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回到最初，回到卡洛斯·維德爾和1974年。

那時候維德爾正處於巔峰時期。繼在南極和智利那麼多城市的天空取得勝利之後，他被叫去首都搞點大動作，搞點能引起轟動的東西，向全世界表明新制度和先鋒藝術絕非對立關係。

維德爾高高興興地去了。他住在聖地亞哥的普羅維登西亞城裡一個同屆同學的公寓裡。白天的時候他去林德斯特倫上尉機場訓練，去軍人俱樂部玩或者隨朋友去他們的父母家裡拜訪，從而認識了他們的姐妹、表姐妹和其他女性朋友（或者說他是被介紹認識了她們，在這點上他總有點被逼無奈的感覺），她們驚奇於他優雅的舉止、溫文的氣質和臉上所流露的羞澀，也驚奇於他的冷漠和他眼中隱約可見的疏離，正如皮亞·巴列所說：似乎在那雙眼睛後面藏有另外一雙眼睛。到了晚上，終於自由了，他就自個兒躲在公寓裡，在他所住的客房的牆壁上搗鼓，準備在空中詩歌表演那天也搞一個攝影展。

公寓主人在幾年之後聲稱直到最後一刻他才見到維德爾計劃展出的那些照片。當時得知維德爾的計劃後他的第一個反應自然是把起居室，甚至整所房子提供給他以便他能擺放開所有的照片，但是維德爾拒絕了這個提議。他解釋說照片需要一個像他住的房間那樣的精確而有限的空間。他說天空寫作之後空中詩歌的後記部分定在詩人的老巢裡是最合適的——也是矛盾的，令人高興的矛盾，不是嗎？關於照片的性質，公寓主人說維德爾希望這是一個驚喜，只對他透露過是視覺詩歌，實驗詩歌，最精華的、純藝術的、會讓所有人都覺得有趣的東西。他還讓他保證開幕那天晚上之前不會有人進入他的房間。公寓主人對他說要是他願意的話可以在一個壁櫥裡找到那個房間的鑰匙把門鎖起來，這樣他就可以更放心了。維德爾說不需要，說有他正式的保證就夠了。於是公寓主人，很鄭重地，發了誓。

當然，被邀請來參加普羅維登西亞盛典的人是精挑細選的：幾個飛行員，幾名年輕（最老的也還不到司令的級別）、文雅或至少有理由被懷疑是文雅的軍官，三個新聞記者，兩個造型藝術家，一個右派老詩人——此君曾屬於先鋒派，在軍事政變之後似乎重新煥發了青春活力，某位身份高貴的年輕女士（要知道只有一名女性來到了表演現場，即塔蒂亞娜·馮·貝克·伊拉奧拉）和卡洛斯·維德爾的父親——他住在比尼亞德爾馬，身體一向不太健康。

一切從開始就很糟糕。空中表演的那天清晨大片厚厚的烏雲從山谷下來往南飄去。有的長官勸他別飛了，維爾德卻並不理會這些不祥的徵兆，據說他在一個飛機庫的陰暗角落裡同人發生了爭執。然後他的飛機就起飛了。懷著期望與讚賞的心情，觀眾們觀看了開始的幾個跳躍。他做了一個貼地飛，翻了一個筋斗，然後來了一個高空大翻轉。但是沒有煙。軍隊裡的軍官們和他們的女人們很高興，也有空軍高階軍官彼此詢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飛機突然開始爬升，消失在一大片灰色的雲裡，這片雲慢慢地飄過城市上空，似乎是在引導著那些蘊含暴風雨的烏雲。

就好像霍納斯在巨鯨肚子裡一樣，維德爾在雲層的內部飛翔。有那麼一會兒現場的觀眾們還在等待著他呼嘯著重新出現。少數幾個人覺得不自在了，飛行員似乎故意放了他們的鴿子，讓他們乾坐在那兒，坐在林德斯特倫上尉機場臨時搭建的看臺上，面對著一片只會給他們帶來大雨而非詩歌的天空。而另外一些人，絕大部分，則是利用這段插曲從座位上站了起來，活動活動自己那把老骨頭，伸伸腿，打打招呼，加入到臨時形成的小圈子聊聊天——這些小圈子組得快散得也快，總在有人話被堵在口中還來不及說出來的時候就散了——，他們聊著最新的傳聞、新職位和新的任命，以及國家面臨的亟待解決的問題。那些更年輕的，更有激情的，則談起了最近的突襲和最新的愛情八卦。甚至維德爾的那些無條件支援者也沒有安靜地等待飛機的再次出現或者是用一百種不同的方法來解讀那片不祥的空白天空，而是也加入了這些家長裡短的閒聊，偶爾才稍微涉及點智利詩歌和智利藝術。

維德爾已經遠遠地離開了機場，來到了聖地亞哥外圍的一個社群。在那兒他寫下了第一句詩：死亡是友誼。然後他在幾個鐵路倉庫和似乎已經廢棄了的工廠上空滑翔——雖說是廢棄了的，但是他還是能認出在大街上有人拖著大紙箱子，和爬上牆頭的小孩子和狗。在左側，九點鐘方向，他看到了分別位於火車道兩側的兩個巨大的蘑菇形社群。他寫下了第二句詩：死亡是智利。然後他轉向三點鐘方向，朝市中心飛去。很快出現了寬闊的林蔭道，顏色沉悶的或筆直如劍或蜿蜒如蛇的交織在一起的城市街道，浩蕩的河流，動物園，和那些聖地亞哥人引以為傲的可憐建築。這個城市的鳥瞰圖讓維德爾本人在某個地方亦成為註解，就好像是一張破碎的照片，其碎片，出人意料地，趨於分離：像一張失去聯絡的面具，移動的面具。在拉摩內達宮上空，他寫下了第三句詩：死亡是責任。有幾個行人看到了他，一片陰沉沉的昏暗的天空上，有一個金龜子形狀的黑色剪影。沒幾個人能解讀出他的字：沒過幾秒鐘風就把它們吹散了。某一刻有人試圖通過廣播與他聯絡，但維德爾沒有回應。在地平線上，十一點的方向，他看到了正朝他飛來的兩架直升機的輪廓。他轉著圈飛著等著它們靠近，然後用了不到一秒鐘的時間就擺脫了它們。在回機場的路上他寫下了第四和第五句詩：死亡是愛情和死亡是成長。當他能遙遙望見機場的時候他寫道：死亡是聖餐。但是沒有一個將軍、將軍夫人、將軍子女、軍隊的高階指揮官和行政官員、教士和文化界人士能看清楚他寫的字。天空中正迅速醞釀著一場暴風雨。一個上校在指揮塔上要求他快點著陸。維德爾說明白，回頭卻再次衝向高空。下面的人一度以為他又要鑽進雲裡去了。一個沒有坐在貴賓看臺上的上尉評論說在智利所有的詩歌儀式都以災難而告終，大多數，他說，只是侷限於個人或家庭範圍的災難，但是有些卻最終變成了國家的災難。那時候，在聖地亞哥另一端但是從林德斯特倫上尉機場的看臺上完全可以看見的地方降下了第一道閃電，而卡洛斯·維德爾卻寫道：死亡是潔淨，但是他寫得如此模糊，天氣情況又如此不利，只有極少的觀眾——他們已經開始陸續從座位上站起來並開啟傘——看明白了他寫的東西。天空中殘留著一縷縷如破布條似的黑煙，像是楔形文字、象形文字，或是小孩子潦草的塗鴉。雖然也有幾個人確實看明白了，但他們覺得卡洛斯·維德爾已經瘋了。開始下雨了，大家一窩蜂地離開了看臺。在其中一個飛機庫裡已經臨時準備好了一場雞尾酒會，而在那個時間點，外面又下著大暴雨，大家都是又餓又渴。長背靠椅不到十五分鐘就坐滿了。後勤部新兵充當的侍應生來往穿梭著，其迅速敏捷的身手讓其中的幾位女士都感到嫉妒了。雖然也有幾個長官談論了那個詩人飛行員的奇怪行徑，但是大部分客人談論和關心的都是國家大事（甚至是國際大事）。

與此同時，卡洛斯·維德爾依然在天空中同大自然作鬥爭。只有他的寥寥幾個朋友和兩個在閒暇時寫超現實主義（或者「超過現實主義」，他們習慣用這種其實挺傻的西班牙詞語）詩歌的新聞記者還在水光粼粼的跑道上（這場景挺像是在拍「二戰」影片），繼續關注著那架小小的飛機在暴風雨下的演繹。至於維德爾，或許他還沒注意到他的觀眾已經那麼少了吧。

他寫道，或者他以為自己在寫：死亡是我心。然後繼續寫道：拿走我的心吧。之後是他的名字：卡洛斯·維德爾。他並不害怕大雨和閃電，也絲毫不擔心字詞之間的連貫問題。

後來他已經沒有可以用來寫字的煙了（在這之前從飛機上冒出來的煙給人的印象已經不像是寫字，而是在噴火焰，溶於雨中的火焰），但他還是寫道：死亡是復活，這時候下面的那些忠實追隨者已經什麼都看不清了，但他們明白維德爾正在寫著什麼東西，他們明白或者他們自以為明白飛行員的願望，知道雖然他們什麼都不懂但是他們正在出席一場獨一無二的活動，一場對於未來的藝術至關重要的盛事。

然後卡洛斯·維德爾就平平安安地著陸了（看到他的人都說他大汗淋漓，就好像剛從桑拿房裡出來一樣），他受到了指揮塔上的長官和幾個還遊走在雞尾酒會剩下的人之間的高階指揮官的嚴厲訓斥，然後他站著喝了一杯啤酒（他沒有和任何人說話，對於大家提的問題也只是簡單地回答是或不是），就回普羅維登西亞的公寓去準備他的聖地亞哥專場秀的第二場活動了。

之前所有這一切也許就是如上所述，也許不是。

也許智利空軍的將軍們沒有帶夫人，或許在林德斯特倫上尉機場從來沒有上演過這麼一齣空中詩歌朗誦會，也許維德爾未經任何人的允許也沒有通知任何人就在聖地亞哥的天空寫下了他的詩，雖然這是最不可能的。也許那天聖地亞哥根本就沒下雨，雖然有證人（那些坐在某個公園長椅上抬頭看天的閒人，那些從窗戶裡探出頭去的孤獨寂寞的人）還記得天空中的那些詩句和後來的那場將之淨化的雨。但是也許一切都是以另外一種方式發生的。幻覺，在1974年，從來都不少見。

然而，公寓裡的攝影展，卻是正如我們下面所講述的那樣發生的。

第一批客人在晚上九點的時候就到了。他們中大部分都是發小，並且很長時間沒有聚在一起了。到十一點的時候有二十個人左右，大家都醉了，這很正常。還沒有人進入過維德爾住的那間客房，他想展示給朋友們看的照片掛在那間客房的牆壁上，也還沒有人見過。胡里奧·塞薩爾·穆尼奧斯·卡諾中尉——幾年之後他出版了《頸上縛索》一書，這是一本類似於自傳性質的書，在書裡他對自己在軍政府頭幾年的行為進行了自我檢討——寫道卡洛斯·維德爾那天晚上的行為很正常（抑或是不正常的：他比平時要安靜得多，甚至有點低聲下氣，臉一直像是剛洗過一樣），他招待著客人們，好像房子是他的一樣（他所表現出來的友情太完美了，太深厚了，太理想了，穆尼奧斯·卡諾寫道），他親切地向好久不見的同屆同學打招呼，順著他們談論起那天上午在機場發生的小插曲，一副對那些小事故和他自己的表現並不在意的樣子，他對那些在這種聚會上常見的玩笑（有的口味很重，有的粗俗不堪）都很大度地包容下來。他不時會消失一會兒，把自己關在房間裡（現在房間確實是用鑰匙鎖上的），但是他消失的時間從來不會很長。

終於，十二點整的時候，他站到客廳中間的一把椅子上請大家安靜，說（下面是穆尼奧斯·卡諾的原話）是時候開始欣賞欣賞新藝術了。他又變成了一直以來的那個維德爾，強勢，自信，眼睛似乎脫離了身體，從另一個星球上看了過來。然後他在前面開道來到了他的房間門前，讓他的客人們一個一個地進去。一個一個來，先生們，智利藝術不允許一堆人擠在一塊兒。說這句話的時候（據穆尼奧斯·卡諾說）他語調詼諧，還看了看他的父親，朝他擠了擠左眼，然後又擠了擠右眼。就好像是重新回到了十二歲同父親共享一個只有他們倆才知道的秘密。父親面色平和，朝兒子微笑了一下。

身為女性，而且是性格相當衝動任性的女性，塔蒂亞娜·馮·貝克·伊拉奧拉順理成章地成了第一個進去的人。塔蒂亞娜，穆尼奧斯·卡諾寫道，是一位很獨立的女性，她是軍人的孫女，女兒，姐妹，偶爾有點兒瘋狂，總是想一齣是一齣，拍拖的時候也是看誰順眼就選誰，想法離奇古怪，很多時候甚至自相矛盾，但有時也有其新穎獨到之處。幾年後她和一個兒科醫生結了婚，他們去了拉塞雷納定居，生了六個孩子。那天晚上的塔蒂亞娜，穆尼奧斯·卡諾用帶著點恐懼的傷感語氣回憶道，是一個漂亮而自信的姑娘。她走進了那個房間，滿心以為自己會看到英雄的肖像或無聊的智利天空。

房間裡的照明跟平常一樣，沒有一盞多餘的燈，也沒有多加一個聚光燈來增強照片的視覺效果。房間不像是一個藝術展覽館，而恰恰就只是一個房間而已，一個借來的地方，一個年輕人暫時的居所。當然也沒有有的人猜測的彩色燈光或藏在床底下的收錄機裡放出來的鼓點音樂。這是一個臨時的、正常的、沒有任何突兀之處的地方。

外面，歡樂還在繼續。年輕人開懷暢飲，縱酒狂歡。笑聲是傳染的，穆尼奧斯·卡諾現在還記得，那笑聲裡沒有任何恐懼，也沒有任何陰影。在某一個角落有三個人勾肩搭背地開始唱歌，其中一個人彈著吉他伴唱。還有的人三三兩兩地聚在一起，靠在牆壁上，談論著未來或者愛情。大家為自己能在那兒，在詩人飛行員的晚會上而感到高興；他們都為出現在當場，成為卡洛斯·維德爾的朋友而感到高興，即便他們並不能完全理解他，即便他們察覺到了存在於他們和他之間的差異。排在過道里的隊伍每時每刻都在解散又重組；有些人的酒喝完了，於是他們就離開隊伍去拿酒，還有的人被拉著去重申他們永遠的友情和忠誠——像被包圍在浪花裡一樣，他們被簇擁著再次回到客廳，再滿臉通紅地從客廳裡暈暈乎乎地回來，回到他原來在隊伍中的位置。屋子裡，尤其是在過道里，煙味很大。維德爾一直站在門軸邊兒上。兩個中尉在過道盡頭的衛生間裡爭吵，還推推搡搡的（但是動作並不激烈）。維德爾的父親屬於隊伍裡少數嚴肅而堅定的人之一。穆尼奧斯·卡諾本人，據他自己坦言，一直在來來回回地反覆折騰，心裡萬分緊張而且充滿不祥的預感。兩個超現實主義（或超過現實主義）記者與房主說著話。在某次往返的時候穆尼奧斯·卡諾的耳朵捕捉到了幾個詞：他們在談旅行，地中海，邁阿密，熱帶海灘，釣魚船，以及豐滿的女人。

不到一分鐘塔蒂亞娜·馮·貝克就出來了。她面容扭曲，臉色蒼白。所有的人都看著她。她看了一眼維德爾——似乎想對他說點什麼卻沒有找到合適的詞——然後她直奔衛生間。沒等走到那兒，在過道里她就吐了，然後，她跌跌撞撞地離開了公寓，一個不顧她的反對堅持要送她回家的軍官陪著她，儘管她更想獨自一個人離開。

第二個進去的是一個上尉，他曾經是維德爾在學院裡的老師。他進去就沒出來過。維德爾站在緊閉的門邊（上尉進去的時候是把門半開著的，但他又把它關上了），露出越來越滿意的微笑。在客廳裡有人問塔蒂亞娜到底是為了什麼會那麼難受。她那是醉了，一個穆尼奧斯·卡諾不認識的聲音說。有人放上了一張平克·弗洛伊德的唱片。有人說男人之間沒法跳舞。這看起來像是同性戀才會做的事，一個聲音說。有人回答他說平克·弗洛伊德的音樂是為了讓人聽的而不是伴舞的。超現實主義記者們在竊竊私語。一箇中尉建議馬上出去找妓女。在那個時刻，穆尼奧斯·卡諾寫道，他有種置身戶外的感覺：在漆黑的夜空下，身處荒野中，至少那些聲音聽起來像是從曠野中傳來的。過道里的氣氛更沉悶了，大家就像是待在一個牙醫的接待室裡，幾乎沒有人說話。但是你在何處見過一個牙醫的接待室裡腐爛的牙齒們（原文如此）是站著等的呢？穆尼奧斯·卡諾問自己。

維德爾的父親打破了魔咒。他叫著隊伍裡排在他前面的那些軍官的洗禮名，很有禮貌地請他們讓一讓，然後走進了房間。房子的主人跟在他後面。房主幾乎是立刻就從裡面出來了，他站在維德爾面前瞪著他；他抓住他的領子，有那麼一刻他似乎就要打他了。但最終他轉身走向客廳去找口酒喝。從那一刻起所有人，包括穆尼奧斯·卡諾，都很想進那間臥室去看看。在那裡面，他們看到了上尉，他坐在床上，吸著煙，讀著先前從牆上扯下來的一些列印好的註釋。雖然香菸的灰已經撒在他的一條腿上，但是他看起來還很平靜。維德爾的父親欣賞著裝飾著房間的牆壁和部分屋頂的幾百張照片中的幾張。一個士官生——沒人知道他怎麼會出現在那裡，也許他是某個軍官的弟弟——放聲大哭並開始咒罵，大家不得不把他拖出去。超現實主義記者的表情也不怎麼愉快，但是他們還是控制住了自己。據穆尼奧斯·卡諾說，在幾張照片上他認出了加門迪亞姐妹和其他的失蹤者。大部分是女人。這些照片上的場景幾乎沒有什麼變化，因此他猜測是同一個地方。那些女人看起來像木偶一樣，有些是被肢解、被剮碎的木偶，穆尼奧斯·卡諾不排除其中百分之三十的照片在拍照的那一刻她們還活著。那些照片，雖然給人的印象絕對強烈，其質量卻普遍很差（據穆尼奧斯·卡諾說）。照片展出的順序也不是隨意的：而是順著一條線、一個動機、一段經歷（時間的，精神的……）、一個計劃排列的。天花板上貼著的照片好像（據穆尼奧斯·卡諾說）地獄，但是一個空蕩蕩的地獄。四角貼（用圖釘）的照片像主顯節，一個瘋狂的主顯節。其他幾組照片的主調則是輓歌式的（但是在那些照片裡怎麼會有思念和憂傷？穆尼奧斯·卡諾問自己），象徵很少但卻很有說服力。一張弗朗索瓦–格扎維埃·德·邁斯特（約瑟夫·德·邁斯特的弟弟）的一本書的封面照片：《聖彼得斯堡的晚宴》。一張似乎消失在空氣中的年輕金髮女子的照片。一張被丟在裂了縫的灰色水泥地面上一截斷指的照片。

在剛開始的震驚喧譁之後所有的人都突然安靜了下來，就好像是高壓電流從房子裡穿過而後留下了我們這些臉色難看的人，穆尼奧斯·卡諾某一刻在他的書中寫道（難得的亮點之一）。我們互相看著，互相辨認著，但是實際上我們好像彼此並沒有認出對方，我們似乎是不同的，我們又似乎是相同的，我們痛恨著自己的臉，這張臉上的表情和夢遊症患者或者白痴臉上的表情一模一樣。陸續有人不打招呼就離開了，而選擇留下的人之間開始升起一種奇怪的兄弟情誼。有意思的是，穆尼奧斯·卡諾補充道，就在那個尤其微妙的時刻電話突然響了起來。看到房主並沒有去接的意思，最後是他接了電話。一個蒼老的聲音找一個叫盧喬·阿爾瓦雷斯的人。喂？喂？請問盧喬·阿爾瓦雷斯在嗎？穆尼奧斯·卡諾沒有回答，而是把電話遞給了房子的主人。有人認識一個叫盧喬·阿爾瓦雷斯的人嗎？過了很長時間之後他問。那個老人，穆尼奧斯·卡諾猜，可能在說別的事情，問一些可能和盧喬·阿爾瓦雷斯有關的問題。沒有人認識他。有人笑了一聲；很緊張的笑，聲音聽起來出乎意料地大。這兒沒有住著這麼一個人，房子的主人又安靜地聽了一會兒後說，然後掛了電話。

除了維德爾和上尉，掛照片的房間裡已經沒有人了，而在公寓裡，據穆尼奧斯·卡諾說，只有八個人留下了，其中還包括維德爾的父親，他看起來並沒有特別受影響（他的態度就好像是正在參加——也許不是很情願——一個因為某個他未能察覺或者控制不了的原因而沒能開成計程車官生聚會）。房子的主人從少年時期就認識他了，此刻卻努力別開眼不去看他。其他留下來的人互相聊著天或是竊竊私語著，但是每當他靠近的時候他們卻總是沉默下來。維德爾的父親不停地給大家上酒和熱飲，他還獨自一人在廚房安靜地給大家做三明治，試圖藉此來躲開這種令人不舒服的沉默。您別擔心，堂何塞，一個軍官看著地面說。我沒有擔心，哈維爾裡託，維德爾的父親說。這在卡洛斯的職業生涯中，另一個人說，只是一個無關緊要的小水坑罷了。維德爾的父親看著他，似乎不明白他在說什麼。他對我們很和善，穆尼奧斯·卡諾回憶道，他已站在深淵邊上卻不自知或者不在意或者他心知肚明卻以一種少有的完美偽裝了一切。

然後維德爾離開房間和他父親在廚房裡談了一會兒，沒有人聽到他們談了什麼。但五分鐘之後他們就出來了，兩個人手裡都拿著酒杯。上尉也出來喝了一口，然後把自己重新關在掛照片的房間裡，並警告大家說別人都不要進去。其中有一箇中尉，在上尉的指示下，將所有出席過這次聚會的人列了一個名單。有人發了誓，還有人說大家應該謹言慎語，維護紳士的榮譽之類的話。紳士的榮譽，一個似乎睡著了的人說。有人覺得被冒犯了，抗議說應該受到懷疑的不該是士兵而是平民——他在影射那兩個超現實主義記者。這兩位先生，上尉回答說，知道自己應該怎麼做。超現實主義者們趕緊附和，肯定地說在那兒，在那裡面，什麼都沒有發生過，我們大家都是見過世面的，都知道這一點。然後有人泡了咖啡，很久之後，但離天亮還早，出現了三名軍人和一個警察，他們說自己是情報局的人。當時還待在普羅維登西亞公寓裡的人給他們開啟大門，以為他們是來逮捕維德爾的。開始的時候大家對情報局的人的到來還抱著恭敬甚至有點戰戰兢兢（尤其是兩個記者）的態度，但是隨著時間一分一秒地流逝什麼都沒有發生。他們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面對他們的沉默，聚會的倖存者們不再關注他們，就好像他們是幾個不顧場合地前來打掃衛生的員工。有那麼一段時間——大家都覺得太長了，情報局的人和上尉同維德爾關在房間裡（維德爾的一個朋友想進去「給他精神上的支援」，但是一個穿便衣的對他說別犯傻了別打擾人家工作）；然後，透過緊閉的房門，他們聽到幾聲咒罵，其間愚蠢這個詞被重複了幾遍，然後就是一片寂靜。又過了一會兒情報局的人就如同他們來時那樣靜悄悄地走了，手裡拿著房子主人提供的三個鞋盒子，裡面裝著這次展覽的照片。好了，先生們，上尉在跟著他們走之前說，你們現在最好稍微睡一覺，忘記今晚所發生的一切。有兩個中尉立正聽令，但是其他人都太累了，沒有作出應有的回應，甚至連句晚安（或者是早安，因為天已經快亮了）都沒說。在上尉用力摔上門——沒人注意到這個傳達情緒的細節——離開的時候，維德爾從房間裡出來了，他沒有看任何人，徑直穿過大廳來到窗邊。他拉開窗簾（外面天還是漆黑一片，但是在遙遠的盡頭，在山脈的方向，已經能看到一點微弱的曙光），點燃一支菸。卡洛斯，發生什麼事了，維德爾的父親問。他沒有回答。有那麼一陣兒似乎沒人要說話（所有人都一副馬上要睡著了的樣子，但他們的目光卻無法從維德爾身上移開）。客廳，穆尼奧斯·卡諾回憶道，好像醫院的候診大廳一樣。你被捕了嗎？最終房子的主人問道。我想是的，維德爾說，他背對著大家，看著聖地亞哥的光芒，聖地亞哥那稀少的光芒。他的父親走向他，他走得很慢很慢，就好像他不敢去做即將要做的事，但最終他還是擁抱了他。一個沒有獲得維德爾的回應的短暫的擁抱。人們總是很誇張，其中一個超現實主義記者說。閉嘴吧，房子的主人說。那我們現在幹什麼？一箇中尉問。醉後酣睡，房子的主人說。

穆尼奧斯·卡諾再也沒見過維德爾。然而，他留給他的最後印象是令人難忘的：一個雜亂的大廳，到處是酒瓶子、盤子和堆得滿滿的菸灰缸，一群蒼白疲憊的人，而卡洛斯·維德爾站在窗邊，姿態完美，一隻手上端著一杯威士忌—那隻手肯定沒有絲毫的顫抖，看向窗外的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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