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禁止英吉格在公共場合跳舞的命令下來了。女孩兒差點兒瘋了。利林菲爾德說要去找紐約的市長。利林菲爾德結了婚，可是沒有孩子，為了保護英吉格不被送去孤兒院，他在家裡為她提供了一個住處，就在來諾克斯街道附近的第124大街。

送英吉格到利林菲爾德先生家的那天早上，弗雷德里克在一個模型前看到了一件新的圍裙，那是彭斯小姐買的。他從英吉格的敘述中感到一陣寬慰，身上的一個重負卸下了。她搬走了，就減輕了他肩上的一部分責任。

彩排過後，工作室裡很多人都在討論英吉格。裡特對彭斯小姐和他的朋友們說他想為那個跳舞的女孩兒做一幅青銅雕塑。彭斯小姐轉而告訴了弗雷德里克。然而，弗雷德里克感到自己對英吉格多少有著監護權，他還是不情願地同意了。

「你看，彭斯小姐，」他說，「每當美好的事物就要問世時，我總是世界上最後一位擋道的人。可我只是一個男人，要是裡特真要讓英吉格·哈爾斯特倫當模特兒，到時我們只有一兩牆相隔，我的靈魂也就別想安寧了。」彭斯小姐笑了，「你可以笑，」他說，「可是，你知道的，我是一名恢復期的病人，舊病復發比什麼都可怕。」

一週過去了，弗雷德里克開展了一場非凡但卻失敗的戰爭。他每天都去工作室工作，彭斯小姐成了他的紅顏知己。從他的嘴巴里，她證實了自己之前的猜測，他在一段並不開心的戀情中備受折磨。除非他主動要求，否則她不會介入他的這場心靈掙扎。她只會像患難與共的好朋友一樣，給他建議。

「每當我看到英吉格，或者同她一起外出，或者與她單獨待一會兒，」他說，「我都會感到憤慨異常，厭倦無趣。我一定會把心思從她身上收回。」——這樣的表決在幾個小時內便會分崩離析。

伊娃小姐長期以來，一直忍受著弗雷德里克。

一天，英吉格跟他說：

「引誘我吧，想要對我做什麼都來吧，弗雷德里克。嚴格，粗暴都無所謂。把我鎖起來。你是唯一一個我願意你對我放肆的男人。」又一次，她央求弗雷德里克：「我想做個好孩子，弗雷德里克。讓我做個好孩子吧。」

但是第二天，她又再次跟她的朋友和保護人告狀，說起這不可原諒的可恥待遇。其實是這樣的，她身後不乏追求之人，任她差遣，幫她解決問題，凡事都為她著想，還會為她負擔所有賬單。

弗雷德里克所不能戒掉的，是那散發著芬芳，看起來柔弱得令人同情的美麗身軀，但是他已下定決心要讓自己戒掉這種迷戀。

一天，英吉格前來讓彭斯小姐給她塑像。弗雷德里克在她跟前轉來轉去，也想要用黏土為這位金髮的聖母馬利亞做個模型。雖然裡特有著一大堆的黏土，準備在旋轉架上為她塑一尊半身像，但是這位大師卻和他的徒弟鬧翻了。很難明白彭斯小姐為何會安排英吉格做此配合。但是，對其塑像的每一次研究都會對弗雷德里克產生不同尋常的影響。

她那平滑的前額，她的眉毛，她的眼睛，她跳動的太陽穴，她耳朵的形狀，蜿蜒曲折之後服帖在頭部兩側，她的鼻子窄小如刀背，她的鼻孔，那看起來略顯老相的鼻唇線條，她的嘴角顯露出來的沮喪，她那漂亮卻無情的臉頰，她那難看的脖頸，裡面有著洗衣婦所獨有的音線——所有的這些特徵讓弗雷德里克愈發地頭腦清醒，削減著其想象力每一絲一毫的美化或者掩飾的力量。也許彭斯小姐明白，在對一個物體進行如此費力、如此堅持不懈的邏輯觀察之後，會是怎樣一個結果。在某種程度上，這與殺戮的效果是一樣的。這就是為什麼藝術家必須血戰到底，除非他總是能夠開啟新的幻想之源。

然而，不久後，她就暴露了自己內心的狹隘，脆弱與空乏。和彭斯小姐相比，弗雷德里克看到了英吉格那永遠長不大的缺點。有一次，她拿出一封她母親從巴黎寫來的信大聲讀出來。大概有十五分鐘，她似乎飽受著煎熬。信寫得非常認真，嚴肅，充滿了關懷，並不是沒有愛意。她母親對哈爾斯特倫的死表示難過，還要英吉格去巴黎和她一起住。她向英吉格提到了一個在紐約的女人，是一名德國理髮師的妻子，她說在回歐洲前她可以去找她。她甚至還提到了她回歐洲要乘坐哪一趟郵輪。

「我並不富有，」她寫道，「你得在工作方面幫助我，英吉格，可是我會盡母親應盡的責任，」——總結的句子來了——「只要你願意改變你的生活方式。」

英吉格說起她母親的信時，總是說她信中處處透露著冷酷與愚蠢甚至野蠻。

「我要向她懺悔，」她模仿道，「因為上帝如此仁慈，拯救了我。我第一個要對媽媽懺悔。我再不會這麼愚蠢，竟想成為一名服裝設計師。我會一直聽媽媽的話！」

她繼續這樣說著，還毫不猶豫地揭露她父母生活中最醜陋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