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格尼絲說，趁我在的時候她正好可以去喝一杯咖啡。她剛剛才喝了一杯，所以我知道她這是在特意為我們留下獨處的空間。她怕我尷尬，或者我猜錯了，她是因為想到要和丈夫的前妻在一個房間裡而覺得尷尬，尤其是因為現在他就要死了。

在離開前，艾格尼絲給他遞了一杯水。她將手支在他的腦袋後面，方便他稍稍地抬起頭，而格雷戈爾把嘴巴貼在杯子上，他就像一個還沒有學會用杯子喝水的孩子。有一些水灑出來弄溼了他的睡衣，艾格尼絲從床頭櫃上的抽紙裡抽出一張吸水紙，把水擦乾了。她幫他調整了枕頭，重新折了折床單，並在他的耳邊低低地說了一些什麼。我永遠不會知道她說了什麼。她吻了他的額頭，並且調整了百葉窗，以免光線打擾到他。她和我們打了聲招呼之後就推門出去了。

看到另外一個女人照顧格雷戈爾讓我覺得很不自在，倒不是因為他曾經也是我的丈夫，而是因為我也餵過他水，清理過、溫暖過他的身體。戰爭結束的一年後他回來了。

格雷戈爾重新出現的那一天，土豆在安妮的廚房裡面煮著。我和她還有保利娜住在一起，像現在一樣。那是一個夏天，保利娜剛結束在不登格斯的廢墟上捉迷藏的遊戲，我和安妮剛下班回家準備上樓做飯。我的公寓仍然不能住人，安妮也失去了丈夫，她歡迎我去她家裡住，我們三個就睡在一起。

我用叉子叉著土豆，看看它們是不是燒熟了。像往常一樣，我的腳生疼。從家裡到工作的地方需要走足足一個半小時，還好每天晚餐之後安妮都會準備足浴，我們把滿是水泡的腳塞進木盆裡面，嘆著氣。保利娜卻不知疲倦，雖然她整天在廢墟上與其他孩子你追我趕。而我們每天搬運水桶、推手推車、堆磚塊，每小時能掙七十芬尼和一張特殊配給卡。

土豆已經好了，我關掉了火。保利娜的聲音從路邊傳來：「羅莎！」

我抬起頭：「怎麼了？」

有一個像跛了腳的男人正靠著保利娜，我認不出來他是誰。

然後，他用一個我幾乎聽不見的聲音說道：「是我。」我的心都碎了。

我坐在床邊，把手指貼在肚子上，又放到膝蓋上。我整理了一下被腿壓著的裙子，然後雙手再次交叉。我不知道我的手到底應該放在哪裡，我不敢去碰他。

「謝謝你能來，羅莎。」

他用微弱而順從的語氣說道，就像四十四年前那個晚上我從安妮的視窗聽到的聲音一樣。他的皮膚萎縮得厲害，因此顯得鼻子更加地寬，臉骨也更加地突出。

我找尋著指甲裡面口紅的殘餘，我不想讓他看到我邋遢的樣子。雖然這個念頭很傻，但我就是這樣。我擔心他會問艾格尼絲：「那個站在我病房裡雙眼凹陷、滿臉皺紋的女人是誰？」但事實上，他立刻就認出了我，對著我微笑。

「和你見面對我來說很重要。」我對他說。

「我也是，但我沒想到你會來。」

「為什麼？」

格雷戈爾沒有回答我。我又看了一眼我的指甲和指尖，上面並沒有留下口紅。

「柏林怎麼樣？」

「都挺好的。」

在頭腦混亂的時候我想不出任何有關柏林的事情，以及我在那裡的生活。格雷戈爾也沉默了，然後他問：「弗朗茨怎麼樣？」

「他正和他的孫女們在一起呢。他兒子把她們帶來德國度假，他把她們都帶去店裡了。在他給客人刮鬍子、剃頭的時候，很多人出於禮貌而不是出於興趣會問‘小姑娘，你叫什麼名字，你多大了’之類的問題。小姑娘們會用英語回答他們，雖然客戶們聽不懂，但是弗朗茨特別高興，他的孫女們會說另外一門語言讓他覺得特別驕傲。他自從當了爺爺就總是犯傻。」

「不，你弟弟一直都有點奇怪。」

「你這麼覺得嗎？」

「羅莎，他多少年沒有給你寫過信了啊！」

「哦，你知道的，他說他要斷掉和德國人的關係。1918年之後德國人的形象就變差了，有些人甚至改變了姓氏……後來美國加入戰爭，他甚至害怕會被拘禁起來。」

「是的，是的，我都知道，等等，那個被指控的菜是什麼來著……」

「被指控的菜？啊，是酸菜！」我笑了，「他們改了德國酸菜的名字，叫它‘自由捲心菜’。弗朗茨這麼跟我說過。」

「對對，就是酸菜。」他笑著說。

突然他咳起來，從胸腔裡發出的咳嗽還帶著痰液，他不得不仰起頭。也許我應該去扶他，幫一下他。「我該做些什麼？」

但是格雷戈爾清了清嗓子，像什麼都沒有發生過一樣，繼續說道：「他發過來的那封電報你還記得嗎？」

原來他已經對自己的咳嗽習慣了，他只想說話，他不需要別的東西。「我怎麼能忘了呢？他說‘你們當中還有人活著嗎’，除了電話號碼和家庭住址，他就寫了這麼一句話。」

「沒錯兒，你打電話過去的時候他還以為是惡作劇呢。」

「對，你說得沒錯。弗朗茨聽到我的聲音都傻了。」

格雷戈爾再次笑了起來。我沒想到會這麼容易。

「你看吧，這個月底小姑娘們回匹茲堡的時候，他會瘋掉的。誰叫他自己決定回柏林的。有些人到了一定的時候就要回家，誰也不知道為什麼。」

「你也回到了柏林。」

「我是被迫離開格羅斯-帕特斯奇的，我不能算。」

格雷戈爾沉默了，他把頭撇向窗戶，也許他想起了他的父母，他沒能再見到他們，我也沒有。

「我也非常想他們。」我說，但是他沒有回應我。

他穿著長袖睡衣，床單拉到了胸一半的地方。

「你覺得熱嗎？」

他沒有回答。我坐在椅子上，十指交叉，我錯了：這並不容易。

「如果連你都來了，」他過了一會兒說道，「這就說明我快要死了。」

這次輪到我沒有回答他了。

格雷戈爾替我解圍：「管他我是不是要死呢，至少你來了。」

我笑了，眼睛裡充滿了淚水。

「管他你是不是要死呢，至少你回來了。」每次他沮喪的時候，我都這麼和他說。「現在，不好意思，你可死不了了，我不會允許你死的。」

他的體重比離開時少了整整15千克。在關押囚犯的監獄裡他一直捱餓，還患上了肺病，直到現在他還有患慢性肺炎。跛腳後他被送到了德軍的醫院，他們還沒來得及治療他，他就因為胡思亂想而逃離了醫院。因為他發現病房裡的其他人都被截肢了，所以他確信他們也會砍掉他的腿。由於疼痛他跑不了太快，所以他被敵人抓獲，送進了監獄。我幾乎不敢相信格雷戈爾會做出這麼冒失的事，這不是格雷戈爾的風格。

「如果我真的少了一條腿回到你身邊，那會怎麼樣？」他曾經這麼問過我。

「我只要你能回來就夠了。」

「我們本來要一起慶祝聖誕節的，羅莎，我沒有履行我的諾言。」

「噓，現在你該睡覺了，睡吧，明天你必須恢復健康。」

也許是因為腸道感染和他的消化系統遭受過的數月折磨，他沒有辦法吃下任何東西。我設法搞到肉之後，為他做過肉湯，但是他剛吃下幾小勺就立刻吐了出來。他的糞便很稀，呈綠色，散發著一種我從未想過人體能產生的氣味。

我們把格雷戈爾安頓在保利娜的房間裡，晚上我就坐在他床旁邊的椅子上。有時候小女孩醒後跑來找我：「你要和我一起睡嗎？」「不了，小東西，我必須和格雷戈爾在一起。」「如果不這樣，他會死嗎？」「我發誓只要我還在這裡，他就不會死。」有一些早晨我會被照在眼皮上的陽光弄醒，發現她擠在他的身邊。她不是我們的女兒，但是我熟悉她睡夢中呼吸的聲音。

格雷戈爾這副衰退的身體和我的丈夫沒有一點關係，他的皮膚散發著另一種味道，這是保利娜無法理解的事情。但讓這個人活下去是我活下去的唯一理由。我給他餵飯，清洗他的臉、他的手、他的胸口、他的陰莖和睪丸、他的腿、他的腳，我把他的腳放進洗腳盆中蘸水擦拭。安妮現在只需要為她自己準備足浴了。我不再在夜晚去廢墟里收集東西，因為我不想留下他一個人。我剪他的腳趾甲，刮他的鬍子，剪他的頭髮，有時候他無法控制地嘔吐和咳嗽，汙穢物都留在我的手上，我也不曾感到厭惡，我就是愛他。格雷戈爾已經成了我的孩子。

每天他醒來的時候保利娜就會醒來，小女孩為了不讓他聽見會低聲說：「我發誓只要我們都在，羅莎，他就不會死。」

他沒有死。格雷戈爾，他痊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