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病房的時候，我發現又只剩格雷戈爾一個人在裡面，他雙目緊閉。我坐到他的邊上，就像從前晚上在保利娜房間時一樣。他沒有睜開眼睛，說：「請原諒我，我不想惹你生氣的。」

他怎麼知道是我進來了呢？

「你也別介意，今天我有些情緒激動。」

「你過來看我，我是希望我們能心平氣和地聊聊的。但是你知道，接受自己時日不多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對不起，格雷戈爾。」

我只想好好地碰碰他，用我的手抓住他的手。只要能感受到他的溫度就足夠了。

格雷戈爾睜開眼睛，轉過頭。他很嚴肅，有一些迷茫，又有些絕望，我再也沒有辦法看懂他了。

「你知道嗎，你變得難以接近。」他用無比柔和的微笑告訴我，「和一個沒有辦法接近的人是很難在一起的。」

我的指甲掐進了手心裡，我緊緊地咬著牙齒。

我曾經讀過的一部小說裡說過，沒有任何一個地方像德國的家庭那樣如此深不可測地保持著沉默。在戰爭結束之後，我沒有辦法向人透露我曾為希特勒工作，否則我會付出代價，也許我會沒有辦法再存活下去。我甚至沒有跟格雷戈爾說過，不是因為我不信任他，我當然相信他。但是我該怎麼和他講述克勞森多夫的食堂？我做不到和他談論那些每天和我一起吃飯的女人——那個有酒糟鼻的女孩，那個肩膀寬闊、愛嚼舌根的女人，一個墮了胎的女人，一個覺得自己是女巫的女人，一個總是沉迷於電影演員的女人，還有一個猶太人。我應該告訴他艾爾弗裡德的故事的，那是我的過錯，那是我的過錯和秘密的清單中最大的一個過錯。可我怎麼向他承認我相信了一名納粹中尉的話，那個人把她送去了一座集中營？我也不能告訴他我還愛過那個中尉。我什麼都沒有說，我也不會說，我從生活中唯一學到的就是如何生存下來。

「我和你說得越多，你就越難以接近，越把自己封閉起來。你現在也在這樣做。」格雷戈爾又咳嗽了。

「你喝點水吧。」

我拿起杯子，把它靠近他的嘴巴。我還記得當我在保利娜的房間裡面這麼做的時候他眼神中的不安。格雷戈爾把嘴唇貼上玻璃杯，專注於喝水的動作，因為他需要花很多的力氣去喝水。而我扶著他的頭：我從來沒有摸過他沒有頭髮時的頭。有多少年我沒有碰過我自己的丈夫了。

水流到了他的下巴上，他移開了玻璃杯。

「你不想再喝點了嗎？」

「我不渴了。」他用手擦了擦嘴巴。

我從口袋裡掏出手帕，擦拭著他的下巴。一開始他縮了一下，隨後就放任我這麼做了。手帕上還有紅色的痕跡，格雷戈爾注意到了。他用一種我無法承受的溫柔眼神看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