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真的想幫你。」

「我不想再逃命了，阿爾貝特，我想好好過日子。」

「那就離開這兒。」

我嘆了口氣，問他：「你也會走嗎？」

「對。」

有人在巴伐利亞等他，可是沒人在柏林等我。我將在漫天的炮火中獨自一人，甚至沒有一張床。這樣無用的存在感刺激到了我：「為什麼我還要努力保護自己？難道這是我的責任——但我現在對誰負責？」

這是沒人逃得過的生物本能，如果是格雷戈爾，他會很輕易地接受這個現實。「不要以為你與其他的物種不同。」

我不知道，比起死亡，我這個物種的其他生物是不是更能接受孤苦的生活。難道在貧困和苦難中生活要遠比在脖子上掛一塊石頭然後投入莫伊湖來得輕鬆？可如果戰爭是人類的一種本能，人類生來就是一種有缺陷的物種，我們就沒有必要永遠支援人類的本能。

約瑟夫與赫塔並沒有問我是誰有能力讓我偷偷潛入納粹的火車，也許一直以來他們什麼都知道。我希望他們阻止我離開：「你留在這裡，現在你要贖罪。」然而赫塔撫摸著我的臉頰說：「要小心啊，我的孩子。」

「你們也一起來吧。」我說服了齊格勒，他已經打點好了，可以讓他們也藏進火車。

「我太老了。」赫塔回答道。

「如果你們不走，那我就留在這兒，我不會丟下你們不管的。」我一邊說著一邊想起弗朗茨，每次從失魂中驚醒我都會抓住他的手，我會趴在床上，靠他背部的溫暖平靜下來。「不，我不會丟下你們不管的。」赫塔和約瑟夫的房子就像我弟弟一樣溫暖。

「你走得越早越好。」約瑟夫命令道，這是我第一次聽他用這樣不容置喙的語調說話，「你有責任拯救你自己。」他像在與他的兒子對話。

「格雷戈爾回來的時候，」赫塔說，「他需要你。」

「他永遠不會回來了！」我尖叫道。

赫塔臉色變得慘白，她離開我，癱坐到椅子上。約瑟夫收緊下巴，不顧屋外的低溫走了出去。

我沒有去追他，也沒有起身去赫塔那裡，我覺得我們已經分開，以各自的方式獨處。

但是當他再次回到門口時，我道了歉。赫塔沒有抬頭。

「對不起，」我重複道，「我和你們生活了一年，你們是我剩下的唯一的家人了，我很害怕失去你們，沒有你們我會非常害怕的。」

約瑟夫把一塊木頭丟進壁爐裡，然後坐了下來。

我們坐在一起，三人的臉被爐火溫暖了，就好像回到了我們幻想格雷戈爾休假回來的聖誕晚餐那個時候。

「你會回來看我們的，你和我的兒子。」赫塔說，「你向我保證。」

我如何能說一個「不」字？

扎特跳起來，它彎著腰，駝著背，伸展了雙腿，然後蹲在了我的大腿上，開始長時間地發出「嗚嗚」聲，那聽上去像在和我道別。

三個早晨後，巴士再也沒有出現。希特勒已經離開了，但我的女伴們不知道他不會回來了。我沒有和萊妮或者其他任何人打招呼，我做不到。在格羅斯-帕特斯奇的最後一週，我藉口天氣寒冷，很少出門。

有一天晚上，指甲劃在玻璃上的聲音吵醒了我，我點燃油燈走到窗邊。齊格勒站得非常近。因為光的效果，他投射在玻璃上的臉與我的臉重疊了。我套上外套，走了出去。他向我詳細說明了應該在什麼時間和什麼地點見面。明天會有一名叫施魏格霍費爾的醫生與我見面：他什麼都知道，很可靠。在確認我清楚了一切之後，他快速地跟我道了晚安。他像從前一樣聳了聳肩。

「明天見。」我說，「在車站。」

他點點頭。

第二天下午，在房子門口，赫塔緊緊地拉著我，而約瑟夫則有些侷促，沒有靠近我，他的雙手分別放在我們的肩膀上，他的雙臂環抱著我們。

當我們分開時，我的公公和婆婆最後一次看著我走在格羅斯-帕特斯奇的彎道上，直到我的身影消失。那是10月底，我乘著戈培爾的火車前往柏林，戈培爾不在上面，而阿爾貝特·齊格勒也不會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