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晚上我都出去和他做愛。我帶著像要去見不可避免的事物的決心快步走向乾草房，如同行軍計程車兵。我腦中有無數個問題折磨著我，我讓它們保持沉默，第二天的時候它們會捲土重來，但是每當我進入乾草房的時候，它們就被一張網纏住了，沒有辦法越過我的渴望。

那種不顧一切出門的姿態，是一種叛亂。在我隱秘的孤獨中，我感到了一種完整的自由：把自己從生活的強權控制中解脫出來，把一切交由事物的隨機性。

我們是情人。找尋成為情人的理由是幼稚的。齊格勒看了我一眼，或者說他見到了我。在彼時彼地，一切就已經足夠了。

也許有一天，約瑟夫開啟門會看見我們彼此靠在一起，身上蓋著一件納粹軍服。為什麼這不會發生呢？早晨的時候，我會想，沒錯，我會被掛在絞刑架上面對所有人的譴責。「這就是那個罪人的故事，」我的同伴們會這麼說，「許多問題就都解釋得通了。」「一個來自柏林的女秘書，」赫塔會說，「我就知道她不可靠。」

為免在黑暗中跌倒，我緊緊抓住我情人的身體。有一瞬間我覺得我的生命在加速，他在我的身體裡快速地運動著，這消耗了我所有機能，讓我的頭髮散掉，指甲也都裂開了。

「聚會那天晚上我就想問你，你是在哪裡學的唱歌？」

阿爾貝特還從未問過我私人問題。他真的關心我嗎？

「在柏林，一所學校裡。我們有一個合唱團，每週有兩個下午排練，年末我們會給父母做彙報演出……對家長來說還真是折磨啊。」

「但是你唱得好極了。」

他用十分親密的語氣說話，就好像我們是多年的朋友，其實這是第一次，至少是我記憶中我們的第一次聊天。

「我有一個特別好的老師，他知道如何激勵我們。因為我喜歡唱歌，他就給我分配了獨唱的部分。我在學校裡總是很開心。」

「我以前在學校裡就沒那麼開心了。你想得到嗎？我的小學老師還帶我們去墓地。」

「去墓地？」

「對，她教我們識字。她讓我們看那些墓碑上的字，因為墓碑上的字總是很大，字型工整，既有字母又有數字，她覺得這樣還挺方便的。」

「多麼實用主義的女人啊！」

我能和他開這樣的玩笑嗎？

「一到早晨她就讓我們排成兩排，然後帶我們去墓地。為了尊重那些‘可憐的死者’，我們必須保持安靜，每個人都要讀一塊墓碑上的字。有的時候，想到地下有死人我就覺得震撼，所以我一個字也念不出來。」

「別找藉口了。」我笑著揶揄他。

可以開玩笑的。他也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