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沒有罪惡感，也感覺不到悲傷，只是覺得難以置信，這種事居然真的發生了。以前我連想都沒想過的事現在卻變成了現實——已經發生了，所以是現實。然而，就算它發生了，你還是覺得這事不可能，不敢相信它已經發生了，就像你不敢相信自己會在一次正式演講中口吃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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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多夫的屍體在一個內陸村莊外的淺水溝裡被發現，那裡距離我去過的那座石築教堂只有幾英里遠，離最近的住宅只有五分鐘路程。那條馬路上人煙稀少，往往幾個小時內都沒有一輛車經過。那個地方原本就荒涼，遭受火災後更是慘不忍睹，植被都燒光了，如今儼然一片廢墟。克里斯多夫的屍體埋在摻滿炭灰的泥土裡，變得不成樣子，他們抬出屍體後發現，死者身上灰亮一片，彷彿做了炭黑塗層。
屍體被扔在這裡至少有一個晚上了，也有可能更久。死者身上的錢包是空的，卡和現金都不見了，不過警方還是很快識別出死者的身份。之後，我們發現他的賬戶少了幾萬美元，信用卡的消費額也莫名其妙地增加了。當然，欺詐保護服務會返還這些費用，但這似乎不是重點，因為這張信用卡的所有者並不在乎，他再沒機會開銀行賬戶或信用卡賬單了。
克里斯多夫遭遇了搶劫，之後被殺害了。這類荒唐的殺人案經常在曼哈頓、倫敦或羅馬等城市發生，而克里斯多夫的案子跟其他那些謀財害命的殺人案一樣，兇手的動機單純，沒有任何可疑之處。可他死得太沒有尊嚴了。這不僅僅是因為他的屍體被人丟在水溝裡，還因為他千里迢迢地來感受異域風景和文化，結果卻喪命於此。更關鍵的是，他死亡的方式太狗血了，這場悲劇完全可以在他所居住的地方上演，何苦非要死在這個鬼地方？
警察到達酒店時，我正在打包行李，準備出發。科斯塔斯幫我打電話叫了之前送我來酒店的司機，司機馬上就要到了。他專門從很遠的地方趕過來接我，但是我這會兒顯然走不成了。讓司機白跑一趟，這著實給他添了不小的麻煩，不過此刻沒有任何人責怪我，當你的家人遭遇不幸時，沒人會拿這種小事來煩你。得知這個訊息後，接下來的幾個小時裡，我滿腦子都在想克里斯多夫死得多麼蹊蹺，多麼荒唐和突然。
此刻我想起一位朋友曾說過的話。在談到她之前交往過的男友（後來她有三個前夫，她永遠都是樂觀主義者）時，她說，「我感覺他已經死了」。我尤其反感這句話。不過是分手罷了，何必說得這麼狠。她並不像會有這種狠毒想法的人，更不用說真的會有這種感覺了。但是，她向我保證說，這是她的真實感受。當然，這是措辭問題，她只是隨口說說而已。不過，我比較迷信，那種話是說不出口的。雖然我不相信因果報應，但「我感覺他已經死了」這句話，聽起來太像一個不祥詛咒。
然而，儘管我小心翼翼地不敢犯禁，儘管我從來沒有過那種可怕的想法，但這句詛咒現在在我身上應驗了。有時，當你愛一個人或恨一個人到極點，內心被恐懼和仇恨支配的時候，你就會想到死。但是你不過想想而已，絕不會相信這事真的會發生。即使是站在祭壇前宣誓「至死不渝」的時候，死亡對你來說也只是個抽象概念，它意味著二人在此相約白首，共度一生——兩位老人十指緊扣，兒孫繞膝，在海邊別墅幸福生活，終了此生。但是，在我和克里斯多夫的這段關係裡，沒有兒孫，也沒有田園隱居生活，只有一段名存實亡的婚姻和某些介於「我感覺他已經死了」和「至死不渝」之間的情感了。
我掛上電話飛奔到大廳。科斯塔斯在電話裡說克里斯多夫出了大事，當時我沒明白這話的確切含義。
兩名警察站在科斯塔斯身邊，見我走過來，他們都低下頭。這個動作是對死者家屬表示尊重，因為他們即將向妻子宣佈丈夫的死訊。而此時我才漸漸意識到，克里斯多夫已經死了。科斯塔斯先向我介紹了這兩名地方警察，接著說：「很不幸，有個壞訊息要告訴你。」
科斯塔斯繼續翻譯警察的話。警察說話時並不看我，時不時用懷疑的眼神打量我。他們大概是在尋找嫌疑人，並且把我當成了懷疑物件。這也無可厚非，眾所周知，一般這類案件的頭號嫌疑人都是死者的妻子或丈夫。
但當我傻愣愣地聽科斯塔斯傳達他們的話時——我一個字也沒聽進去——我才發現他們根本不是在起疑心，不過是感到尷尬而已。沒有人想傳達噩耗，更何況他們根本無法預料死者家屬聽到噩耗後的反應，會感到氣憤還是歇斯底里，抑或是根本不相信。但是他們想多了，我根本沒有責怪他們的意思。
我猜科斯塔斯事先已經知道了一些具體情況。每句話傳到他那，他都要先嘆口氣，然後才轉過來告訴我，帶著一副極其剋制的表情。比如，他說克里斯多夫躺在馬路邊上，後腦勺被人襲擊了，似乎遭到了搶劫。他大概覺得用驚訝的語氣傳達訊息更合適，因為要讓語調介於悲傷和官方之間是很難辦到的，他只是在負責傳遞資訊而已。
當時我整個人都被震住了，我一直在點頭，案發現場的畫面一點點在我眼前還原。我問克里斯多夫死了多久了，他們說暫時還不能確定，等屍檢結果出來才能下結論，不過可以肯定是不久前的事，因為屍體……
科斯塔斯停了下來，露出一副驚愕的表情，似乎不願聽到接下來的內容：「比較新鮮和完整，除了後腦上的傷口，其他地方基本還沒腐爛。」
「所以說，他是昨天被人殺的，而那會兒我人就在這，就待在酒店裡？」
警察搖搖頭，再一次解釋道：「還得等屍檢結果出來才知道，不能確定就發生在昨天，但我們能肯定這件事剛發生不久。這個地方到處都是野獸，如果他已經在那躺了好幾天，屍體不可能儲存得那麼完好。他看起來就好像只是睡著了而已。」
可是他後腦勺有傷口。睡著的人頭下怎麼可能有一大攤血呢？他的比喻根本說不通。如果情況真如他們所說，那麼或許克里斯多夫是閉著眼平躺著，所以血被蓋住了。可他死的時候怎麼可能閉得上眼呢？他是被人襲擊致死，死前肯定是驚恐地瞪著雙眼啊，怎麼可能還會一臉平靜地閉著眼睛躺在那，看起來好像睡著了呢？
「現在你能和他們走一趟嗎？」
「去哪？」我茫然地看著科斯塔斯，愚蠢地問道，這會兒我腦子已經轉不過來了。
「去警察局辨認屍體，他們叫你去認領屍體。」
「好的，」我說，「不過我得帶上隨身物品，還要再打一個電話。」
我得先給伊莎貝拉打個電話。當然，這會兒通知她已經太晚了，當他們說死者身份已經得到確認的時候我就該想到，警方肯定已經第一時間通知了伊莎貝拉。我這才意識到，待在這裡的人應該是伊莎貝拉，應該由她去認領她兒子的屍體而不該是我，我不過是死者的前妻罷了。
有個警察著急地清了清嗓子，似乎在說，他們等得夠久了，他們的同情心和忍耐是有限的。我又重複一遍：「讓我回房間拿點東西，快速打個電話，隨後就跟你們走。」他們點頭。
站在床邊，我猶豫著要不要撥出電話。警察還在樓下等著，可這根本不是一兩分鐘就能說清楚的事。我不知道也不敢想象要怎麼說出那句話——「伊莎貝拉，有個壞訊息要告訴你。」「伊莎貝拉，大事不好了……」
我猜，假如我泣不成聲，甚至歇斯底里地跟她說這件事，或許會容易點。伊莎貝拉大概會安撫我的情緒，勸我冷靜下來。如果我倆同時情緒失控，伊莎貝拉肯定會首先強迫自己冷靜下來。我猶豫再三，最終還是沒打。我告訴自己，再給她幾小時，至少，在這通電話撥出之前，她的世界還是完整的、正常的。這是個既仁慈又殘忍的決定。她肯定想第一時間知道這個訊息，換作我也一樣。
我回到大廳時，一名警察已經走了，另外一名警察和科斯塔斯還站在那。我們離開時，科斯塔斯說：「警方會派車送你回來的，有可能會安排一位警員載你回來。不過如果你到時候遇到什麼突發狀況需要幫忙，隨時可以聯絡我。」他遞給我一張名片，上面有他的行動電話，然後繼續說：「看樣子你今天走不成了，我會幫你打電話給航空公司，把票退了。家屬去世這種情況，他們也會理解的。」
我向他表示感謝，隨後急忙走出酒店。就在我和科斯塔斯說話的當兒，另一位警察也出去了。警車就停在門口，最先出來的那名警察站在車輪後。他們已經發動了引擎。先出來的那位警察孩子氣地堅持要坐後面，叫我坐副駕駛位子，大概他考慮到，如果我坐後面的話，那畫面就像在羈押犯人去接受審訊似的，恐怕會引來路人的駐足圍觀，而我還會被看成一名罪犯。
於是就這樣安排了，我坐在前面，旁邊的警察安靜地開車，坐在後面的警察盯著靠枕出神，偶爾瞟一眼窗外。我心中沒有罪惡感，也感覺不到悲傷，只是覺得難以置信，這種事居然真的發生了。以前我連想都沒想過的事現在卻變成了現實——已經發生了，所以是現實。然而，就算它發生了，你還是覺得這事不可能，不敢相信它已經發生了，就像你不敢相信自己會在一次正式演講中口吃一樣。
與此同時，我一直在糾結一件事。雖然出於種種現實原因，我現在不得不去認領克里斯多夫的遺體，可我心裡清楚，這事由我來做並不太合適。我必須要找個人說出實情——當然不是跟這些警察說，畢竟從法律意義上來說，我還是克里斯多夫的妻子，在眼下這種情況下跟陌生人解釋我們婚姻的真實情況是一件丟臉的事——以我現在的身份實在不適合來處理克里斯多夫的後事，我簡直就是個大騙子，或者說至少我是在操控一場騙局。總之，我得趕緊給伊莎貝拉打電話，我要告訴她我和她兒子早已協議離婚，這樣一來，所有的事就自然而然落到她頭上了，比如安排葬禮、運送屍體，等等。
警車開進了警局。這是一座單層混凝土建築，外面有許多警犬，用鏈條拴著，非常兇猛，不難想象它們掙脫開繩索撲咬的樣子。車子在減速，外面的警察轉過頭來看我，我立刻移開視線。我感覺自己在扮演悲情寡婦的角色，然而，假如我真沉浸在失去丈夫的悲痛中，我是不會有這種感覺的。真實的我和我所扮演的角色之間有著某種細微卻又十分明顯的差別。
一位警察跑來為我開車門。我下了車，此刻天空陰雲密佈，可能要下雨了。警察示意我跟著他進樓去。這棟樓很小，我在想他們會把屍體停放在哪裡，這麼小的地方怎麼建停屍房呢？我跟著他們走進警局，他們非常禮貌，跟航空排程員似的朝我揮手，似乎我是一艘即將駛進狹窄港口的鉅艦。這群警察原本還是一臉憂慮，見到我以後都如釋重負——終於有人來接手了。
警局裡空蕩蕩的，牆上貼著幾張海報。海報上的字是希臘文，圖案模糊不清，我根本讀不懂。頭上的燈光忽明忽暗，撲閃撲閃的。等候室裡擺著兩排塑膠椅，由於長年使用，座椅已經歪斜了。等候區裡空無一人。當然，這裡不可能沒有事故發生，單是那場火災肯定就引發了很多案件——人口失蹤，辨認不出的屍體，哀悼會。他們把我帶進一間小型辦公室，一位男士站起來迎接我。他幾乎沒有自我介紹，只是站在那裡，然後直接示意我坐下。
我坐下後，他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在一堆資料中飛快翻找，好像同時還有別的事在忙，看起來有點煩躁。不過這種情緒可以理解，畢竟他肩上的擔子也不輕——儘管單就這間辦公室所辦理的業務內容來看，來這裡的人明顯需要他的一些個人關懷，可對他個人而言，這些不過是每天都在重複的工作罷了，他不能讓自己每天都活在接連不斷的危機之中，這項工作要求他們時刻保持冷靜，控制住自己的情緒。
老實說，警局裡的氣氛太壓抑了，死氣沉沉，根本不像你在警匪片裡看到的那樣，有形形色色的人物和充滿人性的劇情，這裡什麼也沒有。
終於，當值的警察抬起頭，叫我拿出護照。剛才酒店那倆警察並沒有通知我帶任何證件，不過幸好我隨身帶來了。我一邊把護照遞給他一邊解釋說：「婚後我沒有改姓，用的是自己本來的姓。」
他點點頭，似乎並不在意，拿著護照站起來，說：「稍等，我馬上回來。」
我坐在椅子上，將手插進衣服口袋裡，又想起還沒給伊莎貝拉打電話的事，她到現在還不知情呢。我周圍的人，在這個房間裡的人，都知道克里斯多夫遭遇了不幸，可伊莎貝拉卻還對這件事一無所知。雖然死亡已被證實，但還沒四處傳開，就連我也是一個多小時前才從警察那裡得知這個噩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