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不早告訴我？」他問。
「我不想當著馬克的面提這件事，他對兒子的印象還不錯。」
警長沉默片刻，說：「我懂了。」
「不過，別擔心，」他繼續說，「我們調查過這位女性，他們只是普通朋友。克里斯多夫走後，她還留在那兒。她沒有丈夫、兄弟，父親也死了，不過有個男人證明了事發時她不在場。」
我沉默了。這些警察比我想象中厲害。這樣看來，這件案子的希望越來越渺茫了，幾乎找不到其他線索和答案了。然而，突然得知那個女人的訊息讓我更緊張。在這之前，克里斯多夫的這位情人對我來說是個謎，而現在我對她的瞭解變得具體了。我只需要開口詢問，就能獲知更多資訊，比如問她的名字。現在我就已經知道了，她未婚，沒有兄弟，沒有父親，住在特納羅海角上，按照某些標準看，她過著淫亂的生活。
「我們常在書中看到‘犯罪衝動’這個詞，你丈夫……」警察頓了頓，「看似與當地居民相處得不錯，不過，我認為那只是表象。」
「有人不喜歡他？」我脫口而出。
我們都默然。
「是的。」良久沉默後他說。
我只能重複那句話：「我認為那只是表象。」
很快我們的通話就結束了。我剛放下電話，紅色訊號燈就亮了，是伊萬打來的未接電話。我撥回去，他立刻接了。
「到底怎麼了？我給你發了三條資訊你都沒回。」
「對不起。」
「你還好嗎？」
「嗯。伊莎貝拉和馬克來了，這兒有一大堆事要處理。」
「那是自然。」
「我想我們很快就回來了。」
「調查得怎麼樣了？」
「他們很可能找不到兇手。」
「怎麼回事？」
「沒有負責人。找不到嫌疑人和證據。警長的意思是調查工作陷入了瓶頸，叫我們別抱希望。」
他沒說話，我繼續說：「從某些方面來看，事情就變得簡單多了。如果兇手根本不存在，那麼克里斯多夫的死就是由環境造成的，換句話說，都歸咎於當時的情況就好了。」
我停下來，電話那頭沒有回應。
「嗯，我在聽。」他說。
「好的。」
「繼續說。」
「沒什麼要說的。」
「你打算怎麼辦？」
「我想，我做不了主。」
「你是他的遺孀，」伊萬說，「是他的妻子。」
我不知該怎麼回答。
「你沒跟他們說，是嗎？」
「我怎麼開得了口？」
「你會說嗎？難道你覺得不重要了？」
「我不知道。」
「從法律上講，你還是他的妻子。」
「根據法律來看是沒錯，可根據其他……」
「其他什麼？」
「我指我們內心的原則。我們要努力做正確的事。」
「根據我們內心的原則，那麼……」
「我決定讓馬克和伊莎貝拉做決定。雖然我知道，他們一直對我是克里斯多夫的好妻子、遺孀這件事深信不疑。」
「因為怕他們會傷心失望？」
「因為我，因為我們，我們應該這樣做。有些真相會打破他們的幻覺，一些他們有權利保留的幻覺，畢竟他們已經失去太多了。比方說，他們從未想過，白髮人會送黑髮人。」
「這麼做是為了克里斯多夫嗎？」
「什麼意思？」
「我的意思是，這麼做並不是因為伊莎貝拉和馬克，是為了克里斯多夫吧？」他哽住，繼續說，「克里斯多夫已經死了，你對他的承諾早就失效了。」
我沉默了，望向前方。
遠處的酒館裡，一群男人面朝大海圍坐著。天色漸晚，夕陽緩緩沉入大海，那些男人在縱情飲酒，似乎喝了好一陣了。從我這裡看過去，那些人的臉是模糊的，不過就算看得清楚，我也不認識，畢竟我剛來不久，認識的人寥寥無幾。我聽到從那裡傳來陣陣笑聲，他們在縱情暢飲。
「你還在聽嗎？」
「嗯。」
當然，他是對的。我曾經譯過一本書，書名叫《夏蓓爾上校》，這本書主要講丈夫死而復生後奪回財產和身份的故事。我翻譯得並不成功，因為我發現很難譯出巴爾扎克散文的獨特風格，就放棄了原作的文體，直接把它翻譯成了小說。故事的主人公夏蓓爾上校在拿破崙戰爭中被誤認為已經犧牲了，他的妻子認為再婚是合法的，很快便攜帶財產改嫁他人，做了伯爵夫人。之後，上校回來，與妻子展開爭奪財產和身份的戰爭，再往後就進入了敘事部分。
原著在感情上更傾向於上校，伯爵夫人被塑造成一個無知、膚淺、心狠手辣的女人。但是，翻譯到後面，我越來越同情伯爵夫人了，以至於我擔心這種個人情感會被我帶到譯文中。或許，或許巴爾扎克的寫作意圖就是想引起讀者對夏蓓爾夫人的同情。畢竟夏蓓爾夫人不知道自己的丈夫還活著，她是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才背叛丈夫和別人結婚的，她的命運是多麼悲慘。
背叛讓我聯想到夏蓓爾這個人物。譯者在翻譯時總是力求忠實原文，事實上，要達到百分之百的忠實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忠實的表現方式有很多種，有形式上的忠實，有內容上的忠實，甚至有些忠實還是自相矛盾的。故事中，夏蓓爾上校的意外死亡而不是意外出現引發了忠誠危機，正是死亡挽回了那段關係，重新開啟了一段塵封的記憶。
這難道不是伊萬害怕的嗎？他怕我們被淹沒在廢墟中，擔心生與死之間沒有不可逾越的界限，過去的人和事糾纏不休。重生的夏蓓爾就是鬼魂，不再屬於人世，然而唯獨夏蓓爾自己看不到這個事實，這便是他的悲劇所在。他是鬼魂，是「神聖的人」，即超越法律的人，因為從法律上講，他已經死了。書中，除了夏蓓爾和他那陰險狠毒的妻子之外，另一個重要角色是律師德維爾，而書中很少出場的弗勞德伯爵，就是現實中伊萬的角色。
我們誤以為世界上只有一種規範行為的法律，一套道德標準和法律體系，實際上，除了這種法律外，還有其他法律存在。這就是我想讓伊萬明白的。《水手比利·巴德》就是一個例子，書中的人物威爾船長就面臨兩種法律——軍事法和上帝法——他因此陷入了兩難困境。他一直被比利·巴德的死折磨著，臨死前還叫著比利·巴德的名字。（在福斯特創作的歌劇劇本中，福斯特和布瑞頓沒有采用歌劇的俗套劇情——讓其他歌手倒在死者身邊——而是讓這個角色繼續活著。）
對伯爵來說，夏蓓爾上校只不過是一縷魂魄，在活人身邊陰魂不散。只有當夏蓓爾認識到法律上的存在和肉體存在是兩碼事，認識到規範人類行為的法律具有多樣性時，他才甘願被送進精神病醫院或瘋人院，承認自己是「神聖的人」。夏蓓爾放棄了自己的權利，將上校的身份和伯爵夫人丈夫的名份都轉讓出來。他掉進了漏洞，游離於法律承認和管理的範圍之外，已經不存在了。
然而，克里斯多夫終究不能復活，法律恐怕也無法判斷我和他的關係。我們還是夫妻，這是毫無疑問的，然而我們的關係就像上校和伯爵夫人，就算德維爾律師發現什麼證據，我們也只是名存實亡的夫妻。因此，現實和小說有明顯的差異，而現實在小說中幾乎找不到雷同之處，這正是小說的創作目的。我和克里斯多夫之間的問題和小說中的情況相似，都面臨字面上的法律和個人實際情況之間的矛盾，而問題的關鍵在於，要服務和保護的是誰。
「沒事，」伊萬說，「現在不適合談這些。」
遠處，有個男人起身走出酒館，來到堤壩上。他張開手臂，手裡舉著類似酒杯的東西。另一個男人在歡呼，大概在邀杯或聊天。如今，這種兄弟情義越來越少見了，只有特殊場合大家才會聚在一起，比如說週日約去公園踢足球或每月約一次撲克牌。那些喝酒的人算不上鐵哥們，他們之間更多的是虛情假意，逢場作戲。我知道，那群人裡肯定沒有克里斯多夫。不過，或許就在一週前，他也去過那兒。
當往事如煙散去，當你不用做選擇，不用挽救婚姻，不再左右為難時，昔日人事會以驚人的方式再現腦海。所以，真正讓我們念念不忘的是那些死去的人，而非生者。當那個人活著時，和他相處，你就會想起對方令你反感的點點滴滴——或者大多數情況下，就像我和克里斯多夫一樣，根本想都不用想——然而，當那個人離開人世後，你就會開始懷念他。
「不，」我說，「我們得談一談，趁現在還不晚。」
伊萬半晌不說話，然後才說：「行，說吧。」
莎士比亞戲劇《麥克白》中的人物，唆使丈夫採取殘忍的手段登上王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