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見過你，次數多得數不清，但直到我們家在伊曼廣場的那棟房子裡替你們家舉辦餞行派對，我才開始記起你已出現在我的生命中。你父母決定離開劍橋，但他們不像其他孟加拉人一樣遷往亞特蘭大或是亞利桑那州，而是放棄我爸媽和他們朋友所面對的掙扎，索性搬回了印度。那時是一九七四年，我六歲，你九歲，我記得最清楚的是派對前的幾小時，我媽媽忙著迎接每個人的到來：傢俱擦得亮晶晶，桌上擺好紙盤和餐巾紙，家裡充滿羊肉咖哩、燉飯和比翼雙飛淡香水的香味，媽媽在特別場合才用這種香水，她總是先替自己噴一些，然後再噴些在我身上，香水瓶穩穩一噴，我身上的衣服就暫時出現淡淡黑印。那天晚上，我穿著外婆從加爾各答寄來的衣服：褲管逐漸收窄的白色寬長褲，褲腰寬到擠得下兩個我，上身是一件綠松色長衫以及一件塑膠珍珠鑲邊的黑絨背心。我洗澡時，這三件衣物依次放在我爸媽床上，媽媽用別針把一條厚厚的束帶別在寬褲腰上。我站著全身發抖，指尖起皺發白，束帶慢慢聚攏硬挺的褲腰，媽媽最後再將束帶緊緊打個結。褲子的內接縫蓋著紡織公司的印章，圓圓的印章內有些紫色的字母，我記得我為此非常不高興，吵著要穿其他衣服，但媽媽保證洗過之後，印章就會消失，她還說反正長衫很長，沒有人會注意到印章。
媽媽有著更迫切的考慮。除了食物夠不夠吃、好不好吃外，她還擔心天氣：天氣預報說當晚晚些時候會下雪，而那時我爸媽和他們的朋友都沒有車，大部分的賓客，包括你在內，不是住在哈佛或是麻省理工學院後面，就是隻隔著麻省大道大橋，離我家走路不到十五分鐘。但有些人住得比較遠，從莫爾登、梅德福、沃爾瑟姆搭乘公車或地鐵過來。「我想喬督利博士會載大家回去。」媽媽一邊鬆開我的頭髮，一邊提到你父親。你父母稍稍年長，而且是比較資深的移民，我爸媽則不是。你父母在一九六二年歡迎外籍學生的法律改變前就離開了印度，我爸爸和其他男士還忙著考試時，你父親已經拿到博士學位。他有車，開著一輛銀色單人坐椅的薩博轎車到安多弗的機械工程公司上班。許多晚上，當派對結束得太晚，我在某張陌生的床上睡著後，都是那部汽車載我回家。
我媽媽懷著我的時候，結識了你母親。那時她還不知道自己懷孕；她覺得頭暈，在小公園的一張長凳上坐下。你母親坐在鞦韆上，輕輕前後搖晃，你則高高蕩過她的頭頂，這時，她注意到有個身穿紗麗，髮間一抹硃砂的年輕孟加拉女人。「您還好嗎？」你母親用敬語問道。她叫你跳下鞦韆，然後你們護送我媽媽回家。就在那趟回家途中，你母親提到我媽媽說不定已經懷孕，她們馬上變成好朋友，在我們的爸爸們出去上班時，她們成天在一起，聊著她們遺留在加爾各答的生活：你母親那棟在焦特布林公園的漂亮房子，芙蓉和玫瑰花叢在屋頂盛開，我媽媽那棟在曼尼克塔拉的簡樸公寓，公寓裡面三個小房間住了七個人，樓下是個骯髒的旁遮普餐廳。在加爾各答，她們說不定沒什麼機會碰面，你母親上教會學校，是位名律師的女兒，你外公是加爾各答聲望最高的律師之一，他是個吸菸斗的親英分子，還是星期六俱樂部的會員，我外公則是郵政總局的辦事員。來到美國前，我媽媽從未坐在桌邊吃飯或是使用室內馬桶，但在劍橋，她們同樣寂寞，這些差別就都不重要了。在這裡，她們一起上街買菜、抱怨先生，不是在你家就是在我家的爐子上燒菜，菜燒好後再平分給兩家。她們一起織毛衣，其中一人織煩了，就相互交換正在織的作品。我出生時，朋友中只有你父母到醫院探望，我坐在你那把舊高腳椅上被喂著吃東西，也坐在你那輛舊嬰兒車裡被推著沿街散步。
正如預期，派對進行到一半開始下雪，大夥狼狽地穿著覆著一層白雪的潮溼大衣抵達家中，我們只好把大衣掛在浴簾的杆子上。多年以來，我媽媽一直講著派對結束後，你父親不知道開了多少趟車送大家回去，甚至送一對遠在布倫特裡的夫婦回家，他還說這一點都不麻煩，剛好有機會再開他的車等等。你離開的前幾天，你父母再度造訪我家，帶著湯鍋、煎鍋、小型家電、毛毯、床單、用了一半的麵粉和糖，以及幾瓶洗髮精過來，我們一直稱這些物品為「你母親的東西」。「幫我把帕露的煎鍋拿過來。」我媽媽常說。或是：「我想我們得調低帕露的烤麵包機的溫度。」你母親還帶過來許多購物袋，袋中裝滿曾經屬於你但你母親認為我也許用得上的衣服。我媽媽把這些衣服收起來，幾年以後，這些衣服跟著我們從伊曼廣場搬到沙倫，等我穿得下這些衣服後，媽媽也把它們放進我的衣櫃。這些大部分是冬天的衣物，你在印度用不上，其中包括厚厚的運動衫以及藍色和褐色的套頭毛衣。我覺得這些衣服很醜，不想穿，但我媽媽不願丟棄，因此，我被迫穿上你的毛衣，下雨的時候套上你的雨鞋。有年冬天，我被迫穿上你的外套，那件藍黑色的外套有著橘色的襯裡，帽兜邊緣有著一圈灰褐色、扎人的邊，我非常討厭那件外套，連帶也讓我開始討厭你。我一直不習慣從右邊勾上拉鏈，也不習慣和班上那些穿著粉紅、粉紫蓬鬆外套的女孩們如此不同。我問爸媽可不可以有件新外套，他們回答不行。外套就是外套，他們說。我很想把它丟掉，滿心希望它會不見。班上很多男孩子都有同樣款式的外套，我真希望大家放學衝進走廊旁的小房間穿上外套時，有人不注意取走我那一件。但我媽媽竟然在外套裡面熨上一個繡著我名字的標籤，這是她從她訂閱的《好管家》雜誌上學到的點子。
有次我把外套留在校車上，那時是冬末，天氣不冷，校車的窗戶開著，每個人都脫下外套擺在座位上，我搭乘跟平常不同路線的校車，這個路線會把我直接載到鋼琴老師家附近。快到站時，我站起來走到校車前端，司機提醒我過馬路要小心，她拉下控制車門開關的把手，清新的空氣頓時湧入車內，我剛要下車，有人卻對著沒穿外套的我大喊：「喂，海瑪，你忘了這個！」車上居然有人知道我叫什麼，把我嚇了一大跳；我已經忘了外套裡面有個繡著我名字的標籤。
到了第二年，我已經穿不下那件外套，它被捐給了慈善機構，令我大大鬆了一口氣。你父母留給我們的東西，比方說烤麵包機、陶瓦器皿、特富龍的湯鍋和煎鍋等等，漸漸也被換掉，最後家裡再也沒有你的蹤跡。多年以來，我們兩家沒有聯絡。友情畢竟不像親情，我爸媽對親戚們盡心盡力，到郵局買來一疊航空郵簡，每個星期按時寄出，還叫我在寄給外公外婆、祖父祖母的郵簡下方，寫下同樣的三個句子，但朋友們卻不值得花同樣工夫。我爸媽很少提到你，我猜想他們以為我們的人生不會再有交集。你搬去孟買，孟買離加爾各答很遠，爸媽和我也從未去過。因此，我們失去了聯絡，直到一九八一年的元旦，你父親一早打電話來祝賀新年快樂，還說他在馬薩諸塞州找到了新工作，你們家即將搬回來。最後，他問找到房子前能不能借住在我們家。
在那之後，我爸媽成天只討論此事。他們懷疑哪裡出了問題：你父親在印度拉森特博洛公司那個優渥得令人無法拒絕的職位，是不是成了泡影？你母親是不是再也忍受不了印度的炎熱和混亂？他們是不是認為那裡的學校對你而言不夠好？以前那個時候，國際電話通常簡短。當然，很歡迎你們借住在我們家，我爸媽說，同時在廚房的日曆上記下你們抵達的日期。不管你們基於什麼理由而來，我從我爸媽的談話裡推測，那都是一種怯懦躊躇的表現。「他們早該知道不可能搬回去，」他們跟朋友們說，責怪你父母落得兩頭皆空。我們苦苦撐過了移民的生活，你們卻遠遠逃脫；我爸媽似乎暗示，如果搬回印度的是我們，我們在那裡也撐得過去。
直到你返回前，我始終把你想成是個八九歲的小男孩，你凝固在時光中，跟我接手的那些衣服差不多尺寸。但現在你已十六歲，比當年長大了一倍，我爸媽認為你最好住在我房間，而讓我睡在他們臥室裡的摺疊床上，你父母則被安排住在走道盡頭的客房。我爸媽經常接待來自新澤西州，或是新罕布什爾州的朋友們，他們到家裡過個週末，享用豐盛晚餐，徹夜長談印度政局，但到了星期天下午，客人們通常就回去了，我已經習慣其他小孩裹在睡袋裡，睡在我床邊的地上，身為家中唯一的小孩，我挺喜歡偶爾有人相伴。但是爸媽從來沒有叫我百分之百讓出房間，我問媽媽為什麼睡摺疊床的是我，而不是你。
「我們能把摺疊床擺在哪裡？」她問，「我們只有三個房間。」
「樓下。」我建議，「可以放在客廳裡。」
「那樣看起來不好。」我媽媽說，「卡西克現在幾乎是個大人了，他需要隱私。」
「地下室呢？」我想到爸爸在那裡蓋的書房，書房面積不大，四周都是金屬書架。
「海瑪，我們不能這樣招待客人，尤其是他們。你剛出生的時候，幸好有喬督利博士和帕露嬸嬸幫忙，他們從醫院開車送我們回家，連著好幾個星期送東西過來給我們吃，現在輪到我們幫忙了。」
「他是哪一種醫生？」我問。雖然我的健康狀況始終不錯，但不知怎麼地，那時我還是害怕醫生。一想到跟一位醫生住在一起，我就感到緊張，好像家裡有個醫生就會讓我們其中之一生病。
「他不是醫學博士，我說的是他的博士學位。」
「爸爸也有博士學位，但沒有人稱呼他為‘博士’，」我指出這一點。
「當我們認識時，只有喬督利博士擁有博士學位，那是我們表示尊敬的方式。」
我問你們會跟我們住多久——一個星期？兩個星期？我媽媽不願明說；這全看你們花多久時間找到房子安頓下來。一想到必須放棄自己的房間，我就非常生氣。其實直到最近為止，我還經常睡在爸媽房裡的摺疊床上，而不是那個放置我衣物和東西的房間。這事讓我相當不好意思，也讓我的心情更復雜。我媽媽認為美國人習慣讓小孩一個人睡，真是冷酷，因此，她不加以鼓勵，即使我們有足夠的空間也不例外。她跟我說，直到她結婚的那一天，她一直跟她爸媽睡同一張床，這也沒什麼不對。但我知道這樣不太正常，我的同學們就不這麼做，如果被他們發現，我肯定會成為大家的笑柄。因此，上中學前的夏天，我堅持一個人睡。剛開始的時候，媽媽晚上不停過來看看，問我害不害怕，提醒我她就在牆的另一邊，好像我還是個說不定會忽然停止呼吸的小寶寶。其實，第一個晚上我很害怕；房裡一片沉靜，嚇壞了我。但我拒絕承認這一點，因為我更擔心做不到自己三四歲就應該養成的習慣。結果卻容易得很；我一直擔心睡不著，擔心得筋疲力盡，便沉沉入睡。第二天早上，我一個人醒過來，在我爸媽房裡所沒有的晨光中眯起眼睛。
家裡已準備好迎接你們的到來。客廳的沙發多了一些新的抱枕，鮮橘色的抱枕和褐黃的斜紋軟呢沙發相映成趣。植物和古董被重新排列，我的學生照加上了框，掛在壁爐上方。大門上的聖誕卡被拿了下來，那些卡片都是先前媽媽和我一張張黏上去的。我爸媽記得你父親總是打扮得很體面，特地買了早上穿的晨袍，我媽媽那件是絲絨的，我爸爸那件像是男士晚間便服。有天我放學回家，發現原本在我床上的粉白床單，已被換成一條褐色的毯子。浴室裡多了為你和你父母準備的毛巾，每條都比我們用的厚軟昂貴，淺淺的藍色也比較漂亮。我的衣櫃被清得一乾二淨，杆上只剩下光禿禿的衣架。爸媽叫我清出兩個抽屜，我把大部分的衣物搬到爸媽房裡，這樣一來，你在我房裡的時候，我才不必進去拿東西。我拿了我的睡衣，一些上學穿的衣服和體育課需要的球鞋，我還拿了我從圖書館借出來正在閱讀的書，還有堆在床邊桌上的那一疊。我儘量不讓你看到我的東西，因此，我清空了裝滿便宜手鍊和雅芳香水瓶的珠寶盒，我還拿走了擺在書桌抽屜裡的日記。儘管自從聖誕節獲贈這本上了鎖的日記後，我只寫了兩頁。我也拿走了七年級紀念冊，冊裡有我的照片，同學們還在空白頁寫滿了傻話。我覺得好像正在決定帶什麼東西大老遠回印度，只不過這次我哪裡也不去。但我依然把東西全都放進那個外殼滿是剝落的膠帶和貼紙、跟著我們來回橫越世界好多次的皮箱，把皮箱拖進我爸媽的房間。
我研究你父母的照片；我們的相簿裡貼著幾張餞行派對那晚拍的照片。在其中一張照片裡，我爸爸的頭髮墨黑而硬挺，看起來嚇人，他穿著毛線背心，捲起襯衫袖口，神情急迫指著鏡頭後面的某樣東西。你父親一如往常穿著西裝和領帶，戴著眼鏡的英俊臉龐湊近正在跟他說話的某個人，那對微綠的雙眼跟其他人都不一樣。你母親的頭髮中分，強調出她窄長的臉龐；她那件純絲紗麗的末端像圍巾一樣纏繞著兩肩。我媽媽站在她旁邊，整個人矮了一個頭，衣衫也較凌亂，幾簇散亂的髮絲垂落在耳旁。她們兩人的臉看起來都很紅，兩頰抹上一層腮紅，雖然那段期間她們只喝白開水或是茶，但兩人彷彿喝了酒，看得出來交情相當好。你不見蹤影，而我最好奇的卻是你。誰知道你躲到哪裡去了？我想象你坐在我爸媽臥房角落桌子的下面，閱讀一本你帶來的書，等著派對告一段落。
一天晚上，我爸爸到機場去接你們。隔天我得上學，餐桌從中午就擺放妥當，我媽媽就是這樣準備派對，但她從來沒有在非週末時間準備如此豐盛的餐點。你們即將到達的前一小時，她預先開了烤箱，後來我爸爸打電話來說，雖然班機已經降落，但是你們其中一件行李卻沒有送達，那時我媽媽已經熱了一鍋油，開始油炸跟豆蓉一起上桌的茄子厚片，家裡充滿了油煙。那時我已經餓了，卻覺得不該請媽媽開啟烤箱，端出那些為你們準備的菜餚。我媽媽關了熱油，我跟她坐在沙發上看電視上正在播放的一部二次世界大戰的電影，電影中一群筋疲力盡的男人走過漆黑的田野。我媽媽相當喜歡某個時期的老電影，這是西方社會最令她欣賞的一點。她從來不穿裙子——她認為那樣不端莊——但她記得奧黛麗·赫本在每一部電影裡每一景的戲服。
我在她身旁睡著了，接下來我只知道自己一個人伸開四肢躺在沙發上，電視關了，家中另一端充滿了聲音。我站起來，臉還熱熱的，四肢發麻而沉重。你們都在飯廳吃東西，桌上排滿了一盤盤食物，除了開水，還有一瓶尊尼獲加威士忌，威士忌擺在你父母的盤子中間，只有他們兩人飲用。你母親坐在那裡，一頭柔順的黑髮剪到肩頭，她穿著長褲和束腰長衫，頸間繫著一條絲巾，看起來只有一點點像是我在照片裡看到的那個女人。她上了亮色唇膏，搭配亮光閃閃的眼瞼，看起來比我媽媽還有精神。她依然纖細，鎖骨優雅地突出，不像我媽媽一樣已被歲月磨損了容顏。你父親看起來沒什麼變化，依然英挺，依然穿著西裝外套、打著領帶，只是換了一副不同的眼鏡，以示承認自己已經邁入新的十年。你跟你父親一樣白皙，長長的劉海梳到臉頰一側，雙眼有點分神，卻把一切看在眼裡。我沒料到你這麼英挺，我根本沒料到你這麼迷人。
「天啊，海瑪，你已經是個小姐囉，你不記得我們了，對不對？」你母親說。她跟我說英文，口氣愉快，不疾不徐，聽起來令人開心。「來，可憐的小傢伙，我們讓你久等了，你媽媽跟我們說，你等我們等得肚子餓了。」
我坐下來，對於讓你們看到我睡在沙發上感到不好意思。你們剛剛飛越了半個地球，精神不振的卻是我，更別說我已經打了個盹。媽媽端給我一盤食物，但她一直注意著你，你正婉拒再吃一碗。
「我們降落前吃了晚餐。」你回答，你的英文稍稍帶點口音，但不像我們的爸媽那麼濃重。你的聲音變粗了，不再是個小男孩。
「頭等艙的食物，分量真是驚人。」你母親說，「香檳、巧克力，甚至魚子醬，但我留了點肚子吃你燒的菜，希芭妮，我記得你的手藝。」她加了一句。
「頭等艙！」我媽媽驚呼，深深吸了口氣。「你們得花多少錢坐頭等艙？」
「那是我的四十歲生日禮物。」你母親解釋。她微笑著看看你父親。「一生僅此一次，對不對？」
「誰曉得？」他說，這樣的奢侈顯然令他感到驕傲，「說不定會變成一個可怕的習慣。」
我們的爸媽聊到以前劍橋的老朋友，我爸媽告訴你父母誰搬走了，誰有哪些成就，哪些單身漢結婚了，哪些孩子出生了。他們講起里根贏得大選，以及卡特的種種失策，你父母則講起羅馬，你們在那裡轉機停留了兩天，趁機觀光。你母親描述羅馬的噴泉以及你們排隊排了三小時才看到的西斯汀教堂的天頂。「好多漂亮的教堂。」她說，「每個都像是博物館，我看了真想變成天主教徒，只為了能在裡面祈禱。」
「一個人死前一定要參觀萬神殿。」你父親說。我爸媽點點頭，根本不知道什麼是萬神殿。但我知道。事實上，我在拉丁文課堂上學到古羅馬的歷史，而且正在寫一篇關於古羅馬藝術和建築的報告，資料來源則全是百科全書和學校圖書館裡的書籍。你父母提到孟買和你們留下的那棟公寓，公寓在十樓，陽臺俯瞰棕櫚樹和阿拉伯海。「真可惜你們沒有過來玩。」你母親說。稍後在臥室裡，我媽媽卻悄悄跟我爸爸說，我們從來沒有受到邀請。
晚餐後，我爸媽叫我帶你參觀家裡，以及你將睡在哪裡。通常我很喜歡帶客人參觀，稍稍驕傲地跟大家解釋這是雜物間，那是樓下的半套衛浴等等。但這會兒我卻沒在任何地方多做停留，因為我察覺到你興致索然。大人們一起支開我們，讓我很緊張，心中那股女學童式的迷戀更讓我不安。那時，我已經習慣暗自仰慕男孩子，比方說班上那些現在不會未來也不可能注意到我的男孩，但我從來沒有迷上跟你一樣大屬於我爸媽那個世界的男孩。反倒是你帶著我上樓，迅速地開啟每一道門，探頭進去看看，對一切都無動於衷。
「這是我的房間，喔，你的房間。」我馬上更正自己。
雖然氣惱了好一陣子，但這會兒我卻暗自高興你將睡在這裡。你將汲取我的存在，我心想，我不用做任何事情，你就能漸漸瞭解我，喜歡我。你穿過房間，走到窗邊，開啟窗戶，探身到黑暗之中，冷空氣隨之湧入房內。
「你有沒有去過屋頂？」你問。你沒等我回答，接下來我只知道你拉開窗戶，不見了蹤影。我趕快跑到窗邊，當我探身出去時，已看不到你。我想象你在屋頂滑了一跤，跌進灌木叢裡，大家因為這個意外而責怪我，怪我笨拙地站在一旁，讓你作出如此毛躁的舉動。「你還好嗎？」我大叫。依照邏輯，我應該叫你的名字，但我覺得害臊，因而沒叫。你終於掉頭回來，坐在車庫上方的斜側，往下凝視著草坪。
「房子後面是什麼？」
「樹林，但你不能去那裡。」
「誰說的？」
「大家都這麼說。我爸媽和學校所有老師。」
「為什麼不能？」
「去年有個男孩在樹林裡失蹤，到現在還找不到。」那個男孩叫做凱文·麥葛拉斯，比我小兩屆。整整一個星期，我們只聽到直升機和狗叫聲，在林中搜尋他的蹤跡。
你對這個訊息沒有反應，反而問說：「大家為什麼在郵箱上綁黃絲帶？」
「那些黃絲帶是獻給在伊朗的人質。」
「我打賭在此之前，大部分美國人甚至從來沒聽說過伊朗。」你說，讓我覺得自己必須為鄰居們的愛國情操和無知負責。
「右邊那個東西是什麼？」
「鞦韆架。」
這三個字八成讓你開心，你朝著我笑笑，但不是非常親切，好像是我隨口胡謅出這三個字。
「我想念冷天氣。」你說，「這種冷天氣。」這番評論提醒我這一切對你並不陌生。「還有雪，什麼時候才會再下雪？」
「我不知道，這個聖誕節沒下太多雪。」
你爬回房間裡，只怕因為我的話而感到失望。你在我那白色框邊的鏡子裡看看自己，鏡中的你，頭頂幾乎被裁掉。「洗手間在哪裡？」你問，半個身子卻已探出房門。
那天晚上，我躺在爸媽房裡的摺疊床上，雖然早過了半夜，我卻毫無睡意。我聽到爸媽在黑暗中講話，擔心你父母也聽得見。你睡著的那張床就在牆的另一邊，如果我能伸手穿過牆，就碰得到你。我爸媽批評你父母，口氣中帶點懼怕，你父母的改變讓他們感到困惑。我媽媽說，孟買比劍橋讓他們變得更像美國人，她沒有料到、也不理解這一點。我爸媽批評你母親的短髮、長褲以及她和你父親晚餐後把威士忌從飯廳帶到客廳繼續飲用。大多時候是我媽媽在講話，我爸爸只是聽聽，偶爾充滿倦意地喃喃同意。我爸媽從未踏入酒類商店，也不知道是否應該再買一瓶——我媽媽說，以你父母喝酒的速度，明天前那瓶威士忌就空了。她評價說你母親變得「時髦」，在她的詞彙裡，這個詞含有輕蔑與不屑，暗示著她所鄙視的自我放縱。「一張頭等艙的機票可以讓十二個人坐飛機。」她說。我爸爸永遠不知道我媽媽的生日，每年六月的頭一天，都是由我製作卡片，請他跟我一起簽名。我媽媽忽然坐起來，聞了聞空氣。「我聞到煙味。」她說。我爸爸問她是否記得關掉烤箱，我媽媽說她確定關了，但她依然叫他起來檢查一下。
「你聞到的是香菸的煙味。」他回房上床的時候說，「有人在浴室裡抽菸。」
「我不知道喬督利博士抽菸。」我媽媽說，「我們是不是應該擺個菸灰缸出來？」
早上你們仍受時差之苦，全都起得很晚，這提醒著我們，雖然你們出現在這裡，行李堆在走廊，牙刷擠放在我們水槽的一側，你們依舊屬於別處。下午我放學回家時，你還在睡覺，晚餐時刻——對你來說則是早餐時刻——你們全都婉拒我們正在享用的咖哩，反而想吃吐司和茶。頭幾天就是這樣：我們睡覺的時候，你們醒著，我們醒著的時候，你們睡了；我們兩家住在同一個屋簷下，生活作息卻恰恰相反。因此，除了沒有睡在自己床上外，我的生活幾乎沒什麼改變。我照常喝杯橘子汁，吃一碗穀物早餐，走出去搭校車。我沒跟任何人提起你的到來；我幾乎從不跟美國朋友們透露家裡的事情。我小時候始終不喜歡過生日，一想到班上十幾個女孩來到家裡窺探我們的生活方式，我就感到心煩。再說，我也不知道該怎樣稱呼你。「家裡的一個朋友。」我想是吧！
而後有天放學回家，我發現你父母醒著，他們雙腳擱在咖啡桌上，佔據了我通常坐著觀看《脫線家族》和《蓋裡甘的島》的沙發，正和我媽媽聊天。我媽媽坐在搖椅上，大腿上擱著一個碗，在削馬鈴薯，你母親穿著我媽媽的一件尼龍紗麗，紫色的紗麗有著大小不等的紅色圓點。航空公司告知了關於你母親那件遺失行李的壞訊息：行李在羅馬被找到，卻被送上了飛往約翰內斯堡的班機。我記得自己心想：那件紗麗穿在你母親身上，比穿在我媽媽身上好看，你母親的膚色比較適合那種深紫色。我被告知你在屋外，我沒有出去找你，反而坐下來練鋼琴。等到你進屋時，天幾乎已經黑了，你接下一杯我還太小而不準喝的茶，你父母也喝茶，但六點前，咖啡桌上就出現了一瓶尊尼獲加，你們住在我們家的那段期間，天天晚上都是如此。你只穿一件連帽上衣就出去了，脖子上掛著你父親的照相機，冷冽的氣候在你臉上留下痕跡：你的雙眼閃閃發光，耳朵邊緣通紅，皮膚泛出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