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參謀部給我派了個車伕，或用我們的話說，是派了個趕車的。他姓格里休克，39歲。

他當了五年德國人的俘虜，幾個月前，他逃跑了，他穿過立陶宛，俄國的西北部，來到了沃倫，他在別廖夫市，被世界上最愚蠢的動員委員會擒獲，強制服兵役。那裡距格里休克老家克列明涅茨縣還有50俄裡。他的妻兒們都在克列明涅茨縣。他已經有五年零兩個月沒回過家了。動員委員會讓他給我當趕車的，我在那夥哥薩克裡已不再被瞧不起了。

我有了雙馬四輪機槍車和車伕。雙馬四輪機槍車啊！這個詞成為我們習慣建立其上的三角關係基礎：砍殺——雙馬敞篷機槍車——鮮血……

教士和陪審員用的普通輕便四輪馬車，由於國內局勢激變也派上了用場，它成了具有威懾力和機動能力的戰鬥工具，它創造嶄新的戰略和戰術，改變了司空見慣的戰爭面貌，培養了雙馬四輪機槍車的英雄和天才。馬赫諾就是這樣的人，他以自己那神秘和狡猾的戰略為軸，打造成雙馬四輪機槍車，這種戰略取消了步兵、炮兵甚至騎兵，將300挺機關槍固定在敞篷雙馬四輪上，取代了笨重不堪的龐然大物。

馬赫諾就是這樣的人，他像變化多端的大自然。裝滿乾草的大車擺出戰鬥隊形，正在佔領一座又一座城市。婚禮隊伍行至鄉執行委員會門口，便集中火力開火，一位病弱的教士在頭頂抖開無政府主義的黑旗，讓諸政權交出資產階級分子、交出無產者、酒和音樂。

雙馬四輪機槍車軍隊具有史無前例的機動性。

布瓊尼這方面的表現不輸於馬赫諾。這支軍隊難以消滅，活捉它想也別想。機槍，架在草垛底下，雙馬四輪機槍車，趕進農民穀倉，——它們已不再是獨立戰鬥單位。這些保留下來的火力點，只可推測，但不可捉摸，整體上構成不久才建起來的烏克蘭村莊——兇殘、暴虐、貪婪。馬赫諾可讓這樣一支每個角落裡都藏有裝備的軍隊，一小時內進入戰鬥狀態，將其恢復正常則需更短時間。

在我們那兒，在布瓊尼的正規騎兵部隊裡，雙馬四輪機槍車並不怎麼是絕對主導。但是我們所有的機槍隊，都只乘四輪馬車。按哥薩克人的想象，敞篷四輪馬車分兩種；一種是移民坐的，一類是陪審員坐的。當然這也不是想象，而是區別，確有其事。

坐在陪審員馬車上，坐在並非心靈手巧打造的搖搖晃晃大車上的，是職位卑賤的紅鼻子陪審員，一群趕著去驗屍和破案的人，睡眼惺忪的陪審員顛簸在庫班麥田的平原，而那些移民四輪馬車，來自薩馬拉及烏拉爾的伏爾加河流域，來自土壤肥沃的德國移民區。

在移民馬車橡木製成的寬寬的椅背上，繪著一幅家庭畫——一串繁茂的德國紅花。堅實的底板用鐵條箍著。車輪上裝上了讓人難忘的板簧。這些板簧上多少代人留下的熱量，我都感覺得到，它們正撞擊著坑坑窪窪沃倫之路。

我體驗到初次擁有的興奮。我們每天午飯後便去套馬。格里休克把馬從馬廄裡牽出來。它們漸漸上了膘。我帶著自豪的喜悅，在它們刷淨的馬肋上發現了幽暗的光澤。我們給戰馬按摩微腫的腿，給它們剪鬃，給它們套上哥薩克式的馬具——一張由數根細皮帶編成的雜亂而乾硬的網，便一溜煙兒地馳出院子。格里休克側身坐在馭座上，我坐的地方鋪滿了彩色的粗麻布和乾草，它們散發著芬芳和安詳的氣味。高大的車輪在白色細沙地上吱嘎作響。一片片盛開的罌粟花裝點大地，被摧毀的天主教堂在小山坡閃閃發亮。

路旁的高崗上，在被炮彈炸燬的神龕裡，矗立著裸露出渾圓手臂的聖烏爾蘇拉咖啡色塑像。細長的舊體字母歪歪扭扭地嵌在三角楣那發黑的金框裡……「榮耀屬於耶穌和其母……」

一片死氣的猶太小鎮緊靠貴族的莊園。在磚制教堂的圍牆上，閃現出先知先覺的孔雀，它是一碧萬頃之中的一個冷漠的幻象。一座猶太教教堂被鱗次櫛比的房舍遮擋，被壓在貧瘠的大地上，無窗，凸凹，滾圓，活像哈西德教派的帽子。窄肩膀的猶太人愁眉苦臉地戳在十字路口。記憶中閃現南方猶太人的形象，愛生活，大肚漢，像廉價葡萄酒似的冒著泡。這一形象與眼下這些骨骼頎長、粗大的脊背，一把把焦黃的、悲劇式大鬍鬚的痛苦而傲慢神態不可同日而語。在被痛苦地裁剪出來的激情線條裡，沒有脂肪和熱血的湧動。加利西亞和沃倫的猶太人運動難以遏制，是暴風驟雨般和隨心所欲的屈辱性的，但是其侮辱的力量暗中極為強大，對地主老爺暗中的蔑視無窮無盡。我注視著他們，理解了這個地區所爆發的事件，理解了包收酒稅的《塔木德》經師的故事，放高利貸的拉比的故事，以及被波蘭士兵強姦的少女們和因為她們波蘭大地主們被槍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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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烏爾蘇拉（？～383）基督教聖徒，殉道者，中世紀西歐國家極為流行的聖徒傳說主人公，相傳她與一萬一千名修女跨越歐洲去羅馬朝聖，歸途中被匈奴人殺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