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3年年底，或是1974年年初，胡安·斯泰因的好朋友和對手迭戈·索托也失蹤了。

他們形影不離（雖然我們從未在一個人的詩社裡看到過另一個），哪怕智利的天塌下來變成碎片，他們也總是在就詩歌問題爭論不休。斯泰因高個、金髮，索托矮小、黑髮；斯泰因魁梧健壯，索托骨骼纖細、已經可以預見其將來的圓潤和柔軟；斯泰因研究的是拉美詩歌這一塊，而迭戈·索托則致力於在智利尚無人瞭解（恐怕至今仍無人瞭解）的法國詩歌的翻譯。很自然地，這讓很多人感到惱怒。怎麼可能是這樣一個矮小丑陋的印第安人來翻譯阿蘭·儒弗瓦、德尼·羅什、馬塞蘭·普萊內的作品並和他們書信來往呢？看在上帝的分兒上，誰又是米歇爾·布林特奧、馬修·梅薩吉、克洛德·珀琉、弗蘭克·維納依、皮埃爾·蒂爾曼、丹尼埃爾·比加？那個叫喬治·佩雷克的有什麼了不起的作品，值得讓索托那個自命不凡的混蛋拿著他在達諾埃爾出版的書整天晃來晃去。當再也看不見他那胳膊底下夾著本書，衣著整齊（與總是穿得像個流浪漢的斯泰因完全相反）地行走在康塞普西翁的大街小巷上，或是在去醫學系的路上，或是在某個劇院和電影院排隊的身影時，總之，當他蒸發消失在空氣中時，沒人想念過他。許多人甚至還會為他的死而感到高興。並非因為嚴格意義上的政治因素（索托同情社會黨，但僅此而已，只是同情，都算不上忠實的選民，要我說的話他是一個悲觀的左派分子），而是出於審美情趣的差異，出於一種看到比你更聰明、更有文化，而又不善低調處世的人死去的幸災樂禍的心理。現在這樣說似乎令人難以置信，但事實就是如此，索托的敵人甚至能原諒他的犀利和尖刻，但他們永遠無法原諒的是他的冷漠。他的冷漠和聰慧。

但是和斯泰因一樣（順便說一句，他再也沒見過斯泰因），索托也重新出現了，他流亡到了歐洲。他先是到了民主德國，在經歷了一些不愉快事件後，他找機會離開了那裡。根據那些令人心酸的流亡生活的民間傳聞—其中半數以上的故事都是杜撰的，或者只是對真實事件的捕風捉影，據說，一天晚上，索托被另外一個智利人死命棍擊了一頓，結果他頭部受到重創並斷了兩根肋骨，被送進柏林一家醫院。後來他移居巴黎，以教授西班牙語和英語為生，同時也將一些拉美傑出作家的作品翻譯成非流通版本，幾乎都是20世紀初的作家，他們崇尚奇幻和色情題材，其中包括已經被人遺忘的瓦爾帕萊索小說家佩德羅·佩雷達，其作品既有奇幻色彩又十分色情，他曾寫過一部很嚇人的小說，裡面有個女人渾身上下逐漸長出或者更恰當地說是逐漸張開了性器官和肛門，她的家人自然驚恐萬分（這個故事發生在20年代，但我想至少它在70年代或90年代應該能引起同樣的驚喜），把她送進了北方一家妓院，一家為礦工服務的妓院。她被關在妓院一間沒有窗戶的房間裡，直到最後變成了一頭醜陋而野蠻的發情怪獸。她殺死了妓院的老鴇、其他的妓女和那些驚恐萬分的嫖客，然後逃離了妓院，深入到沙漠裡（佩雷達沒有寫明她是走著還是飛著進去的），直至空氣把她吞沒。

索托還試圖翻譯那個在二十一歲時自殺的比利時年輕女詩人蘇菲·波多爾斯基（最終沒譯成）和小說《伊甸、伊甸、伊甸》《淫》的作者皮埃爾·居約達（也沒譯成）的作品，以及喬治·佩雷克的偵探小說《失蹤》，這部小說通篇沒用字母「e」，索托想把它翻成西班牙語（只完成了一半），這種寫法曾經在半個世紀前哈爾迪埃爾·龐塞拉在一個故事中用過，裡面缺了上面提到的這個母音字母。但寫作不用「e」是一回事，翻譯中不用「e」則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

我們倆都在巴黎期間我從沒見過索托。那時候我也沒心情與老朋友會面。另外，我聽說索托的經濟狀況越來越好，他還和一個法國女人結了婚，後來我得知他們有了一個兒子（那時我已經在西班牙了，如果需要準確說明的話），他定期參加一些在阿姆斯特丹舉行的智利作家聚會，在墨西哥、阿根廷和智利的詩歌雜誌上發表作品，我記得他甚至還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或馬德里出版過一本書，後來我通過一位女性朋友得知他在一所大學教文學，這讓他有了穩定的經濟收入，還有時間來閱讀和搞研究，那時他已經有兩個孩子了，一兒一女。他對回智利不抱任何希望。我猜他很幸福，按理說是很幸福的。我不難想象出他在巴黎一所舒適的公寓或是在郊區某個小鎮的別墅裡，待在隔音效果很好的書房裡安靜地讀著書，孩子們在看電視，他老婆在做飯或熨衣服，因為總得有個人去做飯，不是嗎？或者情況可能更好一點，熨衣服的是用人，一個葡萄牙或非洲婦女，這樣索托就可以不用因為不做家務而感到內疚了，他可以在安靜的書房中讀書，也許是寫作，雖然他從來都不是一個高產的作家，他老婆則在她自己的書房裡，這間書房靠近孩子的房間，或在大廳角落一張19世紀的小書桌邊，改著試卷，或者計劃著夏天的旅行，或者心不在焉地翻閱著電影廣告，思量著晚上看什麼電影好。

比維亞諾說（他與索托保持著較為通暢的書信往來），不是索托變得資產階級化了，而是他一貫如此。比維亞諾認為，與書為伍除了要能坐得住，一定程度上的資產階級化也是必要的，否則你看看我，比維亞諾說，在另一個社會等級上，在一個我也不知道是愈發令人生厭還是愈發讓人喜愛的鞋店工作，還住在原來那個陋室裡，可我做的事（或者讓自己做的事）和索托做的事差不多。

總之一句話：索托是幸福的。我相信他已經擺脫了詛咒（或者至少我們是這樣認為的，而索托自己，我覺得，他從來都不相信詛咒之說）。

就是在那時他收到了在阿利坎特舉行的西班牙美洲文學和批評研討會的邀請信。

那是冬天。索托討厭坐飛機旅行，他一生中只坐過一次飛機，就是1973年年底從聖地亞哥赴柏林的那次旅程。因此他選擇了坐火車參會，經過一晚他抵達了阿利坎特。研討會開了兩天，是在週末舉行的，但索托沒有在星期天晚上立即返回巴黎，而是在阿利坎特多待了一天。推遲返程的理由無從瞭解。星期一早晨，他買了一張去佩皮尼昂的火車票。旅途很順利。到了佩皮尼昂火車站，他查了晚上從佩皮尼昂去巴黎的火車車次，買了一張凌晨一點的火車票。下午剩餘的時間他逛了逛市容，進過酒吧，逛了一家舊書店，在那兒買了一本格勞烏·德·卡雷拉的書，這是一位法國—加泰羅尼亞先鋒派詩人，死於「二戰」時期。為了打發剩下的時間他開始讀那天上午在阿利坎特買的一本偵探小說口袋書（巴斯克斯·蒙塔爾萬的？還是胡安·馬德里的？），雖然在從阿利坎特到佩皮尼昂的旅途中他像個貪吃的孩童般沉浸於閱讀之中，但是那本書他也並沒能讀完，一張摺頁顯示他讀到了155頁。

到了佩皮尼昂他在一家比薩店吃了飯。很奇怪他沒去一家好一點的餐館，去嚐嚐頗負盛名的羅塞隆名菜，但他確實就是在比薩店吃的飯。法醫的報告很清楚，毫無疑點。索托晚飯吃了蔬菜沙拉，一盤量很大的義大利麵卷，一份很大份（真的很大份）的巧克力、草莓、香草和香蕉冰激凌，兩杯黑咖啡。他還消費了一瓶義大利紅酒（紅酒配義大利麵也許不太合適，當然我對紅酒一無所知）。吃晚飯時，他還看了那本偵探小說和《世界報》。大約在晚上十點他離開了比薩店。

多份證據證明，他大約在半夜時出現在火車站，當時距火車發車還有一個小時的時間。他在火車站咖啡吧的吧檯喝了杯咖啡。他挎著旅行包，另一隻手裡拿著卡雷拉的書、偵探小說，還有那份《世界報》。給他上咖啡的服務員說他當時沒喝醉。

他在咖啡吧裡待了不超過十分鐘。一位店員看見他在站臺溜達，慢悠悠的，但步子很穩當。有點兒醉了的樣子。也許他迷失在了達利所說的那些空曠而崎嶇的地方了。那可能正是他想要的：在那一個小時的時間裡他迷失在宏偉壯觀的佩皮尼昂火車站裡，沿著達利想象的隱而未藏在車站邊界的路線（數學的，天文學的，神話的？）走了一圈。實際上，他就像一個旅行者。自從離開康塞普西翁，索托就一直是這樣一個旅行者了。拉丁美洲旅行者，既迷茫又看不到希望（戈梅斯·卡里略是我們的維吉爾），但歸根結底是旅行者。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並不是很清楚。索托迷失在像教堂亦如巨大電臺的佩皮尼昂火車站。儘管凌晨一點開往巴黎的火車已臨近發車，但在那個時刻，又那麼冷——還是冬天——，車站裡還是空空蕩蕩的。大部分乘客都在咖啡吧或主候車大廳裡。不知道怎麼回事，可能是聽到了什麼聲音，索托去了一個僻靜的大廳。在那裡他看見了三個年輕的新納粹分子，在地上有個包裹。那些年輕人使勁踹著那個包裹。索托在門口停住，直到他發現那包裹在蠕動，那堆破布裡伸出一隻手，一條髒得沒法看的手臂。是個流浪者，一個女流浪者，她喊著別再打我了。這聲叫喊完全沒人聽見，除了這位智利作家。也許當時索托眼中充滿了淚水，是自我哀憐的淚水，因為他憑直覺知道這是他的宿命。在泰凱爾和烏力波之間命運已作出了抉擇並註定了結局。不管怎樣，索托把旅行包和書往門口一丟便衝向了那幫年輕人。在開打之前，索托用西班牙語痛斥他們。智利南部的並不完美的西班牙語。那些年輕人用刀把索托砍翻在地，然後逃跑了。

這一訊息出現在加泰羅尼亞的報紙上，只是一則很短的簡訊，我則是通過比維亞諾一封很長的信得知的，這封信就像一份偵查報告，也是他寄給我的最後一封信。

一開始我還為不再收到比維亞諾的信感到不快，但隨後我就意識到我極少回信，也就釋然了，不再對他抱有怨氣。多年後我知道了一段很想對比維亞諾講述的故事，儘管那時我已經不知道該往哪兒給他寫信。這是佩特拉的故事，從某種意義上，它之於索托就像兩個胡安·斯泰因的故事之於我們的胡安·斯泰因一樣。佩特拉的故事應該像講童話故事一樣來講述：從前有個貧窮的智利小男孩……他叫洛倫索，我記得大概是這個名字，但也不是很確定。我忘了他的姓，但肯定會有人記得。他很淘氣，喜歡爬樹和高壓電線杆。一天他爬上了一根電線杆，結果觸電，致使他失去了雙臂。他不得不被從肩膀處截肢。就這樣洛倫索在智利長大，沒有雙臂，這本身已經讓他處境相當不利了；尤其是他還成長於皮諾切特時代的智利，這足以讓任何不利處境變成讓人絕望的處境；但這還不算，很快他發現自己是個同性戀，這更是讓他絕望的處境變得苦不堪言。

鑑於上述因素，洛倫索成為藝術家便不足為奇。（除此之外他還能成為什麼呢？）但在第三世界國家，如果一個人很窮、沒有胳膊而且還是個同性戀，他要成為藝術家很難。因此洛倫索有段時間不得不從事其他工作。他不斷地研究和學習。在街頭唱歌。還談了戀愛，因為他是個頑固的浪漫主義分子。但最終他的幻想破滅（這麼說是為了避擴音及他所遭受的屈辱、輕蔑和歧視），失望至極，一天——一個白石標誌的日子——他決定自殺。一個異常憂傷的夏日午後，當太陽藏到太平洋裡的時候，洛倫索從一塊專門用來自殺的岩石上（在智利各處大家喜歡的海岸邊不缺這樣的岩石）縱身跳入海中。他像塊石頭一樣沉下去，雙眼睜著，看著顏色越來越深的海水和從嘴裡冒出的氣泡，接著，隨著兩腿不自覺的動作，他又漂浮起來。海浪讓他無法看到沙灘。只能看到遠處的礁石和遊艇或是漁船的桅杆。然後他又沉了下去。這次他也沒閉上眼睛：他鎮靜地晃了晃頭（被麻醉了一樣的鎮靜），用眼光找尋著什麼，隨便什麼，但應是美麗的事物，以便在生命的最後時刻記住它。但黑暗遮蔽了一切隨他沉入海底的物體，他什麼也看不見。然後，就像傳說中的那樣，他的生命歷程如同放電影一樣一幕幕浮現在眼前。有些片斷是黑白的，另外一些是彩色的。他可憐的母親的愛，他可憐的母親的驕傲，夜晚當智利那些貧窮落後的村鎮的一切似乎都懸於一線的時候他可憐的母親擁抱著他時的疲憊（黑白的），地震，他尿床的那些晚上，醫院，那些目光，那些目光交織成的動物園（彩色的），患難與共的朋友，慰藉心靈的音樂，大麻，恍如夢境般的地方所展現的美麗（黑白的），如貢戈拉的十四行詩般完美而短暫的愛情，以及生命只有一次的醒悟（以及對命運的憤怒）。突生的勇氣讓他決定不再輕生。他對自己說要麼現在努力活下去，要麼完蛋，然後他浮出了水面。上升的過程似乎沒有盡頭，他努力浮在水面上，都快撐不住了，但最終他成功了。這天下午他學會了沒有手臂的游泳，就像一條鰻鱺或一條蛇一樣。他說，在這樣的社會政治形勢下，自殺很荒謬而且多餘。最好是變成一個沉默寡言的詩人。

從那時起他開始畫畫（用嘴和腳），開始跳舞，開始寫情詩和情書，開始演奏樂器和寫歌（有張照片向我們展示了他用腳趾彈鋼琴的樣子，這位藝術家微笑著看著鏡頭），他還開始為離開智利攢錢。

他費了很大周折，但最終離開了智利。當然，在歐洲的生活也並不很容易。有一段時間，也許是幾年（儘管洛倫索比我和比維亞諾都年輕，跟索托和斯泰因相比更是年輕得多，但他卻是在流亡潮退卻的時候才離開智利的），他靠在荷蘭（他很景仰的國家）、德國和義大利的城市街頭唱歌跳舞謀生。他住在小客棧裡，住在馬格里布人、土耳其人和非洲移民聚居的城區，有時候他也能幸福地住到情人的家裡，但結局無一例外是他拋棄了這些情人或是被他們拋棄。每天街頭賣藝結束，或者在同性戀酒吧喝了幾杯之後，或者在電影院看完通宵電影，洛倫索（或者洛倫莎，他也喜歡人家這麼叫他）就會把自己關在房間裡專心繪畫和寫作。他生命的很多時候都是獨自一人度過的。一些人把他看作是隱居的雜技演員。朋友們問他在拉完屎後如何擦屁股，如何在水果店付賬，如何放錢，如何下廚做飯。天啊，他一個人是怎麼生活的。洛倫索總是有問必答，而他的答案也幾乎總是那句話，靠的是才智。有了才智，一個人，無論男女，總有辦法做好一切。舉例來說，如果只有一條胳膊的布萊茲·桑德拉爾能在拳擊中打倒最厲害的拳擊手，為什麼他就不能在大便後擦乾淨——而且是非常乾淨——自己的屁股呢。

在德國，這片奇怪，但經常令人感到恐懼的土地上，他買了一對假肢。那對假肢就像真的手臂一樣。他喜歡這對假肢，主要是因為戴上它們後走路時的那種科幻的、自動化的、變成機器人的感覺。遠遠地看去，例如在紫色的地平線上迎面向一個朋友走去，他就好像真的有了雙臂一樣。但上街賣藝和會情人的時候，他會摘掉假肢。對那些不知道他戴的是假肢的人，他對他們說的第一件事就是他沒有雙臂。甚至有些人更喜歡他這樣，沒有手臂。

在盛大的巴塞羅那奧運會開幕前夕，一位來德國旅行的加泰羅尼亞男演員，或是女演員，也可能是一群加泰羅尼亞演員，看到了他在街頭——也可能是在一個小劇場——的表演，並將之告知了正在尋找能扮演佩特拉的演員的負責人，佩特拉是馬里斯卡爾設計的吉祥物，更確切地說是馬上要舉行的殘奧會的標誌。據說，當馬里斯卡爾看到他被套上佩特拉的行頭，像一位波修瓦舞蹈團的有精神分裂症的舞蹈演員一樣雙腿靈活地做出各種動作時，他表示：這就是我夢想中的佩特拉。（都說馬里斯卡爾就是這樣簡單直接。）接著他倆交談的時候，著了迷的馬里斯卡爾向洛倫索提供了他的工作室讓他來巴塞羅那繪畫、寫作，或幹他願意幹的事。（都說馬里斯卡爾就是如此慷慨。）實際上，洛倫索或者洛倫莎在巴塞羅那殘奧會舉辦期間不需要馬里斯卡爾的工作室就已經非常幸福了。從第一天開始他就成為各大報紙的寵兒，各種採訪應接不暇。看起來佩特拉的風頭已經蓋過了科比。那段時間我正因肝臟問題在巴塞羅那巴列·埃博隆醫院住院治療，每天都要讀兩三份報紙，從中獲悉了他的成功、他的玩笑和他的軼事。有時讀著他的訪談，我會忍不住哈哈大笑，而有時我又會禁不住地落淚。我也能在電視上看到他。他表現得非常得體。

三年後我得知他死於艾滋病。告訴我這個訊息的人不知道他是死在德國還是南美（他不知道洛倫索是智利人）。

有時候，當我想起斯泰因和索托的時候，我會不自覺地也想起洛倫索。

有時候我覺得洛倫索是個比斯泰因和索托都要優秀的詩人。我常常會想起他們，而且會在心裡把他們放在一起比較。

儘管唯一能把他們聯絡在一起的只是他們都出生在智利這一事實。有本書可能斯泰因讀過，而索托肯定讀過（他在墨西哥發表的一篇關於流亡和漂泊的長文中曾提及此書），洛倫索也讀過，帶著他幾乎每次讀書時都會有的滿腔熱情（他怎麼翻書頁？——用舌頭，就像我們所有人都會做的那樣！）。這本書名叫《我的格式塔療法》，作者是弗雷德里克·佩爾斯博士，心理學專家，為逃離德國納粹而在三個大陸上流浪。在西班牙，據我所知，這本書還沒有被翻譯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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