可笑的事,每一次都笑得同樣歡。她的兒子們也參與其中,所以他們總是把自己每一天當中發生的許多小故事都告訴她,這些故事觸及她的心靈,她為此而發笑,並把它們積累於心,讓它們成為她自己劇目當中的一部分。她的兒子們,特別是埃爾林和居納爾,他們都對雙關語俏皮話有癖好。他們不是把居納爾派到商店去買個「力克巧」回來嗎?還要買個「長記性」?他們不是作弄英韋,讓他相信「排氣管」和「汽化器」是最嚴重的髒話,讓他發誓絕不從嘴裡說出這些話來嗎?爸爸也和他們一起參與這種蠢事,把這當髒話來罵他,我可從來沒這麼幹過;另一方面當爸爸用這髒話罵人時我也不表示出驚訝。他摻和在編造的一個故事裡面,像祖母那樣笑話它們,實在不可思議。

雖然這些故事以前講過了一百遍了,她還是說得頭頭是道身歷其境一般,就像是第一次在講它。緊跟著就是打哈哈,總是那麼完全徹底地開懷大笑:這是因為其中找不到一丁點兒不自然的東西。我們喝了好些酒,酒精已經把我們身上所有的黑暗都照亮了,另外還擯除了互相審視的目光,我們現在可以毫無困難地與她目光對視。一串串的笑聲在桌上滾動著。祖母把她從八十五年的生活裡積攢起來的那些由瑣碎小故事匯成的洪流成捆打包,但她不就此停止,於是更多地陶醉其中,自我意識下降,她繼續講他們熟悉了的那些故事,對發生的事情講述更多的新增,這樣一來最終那些故事都變得有些面目全非。比如那個1930年代初期她在奧斯陸當私人司機的故事,我們都知道得很清楚,這也是家庭神話中的一部分,因為那時候獲得證書的婦女很少,或者對這個問題來說就是當女司機的那時為數不多。她回覆了一個報上的廣告,她說,在奧斯高斯特蘭那裡的家中她讀《晚郵報》時看見了這條招聘廣告,她寫了封信去,就得到了這份工作,後來搬遷到了奧斯陸。她替一個性格古怪的有錢老太太工作。那時候的祖母剛二十出頭,住在主人極為寬大的宅第中的一個房間裡,她開車載著她按她的心願四處轉悠。老太太有條狗,那狗時常站在窗戶把腦袋伸出去對著所有的行人狂吠,當講到這裡時祖母樂了,那時她多難為情啊。還有為了要準確描述那個老太太有多麼古怪——或許她當時已經是老年痴呆了吧——祖母還有一件總要提到的事。那就是她觀察到了這房子裡到處都藏著錢。在冰箱下面有一疊疊的鈔票,在鍋子和茶壺裡,在地毯下,在睡房的枕頭下。當祖母講到這裡時,通常會笑起來同時搖著腦袋,因為我們得記住她是剛從家裡搬出來,是從一個小鄉鎮來的,她所遭遇到的不僅僅是外面的世界,而是外面的一個美好世界。這一次,當我們一起圍坐在她的廚房裡燈光明亮的餐桌旁時,我們臉上的陰影對著黑暗的窗戶,我們中間放著一瓶絕對伏特加,突然她開口問話了:

「你們說我能做什麼?你們知道,她是個大富婆喲。到處都扔著錢。要是其中一些錢不見了她是不會注意到的。要是我拿了那麼一點點又有什麼關係啊?」

「你拿錢了?」我說。

「是,我當然拿了。但拿得不多,對她來說完全不值一提。她沒有注意到這個,那這還有什麼關係呀。她給的工錢太少!是的,她給得太少了,我得到的工錢少得可憐。因為我不光給她開車,我也得幹所有那些雜七雜八的全部活兒,所以多給我一點工錢完全是公平合理的事!」

她用手在桌面上捶了一下。然後她笑了。

「拿了一百克朗,就一百!當我們在奧斯陸城裡開車時我們有點招人注意。那時候的私車不多呀。所以我們很引人注目。是的,他們都瞧著我們呢。」

她輕輕一笑。然後嘆口氣。

「啊呀呀,」她說,「生活就是混鬥(奮鬥),這老太太說,她不會發f這個音。嘿嘿嘿。」

她把杯子舉到唇邊,把酒喝了下去。我也像她那樣把酒喝乾了。抓起酒瓶把酒倒進了我的空酒杯裡,瞟了一眼英韋,他點點頭,把他自己杯裡的酒一飲而盡。

「還來一點兒嗎?」我說,看著祖母。

「好啊,」她說,「再來一點兒。」

我也給她的酒杯斟了酒,英韋開始倒橙汁,但只倒了半杯就沒有了,他把紙盒搖了幾下。

「空了,」他說,看著我,「你買雪碧了嗎?」

「買了,」我說,「我去拿一瓶來。」

我站起來朝冰箱那兒走去。除了我的那三瓶半公升的雪碧外,那兒還有一瓶1.5公升的,是英韋那天早些時候買的。

「你把這忘了?」我說,把大瓶子舉起給他看。

「真是忘了。」英韋說。

我把大雪碧放在桌上,走出房間下樓去洗手間。這些黑暗鑄就的寬大的空蕩蕩的房間包裹著我。但腦袋裡酒精的火苗燃燒著,我沒留意到那裡的陰鬱氣氛或許會充盈我的周身,因為雖然我不是直接的高興,但我歡呼、振奮,被內心的渴望驅使著繼續這樣,即使想到爸爸的死亡也不能有所動搖,那只是一個黯淡了的陰影,非常靠近,但毫無結果,因為生命已經取代了那個位置,所有的畫面和聲音,急切追逐著沉醉於其中的這發生著的一切給人以錯覺,我發現自己在一個地方和許多人在一塊兒,心裡充滿了無比的歡樂。我知道不是這樣的,但感覺卻是如此,是感覺主宰著我,當我踩在一樓褪色的牆下的地毯上時,只有通過大門上的玻璃透進來的一點微弱光線發出的光亮,走進洗手間,有嗖嗖地聲響,至少三十年來就一直這樣沒變過。當我從洗手間出來,聽到了他們在上面的聲音,我趕快走上樓梯。在客廳裡我往深處走了幾步,以另一種,一種更加漠然的心情去看他死去的那個地方。就在那會兒出事了,驀地我有了一種感覺他曾經就在那裡。我看不見他,不是像這樣的,但我感覺到了他,完整的一個他存在著,就像他在最後的時光在這些房間裡一樣。啊,實在是太奇異了。但我不願意讓此時此景把我留住,或許也是不可能,因為感覺只在瞬間,然後思想伸出爪子將它擊倒降伏。我走進廚房,那裡的一切都跟我離開的時候一樣,除了飲料的顏色變了,現在它們是晶瑩的,充滿了許多灰白色的氣泡。

祖母開始講起了更多她居住在奧斯陸那時期的事情。這也是屬於家庭的一個神話,也是這件事讓她始料未及,對我們來說是從未聽說過的最後顛倒了的結局。我知道,祖母最初是同祖父的大哥阿爾夫在一起的。祖母和他大哥原先是一對戀人。他們兄弟倆一起在奧斯陸讀書,阿爾夫主修自然學科,而祖父學的是經濟。在和阿爾夫的關係結束以後,祖母同祖父結婚了,搬到了克里斯蒂安桑,阿爾夫也到了那裡,但那時和他結婚的是索爾維。在少年時代她就患了肺病,一個肺葉是氣胸,她的一生都是病怏怏的,不能夠生孩子,所以在他們年齡相對大一些的時候領養了一個亞洲女孩。在我整個成長的過程中,大多數的聚會和歡宴都是阿爾夫一家和祖父母一家為我操辦的,是他們來我們家做客,阿爾夫和祖母之間的事常常被提起,這已不是什麼秘密,在祖父和索爾維去世後,祖母和阿爾夫一週見面一次,每個星期六上午祖母到他在格里姆的那棟別墅裡去看望他,沒有什麼值得驚訝的事,但也有人會意地笑著,或許他們倆到底是應該在一塊兒的?

現在祖母開始講到了她和這兄弟倆的第一次見面的情況。阿爾夫性格外向,而祖父更表現內向,但兩個人都對這位來自奧斯高斯特蘭的女孩同樣感興趣是不言而喻的。因為祖父注視著他大哥是如何在朝這條道上走的,用他自身特有的機智和幽默去贏得她的好感,他低聲對她說:他口袋裡有戒指!

當講到這裡時祖母笑了。

「你說什麼?」我說,雖然我非常明白他講的是什麼。他口袋裡有戒指!他又重述一遍。什麼戒指啊?我說,然後他說,訂婚戒指!「知道吧,他還以為我不明白這個!」

「後來阿爾夫和索爾維訂婚了嗎?」英韋說。

「是啊,他跟她訂了婚。但她住在阿倫達爾,還生著病。他預先也沒有想到會永遠持續下去。但最後他們仍然還是在一起了!」

她又喝了一口。然後舔舔嘴唇。接著是靜默,她又沉陷下去,就像這最後兩天裡她多次做的那樣。雙手交叉坐在那裡,凝視著前方。我把杯裡的酒喝乾,又倒上一杯,掏出捲菸紙來,放一長溜菸絲在裡面,把它們理理順,最大可能讓菸絲緊在一處,把煙紙卷幾下,向一端壓緊後再封口,舔一下膠,揪下露在外面的菸葉,把它們放回菸絲盒裡,把這有點彎曲的煙放進嘴裡,用英韋那個綠色的,幾乎是半透明的打火機把煙點燃。

「祖父去世的那個冬天我們正要去南方度假,」祖母說,「我們買好了機票,一切準備就緒。」

我從嘴裡噴一口煙,看著她。

「知道嗎,那個晚上他在浴室裡倒下了……我只聽見那裡面轟然一響,我從床上起來,他躺在地板上對我說得叫救護車來了。當我照他的話做了以後,我坐下來,握著他的手,同時等待救護車的來臨。那時他說我們要去南方的。我在想你要去的肯定是另一個南方!」

她笑了,但笑的時候她埋下了眼睛。

「你要去的肯定是另一個南方!」她重複了一句。

長時間的沉默。

「呵呵,」她說,「生活是一場混鬥,這老太太說,她不會發f音。」

我們都笑了。英韋把他的杯子挪動了一點,向下注視著桌面。我不願意她去想祖父或是爸爸的死亡,試著把她引到她以前講過的另一個話題上去。

「當你們到克里斯蒂安桑來時,不是搬到的這裡嗎?」

「哦,不是,不是這裡,」她說,「是比庫霍爾姆斯路遠得多的地方。這裡的房子是我們戰後買的。對,其實我們買的只是塊地。這片地的位置很好,是隆最好的地方了,因為我們的房子是帶風景視野的喲,你們知道的。面對大海和城市。地勢這麼高沒人能看到我們的房子裡面。當我們買房時,這裡站著的是另一所房子。或者把它稱作房子都有點過了。呵呵呵。它就像是窩棚,一個放雜物的房子。住在這裡的是兩個男人,我記得是這樣,對,就是這樣……一句話,他們就知道喝酒。第一次我們到這裡看房時,我記得很清楚,那兒到處都是酒瓶!當我們一進去,過道里、樓梯上、客廳裡,還有廚房也一樣。到處都是!有點地方的都讓酒瓶子塞得滿當當的,連個放腳的地方都沒有。所以我們買這房子的價錢相當便宜。我們把房拆了,然後修建起了這棟房子。原先是沒有花園的,只是一道山壁,靠山的一個破房子,這就是那時我們買下的。」

「那,你一定在花園上花了不少時間吧?」我說。

「啊,是呀,這你可說對了。啊,是的,是的。外面的那些李子樹,知道嗎,它們是我從我父母在奧斯高斯特蘭的家裡那兒弄來的。它們真的夠老了。它們看起來跟從前不一樣了。」

「我記得我們常常拎著裝滿李子的口袋回家。」英韋說。

「我也記得。」我說。

「它們還結果實嗎?」英韋說。

「還結,我想是吧,」祖母說,「或許不像以前那樣多了,可是……」

我拿起酒瓶,現在裡面只有半瓶了,給自己的杯子裡重新倒滿一杯。祖母想到了她的軌跡現在已經結束,包括這裡發生了的一切,我想,這一點或許並不奇怪。我用拇指抹去掛在瓶口的一滴酒,把手指頭放進嘴裡舔乾淨,這時候在桌子另一端的祖母正把一盒菸絲開啟,捏起一些放進了捲菸機裡。因為無論這最後的幾年裡她過的是一種多麼可怕而難以忍受的生活,但這一切只是她所經歷過的困難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當她看著爸爸的時候,在她的眼裡他是嬰兒、兒童、少年、成年男人,他所有的性格特點和所有的個人屬性都凝聚在這一瞥當中,她看見他醉得不省人事躺在她的沙發上拉屎拉尿,那是短暫的一瞬間,她那麼衰老,較之她多年積攢的與他共處的許多時光,這不足以組成一幅畫像。我想,這房子也是一個同樣的例子。最早的有許多酒瓶的那房子本身就是一個「酒瓶屋」,而這棟房子就是她的家,一個在她這裡度過了自己最後四十年的地方,這裡到處都是酒瓶,再不可能對她有任何的意義。

或許僅僅是她自己醉醺醺的腦子不能再清醒地思考?在這種情況下她把一切掩飾得很好,除了她有很大程度上的青春復萌,有一種她沉溺於自己舉止形態中的跡象。另一方面在判斷估計任何事情上我都不是把握最正確的人。酒精的刺激不斷地顯現更多的光明,似乎澄清了頭腦裡越來越多的問題,我開始把酒吞下肚去,幾乎跟喝果汁水一樣。然後發現這是一個無底洞。

在我喝了一杯雪碧後我拿起絕對伏爾加酒瓶,放在了窗臺上,剛好擋住了祖母的視線。

「幹什麼你!」英韋說。

「你把酒瓶放在窗臺上!」祖母說。

我紅著臉困惑不解,抓起酒瓶把它又放回桌上。

祖母開始笑了。

「他把烈酒瓶放在窗臺上!」

英韋也笑了。

「顯而易見,鄰居們一定看見我們坐在這裡喝酒了!」

「是,是,」我說,「我根本沒想這個。」

「不是,應當這麼說!」祖母說,把笑出來的淚花從眼睛上擦去。「呵呵呵!」

在這棟房子裡,人們總是非常在意防止其他人往屋裡看,總是非常在意地讓能被看見的一切都變得模糊不清,從衣著到花園,從房屋外牆到汽車,還有孩子的舉止行為,要是放一個烈酒瓶在窗臺上,將屋內的一切資訊暴露無遺,一個靠近房子的人可以毫不困難地知道里面在搞什麼名堂了。這就是為什麼他們,以及後來也跟上來的我,都這樣笑了起來的原因。

天空中的光照在路對面的小山坡上,透過廚房炫目的燈光讓道路上有了點黯淡的光亮,那上面橫著我們三人像潛艇般的藍灰色的影子。這是個應該像那樣的一個漆黑夜晚。英韋開始有說話含糊不清的苗頭了。一個不瞭解他的人,不可能看出來。但我注意到了,因為他醉酒的時候總是這樣,先出現含混囈語,然後就是越來越多的鼻音,直到最後完全大醉,頃刻間便會栽倒在地,這一點幾乎不難理解。而我大醉之後的表現不太明顯,主要是一種內在的變化,幾乎總是口齒清楚表達明確自己,這就是個麻煩事,因為人們看不出我究竟有多醉了,因為我走路和說話幾乎跟往常一樣,也就找不出在後來因為我可能在言語和行為上宣洩出的一切而原諒我的理由。另外野性暴烈在其中總是佔更大比重,因為醉酒沒有被昏睡或是與他人的溝通協調問題所止住,而它只是繼續深入到達一種晶瑩透明、空茫和原始的狀態。我愛這一點,我愛這種感覺,這是我再好不過的感覺了,但它並從來沒有帶給我美好,一天以後,或者幾天以後,它就像愚蠢一樣跟無節制緊緊連在了一處,這是我內心裡深為痛恨的。但當我身在醉酒時,看不見未來,也不思過去,只是在眼下,這就是我為什麼願意待在那裡,為了我的世界,在整個難以忍受折磨人的平庸裡,閃耀著光輝。

我轉身望了一眼牆上的掛鐘。十一點三十五分。瞅了一眼英韋。他顯得很疲倦。眼睛變小了,眼眶周圍有點發紅。他的酒杯空了。他只是沒想著走去倒在床上!我獨自一人是不願意和祖母坐在一起的。

「你再來一點兒?」我說,朝桌上的酒瓶點了點頭。

「唔,那或許來一點吧,」他說,「但這是最後一杯了。我們明天一大早得起床。」

「哦?」我說。「為什麼?」

「我們九點鐘有個約會,你不記得了?」

我在腦門上拍了一下,這是自從我上高中以來就沒有再做過的手勢了。

「但這沒問題,」我說,「這不就一個約會嘛。」

祖母看著我們。

我想,她千萬別問我們要去哪裡!殯儀館職員的這個詞彙無疑會打破魔咒驚走眼前的這份和美愉悅。然後坐在這裡的又會是一個失去了自己兒子的母親和失去了自己父親的兩個孩子。

考慮問她要不要再來一點酒,但我還不敢冒昧。這裡有一個限度,這跟符合規矩有關,這早已超過了限度。我拿起酒瓶給英韋倒上一杯,然後給我自己的杯子斟滿。當我在倒酒的時候,碰到了祖母的眼光。

「你想再來一杯?」我聽到了自己的聲音。

「或許,一小杯吧,」她說,「時間有點晚了喲。」

「是呀,是晚在地球上。」我說。

「你說什麼?」

「他說晚在地球上,」英韋說,「這是瑞典著名詩人的一句名言。」

為什麼他這樣講?他想抬高我嗎?唉,該死,說這句話真是他媽的一件蠢事。「晚在地球上」……

「卡爾·奧韋很快要出一本書了。」英韋說。

「是嗎?」祖母說。

我點點頭。

「是啊,你也這麼說了,我是聽到有人說過的。我想,這是居納爾說的?是你,出了一本書。」

她把酒杯舉到嘴邊喝酒。我也做著和她一樣的動作。這僅僅是出於想象,還是她的眼睛裡已又是一片黑暗?

「這麼說,在戰爭期間你們沒有住在這裡啊?」我說,重新喝下一口酒。

「沒有,不是戰爭一結束就住這裡,幾年以後,我們才搬到這裡。戰爭期間我們住在那外面。」她說,用手指了指背後。

「那到底是怎麼回事啊?」我說,「我意思是說,在戰爭期間?」

「哦,那幾乎跟平常一樣,你們知道嗎。在弄到食物方面有點困難,但沒有太大的區別。德國人是普通人,跟我們一樣。我們還認識了他們中的一些人,知道吧。在戰爭結束以後我們還到下面去看他們。」

「在德國?」

「對,對。在他們必須離開這裡的時候,那是1945年的5月,他們打電話到這裡說,要是我們願意的話,我們可以到他們那裡去取他們留下的那些各種各樣的東西。他們把最好的酒給了我們。還有收音機。和許多其他別的東西。」

我以前倒是沒聽說過在德國投降以前他們接受過德國人的禮物。但是德國人竟然去過他們家。

「他們都把東西留下了,」我說,「放在哪裡呢?」

「在一個地方的碎石堆裡,」祖母說,「他們打電話來準確地說出我們可以在哪裡找到它們。然後當天晚上我們就去了那裡,東西在那裡,完全跟他們描述的一樣。他們很友好,是的,確實是這樣。」

祖母和祖父曾經在1945年5月的一個夜晚爬上山麓碎石堆,去那裡四處搜尋德國人的飲料?

一束汽車的燈光穿過花園照射進來,投射在了窗戶下的牆上幾秒鐘,直到車身一個完整的轉彎然後慢慢地在下方的小巷裡駛過。祖母彎著身子朝窗外看。

「這個時間會是誰呀?」她說。

她嘆了口氣坐回椅子裡,把手放在膝蓋上。看著我們。

「你們在這裡真好,孩子們。」她說。

一個長時間的靜默。祖母又再喝了一口酒。

「記得你們住在這裡的那會兒嗎?」突然她說,看著英韋的眼睛裡含著溫暖。「你們父親來看你的時候,他留著鬍子,你飛奔上樓梯高喊著‘那個人不是我爸爸!’呵呵呵!‘那不是爸爸!’……那時候你你可真逗啊,知道嗎?」

「我記得很清楚的。」英韋說。

「然後就是我們在這裡聽‘九小時’節目時,他們在同挪威最老的一匹馬的主人對話。你記得嗎?那時你就說‘爸爸,你跟挪威最老的馬一樣老!’」

她把腦袋朝前彎下去同時笑了,用食指擦拭著眼角。

「還有你,」她說看著我,「記得那會兒你一個人和我們一起去度假屋的事嗎?」

我點點頭。

「一天早上我們在樓梯上發現了你,你坐在那裡抹眼淚,當我們問你為什麼哭啊,你說‘我好孤單’。你才八歲啊,知道不!」

那個夏季裡媽媽和爸爸去德國度假。英韋在南伯沃格的外公外婆家裡,我在這裡,在克里斯蒂安桑。我記得的是什麼呢?和祖父祖母的距離很大,關係相當生疏。突然間我就成了他們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們比以往顯得更加陌生,因為我們之間找不到任何人或事可以傳達溝通。一天早上我在牛奶裡發現了一隻小昆蟲,我不願意喝,祖母說我不應該這麼挑剔,只要把蟲子撥出去就行了,在外面的大自然裡就是這樣的。她說話的聲音有點尖銳。我把牛奶喝下去了,一直犯著噁心。為什麼恰恰就回想到了這段記憶?沒別的啦?一定還有其他的吧?對了,媽媽爸爸給我寄來了一張拜仁慕尼黑的明信片。我是多麼的渴望擁有這麼一張明信片,又是多麼高興終於到手!當他們終於回家來以後帶回的禮物是:給英韋的一個金紅兩色足球,給我的是一個綠紅兩色的足球。這些個顏色真是……啊,心情有如剛出生那般快樂……

「還有一次你站在這裡的樓梯上喊著叫我,」祖母說,她望著英韋,「‘你在上面還是下面?’我回答‘在下面’,你喊著‘為什麼不在上面?’」

她笑了。

「是啊,有好多好玩的事……在你們搬到蒂巴肯後,你就直端端地跑去敲鄰居的門問那裡有沒有住著孩子。你說:‘你們這裡住著小朋友嗎?’呵呵呵!」

當笑聲完全停住後,她坐在那裡又獨自輕聲笑了一會兒,同時開始在捲菸機裡重新裹一支菸。卷好的煙外面一段是空的,當她用打火機點燃煙時,火苗往上猛地一竄。有一點菸灰片飄散到了地板上。當菸葉點燃後,一片暗紅火星點點,每當她吸濾嘴一次火光就變得愈加強烈。

「但現在你們都長大成人了,」她說,「這太奇怪了。一切就像在昨天,你們都是這裡的小孩子……」

半小時後我們上床睡覺。英韋和我把桌子收拾乾淨,酒瓶放回了水槽下面的櫃子裡,菸灰缸倒乾淨,把酒杯放進洗碗機裡,我們幹活的時候祖母坐在那裡看著我們。當我們把所有事做完後,她也站起身來。一小股尿從她的座椅上流下來,她全然沒有注意到。在她出門的時候撞到了門框上,先是廚房的門,然後是過道的門。

「晚安!」我說。

「你們倆也晚安。」她笑著說。我的眼睛一直追隨著她,當她的臉轉開的那一瞬間笑容倏地消失,然後開始走下樓梯。

「唉,是啊,」當我們幾分鐘以後站在我們房間裡時,我說,「就是這樣。」

「是啊。」英韋說。他幾把抓扯下了身上的毛衣,把它搭在椅背上,又脫下褲子。酒精讓我周身上下充滿了熱度,讓我真想給他說些中聽的話。所有坑坑窪窪的東西都變得平順了,不存在任何的麻煩,一切都是那麼簡單。

「好忙碌的一天啊。」他說。

「是啊,這話不假。」我說。

他又躺回床上,把被子拉來蓋在了自己身上。

「那,晚安。」他說然後閉上眼睛。

「晚安,」我說,「睡個好覺。」

我走到門旁邊的電燈開關那裡,摁滅了天花板上的燈。在床上坐下。我現在很不想睡覺。在瘋狂的一秒鐘裡我想到了走出門外。現在戶外那些地方離關門時間還有好幾個小時。這是夏天,城市裡充滿了人,或許其中還有幾個我認識的。

但睏倦向我襲來。突然我唯一想的事就是睡覺。突然地,我幾乎無法舉起手臂。想到要把衣服褪下來這事都覺得極為困難,於是我走回床邊和衣躺下,閉上雙眼,墜落進了那柔軟的、最深層裡的光明。肢體上有一點微小動彈,我的小拇指頭動了動,在肚腹上撓了幾下,即將入睡時,嘴角掛著笑容。

在深沉的睡眠中我已經知道外面有什麼可怕的事情在等待著我。在我進入了快要返回到意識的狀態時,我試著讓自己掉頭再回轉到熟睡中,我也肯定做到了,要不是英韋聲音裡的那份固執,清楚地知道我們這天早上有一個重要事情。

我睜開眼睛。

「幾點了?」我說。

英韋已經穿戴完畢站在門口那裡。黑褲子,白襯衣,黑色西服。他的臉看上去有點腫脹,眼睛小了些,頭髮有點凌亂不乾淨。

「八點四十,」他說,「起了床就走。」

「啊,真該死。」我說。

我坐起來,感到酒勁還沒有完全從身上消失。

「我先下去了,」他說,「你要趕快。」

當我把昨天的衣服穿在身上以後,有一種很強烈的不舒適感,好像那些關於我們幹完了的那些事情的不愉快的想法加倍地放大,席捲而來。我把這些纏繞我的念頭從身上撕扯下來。我做的所有動作都是沉重遲緩的,即使我站起身把腳隨意放立在地板上也要花費力氣,就別提如何舉起胳膊把襯衣從掛在衣櫃裡的衣架上取下來拿在手裡這事,該有多難了。但我必須這樣,那就這麼只管這麼做好了。右邊的木頭手臂伸進去,左邊的木頭手臂伸進去,先扣好袖口紐扣,然後再繫上衣襟前的紐扣。我們為什麼他媽的喝這酒啊?我們怎麼會這麼愚蠢?我也不願意的,但事實上最後那會兒我是願意的,坐在這裡,全世界的這個地方,和她一起喝酒。我就還是這麼做了。這怎麼可能?這他媽的就怎麼可能?

我心懷愧疚。

我蹲在箱子前,在衣服堆裡翻找一遍,找出了那條黑下裝,坐在床沿把褲子穿上。再沒有比坐著更舒服的事了!但我又得站起來,好把褲子完全拉上去,好找出西裝外套穿上,好下樓到廚房裡去。

當我倒滿一杯水喝下去時,額頭上已都是汗。我朝前低下頭把腦袋伸在流著水的水龍頭下。一方面是為了讓自己涼快涼快,一方面是為了頭髮——我頭髮雖短,但還是睡得像個雞窩,這樣會讓它變得像樣些。我的下巴滴答著水,身體重得像個口袋,我走下樓到了過道里,再走到外面的階梯上,英韋和祖母一起站在那裡等候著。握在他手裡的車鑰匙發出嘰嘎的聲音。

「你有口香糖嗎?」我說。「我沒來得及刷牙。」

「今天的這種情況你不能不刷牙,」英韋說,「來得及,要是你趕緊的。」

他是對的。大概我身上能聞到酒味,在殯儀館裡是不應當聞到什麼酒味的。但要加快速度我沒法辦到。在二樓的過道里我得停下歇歇,拽住那裡的樓梯欄杆,似乎我的心也累了。在床邊的桌上去拿了牙刷牙膏後,我以最快的速度在廚房的水槽前刷完了牙。現在我只要把牙膏牙刷放在那裡,然後儘快下樓即可,但我心裡有一個聲音在說這樣不行,牙膏牙刷不能放在廚房,它們應當放在上面的臥室裡,於是這又花去了兩分鐘。當我再跑到外面的階梯上時,時間是差四分九點。

「我們出發了,」英韋說,向祖母轉過身,「這花不了多長時間。我們很快就回來。」

「好的。」她說。

我坐進車裡,繫上安全帶。英韋一屁股在我旁邊的座位坐下,把車鑰匙插進點火裝置,一擰轉,側過頭去往那道小坡上倒車。祖母站在屋前的階梯上。我向她揮手,她也向我揮揮手。當我們倒車進入了那條小巷子,不可能再看見她了,我想知道她是否還站在那裡,像她一貫那樣,因為當我們繼續再往前開時,就是我們雙方最後一次進入對方的視野,在她轉過身走進屋裡以前,這可能是最後一瞬的告別,我們把車開上了公路。

她站在那裡。我揮手,她也揮手,然後她走進屋裡。

「她今天也想跟著一起去嗎?」我說。

英韋點點頭。

「我們就照我們對她說的那樣做。別用更長的時間。雖然我想過了在一個地方的咖啡館裡坐坐。或者去幾家音響商店。」

他用左手食指打方向燈,同時換擋往上方看著右面。一切順利。

「你身體如何?」我說。

「完全正常,」英韋說,「你呢?」

「能感覺出來,」我說,「事實上還有點暈乎。」

他望了我一眼同時把車一下開到了路外面。

「哦,天哪。」他說。

「對,是有點糟糕,這個。」我說。

他笑了笑,又換成低擋,緊挨著白線後停下。一個白頭髮的老年人從我們前面的人行橫道上走過,他有個大鼻子,身子幾乎瘦得像根釘子。他的嘴角往下耷拉著。暗紅色的嘴唇。他抬起眼睛先朝我右邊的斜坡望望,在他埋下眼睛盯著腳下的路面之前向著道路另一面的一排商店也溜過了一眼,大概是在確定那人行道的邊沿在哪裡出現。他的這一行動好像他是完全孤獨一人。好像他從來沒有考慮過接受他人的目光。就像喬託畫筆下的那些人物。他們看上去也都是全然的旁若無人。讓畫筆下的人物處於毫無庇護的光環裡,喬託是唯一這麼畫的人。這或許也是由這個時代所造就,因為後來幾代的義大利畫家,那些偉大的幾代巨匠,總是有與他們畫中的目光交織在一處的意識。這樣使得他們的畫中人物少了一份天真,同時也多了一份隱晦。

從路的另一側過來了一位紅頭髮的女人,她推著一輛童車匆匆走過。與此同時交通燈為過街的行人換成紅燈,但她朝上瞅了一下交通燈,那兒仍然顯示著紅燈,她選擇要過馬路,在下一秒鐘小跑著從我們面前過去了。她的孩子,可能一歲左右吧,胖嘟嘟的臉,小小的嘴,坐在童車裡,在他們從跟前過去的當兒看上去有點暈頭轉向的樣子。

英韋的腳鬆開離合器踏板,小心地踩下油門進入十字路口。

「已經過了兩分鐘了。」我說。

「我知道,」他說,「但我們馬上就會找到一個停車位,不要緊的。」

當我們駛過橋後,我抬頭看那大海上的天空。輕薄的流雲,有的地方雲彩單薄得以至讓白雲間已透出了藍,彷彿上面罩著一層半透明的膜,有的地方雲彩厚重濃黑,那灰烏的雲層邊沿,猶如在白雲上飄蕩的煙霧。被雲層遮蔽住的太陽,一片橙黃色。沒有天空下被蒸騰起的光線那麼強烈,但同時看上去又是那麼的無處不在。這是一個任何東西都不會投下陰影的日子,但所有的一切卻又依舊存在自立。

「今晚你就動身,是吧?」我說。

英韋點點頭。

「嘿,那有個位置!」他說。

接下去的一瞬間他把車拐進人行道旁,滅了火,拉起手剎。殯儀館就在街道的對面。我倒情願有一個較長的過渡時間,這樣我才可能對下面接著要發生的一切有所準備,但現在沒有任何餘地了,這裡要做的就是投身其中接招。

我走下車,把車門關上,跟著英韋過了馬路。在裡面的接待室裡櫃檯後面的女人笑著對我們說只管進去就是。

門是敞開的。那個壯碩的殯儀館職員當他看見我們時,從寫字檯後面的椅子上站起身,走上前來,同我們握了握手——由於所在的特定環境關係,客氣地但並非發自內心,唇邊掛著笑容。

「我們又碰見面了,」他說,手伸向那兩把椅子,「請坐。」

「謝謝。」我說。

「在這個週末你們一定想了一些跟葬禮有關的事情。」他說,自己也坐下來,拿起放在書桌上他面前的一疊薄薄的紙頁,開始翻閱。

「我們現在來了,」英韋說,「我們需要一個教堂儀式的葬禮。」

「是嗎,」殯儀館職員說,「那你們可以從我這裡得到牧師辦公室的電話號碼。我們接手所有具體的事務,但你們仍然可以同他本人交換一下意見。有關你們的父親他會說上幾句話,要是你們能告訴他一點你們父親的事,這樣會很好的。」

他抬起眼睛看著我們。脖頸下掛在襯衣領子外的那道肉褶子,彷彿像蜥蜴一般。我們點著頭。

「舉辦這種葬禮會有很多形式,」他接著往下說,「我這裡有一個單子,裡面有不同的選項。其中包括了,比如,有關你們希望放的音樂,在這種情況下,得采用怎樣的形式。有人願意選擇現場音樂,其他的人則情願播放錄製的。但我們有我們用得很多的一個教堂歌手,他也會彈奏多種樂器……用現場音樂,會製造出一種獨特的氣氛,一種價值,一種人性的尊嚴……我不知道,你們是怎樣想的,有什麼願望?」

我和英韋的目光相遇。

「這個現場音樂或許不錯?」我說。

「肯定的了。」英韋說。

「那我們就這麼說了?」

「行,就這麼做。」

「那這件事就定下來了?」殯儀館職員說。

我們點了點頭。

他的手從寫字檯上方伸過來,遞給英韋一張紙。

「關於音樂的問題這裡有幾項選擇。但除此之外你們要是自己喜歡的音樂,也完全沒問題,只要提前幾天通知我們就行。」

我朝一旁彎下身子,英韋把紙挪動了一點,這樣我也能讀到紙上的東西了。

「巴赫或許不錯?」英韋說。

「對,他喜歡巴赫的音樂。」我說。

近一晝夜以來這是第一次,我又開始抽泣了。

我他媽的千萬別使用他的一張舒潔紙巾,我這麼想著,用手肘彎在眼睛處擦抹了幾次,深呼吸幾次,讓情緒慢慢恢復了平定。我注意到英韋向我投來了短暫的一瞥。

他在為我的哭泣擔心?

不,他不會的。

不會的。

「沒事的,」我說,「我們到哪兒啦?」

「巴赫可能是不錯的,」英韋說,他看著殯儀館職員,「比如,那段大提琴奏鳴曲……」

他望著我。

「你在聽嗎?」

我點點頭。

「那我們就這麼定了,」殯儀館職員說,「通常我們有三段音樂。另外再有一首或是兩首大家一起唱的歌。」

「deiligerjorden(美哉主耶穌),」我說,「我們可以用這首歌嗎?」

「當然。」他說。

哦嗚嗚嗚。哦嗚嗚嗚。哦嗚嗚嗚。

「卡爾·奧韋,你怎麼樣了?」英韋說。

我點了點頭。

我們同意讓教堂歌手唱兩首歌,集體再唱一首,另外額外新增大提琴曲子和「美哉主耶穌」。我們也同意沒有人會在靈柩旁講話,因此這樣葬禮將按計劃完成全部過程,因為其他的環節是屬於禮儀部分,有自己固定的程式。

「你們希望有鮮花嗎?擺放在靈柩上的花環,諸如此類的?許多人認為這會增添氣氛。我這裡有些可供選擇的樣式,要是你們願意看看的話……」

他遞給英韋新的一張紙。英韋指著眾多型別中的其中一項,看著我,我點點頭。

「這件事也算妥了,」殯儀館職員說,「那下面就是棺材了……我們這裡有不同的照片……」

又是一張新的紙從寫字檯上遞過來。

「白顏色的,」我說,「你同意嗎?就這個。」

「好,就這個。」英韋說。

殯儀館職員又再接過那張紙單,做了一些記錄。然後抬起頭望著我們。

「你們要求今天實地參觀一下,是這樣吧?」

「對,」英韋說,「最好是在下午,如果可能的話。」

「當然可以的。但……是的,你們知道他是死於什麼樣的狀況嗎?是那種……與酒精相關的情況?」

我們點著頭。

「好,」他說,「面臨這種不知將有什麼等待著你們的情況,有時候事先有點思想準備比較好。」

他把這些紙頁收在一起,在桌面上齊整了一下。

「很抱歉,今天下午我沒辦法親自接待你們。但我的同事會在那裡。在奧德內斯教堂旁的小教堂裡,你們知道在哪裡嗎?」

「我想我們知道的。」我說。

「四點鐘,合適嗎?」

「合適。」

「那我們就這麼定下。四點在奧德內斯教堂旁的小教堂。要是你們還想到了什麼,或者你們有一些修改意見,只管打電話來。你們有我的電話號碼嗎?」

「有。」英韋說。

「好。但是,還有一件事。你們希望在報紙上登訃告嗎?」

「我們願意的?」我說,看了看英韋。

「願意,」他說,「這個我們得要。」

「但或許在這上面得多花點兒時間,」我說,「決定要寫些什麼和哪些人的名字要附上,考慮下這一類的事……」

「沒問題,」殯儀館職員說,「在你們想好這事後只管在這裡來一趟,或是打個電話。但最好不要太晚了,報紙登載需要幾天時間。」

「我明天就可以給你打電話,」我說,「可以嗎?」

「好極了,」他說站起身來,手裡又是新的一張紙,「這上面是牧師辦公室的電話號碼和地址。我不知道你們誰願意要這個?」

「我拿著吧。」我說。

當我們走出來停在人行道旁的車前停下時,英韋掏出一包香菸遞向我。我點點頭,抽出一支。實際上我心裡想著現在抽菸會令人噁心嘔吐——就像我醉酒之後的第二天總會有的那種感覺,因為這煙,它嘗不出什麼味道也沒有它本身具有的那種氣味,它只是造成了今天和昨天之間的一個聯絡,像是一種知覺的橋樑,那時候這所有的畫面開始漫湧,鋪天蓋地的,於是環繞著我的一切,黑灰色的柏油馬路,順著人行道邊沿的這些淺灰色的水泥石,這灰色的天空,天空下飄飛著的鳥兒,一排建築物上的那些黑洞洞的窗戶,停在我們身旁的紅色汽車,英韋稍偏在一邊的身影,都被滲透進了內裡極強烈的畫面中,但與此同時會有一種破壞性的感覺和煙霧在肺葉裡遊走產生的緩解作用,這是我需要的,或者說是我想要的。

「這一切還是很順利的。」我說。

「還有一些事情我們必須要落實,」他說,「或者說,是你必須要得搞定的。比如這個登訃告的事情。但辦這事時你只管給我打電話。」

「嗯。」我說。

「另外你注意到了他用的那個詞彙嗎?」英韋說。「‘參觀?’」

我笑了。

「是。看來這個行當裡也有些像房地產經紀人的行事風格。他們的工作是要讓一些東西儘可能地看起來更精美華貴,再以最昂貴的價格把它推銷出去。你看見那些棺材的價格了嗎?」

英韋點點頭。

「不過,當人處於這種情況的時候不應當把錢攥得緊緊的。」

「這有點像在飯店裡買酒一樣,」我說,「我的意思是說,如果這人沒經驗的話。要是很有錢,他會買第二貴的酒。錢不多的人,就會買倒數第二便宜的酒。絕對不會去點最貴的和最便宜的兩種。所以他的棺材肯定也屬於這樣的情況。」

「對了,你在那裡是很有決斷力的,」英韋說,「我是說,就應當是那副白棺材。」

我聳聳肩,把還閃著點點火光的煙扔到了路外面。

「純淨,」我說,「這是我所想到的。」

英韋鬆開手裡的煙,菸頭掉落地上,他在上面踩了一下,開啟車門坐了進去,我也坐進車裡。

「我真害怕見到他。」英韋說。他用一隻手繫好安全帶,同時用另一隻手把車鑰匙插進鎖孔一擰。「你害怕嗎?」

「害怕。但我必須去看。要是我沒看見他我絕不會明白他真的是死了。」

「我也一樣。」英韋說,瞅了一眼鏡子。然後車燈閃爍著,車啟動了。

「那,我們現在回家嗎?」

「還有那些機器的事,」我說,「地毯清潔機和鋤草機。要是在你走之前能把這事辦理了就太好了。」

「那,你知道在哪裡去辦嗎?」

「不,我不知道,」我說,「居納爾說在格里姆有個出租機器的公司,但我不知道具體的地址。」

「ok,我們去找一個電話簿,檢視那黃頁。附近有公用電話嗎?」

我搖了搖頭。

「但在埃爾韋街的最後一段路上有個加油站,我們可以去那裡試試。」

「很好,」英韋說,「反正在今晚走之前我得加油的。」

幾分鐘以後我們開到了加油站。英韋把車停在油泵前,在他給車加油時,我走進了加油站的小賣部。那兒的牆上有一個公用電話,電話下面掛著裝有電話簿的三個盒子。我找到了那個機械租賃公司的地址,記住了它,然後走到收款臺想買包菸絲。當我走到那裡排隊時,站在我前面的那個人轉過身來。

「卡爾·奧韋?」他說。「你在這兒?」

我也認出了他。我們在一起上的高中。但名字我記不起來了。

「嗨,好久不見了,」我說,「你怎麼樣?」

「很好!」他說。「你呢?」

他語氣裡那麼興奮的語調讓我很吃驚。在茹斯時期裡我在家裡搞過一個聚會,他也在那裡,當時脾氣上來了把我家浴室的門踢了一個窟窿。事後他拒絕賠償,我也不能把他怎麼樣。還有一次他是茹斯汽車的司機,我和比約恩一起坐在車頂上,我記得應該是,當我們要開去那個娛樂中心時,突然地,在蒂梅內斯十字路口後的坡路上,他踩油門車猛地加速,我們得俯臥在車頂上,緊緊抓住鐵槓子,他至少是以每小時七十或許是八十公里的速度在開,當我們到那裡之後他只是哈哈大笑,我們那時給他好一頓罵。

現在為什麼這麼友好了?

我和他的目光相撞。臉上或許多了些肉,要不他看上去完全跟從前一個樣。但他的神情裡有些僵硬,是那種紋絲不動的死水一潭,彷彿那笑容非但沒有讓臉面柔和反倒更加重了它的這種凝固。

「那,你現在在幹什麼呢?」我說。

「在北海工作。」

「啊哈,」我說,「這麼說你掙錢不少啊!」

「那是。還有很多空餘時間。所以相當不錯。你呢?」

和我說話的同時,他看著售貨員指著烤腸,向空中伸出一根指頭。

「還在學習。」我說。

「學什麼?」

「文學。」

「對,你一直是對文學有興趣的。」他說。

「是,」我說,「你跟埃斯彭見過面沒有?還有特隆?吉斯勒?」

「特隆就住在這個城市喲,有時候我能和他碰面。埃斯彭聖誕節時要回來。你呢?你和那些老同學有聯絡嗎?」

「只有巴森。」

售貨員把烤腸塞進麵包裡,再把它放進了一張餐巾紙裡。

「番茄醬和芥末醬?」他問。

「哦,謝謝,兩樣都要。還有洋蔥。」

「生的還是煎的?」

「煎洋蔥。不,還是來生的吧。」

「生的?」

「對。」

買完吃的後,他手裡拿著夾著烤腸的麵包站在那裡,頭又向我轉過來。

「看見你真高興,卡爾·奧韋,」他說,「你一點沒變!」

「你也是。」我說。

他張開嘴在烤腸上咬了一口,遞給售貨員一張五十克朗紙鈔。當他站在那裡等找回零錢時出現了一點小小的窘迫,因為我們已經結束了談話,該說的都說完了。他淡淡一笑。

「好,好,」當他把得到的那些硬幣握在手裡時他說,「或許我們會再見!」

「我們會的。」我說。買了一包菸絲,在擺放雜誌的架子跟前站了幾秒鐘裝著我對它們很有興趣,其實為的是不想在外面與他再打照面,英韋這時進來付賬了。他付款用的是一張一千克朗的紙鈔。當他把它從錢包裡抽出時我把眼睛調到一邊,我不想表現出我知道這是爸爸死後的那些錢,同時口裡咕噥著要出去一趟,我朝門口走去。

汽油和水泥的氣味,在半昏暗的加油站的屋頂下面,還能聯想到其他什麼東西麼?發動機,速度,未來。

同時也有熱狗,還有席琳·迪翁和埃裡克·克萊普頓的光碟。

我開啟了車門坐進去。接著英韋也坐進了車裡,發動引擎,我們從那裡開車上路沒有再說一句話。

我在花園裡走來走去地鋤草。我們租來的割草機,是由一個要固定在人背上的裝置和下端帶有一個轉動著的刀片裝置的杆子組成。當我戴著一個碩大的黃色護耳罩在那裡走動著的時候,覺得自己就像個機器人,好像被這轟鳴的、震動著的機器牢牢地繫結在了一起,在我走過的地方,所有的那些小樹,所有的花和草都紛紛有序倒下。我一直都在哭泣。當我在那兒走著,在那裡鋤草的時候,一股股的浪潮穿透過我的全身,我已無能為力加以抵擋,淚水什麼時候想來就來。在十二點鐘的時候英韋在陽臺上叫我,我走進屋去和他們一起吃東西,他已經把茶和圓麵包放到了桌上,祖母總是招待我們吃圓麵包,在電爐盤上的鐵絲板上把它烤烤熱,這樣原本是鬆軟的麵包皮就變得硬脆了,當牙齒一咬在上面,大塊的麵包皮散落下來,但我不餓。所以很快地出去了想繼續幹活。獨自一人走到外面的花園裡是一種自由和釋放,也有成就感,因為工作的成效立時可見。天幕已經關閉,掛在那裡的灰白色的雲層就像是罩住下面的一個蓋子,顯現出暗黑的海面與這清澈透明的反差,這城市,在這敞開的天穹之下,只不過像是一小群微不足道的房子,一泡吐在地上的、變得了更加厚實和堅固的唾沫。我就站在這裡,我看到的就是這些。因為我的目光大多數是投向那轉動著的刀片上的,草葉就如士兵般紛紛倒下,綠草不多,更多的是灰色和黃色的草,間或也夾雜一些淺紅色的毛地黃花和金黃的太陽帽花,我有時候也抬起頭來,望著天空那一望無際的淺灰色的被蓋和海洋遼闊無邊的深灰色地板,望著碼頭上的一片忙碌和混亂,船簷和船體,桅杆和艦首,集裝箱和褐色的鏽跡斑斑的鐵件廢物,望著那座具有自身的色彩和韻律的城市,猶如機器一樣地在顫抖著,望著所有這一切,此時的我淚湧如泉,淚水沿著臉頰流下來,為了爸爸,他是在這裡長大的,他死了。或許我也不是因為這個而掉眼淚,或許有著完全不同的原因,或許我把這過去十五年裡的悲傷和痛苦都聚集在了自己身上,現在把它們宣洩出來。這沒有什麼要緊的,沒什麼事情是要緊的,我就在那花園裡來回地走著鋤草,這些草長得實在太高了。

三點一刻我關掉了這該死的鋤草機的開關,把它放在陽臺下的雜物棚裡,在我們出發前進到屋裡去吃中飯。在閣樓房間裡取出換洗衣服、毛巾和洗髮水,把它們放在浴室裡,關上門,脫下衣服,邁腿站到浴缸裡去,把淋浴噴頭扭到一旁,擰開了水龍頭開關。當水熱以後,再把噴頭轉過來,熱乎乎的水流衝在我的身上。平日裡跟著來的會是舒服愉悅的感覺,但不是現在,不是這裡,接下來我是以最快的速度洗我的頭髮再把它們沖洗乾淨,關掉水從浴缸裡出來,擦乾自己穿好衣服。到外面的階梯上時掏出了一支菸同時等著英韋從樓上下來。我滿心的恐懼,當他開啟車門時我看到了他露在車頂上方的那張臉,也是同樣的恐懼。

小教堂位於在那個大的室內運動場的背面斜插過去的地方,我曾經在那體育館裡上過課,我們開車行駛的這道路,是我在祖母祖父在埃爾韋街上的公寓裡住的半年裡走過的同樣的路,但眼裡這些熟識的地方在我心裡卻什麼也不能喚起,意義空洞,毫無氣氛。這裡的一道柵欄,那裡的一棟白油漆的十九世紀的房屋,一些樹木,一些灌木叢,小片的草地,一道交通欄杆,一個路標。天空中循規蹈矩地飄移著的雲彩,大地上循規蹈矩運動著的人們。把樹上的樹枝高高掀起的風,讓數以千計的樹葉在以千篇一律的同一模式中變幻不定地顫抖著。

「你可以從這裡進去。」我說,那時候我們剛駛過那個室內運動場,看見了在石頭圍牆後出現在我們眼前的教堂。「小教堂就在那裡面。」

「我以前來過這裡。」英韋說。

「哦?」我說。

「成人堅信典禮那次。你也在那裡的,不是嗎?」

「我記不得了。」我說。

「但我記得。」英韋說,向前微微低下頭,為的是可以看前方看得更遠些。

「停車場在那後面嗎?」

「應該是。」我說。

「我們出來早了,」英韋說,「現在還有一刻鐘的時間。」

我下了車關上車門。在石頭圍牆的另一邊一架鋤草機向我們開了過來。一個赤裸著上身的男人在操縱它。當鋤草機轟隆隆地從我們身邊經過,不到五米遠的距離,所以我看見他的脖子上掛著一根銀質項鍊,上面套著一個近似於刮鬍須刀片樣的飾件。在東邊,在教堂的上空,天空是黑沉沉的。英韋點燃了一支菸,朝教堂的方向走了幾步。

「是,是啊,」他說,「我們在這裡了。」

我朝小教堂那裡望去。在入口的上方有一盞電燈,在白日的光線裡幾乎看不見它。一輛紅色的汽車停在門旁邊。

我的心跳動得更劇烈了。

「是啊。」我說。

在我們頭上高高的天空,仍然還是一片淺藍色,幾隻鳥兒在空中盤旋著。荷蘭畫家雷斯達爾總是在高高的天空中畫著飛翔的鳥兒,為了體現畫面的縱深感,這幾乎成了他畫的一種特徵,至少我在我的一部有關他的書裡見過一張又一張這樣的畫。

在離我們不遠地方的樹下幾乎完全是一片黑色。

「現在幾點了?」我說。

英韋把胳膊往前一伸,這樣西服袖子向上露出了一截,他可以看到手錶上的指標。

「差五分。我們進去嗎?」

我點點頭。

在我們離小教堂十米遠的地方,那兒的門開了。一個穿深色西服的年輕人看著我們。他的臉被太陽曬黑了,金黃色的頭髮。

「克瑙斯高?」他說。

我們點了點頭。

他跟我們一一握手。他鼻翼上的皮膚紅紅的,顯得讓人覺得有些惱怒。心神不定的一雙藍眼睛。

「我們進裡頭去嗎?」

我們又點點頭。他先進去,到了過道那裡他站住了。

「就在那裡面,」他說,「但在我們進去之前,我必須得讓你們有點思想準備。這不是那麼令人愉快的畫面,有許多的血跡,你們知道的,所以呢……是的,我們是儘可能努力地把一切都弄乾淨,但仍然能看得出來。」

血?

他看著我們。

我周身一陣發冷。

「你們準備好了?」

「是。」英韋說。

他開啟了門,我們跟在他身後進入了一個很寬大的房間。爸爸躺在屋中央的一個擔架上。他的眼睛是合上的,臉上的表情柔和。

啊,上帝。

我站在英韋的身旁,就在父親的跟前。他的臉頰是紅色的,就像被血浸泡過的那般充盈。這一定是當他們試圖擦去血跡時血得以留存在了皮膚的毛孔裡。還有他的鼻子,鼻樑斷裂。但雖然我目睹了這一切,卻仍然是視而不見,因為有關他的所有細節都消失在了其他的更廣泛的層面當中,他那些優秀的一面,如同他的死亡一樣,我以前從未靠近過,對我來說,他是一個父親,這一切存在於生命當中永不會改變。

在我目送英韋開車向斯塔萬格的方向駛去後,在我走回祖母的房子時,首先我想到的就是那些血。那裡怎麼可能弄上血的呢?祖母說過了,她發現他是死在椅子上的,除了這個資訊之外最能讓人相信的就是當他坐在那兒的時候心臟病發作了,或許正發生在他睡覺的時候。然而殯儀館不只是說有血,而是說有很多的血。還有鼻子,鼻樑斷裂了。所以在他被發現的那裡應該是另一種形式的死亡?他是否是站起身來,在劇痛裡,撞在了壁爐的磚石上?跌倒在了地板上?但如果是這種情況,為什麼在牆上或是地板上都沒有任何血跡?怎麼可能會祖母沒說到有血的事?因為一定發生了什麼事情,不僅僅是血這類東西,讓他不可能靜靜地入睡。她把那些血跡擦洗掉,然後全忘記了?她為什麼要這麼做?她沒擦洗什麼東西也沒把什麼東西藏起來,在她身上看不到有要這麼做的必要。同樣奇怪的是我把這事也很快地忘掉了。啊,或許這也並不奇怪,現在要涉及的有許多其他的事情。但不管怎樣一回到祖母家我就得馬上和英韋通話。我們必須要和負責將他的身體轉到醫院的大夫聯絡上。他可能會告訴我們當時到底發生了怎樣的事情。

我儘可能快地走在那通向上方的緩坡上,好像時間倉促不能按時到達一樣,沿著一道翠綠的在院籬內長得緊密繁茂的樹柵欄,與此同時我的腦子裡彷彿醞釀著另一種念頭,那就是希望儘可能地延長我一人獨處的時間,甚至想到了或許去找一個咖啡館在那裡讀一張報紙或是什麼其他的東西。和英韋在一起與祖母待在一塊兒是一件事,而讓我單獨面對祖母那又是另一回事。英韋知道怎麼樣去應對她。他們之間的那種輕鬆的、充滿詼諧幽默的語調,和埃爾林和居納爾經常使用的手段一樣,說得婉轉一點的話,這方法我就壓根兒沒用過,在參加體操課訓練的那一年裡因為我住得很近,和他們在一起度過了許多時光,好像我的態度與舉止跟他們發生了一些不愉快,我帶去了一些他們不希望的行為方式,這種猜想在幾個月後以某種方式得到了驗證,一個晚上媽媽告訴我祖母給她打電話說我不應當這麼經常去他們那裡。大多數的指責我可以對付,但恰恰這一條我不能接受,雖然他們不歡迎我,但他們是我的祖父母,對此我很震驚,以至於沒法再能控制住自己,就在媽媽的面前,我開始抽泣起來。她,站在她的角度上,也十分生氣,但她又能做什麼呢?同時當時的我對這些事不能理解,認為沒什麼可說的,就一句話他們不喜歡我,從那時起我就開始猜想這不招人喜歡的地方可能會有哪些方面組成。我不能想象這個畫面,不能進入這個角色,我把自己身上的那些高中生的習性帶進了這所房子裡,還始終固守著它,遲早他們也都得慢慢適應,於是就產生了這種不平衡,因為他們的習慣是絕不強迫我去做任何一件事情,於是要做的便是最後他們給我母親打了電話。我到那裡去總是有求於他們,或是具體的,那就是去吃飯,因為我是在放學以後去那裡,在訓練之前,那我就會一直到晚上的八九點前都沒吃東西,再不就是這錢的事,只有下午的公交車學生才可以免費乘坐,我又不能總是有錢自己買車票。吃飯和錢,這兩方面,他們倒並不是反對提供給我,激怒他們的,大概是我的這種非要不可,於是他們就沒有選擇的餘地:吃飯和車票錢不再是免費的禮物,但也還有其他因素,第二個原因就是我和他們之間的關係問題,在我和他們之間的聯絡上,他們不願意再做什麼。那時候我不理解這點,現在我懂了。在那裡我的所作所為,是用我整個的生活和我的思想完全地去接近他們,這是同一模式中的其中一部分。他們不可能,或許大概不會給予我的這種貼近,我也接受其中的一些。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在所有這些拜訪他們的時候我總是想著他們,總是說一些我認為他們願意聽的話;即使是那些我極個人極私密的事情,我說這些是因為我認為他們聽聽這個會有好處,而不是因為我本人需要說出來。

這是最不愉快的事了,我這麼想著,那時候我走在了朝向隆的那條林蔭路上,午後排成了一長串的汽車佇列在身旁經過,路過了被塵埃和排氣變得汙黑的一段段的樹幹,與上方樹冠裡那一大簇繁茂的蔥翠和輕俏的樹葉兒相比較,它們沉重如石柱一般,不過我還是覺得,事實上那時候我還可以算是個識人者。我能做到的就是設身處地,這是我的長處。理解他人。但我自己仍然更多的是個謎。

啊,真太蠢了!

我笑了。立刻抬頭去察看旁邊路上的那些坐在車裡的人是否能看見了我。但沒有人看見。所有的人都沉溺在自我當中。

在過去的十二年裡我可以變得聰明一點、會來事兒一點,但我仍然不能繼續佯作不知。不說謊,不演戲。這就是為什麼我很高興讓英韋去應對祖母。但現在我必須個人去面對。

我停下點燃了一支菸。當我繼續往前走時,不知是什麼原因我變得了振奮起來。是因為我左邊這些原本是白色的,但被排出的廢氣弄黑了的磚石外牆嗎?或者是在林蔭路上的那些樹木?這些靜止不動,被綠葉覆蓋著的,帶著自身代代衍生永不衰竭的樹葉,這沐浴在空氣當中的生靈?因為當我的眼睛剛剛觸及它們,心中便總會充滿喜悅。

我格外使勁地深吸了一口,再彈掉香菸上銀灰色的菸灰,同時向前走去。當英韋和我一起開車去小禮堂的那會兒這周邊的環境對我沒有喚起任何回憶,但現在它以一種強大的力量向我襲來。我想到了以往的兩段時期;首先是在我小時候來這裡的事,和祖母祖父一起在克里斯蒂安桑,這個城市圖畫每一個微小的細節都猶如童話般的景象一樣呈現出來,然後就是當我在十來歲時住在這裡的情形。幾年前我來過這裡,從那時起我就注意到這些印象中的地方是如何地蜂擁而來,部分原因是它與我記憶世界裡的一部分聯絡在一處,部分是與其他的相關,同時存在於三個獨立分離的時間段。我看見了藥店,記得有一次我、英韋和祖母一起去過那裡;店外面路邊高高的雪堤,天下著雪,她穿著長大衣戴著毛皮帽子,站在窗臺前的佇列裡,穿著白大褂的藥劑師在屋裡面走過來走過去的。不時地她扭轉頭來看我們在幹什麼。那目光不是冰冷的,但至少是不帶任何感情色彩的,在第一次的目光搜尋後,她露出了笑容,眼睛裡充滿溫暖,變換就在那一瞬間。我看著通向隆橋的坡路,記得祖父通常在下午從那兒往上騎著腳踏車回家來。在外面他看上去是多麼的不同啊!好像騎在上坡路上這輕微的搖擺動作是個原因,不單是他騎著的這輛車,也是他這個人:在一瞬間裡他是個穿著外套戴鴨舌帽的任何一個上了年紀的克里斯蒂安桑老頭,在接下去的一瞬間他又是祖父。我看著下面路上延伸開去的住宅區裡那一片房子的屋頂,想到了十六歲時的我在夜裡是怎樣在它們中間穿過,心裡充滿的那些情感的起伏劇變。於是我看到了的那一切,甚至是花園後面一個生了鏽的、歪歪斜斜的晾衣架,甚至是一棵樹下的地上那些腐爛的蘋果,甚至那條被篷布包裹起遮擋好了的船,和那伸在外面的溼漉漉的支架,船底下那些發黃的,扁平的草,都是輝煌般的美麗。我看見馬路的另一面那些建築物背後的草坡,想到了一個藍色的、凜冽的冬日我們曾和祖母在那裡乘雪橇滑下坡。在陽光照射下的雪是溼潤的然而又是那麼刺眼,像是在高山上的那種強烈光線,位於我們下面的城市所以看起來好像是很奇怪的,把在那裡發生著的事情完全敞開來,在我們下面的街道上走過的人們、駛過的車輛,路的另一邊在一家當地公司外那個在車道上掃除積雪的男人,其他的小孩子都在坐雪橇玩,彷彿沒有其他任何的地方聚會,就單單在天空下的這裡兜著圈子玩。當我在往下走去的時候所有這一切在我的心中活了起來,所有這一切包裹著我的環境都進入了視野同時讓我思索,但這只是流於表象的,只是在意識裡最外的一層,因為爸爸死了,這讓我在心中感到悲痛,這種情緒輻射到我所有的思考和情感裡。在這些個回憶裡也能找到他,但他在那裡面無足輕重,這一點著實令人奇怪,在那裡有關他的什麼念想都沒有。在70年代初期的一次,爸爸沿著人行道走在我前面幾米遠的地方,我們去小賣店買菸鬥清潔器,然後要去祖母祖父家,他揚起下顎彷彿同時他對自己發笑,我知道他的這種快樂,還有就是爸爸在銀行裡,他一手拿著錢包,用另一隻手的手指把頭髮往後撥,在櫃檯跟前的玻璃上看著自己發光的身影,要不就是爸爸坐進汽車把車開進城:在這些回憶中我沒有感受到他是一個舉足輕重的人。這就是說,我回憶的當時,我有感受,而不是現在,在我想著它們的時候。帶著他已經死了的這個念頭,與他之間的關係就發生了改變。在這個念想裡,他就是一切,這很自然,念想也是一切,因此當我去到那裡時,在一個飄著輕輕的、濛濛細雨的日子裡,好像發現自己進入另一個天地。居於這個天地之外的沒有任何意義。我在看,我在想,然後我所看和我所想的又已然退去:這跟它們沒幹系。跟什麼都沒幹系。只有爸爸,他死了,僅僅和這有關聯。

在我這麼走著的時候,那個信封,那裡面裝有他死亡時帶在身邊的物件的棕色信封,一直在我的意識裡。在藥店那條街的對面的綜合商務公司外我停下來,身子稍稍偏向牆那邊,把信拿了出來。我看到了上面父親的名字。一種陌生的感覺。我指望的是克瑙斯高這個姓。但只要沒有拼寫錯誤,當他死時用的就是更換後的這個可笑和華而不實的名字。

一個老太太一手拖著一個帶軲轆的購物袋,另一隻手牽著一隻小白狗,當她從門裡出來時瞅了我一眼。我朝牆那裡邁出了幾步,搖晃著手裡拿著的東西。他的戒指、首飾、幾枚硬幣、一根針。就這些。這些東西本身看起來只可能是些平常的日用品。但是他把它們帶在了身上,那戒指一定是戴在手指上的,首飾是戴在脖子上的項鍊,當他死了之後,就給它們罩上了一種特殊的光環。死亡和黃金。我把它們在手掌裡一個一個地擺弄著轉圈,它們讓我心裡充滿不吉祥的感覺。我站在那裡對於死亡的恐懼就跟我在小時候那會兒對死的恐懼一個樣。不是因為我自己會死,而是對那些死者。

我把這些東西放回了信封裡,再把它放進我的衣袋裡,在兩輛汽車的空隙間跑過馬路,進到小賣店裡買了一份報紙和一塊獅子巧克力,我吃著巧克力走完了通往那棟房子的最後的幾百米。

即使在那裡發生了這一切之後,那裡依舊懸浮著令人緬懷往事,從我童年時代就記得的那種氣味。那時候我就揣摩出了這種現象,我進入的每一所房子它有著怎樣的氣味,所有的鄰居和所有的家庭,它們都有著完全屬於自身的東西,特別是那氣味,那是絕不會改變的。所有其他的人家,除了我們的房子。它沒有這種自己的、特殊的氣味。在那裡什麼氣味也沒有。在祖母和祖父來看望我們的時候,他們把他們房子的氣味帶到了這裡;我特別記得這麼一次,祖母出人意料的來我家,我一點也不知道這件事,當我從學校回到家在過道里聞出了氣味,我還以為是屋裡進來了賊,因為沒有任何的跡象表明家裡來了客人。在車道上沒有停著車,過道里也沒有衣服和鞋。只有氣味。但這不是家裡進了賊:當我走上樓,看見祖母全身披掛著站在廚房裡,她是乘坐公共汽車來的,是想給我們一個驚喜;這可這完全顛覆了她往日的風格。二十年過去了,這裡面發生了多少的變故,現在房子裡的氣味還是跟以前一樣,真是太奇怪了。你可以想象這與習慣有關,使用一樣的香皂,一樣的洗滌劑,一樣的香水和剃鬚水,用一樣的方法做的一樣的飯菜,每天干著一樣的工作,在下午和晚上的時候幹著同樣的事情:那就是鼓搗下汽車,修理一下這裡那裡的,對,有了汽油和礦物酒精的痕跡,金屬和空氣中排出的廢氣這些東西,蒐集舊書,對,那書裡就有了泛黃的紙頁和陳舊的皮質封面的氣味。但在一棟房子裡所有以前的習性已經終了,這裡的人已經不在人世,而剩下的那些已經年邁的人幹著他們一貫幹著的事情,但這些房子裡的氣味又是如何,它們就怎麼能沒有改變?四十年的生命都滲進嵌印在了這一面面的牆壁裡,這就是我每一次步入這裡嗅出的氣味麼?

我沒有立刻上樓到她那裡去,而是開啟了通向地窖的門,在那個狹窄的樓梯上往下面走了幾步。向我撲面而來的這陰冷、晦暗的空氣,彷彿是濃縮了的空氣,抑或是這房子的一個濃縮,這恰恰就是我記憶裡的感覺。就在那下面在秋季裡他們儲藏著一箱箱的蘋果、梨和李子,連同那些老牆和泥土的氣味一起,這些綜合氣味成為了這房子地下的一道氣味,另外所有其他的氣味夾雜在一起作為反襯一塊兒散發了出來。我到地窖下面去沒有超過三四次;閣樓上的那些房間也一樣,那是我們的禁區。但我是多麼經常地站在過道那兒,看著祖母從那下面上來,手裡拎著給我們的裝滿一口袋的黃澄澄的、多汁的李子或是紅紅的、雖有點皺了皮但味道卻格外美妙的蘋果?

唯一的光線是來自下面牆上的那個小小的類似船艙裡天窗的窺視孔。因為花園的地勢比房子的進口處要低些,所以人從這裡可以一直望出去。透視的效果似乎撲朔迷離,對空間的感覺如同溶解了一般,在短暫的一瞬間它徹底在我面前消失了。然後,在我的手抓住樓梯欄杆的同時,一切又如此清晰地展現在我跟前:我在這裡,窗戶在那裡,花園在那裡,房子的入口在那裡。

我在那裡站了一會兒從窗戶那裡望出去,目光沒有固定在一點,腦子裡沒有想著特別的事情。然後我轉身走上了上面的過道,把夾克掛在衣帽間的一個衣架上,在樓梯旁牆上掛著的鏡子里望了一眼自己。眼睛周圍仍然掛著一圈疲倦。當我走上樓梯的時候,刻意重重踏著步子,這樣祖母將聽到我的到來。

她坐在餐桌旁邊,就像我們幾小時前離開她時的那個姿態。她跟前放著一杯咖啡、一個菸缸和一個她吃下了的圓麵包後滿是碎末的餐盤。

當我走進門,她用一個迅速的、像鳥一般的方式抬起頭。

「啊哈,是你呀,」她說,「一切順利嗎?」

她大概已經忘了我去哪裡了,但我還不能完全確定,所以用一種適合這種情勢的嚴肅語調回答了她。

「是的,」我說點了點頭,「一切都好。」

「那就好。」她說,把頭掉了過去。我朝屋裡面走了幾步,把我買的報紙放在桌上。

「你不想喝點咖啡嗎?」她說。

「想的,我想喝一點。」我說。

「壺在電爐上。」

她語氣裡含著的某種意味讓我看了她一眼。她以前從來沒有用這種口氣同我講話。奇怪的是她就沒怎麼改變,不像我的變化那麼大。在最後的那段時間她就是用這種口吻同爸爸講話的。她現在的講話,是在對著他講,而不是對我。假如祖父還在的話她是不會用這種方式對爸爸講話。這是母子之間在沒有外人在場的情況下講話用的那種口吻。

我不認為她把我當作了我父親,只是她講話的習慣使然,就像一艘船在關掉髮動機後它自身還持續向前滑行。儘管如此這還是讓我心裡還是打了個寒噤。但我不能讓自己為此而受干擾,於是從櫥櫃裡取出一隻杯子,走到電爐旁邊,用手指感覺了一下燒水壺。它早已經沒有了熱度。

祖母吹了一下口哨,用手指頭在桌面上敲著鼓點。在我的記憶裡她很久沒這樣做過了。看見眼前的她令人感到些許的快慰,因為要不這樣,她就真的是變化太大了。

我見過她在30年代初期的照片,她那時很漂亮,不是奪人眼球的那種,但足以讓人注意到她,以一種別出心裁的那個時代典型的方式:深色的、很戲劇化的眼影,櫻桃小嘴,短髮。當她在50年代末已是一個有三個孩子的中年女人時,在一張他們在旅行途中景點前拍下的照片裡,儘管是以一種較柔和的、不太明顯但又並非模糊的方式,那種能讓人留意到的容顏依舊存在,人們依舊可以使用美麗這個詞彙來形容她。當我長大成人時,她已經是六十歲末尾七十出頭的年齡,自然我所看見的已經不是當年的她,她只是「祖母」,她曾有過屬於自己的有著她個人特徵的風采,我對此並不知曉。一個來自中產階級家庭的老年女人把自己保養得極好,衣著穿戴優雅得體,這一定會讓人對在70年代末期時的她有著印象,還有對她那乘坐公交車來看望我們的意外之舉,就這麼突然一下子坐在了我們在蒂巴肯家的廚房裡的這個記憶。充滿活力,親和近人,身體健康。直到幾年以前她都始終是這樣的一個人。後來她身上有了些改變,這不是因為年齡的緣故,也不是由於生病,而是其他的原因。她失去了自我,不是屬於一般老年人通常有的那種程度不深的專注於精神世界或者有滿足感的那種情況,盤踞在她軀體內裡的是強硬尖銳,就像她瘦削乾枯的身體。

我看見了,但我對它無能為力,也不能在上面架起一座橋來,不能幫助或是安慰她,我只能看著,這就讓我同她待在一起的每一分鐘緊張萬分。唯一的辦法是保持一種運動狀態,不要同那兒存在的一切,在這房子裡或是她身上的東西,繫結在一處。

她用一隻手從嘴唇上拿下粘著的菸絲。然後朝我望過來。

「要我也給你煮點咖啡嗎?」我說。

「那咖啡有什麼不對勁的地方嗎?」她說。

「它不太熱了。」我說,手裡拿著水壺朝水槽那裡走過去。「我重新煮一點。」

「你是說,它不太熱了。」

她對我惱怒了嗎?

沒有。因為她笑起來了,拂去了膝蓋上的一點碎末。

「我一定又開始有點犯糊塗了,」她說,「我肯定剛才我的腦子裡就在拌漿糊。」

「那咖啡不是很涼,」我說著開啟了水龍頭,「只是我喜歡滾燙的咖啡。」

我把咖啡渣倒了出去,讓水流射向水槽底部直到所有的渣子都消失在排水孔裡。然後把水壺重新灌滿水,水壺的內壁幾乎完全變黑,在水壺外殼上佈滿了手指上的油膩留下的紋印。

「犯糊塗」,這是家庭裡對老年痴呆症的一個委婉說法。當祖父的兄弟萊夫「犯糊塗」時他一次又一次地從老人院跑出來到他小時候住的房子去,站在那裡高聲呼喊,傍晚和夜裡時去捶打人家的門。他的另一個兄弟阿爾夫,在他最後的那些年裡也開始犯糊塗;因為他表現出的多數情況是把過去的事和現在的事攪在一起分不清。祖父他自己在生命最後的階段也有點犯糊塗,半夜三更爬起來擦拭他蒐集的那些數量極可觀的鑰匙,既沒人知道他有這些東西,也沒人知道這是為什麼。這是家裡的遺傳問題;他們的母親最後的時間裡也沒少犯糊塗,要是我父親說的那些話都可信的話。在最後的時間裡她不消說是犯糊塗的,當聽到警報拉響時,她不是下到房子的地窖去而是往閣樓上跑;據我父親講她從閣樓那很陡的樓梯上跌下來送了命。這是否真的如此,我不知道,我父親可以對任何事情都撒謊。我的直覺告訴我這不是真的,但沒有找到任何方式來驗證。

我拿著水壺到了電爐那裡,把它放在電爐盤上。摁下了廚房裡到處都有的安全開關。緊接著沾了水的水壺底開始嗶嗶啵啵一陣爆裂聲。我雙臂抱在一起站在那裡,望著窗戶外那陡峭山坡的頂峰,那棟白房子就像矗立在那裡的寶座王基。我想到了在我過去的這一生中都這麼往上看去的這棟白屋子,就沒有一次看見過有一個人在裡面或是在它的周圍。

「那,英韋在哪裡呀?」祖母說。

「他呀,今天去斯塔萬格了,」我說,朝她轉過身來,「回他家去了。然後他會回來,到……星期五。」

「是這樣啊,哦,」她說。自個兒點了點頭,「他去斯塔萬格了。」

當她抓住菸草盒子和那小小的紅黑的色的捲菸器時,她說話了,沒有抬起頭:

「但你在這裡吧?」

「對,」我說,「我一直都待在這裡。」

很明顯地看得出她願意我留在這裡,這使我很高興,儘管我明白她特別需要的並不是我,而是隻要有人在那裡。

她用出乎意料的一股猛勁把卷煙器的手把拉開,抽出填充了菸絲的紙卷,點燃了它,再拂去膝蓋上的菸灰,坐在那裡凝視著自己跟前的空中。

「我想我還要繼續去打掃清潔擦洗,」我說,「今天晚上我得幹得晚一點,再打幾個電話。」

「好的。」她抬起頭來看著我。

「但你就這麼忙,不能在這裡坐一小會兒?」

「那,那倒不是。」我說。

水壺裡的水發出了噓噓聲。我把壺使勁往爐盤上摁了摁,水開的聲音更響了,然後我把它移在一旁,倒了些咖啡進去,用叉子在裡面攪動幾下,重重地把它放回爐盤上,再把壺放到桌上的鐵絲墊上。

「咖啡好了,」我說,「現在讓它再悶出點味兒。」

咖啡壺上我們沒擦洗掉的指紋,一定也包括有爸爸的。我眼前看見的是他那被尼古丁燻黃了的手指頭。這裡有些不相稱的有損尊嚴的東西。這燻黃的手指頭顯示出的平凡瑣碎的生活,與莊嚴的死亡不能相提並論。

或許我願意這二者同步。

祖母嘆了口氣。

「啊,是啊,」她說,「生活就是混鬥,這老太太說,她不會發f這個音。」

我笑了。祖母也笑了。然後目光裡又是那恍惚不定的神情。說了些話以後我的腦子裡輕鬆些了,變得空空如也,給杯子裡倒上了咖啡,雖然它的黃色多於黑色,還有小的咖啡渣粒漂浮在水面上。

「你要咖啡嗎?」我說。「有點淡,但……」

「好的,想來一點。」她說,把她的杯子在桌面上推出了幾釐米。

「謝謝。」當杯裡的咖啡到了一半時她說。拿起裝有奶油的黃色紙盒,給咖啡裡倒進一點。

「英韋到哪裡去了?」她說。

「他去斯塔萬格了,」我說,「回他家裡一趟。」

「對的。他是要去那裡的,是啊。他什麼時候回來?」

「我想,是星期五。」我說。

我在水槽裡把桶涮了一下,重新放好水,倒進了綠肥皂水,戴上橡皮手套,一手抓起放在案桌上的抹布,一手拎起水桶,走進了客廳最裡面的那一塊。外面的天色開始有點暗了下來。在最接近地面的光線裡,在環繞著樹木的樹冠周圍,在它們的樹幹上,在朝向鄰居地盤籬牆的樹叢中看得見一抹微弱的淡藍色。雖是那樣的淡薄但顏色依舊可見,就這樣以一種反向力,漸漸超越了夜色,因為這光線裡的任何東西都不再閃光眩目,這淡化給予它們的豐富和充盈交代出了一種背景。但在外面的西南方向,人們仍舊可以看見峽口處的燈塔,那裡白日的光線並未受到挑戰它依舊存在。那裡的幾朵燃燒著的紅雲彩,像是來自自身的威力,因為那時的太陽已經掩面不見。

過了一會兒祖母進來了。她開啟電視在一把椅子上坐下來。廣告的聲音總是比節目的聲音要高出許多,它不僅充滿了整個客廳,也在牆壁上激起了輕微的迴響。

「現在是新聞了嗎?」我說。

「那是肯定的,」她說,「你不想來看看?」

「想的,」我說,「只是我得先把這裡的活兒幹完。」

當我沿著一整堵牆把這護牆板擦洗乾淨後,擰乾了抹布,走進廚房裡,玻璃窗上看得見一點反射出的我的影子,形狀模糊不清,較亮的和較暗的兩個區域則很明顯,把水倒進水槽,抹布搭在桶上面,一動不動地站在那裡了一刻,然後開啟櫥櫃,把放在裡面的紙巾推在一邊,拿出了一瓶伏特加。我從水槽上方的櫃裡找出兩個玻璃杯來,開啟冰箱取出一瓶雪碧,給一個玻璃杯倒滿,另一個杯裡的雪碧摻上了伏特加,端著兩個杯子進了客廳。

「我想我們可以享受一點點酒。」我笑著說。

「真是太令人愉快了,」祖母說,她也回報我一個微笑,「我們可以這樣做的。」

我把兌有伏特加的那杯遞給了她,自己拿著那杯雪碧,在她旁邊的椅子上坐下。可怕,真是太可怕了。我的心被撕裂成碎片。但對這事要做點什麼,我也辦不到。她需要這杯酒。就是這樣。

至少應該是威士忌或是波特酒就好了!

那我就可以用托盤再加上一杯咖啡一起端上桌,這才有模有樣,雖還不是完全合乎章法,但起碼不會像把摻有雪碧的伏特加就乾脆倒在杯裡那樣直截了當的飲酒。

我看見她怎樣張開那年老的嘴,把酒一口吞下。我已決定不應當再度發生這樣的事。現在她就坐在那裡雙手捧著一杯酒。心裡像被紮了一刀。萬幸的是她沒有開口再要。

我站起來。

「我去打幾個電話。」我說。

她向我轉過頭。

「在這時候了你給誰打電話?」她說。

再一次她又好像是在對另一個人講話。

「現在才八點鐘。」我說。

「不是更晚些的時候?」

「不是。我想,我要給英韋打個電話。還給託妮耶打一個。」

「給英韋電話?」

「是。」

「他不是在這裡嗎,他?哦,不,他不在這裡。」她說。然後她的注意力轉移到了電視上,好像我已經離開了房間。

我把一把餐桌的椅子拉出來,坐下來撥了英韋的電話號碼。他剛剛走進門,一切進展順利。在背景裡我聽到了託耶的尖叫聲,卡麗·安妮在呵斥他。

「我在想那血的事。」我說。

「是呀,那是什麼呢?」他說。「這一定發生了比祖母告訴我們的那些更多的事情。」

「他一定是跌倒了還是怎麼的,」我說,「撞擊到了硬物。因為他的鼻樑斷裂了,你看見了嗎?」

「當然。」

「我們應當和那些當時在這裡的人談談。說白了,就是同醫生談。」

「殯儀館那裡會有他的名字,」英韋說,「你要我給那裡打電話嗎?」

「對,你可以嗎?」

「我明天就打。現在有點晚了。那我們明天再談吧。」

我想過了要說說這裡發生的事情,但從他的聲音裡感覺到了一點不耐煩,這也不奇怪,兩歲的女兒於爾娃在樓上等著他。自從我們倆分手後雖然不過幾小時。但他仍然沒有任何跡象要結束我們倆的談話,所以這得我來這麼做。當我放下話筒後,撥響了給託妮耶的電話。從她的聲音裡我聽出來,她一直在等候我的電話。我說我相當累了,我們可以明天再多聊聊,她其實幾天後就會到我們這裡來。談話只持續了幾分鐘,但在這之後我仍然感到自己好多了。我從廚房的桌子上找到香菸和打火機拿在手裡,來到了外面的陽臺上。這個晚上海灣裡擁擠著返航的船隻。溫暖的空氣裡充滿了這個城市特有的木材的氣味——當風從北方刮來時總是這樣,在我腳下的花園中有樹木的氣味,和一種淡淡的、幾乎難以覺察出的海洋的氣味。屋內從電視螢幕上發出閃動的光。我站在陽臺的另一端在黑色的鐵藝圍欄跟前抽著煙。當煙抽完後,我把菸蒂在牆的外側上撳滅,發著紅光的菸灰像小星星般往下面的花園裡飄散而去。又走進屋裡我首先看了看坐在客廳裡的祖母,然後走上通向閣樓臥室的樓梯。放在床邊的行李箱敞開著。我取出裝著書稿的紙板盒,在床沿上坐下來,開啟紙盒蓋撕開上面的膠布。想到事實上一本書就即將要問世了,當第一頁上的書名進入眼簾時心上湧起了一種強烈的衝動,校對稿和我自己寫的且習慣了的那個手稿不知道有什麼區別。我馬上把這念頭壓了下去,我不能坐在這裡想這個,從箱子裡的一個內袋裡找出了一支鉛筆,拿起校對符號概述的那張紙頁,移到床上坐下,背倚靠著床的檔頭,把一摞書稿放在膝蓋上。時間催得急,所以我計劃在這裡的幾個晚上從頭至尾儘可能多看些。到現在為止我還沒有時間讀它。乘著英韋在斯塔萬格,現在又還不到八點鐘,我眼下至少有四個小時的工作時間,要是不能再多的話。

我開始閱讀。

分別掛在床對面靠牆的半開著的衣櫃門上的那兩件黑色西服,很乾擾對文稿的校對,因為當我在閱讀時,一直都想著它們,儘管我知道這不過就是兩件衣服,但它們的陰影進入了我的意識裡,想象著這就是兩個活生生的軀體。為了要讓它們在眼前消失,幾分鐘後我從床上爬下來。一手託著一件西服站在那裡,四下尋找著一個可以掛它們的地方。掛在窗簾的橫杆上?那地方會讓它們比在什麼地方都更引人注意。在門框上?不行,我得在下面走呀。最後我走出了房間,進入了旁邊晾衣服的閣樓間,我把它們掛在了那裡的晾衣繩上。在那裡,自由地掛著,它們看上去再沒有比任何時候更像兩道陰影了,我能嗅出死亡的氣味,但不管怎樣這讓它們在我的視野之外了。

於是我再走進屋裡,在床上坐下來繼續工作。在下面很遠地方的街道上一輛汽車加速飛馳。下面一樓傳出的電視裡的聲音。在這空蕩沉寂的房子裡聽上去是一種完全徹底的瘋狂,流動著充斥在這一間間屋子裡的瘋狂。

我往上抬起眼睛。

我寫出了一本給我父親的書。我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但事實如此。這本書就是為他寫的。

我放下手裡的書稿,站起來,走到了窗邊。

他對於我真有著這麼重大的意義?

啊,是的,他就是這樣。

我希望他將會看見我。

我第一次明白了我寫作,確實是為著什麼的,不僅僅是為了我將會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或者是裝著要成為什麼樣的人,當我寫到有關我爸爸的一個章節時開始哭泣了。我一寫到爸爸淚水就沿著臉頰往下流,讓我幾乎看不清鍵盤或是螢幕,只是敲打著字元。當這些傷痛已經在我身上消失後,我感覺不到它曾經的存在,我不知道在哪裡能找尋到它。我的父親是個蠢貨,一個我不想與他有什麼干係的人,和他保持遠距離對我來講是件輕而易舉的事了。這裡說的不是保持距離,而是根本就沒有他,他的什麼事也觸及不到我。一直就是這樣的情況了,然而現在我坐在這裡寫著,眼淚嘩嘩地直流。

我又坐在床上,把書稿放在膝蓋上。

但這裡面還有更多。

我也想顯示出我比他出色。我比他強大得多。或者就只是這樣的情況,我希望他將會為我而感到驕傲自豪?真正地認識我?

他從來不知道我將會出版一本書。在他死之前,我們最後一次的單獨見面是一年半以前的事了,他自然是又問起我那段時間在幹什麼,我回答他我剛好開始在寫一本小說。我們走上了女王街,出去吃晚餐,雖然天很冷,汗水卻從他的臉上流下來,他問話的時候,並不看著我,他問這書將會怎麼樣,一次非常明白清楚的談話。我點著頭回答說有一個出版社對此很有興趣。當我們走在路上時他向我投來的那一瞥的樣子,好像他還繼續待在某一個他曾經待著的地方,或許他可能還會在那裡。

「你幹得不錯,很好,卡爾·奧韋。」他是這麼說的。

為什麼我對這個記得很清楚?通常我把人們對我說的一切幾乎都忘得一乾二淨,不管是多麼親近的人,在那種情勢下沒有任何的徵兆顯示這是我同他在一起那些日子裡的最後一次。我記得或許是因為他使用了我的名字,我聽到他最後一次這麼叫我應當是四年前的事了,出於這個原因,讓我感到和他有意想不到的親近。我記得或許是因為就在當時的幾天前我寫到了他,直率地寫出了與他現在向我示好的態度完全大相徑庭的感情。或許我記得是因為我痛恨他把我攥得緊緊的,顯而易見,我很高興我還是小孩。在這個世界上我絕不會為他的緣故去做什麼,為他的緣故去受人指派幹什麼,不管是正面還是負面的因素。

現在這種意願已全無意義。

我把這摞書稿放到床上,筆放回了箱子的插袋裡,彎下腰從旁邊的地板上拿起那個紙盒,試著想把書稿再放回去,但放不進去了,於是我就把書稿放回箱子裡的老地方,在箱的最下層,仔細地用衣物把它蓋上。那個放在床上的紙盒,我站在那裡長久地盯著它,每一次看著它的時候,對小說的諸多的想法便有了頭緒。拿著它下樓把它扔到廚房的垃圾袋裡去,這是我最初的衝動,進一步想想這不行,不應當用這種方式把它攪和在這棟房子裡。於是我又把箱子裡的衣服拿到一邊,把紙盒放在箱底書稿的旁邊,上面蓋上衣物,放下箱蓋,在走出房間以前,把箱子拉鏈拉上。

祖母坐在客廳裡看電視。當時在播一個電視辯論節目。我想,這對她來說根本無所謂。下午電視二臺的青少年節目和挪威電臺晚間的紀錄片她也一樣看。我從來不明白這種瘋狂的、充斥著無休止情慾的年輕人的真人秀節目,和那些沒完沒了的新聞節目以及電視辯論節目,能夠給她帶來些什麼。她出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來自一個真正的昨日的歐洲,固然是處於最邊緣的地帶,但還是歐洲的地域不是?1910年時代是她的兒童時期,20年代是她的青年時期,30年代時她長大成人,1940年到1950年她做了母親,在1968年就業已成為了一個老婦人?這其中一定會有些什麼吧,因為每一個晚上她都坐在這裡看電視。

就在她身下的地板上有一小灘褐黃色的水。沿著椅子旁邊一片較深顏色的水痕顯示出了它的源頭從哪裡流來。

「英韋給你問個好,」我說,「他回家一路順利。」

她抬頭向我投來短暫的一瞥。

「那就好。」她說。

「你需要什麼嗎?」我說。

「需要?」她說。

「是啊,一些吃的還是別的什麼。要是你願意,我可以給你做一點。」

「不用,謝謝,」她說,「你可以給你自己弄點。」

爸爸屍體的畫面讓我對食物感到噁心。但一杯茶很難會讓人聯想到死亡吧?我在電爐上用一隻平底鍋燒水,把茶袋放進冒著熱騰騰水氣的杯子裡,站在那裡看著那顏色怎樣在茶袋裡釋放出來,慢慢地旋轉著地流失在了水裡,直到水完全變成了透明的黃顏色,我端起杯子拿著它走到了外面的陽臺上。在遠遠的海峽口處丹麥的海洋遊輪發出停泊訊號駛進了港口。在黑暗的天空中,仍舊能看到一抹藍色,給人一種材質的感覺,彷彿它實際上就是一方巨大的桌布,我也看見了星星,就像是穿透千萬個小洞裡發出的光芒,它們是從背後的光線裡派生而出。

我喝了一口茶,把杯子放在窗臺上。我又想起來那個晚上我父親更多的事情。人行道的地面上有了較厚的冰層,東面吹來的風穿過街道一掃而過,街上幾乎空無一人。我們走進了一家飯店的餐館裡,把外套脫下掛上,在一張餐桌旁坐下。爸爸呼吸沉重,用手在額頭上一抹,拿起選單來看,他的目光在選單上從上到下掃視一遍。又開始從上方起再看。

「看上去這兒好像不賣酒。」他說,站起身來,走到餐廳主管那裡。他對他說了些什麼。當那人搖頭時,爸爸轉身走了回來,幾乎是一把抓起了掛在椅背上的外套,穿上它同時朝門道走去。我急忙跟在了他身後。

「怎麼啦?」我說,那時我們已站在了外面的人行道上。

「那裡不賣酒,」他說,「我的天,這是家禁酒的飯店。」

然後他望著我笑了。

「我們吃飯得要喝酒,你不明白呀。但不要緊。這裡直走下去有另外一家飯店。」

我們在蘇格蘭人飯店前停下,在窗邊的桌前坐下後,各自吃自己的牛排。應該是說,是我在吃牛排;當我吃完以後,在爸爸餐盤裡的牛排幾乎沒動。他點燃一支菸,把最後的一點紅酒喝下,身子往後靠在椅背上,說他計劃著要開始當一名長途貨車司機。我不知道對此該如何應對才好,只是點點頭什麼話也沒說。當個長途貨車司機是很不錯的,他說。他一直喜歡開車,喜歡旅遊,現在有機會做這件事還有人給你報酬,還有什麼可猶豫的呢?德國,義大利,法國,比利時,荷蘭,西班牙,葡萄牙,他說。是呀,這是個好工作,我說。但現在我們就到這裡吧,他說。我結賬。你只管走。你肯定還有好多事要幹。看見了你我很高興。我按照他說的做了,起身拿起夾克,對他說再見,然後走進飯店的大堂,走到外面的街道上,有一瞬間的躊躇,是不是要打車回家,最後決定不坐出租,朝公交車站走去。通過窗戶我又望見了他,他正穿過那一帶的酒店街區,走向街另一端的一道門,那裡直通酒吧,我又看見了他走動著的身影,那龐大沉重的軀體,是那樣的匆忙和急不可待。

這是他生前我最後一次看見的他。

他給我留下的印象始終是他在端正形象儘量律己。在這兩個小時裡他用盡所有的力量在克服自己,努力塑造一個正面的形象,不心神恍惚,將身心都集中一處,做一個他曾經就是如此的那樣一個人。

這個想法讓我的內心疼痛,我在陽臺上來回走著徘徊不已,很快地一會兒盯著城裡的方向,一會兒又朝向大海。我思忖著是否要出去一趟,到下面的城裡,或是到體育場外面去,但我又不能讓祖母獨自一個人待著,於是強迫自己哪兒也別去了。再說明天一切都將會是另一番光景。第二天的到來總是會有更多的光亮。不管在自己的心裡有多麼的沮喪低落,不可能不受到這新開端帶來的影響。於是我拿上杯子進到了屋裡,把它放在洗碗機裡,把放在那裡的那些杯子和玻璃杯,大大小小的餐盤也都一起放了進去,倒進洗滌粉,開動了洗碗機,用抹布擦乾淨桌子,再擰乾抹布把它搭在水龍頭上,雖然這溼漉漉的、粗糙的布料和這鋥亮的鍍鉻水龍頭有些不般配,我走進客廳,在祖母坐著的椅子跟前站住。

「我想我要去睡覺了,」我說,「這一天夠漫長的了。」

「時間有這麼晚了嗎?」她說。「是的,我也很快要上床了。」

「那,晚安。」我說。

「晚安。」

我轉身就要走開。

「呃?」她說。

我又向她轉過身來。

「你沒想過今晚就在那上面睡覺嗎?你睡在下面也行的。在那間老房間裡,你知道的。你就在那旁邊的浴室沖澡。」

「是這樣,」我說,「但我想我還是在上面睡。我們已經在那裡把東西都安置好了。」

「好,好,」她說,「隨你的便。晚安。」

「晚安。」

當我來到上面的房間裡,平靜地脫下了衣服,這時候首先明白了她建議我在下面房間睡不是為著我的緣故,是為她自己。我立刻把t恤衫再穿上,把床單從床上拉起來,把被子捲起夾在一隻手臂下,另一隻手提起箱子,又下樓去了。在樓梯的平臺那裡我碰見了她。

「我改變主意了,」我說,「像你說的一樣,最好睡在下面。」

「是的,不是這樣嗎?」她說。

我跟在她後面走下樓梯。在過道里她對我轉過身來。

「那麼,你需要的東西都齊全了嗎?」

「什麼都不缺。」我說。

然後她開啟自己那間小房間的門,不見了。

我要住的這間房,是他們倆沒有碰過的,但裡面都是些她的東西,像髮梳、捲髮器、首飾和首飾箱、衣架、睡衣、襯衫、內褲、毛巾、洗浴用品、化妝包,到處分散地放著,在床頭櫃上,在床墊上,在開啟的衣櫃裡的擱架上,在地板上,在窗臺上,我不能顧及這亂七八糟的一切,眨眼工夫三兩下把攤在床上的東西弄乾淨,然後鋪上床單放好被子,脫下衣服,關掉電燈上了床。

我一定是立刻就入睡了,因為這之後我記得的就是,我醒過來開啟了床頭上的燈看錶,時針正指兩點。門外的樓梯上有了響動。我首先想到的就是,爸爸已經回來了,那時的我還處在睡後醒來的朦朧裡,大概這與我所夢到的東西聯想在一起了。不是鬼魂,而是活生生的人。我的心裡完全不排斥牴觸這種想法,於是我害怕了。但它不是猛然而生,而是畫面場景的那種延續著的緩慢,我明白這很荒唐可笑,我走出去來到了過道里。祖母的房間的門留著一道縫隙。我望進去。她的床上沒有人。我走上了樓梯。或許她只是想去倒一杯水喝,也或許她沒有睡意,上樓去看看電視,但為保險起見,我還是想去確定一下看看是否是這樣。先看看廚房。她不在那裡。然後是日常起居的大客廳。她也不在那裡。那麼她一定是去那間小客廳了。

對,她就站在那裡的窗戶跟前。

出於某種理由我不想讓她發現我。在那昏暗的拉門的陰影裡我停了下來,站在那裡看著她。

好像她又陷入了那種神志恍惚的狀態中。她靜靜地站在那裡凝視著外面的花園。她的嘴唇不時地蠕動著,好像她在對自己喃喃低語。但嘴裡並沒有發出任何聲音。

沒有一點預兆,她突然轉過身,直端端地向我走來。我完全被弄了個措手不及,只有站在原地看著她過來。在離我有半米遠的地方她走了過去,雖然她的目光在我臉上掠過,但她並沒有注意到我。她經過我的身旁,彷彿我就是其他那些傢俱之中的一件。

我一直等到聽見下面的那道門關上以後我才開始挪步下樓。

當我再走進臥室時,我真害怕了。死亡無處不在。死亡在外面過道里的外衣上,死亡在裝著我父親東西的信封裡,死亡在她在上面客廳發現了他的椅子上,死亡在他們把他抬下去的樓梯上,死亡在浴室裡,祖父曾在那裡跌倒,腹腔裡滿是血。我閉上眼睛,滿腦子裡都是那些死而復歸的人,沒法逃逸無處藏身,就像我在孩童時一樣。但我得閉上雙眼。若是我這些荒謬的孩子氣的幻想靈驗的話,想象中爸爸的屍體就會突然停止從這裡經過。那雙手交叉在一起的手指上毫無血色的蒼白指甲,蠟黃色的皮膚,深陷下去的臉頰。在淺睡裡隨著這些畫面深深地浸入,從某種方式來講意識在其中開啟喚醒時,很難說清這是屬於一個現實的或是一個夢幻的世界。意識像這樣開啟時的一次,我非常確定他的屍體在衣櫃裡,我開啟櫃子,把那裡面所有的衣服都翻了個底,接著把其他櫃子都敞開,一個接一個地,當我這麼做完之後,我又回到床上去繼續睡覺。在夢裡他一半是死人,一半是活人;一半在現在,一半在過去。好像他完全控制著我,掌控我的一切,當我最後終於醒過來,是早上八點鐘,我首先想到的是這個夜裡他來家看過我了,第二個想到的是我得再去見他一面。

兩小時後我關上了通向廚房的門,祖母坐在那裡,我走到電話那裡,撥響了殯儀館的電話號碼。

「安德奈斯殯儀館。」

「是,你好,這裡是卡爾·奧韋·克瑙斯高。前天我和我哥哥一起去過你們那裡。這是關於我父親的事。他是四天前去世的……」

「明白了,你好。」

「我們昨天見過他了……但現在我想知道我是否有可能再見他一面?最後一次,要是你理解……」

「好的,那是當然的,你可以再見他一面。你什麼時候合適?」

「好,嗯,」我說,「下午的一個時間?三點?四點?」

「那麼,我們就定在三點?」

「好。」

「小教堂外面。」

「好。」

「好的,那我們就這麼說定了。很好。」

「謝謝。」

「不客氣。」

這個談話讓問題解決了,我心裡感到鬆快,走到花園裡繼續鋤草。天空中高掛著白雲,日光柔和,空氣溫暖。我在兩點鐘結束工作。於是進屋對祖母說我要去會一個朋友,換好衣服後我奔那個小教堂去了。小教堂進口處的外面停放著同樣的一輛車,當我敲門後給我開門的是同樣的一個人。他向我點點頭,開啟了前一天我們進去過的那間屋子,他自己沒有進去,我又站在了爸爸跟前。這一次我有思想準備,知道是怎麼樣的一個場面等待著我,他的身體,皮膚在過去了的這一晝夜裡一定是變得更加暗黑了,再沒有喚起我前日里的那種撕裂心肺的情感。現在我看到的是沒有生命的軀體。這曾經是我父親的那個人和他躺著的這張桌子之間已經不再有任何區別,或者和這張桌子所在的地板不再有任何區別,或者和窗戶下面牆上的插座不再有任何區別,或者和旁邊的檯燈一段垂落下的電線不再有任何區別。因為人只是在所有其他形態當中的一種形態——如造物世界一再顯示出的那樣,不只是當其有生命的時候,也包含那些生命不再的物質,以沙土、石頭和水的形態而存在。死亡,像我始終感覺的那樣,在生命裡它是極為重要的一個環節,幽暗而令人銷魂,它如爆裂開的一根水管,風中折斷的一個樹枝,從衣架上滑落墜地的一件衣衫。僅此而已。

註釋:

petergreenaway(1942—)英國電影導演,作家,畫家。他的電影的共同特徵是景區組成,光照和服裝與裸體,自然和建築,人和傢俱等之間的反差,他的電影作品帶有影響文藝復興時期和巴洛克風格繪畫的特點。

hejdå,瑞典語的「再見」。

johnconstable(1776—1837),英國浪漫主義畫家,他的作品描繪山水的語言使他成為英國最受喜愛的畫家之一。作品《乾草車》和《戴德姆谷》是其最著名的畫作。

指克洛德·洛蘭(claudelorrain,1600—1682),法國風景畫家。

pederbalke(1804—1887),挪威風景畫家。

即心理防衛機制,這是弗洛伊德提出的心理學名詞。是指自我對「本我」的壓力,形成的一種潛意識的自我防禦功能,以防止受心理打擊後引起的心理障礙。

心理學中的一種實驗法,人在特定的情景下,繞過內裡的心理防禦機制,不自覺地把真實情感與態度反應出來。

edvardmunch(1863—1944),挪威畫家,版畫家,被稱作是現代表現主義繪畫的先驅。著名作品有《尖叫》《聖母瑪利亞》《病孩》《橋上的女孩》等。

jeremyirons(1948—),英國著名影視演員。國際影壇上一位傑出的男演員,無論飾演正反角色,他的表演都能抓住人物的精髓,具有極強的感染力。曾斬獲多項國際電影大獎,包括奧斯卡獎。

thomasbernhard(1931—1989),奧地利小說家,劇作家,詩人。被稱為戰後最重要的德語作家之一。

stefanzweig(1881—1942),奧地利小說家,劇作家,記者和傳記作家,生於一個富裕的猶太商家庭。著名的中篇小說《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讓他聞名於世。在他的自傳《昨日的世界》完成的前一天自殺。

bjok(1965—),冰島歌手、作曲家和藝術家。

指美國繪本大師艾瑞·卡爾(ericcarle,1929—)創作的著名圖畫書《好餓好餓的毛毛蟲》(itheveryhungercaterpillar/i)。

指美國兒童文學作家、畫家李歐·李奧尼(leolionni,1910—1999)創作的著名圖畫書《田鼠阿佛》(ifredrik/i)。

jensbjørneboe(1920—1976),挪威50到60年代期間著名的作家之一,他同時也是一位詩人、散文家和劇作家。他自稱為無政府主義者,他作品裡的叛逆行為和藐視權威,讓他在年輕一代中擁有很大的讀者群。他生活動盪,後來酗酒和患上了憂鬱症,最後以自殺結束生命。

在挪威語裡親嘴(kysse)和撒尿(tisse)兩個單詞的發音極為接近。

iblindpassasjer/i,1978年挪威製作的第一部科幻題材的電視系列劇,在一艘宇宙飛船上載有一位不明身份的乘客而生髮的一系列怪異事端,其中的音樂與畫面含有恐怖和驚悚的元素。

theedge,u2樂隊的吉他手。

visconti(1906—1976),義大利戲劇、歌劇和電影導演。1971年執導的《威尼斯之死》是他最為知名的電影之一。

原文kafkatrakterne,將卡夫卡(kafka)和挪威語的咖啡機(kaffetrakter)諧音組合在一起。

mauriceblanchot(1907—2003),法國作家,哲學家和文藝理論家。

gunnarekelöf(1907—1968),瑞典現代詩歌的領軍人物。

georgtrakl(1887—1914),奧地利著名詩人。

johnlawrenceashbery(1927—),美國詩人,1976年獲得普利策獎。

eldridlunden(1940—),挪威詩人,也是挪威第一位創意寫作教授。

olavh.hauge(1908—1994),戰後時期最重要的挪威詩人,用新挪威語寫作。他的詩被稱為現代主義,就他而言,是指由實驗過渡到了自由詩。他一生居住在農場,一直過著園丁般的生活。

指英國小說家阿利斯泰爾·麥克林(alistairmaclean)以及德斯蒙德·巴格利(desmondbagley),兩人均以寫作大眾喜好閱讀的軍事、間諜小說著稱。

kjartanfløgstad(1944—),用新挪威語寫作的挪威知名作家,詩人和散文家,他的作品不僅數量豐厚且獲得多個文學獎項。

原文為英語,與「花園中的肉餅和啤酒」的意思同。

由船王ludvigg.braathen創辦的挪威航空公司。公司經營始於1946年,直至2004年部分與北歐斯堪的納維亞航空公司(sas)合併。

russ,一年一度的茹斯慶典(russfeiring)是挪威的一種傳統的文化現象。自1905年起每年5月就有了這種應屆高中畢業生的歡慶活動。他們穿特製的紅色(根據不同學科也有藍色的)茹斯服裝、戴茹斯帽,有自己的組織機構,經費,車輛等。在此期間茹斯們可盡情享受自由,飲酒、聚會幹些荒唐的事,直至5月17日挪威的國慶那天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