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可以認為，結構的相似性是由生命進化的大條件的相同程度所決定的，儘管瞬間就會發生變化的外部影響和偶然發生的內部變化之間存在著差異性，但是這些永恆的外在條件可能在構建各種結構的力量上強加了同樣的方向。當然，我們並非對適應性在今天科學中所扮演的角色熟視無睹。生物學家當然不會對其進行相同方向的研究和使用。有些人認為外部條件能夠造成有機物以一種「直接的」方式、一種明確的方向，通過在活體物質中引起的物理化學變化而進行改變，比如艾默的假說就是如此。而其他的人則對達爾文的理論精神更加虔誠，他們認為條件的影響只是「間接地」、通過促進劑、在生存的掙扎中產生效力。這些物種的代表們獲得了生存的機會，已經適應了環境。換句話說就是，有些人對外部環境的影響致以「積極」的態度，他們認為這些因素實際上「創造了」相異性，同時，另一些人則對這些條件帶來的影響報以「消極」的態度，並且認為它們帶來的是對相異性的終結。但是，在這兩種情況下，外部條件都被認為是在為各種環境下的有機物帶去了某種確切的調整。所以我們必須在進一步接觸細節之前，立刻從廣義上指出為什麼對「適應性」進行解釋對我們而言遠遠不夠。
讓我們首先宣告，在剛才描述的兩種假說中，後者是唯一不具有歧義的一個。達爾文理論中，關於自動消滅不適應的物種而達到適應的理論是一個簡單而又清楚的理論。但是，就是因為它對控制進化的外部條件報以幾乎完全否定的態度，所以很難證實此種程式——或者說是諸如我們即將檢驗的這種複雜結構——的直線發展。在兩條完全不同的進化大道上，兩個極為複雜的有機物其結構相似的難度有多大！一個偶然的變化就能表明眾多微小物理和化學因素的作用。對偶然變化的累計，這可能對產生一個複雜結構非常必要，因此需要接近於無限的微小原因並行發生。為什麼這些完全偶然的原因會以同樣的順序在不同的空間和時間點上進行同樣的重複？沒有人會在這個案例中堅持上面的觀點，而且達爾文的理論其本身就很可能並不認為從不同的原因中能產生同樣的效果，他們可能也並不認為不同的道路能夠通往同一個地點。但是不要讓修辭手法把自己迷惑了。到達的地點並不能表現出通往此地的道路的特徵，同樣，一個有機結構只是進化不得不經歷的眾多微小差異的集合而已。面對生存和自然選擇而做出的掙扎，對我們在解決此類問題並沒有任何的幫助，因為我們在此並不關心那些滅亡的事物，我們不得不只對生存下來的事物進行研究。現在，我們知道了完全相同的結構是通過一個對各種效力進行逐漸累積的過程，而在獨立的進化路線上塑造的。發生在偶然順序中的偶然因素是如何被假定為會不斷造成相同結果的，而這些原因又是無限地多，這種效力又是無限而複雜的。
機械論的原理為「同樣的原因造成同樣的效果」。當然，這個原理並不總是意味著同樣的效果必須由同樣的原因造成，但它卻又確實存在於某些原因在產生效果的同時又是其組成元素中仍然能被觀察到的特定案例裡。兩個從不同點出發且隨機漫步的人最終總會碰面的說法並不正確。但是，若在這個說法中加入下面一點又是不可能的：漫遊的過程中他們沿著兩條完全相同又互相重合的曲線行走。路線越是複雜，非必然性就會越大，而且如果他們的路線擁有數不盡的曲折的話，那麼這種非必然性就會最終變為不可能性。那麼，路線中曲折的複雜性，與一個在其之中有著數以千計不同有機細胞的有機物的複雜性相比，前者又是以一種什麼樣的明確順序排列著的呢？
那麼，讓我們轉向另一個假說，再看看它是如何解決這個問題的。這個假說認為，適應性並不僅僅是不適應事物的消逝。因為外部條件具有積極影響，所以有機物才能按照其本身的形式進行塑造。這個時候，不同效果之間的相同點就能被不同原因之間的相同點解釋。很明顯，我們應該堅持純粹機械論。但是如果我們仔細點觀察的話，我們就會發現這種解釋僅僅是一種字面上的解釋，我們又再次成為了被文字愚弄的物件，而且這種理論會將「適應性」這個詞彙同時分成兩種完全不同的感官。
如果我輪流地將水和紅酒倒入同一個玻璃杯，那這兩種液體就會變成一個形式，而這種形式將取決於此二者佔據容器的比例。在這裡，適應性才確實地代表著機械調整。這是因為那種物質將其自身變成的形式是已經存在的，而它也將自己的形式強加到其中的物質之上。但是，在一個有機物對它不得不存在於其中的周圍環境的適應性裡，那個等待物質進入其中的預先存在的形式又在哪裡？周邊環境不是那個承託生命的模具，而生命也並未採納其形式：這實際上是一種修辭方法給出的歧義。生命必須為自己創造一種形式，但卻沒有任何一種形式適合有助於生命的環境。它必須最大化地利用周邊環境，消除它們對自己的不利影響，並且利用好環境中存在的各種有益事物——簡而言之，也就是通過建立起一種與外部環境沒有任何相似之處的機器來對外部條件進行回應。此類適應並非「複製」而是「回應」——它們是完全不同的東西。我完全同意被理解透徹的適應效能夠解釋為什麼不同的進化過程能帶來同樣的結果：當然，相同的問題也和相同的解決方法。相呼應。但正如幾何學問題的解決方法一樣，有必要引入一種麻木活動或至少是以同樣方式行為的起因。這就又會帶入終局論，而終局論在這個時候充滿的擬人化元素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多。總的來說就是，如果適應是被動的，如果它只是重複著條件在模具中所給出的特徵，那麼它絕不會建立起人們所希望其建立的東西；而如果這個過程是主動的，通過解決在同樣條件下建立起來的同樣的問題能夠做出回應，那麼在一開始我們給出的方向上，它就要比我們所能走的更遠——實際上在我們看來，它走得太遠了。但是事實卻是在這兩種含義之間存在著一條秘密通道，只要有人通過採納第二種而在目的論的「犯罪現場」被抓個現行，那麼採納第一種的人就能逃脫昇天。為一般科學實踐服務的都是第二種，但是第一種卻是慢慢地逐漸為哲學做出證明的。在任何「特定」案例中，人們會認為適應的過程就是有機物建造一臺能夠將外部環境轉換為最佳機會的機器時所做的努力；然後會有人從「全域性上」對「適應性」進行總結，稱「適應性」受到的是環境的影響，以一種漠不關心的姿態被動接受。
但還是讓我們用例子來進行解釋吧。首先在這裡要進行一種植物和動物之間的大體比較。沒有人會不被這二者身上在性方面完成的平行過程所打動。不僅是在高階植物或在動物中的受精——它們都存在於這二者之中，都是兩個之前在屬性和結構上都完全不同的核子的融合，而在融合之後它們立刻變為了和彼此相等同的事物——還是在處於相同條件下時發生在二者身上的性元素的準備都是相同的：在根本上，都包括染色體數量的減少以及對某些特定染色物質的拋棄。而動物和植物是在獨立的路線上進行進化的，它們所處的環境不同，所遇到的障礙也不同。下面是兩個明顯分化的系列物。在兩條線上，數以十萬計的元素結合起來，共同決定了其形式上和功能上的進化。而這些存在於兩個系列中的無盡的複雜原因都在同樣效果的作用下得到了完善。且這種效果不能夠被稱為「適應」的現象：適應性體現在何處，外部環境的壓力又在哪裡？在有性生殖中並不存在驚人的工程公式，它們都以最為多樣的方法進行了闡釋，而一些非常急切的人甚至還將植物的性行為視作一種自然本來已經將其抹除的奢侈品。但我們並不希望在如此具有爭議性的事實上糾纏不休。「適應」一詞的歧義和超越機械隨機性和擬人化終局論的必要性會從更為簡單的例子中表現得更為清晰。終局論的理論一直都在感覺器官精巧的結構上施加了很大的壓力，從而將自然的豐功偉跡和智慧的產物結合起來。現在，因為存在於低等動物身上的這些器官都在一種初步的狀態下被人所瞭解，而且還因為自然在最為簡單的有機物上的色素斑和脊椎動物身上無限複雜的眼睛之間為我們提供了很多的媒介，所以同樣可以說自然選擇的結果會自發自覺地完善有機物。簡單的說也就是，如果存在著能夠合理呼叫適應性的情況，那麼這種情況也只能有這麼一個。只要它與發生這種情況的環境相關，人們就有可能對這樣一個例如有性繁殖的事物的功能和意義進行討論。但是眼睛和光亮之間的關係則是非常明顯的了，在我們將這種關係稱為「適應性」的時候，我們必須明白這其中的含義。如果我們能夠在這種特定的例子中展示出雙方都採納的原理的不足性，那麼我們的演示就會立刻達到一般性的高等級別。
我們要考慮一下終局論一直以來都在堅持主張的例子：諸如人眼的器官結構。它們毫不費力地就能說明在這種極端複雜的結構中，所有的元素都以非常協調的方式執行著。只有在這樣的順序下視力才能運轉，有一本關於《最終因》的著名作品，其作者這樣說道：「鞏膜在其表面上的某處一定是透明的，因為這樣才能讓光線穿透它……虹膜必須用精確控制的透光口的開合來做出響應……在這個透明的開口背後，必須要有折射媒介……在這個黑暗的空間的最前端一定要有一塊視網膜……一定要有無數的透明椎體與視網膜垂直，它們只允許光線先通過自己再和神經薄膜接觸。」作為回應，《最終因》的主張被用於假設進化論學者的假說。所有的東西確實都非常精巧，實際上，如果有人對我們的眼睛進行研究就會發現，在這個機體中，成千上萬的元素都為了一個功能而互相協作。但是回到源本來看眼睛的功能，比如在纖毛蟲身上，眼睛已經弱化為一種能夠感光的斑點（幾乎是純化學反應）：這個功能在開始的時候可能只是完全的巧合而已，也只是有機物複雜性的冰山一角而已，這個機體對眼睛的功能進行了實際的改造。通過某些未知的機制才能直接或間接完成它，僅僅通過自己賦予該生物的優勢影響讓這種生物牢牢地將其抓住，從而才成為了自然選擇中的一部分。於是，我們眼睛的形成過程也許能被解釋為功能和機體之間那近乎無限且不受機械因素打斷的行為和反應的產物。
實際上，在功能和機體之間是很難找到這個問題的答案的，就像終局理論和機械論其自身遇到過的那樣。因為機體和器官是不同屬性的詞彙，而且它們相互之間的作用和關係都非常緊密，所以要事先決定表達它們之間的關係時，我們無從得知到底應該像機械論那樣從前者開始，還是像目的論那樣從後者開始。但是我們認為，如果我們從對具有相同屬性的二者進行比較開始，以機體與機體之間的比較而非機體與該機體所具備功能之間的比較開始的話，那麼上述的討論就應該完全地轉變方向。在這種情況下，一點一點地朝著答案進發就可能變得越來越似是而非，而且我們越是堅決地假設進化論學者們提出的假說就越有發生問題的可能性。
讓我們將脊椎動物的眼睛和諸如普通貝類的軟體動物挨個排開。我們發現在這二者中都存在著同樣的基本器官，都是由類似的元素組成的。貝類的眼睛也有視網膜、虹膜和鞏膜的鏡面結構，就像我們的眼睛一樣。它們甚至還具備視網膜元素的某種反轉能力，這種能力在通常情況下並不存在於無脊椎動物身上。現在，軟體動物的起源可能還是一個富有爭論的話題，但是不管我們持有什麼樣的觀點，所有人都同意的是，在像貝類眼睛那樣的複雜眼睛出現之前很久的時候，軟體動物和脊椎動物從它們共有的父系幹細胞中分裂出來。那麼，此種結構類比又是從何而來的呢？
在這點上，我們會向兩種截然不同的進化論者解釋系統——純粹的偶然變化假說，以及在外部條件的影響下以一種完全一致的方式發生改變的假說——依次提出問題。
前者為世人所熟知，在今天被分為兩種差別巨大的形式。達爾文聲稱所有的微小變化都是由自然選擇進行的累積。他並未忽視突變的事實，但是他居然認為這些「運動」——他這樣稱呼它們——只是無法自我保持的龐然大物而已。他同時還認為物種的基因是「看不見的」變化的累積。現在很多博物學家同樣持有這樣的觀點。但是就趨勢而言，這種假說開始逐漸向其相反方向的理念投降了，認為在幾個完全不同於以前物種特徵的新特徵出現的同時，新的物種也就立馬誕生了。後面的這種假說在貝特森的一本著名著作中已經被很多的學者所證明，它已經因為雨果·德·弗里斯那些令人震驚的實驗而變得極為重要，擁有巨大的力量。這位植物學家在月見草上做實驗，在一些新世代的這類植物中發現了一些新的物種。這個他從自己實驗中得出的理論具有極高的價值。物種會遺傳不同的穩定性和外形改變。當「易變」週期發生時，未知的各種外形就會從眾多不同的方向中出現——我們不應偏袒這兩種假說中的任何一方，以及那些擁有不可感知的變化的事物。實際上，也許它們二者都是對錯摻半。我們只是希望指出如果產生的這些變化都是偶然的，那麼它們不管是大還是小，都不能解釋我們在上文所提到的那些結構相似性了。
讓我們開始假設達爾文的不可見變化理論為正確的，並假定因為機率和不間斷的累積而發生的細小區別也是正確的。一定不能忘記的是，有機物中的所有部分都必須互相協作。不管它的功能是機體的效果或是機體的成因，都完全沒有影響。只有一點是確定的——機體只有在自己施展功效的情況下才具有意義，才能進行選擇。然而，無論視網膜結構何時發生改進，也不管它將變得如何複雜，一旦在此過程中，視覺中心——以及視覺器官本身的一些部分——沒有同步發展，則可能阻礙它的進展，反而無法提升視覺能力。如果這些變化是偶然的，那麼它們是如何在同一時間內，在保證整個器官能夠繼續有效地發揮自己功能的情況下，把所有的部分都集中起來進行升級換代？達爾文對此理解得非常透徹，這就是他為何不把變化歸納於眾多不可見的原因之中。在視覺器官的某一點上偶然發生的某種變化，如果它非常的小，將不會阻礙整個器官的運作，而這個首先發生的偶然變化在某種情況下能夠「等待」互補性變化的發生，從而累積起來將視覺提升至更高等級，逐漸趨於完善。我們認為這個假說有道理，但是既然不可見的變化並不會對眼睛的功效產生影響，那麼它也不會幫助眼睛發揮功效，至少在具有互補性的各種變化發生前是這樣的。在這種情況下，變化又是如何通過自然選擇被保留下來的？不知不覺中，人們將這種微小的變化比作被有機物留給日後建造的邊角料。這種假說和達爾文理論的原理毫不相符，甚至在沿著進化的主線進行發展的器官上都無法避免，比如脊椎動物的眼睛。但在我們觀察脊椎動物眼睛結構和軟體動物眼睛結構的相似之處的時候，這種思想又會強壓在我們身上。在完全偶然的情況下，這些無法計算的微小變化怎麼可能以同種方式發生在兩條相互獨立進化的路線上？還有，它們又是如何通過兩個案例中所說的，在它們二者完全分開進行的時候，用同樣的順序做出的同樣的選擇和累積，從而得到儲存的？
那麼，讓我們轉向突變假說，看看它是否能解決這個問題。這個假說毫無疑問地減少了某一點上的難度，但卻又增強了另一點的難度。如果軟體動物的眼睛和脊椎動物的眼睛都是通過相對少量的突變而變成現在的這個樣子，那麼我就能夠理解兩個機體之間的相似性，是源於一些無法計算、相繼發生、無窮無盡的相似性：在這兩種情況下都有機會發生完全相反的事情，但在前一個案例中，奇蹟的出現不需要機會，這與在第二個案例中不一樣。我能理解的不僅是原本應該增加但卻不知如何就被減少了的相似點的數量，還有這二者是如何被儲存下來並且互相疊加的。初期的變化現在被認為對生物而言足以成為一種優勢，而且它對於選擇的進行的影響也是同樣如此。但是這裡卻產生了一個問題，這個問題並不比前者簡單，即可見結構的所有部件是如何在突然變化的情況下保持良好的協調性，從而使眼睛繼續施行自己的功能？單獨一個部分的變化就足以讓眼睛失去視力，除非這個變化是絕對的無限小。各個部分都必須立即發生變化，每一個都參考其他部分的變化而變化。我也認為在運氣不怎麼好的個體身上會發生很多的不協調變化，我也相信自然選擇能夠將這些東西消滅掉，我還同意只有那些能夠應對挑戰的組合可以被儲存下來，提升視力，從而生存下來。而且，這種組合一定會產生。在這樣的事情曾經確實出現過的情況下，我們能夠承認它在物種的歷史上得以自我複製和重複，就像每次一次性產生出新的互相固定的併發症那樣，這些併發症與先前發生的併發症緊密聯絡在一起，在相同的方向上共同走向未來。尤其是，我們如何認為僅僅通過一系列「偶然事件」，這些突變就會在相同的順序中發生相同的事情——所有的案例中的元素都有完美的和諧關係，而且越來越多，越來越複雜——而卻是在兩條互相獨立的進化道路上。
在此種情況下發生的事情與查林、德拉馬爾和穆敘在實驗中所發現的相差無幾，他們把孕期豚鼠的肝臟或腎臟破壞掉，然後這些豚鼠會將自己的殘疾遺傳給正在腹中的胎兒，這是因為這些母體所受到的器官損傷已經產生了某種「細胞毒素」，這種物質會在胎兒體內的相應器官上發生作用。在實驗中人們發現，正如這幾位生理學家在自己以前進行的觀察中所得到的結果那樣，已經成形的胎兒才會受到這種細胞毒素的影響。但是查林所進行的另外一些研究卻得出瞭如下的結論，同樣的效果能夠通過在精子和卵子上進行一種類似的過程而產生。總而言之，就是：在布朗·賽卡爾實驗中發現的對某種既有特點的遺傳現象能夠用一種毒素作用在基因上的效果來解釋。然而，這種殘疾看起來似乎作用在了正確的地方，它是通過類似於感染酒精中毒的過程而得以傳播的。但是在所有成為遺傳的既有特點的案例中是否都是如此呢？
實際上，在那些肯定既有特徵遺傳的人和那些否定這個理論的人之間存在雙方都認可的一點，那就是某種特定的影響，如酒精的影響，能夠在該生物和它所擁有的原生質上同時產生作用。在這種情況下，缺陷就會被遺傳下去，就「好像」父母的肉體細胞直接作用在了原生質上，儘管在現實世界中肉體細胞和原生質都會受到相同原因造成的結果的影響。那麼，就像那些堅信既有特徵是可以轉移的人所認為的那樣，我們假設肉體細胞能夠影響原生質。認為發生在第二個案例中的情況和發生在第一個案例中的情況是一樣的，以及肉體細胞帶來的直接影響是原生質的一種普遍替代的這種假說難道不是最為自然的一種假說嗎？假設情況就是如此，那麼後代身上發生的改變與在其父輩身上發生過的改變是一樣的，這就是一種意外，並且有某種程度上的偶然性。這就像酒精中毒症的遺傳一樣：它會從父親那裡被傳給孩子，但在每個孩子身上可能表現出來的程度不一樣，而且所有孩子的表象都和父親有所區別。我們用字母ic/i來代表原生質中發生的變化，ic/i可以是陰性的，也可以是陽性的，這就是說，這個字母同時代表某種物質的得到或者喪失。可能並非基因的確切再現，在原生質當中的情況也是如此，原生質中的變化是由肉體細胞中某種特殊部分的某種特定變化而激發的，原生質在形成過程中決定了新有機物中相應部分的類似變化，除非此有機物所有的新生部分都對ic/i具有了某種免疫力：同樣的部位會在新有機物中經歷改造的過程，因為該部位的發展受到新影響的作用。在此之後，該部位在生產有機物中發生的變化可能完全不同於其相對應的部位以某種方式發生的變化。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應該建議在「偏差」遺傳性和「特徵」遺傳性之間引入一個分別彼此的機制。獲得了新特徵的個體會因此從其先前所有的形式中「偏離」出來，它所包含的基因形式或者半基因形式可能會在其自身的發展中發生複製。如果這種改變並不包含能夠改變原生質的物質的產生，也不會影響營養物質的產生從而剝奪了其包含的某種元素的原生質，那麼它對這個個體的後代就不會產生任何的影響。通常來說，情況差不多就是如此。從相反的方面來看的話，如果它擁有某種影響，那麼這就極有可能是因為其引入原生質的某種化學變化。這種化學變化可能會給擁有發展基因的有機物再次帶來原始的變化，但是它做其他一些事情的可能性也很大。在此後一個案例中，被創造出來的有機物極有可能會從正常型別中脫離出來，就像創造它的那個有機物一樣，但是它的方式又並非類似於其母體。它將繼承的是這種偏差，而非特徵。因此從大體上來說，個體所形成的習性可能在自己後代的身上不會產生共鳴，但是當這種情況發生的時候，後代身上的變化可能也不會和前者具有視覺上的相似性。至少，在我們看來這個假說就是這樣的。不管在什麼情況下，只要缺乏反面的證據，就好比那位傑出的生物學家所做的那次決定性的實驗沒有成功一樣，我們必須堅持實際得到的觀察結果。現在，即便我們從既有特徵傳遞性理論中最為有利的觀點來看，並且假設表面上的既有特徵在大多數情況下，它都不會是某種內在特徵遲緩發展，事實證明遺傳轉移只是一種例外情況，並非必然。那麼，我們如何能夠推論出類似眼睛這種結構的產生呢？當我們在考慮為數眾多方向一致的變化的時候，我們必須在纖毛蟲的斑點變為軟體動物的眼睛再變成脊椎動物的眼球成為可能之前對這些資料進行統計，我們並未看到遺傳，正如我們所觀察到的一樣，能夠決定不同之處的累積，即便是在假設個體努力能夠獨自產生這些變化的情況下也是如此。這也就是說，新拉馬克理論並不比其他的任何一種進化論理論更能夠解決這個問題。
在此種情況下，在普通的測試中進行各種進化當前形式的嘗試，表明了所有的這些形式的測試都有著同樣的不可逾越的困難，但我們絕對不會將它們全部一杆子打死。相反，所有的這些當前形式都有相當大量的事實為支撐，其自身執行的方式必定是正確的。所有的這些都必須對應進化過程中的某一個特定的方面。也許理論應該將其自身限制在某個特定的觀點之中，從而保證其科學性，這也就是說，給予所有的眼睛某個特定的細節方向。但是事實卻是，所有的這些理論的觀點都不全面，它們必須變得全面。這個事實就是哲學中的特殊客體，這種特殊客體並不受精密科學的限制，因為它沒有被想要用於任何有實踐意義的應用。因此，我們能夠用一兩個詞彙來表述此種積極的貢獻，進化的三種當前形式對我們而言都好像是通往問題答案的道路，在我們看來，它們所留下的和這三種努力所做的匯合在了一處，獲得了一種更為全面的——儘管因為其必要性而變得不是那麼明確——關於進化過程的理論。
我們認為，新達爾文理論中所認為的變化的根本原因並非個體在其生命週期中所經歷或者表現出來的東西，而是個體所承載的基因中遺傳下來的各種不同之處。我們對這些生物學家的誤解在於將基因中遺傳的不同之處視為完全的偶然性和特殊性。我們會不自覺地認為，這些不同之處是一種脈動的發展，這種發展在不同個體的基因上相互傳遞著，它們因此也就不是純粹的偶然性了，它們可能會在同一時刻，以同一種形式，在各個物種的所有代表身上表現出來。而且，實際上，變異理論正在此點上對達爾文理論進行極大的修正。這種變異理論認為在經歷了一段較長時期之後，在某個給定時刻上，整個物種都被圍繞在發生變化的傾向之中。這種改變的傾向，因此也就不是偶然的了。誠然，這種改變其自身可能是偶然的，因為根據徳·弗里斯的理論，變異會在不同的物種裡不同的代表上以不同的方向發展。但是，我們必須首先注意的是這個理論是否能在其他的植物物種身上得到證實［徳·弗里斯旨在拉馬克月見草（ioenotheralamarckiania/i）上證實了這個理論］，之後才能得出其可能性，從這時開始，我們應對其進行進一步的解釋，機率的作用在動物變化上的影響比在植物身上的影響要大得多，因為在植物世界中，功能性對於外形之間的關係並不是那麼的直接。即便如此，新達爾文主義者卻更傾向於認為變異的週期是確定的。變異的方向因此可能也是確定的，至少在動物世界中是這樣的，我們必須將其指向更深的層次。
這樣一來，我們獲得了跟艾默一樣的假說。這個假說認為不同特徵的變化以確定的方向在不同的世代之間進行著傳遞。艾默的假說在他所持有的限定範圍之內對我們而言顯得似是而非。當然，有機世界的進化不能作為整體而被預先確定下來。相反，我們認為，生命的自發性是由一脈相承的新形式的不斷創造中被表現出來的。但是這種不確定性是無法完成的，它必定要留下一些確定了的部分。一個器官，比如眼睛，必須要在朝著固定方向進行的連續性變化的過程中才能夠形成。實際上，我們並不清楚該如何解釋擁有不同發展進化歷史的不同物種都存在著眼睛結構上的共同之處。在此理論中，我們與艾默的不同在於，物理和化學原因的組合足以確保這種結果會發生。相反的，我們曾經嘗試過用眼睛的例子來證明，如果確實存在著「定向進化」，那麼心理上的因素就能夠介入。
一些新拉馬克主義者確實也注意到了心理屬性的存在。在我們看來，新拉馬克主義中存在著一個最為堅固的立場。但是，如果這個原因只不過就是個體有意識的努力的話，那麼它就不能被用於數量限制更為嚴格的案例中了——比如在動物世界，而非所有的植物種類中。即便是在動物之中，這也只會作用於受到意識直接或間接的引導的那些點上。即便是在發揮效力的地方，我們也不清楚它是如何在複雜性不斷增加的情況下做到這一點的：如果已有的特徵能被傳遞給後代並不斷累積的話，這就是可以想象的了；但是這種傳遞看起來似乎並不符合常理，是一種例外。一種發生在固定方向上，不斷累積和自我擴張從而創造出一臺越來越複雜的機器的遺傳變化是一定和某種努力相關的，但是對於那種在更為獨立的周邊環境之中，比個體努力更加深層次的努力，以及那種在同一物種中絕大多數的代表身上都是常見的努力而言，它們所擁有的固有東西是存在於自己的基因中的，而非組成它們的物質之中的，因此，在此種條件下，某種努力就能被傳遞給下一代。
於是乎，在繞了一大圈之後，我們又回到了原點，回到了我們開始的那個理論，即生命原動力理論，這種原動力通過作為連線不同世代的紐帶，以基因的形式代代相傳。此種動力與進化路線一同前行，並在其中被分化，它是改變的根本因素，至少對於那些被有規律地傳遞的變化是這樣的。總的來講，當物種開始從芸芸眾生中分離出來的時候，它們在進化的道路上會逐漸凸顯出自己的與眾不同。然而，在某些確定的點上，它們可能會進化出相同的東西，但實際上，它們只會在普遍動力的假說被接受的時候才會這樣做。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現在必須利用我們已經選定的例子，對軟體動物和脊椎動物的眼睛形成進行更為細緻的解釋原因。這樣，「原動力」的理論就會變得更為清晰明瞭了。
在類似於眼睛的器官中有兩個具有同等爆炸性的要點：其結構的複雜性以及其功能的簡單性。眼睛是由各個不同的部件組成的，比如虹膜、角膜、視網膜、晶狀體，等等。在所有的這些部件中，細節是無窮多的。光是視網膜一個就由三層神經元組成——多極細胞、雙極細胞、視覺細胞——所有的這些都具有其特殊的個性，而且毫無疑問的都是極其複雜的有機物：實際上，視網膜薄膜的內部結構都極為複雜，它複雜得讓人無法用一種簡單的方式來對其進行詳盡的描述。簡而言之，眼睛的機制包含了無窮多的機制，所有的這一切都擁有極度的複雜性。雖然視覺只是一種簡單的動作，只要眼睛張開著，視覺效果就能產生。但就是因為其動作很簡單，所以在形成這種具有無窮複雜性的自然屬性上有任何輕微的紕漏都會讓視覺變為不可能的任務。這種器官複雜性與功能統一性之間的對比成為了我們研究道路上的一塊絆腳石。
機械論是能為我們展示在外部環境下——無論是通過對組織的直接作用還是通過選擇更為適合個體的間接影響下——機器逐漸被建立起來的過程的理論之一。但是，不論這種理論採取的是哪一種形式，即便它有助於對所有部件的細節進行解釋，它也無法闡釋清楚存在於它們之間的相互關聯。
然後我們又將目光轉向終局論理論，這個理論認為各個部件是在一種事先形成的、有某個特定終結點的計劃的基礎之上被聯絡在一起的。在這種情況下，這個理論就將自然的工作比作了工人的工作，工人的工作同樣也是對某種理念的實體化或者對某個模具的仿製，他們在此基礎上將不同的部件組合在一起以達到最終的效果。在這裡，機械論用其擬人化的特徵對終局論進行了正面的駁斥。但是，從某種程度上講，這個理論卻並未看到自己正在根據這種方法一步步走向支離破碎！不過它倒真避開了其追求的最終結果，或說一個完美的模型。然而這個理論同時也認為自然像人類一樣工作，將不同的部件組合在一起，雖然在對胚胎進行粗略觀察的時候會得出生命的形成方式與之大為不同的結論。生命並不通過元素的結合和增加來延續，而是通過元素的分離和減少來延續。
但是我們必須越過機械論和終局論這兩個觀點，將立場置於人類大腦通過思考人類的工作所能指向的那些立場之上。但在哪些方向上我們才能超越這兩種觀點呢？我們曾經說過，在分析器官結構的時候，我們能對其進行無窮盡的細分，儘管其作為整體時的功能是非常簡單的。這種在器官無窮的複雜性與其功能的極度簡單性之間的對比是應該能開啟我們眼界的道理。
總的來說，當一個方面的物體表現得極為簡單，而另一方面的物體則是極度複雜的時候，這兩個方面的重要性絕對不可同日而語，或者甚至都不存在於同一種真實性上。在這些案例中，簡單性隸屬於物體其本身，而無窮的複雜性則屬於我們對此物體進行的全方位的觀察，屬於我們的感官或智慧向我們自身所反映的各種符號，或者，更為籠統地說，還屬於以某種不同順序排列的各種元素，我們試圖對這種東西進行人為的模仿，但是其自身又始終保持著不可比較性，擁有不同的屬性。天才畫家能夠在畫布上畫出影像，我們能用各種彩色的馬賽克對他的作品進行模仿，我們使用的馬賽克的面積越小、數量越多、色階越豐富，我們就能對他的畫作進行越細緻的模仿。擁有無數多個體積無限小，能夠表現出無限複雜色階的元素，對於與這位畫家作品保持完全相同的效果必不可少的，可是這位畫家將其作品視為一個簡單的物品，他只希望將其作為整體表現在畫布之上，而且它越是完整，作為不可分割的直觀投影，對我們的衝擊力就越大。現在，我們假設自己的眼睛能夠透視馬賽克效果是組成的作品，或者假設我們的智慧無法將出現在畫布上的影像解釋為除馬賽克拼接之外的其他東西。那麼我們就應該簡單地表現為小方塊的組合，也就處於了機械論假說的範疇之中。我們或許能夠增加一些內容，除了實際的組合之外，肯定還存在著某種那位畫家所使用的計劃，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又成為了終局論者。但我們在這兩個案例中都無法進入到真正的流程中去，因為這些方塊都沒有被聚攏在一起。畫布上反映的就是這副圖畫，也就是一個簡單的動作，通過進入到我們的意識當中，這副作品就在我們的眼睛前面被分解成了數以千計的小方塊，經過重新構建，它們呈現出的是一種美妙的排列。所以，眼睛，和其結構上精妙的複雜性可能只是視覺的簡單動作，被我們分成了各種的小格子，這些格子的排列順序對我們而言顯得極為壯觀，因為我們將其整個存在視作一種組合後的結果。
如果我將自己的手臂從ia/i點移動到ib/i點，這個動作對我而言從兩方面看來是同時進行的。從我自身的內在感受而言，它是一種簡單的、不可分割的動作。而從外在來看，它形成了一條特定的曲線iab/i。在這條曲線中我能指定任意多的位置，而這條線其本身也可以被定義為所有的這些位置的一種特定的相互位置關係。但是，這些位置的數量是無限多的，它們相互關聯的順序是在我的手從ia/i點移向ib/i點的這一不可分割的過程中自動跳出來的。在這裡，機械論可能就只包括看到這些位置了。終局論會將這些位置的排列順序納入計算範疇。但是機械論和終局論都會處在運動現實所在的一邊之上。就某種意義來說，運動比位置以及位置之間的排列順序更具有意義，因為它足以實現其不可分割的簡單性，以確保後續位置的無限性以及它們被同時給出的排列順序——還有另一種既不是排列順序，也不是所處位置，但是卻很重要的東西，機動性。但從其他意義上來講，運動決不是位置的連續和這些位置之間相關聯的順序，因為，要將各點以一種特定的順序進行排列，首先就需要擁有此種順序的概念，然後再在各點上將其實現，在此過程中比如存在著組裝的工序以及智慧，然而，此種過程的簡單運動卻不包含此二者。以人類的理解看來，它並非智慧，也不是組裝，因為這個東西不是由不同的元素構成的。而眼睛和之間視覺的關係也是如此。視覺功能包括的不止有眼睛的組成細胞以及它們互相之間的協調關係：從這個方面來看，不管是機械論還是終局論都無法做出足夠的解釋。但是，在其他的方面說來，機械論和終局論走得也太遠了，因為它們讓自然擁有了阿喀琉斯功績中最為偉大的一種力量，它們認為是自然將視覺的簡單行為強化成了擁有無限複雜性的元素的無限性，但是自然在製造眼睛的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和我在舉起自己的手臂時所遇到的困難一樣微不足道。自然的簡單動作被它自己自動地分成了元素的無限性，而這些無限多的元素又是與一種理論處於一種協調同一的關係之中，就像我舉起手臂形成了無限多個最終滿足某個特定公式的點一樣。
我們發現要在這種條件下看見事物是非常困難的，因為我們會不自覺地將組合視作製造。但是組織和製造卻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行為。製造是人類特有的，它是將各個互相關聯的部件組裝到一起的過程，我們在自己能將這些部件組裝到一起並依靠它們實現某種功能的前提下將其裁剪出來。可以說，這些部件都是圍繞在作為完美中心的那種功能性的周圍的。因此，製造就是從邊緣向中心工作的過程，或者，就像哲學家們所說的那樣，是化繁為簡的過程。而在另一方面，組織卻是從中心到周邊的過程。它從一個幾乎是理論點的點上開始，通過不斷擴大的同心波環繞在這個點的周圍。處理事物的數量越是龐大，製造的工作就越要高效。它通過集中和壓縮來產生作用。相反地，組織的過程卻帶有某些爆炸性：在最開始的時候，它需要最小的可能點，即最少的物質，就好像組織的力量只是勉強進到了空間中。精子是發動胚胎生命中進化過程的要素，它是有機物中最小的細胞之一，它只是真正參與到此種作用中的精子中的很小的一部分。
但是這些都只是表面上的不同而已。我們認為，往它們下面深挖下去，能夠發現更為深層次的不同之處。
一個被製造出來的事物將製造工序其自身完整地勾畫了出來。我的意思是說，製造者能夠在其產品中發現所有他用來製造這個物體的原料。如果他想製造一臺機器，那麼他必須一個又一個地將其各個部件剪裁出來，然後再拼裝到一起：這臺機器在被製造出來之後能夠展示出所有被使用到的原材料以及組裝工序其本身。這整個結果代表了整個工序過程，在這個工序過程中的每一步驟都代表了在結果中相應的某個部分。
現在我們知道，實證科學能夠也應該能進行好似製造機器一般的組織。只有這樣它才能夠將組織起來的各個部件穩定在一起。因為其目的並不是向我們展示事物的本質，而是為我們提供施作用於這些物體上最好的方法。物理學和化學是非常先進的科學，而只要我們通過物理和化學的工序對其進行處理，活著的事物就能夠自動上前迎合我們的需求。因此，在被組織的物體最開始被比擬為一臺機器的前提下，我們就只能對組織行為進行科學上的研究。眾多的細胞就像機器上的各個部件，有機物的組成以及將各個部分組合起來的基本動力都會被視作將其合為整體的動力的真實元素。這是科學的立場。而在我們的主觀觀點中，哲學的立場與之截然不同。
對於我們來說，組裝好的機器作為一個整體，嚴格來講能夠代表整個組織工序，但是這部機器的各個部件並不與組織工序中的各個步驟一一對應，因為這臺機器的物質性並不代表所使用方法的總和，而是代表了被避免的障礙的總和：這是一個被動而非主動的事實。所以，如同我們於前面一個研究中所表明的那樣，視覺有能力以一種正當手段獲得無限多原本無法進入我們眼睛的事物。但是這樣的一種視覺不會在發揮作用時持續存在：它可能適用於某種幻象，但是對於活生生的物體都不適合。一個活生生的物體擁有的是一種有效視覺，它受限於這種活物能夠作用的物體範圍之內：它是一種受到導向的視覺，視覺器官只不過是將這種導向的作用符號化了而已。因此，視覺器官的創造也不過只是通過將其解剖學元素組裝起來，就像開鑿運河能夠被解釋為不過是將一處土壤移開，用於建造河堤一樣。機械論可能會認為土壤是被一車接一車地運走的，終局論在此基礎上可能還會認為這些被運走的泥土並不是被隨機堆放起來的，所有的這些搬運工都在遵守著某個計劃。但是，這兩種理論都可能是錯誤的，因為運河的建造其實是以另一種方式進行的。
在更精確的範圍裡，我們能夠通過其本質來講這個過程與我們舉起自己的手臂這一動作進行比較。但是，我們首先要假設在舉起手臂的過程中不會遇上任何的阻力。現在讓我們開始想象，我們的手臂並非是在空氣中移動，而是必須穿過壓縮後的鋼鐵填充物，這種填充物會在手臂前進的道路上產生成比例的阻礙。在某個特定的時刻，手臂會因為力氣用盡而被迫停下來，而在這個時刻，這些填充物將以另一種特定的形式互相關聯起來，這也就是說，它們會形成手掌以及一部分手臂的樣子。現在，假設手掌和手臂都是隱形的。旁觀者將在這物質當中，對讓這些填充物進行如此排列的原因展開大規模的調查。有些人會將每個填充物的位置變化歸咎於其周圍填充物施展到其身上的作用：這些人被稱為機械論者。其他的人會更傾向於認為其整體的計劃對這些元素的移動負有責任：這些人被稱為終局論者。但是實際上僅僅存在著一種不可見的行為，那就是穿過填充物的那隻手：這些顆粒的無窮盡地移動，以及它們最終停止下來後形成的排列，都在以某種方式被動地表明這種不可分割的運動，它形成了一種阻力的單一形式，而並非是主動元素作用的綜合。出於這種原因，如果顆粒的排列被稱為一種「效果」，而手的運動被稱為一種「原因」，那麼我們就能夠認為一個作為整體的效果能夠被一個作為整體的原因所揭示，但是對於效果中和原因中的某些部分而言，它們是不對等的。用其他話來說，不管是機械論還是終局論在這裡都不太恰當，我們必須傾向於某種與之不同的解釋。現在，在我們提出的假說中，視覺與視覺器官之間的關係以及之後提出的手和鋼鐵填充物之間的關係就非常接近了，都是引導和限制其動作的。
手的動力越大，它插入填充物的距離就越長。但是不管它在哪個點上停下來，這些填充物都會分毫不差地自動形成另一種排列順序，它們中的每一個顆粒都能找到一種平衡、均勢。對於視覺和視覺器官而言，也是如此。如果這種不可分割的過程或多或少地為視覺帶來了某種進步，那麼視覺器官的物質性或多或少地也是由數量相當可觀的相互關聯的元素所組成，但是它們的排列並不是非要完整得無懈可擊的。這種情況不可能發生在某些部分上，因為，真正的過程會在所有的部分上都產生作用。這就是機械論以及終局論都不具備的東西，也是對諸如眼睛這種器官的精妙結構感到大惑不解的、我們所無法理解的東西。在我們迷惑的最底層是這樣一種情況，這種協調系統中只有某個部分被我們所瞭解，對其完整的瞭解只不過是一種奢望罷了。這種奢望會立即被終局論者通過最終的結果而分配到所有的部分上，而機械論者會通過自然選擇的效果一點一點地對其進行解釋，但是此二者都在這種協調中看到了某種積極的東西，從而看到了其原因中某些可以被分離出來的東西——某種允許所有可能出現的東西。在現實中，這種原因，儘管或多或少的有些強烈，但它也無法避免在某些部分上產生作用，它會同時在所有部分上發揮效力。遠，可能會誕生出某種屬於低階器官的簡單的有色斑點，要麼是龍葵的那種簡單眼睛，要麼是稍有不同的眼蠶眼睛，或者是鳥類那驚人完美的眼睛，但是所有的這些器官，它們的複雜性都不盡相同，但它們所表現出來的相互聯絡都是相當的。出於這種原因，不管兩個動物物種相隔有多遠，如果在二者體內朝向視覺的進化都大同小異的話，它們二者很可能就會形成同如果它在視覺的道路上越走越樣的視覺器官，因為視覺器官的外形只能代表其所擁有的功能的適用程度。
但是，在討論視覺進化的過程的時候，我們難道不會回到老舊的終局論觀點上去嗎？如果這種過程要求在有意識或無意識的情況下存在著終點思維，那毫無疑問我們會如此。但是，這種情況要憑藉生命的原始動力才會真正發生，在此種運動其本身中表明瞭這一點，而這也是為什麼在獨立的進化路線上才能發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如果現在我們被問及它是為何以及如何被表現出來的，我們可以回答生命和其他所有的東西都不相同，它是一種作用於內部非生命物質的趨勢。這種行為的方向並不是事先決定的，因此生命在進化的道路上擁有了眾多形式的不可預見性。但是從某種延伸程度上來講，這種行為總是為我們展示著偶然性的存在，它至少代表了一種選擇的雛形。現在，選擇包括了關於幾個可能行為的預期理念。因此，一定要在動作發生前為活著的生物標示出這些行為的可能性。視覺也不過如此：物體的可視輪廓就是我們對該物體施展最終行為的設計。因此，視覺將以不同的角度，在最為多樣化的動物種類身上被我們發現，而且只要它達到了同樣的強度就會展示出同樣的構架複雜性。
我們一直在廣義上對這些結構的相似之處以及諸如眼睛之類的具體案例進行研究，因為我們必須要為自身找到關於一邊是機械論，一邊是終局論的定義。我們仍然需要對其本身進行更為細緻的描述。要做到這點，我們現在應該通過展示進化的各種互不相同的結果，不是為了表現出它們的相似之處，而是表現出它們之間互補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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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生物的不可逆轉性已經由鮑德溫進行了極佳的闡釋i［/i《發展與進化》i（developmentandevolution）/i，紐約，1902年；327頁i］/i。
我們對這個問題研究了很久，並且嘗試著在《論意識的即刻材料》i[/i（essaisurlesdonnéesimmédiatesdelaconscience），140-153頁i]/i中對其進行闡釋。
在他的著作《藝術天賦》（igeniusinart，legéniedansl’art/i）中，m．希爾創造出了這個雙重理論，即藝術是自然的延續而生命是創造。我們應該主動接受第二個公式，但對於創造，我們必須如作者一樣將其理解為元素的「合成」嗎？預先就存在，而合成則是實質上既定的，在此種情況下只會出現一種可能的排序。這種超人類智慧的排序能在周圍所有可能的事物中進行預測。相反，我們則堅持認為，在生命的領域中，各個元素沒有真正和獨立的存在。它們都是個體過程的多重心理感官。因此整個過程充滿了緊急性，在先前和事後之間存在著不可比較性——簡而言之，綿延。
比奇利，《關於泡沫和原生質的圍觀調查》，萊比錫，1892年，第一部分。
魯姆布勒，《間接細胞和細胞核分裂力學解釋》，i［/i魯氏檔案館（iroux’sarchiv/i）,1896年i］/i。
貝特霍爾德，《原生質力學研究》（istudienüberprotoplasmamechanik/i），萊比錫，1886年，102頁，比照萊·丹特克的解釋，《生命新理論》（ithéorienouvelledelavie/i），巴黎，1896年，6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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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帕，「滴蟲纖蟲研究」（ietudedesinfusoirescilies/i）（《動物學實驗檔案》（iarch.dezoologieexperimentale/i），1883年，47頁、491頁、518頁、549頁）。p.維尼翁，《對上皮細胞的一般細胞研究》（irecherchesdecytologiegeneralesurlesépithéliums/i），巴黎，1902年，655頁。是對纖毛蟲運動的傑出研究，同時也是對詹寧斯最近提出的向性（itropism/i）理論透徹的批評i［/i《獻給對低等有機物的行為研究》（icontributiontothestudyofthebehavioroflowerorganisms/i），華盛頓，1904年i］/i。這些低等有機物的「行為型別」，正如詹寧斯所定義的那樣（237—252頁），毫無疑問按照的是心理上的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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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們也注意到了一些類似的事實，它們都存在於植物世界中。參見布拉林根，《物種的概念和突變理論》（ilanotiond'especelaetthéoriedelamutation/i）i［/i《年度心理學》（iannéepsychologique/i），第七卷，1906年，95頁i］/i。以及德·弗里斯，《物種與變化》（ispeciesandvarieties/i），655頁。
關於此課題，參見《物質與記憶》（imatièreetmémoire/i），第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