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在那時候阿維爾·羅梅羅粉墨登場，我也重新登場。智利也把我們遺忘了。

羅梅羅是阿連德時期最有名的警察之一。現在他已經五十多歲了，矮矮的個子，皮膚黝黑，非常瘦，黑頭髮，上面抹著髮蠟或髮膠。他的名聲，他的小小傳奇，與兩個當時轟動一時的案件聯絡在一起。第一個是一起謀殺案（一個智力遊戲，羅梅羅說），發生在瓦爾帕萊索，在烏加爾德街上一個小旅館的房間裡。受害者額頭上中了一槍，房間的門反鎖著，還用一把椅子從裡面堵著。窗戶是從裡面關著的，而且，任何人如果從那兒出去，都會被人從街上看到。犯罪兇器就在死者旁邊，因此開始的時候很容易就能得出結論：自殺。但是經過初步驗證後，頗具科學精神的警察們證明受害者自己並沒有射出一發子彈。

死者名叫皮薩羅，並沒有什麼敵人；他過著很有規律，乃至孤獨的生活，沒有工作或其他的賺錢渠道，後來查證他的父母，一個南方的小康家庭，每月都寄給他一筆生活費。這個案子引起了新聞界的好奇心：兇手是怎麼從受害者的房間裡出來的？從外面把門鎖上，依在旅館其他房間做的試驗來看，幾乎是不可能的。把門鎖上而且還要把椅子放到圓鎖頭上把門堵上，更是不可思議。人們又研究了一下窗戶：每十次有一次，如果從天花板上把窗子乾脆精準地關上，插銷能自動插上。但是要從那兒逃走必須有走鋼絲的人的那種平衡能力，而且也要沒有人那麼倒霉地在街上抬眼看到他，而在兇殺案發生的時間段街上通常有很多人經過。最後，在沒有其他方案和可能的情況下，警察得出了兇手是從窗戶逃走的結論，兇手因而被媒體稱為「走鋼絲者」。於是，上級從聖地亞哥派了羅梅羅來負責這個案子，而他只用了二十四個小時就破了案（另外八個小時的審訊時間——他沒有參與——足以讓兇手在一份離下面的調查結果差得不遠的審訊記錄上籤下名字）。事情，如羅梅羅後來和我講的那樣，是這樣發生的：遇害者，皮薩羅，和旅館主人的兒子，一個叫恩裡克·馬丁內斯·科拉萊斯，外號恩裡基託或者亨利的，有某些方面的交往。恩裡基託愛好比尼亞德爾馬的賽馬場，在那個地方，據羅梅羅說，聚集著一群生活貧困或者維克多·雨果——他的《悲慘世界》是羅梅羅坦言年輕時曾經讀過的唯一「世界文學的明珠」，雖然不幸的是隨著時間的流逝除了沙威的自殺他最終完全忘記了書的內容（關於《悲慘世界》後面我會再講的）——筆下的那些不幸的人；這個叫恩裡基託的人似乎身上背了債務並且以某種方式把皮薩羅也捲進了他的賭業裡。在一段時間裡，恩裡基託厄運連連，兩個朋友患難與共，虧空則靠遇害者父母寄來的錢填補。但是有一天，旅館主人的兒子開始轉運了，他就想甩掉皮薩羅。皮薩羅覺得自己被騙了，兩個人就吵了起來，嘴裡互相威脅著。一天中午恩裡基託帶著一把手槍去了皮薩羅的房間。他的目的是嚇唬他一下，而不是殺了他，但是就像是三流肥皂劇一樣，當恩裡基託用槍指著皮薩羅腦袋的時候，槍走火了。怎麼辦？在那一刻，身處最可怕的噩夢中，恩裡基託爆發出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急智。他知道如果他什麼都不做就逃走的話，那麼懷疑很快就會落到他頭上。他知道如果不佈置一下皮薩羅被害現場的話，那麼懷疑很快就會落到他頭上。因此，他需要給這起謀殺披上一件華麗得不可思議的外衣。從裡面把門鎖上，把椅子放到門鎖那兒堵上門，把手槍塞到死者手中，關緊窗戶，當他確信已經佈置好一個自殺場景的時候他就鑽進衣帽間等著。他很瞭解自己的母親，也很瞭解其他的租房者——那時候他們正在吃飯或者在客廳看電視，他把一切都考慮到了，他相信他們不等警察趕到就會把門推倒。實際上，門確實被強行開啟了，而恩裡基託，他甚至都沒有關上衣帽間，就平靜地加入到旅館剩下那些驚懼萬分地看著皮薩羅屍體的人之間。案子很簡單，羅梅羅說，但是它給了我名不副實的名聲，使我後來不得不為之付出巨大代價。

讓他名聲更顯的是一起發生在拉斯卡門斯的綁架案的破解，就在民主時代結束前沒幾個月的時候。案子的主角是克里斯托瓦爾·桑切斯·格蘭德，國內最富有的大企業主之一，他失蹤了，據推測是被一個左派組織綁架了，該組織要求政府支付一大筆贖金來換取他的自由。有好幾個星期警察都不知道該怎麼辦。

羅梅羅當時屬於三個尋找桑切斯·格蘭德的行動小組之一，他突然想到很有可能是桑切斯·格蘭德自己主導了這起綁架。他們跟蹤了一個祖國和自由陣線的年輕人好幾天，直到這個年輕人，毫無防備地，把他們帶到了拉斯卡門斯莊園。在那兒，當他手下的一半人包圍主屋的時候，羅梅羅帶著剩下的三個射擊手，雙手各拿一把手槍，在一個名叫孔特雷拉斯的非常年輕的偵探——他是所有偵探裡最勇敢的一個——陪伴下，摸進了房子內部並抓住了桑切斯·格蘭德。在衝突中死了兩個保護桑切斯·格蘭德的祖國和自由陣線的暴徒，羅梅羅和其中一個負責房子後部的警察受了傷。因為這次行動讓他獲得了阿連德親手頒發的勇敢——用他自己的話來說，痛苦多於快樂的一生——在職業上獲得的最大榮耀。

當然，我記得他的名字。那是一起曾經轟動一時的事件。通常出現在犯罪報道上，在體育版面之前還是之後來著？在那些我們當時認為是可恥的地名旁邊（那時候我們不知道真正的可恥是什麼），一個發生在第三世界的六七十年代的犯罪現場：簡陋的平房，大片的荒地，昏暗的休閒別墅。我曾經從阿連德手裡接過勇敢者獎章。獎章被我弄丟了，他難過地說，我已經沒有任何一張照片證明我得到過它了，但是現在回想起來就好像是昨天才頒給我那枚獎章一樣。他看起來依然像警察。

政變後他被囚禁了三年，然後他去了巴黎，在那兒他做著各種臨時工。他從來沒有和我說過都是些什麼工作，但是他在巴黎的最初那幾年什麼都做過，從貼廣告到給辦公室地板打蠟，這是一份夜工，當辦公樓都關了的時候——此時往往容易讓人思緒聯翩——才上工的夜工。神秘的巴黎辦公樓，他這樣稱呼那些辦公樓，晚上當所有的辦公室都暗下來，只有一間還亮著，然後那間也熄了燈，另一個房間又亮了起來，然後又熄了，如此這般依次亮起又熄滅。如果夜行人或者貼廣告的人長時間不動的話往往能看到有人從那些空蕩蕩的辦公樓裡的一間探出頭來，或吸菸或雙手叉腰欣賞城市的夜色，直到很長時間之後才離開。那是一個上夜班的男清潔工或女清潔工。

羅梅羅結婚了，有一個兒子，他計劃回智利開始新的生活。

我問他有什麼事（當時我已經讓他進了我的家，燒上熱水準備給他泡茶喝），他說他正在追尋卡洛斯·維德爾的蹤跡。比維亞諾·奧賴恩給他提供了我在巴塞羅那的地址。您認識比維亞諾？他說不認識。沒見過面。我給他寫過一封信，他回了我，然後我們打過電話。很像比維亞諾的做事風格，我說，一邊試圖想起我有多少年沒見過他了：幾乎二十年了。您的朋友是一個好人，羅梅羅說，而且他似乎非常瞭解維德爾先生，但是他覺得您更瞭解他。他說得不對，我說。有幫忙費，羅梅羅說，如果您幫我找到他。他說那話的時候打量著我家似乎在評估具體多少錢能夠買動我。我想他應該不敢再繼續那個話題了，因此我決定保持沉默等他開口。我給他倒了茶。他加上牛奶，似乎很享受地喝著。他在我家坐著，看上去比實際上要瘦小得多。我可以付您二十萬比塞塔，他說。成交，但是我能幫您做什麼呢？

幫我做詩歌方面的事，他說。維德爾是詩人，我是詩人，他不是詩人，因此為了找到一個詩人他需要另一個詩人的幫助。

我說對我來說卡洛斯·維德爾是一個兇手，不是一個詩人。好吧，好吧，羅梅羅說，我們別這麼小氣量了，或許對維德爾或者其他隨便一個人來說您也不是詩人或者是一個不好的詩人而他或者他們是優秀的詩人，正如洛佩·德·維加所說的，一切都取決於我們看它們時透過的那塊玻璃，你不覺得嗎？二十萬比塞塔現金，現金支付？我問。二十萬比塞塔一次性付清，他擲地有聲地說，但是請記得從現在開始您是為我工作而我想要結果。他們付您多少錢？相當多，他說，僱我的那個人很有錢。

第二天他來到我家，帶著一個裝了五萬比塞塔的信封和一個裝滿文學雜誌的行李箱。剩下的等他們把錢匯給我我再給您，他說。我問他為什麼相信卡洛斯·維德爾還活著。羅梅羅微笑了一下（他笑起來很像黃鼠狼和田野裡的老鼠）說相信他還活著的是他的客戶。那麼是什麼讓您認為他在歐洲而不是美洲或者澳大利亞？我研究了他一下，他說。然後他邀請我去我住的那條塔耶斯街上的（他住在奧斯皮塔爾街上一家體面的中檔旅館，離我家只有幾步路）一家飯店吃飯，席間我們談到了他在智利的那些年，談到了我們共同回憶起的那個國家，談到了智利警察，羅梅羅（我非常驚訝）把它歸到世界上最好的警察行列裡。您可真是一個狂熱的愛國主義者，吃飯後甜點的時候我對他說。我可以向你保證我不是因為愛國才這麼說的，他說，我在警隊的時候沒有破不了的案子。進入罪行調查組的小夥子們都是素質最好的，人文學科成績優秀，然後又和最好的老師上了三年課。我還記得犯罪學專家岡薩雷斯·薩瓦拉——安息吧岡薩雷斯·薩瓦拉博士——說世界上最好的兩支警察，至少在兇殺案方面，是英國和智利的。我說別逗了。

下午四點的時候我們出來了，肚子飽飽的，還喝掉了兩瓶葡萄酒。西班牙葡萄酒，羅梅羅說，比法國的好。我問他是不是有點不喜歡法國。他的臉似乎黯淡了下來，說他只是想離開，如此而已，已經太多年了。

我們在森特里克酒吧一邊喝咖啡一邊聊著《悲慘世界》。羅梅羅認為一會兒變成馬德蘭一會兒變成割風的冉·阿讓是一個很平凡的人物，在拉丁美洲雜亂無章的城市裡隨處可見。相反，他覺得沙威是特別的。那個男人，他說，就好像一個心理分析案例。我很容易就弄明白了雖然羅梅羅極為推崇心理分析，但他從來沒做過。沙威，維克多·雨果筆下的警察，他同情他崇拜他，對他來說就像一件奢侈品，一種「我們偶爾才能享受到的舒適」帶來的感覺一樣。我問他是否看過那部電影，法國拍的，很古老的。沒有，他說，我知道倫敦正在上映一部音樂劇，但是我也沒看過，應該是像《藤蔓花架》一樣的吧。我已經說過，對那本小說我已經什麼都不記得了，但是沙威確實是自殺的。我不是很肯定，或許在電影裡他沒有自殺。（回想起這部電影的時候只有兩個畫面浮現在我的腦海：1832年的街壘，其後有很多革命學生和流浪兒來來回回，以及被冉·阿讓救了之後的沙威，站在一個下水道口處，目光迷離地看著遠處的地平線，伴著瀉入塞納河的汙水如瀑布般——確實很壯觀——的巨大聲響。當然很有可能我把電影弄混了或者壓根兒就弄錯了。）現在，羅梅羅一邊品嚐著最後幾滴卡拉赫約烈酒咖啡一邊說，至少在美國電影裡，警察們通常只是離婚而已。相反，沙威，他是自殺了。您注意到其中的區別了嗎？

後來他陪我爬了五層樓梯到了我家，他開啟行李箱，把裡面的雜誌放到桌子上。您慢慢讀，他說，我要趁這機會去旅遊一番。您給我推薦什麼博物館？我記得我大概告訴了他怎麼到畢加索博物館，再從那兒去聖家堂，然後羅梅羅就出發了。

我再見到他的時候已經過去三天了。

他給我留下的雜誌都是歐洲的。有西班牙的，法國的，葡萄牙的，義大利的，英格蘭的，瑞士的，德國的。甚至還有一本波蘭的，兩本羅馬尼亞的和一本俄國的。大部分都是發行量很小的發燒友雜誌。其印刷情況，除了幾本看得出比較專業並且有雄厚資金支援的法國、德國和義大利雜誌之外，從雷射復印到滾齒輪刻寫模版影印（一本羅馬尼亞的）都有，而結果也是顯而易見的，極差的質量，廉價的紙張和亂七八糟的設計無不說明這是一種令人作嘔的文學。我把所有雜誌都翻看了一遍。據羅梅羅說，其中有一本應該是與維德爾合作的，當然，是用另一個名字。這些不是實際意義上的右派文學雜誌：其中四本是「光頭黨」出的，兩本是不定期的足球球迷雜誌，至少七本用了一半多的篇幅刊登科幻小說，三本是「戰爭遊戲」俱樂部的，四本是專門研究神秘學的（兩本義大利的，兩本法國的），而這四本中的一本（義大利的），公開崇拜魔鬼，至少十五本是公開的納粹雜誌，大約有六本可以歸到「修正主義」的假歷史派裡（三本法國的，兩本義大利的和一本用法語寫的瑞士雜誌），還有一本，那本俄國的，至少從那些漫畫（非常多，好像它那些未來的俄國讀者突然間都變成了文盲，但是對於不懂俄語的我來說卻是正合適）看來，是前面所有的加起來形成的亂七八糟的大雜燴。幾乎所有雜誌都有種族主義和仇猶太人傾向。

讀到第二天我就開始真正地感興趣了。我一個人住著，沒有錢，健康狀況也不容樂觀，我已經很久沒有發表過文章了，最近甚至都不動筆了。我覺得自己命途多舛，前景可悲。我覺得我已經開始習慣自我憐憫了。羅梅羅的雜誌，所有的都一起堆在我的桌子上（為了不挪動它們我決定在廚房裡站著吃飯），根據國別、出版日期、政治傾向或者文體類別堆成一小摞一小摞的，有效地防止了我染上惡習。讀到第二天我覺得身體不舒服但是很快我就發現這種不舒服是由於缺少睡眠和營養跟不上引起的，因此我決定下樓到街上走走，買一個西班牙夾乳酪麵包然後睡覺。當我醒過來的時候，已經過去六個小時，我已經休息過來了，覺得很清醒很想繼續閱讀或者重讀那些雜誌（抑或是連蒙帶猜，這取決於雜誌所用的語言），我越來越被帶進維德爾的故事中，這也是別的什麼東西的故事，雖然那時候我還不知道那個東西到底是什麼。一天晚上我甚至做了一個與此相關的夢。我夢到自己正在一艘大木船上，也許是一艘古西班牙大帆船，我們正橫穿大洋。我身處艉樓甲板的聚會上，正看著大海寫一首詩，也許是一頁日記。突然有人，一個老頭，大聲喊起來：龍捲風！龍捲風！但他不是在帆船上而是在一艘快艇上或是在防波堤腳下喊的。和波蘭斯基的《羅斯瑪麗的嬰兒》裡的一個場景一模一樣。正在那時帆船開始沉沒，所有的倖存者都變成了海難者。在海里，我看到了卡洛斯·維德爾，他抓著一個裝酒的木桶漂在海面上。而我則抓著一根腐爛的木頭漂著。在那一刻，當海浪把我們分得越來越遠的時候，我明白了，維德爾和我，我們曾經在同一艘船上旅行，只不過他曾出力促使它沉沒而我卻沒有為避免它的沉沒而努力做點什麼或者做了但很少。因此當羅梅羅三天之後回來的時候，我幾乎像接待一個朋友一樣接待了他。

他沒去畢加索博物館也沒去聖家堂，但是他參觀了諾坎普博物館和新水族館。他對我說，我從來沒有如此近地看過鯊魚，很令人震撼，真的。當我問他對諾坎普有什麼看法的時候他回答說，他一直都認為那個體育館是歐洲最好的。真遺憾去年巴塞羅那敗給了巴黎聖日耳曼。您可別告訴我，羅梅羅，您是culé。他不知道這個詞。我給他解釋了一下，他覺得很有趣。有那麼一會兒他好像走神了。我是暫時的culé，他說。在歐洲我喜歡巴塞羅那，但是在我的內心深處我是屬於科洛科洛的。我們能怎麼辦呢，他難過又驕傲地補充道。

那天下午，我們一起在巴塞羅內塔區的一個酒館吃了晚飯，飯後他問我讀過那些雜誌了嗎。正讀著呢，我對他說。第二天他拿著一臺電視機和一臺錄影機出現了。是給您的，沒別的意思，這是一個客戶給我的禮物。我不看電視，我說。那不好，您不知道您正在錯過多少有趣的事。我厭惡那些競賽節目。有些是很有意思的，羅梅羅說，他們都是些簡單的人，同全世界對抗的自學者。我記起來維德爾曾經是或者想要成為，在他在康塞普西翁的那段遙遠的時光裡，一個自學者。我讀書，羅梅羅，我說，現在是看雜誌，有時候我寫作。這看得出來，羅梅羅說，然後他馬上又加了一句：您別往壞裡想，我一直很尊敬那些什麼都沒有的神甫和作家。我記得保羅·紐曼的一部電影，他說，是一個作家，獲得了諾貝爾獎，他坦言在那些年裡他是靠用筆名寫偵探小說養家餬口的。我尊敬那類作家，他說。您認識的大概不多，我用嘲諷的口氣說。羅梅羅沒注意到。您是第一個，他說。然後他和我解釋說把電視安裝在他住的旅館不合適，而我需要看他帶來的三盒錄影帶。我覺得當時我純粹因為害怕而笑了一下。我說：您可別告訴我維德爾在裡面。在這三部電影裡，是的先生，羅梅羅說。

我們把電視安裝上，在接上錄影機之前羅梅羅試著看了看能否連上某個臺，但這是不可能的。您得買一個天線，他說。然後他把第一盒錄影帶放了進去。

我沒有站起來，依然在桌子旁邊挨著雜誌坐著。羅梅羅坐到了客廳裡唯一的一張扶手椅上。

這些電影都是低成本製作的色情電影。第一部電影到一半的時候（羅梅羅帶上來一瓶威士忌，正一邊看電影一邊小口地撮著）我對他坦言我沒法連著看三部色情電影。羅梅羅一直等到了最後然後關了錄影機。今天晚上看完它們吧，您一個人，慢慢看，他一邊把威士忌瓶子放到廚房的一個角落一邊說。我得從這些演員中認出來維德爾嗎？他走之前我問。羅梅羅神秘地笑了。重要的是雜誌，電影是我的主意，例行公事罷了。

那天晚上我看了剩下的兩部電影，後來我又重新看了第一部，然後我又把另外兩部重新看了一遍。維德爾沒有出現在任何地方。我想關於電影是羅梅羅開的一個玩笑。然而，那種維德爾出現在我家牆壁間的感覺越來越強烈，好像這些電影在召喚他一樣。不要想太多，羅梅羅有一次對我說。但我依然覺得我的整個生活正在走向毀滅。

羅梅羅回來的時候穿著一身新西裝，剛買的，還給我帶來一件禮物。我強烈希望不是一件衣服。我開啟包裝：是加西亞·馬爾克斯的一本小說——我已經看過了，雖然我沒有告訴他——和一雙鞋。試試這雙鞋，他說，希望號碼合適，西班牙鞋子在法國評價很高。令人驚喜的是我發現鞋子正合我的腳。

請您給我解釋一下色情電影的奧秘吧，我說。您沒有發現任何奇怪的、不合常理的、引起您注意的地方嗎？羅梅羅問。從他的表情我察覺電影，雜誌，一切，也許除了他全家回智利的計劃，對他來說都是無足輕重的。唯一可說的就是我每天都越來越執著於維德爾這個混蛋了，我說。那是好還是壞呢？別開玩笑了，羅梅羅，我說。好吧，我給您講個故事，羅梅羅說，中尉在所有這些電影裡，只是他在鏡頭後面。維德爾是這些電影的導演？不是，羅梅羅說，他是攝影師。

然後他給我講了一群在塔蘭託灣的一個花園別墅拍色情電影的人的故事。一天早晨，這已經是兩年前的事了，他們被發現都死了。全部，六個人，三個女演員，兩個男演員和攝影師。導演兼製片人受到懷疑並被捕。他們也逮捕了別墅的主人，一個科裡利亞諾的律師，他也被牽扯進了這部露骨色情犯罪片，即含有真的犯罪情節的色情片。但這兩個人都有不在場證明，所以被無罪釋放了。過了一段時間這個案子就結案了。在這件事裡卡洛斯·維德爾扮演了一個什麼角色呢？還有一個攝影師。一個叫r.p.英格利希的，義大利警察從來沒能找到過他。

英格利希是維德爾嗎？羅梅羅開始調查的時候覺得他們就是同一個人，於是有段時間他跑遍了義大利去尋找能認出英格利希的人，給他們看一張維德爾的老照片（那張維德爾靠在他的飛機旁邊的照片），但是他沒有找到任何還記得那個攝影師的人，就好像這個人沒有存在過或者沒有能讓人記起的臉。最後，在尼姆的一個診所裡他找到一個曾經和英格利希一起工作過還記得他是什麼樣的女演員。女演員叫喬安娜·希爾韋斯特里，是一個大美女，羅梅羅說，我這輩子見過的最漂亮的女人，我向您保證。比您的夫人還漂亮嗎？我問，存心想刺他一下。咳，我老婆已經上了年紀了，不算數，羅梅羅說。我也上了年紀了，他幾乎是馬上就加了一句。問題是這真的是我見過的最漂亮的女人，準確地說：最漂亮的姑娘。一個在她面前必須脫帽致敬的女人，相信我。我問他她長什麼樣。金黃色頭髮，高挑個兒，能讓人回到童年的目光，天鵝絨般的目光，閃爍著悲傷和堅定的光芒。另外她的體形也很曼妙，皮膚很白，帶著地中海到處都有的那種茶青色調。一個讓人只能做白日夢的女人，但也是一個能一起生活共患難的女人。她的身體，她的皮膚，她睿智的目光，羅梅羅說，都在證明著這點。我從來沒見到她站起來過，但是我可以想象得到她站起來應該像一個女王。診所並不豪華，但是帶著一個小花園，下午有很多病人去那兒，大部分是法國人或義大利人。最後一次，當我們處久了熟了點兒的時候，我邀請她下去走走（也許是害怕她覺得和我在一起，兩人單獨待在房間裡無聊）。她對我說她下不了床。我們用法語聊但是偶爾也插入幾句義大利語。那句話她是用義大利語說的，我的朋友，她看著我的臉用義大利語說她下不了床，讓我覺得自己是世界上最無能最該死最可憐的男人。我不知道怎麼表達，我當時甚至想要哭了。但是我控制住了自己，努力繼續和她談和我來的目的相關的話題。她對我是智利人並且在尋找這個英格利希這一點覺得很好奇，這位智利偵探面帶微笑給我講述著，她好像一隻貓一樣，縮在床上，抱著手臂，背靠著幾個枕頭。她毯子下的雙腿起伏的曲線好像一個奇蹟，但不是令人迷惑的那種奇蹟，而是那種像空氣一樣拂過讓你感到安寧的奇蹟，我是說，比以前更寧靜。輕拂過竹笛，多麼美妙，羅梅羅突然說。她病了嗎？她要死了，羅梅羅說，她比狗還要孤單，至少我在診所過了兩個下午後得出了這個可怕的結論，而儘管如此她卻依然鎮靜而清醒。她喜歡說話，看得出來有客來訪時她是興奮的（來訪的客人應該不是很多——天知道我是怎麼知道的），她總是在讀書或者寫信或者戴著耳機看電視。她讀最新的雜誌，女性雜誌。她的房間很整潔，味道很好聞。她也是。她和她的房間都很乾淨好聞。我猜在接待訪客之前她會用梳子梳頭髮，在脖頸和手上噴上古龍水或香水，當然這只是我自己的想象而已。我見她的最後那一次，在告別之前，她開啟電視找一個義大利語臺，裡面不知道在播什麼。我擔心那是她的一部電影。我向您發誓那時候我真的不知道做什麼好，我的整個人生很可能會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但是電視裡播的是一個訪談節目，裡面有她的一個老朋友。我握了握她的手然後就走了。到門口的時候我忍不住回頭看了看她。她已經把耳機戴在耳朵上了，看起來像個軍人一樣，您看多奇怪，我不知道還能怎麼描述，就好像病房是一艘航空飛船的指揮間，而她則是那個沉穩自信的船長。最後怎麼樣了？我問，已經不想去笑話羅梅羅了。沒怎麼樣，她回憶起英格利希並向我很好地描述了他，但是根據那個描述在歐洲能找到幾千個，她也不能在那張飛行員的老照片上認出他來，當然了，已經是二十多年了，我的朋友。不是，我說，喬安娜·希爾韋斯特里怎麼樣了。她死了，羅梅羅說。什麼時候？我去看過她之後幾個月，我在巴黎的時候看到了訊息，在《自由報》的訃告上。您從來沒看過她演的電影嗎？我問。喬安娜·希爾韋斯特里的？沒有，咳，您怎麼會有這種想法？從來沒有。哪怕是純粹因為好奇？哪怕是好奇也沒有，我是一個已經結了婚上了年紀的老男人了，羅梅羅說。

那天晚上是我請他吃的晚飯。我們在裡埃拉街上，一家便宜的家庭式飯館吃的，然後我們就漫無目的地在小區裡走著。經過一個音像店的時候我對羅梅羅說跟我來。我不想租她的錄影帶看，我聽到他在我背後說。我不相信您的描述，我對他說，我想看看她有一張什麼樣的臉。色情電影占據了店鋪裡面的三個架子。我想以前我只進過一次音像店。雖然內心裡烈火如焚，但我很久沒有感覺這麼好過了。羅梅羅找了一會兒。我看到他的手，一雙黝黑粗糙的手，在那些錄影帶盒子上劃過，僅僅這個場景已經讓我感覺很好了。就是她，他說。您說得對，她是一個很漂亮的女人。我們出來的時候我注意到這個音像店是小區裡唯一一家還營業的商店。

第二天，當羅梅羅來到我家的時候，我對他說我應該已經確認卡洛斯·維德爾的身份了。要是您再看到他，您能認出他來嗎？我不知道，我回答。

作者「羅貝託·波拉尼奧」的其他小說

《重返暗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