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說：「有趣，我真好奇。我不介意聽到他的事，不管是現在的還是過去的。」
伊萬說他在學校裡並不起眼，沒有顯赫的家庭背景，不是富二代，外表平平，沒有個性又不夠幽默。然而，這樣平凡的他卻強烈吸引了克里斯多夫。克里斯多夫懷抱著一種大學生才會持有的熱情執著地追逐伊萬的友誼。他們之間的感情，不僅是在男人之間，甚至在女人中都是難能可貴的。或許是因為，克里斯多夫覺察到伊萬身上有一種令他佩服但自己又永遠無法擁有的特質，那就是，伊萬對他所展示出來的個人魅力完全漠視。
伊萬簡短地講述著他和克里斯多夫之間的短暫友誼，可我卻越聽越覺得難受，光是想象著這兩個男人在一起的場景就令我反感不已。克里斯多夫極力表現自己，使出渾身解數接近伊萬，伊萬呢，莫名其妙地被人討好，面對克里斯多夫的殷勤，既不拒絕也不接受。
伊萬感覺到了我的不悅，我還是無法接受兩個男人之間的曖昧。
「這件事不提也罷，」他突然說道，「後來我們就疏遠了。克里斯多夫放棄了這段關係，我似乎只是他人生中的一個過客。」
不過，多年後，當他們再次相遇，這段關係又重新建立起來。那一次，我也在場。也是偶遇，只不過是在聚會上，而不是在街上。那次聚會有很多人，他們只匆匆打了個招呼。克里斯多夫認識的朋友很多，伊萬不過是其中一個熟人而已。不過，打從第一眼見到伊萬，我就喜歡上他了。他簡單的處事風格，對周圍的事，尤其是對「萬人迷」克里斯多夫冷漠的態度深深地吸引了我。
事實上，他並不是一個冷血的人。他對克里斯多夫的感情更多的是害怕而非冷漠。不僅是因為過去的事，還因為克里斯多夫本身就不是一個值得信賴的朋友，這一點伊萬也發現了。
有一次我問他：「從什麼時候起，你覺得我們會在這場命運的‘安排’下走到一起的？」我特意用了「安排」這個詞，以此來暗示我們之間的關係是一件麻煩事。
他立刻回答說：「第一秒，從一開始，或者說至少我是這麼希望的。」
伊萬以驚人的速度採取行動。我和他在街頭偶遇時，我還住在原來的公寓裡，不可能那麼快開始一段新戀情。那時克里斯多夫還沒搬走，不過他很少回家。房間裡堆滿了我們兩個人的東西，床單也很少換。我雖然不算老，但也不是年輕姑娘了，像立刻搬去和情人同居那種年輕女孩才做得出的事我已經不會做了。
我們剛確立關係時，伊萬就叫我從原來的公寓裡搬出來，實施他所謂的「真實場景」。搬出去肯定方便多了。聽他說這話，我突然想起某個朋友在飯桌上發表過的犀利觀點：女人就像猴子，抓住了新的樹枝，才會放開手裡的。
說這番話的人是克里斯多夫的一個朋友，後來也成了我的朋友。當時克里斯多夫就坐在我旁邊，他和他的妻子坐在我們對面。他說這句話時若有所指地看了克里斯多夫一眼。他或許不知道，飯桌上的兩個女人，我和他妻子，都聽出了他言語中對女人赤裸裸的嘲諷。
當然，或許他並不在乎我們的感受，只是想說給克里斯多夫聽。因為當時我就坐在他對面，從那個視角看過去，他掛在嘴邊的冷笑和嘴角上翹的弧度都把這種情緒傳達得特別明顯。或許他並不是在抱怨自己的處境，也不是在暗示他們的夫妻關係，因為他說這番話時，他的妻子就鎮定自若地坐在旁邊，還時不時地玩弄著桌布和餐具。
但凡事皆有可能。真相也許是，他們在錯誤的時間認識了對方，雖然她已經愛上了別的男人，但她不願離開身邊這個男人，除非之前那位愛人能給她承諾和保護——沒錯，從我們認識這個女人那天起，她就一直沒工作。她總愛打扮得花枝招展，上哪弄髮型、做指甲這種事問她她準知道。她就是那類女人。沒錯，有時這些花邊新聞沒啥用處，但有時，正是這些無關緊要的細碎線索幫助我們看清了真相。
這樣猜測朋友的婚姻並不是一件樂事，可一旦開始不自覺地胡亂想象，就顧不上禮貌了。或許，結婚多年後，妻子的警告成了爭吵的根源。有些人永遠也不肯原諒對方的一丁點錯誤，不管事情過去了多長時間。他們結婚前可能簽過協議：婚姻中，如果妻子總是三心二意，妻子必須補償丈夫所受的羞辱。
儘管如此，我還是站在妻子這邊。無論事實如何，嫁給這種當著自己妻子和其他女人的面把女人說得如此不堪的男人就是不幸！每個女人聽了這話都要產生懷疑，男人們是不是總在背後這樣胡亂批評女人。
自那以後，我就儘量躲著那個男人。每次克里斯多夫說要聚餐，叫我參加他們公司的週末活動時，我就找藉口逃掉，直到克里斯多夫終於接受我不想再和這對夫妻做朋友這件事。至少他是這麼想的，我也懶得解釋。其實，最開始我只是討厭他朋友一個人，可漸漸地，對他朋友的妻子也失去了好感，跟她在一起時我總覺得不自在。
幾年後，再想起那句話——女人就像猴子，抓住了新的樹枝，才會放開手裡的，我還是無法釋懷。跟伊萬交往後，我又想起這句話來。我知道，從某種程度上說，現在我不能再以情況複雜為藉口逃避了——雖然情況確實複雜。從法律意義上來說，我仍是克里斯多夫的妻子，我們還沒正式辦理離婚手續，甚至還沒有公開分手的訊息。我還住在舊公寓裡，克里斯多夫卻不知所蹤。起初他寄宿在朋友家，後來又搬到他母親閒置的一間公寓裡（那間房本來在出租，現在剛好空出來了，克里斯多夫就騙伊莎貝拉說他要把那裡改造成辦公室）——而這句話也並非任何時候都適用。
不，從某種意義上說，人必須要前行。要麼去解開眼前的局面，要麼就得學會在複雜的境遇中生存。當然，更常見的解決方法是後者。
人越長大，生活就變得越棘手，等到老年時，許多事又會迎刃而解。男人對生活的適應能力更強，他們會逼迫自己迎難而上，所以通常來說，男人離婚後才會再婚——他們這麼做僅僅是基於社會經驗，並非出於羞恥的緣故。女人則不同。女人會經常地進行自我反省，她們一生都被要求這麼做，也特別善於自省。然而，我對伊萬的感覺跟對過去的（也是現任的）丈夫的感情是完全不同的。我放不下伊萬。
我和克里斯多夫分居不到三個月，我就住進了伊萬的公寓。伊萬在做記者，憑藉這份工作，他過著安逸卻並不奢華的生活。他的東西沒有克里斯多夫那麼多，但都是生活必需品，更具實用性。我把自己的東西搬進他家，居然沒有一點緊張感。我們住在一起，經常在一間房裡工作，一起吃飯，同床共寢。這間公寓比我和克里斯多夫住的公寓小，不過我們兩個人住已足夠了，空間太大反而顯得不協調。
沒過多久，伊萬就開始勸我離婚，或者至少讓克里斯多夫知道我已經搬出來了。至今為止克里斯多夫還不知道這事。起初，伊萬猶豫著要不要開口，他似乎還不確定自己有哪些權利——一段愛情的發展，無論是好是壞，總是被當成權利的累積或失去。然而，隨著我們交往的深入，而今我已住進他家，他就不得不明確地告訴我，我已經讓他的處境變得十分尷尬了，他想知道我究竟把他放在何種位置。
這個要求並不過分。按理說，我應該親口告訴克里斯多夫我已經搬離公寓，這很重要。可是，要是事情被別人知道了怎麼辦？郵筒裡堆積的信怎麼辦？這些都是簡單又實際的問題。為什麼我不能給克里斯多夫打個電話，直接說明這一切呢？這個訊息不可能打擊到他。難道我在顧慮克里斯多夫和伊萬之前的關係？還是因為儘管我和其他男人（他的朋友）同居了，我也應該繼續遵守我們之間那個「不對任何人說」的承諾？
顯然，我不能讓伊萬發現我的猶豫。這種猶豫不決是致命的，它很可能讓我和伊萬之間的關係變得像我之前討厭的那對夫妻之間的關係那樣糟糕。我跟伊萬說我會找克里斯多夫說清楚，不過，到底要跟他說些什麼，這一點我們卻從未細談過。他並沒有要我馬上離婚，或許是覺得這個要求有點過分。無論如何，叫女人跟現任丈夫離婚這種話是難以啟齒的。通常，女人為了和愛的人在一起，會自己做出選擇的。
可是，我在格羅妮美那待的時間越長，就越不想面對克里斯多夫。我肯定是愛伊萬的，但是我越發意識到，關於離婚這件事，我希望依靠理智而非憑藉衝動去解決。這樣的想法，連我自身都很難接受，更何況是遠方那位急不可耐的愛人呢？
這大概是因為年齡的緣故，你不能說自己這麼做是因為愛情，因為到了這個年齡，你對愛情早就沒了那麼大的熱情，內心更多地會聽從理智做決定。
理智告訴我，婚後不能跟別的男人同居，至少不能長期這樣。內心聽從理智做決定，可我放棄了婚姻但還沒有離婚，跟克里斯多夫分手了，卻沒有完全擺脫他，繼續處在這種猶豫不決的處境裡就是最不理智的。我越快解決這個問題越好，不能夾在兩個男人相反的期待中搖擺不定。我對自己說，一定要儘快找到克里斯多夫，就算不是為他，也是為我自己。
「不如我來找你？」伊萬再次問道。
「我覺得不用。」我說。
我回答的語氣裡充滿反感和敵意，我擔心這會激怒他。我不想緩解他的焦慮，卻又不想讓他過分擔心，他的猜疑對我倆來說沒有任何好處。於是我繼續說：「我不希望你蹚這渾水，這對任何人來說都不公平……」我還想繼續說，卻被他打斷了：「當然，你說得沒錯。但是，我想你。」
「我也想你。」我說。
我們又聊了一會兒。我告訴他酒店的情況，還提到了瑪麗亞。他認為克里斯多夫只是想跟瑪麗亞玩玩。
「這是克里斯多夫的一貫作風，」他說，「他這個人壞透了，手段倒很——‘高明’。」
「高明」這個詞明顯是帶引號的。說到這，我們都笑了，這感覺就好像我倆在一起吐槽某個共同認識的朋友。從某些方面來看，也確實是這樣。
掛電話前，我又囑咐他不用擔心，說克里斯多夫肯定會同意離婚的。畢竟，上次在電話裡他表現得很冷漠。很多時候，他都是急匆匆地掛了電話，像是急著趕去哪似的。
「現在的情況確實有些尷尬，不過馬上就結束了。」我繼續說，「等克里斯多夫回來，我就提出離婚，那時一切就結束了，剩下不過是一些紙上的協議而已。」
這是我第一次說出「離婚」這個詞，隔著電話我都能感受到伊萬的激動情緒。
「那樣的話，」伊萬似乎在極力剋制自己激動的心情，故意放低聲音，「我真希望他快點回來。」
第三帝國：thirdreich，指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1933-1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