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

以前的家是這樣的。在一棟很舊的老式樓房的第五層。每層有四戶人家，也許是第二家，也許是第三家。門很簡陋，房間不大，玻璃窗的最上方連著一個通到廚房的藍色管道。走廊很狹窄，放一張從牆上翻下來的簡易飯桌，幾雙碗筷。地上有拖鞋。朝裡走是一個小客廳，小到只能擺下一個衣櫥一張書桌。書桌上堆著試卷，幾本書，一隻茶杯，一臺收音機。臥室有兩張床，靠牆的一張鋪著肉粉色床單，是爸媽的。靠窗的一張同樣堆著書，是阿山的。

不要以為你躲在前面同學的後面我就看不到你了，老師說。廣播操的隊伍為什麼這樣排，矮個子的為什麼排在最前面，就是為了把你們每一個人都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把手臂給我抬起來，舉高，貼在耳朵旁邊。要說話的等做完以後再說。今天下午兩門測驗，英語和化學，還沒複習好的中午想想是不是要吃飯。

天空很暗。校服是深藍色的。阿山看見七班的英語老師站在他們班隊伍的末尾。袁老師，她想象自己在跟他說，是教數學的張老師介紹我來你這裡的。我知道你學生很多，可是我真的很想來學。我是五班的。英語不太好，初中的時候還可以，高中以後就不太好了，尤其是高二。我高一的時候進的是a班，是的，那時還算跟得上。我也不知道怎麼就掉隊了。張老師說我可能是放太多時間在數學上。我知道價錢，一百二十塊一小時。嗯，跟我爸媽說過了。不認識，哦，那坐地鐵可不可以到，有點遠，我過來大概一個半小時。

是虹橋路站。爸爸把腳踏車停在走道里，解了鎖，從五樓搬下來。站著等她坐上後座。車輪在轉，鋼絲一根根的像音樂和霓虹。經過小區出口，經過綠化，經過新房子和舊房子，把她放在地鐵入口。她走進去，揹著書包，揹著牛津英語課本和畫滿漫畫的筆記，五種顏色的筆，紅黃藍綠黑。地鐵站裡有各種廣告，一個臉上長痣的女人，一個膚色像熒光刺眼的女人，一個頭上扎蝴蝶結的女人。每星期一節課，五星期五節，三月份的補課費是一千二百元。媽媽在把錢交給她的時候問，晚上回來想吃什麼，紅燒雞翅還是油麵筋塞肉。都可以，她把書蒙在眼睛上。才是中午，但星期六短得就像剛剛割下來的草，只有早晨，只有夜晚。

袁老師的家在那所最好的大學邊上。一排最高階的，goodbetterbest的教師住宅區。每棟房子都長得一樣。一隻灰色的怪獸掛著滿身眼睛。橙黃的燈在三樓視窗，房間裡有煙，像一道流膿流霧的傷口。進到這個房間之前，她會先繞著住宅區走一大圈，全是大塊大塊的方石板路，與樓房之間用欄杆圍著。一邊走一邊計算，必須用右腳踩進格子，腳的四周不能觸線。如果有一步走多了，下一步就要輪空，跳一下，到後一個格子裡繼續。她幾乎沒有失敗過，一開始身體很重，後來就像被踢出去的毽子一樣輕盈，四肢不過是羽毛。跳到空中的時候時間變長，書包好像離開肩膀，在真空裡停留十幾秒再掉下來。現在是下午，周圍有一些人，她相信如果時間再晚一點，樹蔭再密一點，月亮懸在天上，風輕輕吹，馬路上的行人像流水一樣散光，那麼大自然就會展露它的秘密。

她真的會飛起來。

毫不懷疑。就像不懷疑那些二十塊一條的巧克力比普通巧克力好吃很多。她每次都會路過那家小店，在一家通宵營業的漫畫店邊上。漫畫店裡用卡通字型寫著：年中無休，歡迎借閱。她想象哪些人會有自由一個晚上不睡覺去裡面看書。他們可以躺在地板上，坐在寫字檯邊，點一杯可樂或者橙汁，迅速地看完幾十本漫畫。今年夏天她也能去，只要熬過七月。等她考上大學，一切不成問題。女主持在電臺裡說，你真的那麼弱嗎，高考不過是人生中一件小到不能再小的事情。

也許別人都比她強。也許這是她人生的低谷。語文老師讓他們背一些格言警句，安插在作文裡。人的一生都不是一帆風順的，誰都有波峰和波谷。雖然從小就唱「布穀，布穀」，也會在書裡讀到，但她從來沒見過布穀鳥是什麼樣的。它們和啄木鳥一樣待在木頭上嗎，還是躲在鵝黃色的山谷裡，下過雨之後出來，天邊有彩虹，嘴巴紅紅的。有幾條蟲會不知好歹地出現在泥土中間，也許那裡有個洞，布穀鳥和啄木鳥飛過去把它們吃了。那家賣巧克力的小店，店員說老闆娘就是那所大學畢業的。他們賣吃的，喝的，有一面牆上還掛著一些衣服。如果從最好的大學畢業只是為了開一家小店，那麼直接開小店是不是更有效率一點？那些巧克力是五顏六色的，包裝紙上印著不同口味的名稱，是英語的。每個星期六她都會過去看看，多數是上課以前，因為下課以後如果再浪費時間，回家吃飯就會晚了。有一次她準備了二十元錢，買了一塊，在各種顏色之間選不出來。最後決定買白色的，據說是酸奶味，yogurt，她知道這個單詞。會不會有一次正好考到。除了酸奶以外，還因為她喜歡白色，小時候看所有的東西都是白的，隨著一天天長大，白色越來越少了。考卷是焦黃的，像在烤箱裡放過十幾分鍾。油墨是很黑很黑的黑，用手抹一下還會印在小拇指上。正式的考卷是雪白的，一面很光滑，一面像做了壞事一樣毛糙。

沒有用的。在路上耽擱時間再久，還是要進那個房間。有時候在樓梯上會遇見認識的人。他們是不同學校的，有好學生，也有差生。大家一起走上去，推開那扇半掩的門。她喜歡混在他們中間，躲在一個個子高一點的男孩子後面，讓袁老師看不見她。但是桌子是圓形的，像手風琴的褶皺被緊緊拉開，每一塊陰影都照亮了，想變得隱形是不可能的。一張桌子坐十個人，客廳裡一共放兩張。遲到的就坐在沙發上，沙發墊上，沙發背上，還有沙發扶手上。整個房間三十個人，如果有人生病或者有別的事情，那節課就會是二十幾個。

每人二百四十。有時候她會算，她是太喜歡數學了。別人都討厭數學，她喜歡。張老師說她花太多時間在數學上。她確實錯了。哪個科目好就不應該再花更多時間，把時間像錢一樣用在刀刃上，去補救那些瀕死的科目。比如英語，比如化學。但是她好像不太聰明，或者在她翻開英語書的時候，就有一個外星人從空中傳送電波，干擾她，讓她一個字也看不進去。選擇題可以全部選c，或者選a，因為太多人選c之後，老師都喜歡把正確答案放在第一個。誰也不會想到真相最早就出來。就像新聞裡說，洗手間最靠門的那個位置細菌最少，因為即使是上廁所，大家也會像買菜一樣，往裡面走走看看。袁老師在說話了，他喜歡提問，他會先問你是什麼，再問你為什麼，如果你答不出來，他就問為什麼不是其他。

排除法。排除法和別的方法一樣愚蠢。如果她能分辨哪三個是錯的，為什麼沒辦法記住哪一個是對的。關鍵不在方法。她覺得是一種神秘的力量。這種力量就好像磁鐵的吸力。有些東西你會被它吸過去，它接納你，無論如何你都知道答案在哪裡。那些英語好的同學從來不用邏輯說話，他們用語感。要培養語感可能需要去讀讀詩，讀讀莎士比亞，還有誰。

她知道的詩人和文學家太少了，作文裡會不夠用。有一次有人問她，那你到底喜歡哪個日本作家。她想來想去，記起借了一個暑假都沒有看完的書裡有一個名字叫夏目漱石。炎熱的夏季，小溪從岩石後面翻濺出來，一天一天，把岩石烏黑的表面沖刷成越來越淡的白色。如果不說就無話可說。她覺得窘迫，也許自己真的一無是處。語文老師說，每天都要背一首古詩，再背幾句名人名言，議論文開頭就是這樣寫的。議論文是一種技巧。所有東西都是技巧。就像磨鐵棒一樣，每天磨每天磨，比那些有語感的人再多磨一個小時，你也會掌握那種技巧。可是她掌握不了。她只會對著書本做夢。看書不能坐在窗前。她會看見樓下的人群，像水一樣在街上流動。一捧紅色的流過去了，又一支藍色的，樹都像中了魔法，披散著頭髮搖來搖去。風來了，顏色就會飄起來，從皮膚上脫離，小範圍地想要逃跑。身體把它們抓住，用衣服，人的形體一直在顫動，從來不停止。她坐在窗前，書本和字根本不算什麼，天上有一大團雲，一直在交給她各種各樣的資訊。人從來不抬頭看天。他們拎著去超市買的菜，騎腳踏車，穿褐色和黑色的涼鞋。那些小孩子最不穩定了，會在人行道上蹦蹦跳跳。看東西的時候經常出神，定在一個地方，再突然射箭一樣瘋跑，去追走在前面的家長。

袁老師在叫誰的名字，她聽見了。背上總是有冷汗。她能感覺到自己的脊椎，一長條的，從下肢通到後腦。在初中升高中的時候體檢，醫生會把她們的衣服撩起來，用手指一節一節摸她們的脊椎。很好，醫生說，沒有問題。她還讓她們蹲下，不知道幹什麼，有人說是為了檢查你有沒有懷孕。為什麼蹲下可以看出懷孕，她不明白，真的有中學生在現實裡懷孕嗎，不是在報紙上。袁老師選中了一個男同學，坐另一張桌的，戴一副眼鏡。她覺得他長得有點油膩。她喜歡那種乾淨的好像焯過水的男生，比如一班那個。他的皮膚在陽光底下就像是透明的。但是一班離他們太遠了，去水房的時候可以路過，如果她從教室的這個門走。他不是每一次都會在座位上，或者在走廊裡。如果他在，她覺得每一個細胞就都會潰散了，分裂成一萬個粒子飛到空中，像裝在小盒子裡的玻璃彈珠，蓋子掉了，噼裡啪啦砸到地上。

他不在這裡，一切是無用的。因為無用而安全。如果他注意到她，她寧願去死。先快樂幾秒鐘，然後去死。躲在墳墓裡偷笑就好。一切是不可能發生的，開端怎樣才能變成開端。那是屬於成年人的東西，另一種汙穢而鋒利的技巧。袁老師說，虛擬語氣，這是她在課堂上沒有學好的語法之一。最後再給你們複習一遍虛擬語氣，這些簡單的都學不會，高考的時候要怎麼辦。是的，不知道怎麼辦，那個時刻就像一個神話，不會真的到來。它只是在到來的途中不斷恐嚇他們，而她的命運，就是生來被恐嚇。所以，不要害怕恐懼本身。糟糕，又錯過了虛擬語氣，他不會再講一遍了，班上的英語老師也不會。那個老師老是穿著長裙，只喜歡成績最好的學生。她不敢跟她說話，因為她收拾東西的動作很快，下課鈴剛剛打，她就理完書本走出教室。她不敢追上去，帶著考卷，像那幾個勇敢的學生一樣攔住她。她不會不願意答的，是嗎？每星期有兩個晚上，她會準時出現在辦公室裡答疑。她站著的時候身體筆直，肩膀微微往後縮著，拇指和食指捏住粉筆。她會選粉紅色的粉筆，她熱愛顏色，就像她喜歡用各種顏色記筆記。只有用不同顏色記了，過程才比較有趣，然後在空白的地方畫一個美女臉。總是鵝蛋形的，或者尖的，她會把本子倒過來，讓角度變得流暢。畫美女臉是她常常做的事，還有發呆，還有用飛快的速度吃零食。為什麼沒有任何一個專案是考分散注意力，如果考分散注意力，她一定會贏。讓注意力在最短的時間內擊中最多的目標，就像打槍，砰砰砰，她可以讓思想像子彈一樣短而銳利。媽媽說她這樣下去並不是很好，爸爸不會說她，他們在她做作業的時候屏住呼吸。

她在桌上，可以看得見的地方，用黃色便利貼貼了好幾張。玩物喪志，她這樣寫，像吸毒者一樣告誡自己盯著作業。可是那真的很難。就像現在，袁老師的家裡有那麼多電影海報，他為什麼要在牆上貼電影海報。以前她也貼過，初中的時候貼美少女戰士，高中裡覺得太幼稚，一張張撕下來，牆上粘著沒撕好的白紙。袁老師喜歡看電影，她知道有一張是《大河戀》，她沒看過，在一本雜誌上見過照片。考上大學就可以看電影。

袁老師看著她了。她的靈魂飛回來，現在講到哪一題了？袁老師好像要說話，究竟講到哪一題。她聽見廁所有沖水的聲音，她從來不在袁老師家上廁所。有人在外面聽著，三十個人，她怎麼可以在這裡解開褲子。但是這次不一樣了，不去廁所她就會被抽中。快躲進去，她在心裡喊，一邊放慢速度讓自己感覺不那麼羞恥。廁所裡也有一隻小鬧鐘，四點三刻，再堅持十五分鐘就能放學。

天還是半黑。太幸運了，或者是有一點點悲哀。她從袁老師家出來，儘量和其他人分開，選一條安靜的路走回地鐵。爸爸在那一頭等著。坐上腳踏車就可以回家吃飯。

果然是紅燒雞翅，和所有她不配享用的菜。我們的學生都是有理想的，化學老師辦公室裡一個正在微笑的男老師說。她知道他是教語文的，他的名字曾經出現在一疊最權威的模擬試卷上。你有什麼理想，他問她，你知道自己將來要做什麼嗎？她不知道，將來是什麼，是高考以後一小截髮芽的花嗎。將來也好像是一個神話，是山洞另一邊據說存在的光。他們有的想做科學家，有的想做文學家，他繼續說，像一枚釘子把蒼蠅釘在牆上，那你呢？你什麼都沒想好，所以沒有目標，沒有目標，所以成績不好。這裡面是有因果關係的。不要著急補課或者傻做習題，先想想你要做什麼。人生就是一步接一步啊，一步錯就會步步錯。

她覺得自己被開膛破肚，只剩血汙。

媽媽在洗碗，爸爸在看電視，電視機的聲音小到像洗碗池裡的水流。她脹著肚子，坐在客廳，眼前是一碗蘋果和另一碗牛奶。試卷像一種永不枯竭的能源，如果他們可以用試卷發電，燃燒取暖，給汽車當汽油用。時間不早了，明天七點半要到學校，她覺得最好還是快做作業。有些事情一直是不公平的，比如每個人需要的睡眠時間。有的孩子上幼兒園就不喜歡午睡，應該給他們每天少一點時間。像她這樣從來就很貪睡的，能不能多兩個小時，在兩點或者三點做完作業以後，還可以再多睡一會兒。玩物喪志的便利貼就貼在臺燈上，但她視而不見，剛拿起筆就決定開啟收音機。

先聽一會兒新聞，等一個她最喜歡的節目。每天晚上十二點，爸媽睡著以後，她會坐在客廳，一邊做作業一邊守候。這是電臺用語，我會為你守候，每一個聽廣播的人都覺得是在對自己說。主持人的名字叫阿山，也是女的，年紀不算很輕。她會推薦一些書，說一些久遠的事情。她不知道為什麼喜歡她，也許是看不見她的臉。她覺得現實裡的人都很無趣，電臺裡的有趣，看不見的東西比看得見的更真實。那個時候她做作業的速度會突然很快，好像一個頻率給另一個頻率助燃。她是那種適合幾個頻率同時進行的人。同時跑幾條跑道，開三輛車，搭乘十五個熱氣球上天。只不過套用到功課上就失效了。

主持人說到一個歌手，放了一首十年前的老歌。兩個都是她最喜歡的人。她覺得一切都是必然。在一家五金店隔壁的小書店，她等媽媽去超市買油，隨手抽一本書，是那個主持人寫的。當時她沒有聽過那檔節目，不認識她，翻開一頁，竟然寫著歌手的名字。說採訪他的時候，他住在全市最大的賓館。夜幕降臨，賓館對面放起煙火，他們一起在視窗看。很美吧，歌手說。她好像親耳聽到了。僅僅過去幾天，晚上十二點，開啟收音機，隨便調一個頻道，滋滋滋的噪音響過之後，一個女人的聲音說：凌晨好。歡迎搭上航班，與我一起午夜飛行。我是阿山。

有相同磁場的人相互找到了，她想。那個時候她還不叫阿山，但她決定忘記從前，給自己一個新的名字。雖然在現實生活中她很卑微，像一顆永無希望經過冬天的草籽，但是在夜晚的航班上，人人都是自由的。阿山你好，她在心裡說，你知道嗎，我相信我能飛。

2002

大家第一次一起去後門的小餐館吃飯，她就注意到他。比她高一屆，是老臺員，一年前就考進廣播臺做節目。聽他們說，他脾氣倔，讀了一年不喜歡的機械，拼死要轉專業。於是，坐在斜對面的這個人現在和她同一級，學管理，脖子上掛一副耳機。圓桌上擺著蠔油生菜，辣子雞丁，玉米烙。他揀出一塊沙拉醬少的，用三根手指捏著，默默地吃。臺長端起杯子，在玻璃轉檯上敲兩下，頓一頓，還是說出那句每年都要被重複一遍的話。

歡迎大一新生，加入我們的大家庭。

大家微笑著，沒有人回應。

不過有些人已經加過一次了，還非要再加，臺長轉向他，笑聲忽然就爆發出來。

氣氛變輕鬆以後，臺長讓每個人介紹自己。

她緊張起來。去考臺那天他們也問她同樣的問題，你叫什麼，哪裡人，為什麼要考廣播臺。她手上攥著那張一進門就每人發一份的報紙，折成小方塊，把要念的那一段翻在最外面。說我叫阿山，本地人，來考廣播臺是因為我喜歡聽廣播。電視太熱鬧了，像表演，廣播看不見人臉。

一群考官，她忘了裡面有沒有臺長，但記得有一個是她後來那位愛笑的師傅，看著她說，聲音挺好聽。

倒沒想過自己的聲音好不好聽，反正已經很久都沒用了。而且，聲音不是本質。阿山的聲音就不是很好聽，有點沙沙的，讓人覺得她也是那種沒什麼朋友，一個人捧著書長大的孩子。

一個個輪轉過來，快到她了。她又像從前那樣，感覺到整個包廂的空氣一點點變硬。她像只螺絲釘，那些人每說一個字，就把她往不可逃離的方向旋緊一圈。沒關係的，她調遣自己的眼睛，別盯著面前已經吃光的菜盤，放下筷子，看看其他地方。抬起頭，才發現所有人都望著她。

我叫阿山。機械地說第一句話。說出來大概就好了。

沒想到斜對面還是有一個聲音問，你叫什麼？

阿山。

我說你的本名。

那一瞬間，她竟然一片空白。是啊，她叫什麼，為什麼在突然被問到的時候會想不起來？

……張錦琳。

哦。

然後就輪到下一個人。

那已經是兩年前的事了。這兩年來，她對廣播臺慢慢熟悉，閉上眼睛也可以穿過小樹林，從那幢紅磚樓房圓拱形的邊門進去。上樓，右轉，經過兩棟樓之間的連廊，廣播臺就在連廊的那一端。推開門，外間放著一張長桌子，十幾把椅子，放音臺，電視機。裡間貼著吸音桌布，兩臺做節目用的電腦，一櫃子cd。

她的節目每星期一期，一個人做。一開始由師傅帶著，教她刻光碟，用軟體，把話筒調整到怎樣的角度才能在說話的時候少一點噴音。前幾次都是兩個人對談，在後門吃完飯，淘幾張碟，端一杯奶茶就開始隨便侃。她不習慣，總想把要說的話記下。沒關係嘛，師傅說她，你放鬆點，我們又不是直播。

據說在早幾年，廣播臺的節目也是有直播的。你可以聽到一半跑出宿舍，寫一張小紙條給同學點歌，從門縫裡塞進去，類似於某種狂歡。後來出了跟政治有關的播出事故，就改成了錄播。錄播安全，可以審查，也可以剪掉那些嗯嗯啊啊，讓說話的人不口吃不犯錯，做一個完美無缺的機器人。

然而回想那段時間，剪得最多的不是誰說錯了什麼，而是師傅的笑。師傅是四川人，有個同班的男朋友，在自我介紹裡說自己「骨頭裡活潑」，一說錯就笑，說對了也笑。笑聲看不見摸不著，但通過話筒傳進電腦，就是啪一個厚重的長方形。那是笑聲，師傅說，一塊笑聲。教她按空格把畫面停住，返回那個位置，選中頭和尾把笑聲摘出來，去掉。

等她自己錄節目的時候，再沒有那樣的形狀了。她的形狀像魚，一條一條，隱藏在隔得很遠的湖泊裡。

每週一開例會，選題上報。看看你們這些不安分的腦袋裡都在想些什麼。有一次她想做自殺詩人特輯，臺長說不行。別宣傳這些東西，要說些好的，愉快的，正面向上的。她不知道什麼是正面向上，什麼是負面向下。後來明白了，原來是換一種方式，用播音腔把別人說過的話再說一遍，這個意思。

《午夜飛行》被安排在星期二，由他放音。每個臺員每星期都要給別人放一天音，像她自己，在星期五給新聞組放新聞。放音的那個早上不能睡懶覺，六點起床，趕在六點半準時放起床號。如果來不及，牙也不用刷臉也不用洗，先從床上跌下來，衝到廣播臺把全校的人叫醒要緊。空曠嘹亮的起床號響徹校園，聽到的人在被窩裡翻一個身，矇住眼睛繼續睡。上完兩節課放廣播體操，趴在二樓視窗望出去，真的有老師和校工排著隊，在小樹林旁邊的草地上伸展手腳。

午夜飛行，他把放音記錄本上寫著的欄目名稱念出來。為什麼要叫這個名字？只能在白天聽到的節目裡有午夜這兩個字會感覺不合時宜。

因為我就是個不合時宜的人啊，她很想這樣回答。而且飛行從來都是在午夜的，聖埃克蘇佩裡寫過一本書叫《夜航》，你聽過有什麼東西叫日航嗎？如果他笑了，她就繼續說，其實是因為，在我最痛苦最難過的那兩年，一個叫阿山的電臺女主持和她的《午夜飛行》給過我抽象的，但也是唯一的精神安慰。

當然是沒有說出口。雖然在做節目的時候，她可以關上門，把燈光調暗，一個人對著話筒，用聲音讓身體漂浮起來，吐字如唸咒，製造出一個與現實世界完全不同的夢境，但是在他的注視下不能。她覺得屋子裡太熱了，只想轉過身，把所有的窗戶都開啟。窗外的廣玉蘭開出一朵朵白花，像鴿子，停在樹葉上。

她擔心自己就快要燃燒起來。

火光灌滿房間，把鴿子燙痛了，一隻只飛走。

不過這個名字還可以，他在背後說。

是這樣的。

他一定沒聽過阿山的節目。奇怪的是，那以後阿山也不做節目了。十二點到一點，像被偷走，被抹去的一個小時，大家都睡著了，沒發現有些事情的格局正在慢慢改變。她躺在宿舍的床上，摸出聽英語廣播用的短波收音機，在黑暗裡插上耳機，搜尋那個曾經一直在那裡的電臺。只有音樂。她耐心等著，以為在一首歌播完之後，阿山會像以前一樣，從黑暗裡慢慢顯影，對她，對電波連線起來的每一個人，每一個她看不見，也看不見她的人說些什麼。可是，後面是另一首歌。

也沒人來罵她，往廣播臺掛在教學樓底下的聽眾信箱裡扔投訴信，說什麼東西，這個女主持，光天化日之下竟敢盜用別人的節目和名字。一切都太安靜了。說聽眾，是說話的人過於自信，假設聽見的不止一個。有一兩次，從教學樓走向廣播臺的路上，節目的序曲正好從喇叭裡傳出來，她看看周圍，沒有誰仔細聽。走路，聊天，低下頭看手機，廣播裡的聲音不過是硬生生被灌注到這個世界上，千千萬萬種來源中的一種。而校園裡的其他人，那些聰明的，堅硬的，能適應一切也被一切適應的人，是不是早就在午夜來臨之前入睡，不需要求助於一個隱蔽的同類，也沒有被自己逼到發狂的階段。

對她來說，那樣的發狂有兩次。第一年高考落榜，她知道，不能再渾渾噩噩，掉入幻覺的迷宮，放縱想象飛出身體，飄到她自己都不能預料的地方去。最嚴重的那次，她關上洗手間的門，捂住耳朵，覺得聽外面的人再說一句考試她就要尖叫了。放手的時候，看見牆角有一個人倒掛下來。

所以第二年，她選擇忽視，把自己當作一塊木頭。有任何感覺湧上來的時候，再強烈，再細微，都不像以前順著它走。魂魄被按壓到盒子裡，蓋上蓋子，小心收好。復讀班的老師對她說，張錦琳，你明明是個不錯的學生，怎麼去年連三本都沒考上？是失誤了吧，別太緊張，今年好好考，一定沒問題。

確實沒問題，吃雞蛋，削鉛筆，進考場。

終於游上岸，用一種別人不理解，她自己有時候也不能理解的艱難。搬去學校以後，爸媽總算可以跟鄰居說，我們女兒住大學宿舍去了。第一晚躺在那個寫著她名字的下鋪，透過蚊帳看上鋪的床板，她想起小時候，爸媽做生意，忙起來就把她丟到外婆家住幾天。老人睡得早，天還沒暗就洗完了腳，開一盞黃綠色的小燈，在廚房燒最後一壺水。她睡不著，躺在床上看天花板上貼的報紙。太高太遠，看不清寫的什麼，但一張張照片，一塊塊粗字標題，連起來就是又一個新的圖形。滿天無窮變幻的故事和奧秘，生龍活虎，卻淡淡的，沉默著什麼也不說。

害怕有些東西會甦醒過來。她還有能力，讓自己被凍壞的神經一點點恢復嗎？如果真的恢復，能不能把它們控制在界限之內。什麼是界限，界限在哪裡。好像有一個開關。現在你可以放輕鬆了，他們說。於是，往左撥。

轉專業那年你是怎麼想的，她把監聽的音量拉到最小。

就是想轉，不想學機械。

是不是很累，聽說要把原來的專業也讀好才可以申請。

也沒有吧。

你覺得經歷過什麼特別困難的事情嗎？

肯定有，但是一下子想不起來了。

哦。

阿山是真的不見了。這個在她之前給自己取名叫阿山的人，一個虛擬的，聽覺的存在。她知道阿山不是本地人，有一次在節目裡說到鄉愁，阿山說，鄉愁這個東西，是離開了以後才慢慢生長出來的。如果有顏色，它不是單一的黑或者白，它很含混，捉摸不定。離開家鄉越遠，越久，它就越濃郁。如果你真的回家了，它又飄走了。它就跟回憶一樣，會在我們的想象裡越變越美。然後她說起自己的家鄉，小時候上山放羊，採豬籠草，和鄰居家的孩子們打打鬧鬧。如果不是來城市上學，有可能現在還留在山裡。

那麼，阿山是回到山裡去了嗎，還是去她說過的地方，潛水，探險，過不一樣的生活。那時聽阿山說起這些，出現在腦海裡的是一座座漂浮在地圖上的小島，煙霧繚繞，她覺得自己是不可能有機會去那裡的。後來上了大學，買雜誌，看到廣告裡寫著五天四夜的價格，才幾千元。原來，那麼便宜就可以過不一樣的生活。

還有一種不可能的可能，是阿山從地球上消失了。只能有一個阿山，她用了她的名字，就替代了她的位置。

吃完外賣的牛肉米線，他從座位上站起來，抽兩張紙巾，先擦嘴，再用乾淨的部分擦桌子。擦完扔進外賣盒子，用塑膠袋紮起來，丟到門外的垃圾桶。再一次進來，他會順著桌子走幾步，伸個懶腰，看看節目還剩幾分鐘播完。然後把cd退出來，在放音本上簽字。

例行公事的那種。簽完順便寫幾句留言，像那個時候的bbs，大家都寫，跟樓上樓下的人打招呼。

早起困死了。或者——

今天節目裡提到的那本二戰的書是什麼啊，能不能借我。或者——

下雪了。

下一個人會在底下回答，不借。

他的每一條留言她都讀好幾遍，趁沒有人的時候翻前翻後，看是不是隻給她寫。當然不是，其他人的欄目下面，他也會湊湊熱鬧，用那種一眼就能認出來的圓珠筆字寫兩句評語，氣氛更輕鬆愉快。滾，有一次他寫給一個男生，說明他們關係不錯。這期歌好聽，是寫給和他做一個欄目的小師妹。

他們的欄目是音樂，一個看起來跟任何人都有點關係，其實隔著山隔著海的領域。他也會和她聊一聊音樂，問她喜歡聽什麼型別的歌。這可能是一種試探，她告訴自己，好像看到辨別同類的掃描器開始啟動，經過她，停一停，是時候給她機會好好表現。

全身的細胞開始發熱，我應該怎樣，假裝成一個在裡面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