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炸之後的幾個小時裡，我聽不到一點聲音。

一個尖銳的聲音在我的耳膜裡響著。那聲音和柏林的警報聲一樣，那麼單調，那麼不依不饒：不論它是什麼聲音，我腦海裡都充滿了它，它把我與外界，與它所形成的混亂隔絕開。

爆炸發生在狼穴裡。

「希特勒死了。」士兵們漫無目的地從這頭跑到那頭。投影儀因為撞擊而傾斜了，它現在投射出的只有一片漆黑，一陣持續的嗡嗡聲傳來。萊妮顫抖著，像到食堂的第一天那樣絕望。她不再在意恩斯特，而恩斯特在慌亂中問海納：「我們現在該怎麼辦？」海納沒有回答他。

「他死了。」烏拉說。我們吃了一驚，因為沒有人相信希特勒會死。她第一個站了起來，昏昏沉沉地環顧了一下四周，然後低聲說道：「都結束了。」

我的臉朝下，我彷彿看見了我的母親，她的外衣下是睡衣，這是她死亡時的打扮。難以置信的是，當我上去擁抱她時，她身上的香氣還在。我再一次看到我的母親在爆炸中身亡，而一個我無法辨識的聲音在耳膜裡不斷地迴盪。我想這是一個專門為我準備的懲罰。

不過元首也遭受了和我一樣的痛苦，而且更甚。為了逃出勒加布萊克的廢墟，他倚在了沒有受傷的凱特爾身上，而他的臉髒得像掃煙囪的工人一樣，頭上還冒著煙，手臂像提線木偶，褲子已經碎成了條狀，看上去像酒椰纖維做成的短裙。他比我的媽媽還要可笑。

只是他還活著，而且決意要報復。

凌晨一點的時候，他通過廣播宣佈了這個訊息。赫塔和約瑟夫還有我在廚房的桌邊聽到了這個訊息。我們疲憊又清醒。我們什麼也沒做，只是守著收音機，忘記了吃飯。那天下午，前往克勞森多夫的班車沒有來。班車沒有來接我，不過他們肯定也找不到我，因為我花了好幾個小時才走回了家。我一句話也沒說，離開了萊妮和烏拉，她們並沒有停止猜測：現在到底發生了什麼？希特勒是不是已經死了？

但是他還活著。通過民主德國廣播電臺，這個訊息傳遍了全國和整個歐洲。他已經逃離了死亡。這表明他將完成上天委託給他的任務。

墨索里尼也是這麼說的。那天由於火車晚點，他在下午大約四點的時候才到達——雖然會議提前召開就是為了能夠早點迎接他——他和他受傷的盟友在廢墟里面轉了半天。前一年，希特勒派遣了一支納粹突擊隊把墨索里尼從格蘭薩索的監獄中救了出來。而墨索里尼自己的女婿加萊阿佐·齊亞諾卻在去年7月的時候投票反對他：我們實在不能說7月對獨裁者來說是一個好月份。但是墨索里尼——他有著無可救藥的樂觀——甚至妄想獲得國王的信任，而這位國王曾經稱他為「希特勒在義大利的省長」。

義大利人就是這樣，弱小，有點懶惰，當然算不上是最好計程車兵，但是他們很樂觀。墨索里尼就是這樣一個好朋友。希特勒遲早會向他展示自己多麼會模仿維托里奧·埃馬努埃萊的笑聲。在希特勒模仿的所有政治家當中，這個帶著尖銳笑聲的男孩是他的模仿利器，他總是能讓每一個人都笑得前仰後合。然而現在不是開玩笑的時候。他的小腿被燙傷了，一條胳膊也抬不起來，但他還是護送墨索里尼去了廢墟，在那裡轉了一圈。他這麼做只是因為如果他聽從醫生的建議躺在床上的話，全世界都會胡亂猜測他的健康狀況。

面對朋友遇到的麻煩，這位領袖做出了一個極其樂觀的預判：他們在這樣的奇蹟之後是不可能失敗的。實際上，他是促成這個奇蹟的原因之一，雖然希特勒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墨索里尼的行程改變使得謀殺者的準備時間不夠了，他們只有時間去觸發預定的兩枚炸彈中的一枚，而另一枚他們已沒有時間去引爆了。所以墨索里尼救了他的命。

元首從廣播裡喊著：「這群犯罪分子，絲毫沒有國防軍精神和德國人民的精神。罪犯將被毫無憐憫地消滅。」

約瑟夫咬著菸斗，直到他的下巴嘎吱作響。在失去了一個他沒能埋葬的兒子後，他甚至幾乎失去了我。他一動不動的姿勢和砸在桌上的拳頭讓扎特遠離了他，它蹲在了桌子底下。

我腦海中的噪聲繼續折磨著我。希特勒在廣播裡公佈了施陶芬貝格的名字：我感到我的耳朵被匕首刺穿了，我急忙用手捂住它。我耳骨的火熱和手掌的冰冷形成的反差使我打了一個激靈。

元首說施陶芬貝格是帕特斯奇的負責人，而我立刻想到了瑪麗亞。我當時不知道上校已經被槍決了，也不知道會有怎樣的命運落到我朋友的身上。

在那個7月的夜晚，窗戶敞開著，路上沒有任何人。乾草房的門關閉著。青蛙無動於衷地呱呱叫著，它們不知道它們的主人在幾個小時之前慌不擇路，它們甚至不知道它們有一個主人。

「我們會以國家社會黨人的方式進行清算。」希特勒喊道。約瑟夫的煙管在他的牙齒下碎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