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洛斯·維德爾在康塞普西翁天空的首場詩歌秀立馬為他博得了智利一些好事者的讚賞。

很快他便被叫去做另外幾場空中寫詩秀。剛開始還有點遮遮掩掩的，但隨後他們便坦率了起來，那種官兵們特有的坦率——他們即便不懂得欣賞卻是最能慧眼識珠的。維德爾在各種活動和慶典上露面的次數因而成倍增加。在拉斯滕卡斯機場，就在夜幕即將覆蓋一切之前的幾分鐘，在攜家人觀看錶演的高階軍官和商人——他們待嫁的女兒們愛死維德爾了，已經出嫁的則傷心得要死——的仰望下，維德爾畫了一顆星，我們國旗上的那顆星，孤獨地在逐漸逼近的地平線上熠熠發光。幾天後，在埃爾孔多爾軍用機場，在豪華涼棚裡宛如集市般來來往往的各界觀眾的注視下，維德爾在天空中寫了一首詩，一位好鑽研而博學的觀眾將其歸為「字母派」。（更確切地說：這首詩有一個伊西多爾·伊蘇絕對會贊同的開頭和一個前所未有的足以被稱為「大雜燴」的結尾。）其中有句詩隱晦地提及加門迪亞姐妹。他把她們稱作「孿生姐妹」，用了狂風和紅唇這些字眼。雖然後來有些自相矛盾之處，但能完美地解讀這首詩的人還是可以看出來她們已經死了。

另一首詩裡提到了一個叫帕特里斯婭和一個叫卡門的人。卡門可能就是詩人卡門·比利亞格蘭，她在12月初失蹤了。根據她母親向教會調查組提供的證言，她對母親說與一位朋友約會，然後就再沒回來。她母親追上去問與她約會的是誰。卡門在門口回答是位詩人。幾年後，比維亞諾·奧賴恩調查了帕特里斯婭的身份；據他講，帕特里斯婭就是帕特里斯婭·門德斯，十七歲，是一個共產主義青年團組織的文學社的成員，她與卡門·比利亞格蘭同期失蹤。這兩個人的差別很明顯，卡門讀法文原文的米歇爾·萊利斯的作品，出身於中產階級家庭；而帕特里斯婭·門德斯更年輕一些，而且是巴勃羅·聶魯達的信徒，出身無產階級。儘管她渴望將來有一天能夠學習教育學，但她不像卡門一樣上過大學；另外，她在一家家用電器商店工作。比維亞諾拜訪過她的母親，還在一本舊的習字簿上讀到了帕特里斯婭寫的幾首詩。在比維亞諾看來，這些詩寫得很不怎麼樣，類似於聶魯達最差的詩，介於《二十首情詩》和《呼籲懲辦尼克松》之間的一種大雜燴，但從其字裡行間可以讀出一些東西。清新，驚奇，生存的慾望。無論如何，比維亞諾在信的末尾這樣寫道，任何人都不應該因為詩寫得不好而被殺害，何況她還不滿二十歲。

在埃爾孔多爾機場的空中表演中，維德爾寫道：火之學徒們。我猜，在跑道的檢閱臺上觀望的將軍們有理由相信這是他的女朋友們或女性朋友們的代稱，抑或是塔爾卡瓦諾某些妓女的綽號。然而一些跟他關係親密的人知道維德爾是藉此提及死去的女人們。但這些人對詩歌一竅不通，抑或是他們自個兒認為自己不懂。（當然，維德爾對他們說他們懂詩，比很多人，比如詩人、教授、綠洲或荒無人煙的沙漠裡的人都要懂，但是他的皮條客們並不懂他的意思，或者最好的情況也僅是他們寬容地認為，維德爾中尉這麼說只是拿他們開開玩笑罷了。）對他們而言，維德爾駕機所做的事情不過是一次危險的表演，各種意義上的危險，但不是詩歌上的。

那些天，維德爾還參加了另外兩場空中詩歌表演，一場在聖地亞哥，他在那兒又寫了幾節《聖經》和《智利重生》的詩，另一場是在洛斯安赫萊斯（比奧比奧省），在那兒他與另外兩名飛行員共同上天，不同的是，另外兩名飛行員是民航飛行員，而且，他們比他年紀要大很多，長期從事空中廣告宣傳飛行。維德爾與他們一起在天上畫了一面巨大的（不停晃動的）智利國旗。

人們紛紛說（在一些報紙和電臺中）他能創造更偉大的英勇業績。沒有什麼能阻止他。他在學院的指導員表示，維德爾天生是當飛行員的料，老練，直覺力強，開戰鬥機和轟炸機一點問題都沒有。他的一個朋友——少年時期維德爾曾在他家的莊園度過幾個假期——爆料說，維德爾曾未經允許駕駛一架很大的老式派珀飛機，並把飛機降落到了一條狹窄的到處坑坑窪窪的鄉鎮公路上，讓他的父母驚怒不已。那個夏天，可能是在1968年（在這個南半球的夏天過後沒幾個月，「野蠻文學」在巴黎一處簡陋的門房裡誕生了，這一文學運動將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產生決定性影響），維德爾是在沒有父母的照看下度過的。這是一個勇敢而羞澀（在他同學看來）的少年，無論什麼事情，無論多麼荒唐的行為，無論什麼樣的爆發，都有可能發生在他身上，同時，他也很招周圍人的喜歡。我的母親和外婆就很喜歡他（他同學說），據她們講，維德爾總是像剛從暴風雨中走出來一樣，蒼白無力，被雨水淋得骨子裡都溼透了，卻又很惹人喜愛。

然而，在他的社會關係中也不乏汙點：狐朋狗友，不法分子，經常出入警察局或者下流社會的寄生蟲，維德爾有時會和他們一起出去——通常是在晚上——喝酒或者是到一些聲名狼藉的地方鬼混。但仔細想想，問題也不過如此：一些並不明顯的汙點，一點都不影響他的性格和風度，更不要說影響到他的行為舉止了。有些人還推測，上述某些行徑在他探求知識和真理的文學道路上甚至是不可或缺的。

一條在那些天，那些空中表演的日子裡，得到了智利最有影響的文學評論家肯定的道路（這點從文學價值上來講幾乎沒什麼意義，但在智利，從阿列塔時期起，卻是意義重大）。這位評論家就是尼卡西奧·伊瓦卡切，一個古董商，一個虔誠的每天做彌撒的天主教徒，也是聶魯達的朋友，以前是維多夫羅的朋友，加夫列拉·米斯特拉爾的筆友、巴勃羅·羅卡鍾愛的攻擊物件，尼卡諾爾·帕拉的伯樂（據他自己說的），總之，這是一個懂英語和法語的傢伙，在70年代末死於突發性心臟病。伊瓦卡切在他的《水星報》每週專欄裡寫了一篇關於維德爾的特色詩歌的評論。這篇文章評論道，我們（智利的讀者）看到了新時代的偉大詩人。接著，就像伊瓦卡切一貫的作風，他公開給維德爾提了一些建議，用晦澀的時而缺乏連貫的語言滔滔不絕地對《聖經》的各個不同版本進行了評論——由此我們知道了，維德爾在康塞普西翁和拉培尼亞體育中心的首次空中詩歌表演用的是拉丁文《聖經》——正如維德爾本人在一次晚間電話長談中親口對他說的，伊瓦卡切說——，這個版本由尊敬的費利佩·斯西奧·德·米蓋爾「根據聖父和天主教釋經者的旨意」翻譯成西班牙語，由加斯帕爾和羅伊格出版社於1852年在馬德里分卷出版。伊瓦卡切在電話裡問他為什麼不用尊敬的斯西奧神父的翻譯版本，維德爾的回答是：拉丁文能更好地鑲嵌在天空中；而事實上，維德爾應該是用了「砌入」這個詞，拉丁文能更好地砌入天空。然而這也並未能阻止他在其後的一些空中表演中使用西班牙語。他也沒忘了博爾赫斯提及的幾個《聖經》版本，甚至還提到了雷蒙多·佩列格里翻譯成西班牙語並於1875年在瓦爾帕萊索出版的《耶路撒冷聖經》，伊瓦卡切說這個《聖經》版本不好，它預言了那場幾年後爆發的智利與秘魯和玻利維亞聯軍對峙的太平洋戰爭並使之提前爆發。關於建議，伊瓦卡切提醒年輕的詩人「過早獲得榮譽」的危險，以及先鋒文學的欠缺之處——它「有可能混淆詩歌與繪畫和戲劇，或者更確切地說，與造型藝術和戲劇藝術的界限」。他還提醒詩人必須時刻不忘提高自身的素養。總之，伊瓦卡切建議維德爾不要停止閱讀。要多讀書，年輕人，他好像是這麼說的，讀英國詩人，讀法國詩人，讀智利詩人，讀奧克塔維奧·帕斯。

伊瓦卡切的贊文，這位豐產文學評論家關於維德爾的唯一的一篇文章，配有兩幅照片。第一張上可以看見一架飛機，也許是一架輕型飛機，飛行員站在跑道中央，隱約可見周圍很簡陋，可能是軍用機場。照片是遠距離拍攝的，因此維德爾的面容有些模糊不清。他身著帶毛領的皮外套，戴著智利空軍的大蓋帽，穿著牛仔褲，腳蹬一雙與褲子配套的靴子。照片標題為：卡洛斯·維德爾中尉在洛斯穆雷洛斯空軍基地。第二張照片中可以看到——因為並不清晰，更多的是猜測——詩人在洛斯安赫萊斯勾畫出壯觀的智利國旗後寫在天空中的一些詩句。

不久前我已經從拉培尼亞體育中心出來了，如同在那兒待過的大多數人一樣，被無罪釋放。頭幾天我待在家哪兒也沒去，宅到甚至讓父母感到不安的地步，還遭到了我兩個小弟弟的嘲笑，他們完全有理由認為我是膽小鬼。一個星期後，比維亞諾·奧賴恩來看我。當我們兩個單獨在我房間的時候，他告訴我兩個訊息，一個好訊息，一個壞訊息。好訊息是大學把我們開除了。壞訊息是幾乎我們所有的朋友都失蹤了。我對他說他們可能被捕了或者離開了，就像加門迪亞姐妹一樣，去鄉下了。不是，比維亞諾說，孿生姐妹也已經失蹤了。說到「孿生姐妹」的時候他嗓音沙啞。接下來的事情很難解釋（儘管在這個故事裡一切都很難解釋），比維亞諾突然撲到我懷裡（字面意義上的）——當時我坐在床腳——在我胸前失聲痛哭起來。一開始我還以為我給了他某種打擊。但很快我就意識到，毫無疑問，我們再也見不到加門迪亞姐妹了。然後比維亞諾站起來，走到窗邊，很快恢復了鎮靜。所有一切都是猜測，他背對著我說。是，我答應著，不知道他指什麼而言。還有第三個訊息，比維亞諾說。好的還是壞的？我問。你想不到的，比維亞諾答道。說吧，我說，但馬上我又跟了一句：別，等等，讓我吸口氣——就好像說讓我最後看一眼我的房間，我的家，還有我父母的臉。

那天晚上我和比維亞諾去看胖妞波薩達斯。乍一看她好像跟從前一樣，甚至更好，更加地興奮。她異常活躍，不停地走來走去，搞得和她待在一起的人也神經緊張。她沒有被學校開除。生活還是老樣子。必須找點事做（為了不讓自己發瘋，做什麼事都行，比如半個小時內把花瓶換五次位置），在任何情況下都要找到事情積極的一面，也就是說，一個一個地面對各種情況，而不是像以前那樣同時面對所有情況。要成熟起來。但很快我們便發現胖妞其實是在害怕。她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恐懼。我看到阿爾韋託了，她對我說。比維亞諾點了點頭，他已經知道了這件事，但我覺得他對事情在某些方面的真實性存有疑問。他給我打過電話，胖妞說，他想讓我去他家看他。我對他說他從來都不在家裡。他問我怎麼知道的，然後就笑了。我在他的話語中能覺察到他的閃爍其詞，但阿爾韋託從來都有點神秘，我對此也就沒太在意。我去看了他。我們約了個點兒，然後我就到了那兒，準時到的。房子是空的。魯伊斯–塔格萊不在？在，胖妞回答道，但房子裡空蕩蕩的，一件傢俱都沒有。你在搬家，阿爾韋託？我問他。是的，胖妞，他說，看得出來嗎？我當時非常緊張，但我強作鎮定，跟他說最近所有人都在離開。他問我所有人指誰。迭戈·索托，我說，他離開康塞普西翁了，還有卡門·比利亞格蘭。我也提到了你（我），那時候我不知道你躲哪兒去了，還有加門迪亞姐妹。你沒提我，比維亞諾說，關於我你什麼都沒有說。沒有，關於你我什麼都沒說。阿爾韋託對你說什麼了？胖妞看了我一眼，那時候我才注意到她不光聰明，而且很壯實，我還注意到她受盡了折磨（不是因為政治問題，胖妞受折磨主要是因為她那超過八十公斤的體重，因為她從一個與舞臺隔離的包廂裡觀看了那場演出，那場關於性和鮮血，還有愛情的演出，與世隔絕，身陷牢籠）。他說耗子總是在逃跑。我不確定自己剛才是否聽到了這句話，就問他：「你剛才說什麼？」然後阿爾韋託轉過身，臉上帶著大大的微笑看著我。這一切都結束了，胖妞，他說。那時候他讓我感到害怕，我和他說別神神秘秘的，給我講點有趣的東西。別說蠢話了，操你媽的，和你說話的時候你得回答我。我從來都沒這麼粗俗過，胖妞說。阿爾韋託像條毒蛇一樣。不，更像埃及的法老。他只是笑著並繼續盯著我看，雖然我幾度覺得他在空蕩蕩的房子裡走動。但他既然安靜地待著又怎麼能走動呢？加門迪亞姐妹都死了，他說。比利亞格蘭也死了。我不信，我說。為什麼她們會死呢？你是想嚇唬我嗎，混蛋？所有的女詩人都死了，他說，這是事實，胖妞，你最好相信我。我們當時坐在地上。我坐在角落裡，他坐在客廳中央。我發誓我當時覺得他會撲過來打我，突然地，出其不意地抓住我，扇我的耳光。有那麼一刻我想我都要失禁了。阿爾韋託的目光一直盯在我身上。我想問他想對我做什麼，張開口聲音卻無法擠出來。你別再編故事了，我嘟囔著。阿爾韋託沒有聽我說話，好像還在等誰一樣。我們有好一會兒沒有說話。不知不覺地，我已經合上了眼睛。當我睜開眼的時候，阿爾韋託就倚在廚房的門上，注視著我。胖妞，你睡著了，他對我說。我打呼嚕了？我問他。是的，他回答，你打呼嚕了。到那時我才發現阿爾韋託感冒了。他手裡拿著一條很大的黃手絹，還用它擤了兩回鼻涕。你感冒了，我笑著衝他說。你可真壞，胖妞，他說，我只是著了點涼。是可以離開的時候了，於是我起身對他說我已經太麻煩他了。對我來說你從來都不是麻煩，他說，你是為數不多的能理解我的姑娘之一，胖妞，我應該感謝你。但今天我沒茶沒酒也沒威士忌，什麼都沒有。你都看見了，我正在搬家。當然，我說。我搖了搖手和他表示再見——這是我在室內不常用的告別方式，只有在外面的時候才會用，然後我就離開了。

加門迪亞姐妹到底怎麼了？我問。我不知道，胖妞從回憶中回過神來回答道，你怎麼會覺得我知道呢？為什麼他對你什麼都沒做？比維亞諾問。因為我們確實是朋友吧，我猜，胖妞回答。

我們又繼續聊了好一會兒。wieder（維德爾）這個詞，據比維亞諾和我們講，是「再一次」、「重新」、「第二次」的意思，在某些上下文背景中有「一次又一次」的意思，在指將來的句子中有「下一次」的意思。而根據他的朋友，前康塞普西翁大學德語語言文學系學生安塞爾莫·聖胡安對他說的，從17世紀開始，副詞wieder才和賓格前置詞wider在正字法上區別開來，以便更好地區分其詞義。wider，在古代德語中寫成widar和widari，是「反對」、「面對」的意思，有時候也有「對於」的意思。他隨便舉了幾個例子：widerchrist，「反基督」；widerhaken，「鉤子」，「鐵鉤」；widerraten，「勸阻」；widerlegung，「辯護」，「反駁」；widerlage，「堤岸」；widerklage，「反訴」，「反檢舉」；widernatürlichkeit，「怪異」，「離譜」。所有這些詞他覺得都很能說明問題。言歸正傳，他甚至說，weide有「垂柳」的意思，we.den意思是「放牧」和「照料吃草的動物」，這讓他想起了席爾瓦·阿塞韋多《狼和羊》的詩，以及一些人力圖在這位詩人身上挖掘出來的預言家身份。甚至we.den也指在觀看激起我們的性慾和/或我們的性虐傾向的物體時的那種病態的興奮。當時比維亞諾看著我們，眼睛睜得大大的，我們倆也看著他，三個人都安安靜靜的，手握在一起，好像在思索或祈禱一樣。接著，他又回到了維德爾的話題上，萬分疲憊，萬分恐懼，似乎時間如同地震一樣從我們身邊呼嘯而過。他指出飛行員維德爾（wieder）的爺爺應該是想給他取名weider的，而本世紀初移民局辦公室的一次書寫錯誤把weider變成了wieder。這很有可能，當然，前提是他不叫bieder，「正直」和「謙虛」的意思，因為唇齒音「w」和雙唇音「b」聽起來還是容易混淆的。他還想起來名詞widder有「白羊座」和「白羊宮」的意思，到此大家可以得出自己想要的結論。

兩天後，胖妞打電話給比維亞諾說阿爾韋託·魯伊斯–塔格萊就是卡洛斯·維德爾。她從《水星報》的照片上認出他來了。但就像比維亞諾幾個星期或幾個月後指給我看的，這事兒相當不靠譜，因為照片很模糊，可信度不高。胖妞是基於什麼認出他來的？基於第七感，我覺得，比維亞諾說，她堅信從姿態上認出了魯伊斯–塔格萊。不管怎樣，那時候魯伊斯–塔格萊已經永遠地消失了，我們唯有維德爾來讓我們悲慘的日子有點兒意義。

那時比維亞諾找到了在一家鞋店當售貨員的工作。鞋店位於靠近市中心的一個街區，生意不好不壞，附近有些廉價書店，都逐漸幹不下去關門了，還有一些便宜的小飯館，裡面的招待員在大街上拉客，那忽悠人的話說得是天花亂墜，另外還有幾家燈光昏暗的狹長的服裝店。當然，我們再也沒有文學社可去了。有時比維亞諾會跟我談談他的計劃：他想用英文創作流傳在愛爾蘭原野上的寓言故事，還想學法語，至少能讀原文的司湯達的作品，他幻想著把自己關在司湯達的世界裡，任歲月流逝（儘管他自己也自相矛盾，說用這樣的方式讀夏多布里昂——19世紀的奧克塔維奧·帕斯——還有可能，但讀司湯達是不可能的，永遠不可能），最後，他還想寫本書，一本美洲納粹文學選集。一本鉅著，有一次我去鞋店門口找他的時候他說，它將涵蓋我們這個大陸上納粹文學的所有表現形式，從加拿大（在那兒魁北克人引起了很大反響）到智利——在這個國度他肯定能找到不同風格的各種潮流。與此同時，他也沒有忘記卡洛斯·維德爾，他如同集郵愛好者那樣，滿懷熱情一心一意地把所有出現的與維德爾及其作品相關的資料收集了起來。

如果我記得沒錯，1974年就這樣溜走了。在一個天氣晴朗的好日子裡，我們從報上得知，卡洛斯·維德爾在一些私人企業的贊助下正在進行一次南極之旅。旅途很艱難，中途停了很多次，每降落一地維德爾都會在天空寫上他的詩。他的崇拜者們說，對智利種族而言這是新鐵器時代的詩歌。比維亞諾時刻關注著這次旅程。老實講，就我個人而言，我對那個空軍中尉會做什麼或不再做什麼已經不那麼感興趣了。有一次，比維亞諾給我看了張照片：這張比原來胖妞認出來魯伊斯–塔格萊的那張要清楚很多。確實，維德爾和魯伊斯–塔格萊長得很像，但我那時一門心思地想離開智利。有一點毫無疑問，無論是照片還是宣言，那個如此慎重、如此剋制、如此招人喜歡的捉摸不定（甚至是如此有自學者特徵的）的魯伊斯–塔格萊已經沒有絲毫痕跡了。維德爾是信心和勇敢的化身。他談論詩歌（不是智利詩歌或拉美詩歌，只是詩歌而已），其權威性足以折服任何對話者（雖然我必須指出來當時維德爾的談話物件是擁護新制度的記者，他們沒有能力和一個智利空軍軍官作對），雖然從他的談話筆錄可以看出這篇講話裡面充滿了新詞，很多語言表達方式也很笨拙，而這在我們尚不完美的語言裡是很自然的，但可以看出來這也是一篇充滿力量的講話，其措詞純正，明快自然，體現出了一種堅定不移的意志。

開始最後一段行程之前（從蓬塔阿雷納斯到阿圖羅·普拉特南極基地），大家在這座城市的一家餐廳為他舉辦了晚宴。據說，維德爾喝多了，打了一位水手的耳光，因為這個水手沒有對一位女士保持應有的尊敬；關於這個女人流傳著很多種說法；大家能達成一致的一點是晚宴組織者沒有邀請她，參加晚宴的人也沒人認識她；她能出現在那兒唯一講得通的理由是她是自己溜進來的或是和維德爾一起來的。維德爾稱她為「我的夫人」或「我的小姐」。那女人二十五歲左右，高個，黑頭髮，身材勻稱。在晚宴中，可能是在上飯後甜點的時候，她衝維德爾喊：卡洛斯，明天你會死！這讓所有人都覺得真是太魯莽了。後來就發生了水手事件。然後是講話致詞，第二天早晨，在睡了三四個小時後，維德爾飛到了南極。飛行中意外頻發，不止一次那位陌生女人——客人們再也沒有見過她——的話就要應驗了。當回到蓬塔阿雷納斯以後，維德爾表示最大的危險是寂靜。在故作驚訝或真感到驚訝的記者面前，維德爾解釋說，奧爾諾斯角的海浪是寂靜的，它們朝機腹伸出巨舌，在整個飛行過程中，它們就像巨大的梅爾維爾的白鯨或是無數斷掉的觸手，不停地試圖觸碰到他，但它們始終是寂靜的、沉默的，就好像在那樣的緯度，聲音只是人類特有的。寂靜好像麻風病，維德爾說，寂靜好像共產主義，寂靜也像一面有待填滿的潔白螢幕。如果你填滿這面螢幕，那麼任何壞事都不會降臨到你頭上。如果你是純潔無瑕的，那麼任何壞事都不會降臨到你頭上。如果你無所畏懼，那麼任何壞事都不會降臨到你頭上。按比維亞諾的說法，那是在描寫一個天使。一個極具人性的天使？我問他。不，他媽的，比維亞諾回答，我們厄運的天使。

在阿圖羅·普拉特空軍基地明澈的天空上，維德爾寫下了「南極是智利」這句話，並被攝像和拍照留念。他還寫了其他一些詩句，關於白色和黑色，關於冰，關於神秘，關於祖國的微笑，一個率真、優雅、精心描繪的微笑，一個像一隻眼睛一樣的微笑——實際上，它在看著我們。隨後維德爾回到了康塞普西翁，再後來他去了聖地亞哥，在那兒上了電視（我被迫看了這個節目，比維亞諾住的公寓裡沒有電視，就到我家來看了），是的，卡洛斯·維德爾就是魯伊斯–塔格萊（他可真不要臉，給自己起名叫魯伊斯–塔格萊，比維亞諾說，他倒是找了個好姓），但他又不像是魯伊斯–塔格萊，至少我是這麼覺得的。我家的電視是黑白的（我父母很高興比維亞諾能來家裡看電視並和我們共進晚餐，好像他們預感到我要走了，不會再有他這樣的朋友了），因而卡洛斯·維德爾在電視上是一副蒼白的樣子（一種鏡頭上的蒼白），看起來很像曾經的魯伊斯–塔格萊的影子，也像很多其他人的影子、其他人的臉龐，像其他的飛行員的鬼魂，他們駕駛著瘋子諾韋爾託在深沉的夜幕下所說的梅塞施米特型戰鬥機，從「二戰」中逃出的梅塞施米特飛行小隊，也從智利飛往南極，又從南極飛回智利。但我們知道，維德爾並沒有編隊飛行。維德爾駕駛著一架小飛機，獨自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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