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德里克想起了那位膽怯的船長，他的個性似乎與需求極不協調，不論他對於這份嚴肅工作的需求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都不協調。他不知道什麼能使人永久地困在婚姻和生活中的一切責任和束縛裡。接著，他站起身來，茫然地遊蕩在羅蘭德號上。

海上旅行時那不由自主的懶散，尤其是在惡劣的天氣狀況下，乘客們將郵輪繞完一圈後又繼續繞著同一個圈子。因此，弗雷德里克從舷梯上下來，又上去，再下來，然後在大部分吸菸者們都不會光顧的那間吸菸室裡的皮椅子上坐下，前一天，那個沒有手臂的人還在這兒吃飯。

漢斯·福倫伯格進來了，問他是否是能在這裡抽根菸，並且開始抱怨天氣。

「誰知道這件事情到最後會怎樣？」他憂鬱地說，「也許我們到不了紐約，反而被載到紐芬蘭的某個地方。」

弗雷德里克對沒有發生的事漠不關心。他注意到年輕的福倫伯格只是為了刺激他，而年輕的福倫伯格發現弗雷德里克·馮·卡馬赫爾不受他的刺激。於是他又開始了另一個話題。

「你知道船上有兩名牧師嗎？他們上船時，你應該在庫克斯港。水手們都快瘋了。我跟隨著他們，我是說，水手們，到了甲板上。當時他們是如何詛咒他們的呀！可怕極了。司爐把船上有牧師的事告訴了機器房裡的所有人。他們說你不可能讓優秀的水手們不胡思亂想——有牧師在船上，勢必會出問題。」

「你的女郎怎麼樣了？」弗雷德里克問道。

「我的女郎快將她的靈魂吐出來了——若她有這樣的靈魂的話，兩個小時前，我扶她到床上休息。英國女人已經變成了一個十足的美國人。我很羞辱地告訴你！我用白蘭地摩擦她的額頭。她喝了好多，然後我解開她腰際的扣子，她似乎把我當成了獲得她丈夫特許的男按摩師。這些事無聊極了。此外，在她的房間裡，我的靈魂開始通過我的胃升騰，詩情畫意蕩然無存。她給我看了她在美國的深愛的丈夫的照片，說不定她在倫敦還有另外一個。」他被晚餐的哨聲打斷了，哨聲從舷梯底部傳來。哨聲湮沒在沉重的空氣和怒號的海浪中，聽不到迴響。

「還有，」他最後說道，「她派人去請威廉醫生。」

我們眼前所能看到的，只有船剛開出時那彌散的海霧，以及像墨汁那麼黑的天空。四下裡颳著陰冷潮溼的風。我們感到沉重的烏雲壓在頭頂上，感到烏雲有意降下一場大雨。海面上有風，天氣又陰冷。

餐廳裡一片沉悶的景象。船長和羅蘭德號上的高階船員們也不見了蹤影，在這樣惡劣的天氣狀況中，他們需要堅守各自的崗位。餐桌上放了木質的容器，避免碗和盤子四處滑動。但是，盤子仍然老是被摔碎，這就要求乘務員們有高超的上餐技巧，特別是上湯。廚房和瓷器屋裡不時傳來響亮的碗盤摔碎的聲音。餐桌上只有十二個人，其中包括哈爾斯特倫和威廉醫生。過了一會兒，那些玩牌的人像往常一樣大聲闊步地走進來。儘管天氣如此可怕，樂隊也沒有停止演奏。樂聲似乎帶著一定程度的輕佻，幾乎是挑釁的，音樂短暫的間歇時，羅蘭德號便會微顫一下，就像觸上了暗礁。統艙里人們的驚慌感變得非常強烈。到處都是那劃過怒號的海浪之上穿透了餐廳的尖叫聲，盤子的咔嗒聲以及樂隊的喧譁聲。

甜點時分，哈爾斯特倫從房間的另一端離開，他一路平衡著身體向弗雷德里克和威廉醫生走了過來，並請求允許在他們旁邊的凳子上坐下。他似乎一直在喝威士忌，因為他已經卸下了一貫的沉默。他還談到水療和健身操，並稱自己為江湖郎中。他說，也正是因為這健身操，他女兒才走上了跳舞之路。他還詳細闡述了一些狂妄的哲學理論，而且越說越狂妄。他是一個恐怖的無政府主義者，一個白人奴隸販子，是一名冒險家。無論如何，他支援那些無政府主義者、拉皮條的人，或冒險家。他趾高氣昂地爭辯著，完全以自我為中心，他把這些人稱為有才智的人，而其他人都是沒有大腦的生物；然而他的哲學表現出一些與弗雷德里克·馮·卡馬赫爾的新理念相似的地方，如今弗雷德里克已經進入生命中的一個新階段。

「美國，」哈爾斯特倫說，「是著名的流氓居住地。要是你在美國紮營，那麼你將擁有世界上最漂亮、最舒適的監獄。在美國能獲得生存和勝利的形式自然是當流氓，他們是文藝復興時期的大傻瓜。事實上，這是一種能在世界範圍內取得勝利的形式，有一天，你會看到美國這個大流氓將整個歐洲，包括英國，抓在它的魔掌下。歐洲從某種程度上講也有著文藝復興理想和文藝復興時期的野心。然而，可以這麼說，它正馬不停蹄地使自身變得激進化。而在這個方面美國卻是遙遙領先。歐洲的凱薩·波吉亞家族與戈洛肯霍·拉·彼得邁亞一道坐在咖啡廳裡以無辜的韻調向他們的犯罪天才表露情感。他們全都看起來病懨懨的，好像理髮師抽乾了他們血管裡的血。如果歐洲想拯救自己，她唯一的希望，便是遵循一個原則——就是讓那些冒險家、貪汙犯、欺詐犯，搗亂的房主，小偷，或是殺人犯聽任美國的擺佈。再說說那些進入美國港口的德國、法國和英國的船隻，它們已經在歐洲的特殊保護之下了。接下來你就會看到歐洲如何迅速將山姆大叔遠遠甩在身後。」

醫生笑了起來。

「天才什麼時候才會做有道德的事呢？即便是天地的創造者也不知道如何去做。他造就了一個不道德的世界。每一種高形式的人類智力活動都是摒棄了道德的。若是一個歷史學家，不去做他的研究，而去進行道德說教，那麼他會是什麼樣子呢？或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觸犯了十大戒，那又會怎樣呢？而若是一名藝術家，要是他也去說教，那麼便成了傻瓜和無賴。那麼，請你告訴我，如果人人都能做到有道德，那麼還要教堂來做什麼呢？那樣一來，世界上就不會有教堂了。」

瑞典人的眼中，散發著魯莽之光。他的言論造成了一種奇怪的印象。即便他說得似是而非，弗雷德里克·馮·卡馬赫爾也被他的魅力折服。他急切地尋找父親和女兒之間的相似之處，或者，更準確地說，他是觀察而非尋求。然而，非常明顯的是，他女兒的形象活生生地嵌在他的靈魂中，讓他備受折磨。正如那位瑞典人所說，他一直徘徊在厭惡與仰慕之間，他也一直在問自己，哈爾斯特倫是否如亞瑟形容那樣是個君子，是一個軟弱而且懶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