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那夜起關於卡洛斯·維德爾的各種訊息就再也難辨真假而且往往互相矛盾。他包裹在一團迷霧中的身影在不同版本的智利文學選集裡時而出現，時而消失。據說他在一次秘密的夜審中被驅逐出空軍，他應該是穿著軍人禮服出席審判的，雖然無條件支援他的人更願意把他想象成是穿著一件黑色哥薩克短大衣，戴著獨目鏡，嘴裡銜著一個長長的象牙嘴兒菸斗的形象。他那一代裡最愛胡思亂想的人看到他出沒於聖地亞哥、瓦爾帕萊索和康塞普西翁，幹著不同的行當，參與各種怪誕的藝術事業。他改了名字。他被和不止一本的存在時間不長的文學雜誌聯絡在一起，他在這些雜誌上發表了一些偶發藝術的想法，這些想法從未被付諸實施或者他秘密地將它們變成了現實（這樣更糟糕）。在一本戲劇雜誌上刊登了一個誰也不認識的署名為奧克塔維奧·帕切科的小小的獨幕劇。該劇極為奇特：故事發生在一個連體人世界，在那兒虐待和受虐是兒戲，只有死亡才會遭到懲罰，而關於死亡——關於不存在，關於虛無，關於此生之後的彼生——是作品中的連體兄弟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每個人都致力於在一段時間內（或者一個週期）折磨他的連體兄弟，過了這段時間之後被折磨者就變成了折磨人者，反之亦然。但是要讓事情如此發展則必須使折磨「痛苦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可以想象得到，對於那些殘酷的手段劇本並沒有對讀者有任何的隱瞞。情節發生在連體人的家裡和一個超市的停車場，在那裡他們還遇到了另一對身上佈滿大大小小、五顏六色傷疤的連體人。劇本並沒有如讀者期待的那樣以其中一個連體人的死亡而告終，而是開始了新一輪的痛苦折磨。它的論斷也許過於簡單：只有痛苦才能拴住生命，只有痛苦才能夠彰顯生命。在一本大學雜誌裡出現了一首題為《零形嘴巴》的詩。這首看起來像是模仿克勒伯尼科夫的詩旁邊附著作者的三幅插圖以解釋「嘴巴呈o型的時候」（即用一個儘可能張大的嘴巴畫一個零或一個字母o），署名還是奧克塔維奧·帕切科，但是比維亞諾·奧賴恩偶然在國家圖書館的檔案室裡發現了一個作者專架，在那裡，維德爾的空中詩歌和帕切科的劇作放在一處，和它們放在一起的還有另外三四個署名的文章，這些名字常出現在幾本流通量不大的雜誌上，這些雜誌中有些明顯不合規格，製作簡陋，另外一些卻印刷精美，用的紙張質量很好，附有大量照片（其中一本上按照年月順序印刷了維德爾所有的空中詩歌），設計也還過得去。雜誌的發行地也各不相同：阿根廷，烏拉圭，巴西，墨西哥，哥倫比亞，智利。雜誌的名字也頗具戰略意義：海伯尼亞，日耳曼，風暴，阿根廷第四帝國，鐵十字勳章，別再誇張了！（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愛好者雜誌），母音和音節融合，奧丁，歌手的詛咒（裡面百分之八十的作品都是用德語寫的，在1975年第二季度第四期，刊登了對一位名叫的智利科幻小說作家的「政治—藝術」專訪，在採訪中作家透露了他下一部，也是第一部小說的部分情節），選擇性攻擊，兄弟會，田園詩和都市詩（哥倫比亞雜誌，也是唯一一份有點意思的雜誌：狂野，具有破壞性，騎著摩托車的中產階級青年們的詩，他們在玩兒雙ss符號、吸毒、犯罪、模仿某些美國垮掉詩的韻律和佈景），火星上的海灘，白軍，堂佩里科……比維亞諾驚喜異常：在這些雜誌中他找到了至少七本智利1973至1980年間的雜誌，連他這個本以為對智利文學舞臺發生的一切都瞭如指掌的人都不知道這些雜誌的存在。在其中的一本雜誌《胖向日葵》1979年4月第一期裡，維德爾，用「政信」這個化名（這個名字的目的是讓人聯想到日本畫家奧村政信［1686—1764］而不是日本武士），談了幽默，幽默的意義，以及文學上血淋淋的和不血淋淋的笑話（都很殘忍），談了個人和公眾的幽默，談了所有那些令人發笑的，談了無用的傲慢。最後他總結說沒有人，絕對沒有任何人，能自視為這種誕生自嘲諷、在嘲諷中發展、在嘲諷中滅亡的小文學的審判員。所有的作家都是可笑的，維德爾寫道，所有的作家都是悲慘的，包括那些出生在小康家庭裡的作家，甚至於那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比維亞諾也找到了一本薄薄的、棕色封皮、32開本、題為《胡安·索爾訪談錄》的書。書上有阿根廷第四帝國出版社的標誌卻沒有出版年月以及其他出版資訊。很快他就確定了：在採訪中回答了關於攝影和詩歌問題的那個胡安·索爾，就是卡洛斯·維德爾。在回答中，在那些離題萬里的獨白裡，他大概地講了他的藝術理論。據比維亞諾說，這本書是令人失望的，就好像維德爾正處於情緒低落期，懷念起了一種他從未享受過的正常狀態，那才是「被國家保護著（國家通過這種方式來保護文化）」的智利詩人應有的狀態。這本書也是令人作嘔的，足以讓人相信那些關於維德爾在瓦爾帕萊索賣襪子和領帶的說法。

有一段時間比維亞諾一有機會就極為謹慎地去看圖書館那個被人遺忘的架子。很快他就確認了架子上的書有更新（雖然往往令人失望）。有幾天比維亞諾覺得自己掌握了遇到神龍不見首尾的卡洛斯·維德爾的關鍵，但是（他在一封信裡向我坦白道）他害怕，他的腳步很謹慎很膽怯很容易被誤認為寸步未動。他希望遇到維德爾，希望能看到他，但是不希望維德爾看到他：他最可怕的噩夢就是哪天晚上維德爾遇到他。最後比維亞諾戰勝了恐懼，見天埋伏在圖書館。但維德爾沒有出現。比維亞諾決定去問問一個圖書館員工，一個最大的樂趣就是打聽所有智利作家（無論其作品出版了還是沒出版）的生活和奇蹟的小老頭。他告訴比維亞諾不定期豐富維德爾架子的很可能是他的父親，一個已經退休了的比尼亞德爾馬人，作者通過郵局把自己所有的作品寄給他。被這個結果照亮心扉的比維亞諾重新翻弄著維德爾架子上的那些雜誌，並得出一個結論：有幾個作者開始的時候他以為是維德爾的化名，但實際上絕對不是：那都是真實存在的作家，或者也是化名，但是另外一個人的化名，不是維德爾的。總之要麼是維德爾一直在用不屬於他的作品欺騙他的父親，要麼他的父親一直在用陌生人的作品欺騙自己。這個結論（臨時得出的，但在某種意義上是最終的結論，比維亞諾解釋道）讓他很難過而且有不祥的感覺，從此以後，為了情緒上的平和與身體上的完整，他雖然依然關注維德爾的事業，但也記得保持距離，再也不試圖親自靠近他了。

他不難獲得維德爾的訊息。維德爾的傳說像泡沫一樣在幾個文學圈子裡迅速膨脹起來。據說他已經成了玫瑰十字會會員，一群約瑟芬·佩拉當的追隨者試圖聯絡他，《科學家在露天劇場之死》的某幾頁的密碼解讀預示或預言著他闖入了「遙遠南方的某個國家的藝術和政治圈子」。據說他逃亡到了一個比他年紀大的女人的莊園裡，並在那裡投身到閱讀和攝影中。據說他偶爾會（而且從不提前通知）參加雷韋卡·比瓦爾·比萬科的沙龍。雷韋卡·比瓦爾·比萬科更多地以vv夫人這個名字而廣為人知，這是一個女畫家和極右分子（在她看來，皮諾切特和他手下的軍人是一群心慈手軟的傢伙，最終會把共和國奉送給基督教民主黨），位於艾森省的藝術家和士兵公社的推動者，擁有智利最古老的家庭財富之一的敗家子，最後大約在80年代中期時進了瘋人院（在她那些稀奇古怪的作品中最突出的是為武裝部隊設計的新軍服和一首為十五歲的青少年成年禮而創作的持續二十分鐘的音樂詩，而這個成人禮，據vv夫人說，根據少年們的出生日期、守護星等情況，應該在北方的沙漠中、高山上的積雪裡或南方陰暗的叢林裡舉行）。大概在1977年底的時候，出現了一個關於太平洋戰爭的遊戲（一個戰略性戰爭遊戲）。該款遊戲沒有做很大的廣告，悄沒聲息地就投放到了早期的國內市場。其設計者，據知情人員說（比維亞諾·奧賴恩沒有否認）是卡洛斯·維德爾。這款戰爭遊戲有十五關，涵蓋了從1879年開始的智利和秘魯—玻利維亞聯軍之間的全部戰爭，廣告說這是一款比「大富翁」還有趣的遊戲，而玩的人很快就明白了這款遊戲有兩種或三種遊戲模式。第一種模式很難，到處都是棋子，是傳統的戰爭遊戲的玩法。第二種神奇地突顯了戰爭中對抗的指揮官的身份和性格：比如，它問（還附加了那個時期的照片）阿圖羅·普拉特是否能化身耶穌（它所提供的普拉特的照片，實際上，同某些影視作品中的耶穌形象很相似），緊接著它又問阿圖羅·普拉特—耶穌是否是一個偶然，一個象徵或一個預言。（然後它繼續問撞擊「瓦斯卡爾號」的真正意義，問普拉特的戰艦「綠寶石號」的名字的真正意義，問戰爭雙方——智利人普拉特和秘魯人格勞——實際都是加泰羅尼亞人的真正意義。）第三種遊戲模式圍繞著普通人和在利馬建立智利種族而展開。普通人擴大了智利的勝利之師，這支勝利之師將保持常勝直至利馬。而在利馬，在一個殖民時期的小小的地下教堂裡秘密舉行的集會上，他們將建立一個智利種族（好幾位作家都曾呼籲過這件事，他們的運氣有好有壞，但都給人一種可笑的感覺）。對於遊戲的製作者（可能是維德爾）來說，智利種族於1882年的一個深夜建立，帕特里西奧·林奇是佔領軍總司令。（也附有林奇的照片和一連串的問題，從林奇這個名字的含義到他成為總司令之前和之後的一些戰役背後隱藏的原因——中國人為什麼崇拜林奇？）這個遊戲，不知道是怎麼通過審查並最終上市的，非但沒有取得預期的成績，反而拖垮了出版社的老闆：儘管他們已經預告了同一作者的另外兩款遊戲，但最終還是宣告破產了。那兩款遊戲一個是關於與阿勞科人的鬥爭的，另一個不是戰爭遊戲，而是發生在一個大概可以認出是聖地亞哥但也可能是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城市（無論如何，那是一個大聖地亞哥或一個大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偵探遊戲，但裡面亦不乏精神因素，一種人類靈魂和本性的「科爾迪茨大逃亡」。

這兩個從來沒有發行上市的遊戲在很長一段時間成了比維亞諾·奧賴恩的執念。在停止給我寫信之前他告訴我他已經和美國最大的私人遊戲租借館取得聯絡，看看這兩個遊戲是否在那兒上市了。他們給他寄回來一份30頁厚的最近五年在美國發行的所有「戰爭遊戲」類的遊戲目錄，但是裡面沒有他要找的那個遊戲。而關於大聖地亞哥的偵探遊戲，已經是屬於更大的範疇，更是無跡可尋，因此他們一個字也沒提。

另一方面，比維亞諾在美國的調查不只限於遊戲世界。我從一個朋友那裡（我也不知道事情是不是真的）得知比維亞諾聯絡上了一個加利福尼亞州格倫·艾倫鎮的菲利浦·k.迪克協會的稀有文學收藏家——姑且這麼叫吧。這是一個熱衷於「文學、繪畫、戲劇和電影界秘聞」的傢伙，比維亞諾看樣子把卡洛斯·維德爾的故事告訴了他的這個收藏家筆友。此位美國人認為那樣的一個標本性人物遲早會在美國出現的。這傢伙叫格雷厄姆·格林伍德，他堅決相信惡——絕對的惡——的存在。在他奇怪的神學理論中地獄是各種偶然的交錯或其連結。他將連環兇殺案解釋為「偶然的爆發」，把無辜者的死亡（所有那些我們的腦子拒絕接受的）解釋為那個爆發了的偶然的語言。魔鬼的家是命運，是天命，他說。他出現在地區電視節目上，在西海岸或新墨西哥州、亞利桑那和得克薩斯的一些小電臺上宣傳他的犯罪觀。為了同惡作鬥爭他建議學習閱讀，一種包含數字、顏色、符號和細小物品的排列、晚間和早間的電視節目，以及被遺忘的電影等的閱讀。然而，他不相信復仇：他反對死刑，贊同對監獄進行徹底的革新。他總是全副武裝，捍衛公民攜帶武器的權利，認為這是預防國家法西斯化的唯一手段。他不認為同惡的鬥爭只能侷限在地球範圍內——在他的宇宙論中地球有時候就像是一塊罪行的殖民地：在地球以外的某些地方，他說，存在一些還沒有被偶然侵入的尚且自由的地區，在那兒痛苦的唯一來源是記憶；它們的居民被稱為天使，它們的軍隊被稱為軍團。不像比維亞諾那樣只關注文學，他以更加徹底的方式打探著他所熟知的那個奇怪世界的一切。他交友很廣泛：偵探，保護少數群體利益的團體的成員，流亡在西部的汽車旅館裡的女權主義者，和他一樣過著孤獨而衝動的生活永遠都不會有機會製作一部電影的電影製片人和導演。菲利浦·k.迪克協會的會員，一些雖然充滿激情但通常行事謹慎的人，看他就像看一個瘋子，但他是一個無害的瘋子，一個好人，而且還是一個很出色的迪克作品研究者。於是，有一段時間，格雷厄姆·格林伍德一直在等待著，他密切關注著維德爾經過美國時可能會留下的痕跡，但最終卻毫無結果。

另一方面，他在各種版本的智利詩歌選集上留下的痕跡也越來越淡了。一首署名為「飛行員」的詩，發表在一本存在時間很短暫的雜誌上，第一眼看去像是無恥地剽竊了奧克塔維奧·帕斯的一首詩。另一首詩，更長點，出現在一本有點名氣的阿根廷雜誌上，是關於一個逃跑的老印第安女僕的。她飽受驚嚇，從主人家逃走了，從一個詩人的目光下逃走了，從一種新的愛情方式下逃走了。據比維亞諾說——他不知疲倦地對這首詩作著解讀，這個女僕指的是阿瑪麗亞·馬盧恩達，加門迪亞姐妹被綁架那天晚上消失的馬普切女僕。幾個協助天主教調查失蹤事件的人發誓說在穆爾欽或者聖巴巴拉附近見過她，她住在山麓下的茅屋裡，在侄子們的庇護下，並且絕不再和任何智利人說話了。這首詩（比維亞諾給我寄了一份影印件）很有意思，但是並不能證明什麼，甚至有可能根本就不是維德爾寫的。

一切都讓人相信他已經放棄了文學。

然而，他的作品卻依然流傳著，以孤注一擲的姿態（正如或許他會喜歡的那樣），但依然流傳著。有的年輕人讀著他，重新創造他，追隨著他，但是怎樣追隨一個一動不動的人，一個試圖把自己隱形起來而且似乎成功了的人呢？

最終維德爾放棄了智利，放棄了那些小量雜誌，在那上面他曾經用名字的首字母或者其他別名陸續發表了他最後的創作——一些不經意的作品，讀者不能理解的仿作。他消失了，然而他的缺席（事實上，他一直是缺席的）並沒有終結各種猜測和他的作品引發的各種截然不同的熱情解讀。

1986年，從聚集在去世的評論家伊瓦卡切骨灰周圍的那些人裡傳出訊息說有一封據推測是維德爾的一個朋友寄出的信（這個訊息沒多久就人人皆知了），通知說維德爾已經死了。信裡含混地談到了文學遺囑執行人的問題，但是伊瓦卡切圈子裡的人，有意保持他們清潔的名聲和他們老師的名聲，斷然守口如瓶，不作應答。據比維亞諾說，訊息是假的，可能是已故的評論家的追隨者們自己編造的，他們和他們的老師一樣，已經年老昏聵了。

然而，沒過多久，就出現了一本伊瓦卡切去世後出版的書名為《我的閱讀的閱讀》的書，裡面提到了維德爾。這本書，一本書單和趣聞軼事集，很可能是不足為信的。它用故作輕鬆親切的語調，記錄了那些伊瓦卡切在漫長的評論家生涯中充滿熱情或討好之意評論過的作家的重要閱讀經歷。於是，書裡評論了下面這些人的閱讀經歷——以及他們的圖書館：維多夫羅（出人意料的），聶魯達（意料之中的），尼卡諾爾·帕拉（維特根斯坦和智利民間詩歌！或許是帕拉和被騙的伊瓦卡切開的一個玩笑或者是伊瓦卡切和他未來的讀者開的一個玩笑），羅塞梅爾·德·巴列，迪亞斯·卡薩努埃瓦，以及其他一些作家。裡面沒有出現他的死敵恩裡克·裡恩。年輕作家中最年輕的是維德爾（這說明伊瓦卡切對他的信任），而恰恰是在評論維德爾這一節裡伊瓦卡切的文字——通常是充滿過分雕琢或含糊其辭，而這也是這位說到底總有點咬文嚼字的報刊短評家的特色——迴避了這些，並逐漸地（但是毫無停頓！）放棄了對待其他偶像、朋友或者同黨時的那種風趣——熟稔的語氣。伊瓦卡切，在他孤獨的研究中，試圖確定維德爾的形象。他努力地挖掘自己的記憶，試圖弄明白維德爾的聲音，他的精神，他在某一個電話交談的長夜模糊的臉，但是他失敗了，而且這失敗顯而易見，在他的筆記中，在他從潑辣到一本正經（拉丁美洲報刊專欄作家的通病）再從一本正經到憂傷和困惑的文章中可以輕易覺察到。伊瓦卡切列舉的維德爾閱讀的書涉及方方面面，而且這些列舉出來的書單可能更多的是屬於評論家的任性和錯位，而不是遵循事實：赫拉克利特，恩培多克勒，埃斯庫羅斯，歐里庇得斯，西蒙尼德斯，阿那克里翁，卡利馬科斯，奧內斯托·德·科林託。他還拿維德爾開玩笑，指出有兩本詩集是以維德爾為首的：《宮廷詩選》和《智利詩選》（雖然，如果認真地想一想，這也許不是一個玩笑）。他強調維德爾——那個從電話線另一頭傳來的聲音像下雨、像暴風雨的維德爾（這句話來自一個古董商人，因而應該被一字不差地看待）——讀過《一個絕望的人同自身靈魂的對話》，而且還認真讀過《可惜她是個妓女》，約翰·福特的作品全集，包括那些合著的，他甚至詳細地作了註解。（據比維亞諾說，對此他本能地覺得不可信，最有可能的是維德爾只是看了在福特劇本基礎上改編的義大利電影，在拉丁美洲這部電影是1973年上映的，其最大或許也是唯一的成就就是裡面出現了一個不安分的年輕女人夏洛特·蘭普林。）

關於這位「前程遠大的詩人卡洛斯·維德爾」的評論章節戛然而止，似乎伊瓦卡切猛然注意到他正行走在一片虛無中。

但這還不是全部：在一篇關於太平洋海岸邊墓地的文章裡—一篇被重新收錄在一卷名為《蝕刻畫和水彩畫》的書裡的囉裡巴嗦甜得發膩的文章——在拉斯文塔納附近的一個墓地和另外一個瓦爾帕萊索附近的墓地之間，不知道為什麼伊瓦卡切突兀地描寫了在一個黃昏，一個無名小鎮裡，一個鬼影憧憧空蕩蕩的廣場上的一個人的側影。那人年紀輕輕，穿著深色的華達呢風衣，脖子上圍著圍巾或是窄披巾，遮住了他的一邊臉。伊瓦卡切和這個陌生人說了一會兒話，但是兩個人之間始終隔著一道，一道來自路燈的長方形的光線，兩個人都沒想去跨過這條線。他的聲音，雖然隔著一段距離，依然很清晰。陌生人有的時候會說一種和他清脆的聲音形成強烈反差的生硬的行話，但是談話的兩個人基本上還是用正確的語言說話的。這次需絕對隱秘的會面因為一對被狗追趕的戀人出現在夜晚的廣場上而結束。嘆息間或眨眼間，談話中斷，廣場上只留下了伊瓦卡切一個人，拄著柺杖，沉思著這件怪事和命運。這次會面，就實際結果來說，也可以說是以兩個帶卡賓槍計程車兵的出現而告終的。在廣場上無人照料的草木裡，在其陰影中，陌生人逐漸消失。那是維德爾嗎？還是評論家的幻想呢？誰知道呢。

歲月的流逝和各種不利的訊息，有時甚至是沒有任何訊息，不但沒有使他淡出人們的視線，反而更加肯定了維德爾神話般的形象。有熱情高漲者出發去滿世界找他，打算找到他後，即使不能把他帶回智利，至少也要和他合張影。但一切都是徒勞。維德爾的蹤跡消失在南非、德國、義大利……在長時間的朝聖之後——人們會將之稱為一個、兩個或三個月的旅遊，這些去找他的年輕人囊中空空、垂頭喪氣地回來了。

卡洛斯·維德爾的父親，很可能是他落腳點的唯一知情人，1990年去世了。他的墓穴——沒人去拜祭過——位於瓦爾帕萊索的市政公墓最簡陋的區域之一。

漸漸地，在智利文學界有了一個說法，說卡洛斯·維德爾實際上已經死了。這個訊息並沒有掀起什麼大波浪，因為時代已經開始變了。

1992年，他的名字在一份關於刑訊和失蹤事件的司法調查上被提及。這是他第一次公開出現在文學之外的事情上。1993年他被指控是一個殺害了幾個康塞普西翁和聖地亞哥學生的無黨派行動小組的成員。1994年出現了一本一個智利新聞記者團體關於失蹤事件的書，書裡又一次提到了他。也出現了已經離開了空軍的穆尼奧斯·卡諾的書，書中有一章詳詳細細地講述了（雖然穆尼奧斯·卡諾的文章有的時候過於激動，差一點兒就歇斯底里了）在普羅維登西亞的公寓裡舉行的照片展。幾年前比維亞諾·奧賴恩在一家專門出版小開本詩集的不大的出版社出版了《巫師的重新迴歸》一書。這本書獲得了成功，印刷量大大出乎出版社的意料。《巫師的重新迴歸》是一本詼諧有趣的雜文集（在寫作上它與我和比維亞諾在康塞普西翁的時候讀的那些偵探小說並沒有什麼不同），是關於1972至1989年之間南錐體國家的法西斯文學運動的。其中不乏神秘或奇形怪狀的人物，但是主要人物，在瀰漫在那個該死的年代的一片迷惘和猶疑中唯一冉冉升起的人，毫無疑問是卡洛斯·維德爾。他的形象，正如在拉丁美洲大家常說的——更多地是在反面意義上，閃爍著自己特有的光芒。比維亞諾寫維德爾的那一章（全書最長的一章）標題是「探測極限」，在這一章裡，遠遠不同於他通常的那種客觀而有分寸的語氣，比維亞諾談的恰恰是他的光芒；可以說他在講一部恐怖電影。在某一時刻，絕非偶然地，他把他比作了威廉·貝克福德筆下的瓦泰克，並引用了博爾赫斯的話：「我肯定這確是文學界最殘忍的地獄。」他的描寫，他因為維德爾的詩歌藝術而引發的思考顯得猶豫不決，好像維德爾的出現令他混亂並且失去了方向。實際上，一向無拘無束地嘲諷阿根廷和巴西施暴者們的比維亞諾，當面對維德爾的時候卻束手束腳起來，用了一堆莫名其妙的形容詞，還濫用各種穢言穢語。他試圖不眨眼睛，讓他的人物（飛行員卡洛斯·維德爾和自學者魯伊斯–塔格萊）不消失在地平線上，但是沒有人，至少在文學界，能在那麼長的時間不眨眼，於是維德爾也就永遠地消失了。

只有三個老戰友為他辯護。這三個人已經退伍了，對真理的熱愛和無私的利他主義指引著他們站了出來。第一個，是一個少校，說維德爾是一個感情細膩、學識豐富的人，是那些在以共和國的命運為賭注的鋼鐵般年月裡的又一個受害者。第二個人，一個軍隊情報局軍士，說的更多的是對日常事務的看法；在他眼中維德爾是一個精力充沛、愛開玩笑、很能幹——你看有那種什麼都不幹的長官——的年輕人，他對下屬總是盡心盡力的，他對他們，我不能說是像對兒子那樣，因為我們大多數人都比他還老，但是可以說是像對弟弟那樣，我的小兄弟們，維德爾這麼對他們說（有的時候甚至是在並不合適的場合），臉上帶著一個大大的幸福的微笑——但是為了什麼而感到幸福呢？第三個，一個曾經陪他去聖地亞哥辦過一些事的軍官———不多的一些事，他急著澄清道—說這位空軍中尉只是做了那些所有智利人都必須、應該或者想要做卻不能做的。在內戰中囚犯是一個麻煩，這是維德爾和其他一些人的行為準則，而誰，在歷史的地震中，又能責怪他過分地履行了職責呢？有的時候，他沉思著補充道，一顆解脫的子彈更是一種慰藉而不是最後的懲罰：卡里託斯·維德爾似乎是從一個火山上看著這個世界，先生，他好像從非常遙遠的地方看著你們大家和他自己，請原諒我的直率，我們對他來說就好像一些可憐的小蟲子；他就是這樣的；在他的歷史書裡大自然並不是消極被動的，恰恰相反，它是運動著的，它鞭打著我們，雖然我們，可憐的無辜者們，通常把這些鞭打歸咎於厄運和命運……

最後，一個一貫悲觀卻勇敢的法官把他作為被指控有罪者列入了受審者名單，雖然這個案件最後也沒能繼續審理下去，因為維德爾，很顯然，沒有出現。另一個法官，這次是康塞普西翁的，在審理安赫利卡·加門迪亞被謀殺和其姐其姨母的消失一案時，將他作為主要嫌疑人傳喚了他。阿瑪麗亞·馬盧恩達，加門迪亞姐妹的馬普切女僕，出人意料地，出庭做了證人。整整一個星期她的出現對於記者們來說都是新聞大賣點。逝去的時光似乎揮發掉了阿瑪麗亞的卡斯蒂利亞語。她的話裡充斥著馬普切詞句，兩個年輕的基督教教士充當著保鏢寸步不離地保護她，同時還負責替她翻譯。在她的記憶裡，案發的那天晚上已經融合成為一個充滿兇殺和不公的長篇故事，以一組英雄史詩為主線貫穿在一起。聽的人大感驚訝，卻也明白這一方面是她的故事，公民阿瑪麗亞·馬盧恩達——加門迪亞姐妹家的老僕人——的故事，另一方面這也是智利的故事，一個恐怖故事。因此，當她講到維德爾的時候，這個中尉似乎同時化身為許多人：一個闖入者，一個戀人，一個戰士，一個惡魔。當她講到加門迪亞姐妹的時候她把她們比作空氣，比作漂亮的花木，比作小狗崽兒。當她回憶起案發的那個不幸的夜晚時，她說她聽到了一首西班牙曲子。當被要求詳細說明「西班牙曲子」這句話的時候，她回答：純粹的憤怒，先生，純粹的無能為力。

沒有一起案件能審理到最後。雖然國內有很多問題牽扯到了他，但這個很久以前就消失了的身負幾起謀殺案的身影依然越來越模糊。

智利遺忘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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