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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後看來，我沒能就這份工作向柯林斯先生提出一個問題，在某種程度上確實算是一個錯誤。

我完全忘記了提問，那時腦子裡充斥著「是你嗎，奈頓小姐」的遭遇以及「與古怪的老頑固相處融洽」的問題，還有最重要的是能夠在出版社工作的興奮。這也就是為什麼，當我三週後穿著用媽媽的舊衣服改制的嶄新棕色小方格套裝，帶著我最喜歡的鋼筆、三支新鉛筆還有包裡的一條備用手帕開始工作時，心裡滿是緊張和困惑。

辭去思卓曼律師事務所的工作時，同事們都給予了我美好的祝福，還讓我不要忘了他們。隨後，我便回到了小惠威特菲爾德的家與父母共度聖誕節。馬上就要去新工作的憧憬，再加上商店設法擺出了最好的商品陳列，一切都是那麼美好，雖然我的哥哥傑克沒能請假回家。由於是聖誕節，我們所有人都假裝不為他悲傷或是擔心，實際上我們擔心得要命。而邦蒂和她奶奶在節禮日那天看望了我們，讓每個人都感到振奮。我還是沒收到埃德蒙的回信，但我一點兒也不難過，因為有時會接連幾個星期都沒有訊息，有時會同時收到四封信。我很肯定，自己很快就能收到回信——或許上面還畫著一棵聖誕樹或是一幅雪景，因為埃德蒙本來就很喜歡畫畫。當然了，我寫信把新工作的事告訴了他，即便他之前對我想要成為一名戰地記者的夢想嗤之以鼻，但我相信他會為我開心的。我儘量不去擔心我們結婚後，他可能想讓我辭掉工作，反正我們還沒有確定婚期，我就將這個擔憂甩在了腦後。

回到倫敦，一月初的天氣真的很冷。即便沒有極寒天氣的相助，我們也能成功，消防站的姑娘們卻認為，德國空軍在聖誕節對倫敦猛烈轟炸後，天氣確實起到了某些阻礙作用。西爾瑪非常肯定，這是一個極好的跡象，而瓊確信，如果一點寒流就足以影響德軍的情緒，那麼戰事應該很早之前就結束了。

無論如何，當我手中握著世界上最美妙的那封信來到朗塞斯頓出版社時，感覺簡直像是到達了人生的巔峰。

親愛的萊克小姐：

繼你與柯林斯先生的面試之後，我正式通知你，你的兼職初級文員一職於1941年1月6日星期一開始。

工作時間為每天上午九點到下午一點，包括十分鐘的茶歇，但不含午餐時間。

工資為每週19先令，每年有七天的帶薪假期。

工作第一天九點整，你需要向本人，伯德太太報到。

代理主編h.伯德太太敬上

倫敦城4區朗塞斯頓大廈朗塞斯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940年12月16日星期一

代理主編!我都不知道伯德太太是代理主編，我的職位是要為這麼重要的人工作，而且還是位女士。我深受震撼。即便大多數年輕男人都被徵召入伍，但由一位女性掌管《紀事晚報》還是非常前衛的想法。

而這次到達朗塞斯頓大廈時，與其說是緊張，不如說是興奮佔據了首位。要是穿著工作鞋，我可以一步兩階地快速衝上去，但理智制止了我，我乘電梯到了最高層，並試圖在到達時保持優雅鎮定的姿態。

我明白，初級文員要從底層工作開始做起，但我一點兒都不介意。我想象著自己跟活潑的工作夥伴成為好朋友，在異常繁重的工作期間討論著當天的新聞，瘋狂地打著字，又或是速記著難以預料的快語速的採訪。或許——等到合適的時機——一個可以迸發出專欄新聞的點子，又或是哪個同事不幸生病了，我挺身而出填補空缺，出現在一個殘忍的犯罪現場或是半夜三更的空襲現場。

我幹勁十足地衝到五樓，做好了隨時被他們派到下面更大、更明亮的樓層的準備，也就是伯德太太辦公室所在地。就算在掃帚間裡工作我都不在乎。可是，代理主編的辦公室必定非常重要，也許是個大套房。

推開雙開門，我進入一個空蕩蕩的走廊。我之前期待過，週一早上的辦公室會非常忙碌，畢竟新聞訊息層出不窮。我努力不去想自己的工作可能包括列印一些相當糟糕的訊息，畢竟這也是我應該完成的任務。我很開心看到奈頓小姐似乎來了，因為她辦公室的門虛掩著，裡面傳出了她打字的聲音——她打字速度相當快。

我冒著打斷一項極其重要工作的風險敲了敲門。

「您好，」我一邊說一邊偷瞄眼前的狹小空間，「很抱歉打擾您，我是新來的見習記者。能不能麻煩您告訴我伯德太太在幾樓呢？謝謝。」

奈頓小姐，一個跟我同齡的雀斑姑娘，有一雙美麗的綠眼睛，頭髮有些雜亂，漠然地望向我。

「幾樓？」

「對，請問她的辦公室在幾樓呢？」

「噢，」她停頓了一下，好像我故意搞惡作劇似的，「就在這層。」

奈頓小姐如果是個怪人，在我看來也太年輕了。我回答說：「好的。」作為一個新人，如果態度冷淡的話是交不到朋友的。

「就在走廊對面，」她補充道，「門上沒有名牌的那間。名牌上週掉下來了，還沒有人來修。」奈頓小姐的聲音降低到了耳語的程度，感覺像犯了重罪似的。

突然有一扇門哐噹一聲被猛地開啟，嚇得她差點從椅子裡跳出來，隨即開始更加快速地打起字來。這或許是個訊號吧，我從小房間衝出去，徑直撞上了開門人。

「噢，上帝，」我一邊後退一邊說，抬頭看著正在逼近的人，「非常抱歉。」

「那還真得抱歉，」那位女士說，「那是我的腳。」

我低頭看到一隻擦得鋥亮的結實皮鞋，上面被我踩了一個腳印。我儘量穩定情緒不讓自己崩潰。我立刻認出了她。她就是面試那天在辦公室大廈外面偶遇的那位引人注目的女士。她戴著同一頂羽毛帽子，臉上的表情就跟被希特勒玩弄的丘吉爾先生在新聞紀錄片裡表現得一模一樣。

她好像也認出了我，這下前景更加堪憂了。我又看了一眼她的鞋，準備迎接對方的歇斯底里。

「我真的非常非常抱歉，」我說，「我叫艾米琳·萊克。我是來見伯德太太的。」

將謹慎拋之腦後，我努力綻放出燦爛的笑容。她很有可能認為我是個傻子。

「我就是伯德太太。」那位女士宣佈。

「您好。」我低聲說，儘量同時展現出驚訝、興奮和無限的敬意。

伯德太太盯著我，好像我是從月球來的。她約莫七十歲了，但仍然光彩動人，長臉，下巴寬得驚人，一頭深灰色捲髮。她很像維多利亞女王晚年時候的樣子，只不過脾氣更加暴躁，很難讓人不害怕。

「萊克小姐，你就是通過傷害人來介紹自己的嗎？」在我想出回答之前，她繼續說道，「這件大衣太熱了。」

她身材高大，年紀也不小了，但行動如此敏捷，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她轉身大步走進對面的辦公室，瀟灑地關上了身後的門，留下我孤零零地站在冰冷的走廊裡，惴惴不安。

過了很久，傳來一聲極具穿透力的叫喊：「你可以進來了。」喊聲如此洪亮，好像誰用了擴音器誰就示弱似的。

我深吸了一口氣，想象著即將進入一間房子，裡面有巨大的紅木桌子和一個頗具男子氣概的餐具櫃，櫃子裡擺滿了銀色托盤和水晶酒瓶，用來為取得特大獨家新聞的記者們舉杯。

然而，我完全想錯了。這間房間和柯林斯先生的辦公室一樣大，雖然多了一扇窗戶，少了凌亂的雜物。伯德太太坐在一件普通的木製品後面，而不是一張龐大寫字檯前面的大皮椅上。

那扇佔據了半個後牆的窗戶在一月的空氣中大開著，刺骨的寒風呼嘯而來。但伯德太太似乎並不在意。她已經脫下了大衣和帽子，將衣帽掛在了屋角一個快被壓倒的衣架上。

房間裡除了一個大型鋼製檔案櫃和兩把秘書用的速記椅外，顯得異常簡樸，這根本不像是掌握一家繁忙報社的女性的辦公室。桌子上幾乎空無一物，只擺著一個鑲綠皮革邊的沒動過的墨水瓶，一部電話機和一個大相框，裡面是伯德太太站在人工湖前的照片。她穿著厚厚的羊毛便服，戴著皮質手套，身邊圍著一大群獵犬，獵犬全抬著頭，用熾熱而忠誠的眼神注視著她。

「啊哈，」伯德太太說，「你發現那些傢伙了。當然了，腦子跟糨糊似的。」

從伯德太太的表情中很容易得知，如果誰膽敢碰那些傢伙，她絕對不會手軟，她會直接衝上去要了那個人的命。「全是白痴。」她補充道，驕傲地挺起了胸脯。

「伯德太太，它們都是您的嗎？」我問道，想要彌補之前的過失。

「是的，」她說，「給你點建議，萊克小姐，」她身體前傾，令我有些擔憂，「狗就跟小孩一樣。吵鬧、可以訓練，但一有陌生訪客，就會變得疑神疑鬼，嗅來嗅去，」她皺著眉頭，「我有八隻。」

我又回頭掃了一眼照片。

「狗，」伯德太太厲聲澄清說，「跟孩子一樣，四個足矣。再多的話，主人就會被逼成整天干活的人或是改信天主教了。」

我點點頭，不確定要怎麼回答。但伯德太太又開啟了話匣子。

「當然，如果我們在德國，這些傢伙早就死了。肩高21英寸，除非是阿爾薩斯犬，再高一點的狗就會被殺。」她一拳頭打在桌面上。

「太可怕了。」我說，我想起了布萊恩·蒂尼阿姨養的那隻大丹狗，好奇它會不會願意學著蹲伏呢？

「那是納粹帶來的。」伯德太太陰鬱地說。

我又點了點頭。希特勒根本不知道在這裡有多少敵人。

「好了，」伯德太太清了清嗓子，「閒聊是沒用的。萊克小姐，我聽說你在期刊方面有些經驗？」

稱《小惠威特菲爾德公報》為期刊，有點誇大其詞了。

「不完全是，」我說，「但一直以來，我就夢想在一家報社上班。我希望有一天能成為一名戰地記者。」

我亮出了自己的底牌，覺得自己還是挺大膽的。

「戰爭？」儘管整個倫敦每時每刻都在準備著迎接敵軍的炮火，但伯德太太還是震驚地喊叫起來，「我們不想在這件事上大做文章。你清楚你就是個打字員嗎？」

我一臉茫然。

「柯林斯先生跟你說工作內容了吧？」伯德太太皺著眉頭，惱怒地用右手食指敲了敲桌子。

我猶豫著。現在我想起來了，他並沒有。

「打字。」我說，與其說是在回答，不如說是我正在努力思考。

「沒錯。當然了，我可能還需要你做其他的打字工作。」

「打字。」我重複道。

伯德太太像看白痴一樣看著我，我有種可怕的感覺，那可能是她的真實想法。

「就那樣。不是，那個，協助記者做事情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