轟炸發生之後，我一直在想，我的失魂可能是一種前兆夢。歸根結底，每一個生命都被強迫著不斷地戰鬥。

12月27號是我的生日，雪已經停了。我渴望失魂將我帶走，因為那會是一種解脫，所有痛苦都會被釋放出來，而不必憋在心裡，我也就不用去打擾已經憔悴不堪的赫塔，去讓約瑟夫擔心了。

但是失魂的情況再也沒有出現過。我的丈夫沒有來，他也再沒有給我們寫信。

兩個半月之後，我們收到了另外一封信，信是從軍屬通知服務中心辦公室發來的，信上說，格雷戈爾·紹爾，34歲，身高1.82米，體重75千克，胸圍101釐米，金色頭髮，正常鼻子和下巴，身體健康，藍色眼睛，皮膚白皙，牙齒健康，工程師，失蹤。

他失蹤了。那張紙上沒有寫，這個叫格雷戈爾·紹爾的男人小腿肚很瘦，大腳趾和其他的腳趾分得很開，像一個海灣的形狀；他鞋底的內側總是更容易磨損；他熱愛音樂，但是從來不哼——事實上，他會懇求我「別唱了，求你」，因為我總是在不停地哼歌，至少在戰前是這樣的——他每天都要刮鬍子（至少在和平年代是如此），臉上的白色泡沫和他的嘴唇形成鮮明的對比，使他的嘴唇顯得更紅、更肉感了，雖然他的嘴唇並不是那樣的；他每次開著那輛舊nsu汽車時，他的食指就會在他的薄唇下滑動。我一直很討厭他這個小動作，因為我覺得這使他看起來優柔寡斷。如果他看上去不夠堅定，如果他把這個世界看成一個威脅，如果他不想給我一個孩子，我就不那麼愛他了。我覺得他那根放在唇下的食指就像一個屏障，隔開了我和他。信上也沒有寫，他習慣很早就起床，一個人吃早飯，在我的喋喋不休中找一個清淨的機會。雖然我們結婚才一年他就不得不前往前線，但是，只要我喝完茶之後假裝睡著了，他就會坐在床沿，像親吻孩子般親吻著我的雙手。

他們以為用一些數字就可以定義他的身份。但是，只要他們不說這個人是我的丈夫，那我就不覺得他們是在說他。

赫塔跌坐在椅子上，完全崩潰了。「赫塔。」我喊她，她不回答。我搖了搖她，她既僵硬又癱軟。我給她倒了一杯水，但她不喝。「赫塔，我求求你了。」我低頭又朝她推了推杯子。赫塔望著天花板說道：「我再也見不到他了。」

「他沒有死。」我尖叫道。她的身體猛地一僵，終於看向我。「他沒有死，他失蹤了，信上說他失蹤了，你明白嗎？」她的身體漸漸變得平靜，但是突然又扭曲起來：「約瑟夫在哪裡？」「我馬上去找他可以嗎？你先喝點水吧。」我又朝她推了推杯子。「約瑟夫在哪裡？」她又問了一次。

我穿過村莊，直奔米爾登哈根城堡。田間的樹枝瘦弱纖細，枝幹也都是細細長長的，到處都能看見髒得發黴的瓦片，許多柵欄後都養著呆頭呆腦的鵝，一些女人在窗戶後面看著，有一個騎腳踏車的男人見到我後向我脫帽致意。但是我只顧著跑，對他視而不見。一根電線杆頂上築了一個巢，鸛的長嘴巴指向天空，彷彿在祈禱——它並不是為我祈禱。

我跑得渾身是汗，抓著大門喊約瑟夫。鸛今年來得這麼早？春天馬上就要到了，但格雷戈爾不會回來了。他是我的丈夫，是我的幸福所在。可我再也不能揉捏他的耳垂了，他再也不能把臉埋在我的胸前，蜷縮著身子躺在我身邊，讓我撫摸他的背了。如今他再也沒有機會把他的臉貼到我變大的肚子上，我也再沒有機會有一個他的孩子了。他不會有機會把孩子抱進自己的懷裡，對兒子講述自己小時候在田間的故事，那些整日在樹林裡玩耍的日子，或者俯身跳入湖裡，被冰冷的水凍得嘴唇發紫的事了。我希望可以再次把手指伸進他的嘴裡，獲得安全感。

我把頭伸進柵欄，大聲地呼喊著。一個男人走過來，問我是誰，我支支吾吾地告訴他，我找園丁，我是他的兒媳婦。而他一開啟門，我就衝了進去，我也不知道方向，但是我聽見了約瑟夫的聲音，終於循聲找到了他。我把那張紙遞給他。我向他解釋了一下，他翻看了內容。

「請您回家吧，家裡需要您。」一陣從臺階上傳來的腳步聲讓我們回了頭。

「約瑟夫。」一個紅頭髮、奶油色圓潤面龐的女人正提著她的裙子，看上去像是為了找我們而匆匆跑來。她披在肩上的外套已經滑落到一邊，露出了她的勃艮第式衣袖。

「男爵夫人。」我的公公為產生的騷動向她道歉，他解釋著發生的事，並且請求允許他離開。男爵夫人走近他並握住了他的手，在我看來像是擔心我公公會突然摔倒。「我很抱歉。」她用閃著光的眼睛告訴他。就在這一刻，約瑟夫流下了眼淚。

我從來沒見過一個上了年紀的男人哭，這種哭泣沒有聲音，只有吱吱作響的關節聲，更多地表現為骨頭鬆垮，走路搖搖晃晃，失去了一切對肌肉的控制，這是一個年老者的絕望表現。

男爵夫人試圖安慰他，但隨後她放棄了，只是等待他平靜下來。「您是羅莎，對吧？」我點點頭，不知道她怎麼會知道我。「我很抱歉在這樣傷心的場合與您見面，其實我還挺想認識您的，約瑟夫跟我講過一些您的事情。」我沒有時間去想為什麼她會想要認識我，為什麼約瑟夫會跟她講我的事情，又為什麼一位男爵夫人會認識一個園丁。我的公公將他粗糙的手從那女人的手中抽出來，擦了擦他稀疏的睫毛，懇請我和他一起離開。我記不清他到底向男爵夫人道了多少次歉，而在回家的路上又向我道了多少次歉。

我是一個寡婦了，不，我不是。格雷戈爾還沒有死，只是我們現在不知道他在哪裡、還會不會回來。從俄國一共回來過多少失蹤的人？我甚至沒有一個可以每週在上面擺鮮花的十字架。我只有那張他小時候的照片，他的眼睛因為刺眼的陽光眯起來，臉上沒有微笑。

我想象著他躺在雪地裡伸長了手臂，但是我的手腕根本不在那裡，我離他太遠了，所以他的手只能攥緊了空氣。我想象著他因為支撐不住疲憊，睡著了，他的戰友們不想再等他了，那個膽小鬼戰友——真是沒用的東西——也沒有等他，於是他就在雪裡凍僵了。當天氣又變溫暖的時候，蓋在他身上的冰雪就會融化，也許，一個像套娃一樣有著紅撲撲的臉頰的俄國姑娘會親吻他，將他喚醒，於是他和這個女孩一起開始嶄新的生活，他們會生一個叫尤里或者伊蓮娜的孩子，他們會在一棟達恰裡面過年，有時候在壁爐前，他會產生一種奇怪得自己都沒有辦法解釋的感覺。「你在想什麼呢？」那個套娃一樣的姑娘會這麼問他。「我好像忘了什麼事情，確切點說，我可能忘了什麼人，」他會這麼回答她，「但我不記得那個人是誰了。」

又或者許多年之後，我會收到一封來自俄國的信。格雷戈爾·紹爾的屍體已經在一個群葬墓堆中發現。他們怎麼能確定那就是他呢？我們又怎麼知道他們沒有弄錯？但我們會相信的，因為我們別無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