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乘一艘小破輪從海防往香港，船順著海岸航行，沿途停靠法國屬下的各個港口裝貨卸貨。這船很舊很髒。除了我只有三位乘客。其中兩位是去海南島的法國傳教士。一個年長，有一大把方正的灰白鬍須，另一個年輕，有張圓圓的紅臉，長著一小叢一小叢的黑鬍鬚。他們多數時間在讀祈禱書，年輕那位在學中文。另一位乘客是美國猶太人，名叫埃芬貝因，是跑襪品生意的。他個子很高，體格強壯，舉止笨拙，有張蠟黃的長臉，端正的大鼻子，黑黑的眼睛。他的嗓音又高又尖。他咄咄逼人，脾氣暴躁。他罵這船，罵船員，罵侍者，罵食物。他什麼都不滿意。你始終聽到他的嗓音因為生氣而抬高，因為他的展品箱沒有放在應該放的位置，因為他不能洗熱水澡，因為蘇打水不夠涼。他是個憤憤不平的人。每個人似乎都在密謀怠慢或傷害他，他不停威脅要給船長或船員精確的一擊。因為我是船上唯一講英語的人，他很喜歡我，我在甲板上安靜不到五分鐘，他就會過來坐在我的身旁，告訴我他最新的不滿。他強迫我喝我不想喝的東西，當我謝絕，他則叫道：哦，來吧，夠朋友些。還是給我叫上一杯。令我不解的是，他不停稱我為兄弟。他很討厭，但我必須承認，他常常很逗；他會用生動的語言損他的猶太同胞，聽來煞是有趣。他講個不停。他一點也不喜歡一個人待著，他從未想到你可能不想有他做伴；但是當他跟你在一起，他老在留神你是否冒犯了他。他重重地傷害你的感情，你要是隨意蜷起腿，他覺得你在侮辱他。跟他交往太累了。他是那種讓你理解大屠殺的猶太人。我給他講了有關和會的一則小故事。說的是在某一場合，巴岱雷夫斯基先生敦促威爾遜先生、勞合·喬治先生和克列孟梭先生接受波蘭對但澤的主權要求。

「要是波蘭人沒得到它，」他說，「我警告你們，他們會很失望，會有暴動，他們會暗殺猶太人。」

威爾遜先生顯得很嚴肅，勞合·喬治先生搖著腦袋，克列孟梭先生皺起眉頭。

「要是波蘭人得到但澤，那會怎樣？」威爾遜先生問。

巴岱雷夫斯基先生面露喜色。他搖著獅子般的長髮。

「哦，那就完全另一碼事了。」他答道。「他們會很狂熱，會有暴動，他們會暗殺猶太人。」

埃芬貝因一點也不覺得這個故事好笑。

「歐洲沒用。」他說。「要是照我的方法，我會把整個歐洲沉入大海。」

然後，我跟他講了亨利·德利斯。他生為盧森堡大公國國民。經過慎重考慮，他成了一位到處旅行的推銷員。這也沒讓他發笑，為了交情，我嘆口氣不出聲了。我們必須聽從百分之百的美國看法，英國人沒有幽默感。

吃飯的時候，船長坐在首席，兩位神父坐一邊，我和埃芬貝因坐另一邊。

船長是位快活的波爾多人，小個子，頭髮灰白，年底就要退休回自己的葡萄園釀酒去了。

「我的神父，我會送您一桶。」他向年長的神父允諾。

埃芬貝因的法語講得流利而蹩腳。他搶佔話題。他可謂精力充沛。法國人對他很客氣，但不難看出他們很討厭他。他的很多話簡直不長心眼，當他用汙言穢語與正在服侍我們的侍者說話，兩位神父眼光低垂，裝著沒有聽見。但是埃芬貝因愛爭辯，有一天吃午飯，他開始談起宗教。他談了對天主教信仰的很多看法，當然很不得體。年輕的神父滿臉通紅，想要發表意見，年長那位小聲對他說了些什麼，他於是安靜下來。但是，當埃芬貝因直截了當問起一個問題，老人婉轉答道：

「這些事情並無強迫。人人都有自由相信他喜歡的東西。」

埃芬貝因慷慨激昂講了一大通，換來的卻是一片沉默。他不覺得窘迫。他後來告訴我，他們沒法跟他爭論。

「我覺得他們不想。」我說。「我想他們只是覺得你是一個很粗俗和沒禮貌的傢伙。」

「我？」他驚叫道。

「他們根本不會得罪人，他們把自己的生命獻給他們認為的服務上帝，你為什麼要無端侮辱他們呢？」

「我沒侮辱他們。作為一個有理性的人，我只是提出自己的觀點。我想引起一場爭論。你覺得我傷害了他們的感情？為什麼，我決不會那樣做，兄弟。」

他的驚訝如此率直，我笑了。

「你嘲笑他們視為最神聖的東西。他們大概認為你是一個很無知和沒教養的人；另外，我猜他們覺得你試圖有意侮辱他們。」

他很沮喪。我真的覺得他以為自己是在開玩笑。他看著坐在一個角落裡讀祈禱書的老神父，向他走去。

「神父，我這位朋友說我的話傷害了您的感情。我從未想過這樣做。要是我說的什麼話冒犯了您，請您原諒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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