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快吃完早餐的時候齊格勒走了進來，我們再也沒有在前任校長辦公室裡獨處了，我們之間已經沒有了聯絡。

早餐是由蘋果、堅果、可可和葡萄乾做成的蛋糕，克魯梅爾將其稱為「元首的蛋糕」。我不知道是元首發明瞭這個食譜，還是廚師把元首喜歡的一切都揉到了這個甜點裡向他致敬。那天之後，我再也沒有吃過葡萄乾。

齊格勒站在大廳的入口處，雙腿張開，雙手叉腰，他抬著下巴說：「埃德娜·科普夫施泰因。」

我呼吸一滯，抬起頭，他避開了我的目光。

大家紛紛疑惑地看著周圍。「埃德娜是誰？我們當中沒有人叫這個名字，他什麼意思？‘科普夫施泰因’，剛才中尉是這麼叫的吧？但這是一個猶太人的名字啊。」她們將餐具放到桌布上或擱在盤子邊上，手放在小腹處。儘管叉子上還有一塊蛋糕，但艾爾弗裡德還是放下了叉子。短暫的猶豫之後，她把蛋糕放進嘴裡慢慢地咀嚼起來。我被她面不改色的神態驚呆了，她總是這樣，艾爾弗裡德從來不害怕，從來不允許任何人——即使是黨衛軍——傷害她的尊嚴。

齊格勒在等她吃完。他到底在玩什麼把戲？

艾爾弗裡德的餐盤空了，齊格勒重複了一遍：「埃德娜·科普夫施泰因。」

我猛地起身，把椅子都撞翻了。

「不要搶風頭,柏林人。」艾爾弗裡德說完，面朝中尉走了過去。

「我們走。」他說。於是她頭也不回地跟著他走了。

那天是週六，是回家的日子。

巴士開走的時候，艾爾弗裡德不在車上。

「她在哪兒？」萊妮問我，「她今天午餐和晚餐都沒有來吃。」

「明天她會跟我們說清楚的。」我試著安慰她。

「誰是埃德娜·科普夫施泰因？和她有什麼關係？」

「我不知道，萊妮，我怎麼會知道呢？」

「你覺得他們是不是還在一起討論恩斯特？」

「不，我不這麼認為。」

「羅莎，早晨你為什麼突然站起來？」

我轉過頭，萊妮沒有再追問。我們都情緒低落，奧古斯丁時不時地從她那一排往我這兒看。她頭擺動的姿態好像在說：「不，不可能，我實在沒有辦法相信她是一個猶太人，羅莎，你原來就知道嗎？怎麼說呢，現在我們該怎麼辦呢？他們已經發現她了，你知道他們會做什麼嗎？」

第二天，在艾爾弗裡德平常等待巴士的街道上甚至看不見一個可以證明她存在的菸頭。

到了食堂，他們告訴我們，從週一起元首將離開至少十天，於是我們至少有十天的時間不需要去兵營。那個晚上，還有後來的幾個晚上，齊格勒都沒有出現在我的視窗，而我們也沒有任何艾爾弗裡德的訊息。

烏拉在與一群她結交計程車兵聊天的時候發現——我不知道海納是否在其中，總之艾爾弗裡德的事已經人盡皆知——破綻是從恩斯特那裡顯露的。他在接受審判時說：「你們能相信那個女人的話嗎？你們知道她做了什麼嗎？她曾經帶一個試毒員去一個躲在森林裡的男人那裡墮胎。沒人知道那個男人是誰，他為什麼要藏在森林裡。說不定他是個逃兵或者是帝國的敵人呢？」

是萊妮告訴恩斯特海克墮胎的事情的。她似乎喜歡這種大膽的行為——吹噓自己的見聞，試著引誘別人對自己高看一眼。她畢竟信任著恩斯特。

所以齊格勒去了海克家並審訊了她幾個小時，當他轉而威脅海克的兒子時，她鬆了口。她說：「他在格爾利茨的樹林裡，靠近陶赫爾湖的方向。」

那個男人沒有任何能證明身份的證件，但對於保安局的人來說，查明他是一個曾經被取締執照的猶太醫生簡直不費吹灰之力。他一直以來都成功地逃脫了追捕。艾爾弗裡德一直都認識他：那是她的父親。

艾爾弗裡德的母親是一個血統純正的德國人，她提出了離婚。而半猶太人艾爾弗裡德雖然沒有和父親住在一起，卻也一直沒有與他斷絕關係。多年前當她還住在格但斯克的時候，他們家的一個朋友把自己的身份證給了她。她們用褪色靈把證件上原來的墨水擦掉，改了出生日期，取下證件上原本的照片，換上了另外一張。她們還用筆重新描摹了證件上的四個公章，畫上了老鷹的翅膀，和納粹黨的「卐」字外框的圓圈。從那天起，埃德娜·科普夫施泰因就成了艾爾弗裡德·庫恩。

她成功欺騙了黨衛軍一整年，他們的老巢裡有一個敵人，他們還每天給她提供美味的食物，相信她是他們中的一員。

她大概每天都活在戒備中，這是她慣有的狀態，是對東窗事發的恐懼，是每天在巴士上對那些被送上火車再也回不來的人的愧疚。她對那些不夠狡猾、不擅長說謊的人感到抱歉：不是每個人都有這樣的能力的。

也許戰爭結束之後，她會恢復自己的名字和身份，即使這些年來縈繞在夜晚的都是噩夢，她還是會想起那些在秘密時期救助過自己的高尚的人。為了驅逐噩夢，她也許會在光明節的午餐期間和她的孫子們談論——或者像我一樣從不提起。

如果她從未被招為試毒員，她可能會倖免於難。然而，她和她的父親都被驅逐了。

這是赫塔告訴我的，井邊排隊打水的女人們都這麼說。一個猶太人愚弄了納粹的故事已經在整個鎮上傳開了。所以，格羅斯-帕特斯奇、拉斯騰堡和克勞森多夫的所有人，他們一直知道我們以及我們的工作嗎？

「他們被驅逐了。」赫塔告訴我這個訊息的時候並沒有將她的上唇抿到牙齒之間，她看上去不像一隻烏龜：這個母親的生命中唯一的最大的悲痛就是失去格雷戈爾，她現在已不再為其他任何人感到悲傷了。

我走出屋子時「砰」地關上了門。已經是晚上了。「你要去哪裡？」約瑟夫問我，但是我什麼都聽不進去。我漫無目的地走著，腿部有一陣燥熱，只有肌肉的不斷運動才可以使它平息，可誰又知道這會不會使它變得更強烈。

電纜上的鳥巢還在，但是裡面沒有鸛。它們永遠不會回到這裡，不會再回到東普魯士了，這不是一個好地方，這裡只有沼澤和腐爛的氣息，所以它們會改變飛行的方向，永遠忘記這塊平原。

我沒有停下腳步。「我很想知道你為什麼要這麼做。你本可以默不作聲。你為什麼要替萊妮報仇？她自己都不想替自己報仇。」

那是一種自殺性行為，是作為倖存者的罪惡感，艾爾弗裡德再也受不了這種罪惡感了。也許這只是她當時無意識的衝動，同樣的衝動也出現在她把我推到牆上的時候，她沒有辦法抑制自己的衝動。直到現在我才明白，她一直覺得被監視著，她生活在極度的焦慮之中，那天在洗手間裡，她是在試探我嗎？這就像籠子中的動物不顧一切地尋找方法開門脫身，它們甚至忘了計算開啟門所需要付出的代價。這也許是有高度自我保護意識和自尊的她與我建立親密關係的唯一方法。

我沒有和她走向相同的命運。我很安全，我全身心地相信著齊格勒，可他背叛了我。他會說這是他的工作。反正所有工作最終都是妥協，每個工作都只是換個形式的奴役罷了：這個世界上需要完全被牽著鼻子走向指定方向的人，這樣才能確保他們不會走出軌道或者走向邊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