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柏林有一些教授和藝術家朋友。其中一個是一位波蘭畫家。他在克拉科夫附近擁有一處房產,他還叫我去那兒參觀。除非我提前接受他的邀請,不然我很長一段時間都不會去柏林了。」
店主端來了午餐,午餐由烤馬鈴薯、白菜和煎蛋組成。儘管換作在其他地方,弗雷德里克對這些都毫無食慾,可他還是胃口滿滿地吃著,還像彭斯小姐一樣喝著美國冰水。
彭斯小姐的談話方式完全不拘一格,生機勃勃。他覺察到羅蘭德號的沉沒在弗蘭德里克的腦海裡仍然鮮明如初,也記住了彼特·施密特的提醒,於是故意將話題轉開。而弗雷德里克卻因為自己對他的船友們進行了指責而有些不悅,於是有好幾次都試著提起沉船事件。他的整個行為表明,有什麼東西正令他苦惱,正在折磨著他。
「我們說著世界計劃中那迫在眉睫的正義。可是為什麼這麼一群可鄙的人被救起來了,而其他數百人則淹死了?為什麼那麼好的馮·凱賽爾船長淹死了。我永遠無法忘記他。為什麼羅蘭德號上那些精挑細選的船員們淹死了?為什麼,又是憑什麼我自己被救起來?」
「馮·卡馬赫爾醫生,」彭斯小姐說,「昨天的你還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人。你身上充滿了光明和生機;可今天你就變得陰鬱了。我認為你不懂得感謝自己的好運,這是不對的。在我看來,那些被救起來的人的品質怎麼樣,你自己為什麼會獲救,那些淹沒的人們為什麼沒獲救,這些都不該由你負責。造物者的計劃和實施由不得你決定,你只能接受它。畢竟,接受生命是一種藝術,而這種藝術能讓你一生受益。
「你說得對。」弗雷德里克說,「我只是一個人類。此外我繼承了一種最不必要的理想天性,而不是實際的行動。‘這是一個顛倒混亂的時代’,你的丹麥籍英國同胞哈姆雷特說,‘唉,我生下來就是為了負起重振乾坤的責任。’我無法擺脫那種荒誕的狂妄。更糟糕的是,我身上具有浮士德精神,這種精神被植入了每一個認為自己該負起某種責任的德國好人身上。‘我如今已經學習了哲學、法理學和藥學’,等等。最終,人總能在每一個轉折點後更加醒悟,如此總比信守與魔鬼的諾言好。說也奇怪,通常情況下,魔鬼指定你履行的諾言中,第一個都是關於一個金髮碧眼的格雷琴,或是像她一樣的人的事。」
彭斯小姐並沒有說話,因此弗雷德里克感到自己有必要繼續說下去。
「我不知道你是否有興趣聽一個德國學者兼理想破產者那不同尋常的經歷。」
彭斯小姐笑著說道:
「破產者?不,我不認為你是一個破產者。當然,不論你有什麼心事,不論你想跟我說什麼,我都很感興趣。」
「那就好。」弗雷德里克說,「讓我們看看你說得對不對。想象一下,一個男人,在三十歲之前,總是走錯的路,或者,不那麼說的話,就該是,每一次他去旅行,不管是走什麼樣的路線,結果不是斷腿就是骨裂。我能逃脫真正的災難,那場海難,實屬稀奇。然而,我以為我的船隻已經沉沒了,而我就在上面,或者我和我的船隻在下沉的中途。因為我看不見土地,我看不到附近有任何穩定堅固的東西。
「我直到十歲以前都待在軍隊裡。我甚至有過自殺的念頭,我還因為反抗被懲罰。準備一場大屠殺對於我來說毫無吸引力。於是我的父親將我帶離了學校,儘管那意味著他不得不放棄他的好想法,接下來,我就進入了那被廣泛討論的高階中學。我父親是一名狂熱計程車兵,而我成為一名醫生,可是除了自己的職業外,我對於科學事業也很感興趣,於是我致力於研究細菌學。於是又遇到了斷腿和骨裂。因而從此就與醫藥和細菌學再見了。很有可能我再也不會涉足那個領域。後來,我結婚了。我撐起了一個婚姻帶來的人為框架——一所房子,一個小花園,妻子和孩子,我還想以比別人更自由更好的方式來教育我的孩子。
「我在一個貧窮的鄉村地區進行研究,心中想著在那裡能比在柏林做一切更實際的事。‘可是,我親愛的孩子,’人人都說,‘以你祖先的名義,你在柏林的收入要比在這裡多三四十倍。’而且我的妻子堅決反對要孩子。從她知道有了孩子開始,直到孩子出生,絕望的場面就一個接一個。生活對於我們來說,就成了真正的地獄。不睡覺,整夜吵架,從晚上十點吵到凌晨五點,這對於我們來說也不算稀罕。
「我試著溫和地勸說和安慰,對於每一個可預見的爭論,我軟硬兼施,用盡了辦法。我妻子的母親,也不理解我。我的妻子大失所望,她母親也大失所望。我不去追尋更好的前程,她只認為我這是瘋狂之舉。於是就發生了這些——我不知道這是否發生在每一對年輕夫妻身上——每在孩子出生前,我們每一分鐘都要為他從嬰兒期到二十歲的教育爭吵。
「我們爭論著孩子是否應該在家裡接受教育,按照我所希望的,還是像他母親希望的那樣,到公立學校去。我說‘女兒應該接受體育訓練。’我的妻子卻說,‘女兒不應該接受體育訓練。’那時,女兒甚至都還沒有出生。我們吵得非常激烈,彼此甚至以離婚和自殺相要挾。我的妻子會將自己鎖在房間裡,而我就去敲門,因為我害怕,害怕發生不測。
「於是我們就來和解,但和解的結果卻加劇了家裡那令人痛苦的神經緊張。有一天我甚至不得不將我的岳母趕出家裡,以確保和平。甚至我妻子也意識到有必要那麼做。我們愛著對方,除開發生的那一切,我們都是出於好意。我們有三個孩子,阿爾布雷希特、伯恩哈德和安瑪麗。
「他們在三年內出生,一個接著一個。我的妻子有神經緊張趨勢,那是生孩子所帶來的危機。第一個孩子出生後,她得了嚴重的精神憂鬱症。她的母親也承認安傑拉自小就得過類似的病。最後一個孩子出生後,我帶她去義大利旅行了兩個月。我們在那裡過得非常愉快,在義大利的藍天下,她的精神狀態好像也有所好轉。可是她的病卻在潛滋暗長。我現在三十一歲,已經結婚八年了。我的大兒子也已經七歲了。」
「現在,」——弗雷德里克想了一會兒——「現在已是二月初了吧。去年秋天,大約是十月中旬,我發現我的妻子在屋子裡撕著一塊並不便宜的絲綢,那是我們在蘇黎世買回來的,而且已經在她的抽屜裡放了四年多了。我仍可見那昂貴的紅色東西,那時它的大部分還沒被剪壞,以及散落一地的窗簾碎片。我說,‘安傑拉,你在幹什麼?’接下來我就瞭解了情況。然而,一段時間內我仍然抱有希望。可是有一晚我醒來,看到我妻子將臉湊近我,她臉上表情慘白,看上去非常恐怖。於此同時,我感到我喉嚨上有什麼東西。那正是她用來剪紅色絲綢的那把剪刀。‘來,弗雷德里克,’她說,‘快起來穿衣服。我們倆一定要睡在菩提樹棺木裡。’是時候告訴她的親戚和我的親戚,召開一次家庭會議了。我可以保護自己,可是孩子們就危險了。」
「這下你明白了吧,」弗雷德里克說,「我用我的天賦所走的婚姻之路並不長遠。我什麼都想要,又什麼都不想要。我什麼都可以做,又什麼都不可以做。我的頭腦已經不堪負重,而又空空如也。」
「你一定經歷了一段痛苦的時期。」彭斯小姐簡短地說。
「是的。」弗雷德里克說,「你說得沒錯,不過要是你能用現在時代替過去時,能徹底評估我妻子帶給我的麻煩就好了。問題是,我妻子的精神遭遇該怪我嗎,又或者我該免去一切責怪嗎?我只能說,這個案子的訴訟還懸而未決,而我自己在其中既是原告,也是被告,還是裁判。
「那麼,彭斯小姐,你覺得大西洋不把我從‘羅蘭德號’上的所有人中帶走有什麼意義嗎?我像瘋子一樣為了自己的生存而抗爭,有什麼意義嗎?我用船槳打在一些不幸的人頭上,只因為他們會讓我們的船翻倒,又有什麼意義嗎?我重重地打在他們頭上,他們又無聲地沉回水中,消失了。我至今還活在世上,不是很卑鄙嗎,還是我該放棄這糟糕的生活?」
儘管弗雷德里克是用平和的談話口吻說出這番話,可是他臉色蒼白,情緒激動。盤子已經撤走很久了,而彭斯小姐,也許想要避開那痛苦的答案,於是問道:
「我們能在這兒喝點咖啡嗎,馮·卡馬赫爾醫生?」
「做什麼都可以,今天,明天都可以,只要不讓你厭煩。我恐怕不是一個開朗的夥伴。我想世界上再沒有一個人像我這樣被如此自我主義折磨。想一想,我那關在精神病院的妻子每一刻都在向我展示著她的自私、軟弱和可惡。因為她非常可惡,正如她所說,還因為我非常好,非常高貴,非常可敬,我聽說,他們得一直看著她,不讓她傷害自己。那是一個非常愉快的事實,對嗎,彭斯小姐,難道我沒有很好的理由值得高興嗎?」
「你需要的,」彭斯小姐說,「是休息。我從未想過——請原諒我這麼說——一個外表看起來如此堅強的人會擁有如此小而戰慄的靈魂。你現在該做的,我想,是儘可能掩蓋你的過去。為了適應生活,我們每個人都得掩蓋一些東西。」
「可是,我完全不能適應,」弗雷德里克說,「這一分鐘,我感到自己很強大,因為我正和某人待在一起,而和這個人在一起時,也不知是什麼原因,我就能用清水梳洗自己——請原諒,我這是委婉的說法。」
「你應該把精力集中在某些事物上,你應該去工作。」彭斯小姐說,「你必須讓自己的身體筋疲力盡。」
「哦,我親愛的彭斯小姐,」弗雷德里克叫道,「你可抬舉我了!工作!我與流浪漢沒什麼兩樣。我想要治好的是我的怠惰和散漫。我如今站在一個靠歐洲人的偉大意志力發現並且征服的土地,我失去了我的漿,失去了掌舵的方向,還失去了我最後一絲自由意志。難道這就是當今人類和那時的人類之間的區別嗎。」
這時咖啡上來了。弗雷德里克和彭斯小姐一言不發地攪拌了一會兒糖。接著彭斯小姐問道:
「如你所說,你怎麼失去了你的自由意志呢?」
「悲哀的球腹蛛。」弗雷德里克說著突然想起了威廉醫生提起英吉格時常把她比作蜘蛛。彭斯小姐當然不明白他的話;可是弗雷德里克打住了,儘管她詢問,他也不回答。於是她突然收回了她的問題,還說他將話題從德國的哲學性層面,下降到像她這樣淺薄的人層面上再好不過。
她又說道:「不管你多麼尖銳地批評自己走了無數的路,卻沒有走到盡頭,我還是建議你開始另一條路,並且歡快地走下去。將你自己限制在那些能滿足你手頭、眼裡和腦中需要的範圍內。總之,迴歸你最初的喜好,再次著手雕刻。說不定幾個月後,你就會是世界著名的彩繪木馬利亞雕像的創造者了。」
「你錯看我了,」弗雷德里克回答道,「我只是在吹肥皂泡。讓我一個人幻想吧,我幻想著自己體內有一個偉大的藝術家,在等待著自我表現和發展的時機。我真正更適合的是做裡特先生的馬車伕,或者侍從,或者最多做他的業務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