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廳裡一時議論紛紛，艾爾弗裡德終於離開了她靠著的牆，坐到我面前。她故意讓書重重地落到桌上，接著，她把手指放在書上，不住地敲著封面。她在觀察我。奧古斯丁也有樣學樣地跟著這麼做了。我敢肯定，到了某個時刻她就要給我宣判了。但是艾爾弗裡德最終還是保持了沉默，她手指的動作也停了。

「柏林來的姑娘要給我們施捨呢。」奧古斯丁還是不肯放過我，「看來不光是生物學得好，教會的精神也掌握得很牢呢。不就是想顯擺她比我們強嗎？」

「我想要這條裙子。」烏拉說。

「它會是你的。」我回答她。

奧古斯丁的舌頭噝噝作響，我發現她每次氣急敗壞的時候都會這麼做。「真他媽的……」

「排隊了！」看守們大聲喝道。「時間到了！」

女人們紛紛迅速站起來。奧古斯丁雖然明顯很享受戲劇衝突，不過離開食堂的慾望還是戰勝了一切。今天也能安全地回家，真是太好了。

我朝隊伍走去的時候，烏拉用手肘碰了碰我：「謝謝。」她說完跑到前面去了。

艾爾弗裡德在我後面說：「這裡不是什麼柏林的女子學校，這裡是軍營。」

「你管好你自己的事情就行了。」我驚訝地發現，我腦子一熱居然回擊了她，「這還是你教過我的呢，對吧？」我知道我只是想找一個藉口，我並不想挑釁她。

我希望取悅艾爾弗裡德，而不是擊敗她，我自己都不知道為什麼這麼想。

「總之，」她說道，「那個小女孩說得沒錯。除非你真的喜歡接受各種中毒症狀的教育，否則這些書沒有一點意思。為自己的死亡做準備，你覺得有趣嗎？」

我繼續朝前走著，沒有回答她。

當天晚上我就洗乾淨了要送給烏拉的酒紅色長裙。送裙子給她並不是因為我慷慨，也不是想博得她的歡心。看著她穿上我的衣服，就像終於放下了柏林的生活，接受了格羅斯-帕特斯奇一樣，我終於可以刪除柏林在我身上的印記，這是我向柏林遞交的辭呈。

三天之後，裙子幹了，也熨平整了，我把它裹在報紙裡帶給了烏拉。我從沒有見過她在食堂穿這條裙子。

赫塔量了我的尺寸，把她衣櫃裡的一些衣服改了改給我穿。她把衣服兩側改窄了，在我的堅持下她又把背後那裡改短了一些。我向她解釋說這是柏林的時尚。她重複著我的話，把線抿在她的嘴唇中間，就像我媽媽做的那樣，只是這鄉下家中的地上沒有一點線頭。

我把那件棋盤格花紋的衣服連同我在柏林做僱員時的所有衣服放進了格雷戈爾的衣櫃。我還是堅持穿著原來的鞋子。赫塔警告我：「你穿這些高跟鞋去哪兒都不方便啊。」但是隻有穿著這些鞋子，我才能認清楚我自己的腳步。它們現在已漸漸變得模糊不清了。每一個迷霧濛濛的清晨，它們都會生氣地攔住我的去路。但是，到底為什麼要把我和其他的試毒員聯絡到一起呢？我和她們一點關係都沒有，為什麼我要接受這一切？

我在鏡子中看見了自己的黑眼圈，我的憤怒在絕望中萎靡不振。我把棋盤格花紋的衣服關進了漆黑一片、深不見底的衣櫃。我的黑眼圈一直是對我的一種警告，但是我沒有提前做好準備，眼下我一直害怕的事情終於來臨了。我突然清楚地意識到，這個世界上已經容不下那個在合唱團唱歌的小女孩了，她曾經在下午的時候和女伴出門溜達，辛苦地做著幾何作業；也再沒有那個忙得焦頭爛額的秘書了，現在這個世界上只剩下一個因為戰爭而一夜變老的女人，這一切的命運已在她的血液裡寫就。

1943年3月的一個晚上，我的命運就在那夜被操縱。警報像往常一樣呻吟起來，一開始聲音不大，但緊接著就刺得人耳膜疼。媽媽從床上跳下來。「快起來，羅莎，」她喊道，「他們開始轟炸了！」

爸爸去世後，我就一直陪在她的身邊睡覺。我們身上的體溫是如此接近，我們都是成年的女人，我們都曾有過婚姻生活然後又失去了它，在被褥下我總是會想起那些床榻間的纏綿。但是我仍願意陪在她身邊，縱使警笛聲不響，她從夢中驚醒時也有我的陪伴。又或許是我自己害怕一個人睡覺。格雷戈爾離開之後我就搬出了我們在奧特美斯維格租住的公寓，搬到了我的父母家。我本來還在練習怎樣成為一個好妻子，然而現在我又不得不迴歸女兒的身份。

「快跑啊！」她見我正在找衣服，就不由自主地催我，她自己拿了一件大衣披在睡衣外面，穿著拖鞋跑下樓。

警報聲和之前的沒有什麼不同：長時間的哀嚎總是讓你以為它會持續一輩子，然而每到第十一秒的時候它就會逐漸減弱直至消失，過不了一會兒它又捲土重來。

一直以來我們只收到過假警報，每次我們都手持火把手忙腳亂地跑下樓，儘管早就對黑暗中的逃亡做了規劃，我們還是會在黑暗中跌倒，或者撞到公寓裡其他跑向地窖的居民。有的地窖裡備有毛毯、瓶裝水，孩子們都被安置在裡面。有的什麼都沒有，大家驚慌失色。有時候，我們找到一個狹窄的地方，坐在地上，天花板裸露的燈管照射下的地面寒冷無比，人們互相擠壓著，潮溼的空氣直鑽入骨頭。

我們這些住在不登格斯78號的居民一個挨一個地擠在一起，哭泣著、乞求著、呼號著尋求幫助。我們不得不在大家視線可及的一個木桶裡方便，要不就必須忍著膀胱的脹痛；一個男孩子咬了一口蘋果，另一個立刻把它奪走了，在被一把奪回之前他必須多咬幾口才行。我們飢腸轆轆，說不出話來，或者乾脆睡覺。黎明終於來臨時，我們的臉上都已出現了皺巴巴的紋路。

新的一天就會來臨的承諾很快就會被推翻：所謂的柏林郊區這座典雅的建築即將在新一天的藍天白雲下重見光明，但是我們這些建築物內的居民並不能夠感覺到太多的亮光。我們也絕對不會去相信這個承諾。

那天晚上我摟著我的母親跑下樓。我自問：防空警報到底是哪個音調？從孩童時期開始，我就在學校的合唱團唱歌，老師讚揚我的音調和音色。但是我從來沒有學過音樂，根本就不知道怎麼把音符一個一個拆開來唸。當我被安頓在頭戴棕色頭巾的萊納赫夫人身邊的時候；當我看著普雷斯女士因為拇指外翻而變形的鞋子、霍勒先生耳後翻起的死皮、施密特夫婦的兒子安東發達的肌肉的時候；當我聽到母親呢喃著「冷嗎，披上這件衣服吧」，她身上的味道成了附著在我身上的唯一熟悉的氣味的時候，我只想知道，防空警報到底是哪個音調。

飛機的轟鳴聲驅趕了每一個想法。媽媽攥緊我的手，她的指甲刺破了我的皮膚。一個三歲的孩子——保利娜——站了起來。她的媽媽安妮·朗漢斯試著把她拉回自己的身邊，但是孩子憑著僅僅90釐米的身高，固執地掙扎著，抬起頭向後仰，轉著圈子用眼睛在空中尋找那噪聲的來源，追尋著飛機的軌跡。

隨著天花板的顫抖，保利娜摔在了地上。而地面在不斷震動，一陣刺耳的哨聲淹過了其他所有聲音，甚至包括我們的尖叫聲和保利娜的哭聲。燈倏地滅了，只剩下轟隆聲充斥著整個地窖，牆壁開始彎曲，強烈的氣流把我們從這一頭衝向那一頭。在爆炸的轟鳴聲中，我們的身體互相碰撞、扭曲，甚至摔落在地上。牆壁已經震碎了，瓦礫紛紛掉落下來。

轟炸結束之後，大家的抽泣聲和尖叫聲直把我們的耳膜都震得發悶，有些人開始撞地窖的門，但是門被鎖上了。女人們尖叫起來，僅有的幾個男人一遍遍地踢著門。

我們個個又聾又瞎，爆炸的粉末佈滿了我們的身體，我們無法辨認出彼此，就算是父母也認不出來了。我只看得到滾滾的濃煙，接著我看見了保利娜。她一側的太陽穴流血了，我用牙齒撕碎裙子替她止血，然後用布條圍住了她整個頭部。我在找她的媽媽，也在找我的媽媽。但是我一個人都認不出來。

太陽出來的時候，大家都已經被拖出去了。我們的房子沒有完全坍塌，但是屋頂上已經有了一個巨大的窟窿。我們對面的那座建築物已經完全被掀開了頂，大街上躺著一排傷員和屍體，大家都走投無路了。人們試圖呼吸，但是被喉嚨裡的灰塵燒得火辣辣的，鼻子都塞住了。萊納赫夫人的頭巾不見了，她的頭髮因為爆炸中的黑色濃煙，都已經結成了一塊一塊的，好像腫瘤一樣。霍勒先生一瘸一拐的。保利娜的血已經止住了。我毫髮無損，沒受任何傷。但我的媽媽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