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貝特的臉皺了起來——每天五十個人，他很害怕。

「有一天早晨，其中一個人瘋了。他沒有把槍瞄準她們，而是朝我們開了槍，所以我們互相打了起來。」

我那時不知道有一些亂葬崗，在那裡猶太人被挨著平放，每一個人的頭部都被重重地捶打過，屍體被拋到地裡，撒上灰和漂白粉它們就不會發臭了。而屍體上面又會堆上一層新的猶太人，他們的脖頸裸露著。我當時不知道，那些孩子被拎著頭髮站立著槍決，那裡排著長達幾公里的猶太人和俄羅斯人——他們是亞洲人，他們和我們不一樣——他們都即將跌進墳堆裡，或被抓進卡車裡吸一氧化碳而死。我本來可以在戰爭結束之前就知道這些事情，我本來可以問他的，但是我太害怕了，所以我沒有辦法去談論，也不想知道這些事。

那時候我們都知道些什麼呢？

1933年3月，達豪集中營成立了，那裡面一共可以容納五千人，報紙上是這麼說的。那是個工作的地方，人們是這麼說的，但並不是心甘情願這麼說的。「有一個從那裡回來的人，」門房咕噥著，「他說囚犯們不得不一邊捱打一邊唱《霍斯特·威塞爾之歌》。啊，這就是為什麼人們喊它作‘音樂場’了吧。」看門人開著玩笑，又繼續打掃起來。他本來只是想玩玩宣傳敵方的紙牌——簡單地說，反正每個人都玩——但不巧被抓了。那些從達豪集中營回來的人都連聲說：「請不要再問我問題了，我說不出來。」這時候人們就會很擔心。而雜貨商保證說：「那是一個充滿罪犯的地方。」尤其是當很多人都在聽的時候，他就會這麼說：「那裡關著持不同政見的共產黨之流，那是為那些不閉嘴的人專門設立的地方。‘上帝啊，請別讓我說了，我不想去達豪集中營’幾乎成了一句常用的禱告詞。」「他們讓裡面的人穿上為國防軍準備的新靴子，」人們說，「他們多穿一會兒就可以軟化新鞋，這樣，士兵們穿著它們才不會腳上冒水泡，至少這種風險可以被消除了。」「勞教所就是用來給你洗腦的，」鐵匠解釋說，「你離開那裡的時候，一定早就失去批評的想法了。那首歌是怎麼唱的來著？它叫《十個小評論家》，就連孩子都會唱這首歌。‘如果你表現得不好，你就會被送到達豪集中營去。’父母們都這麼威脅孩子，達豪，就是關壞人的地方；達豪，就是壞人肆虐的天下。」

而我那個時候活在擔心爸爸會被帶走的恐懼中，因為他向來口無遮攔。「蓋世太保的一隻眼睛在盯著你呢。」他的一位同事曾經這麼警告過他。而我的母親尖叫道：「誹謗國家社會主義，你聽聽你都在說些什麼。」我的父親沒有回答，他「砰」地關上了門。他一個鐵路工人，知道些什麼？他是不是看見了那些裝滿人的火車，看見男人、女人還有小孩都擠在裝牲畜的車廂裡？他是否也相信這個計劃只是為了讓猶太人重新回到東方去，就像他們說的那樣？還有齊格勒，他知道一切嗎，集中營的滅絕計劃，還有最終的解決方案？

我因為未著寸縷而感覺受到了一絲威脅，於是我用手摸索著我的睡衣；我害怕他會發現並對我生氣。他轉身面對著我。

「他們告訴我，沒問題。我們可以被分派到其他的職能部門去，我只是分派大軍中的一個。反正備用的人還有很多，所以我可以調崗，反正這也改變不了什麼。我和我計程車兵可以不去做那件事，反正還有很多其他的人可以。」

我慢慢地小心翼翼地移動著，就好像他不允許我動一樣。「天亮了。」我一邊說一邊起。

他像往常一樣動了動下巴表示他知道了。「好吧。」他說，「你去睡吧。」

「旅途愉快。」

「二十天後見。」

我沒有回答他。他剛才的話是一種祈求，只是我沒有明白，甚至忽略了它。

我可以忽略齊格勒是誰而與他做愛：在乾草房裡，有的只是我們的身體、我們的玩笑、那個與我結盟的孩子，沒有其他的東西，沒有其他人。雖然我失去了在前線的丈夫，我還是可以和齊格勒做愛。我在前線的丈夫也曾不得不去殺人，殺士兵或者平民，也許他也難以入睡，無能又頹廢，或者與那些俄羅斯人上了床——她們是亞洲人，她們和我們不一樣——他學會了怎樣打仗，他也知道戰爭就是如此。

許多年之後，我想象著在克里米亞，齊格勒坐在行軍床邊，雙手的手肘靠在他的膝蓋上。他交叉的手指抵著自己的額頭，他不知道該怎麼辦。他想離開，所以想要求調離原崗，可他擔心這會影響他的職業生涯。如果他離開了特別行動隊，他可能再也得不到晉升機會了。這不是一個道德問題。不管是俄羅斯人、猶太人還是吉卜賽人，他從來都不關心，他不恨他們，他甚至不愛人類，他當然不相信生命的價值。

如果你可以隨時結束一個生命，那你如何為它賦予價值呢？這東西是如此脆弱，價值是有力量的，生命卻沒有。堅不可摧的東西有價值，生命卻沒有。所以才會有人來請你犧牲掉你的生命，因為還有更重要的東西需要你去拯救，比如祖國。格雷戈爾就是決定這樣做的，他應徵入伍了。

這與信仰無關：齊格勒親眼見證了德國的奇蹟。他經常聽他計程車兵們說：「如果希特勒死了，那我也要去死。」歸根結底，生命居然這麼微不足道，給某人投票就灌注了你生命的全部意義。即使斯大林格勒的戰事失敗了，男人們還是繼續相信元首，而女人們為他的生日獻上繡有老鷹和納粹十字的墊子。希特勒曾經說過，他的生命不會在死亡的那一刻告終，而將在那一刻開始。齊格勒知道，他說得沒錯。

他為自己站在正確的一方而感到驕傲。沒有人喜歡失敗者，也沒有人喜歡所有人類。你不能為從六百萬年前就開始的數十億人類的破碎的生命哭泣。這不是從一開始就有的規定嗎：地球上的每一個存在遲早都會消失？親耳聽見一匹馬不滿的嘶叫聲比想到一個不認識的人的悲慘命運更讓人覺得是種折磨，正是死亡造就了歷史。

憐憫之心從來都不是普世的，只存在對個人命運的憐憫。老拉比將雙手放在胸前祈禱，因為他已經明白他會死去。猶太女人如此美麗，卻即將失去生命。你將俄羅斯女人的雙腿勾在自己的盆骨兩邊，那一刻你以為你受到了保護。

又或者是我的數學老師亞當·沃特曼，他在我的面前被逮捕了。受害者的形象逐漸地在我眼前清晰起來，還有其他人，他們是帝國的受害者，這個地球的受害者，上帝原罪的受害者。

齊格勒害怕無法適應恐懼，所以他每天晚上都睜著眼睛坐在行軍床上。他又害怕適應了恐懼，從而無法再為任何人感到悲傷，即使面對他的孩子也是如此。他害怕他會發瘋，他不得不要求調離崗位。

他的一級突擊隊中隊長將會感到失望：「居然是齊格勒，這個儘管有著健康問題但勇往直前、從未退縮的人。誰去把這個訊息告訴希姆萊？你給他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他不會承認他居然看走了眼的。」

齊格勒的鮮血不是在默默地流淌，不打擾任何人，相反，鮮血流淌著，發出了「噝噝」的聲音。當他在行軍床上無法入眠的時候，他甚至聽到了咆哮。於是他要求調職，將過去的一切扔在腦後。但是他內心的咆哮並沒有停止。他有缺陷，卻無法補救，對於生來就有缺陷的事情沒有任何補救的措施。比如生命，它就沒有補救的措施，它的目的一定是死亡，為什麼人類就無法從中獲益呢？

當他到達克勞森多夫時，黨衛軍二級突擊隊中隊長阿爾貝特·齊格勒知道他會永遠待在這個職位上，永遠都不可能晉升了。他也曾經有過彌補失敗的願望，雖然內心崩潰，表面上還是保持著從前的嚴謹。直到有一天他來到我的窗前，開始看著我。

很多年來，我相信是他的秘密——他不能承認的秘密，也是我不願聽到的秘密——阻止了我真正地愛上他。但我錯了。我對我丈夫的瞭解也不多，我們在同一個屋簷下住了一年，然後他就加入了戰爭。不，我不是不認識他。畢竟，愛情發生在了兩個陌生人之間，兩個迫不及待衝破邊界的陌生人。愛情發生在了兩個充滿恐懼的人之間。不是因為那個秘密，而是因為第三帝國的淪陷，這份愛沒有幸存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