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把我的生命獻給元首。」格特魯德說道，她的眼睛眯了起來，十分嚴肅地對待她的這個宣告。她的姐妹扎比內點點頭，由於她難以捉摸的輪廓，我並不能判斷扎比內到底比格特魯德年紀大還是小。餐廳裡的餐桌已經收拾乾淨，再過半個小時我們就能回家了。在映襯出鉛灰色天空的窗戶邊，站著另外一位試毒員——西奧多拉。

「我也會向他獻出生命。」扎比內肯定地說，「對我來說他就像一個哥哥，是我們死去的哥哥戈蒂的化身。」

「我倒是覺得，」西奧多拉開玩笑般說道，「他更像我的丈夫。」

扎比內皺了皺眉頭，似乎是因西奧多拉對元首的不尊重而感到不滿。奧古斯丁靠到窗上，窗戶震了震：「你們把他看得跟你們關係很緊密，他是你們偉大的安慰者，」她說道，「是他把你們的兄弟、父親還有丈夫派去殺人的。所以，如果他們死了，你們總是可以假裝他是你們的兄弟是吧？又或者可以做做嫁給他的白日夢？」奧古斯丁將食指和拇指放到她的嘴邊，抹去了嘴角因激動而濺出的白色唾沫，「你們太荒謬了。」

「上帝保佑你剛才說的話沒有被別人聽見。」格特魯德話鋒一轉，「哦，難不成你還想把黨衛軍招過來？」

「如果有辦法的話，」西奧多拉說，「元首肯定會盡量避免戰爭的。他也是迫於無奈。」

「真是不好意思，你們可不僅僅是荒謬了，你們是完全被洗腦了！」

那時我還不知道，從那天起格特魯德的那個小團體就被起了「洗腦黨」的綽號。奧古斯丁這麼喊她們純粹是為了發洩自己的憤怒，她的丈夫在前線陣亡了，這就是她永遠一身黑色的原因。萊妮告訴了我這件事情。

除了艾爾弗裡德以外，女人們都互相認識，她們都是從小在格羅斯-帕特斯奇或者周邊地區長大的。萊妮告訴我，她在成為試毒員前從來沒有見過艾爾弗裡德。所以艾爾弗裡德也是一個外鄉人。但是從沒有人因此招惹過她。奧古斯丁根本就不敢去打擾她，她之所以針對我，並不是因為我從首都來，而是因為她從我的眼中看出了我對適應這個環境的渴望。我或者其他人從來都沒有問過艾爾弗裡德她是從哪個城市來的，她也從來沒有向我們提起。她的這種距離感激發了我們對她的敬畏。

我很想知道艾爾弗裡德是否也是為了尋找和平而逃到鄉下的，是不是和我一樣剛一抵達就立刻被選中來當試毒員，他們到底是基於什麼原因而選擇了我們。我第一次上巴士的時候，還以為會在車上看到一窩積極的納粹分子，個個高唱納粹歌曲，揮舞著納粹軍旗。但我很快就發現，對納粹的信仰不是他們的選擇標準。那幾個「洗腦黨」除外。他們招募的是不是那些最窮的、最有需要的人呢？比如那些有更多的孩子需要去餵飽的人呢？除了萊妮和烏拉這兩個年輕姑娘，還有艾爾弗裡德以外，其他的女人一直都在討論著她們的孩子。那三個人沒有孩子。我也沒有孩子。但是她們手上都沒有戴婚戒，而我已經結婚四年了。

我剛到家赫塔就讓我幫她一起疊床單。她都沒有和我打個招呼，看上去十分地不耐煩，就好像她已經等了好幾個小時要整理這些剛曬好的床單，而我一回家她就一分一秒也等不了了。「拿一下籃子。」通常她會問我當天的工作怎麼樣，然後會讓我去躺下休息一會兒，或者給我準備一些茶。今天她這樣的冷漠舉動讓我感到十分地不自在。

我把籃子拿到了廚房，放在桌上。「用力，」赫塔對我說，「咱們快一點。」

我拉出一張床單的一角，小心翼翼地將它從相互糾纏的床單中解開，並注意不打翻籃子。我有些手忙腳亂，赫塔實在是太著急了，這給我帶來了壓力。我終於用力把這張床單一抽，一個長方形的白色東西從床單中飛了出來，我以為那是一塊手帕。要是它掉到地上，我的婆婆說不定要勃然大怒呢。但是，就在它掉到地上的那一刻，我才發現它不是一塊手帕，而是一個信封。我看向赫塔。

「你總算做到了，」她笑了，「我還以為你找不到它呢。」

我也笑了，又驚喜又感激。

「怎麼，你還不趕快把它拿起來？」

當我彎腰的時候，她又低聲說道：「如果你願意的話，你也可以到那邊去看信，但是你得趕快回來告訴我我兒子怎麼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