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隻獎盃，現在在哪兒呢？在哪個櫃子底下？在哪個雜物堆放處？最後一段時間，我們把它拿來當菸灰缸用。因為，託著舞蹈者的底座備有一個圓形邊，我們在那兒撳滅香菸。我也許將它忘在旅館的房間裡了。我很驚奇，怎麼沒有把它帶走？我其實是很喜歡小物品的。
然而，開始的時候，依沃娜還是很珍惜它的。她把它擺在客廳寫字檯上顯眼的位置。這是職業生涯之初。然後，勝利女神像獎和奧斯卡金像獎也許會接踵而至。再後來，她也許會動情地在記者面前談論它，在我看來，依沃娜無疑會成為電影明星。目前，我們暫且將《自由回聲報》上的那篇長文章掛在洗澡間。
我們過著遊手好閒的日子。我們起得很早。早上，經常有霧——或者說藍色水汽，它使我們擺脫了重力的吸引。我們感到如此輕盈，如此輕盈……行走在卡拉巴塞爾林蔭道上，我們幾乎腳不著地。九點鐘，太陽馬上就要驅散稀薄的霧氣了。斯波爾亭湖灘還是沒有遊客。只有我們兩個，外加一個浴場夥計，他穿著白衣服，正在排列摺疊式帆布躺椅和太陽傘。依沃娜穿著一套乳白色游泳衣，我借了她的浴衣。她洗湖水浴，我看著她游泳。狗的視線也隨著她轉。她向我打了一個手勢，笑著，喊我游過去和她會合。我對她說，這一切太美了，明天會有一場災難降臨的。我在想，一九三九年七月十二日，我的一位同伴，穿著一件紅綠相間的條紋浴衣，看著他的未婚妻在愛當洛克游泳池游泳。他像我一樣，害怕地聽著收音機。即使在這兒，安的堡海角，他都無法逃避戰爭……他的腦中塞滿了避難所的名字，然而，他來不及逃跑。幾秒鐘之內，一種無法解釋的恐怖佔據了我的心胸，她從水裡鑽了出來，過來躺在我身邊，曬日光浴。
快十一點鐘，當人們開始擁向斯波爾亭時，我們逃到一個小湖灣。人們從餐廳的露天座，經過一個風化的、建於高爾東格拉姆時代的樓梯，可以到達那裡。下面，是佈滿卵石和岩石的湖灘；還有一個極小的小木屋，只有一間，開了幾個窗戶，窗上有護窗板。兩個縮寫字母刻在搖晃的木門上，是用哥特字型刻的：gg——高爾東格拉姆，還有日期：1903。這個極小的房子，肯定是他自己親手搭建的，他來此沉思默想。高爾東格拉姆很敏感，也很有遠見。太陽很曬時，我們就去裡面待一陣。陰暗。門口有一塊亮光。一股淡淡的黴氣飄蕩著，我們最終也習慣了。激浪拍岸的聲音像網球聲一樣單調，令人安心。我們關上門。
她游泳，在陽光下伸展四肢。我像我的東方祖先一樣，偏愛黑暗。下午開始時，我們回到埃爾米塔日飯店，在房間裡一直待到晚上七八點。房間有一個很寬敞的陽臺，依沃娜躺在中間。我坐在她身邊，戴著一頂白色的「殖民者」氈帽——這是我保留的我父親為數不多的紀念品之一，他買了帽子之後，我更加依戀他了。帽子是在聖日耳曼林蔭大道和聖多米尼克大街交匯處的「體育和氣候」商店買的。我那時八歲，我父親準備動身去剛果的布拉柴維爾。他去那兒幹什麼？他從來沒對我說過。
我下樓到大廳去找雜誌。因為有外國房客，人們可以在那兒找到大部分的歐洲出版物。我全部買了下來：《奧吉》、《生活》、《電影世界》、《明星》、《名人私生活》……我瞥了一眼日報上的大標題。在阿爾及利亞、法國本土乃至世界各地都發生了一些重大事件。我寧願不知道。我的喉嚨打結了。我希望人們不要在插圖報紙上談論太多諸如此類的事情。不要，不要。避免重大主題。恐慌又一次襲上心頭。我在酒吧喝了一杯亞歷山大酒來穩定情緒，然後帶著一疊雜誌上了樓。我們看雜誌，在床上、地上、敞開的落地窗前、在被落日的餘暉映照的金色斑點中間，到處打滾。拉娜·特納的女兒一刀捅死了她媽媽的情夫。埃羅·弗南死於心臟病發作，一個年輕朋友問他，她該把香菸的菸灰放哪兒，他還來得及給她指了指用稻草填塞的豹子張開的嘴巴。亨利·卡拉像流浪漢一般死去。阿利·康王子，在聚雷斯內附近發生交通事故。我回想不起來有什麼好的事情。我們剪下了幾張照片，掛到房間的牆上，飯店經理也不見得不高興。
下午是空閒的，時間過得很慢。依沃娜經常穿一條黑底紅點的絲質睡裙，上面有好幾處窟窿眼兒。我忘了摘下我的「殖民者」舊氈帽。
被撕壞了的雜誌鋪滿了地面。防曬龍涎香的瓶子滾得到處都是。狗橫躺在扶手椅上。我們在那臺老舊的泰帕茲牌唱機上放唱片。我們忘記了關燈。
下面，樂隊開始演奏，吃晚飯的人也來了。在兩首曲子的間歇中，我們聽見低聲的交談。一種聲音在這「嗡嗡嗡」的聲音中顯得特別突出——女人的聲音——或者一聲大笑。音樂又響起來了。我開啟落地窗，好讓嘈雜聲和音樂傳到我們這兒來。它們保護著我們，而且它們每天在同一時間響起，這意味著世界還在不停地轉動。一直到什麼時候停止呢？
洗澡間的門清晰地顯現出一個長方形光塊。依沃娜在化妝。我把臂肘支在陽臺上，觀察著所有的人（大部分人都穿著晚禮服），侍應生來往穿梭著，我能看清楚樂手的每一個手勢。同樣，樂隊指揮弓著身子站著，下巴幾乎貼到了胸口上。一曲終了，他突然將頭抬了起來，嘴巴張開，像一個窒息的人。小提琴手有一張微胖而和善的面孔，他閉著眼睛，輕輕地搖動頭部，均勻地呼吸著。
依沃娜準備好了。我開亮一盞燈。她朝我微笑，目光神秘。原來，為了逗樂，她戴上了一雙一直套到手臂中間的黑色長手套。她站在亂七八糟的房子中間，床沒鋪，浴衣和裙子丟得到處都是。我們踮著腳尖繞過我們的狗、菸灰缸、電唱機和空酒杯，走出房門。
夜深了，曼特將我們送回旅館後，我們就聽音樂。離我們最近的鄰居幾次埋怨我們發出的「喧譁」。那是里昂的一位工業家——我從看門人那兒得知的——和他的妻子，我曾經在烏麗岡杯比賽之後看到他們和富索裡雷握手。我後來叫人給他們送過一束牡丹花，還附上一張條子：「克馬拉伯爵給你們送上這束花，深表歉意。」
我們一回來，狗就發出抱怨而又有規律的吠叫，一直持續到一點鐘，沒法使它安靜。於是，我們寧願放音樂，以蓋住它的叫聲。依沃娜脫衣洗澡的那會兒，我給她讀了幾頁莫洛亞的書。我們沒有關唱機，它繼續放著一首瘋狂的歌曲。我隱隱約約聽到那位工業家用拳頭敲擊我們的房門發出的聲音以及電話鈴聲。他一定通知了守夜的門房。也許，他們最終會把我們從飯店裡趕走。那樣更好。依沃娜已經穿好了她的海濱浴衣，我們為狗做吃的（我們有一堆食品罐頭，甚至還有一個電爐，用來做狗食）。我們希望狗吃完後，能停止吠叫。那位工業家的太太覺得我們把唱機的聲音放得太大，又在那兒吼叫：「給他們點顏色看看，亨利，給他們點顏色看看，給警察局打電話……」他們的陽臺連著我們的，我們開著落地窗，工業家敲牆壁敲累了，跑到陽臺上辱罵我們。於是依沃娜脫掉浴衣，走到陽臺上，除了戴著黑手套外，一絲不掛。那邊的那位看著她，熱血沸騰，他太太拉著他的胳膊大叫：「啊，壞蛋……臭婊子……」
我們太年輕。
而且富有。她床頭櫃的抽屜裡塞滿了鈔票。她這些錢是從哪兒來的？我沒敢問她這個。一天，她為了關上抽屜，把一捆捆鈔票整來整去，她跟我解釋說，這是拍電影的報酬。她要求人家用面值為五千法郎的現金支付。她又補充說，她已經領取了烏麗岡杯比賽的支票。她給我看了一個用報紙包著的盒子：八百張面值一千法郎的鈔票。她喜歡紙幣。
她親切地提出要借錢給我，但我謝絕了她的援助。我的箱子底下還壓著八九十萬法郎。那是我向日內瓦的一名書商出售兩個「珍本」時賺來的，而這兩本書我在巴黎的一箇舊貨商那兒只花了一點點錢就買到手了。我在旅館接待處，把五萬法郎面值的紙幣換成了五百法郎面值的，把它們裝進一個沙灘袋裡。我將所有的錢全倒在床上，她把她的錢也集中到一起了。鈔票堆成了非常可觀的一大堆。我們為這麼多的鈔票驚歎不已，以至於後來急不可待地要把它們花出去。而我也從她身上發現了自己對現金的喜好，我想說的是那種很容易掙到的錢，成捆地塞進腰包的錢，不經意就會從指間迅速流走。
自從那篇文章發表後，我時常問她一些跟她在這個城市度過的童年相關的問題，她避而不答，因為，她也許喜歡保持多一點的神秘感，同時，在「克馬拉伯爵」的懷抱裡，她對自己「卑微」的出身有些羞愧。我的真實面目也許讓她失望了，於是我給她講述我的親人的奇遇。因為革命的緣故，我父親很年輕時，就和他媽媽及姐妹們離開了俄國。在巴黎定居之前，他們在君士坦丁堡、柏林和布魯塞爾待了一些時間。和許多美麗高貴的白俄女子一樣，我的姑姑們曾經在契爾巴赫利商店當時裝模特，以此謀生。我父親二十五歲那年坐帆船去了美國，並在那兒和伍爾沃斯商店的繼承人結了婚。然後，他離了婚，得到了一大筆生活費。回到法國後，他遇到了我媽媽，她是愛爾蘭音樂廳的藝術家。我出生了。一九四九年七月在開普費哈附近，他們坐在遊覽飛機上雙雙遇難。我住在巴黎洛爾比榮街的一幢房子底層，由祖母一手帶大。就這些。
她相信我嗎？半信半疑。她在入睡前，需要我給她講一些有關有爵位的人和電影藝術家的「神奇」故事。我給她描述過多少遍我父親和電影明星露普·維莉在貝弗利山莊的西班牙式別墅裡發生的愛情故事？但輪到我要她講講她的家庭時，她總是說：「哦……沒意思……」然而，與在外省的城市裡度過的童年和青少年時光有關的故事，正是我幸福生活中唯一缺乏的東西。在我這個無國籍者的眼裡，好萊塢、俄國王子以及法魯克時代的埃及，同這個頗具異國風情的、幾乎高不可攀的法國小女孩比起來，顯得多麼乏味、暗淡，我怎麼跟她解釋這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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