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斯泰因，我們的文學社社長，他的經歷就像那些年的智利一樣離奇誇張。

他生於1945年，政變發生時他已經出了兩本書，一本在康塞普西翁（500冊）出版的，另一本在聖地亞哥（500冊），兩本書加起來不超過50頁。他的詩很短，就像他那一代大多數的詩人一樣，受到了尼卡諾爾·帕拉和埃內斯托·卡德納爾的影響。此外，儘管比起豪爾赫·泰列爾他更願意推薦我們讀裡恩，但是他本人卻受到了泰列爾的家園詩的影響。他的品位很多時候與我們迥然不同甚至截然相反：他不欣賞豪爾赫·卡塞雷斯（我們非常崇拜的智利超現實主義詩人），也不喜歡羅薩梅爾·德爾·巴列和安吉塔。他喜歡佩索阿·貝利斯（他甚至能背誦佩索阿的某些詩篇）和馬加良斯·莫雷（因其輕浮，讀者需經常讀布勞略·阿雷納斯的詩來調節一下），還有巴勃羅·德·羅卡的關於地理和烹飪的詩歌（我們——當我說我們的時候，現在我才意識到，我只是指比維亞諾·奧賴恩和我，至於其他人，我早已忘記了他們在文學上的愛與憎——就像躲避深坑一樣能躲則躲，也因為一直以來我們更愛讀拉伯雷的作品），以及聶魯達的愛情詩和《大地上的居所》（這本書讓我們，我們這些從很幼小的童年時起就感染了聶魯達炎症的人，皮膚過敏甚至長溼疹）。前面提到的帕拉、裡恩和泰列爾是我們都喜歡的詩人，雖然對他們的某些作品中的某些方面我們之間也存在細小的差別或者持保留意見（《器械》的出現讓我們感到很興奮，斯泰因卻感到生氣和困惑，他甚至為此給年老的尼卡諾爾寫了一封信，指責他在拉美革命鬥爭那樣一個關鍵的時刻講的一些笑話；帕拉在印有《器械》的明信片背面作了答覆，告訴他別緊張，無論是右翼還是左翼都沒人會去讀這首詩。據我所知，斯泰因精心儲存著這張明信片），我們還喜歡阿曼多·烏里韋·阿爾塞，貢薩洛·羅哈斯和一些與斯泰因同代的詩人，即生於40年代的那些詩人，我們與他們的交往更多是緣於現實距離上的接近而不是美學觀念上的一致，但他們也許是給我們影響最大的人。胡安·路易斯·馬丁內斯（在我們看來他好似一個迷失在國內的小小的指南針），奧斯卡·哈恩（他生於30年代末，也屬於這代詩人），貢薩洛·米連（有兩次他在詩社給我們朗誦他的詩，都很短，但真的是很多很多的詩），克勞迪奧·貝爾託尼（他幾乎可以算是我們這一代的了，生於50年代的這一代），海梅·克薩達（有天他和我們喝酒喝醉了，就跪在地上，醉醺醺地大聲禱告），瓦爾多·羅哈斯（他是最先遠離當時很流行的「簡單詩歌」——帕拉和卡德納爾的牙慧——的人之一），當然，還有迭戈·索托。對斯泰因來說，索托是他那一代中最好的詩人，對我們來說，他是最好的兩個詩人之一。另一個是斯泰因。

我和比維亞諾去過斯泰因家很多次。那是一所位於火車站附近的小房子，斯泰因還是康塞普西翁大學的學生時就租了下來，當他成了這所大學的老師後，他還是保留了這處房子。房子裡到處都是地圖，而不是書，這是我和比維亞諾的第一個感覺。房子裡書很少（相較而言，迭戈·索托的家就像一個圖書館），卻有非常多的地圖。智利地圖，阿根廷地圖，秘魯地圖，安第斯山的地圖，一張我後來再沒見到過的由一個美國新教教堂出版的中美洲公路地圖，墨西哥地圖，征服墨西哥路線圖，墨西哥革命路線圖，法國、西班牙、德國、義大利地圖，一張英國鐵路圖和一張英國文學之旅的火車線路圖，希臘和埃及地圖，以色列和近東地圖，古耶路撒冷和現代耶路撒冷城市地圖，印度和巴基斯坦、緬甸、柬埔寨地圖，一張中國山川河流地圖和一張日本神道廟宇地圖，一張澳大利亞沙漠地圖和一張密克羅尼西亞地圖，一張復活節島地圖和一張智利南部城市蒙特港地圖。

就像那些熱切期盼旅行卻又從未踏出過國門的人一樣，他有很多地圖。

在地圖旁邊，有兩張鑲在鏡框裡的照片掛在牆上。兩張都是黑白照。一張是一男一女坐在家門口。男的像胡安·斯泰因，淡黃色的頭髮，藍色的眼睛周圍有著深深的黑眼圈。他告訴我們這是他的父母。另外一張是張肖像——一張證件照——一位叫伊萬·切爾尼亞霍夫斯基的蘇聯紅軍大將。斯泰因說他是「二戰」時期最傑出的將領。比維亞諾對這些事比較瞭解，提到了朱可夫、科涅夫、羅科索夫斯基、瓦杜丁、馬林諾夫斯基等人，但斯泰因堅持己見：朱可夫太鋒芒畢露而且冷酷；科涅夫不近人情，可能是妓女的兒子；羅科索夫斯基本身有才幹但更多是依靠朱可夫的鼎力相助；瓦杜丁是個好將軍，但也比跟他對陣的德國將領好不到哪兒去；馬林諾夫斯基可以說和他差不多；反正沒人能與切爾尼亞霍夫斯基相媲美（如果把朱可夫、瓦西列夫斯基和裝甲部隊那三位最優秀的指揮官合成一人還差不多）。切爾尼亞霍夫斯基有天賦（如果在戰爭藝術上也有天賦這一說的話），他受到所有屬下的擁戴（他們給了他作為士兵能夠給予一位將軍的最大的愛戴），此外，他很年輕，是當時指揮軍團（在蘇聯稱為「方面軍」）作戰的將軍中最年輕的一位，也是犧牲在前線的少數幾個高階指揮官之一，那是在1945年，蘇聯已經贏得了戰爭的勝利，當時他才三十九歲。

很快我們就明白了，聯絡著斯泰因和切爾尼亞霍夫斯基的不僅僅是前者對這位蘇聯將軍戰略和戰術才能的崇拜。一天下午，我們聊起政治，我們問他，作為托洛茨基分子，他如何能低聲下氣地向蘇聯使館索要將軍的這張照片。我們是玩笑似的打趣他，但斯泰因沒聽出來這是個玩笑，他真誠地坦白說這張照片來自他母親的禮物，他母親是伊萬·切爾尼亞霍夫斯基的堂妹。作為英雄的直系親屬在很多年前向蘇聯使館要了這張照片的人是她。當他離家來康塞普西翁上大學時，母親給了他這張照片，除此之外別的什麼話也沒有說。然後他談起了蘇聯切爾尼亞霍夫斯基家族，他們是非常貧困的烏克蘭猶太人，命運使他們散落到世界各地。我們也弄明白了：斯泰因的母親的父親是切爾尼亞霍夫斯基將軍的父親的兄弟，因此他是將軍的外甥。我們原本就很崇拜斯泰因，甚至可以說是無條件地崇拜他，而自從得知了這些之後，我們對他更是崇拜得無以復加。而關於切爾尼亞霍夫斯基，隨著年歲的增長，我們有了更多的瞭解：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初幾個月曾任一個裝甲師的師長，他指揮的坦克第28師在波羅的海沿岸和諾夫哥羅德等地進行了艱苦的防禦戰，然後被授命指揮一個軍團（在蘇聯軍事術語中等同於一個師），在沃羅涅日地區戰鬥，該兵團隸屬第60集團軍（在蘇聯軍事術語中等同於一個軍團），直至1942年在納粹德國的進攻中該集團軍指揮官被免，切爾尼亞霍夫斯基受命指揮該集團軍，成了最年輕的指揮官，引起了一些人的嫉妒與不快。切爾尼亞霍夫斯基在他尊敬和景仰的瓦杜丁（當時指揮沃羅涅日方面軍，在蘇聯軍事術語中等同於一個集團軍，我想我已經說過了）麾下作戰，切爾尼亞霍夫斯基將第60集團軍打造成一部常勝的戰爭機器，在俄羅斯的大地上前進再前進，隨後又踏足烏克蘭國土，英勇向前，無人能敵。1944年，他被擢升為白俄羅斯第三方面軍司令，在1944年的進攻中，蘇軍主要是因為切爾尼亞霍夫斯基才得以摧毀包括四個德國集團軍在內的中央軍團，這也許是德國納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遭受的最重的打擊，這打擊比斯大林格勒保衛戰或者諾曼底登陸還要嚴重，比眼鏡蛇行動或第聶伯河戰役（切爾尼亞霍夫斯基也參加了那場戰役）還要嚴重，比阿登反擊戰或者庫爾斯克會戰（切爾尼亞霍夫斯基也參加了那場戰役）還要嚴重。我們還了解到，在參加巴格拉季昂行動（摧毀了德國中央軍團）的蘇聯軍隊中，遠途奔襲的白俄羅斯第三方面軍表現突出，該軍狂飆突進，其行軍速度和縱深挺進前所未見，是第一支抵達東普魯士的軍隊。切爾尼亞霍夫斯基幼年父母雙亡，寄居在不是自己家的家裡，和不是自己家的家人生活在一起，像其他猶太人一樣遭受嘲弄和屈辱，但最終他向看不起他的人證明了，他不僅和他們一樣，而且比他們要好得多。童年時，他親眼目睹了彼得留拉（烏克蘭民族主義分子）的追隨者在韋爾博沃村（那是個小山村，白色的小房子三三兩兩地散落在柔緩的小山坡上）嚴刑拷打併企圖殺害他父親。他的少年時期遭受的苦難可以媲美狄更斯和馬卡連柯的遭遇。戰爭中，他失去了他的兄弟亞歷山大，大家把這一噩耗對他隱瞞了整整一個下午和一個晚上，因為伊萬·切爾尼亞霍夫斯基當時正在指揮他的另一次進攻。他一個人孤零零地死在一條公路上。他獲得了兩次蘇聯英雄稱號，獲得過一枚列寧勳章，四枚紅旗勳章，兩枚一級蘇沃洛夫勳章，一枚一級庫圖佐夫勳章，一枚一級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勳章，以及無數的、數也數不清的獎章。在蘇聯政府和黨的倡議下，在維爾紐斯和文尼察豎立了很多切爾尼亞霍夫斯基紀念碑（在維爾紐斯的紀念碑今天肯定已經不存在了，文尼察的可能也已經被損毀了）。前東普魯士的因斯特堡市現在為紀念他，改名為切爾尼亞霍夫斯克。位於托馬舒夫斯基區韋爾博沃村的集體農莊也以他的名字命名（今天甚至都已經不存在集體農莊了）。為紀念這位偉大的將軍，位於切爾卡塞地區烏瑪斯基區的奧克沙尼諾村豎起了一座切爾尼亞霍夫斯基的青銅半身像（我用一個月的工資打賭那座青銅像已經被換掉了；現如今的英雄是彼得留拉；誰知道明天又會是誰呢）。總之，就像比維亞諾引用帕拉的那句話所說的：世間榮耀竟如此下場，榮耀沒了，世界沒了，連個可憐的香腸三明治都沒了。

但確確實實，切爾尼亞霍夫斯基的肖像，用一個華麗的鏡框裝裱著，被掛在那兒，在胡安·斯泰因的家裡，這一點可能比他那些半身雕像和在烏克蘭、白俄羅斯、立陶宛和俄羅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城市和無數坑窪不平鋪著柏油的切爾尼亞霍夫斯基路更為重要（我甚至敢說要重要得多）。我不知道為什麼會珍藏這張照片，斯泰因對我們說，肯定是因為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唯一一位有點重要性的猶太將軍，也因為他悲劇性的命運，最大的可能還是因為這是我離家時母親送給我的——就像一個謎語：我的母親什麼話都沒說，只是送了我這張照片。她這樣做是想告訴我什麼？照片作為禮物是一個宣言還是對話的開始？等等諸如此類。對加門迪亞姐妹來說，切爾尼亞霍夫斯基的照片給她們的感覺更多的是可怕，她們更願意看到掛上一幅勃洛克的肖像，她們覺得這位才是真正的好小夥，或者掛一幅馬雅可夫斯基的照片——那是一個理想的情人。切爾尼亞霍夫斯基的一個在智利南部教文學的外甥應該幹什麼呢？有時候，尤其是喝醉了的時候，斯泰因會問自己。有時候斯泰因也說要用那個相框來放他手裡一張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穿著鄉村醫生行頭的照片。照片上的威廉姆斯手裡提著黑色手提箱，像雙頭蛇一樣突出來的聽診器幾乎就要從破舊卻舒適禦寒的外套口袋裡掉出來。他走在一條長長的寂靜的人行道上，兩邊是漆成或白、或綠、或紅的木柵欄，木柵欄後面隱約可見一個個小院子或者一小片一小片的草坪——上面還有一臺割到一半扔在那兒的刈草機。他戴著一頂黑色的窄簷帽，牙齒很乾淨，幾乎可以說是閃閃發光了——一種既不過分也不極端，既不非常歡樂也不過於悲傷，而是高高興興的（也許是因為他穿著外套走路暖暖和和的，也許是因為他知道他即將診治的病人不會死亡）光亮，安靜地走在一個冬日的六點時分。

但斯泰因從未用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的照片換下切爾尼亞霍夫斯基的照片。至於這張威廉姆斯的照片是不是真的，詩社的一些成員，包括斯泰因本人有時也持保留意見。加門迪亞姐妹認為，較之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照片上的人更像是喬裝打扮（不一定是扮成醫生）的杜魯門總統在家鄉的街道上微服私行。比維亞諾則認為這不過是一張手法熟練的合成照片：臉是威廉姆斯的，身體是另一個人的，也許確實是一位鄉村醫生的，背景則是七拼八湊成的，木圍柵來自一張照片，草坪和刈草機來自另一張，還有柵欄和刈草機上的小鳥，黃昏亮灰色的天空，所有這一切來自八九張不同的照片。斯泰因不知道說什麼才好，儘管他承認這些猜測都很有可能是真的。但不管怎樣他還是把它稱為「威廉姆斯醫生的照片」，並沒有撕毀它（有時他也把它叫做諾曼·羅克韋爾醫生的照片或威廉·羅克韋爾醫生的照片）。毫無疑問，這是斯泰因最珍愛的物品之一，這沒什麼好奇怪的，因為斯泰因很窮，他擁有的東西很少。有一次（我們在討論美與真），貝洛尼卡·加門迪亞問他既然他已經幾乎可以肯定照片中的人不是威廉姆斯，那麼他看重的是照片中的什麼呢？我喜歡這張照片，斯泰因坦誠地說，我願意相信照片中的人就是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但我尤其喜歡的是，過了一會兒他補充道——當時我們已經專注於葛蘭西了——照片中的寧靜，還有那種確信，確信威廉姆斯正在做他的工作，正在安靜的小路上不慌不忙地走著去工作。後來，當我們談論法國詩人和巴黎公社的時候，他甚至還說了一句：我不知道，他小聲地嘟囔著，我想沒人能聽見他這句話。

政變後，斯泰因失蹤了，很長一段時間裡我和比維亞諾都以為他死了。

事實上，所有人都以為他死了，大家都覺得這個布林什維克猶太混蛋遇害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了。一天下午，我和比維亞諾到了他家附近。我們害怕去敲他家的門，因為我們固執地認為他家會被監視，甚至覺得會出來一個警察給我們開門，請我們進去，然後再也不讓我們出來。於是我們在他家門口逡巡了三四次，因為沒有看到燈光，我們就帶著沉重的愧疚感和隱秘的輕鬆感離開了。一星期後，我們倆沉默著，再次經過了斯泰因的家。我們敲了門但沒人開門。一個女人從隔壁房子的窗戶飛快地瞥了我們一眼，這場景讓我們想起幾部電影裡模糊的片段，斯泰因家和整條街道帶給我們的孤獨和被拋棄的感覺也愈發強烈。第三次我們去的時候一位年輕女子為我們開了門，她身後跟著兩個不超過三歲的孩子：一個能走了，另一個還在爬。她和我們說，現在她和她丈夫住在那兒，她不認識之前的房客，如果我們想了解情況可以去找房東。這是位和藹的女士，她把我們讓進屋並要給我們倒茶，我和比維亞諾婉拒了。不打攪了，我們說。地圖和切爾尼亞霍夫斯基的照片都從牆壁上消失了。是你們很要好的朋友，突然就走了，沒有通知你們？女人微笑著問。對，我們回答，差不多是這樣。

不久之後我永別了智利。

我不記得當我收到比維亞諾的一封非常短的信時是住在墨西哥還是法國了，這封像電報一樣的信寫得像謎語，甚至可能根本就是毫無意義的（但從中可以看到一個快樂的比維亞諾），信中附了一則剪報，也許是聖地亞哥的某份日報。剪報影射了幾個「智利恐怖分子」，他們經哥斯大黎加進入尼加拉瓜和桑地諾陣線的軍隊協同作戰。其中一個就是胡安·斯泰因。

從那時起，斯泰因的訊息就從未斷絕過。他像個幽靈一樣，在所有發生戰鬥的地方，在那些拉丁美洲人——絕望的、高尚的、瘋狂的、勇敢的、可惡的拉丁美洲人——最後一次（卻註定失敗）努力摧毀，重建，然後再次摧毀現實的地方，出現又消失。我在關於攻佔尼加拉瓜南部城市裡瓦斯的一部紀錄片中看到了斯泰因，他的頭髮剪短了，亂糟糟的，比以前更瘦了，穿著半像軍人半像大學教授的夏裝，抽著菸斗，眼鏡也斷了，用一根金屬絲綁著。比維亞諾給我寄了一張剪報，上面說斯泰因和另外五名原智利左派革命運動黨的成員正在安哥拉參加抵抗南非的戰鬥。後來，我收到兩頁某份墨西哥雜誌的影印件（當時我肯定在巴黎），上面談及在安哥拉的古巴人同幾個國際主義團體之間的區別，其中提到了兩位智利冒險家，他們是一個叫「飛行智利人」團體唯一的生存者（這是他們自己的話，與記者的談話肯定是在羅安達的一間酒吧裡，因此我猜他們當時應該都醉醺醺的了），這個團體的名字讓我想起了「人鷹」馬戲團和他們每年在智利南部沒完沒了的巡迴演出。當然，斯泰因是這個左派革命運動黨倖存的成員之一。我猜他是從那兒去的尼加拉瓜。在尼加拉瓜他幾度蹤跡全無。他曾是中尉，在游擊隊的一名神父指揮官手下，那位神父在攻佔裡瓦斯的戰鬥中犧牲了。後來他指揮著一個營或一個旅，擔當個什麼副首領，抑或是負責在後方訓練新徵召的年輕士兵。勝利進駐馬那瓜的那群人中沒有他。他一度再次失蹤。據說他是巴拉圭謀殺索馬薩團伙的領導成員之一。據說他在哥倫比亞打游擊。甚至有人說他回到了非洲，在安哥拉或莫三比克或奈米比亞打游擊。他始終身處險境，就像牛仔電影中那樣，只是尚未中彈倒下。但他還是回到了拉美，在馬那瓜定居了一段時間。據比維亞諾說，他的筆友，一位阿根廷詩人，曾和他描述，他（一個叫迪·安赫利的）在馬那瓜文化中心組織的一次阿根廷、烏拉圭和智利詩歌朗誦會上，有位參會者，「一個金髮、高個、戴眼鏡的傢伙」，針對智利詩歌以及他自己為什麼選擇這些詩歌來誦讀（包括迪·安赫利在內的一些組織者，因政治原因拒絕把尼卡諾爾·帕拉和恩裡克·裡恩的作品包含在內）發表了評論，總之，他對朗誦會組織者很不滿，起碼是對智利抒情詩部分很不滿，當然他語氣很和平，並不激烈，可以說是——迪·安赫利說——帶著嘲諷還有一點的疲憊和憂傷，誰知道呢。（順便說一下，這個迪·安赫利是比維亞諾從他在康塞普西翁的鞋店裡與外部世界聯絡的無數書信渠道中，最無恥、犬儒和有趣的傢伙之一；這是個典型的左翼野心家，然而，他時刻準備著為他的各種疏忽和過分的行為道歉；按比維亞諾的說法，他的過失包羅永珍，他的悲劇人生在斯大林時代無疑都夠得上作為流浪漢小說鉅著的原型了，而在70年代的拉丁美洲，卻僅此而已，悲劇的生活，充滿微不足道的人和事，一些甚至都沒有惡意的行動。如果在右派的話他應該能混得更好點，比維亞諾說，但是令人難以理解的是，迪·安赫利之流在左翼陣營中數不勝數；至少，他說，他還沒有染指文學評論。但一切都會朝前走。果真，在可怕的80年代，我重新瀏覽了某些墨西哥和阿根廷的雜誌，找到了幾篇迪·安赫利的評論文章。我想他已經成功了。在90年代我沒有再看到過他的文章，但我閱讀的雜誌也在日益減少中。）問題是斯泰因回到了美洲。比維亞諾說，就是那個康塞普西翁的胡安·斯泰因，伊萬·切爾尼亞霍夫斯基的那個外甥。有段時間，也就一聲長嘆的時間吧，他出現在不同的地方，如上述提到過的南錐體國家詩歌朗誦會上，畫展上，和埃內斯托·卡德納爾一起（兩次），在劇場的文藝演出上。後來他消失了，沒人再在尼加拉瓜看到過他。他走得不太遠。有人說他參加了瓜地馬拉游擊隊，另一些人肯定他在馬蒂·法拉本多民族解放陣線的旗幟下戰鬥。我和比維亞諾一致認為，以此命名的游擊隊值得擁有斯泰因在其中效力，即使斯泰因可能真的親手殺了（距離讓他的殘暴和冷酷被誇張和扭曲了，就像是好萊塢電影中的人物一樣）害死羅克·達爾頓的主謀。你怎麼能在同一個美夢或噩夢中協調好切爾尼亞霍夫斯基的外甥、智利南部叢林中的猶太布林什維克，和那些趁著羅克·達爾頓睡覺時殺害了他（只是為了結束爭論，覺得這樣有益於他們的革命）的婊子養的傢伙們之間的關係呢？這不可能。但事實是斯泰因確實在那裡。他參加了幾次進攻和偷襲，然後在一個天氣晴朗的好日子裡，他失蹤了，這次是永遠的失蹤了。那時候我已經移居西班牙，做著一份無聊的工作，沒有電視，也不常買報紙看。比維亞諾說，在馬蒂·法拉本多民族解放陣線最後一次進攻中他遇害了，這次進攻佔領了聖薩爾瓦多市多個街區，被媒體廣為報道。我記起在巴塞羅那的酒吧裡吃飯或喝酒時曾看到了這場遙遠戰爭的幾個片斷，但當時雖然大家看著電視，酒吧裡談話的聲音和此起彼伏杯盤碰撞的聲音卻讓人什麼都聽不見。甚至記憶中留存的那些影像（戰地記者拍下的畫面）也都是模糊不清的片段。我記得清楚的只有兩件事：聖薩爾瓦多街道上的街壘，簡單異常，與其說是街壘不如說是射擊點；還有一位馬蒂·法拉本多民族解放陣線的一個司令矮小、黝黑、健壯的身影，他讓大家稱呼他為阿基里斯司令或尤利西斯司令，在接受電視媒體採訪不久後就遇害了。比維亞諾說，所有指揮那場沒有希望的進攻的指揮官都以希臘英雄或半神為名。斯泰因的名字會是哪個呢？帕特羅克羅斯司令、赫克托爾司令還是帕里斯司令？我不知道。肯定不會是埃涅阿斯，也不會是尤利西斯。戰鬥結束後，在蒐集屍體時，有一具是金髮高個的。在警方檔案中載有一段簡單的描述：臂部和腿部有疤痕，均屬舊傷，右臂有刺青，是一個探爪的雄獅。刺青文得很好，上帝作證，真是一件藝術品，這在薩爾瓦多是做不出來。在警方調查局，這位陌生的金髮男人名字叫哈科沃·薩沃汀斯基，阿根廷公民，前人民革命軍成員。

很多年後，比維亞諾去蒙特港找尋胡安·斯泰因的老家。他沒找到叫這個姓氏的人，接近的有一個叫斯通的、兩個叫斯泰納的以及三個屬於同一家族的叫斯泰恩。他馬上就排除了斯通這個姓氏，拜訪了那兩位叫斯泰納和三個叫斯泰恩的。斯泰恩家能給他提供的資訊很少，他們不是猶太人，沒聽說過什麼斯泰因家族或切爾尼亞霍夫斯基，他們問比維亞諾他是不是猶太人，還問回答了問題給不給錢。我想，那個時候蒙特港徹底進入了經濟增長期。斯泰納家族倒是猶太人，但他們家族來自波蘭而非烏克蘭。頭一個斯泰納是位體格魁梧、體重超標的農藝工程師，對他沒什麼幫助。第二位斯泰納是第一位的姑姑，是中學鋼琴老師，她記起一位叫斯泰因的寡婦，在1974年時已經搬去延基韋定居了。但鋼琴老師說，那位夫人並非猶太人。帶著些許困惑，比維亞諾去了趟延基韋。他想，那位鋼琴老師肯定是因為斯泰因夫人從不去教堂做禱告而誤以為她不是猶太人。只要瞭解胡安·斯泰因和他家的先輩（蘇聯紅軍裡的將軍舅舅），就不會因為他們是無神論者而感到奇怪了。

在延基韋比維亞諾沒費很大勁就找到了寡婦斯泰因的家。這是一所位於市郊的綠色小木屋。當他繞過圍欄時，一條白色帶黑點的、像條小母牛般的狗友善地出來迎接他，他摁了一下響起來像個大鐘——也許就是一個鐘——的門鈴，過了一會兒，一個三十五歲左右的女人開了門，這是比維亞諾這輩子見過的最漂亮的女人之一。

比維亞諾問那兒是否住著一位叫斯泰因的寡婦。住過，但已經是很久以前了，那女人樂呵呵地回答。太遺憾了，比維亞諾嘆道，我從十天前就一直在到處找她，而很快我就要回康塞普西翁了。那個女人於是就讓他進屋，對他說她正準備用點點心，他願不願意一起吃點兒，比維亞諾說好的，當然願意。隨後那女人告訴他，斯泰因寡婦三年前就已經去世了。那女人突然悲傷了起來，比維亞諾心想這是他的錯。那女人認識斯泰因寡婦，儘管兩人從來就不是朋友，但她對斯泰因寡婦評價不錯：一個有點強勢的女人，那種性格方方正正的德國婦女，但骨子裡是個好人。我不認識她，比維亞諾說，事實上我找她是為了告訴她她兒子去世的訊息，但也許這樣更好，告訴別人她死了兒子總不是什麼好事。這不可能，那女人說。她只有一個兒子，當她去世的時候她兒子還活著，我和她兒子可以說是朋友。比維亞諾突然覺得鱷梨麵包卡在了喉嚨裡。只有一個兒子？是，一個獨身的非常不錯的小夥子，我不知道他為什麼不結婚，我猜他是太容易害羞了。那我應該是又弄混了，比維亞諾說，我們說的應該是兩個不同的斯泰因家族。那個寡婦的兒子已經不在延基韋住了嗎？他去年在瓦爾的維亞的一家醫院去世了，別人是這麼告訴我的，我們是朋友，但我從來沒去醫院探望過他，我們的友誼還沒到那份兒上。他死於什麼病？我想是癌症，那女人看著比維亞諾的手說。他是左派人士，對不對？比維亞諾擠出了一句話。可能吧，那女人說，她突然又高興了起來，她的眼睛閃閃發光，比維亞諾描述，我從來沒見過誰的眼睛如此明亮。他是左派，但從來沒參與過什麼組織，他是沉默的左派，就像從1973年以來的很多智利人那樣。他不是猶太人，對吧？不是，那女人說，誰知道呢，我對那些宗教問題還真沒什麼興趣，但他們不是，我不覺得他們是猶太人，他們是德國人。他叫什麼名字？胡安·斯泰因。胡安尼託·斯泰因。他是幹什麼的？他是大學老師，雖然他的愛好是擺弄發動機，拖拉機、收割機、鑽井機，或者隨便什麼機器的發動機，他在擺弄發動機上真的很有天分，靠這個賺了不少外快，有時他還自己製造零配件呢。胡安尼託·斯泰因。他葬在瓦爾的維亞嗎？我想是的，那女人答道，她又悲傷了起來。

於是比維亞諾去了瓦爾的維亞的公墓。整整一天，他都由一位負責守墓的人陪著——他給了他一筆可觀的小費——努力找尋那個高個、金黃色頭髮，但從未離開過智利的胡安·斯泰因的墓，而他無論怎麼找都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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