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早晨，克魯梅爾向我們宣佈，他會好好呵護我們。他就直接這麼說了——呵護。我們這些人可再也不相信什麼「呵護」了。他說，過會兒要給我們嘗一下他做的脆麵包片。他剛才為了給他的上司一個驚喜，特意去烤了一些。他說道：「元首可喜歡吃脆麵包片了，打仗的時候他還在戰壕裡做過呢。」

「那當然啦，反正在前線什麼食材都有。」奧古斯丁又發出了嘖嘖聲，「黃油啊，蜂蜜啊，酵母啊，他直接在那兒就可以生產了。嗯，還汗流浹背的呢。」還好看守們都沒有聽見她說什麼，克魯梅爾也已經和助手們一起回後廚了。

艾爾弗裡德的鼻子裡卻傳出了一種聲音，那是笑聲。我可從來沒有聽過艾爾弗裡德笑，這種意外驚喜讓我也跟著笑了起來。我倒是想控制自己，可艾爾弗裡德的聲音一傳到我耳朵裡，我就忍不住爆發出了笑聲。「喂，你這個柏林人能不能控制一下自己啊？」她衝我不滿道。但是，我聽見整個食堂裡出現了越來越多的憋笑聲和抽氣聲，聲音越來越大，最後大家都爆發了，在黨衛軍懷疑的目光裡，所有人都哈哈大笑。

「你們笑什麼笑？」他們的手指在槍套上面畫著，「到底怎麼了？」有一個看守直接用手砸了桌子一拳。「還要我讓你們停下來嗎？」

我們艱難地止住了笑聲。「守點規矩！」高個子喊道，我們的歡樂逐漸稀釋。

這是我們第一次集體歡笑。

烤麵包片又脆又香，我細細品嚐著這份工作的特權帶來的美味。克魯梅爾十分滿意，隨著認識他的時間越來越長，我發現他對自己廚師的職業由衷地自豪。

他也是柏林人，最初在米託帕公司工作，那是一家參與臥鋪車廂和餐飲車廂管理的歐洲公司。1937年他被元首僱用，負責他專列中的飲食。專列設有輕型防空炮，能夠對低空攻擊做出迅速的反應，而且擁有典雅的套房。克魯梅爾說，希特勒曾開玩笑地把他的專列稱作「狂熱的帝國總理酒店」。美國還沒有參戰的時候，這輛專列的代號就叫作「美國」。後來它就被降級成了「勃蘭登堡」，這個名字在我聽來就沒有那麼豪邁了，但我不會告訴克魯梅爾。現在，元首在狼穴長居，克魯梅爾每天要煮兩百多份，同時也「呵護」著我們這些試毒員。

我們從來不被允許進入廚房，他也只在有事情要告訴我們的時候才會走出來，或者在警衛向他報告情況的時候。比如，海克指出當天水的味道有點奇怪，接著貝雅特也同樣提出這個問題，女人們會接二連三地跳起來，頭疼啦，噁心啦，反胃啦，痛苦啦之類的。這可是聖濤樂礦泉水啊，元首的最愛！他可是把它叫作「幸福之水」的，怎麼會喝了不適呢？

一個星期二，兩個幫廚因為發燒沒有來，克魯梅爾來到食堂請我幫忙。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他會找我，也許是因為只有我一個人研究了所有那些很快就被其他人厭倦的營養書，又或許是因為我和他一樣都來自柏林。

看到他的選擇，「洗腦黨」的那些姑娘都氣歪了鼻子，要說誰最有資格進廚房，應該是她們吧，她們是完美的家庭主婦啊。有一次，我聽見格特魯德跟她的姐妹說：「你看到那篇報道了嗎？那個年輕的女人進了一家猶太人的商店，然後馬上就被囚禁起來了。」「沒有，在哪兒發生的？」扎比內問她。格特魯德自顧自地繼續說：「那女人發現商店後面有一條地下通道，她從那裡經過時，店主聯合了其他猶太人，把她帶到猶太教堂裡輪姦了。」扎比內驚恐地閉上了眼睛，就好像她正目睹整個過程一樣。「是真的嗎，格蒂？」「當然啦，」她的姐妹重申道，「在把女人獻祭之前，猶太人總會先強姦她。」「你是在《先鋒報》裡讀到這則訊息的嗎？」西奧多拉問她。「你只要知道我知道這事兒就行了。」格特魯德回答。「現在我們這些家庭婦女就算是去商店買個東西也不安全了。」「這倒是真的，」西奧多拉說，「幸好那些商店已經關門了。」

一個理想的德國母親、德國妻子和德國家庭主婦，是會用一切去捍衛自己的。正因為西奧多拉是有資格的代表，所以她被批准與克魯梅爾談話。她告訴廚師，戰前她的家庭就經營著一家餐廳，她在廚房方面是有經驗的，她可以證明。廚師同意了。

他給了我們一人一條圍裙和一大盒蔬菜。我在大水槽裡面沖洗蔬菜，西奧多拉則負責把它們切成方形或者圓形。除了有時候菜上還沾了泥土，或者我不小心在地板上弄出了泥點，她會因此責備我之外，她一整天都不會和我說上一句話。作為一名打雜的臨時工，她花了大量的時間窺視其他助手，站在他們後面，阻礙他們的行動。「你快讓開！」克魯梅爾在幾乎要被她絆倒時命令道。西奧多拉向他道了歉，但是又解釋道：「工作是靠機靈搶過來的。我幾乎不能相信可以和您這樣重要的廚師在一起並肩工作呢。」「並肩工作？我告訴過你，快讓開！」

不過，在接下來的日子裡，由於她相信她已經是這個團隊裡面表現良好的成員了，出於職業道德的考慮，她也開始認真思考起我的存在。我也是這個團隊的幫手，但是由於我在廚房的無能，我顯然只算是她的手下罷了。於是她向我講起她父母的小餐館，那是一家小館子，不到十張桌子：「但是那裡很迷人，你應該去看一看的。」戰爭迫使他們關閉了餐館。她一直計劃著等戰爭結束就重新開業，並且擴大餐館的規模。她兩邊眼角的皺紋看起來像兩條小魚的鰭外部線條。開餐廳的夢讓她充滿活力，她眉飛色舞地講著，魚鰭也在她的臉上閃爍。我覺得我幾乎可以預見它們跳起來，拋物線般落入裝滿沸水的鍋子。

「但是，如果布林什維克的人來了，就沒有辦法了。」她說，「我們什麼餐館也開不成，那就是世界末日了。」魚兒停了下來，遊不動了，她的眼睛突然就像千年的化石一樣，數不清有多少歲。她多大歲數了？

「我希望那不是世界末日。」我冒著險說，「因為我不知道我們是否會贏得這場戰爭。」

「還是不要去想了，如果俄國人贏了，我們要麼死，要麼被奴役，男人們都會被趕到西伯利亞的苔原，你聽說過嗎？」

「不，我沒有聽說過。」

我還記得格雷戈爾在我們奧特美斯維格家的客廳裡，從我們在舊貨店買的扶手椅上站起來的場景。他走向視窗，嘆了一口氣說：「俄國人的時間。」他向我解釋，這是德軍的一種形容詞，意指即使在最嚴峻的氣候條件之下，俄國人還在攻擊，「他們什麼苦都能吃。」

有時候他會跟我講前線的故事，比如說「早安音樂會」，紅軍用爆炸襲擊了音樂會，起這個名字，旨在讓德國人從夢裡醒過來。

有一天晚上，我們裹在被子裡，他跟我說：「如果俄國人來了，他們不會對我們有任何憐憫。」

「你為什麼這麼想？」

「因為德國人對蘇聯的戰俘和對其他人不一樣。英國和法國的戰俘都可以接受紅十字會的幫助，甚至可以在下午的時候去踢球。但是蘇聯人的戰俘要在他們自己人的監視下挖戰壕。」

「在他們自己人的監視之下？」

「對，那些被許諾有一片面包吃或者被多餘的肉湯所誘惑的蘇聯人，」他一邊關燈一邊說道，「如果他們也對我們做同樣的事情，那會很可怕的。」

我在床上輾轉反側了很久，無法入睡。格雷戈爾抱住了我：「對不起，我不應該告訴你這些事情的。你不該聽到這些事情的。這種事情誰又需要知道呢？」

後來他漸漸沉入夢鄉，我仍然醒著。

「俄國人對我們做什麼都是我們應得的。」我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