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館方磚鋪地，面積為15平方英尺，20個人擠得滿滿的，空氣中瀰漫著菸草味。屋裡喧鬧得不得了，把人的耳朵都快震聾了，每個人都在高聲說話，或者在大聲唱歌。有時候，這種喧鬧讓人感到很困惑。有時大夥兒會突然同時唱起《馬賽曲》《國際歌》或者《馬德隆》。顧客當中有一個叫阿扎雅的大塊頭姑娘，在一家玻璃廠上班，每天工作14個小時。她總唱一首歌，有句歌詞好像是什麼「草莓和覆盆子，跳查爾斯頓舞的人」。她有個朋友叫瑪麗奈，來自科西嘉島，人長得又黑又瘦，脾氣很倔強，經常用繩子把自己的膝蓋捆到一塊兒跳肚皮舞。羅基爾這對老夫婦常常晃進來晃出去，向別人討酒喝，跟大夥兒講述一個關於他們的冗長故事，說是幾年前有個人騙了他們一個床架。r先生臉色蒼白消瘦，總坐在一個小角落裡一聲不吭地喝酒。查理總是用一隻胖手拿杯苦艾酒，一邊搖晃身子，一邊跳舞，用另一隻胖手去捏女人的乳房，還時不時朗誦一首詩歌。大夥兒在一塊兒玩飛鏢、擲骰子。其中有個西班牙人，是幹苦力的，他總是把姑娘們拉到吧檯前，在她們的肚皮上搖晃裝骰子的小罐兒，看看自己的運氣如何。f太太站在吧檯前，總是急匆匆地把一杯酒倒進一個白漏斗，她手邊總備著一塊洗碗布，因為屋裡的每個男人都想跟她做愛。大塊頭泥瓦匠路易斯的兩個混血兒子坐在一個角落裡，分喝一杯糖漿。大夥兒玩得都很高興，一致認定這個世界是個好地方，我們是一群很有名氣的人。
一個小時過去了，噪聲幾乎沒有減弱。午夜將近，有人用尖銳的聲音喊了一嗓子：「你這個傢伙！」接著就聽到椅子倒地的聲音。就見一個金髮紅臉的工人站了起來，把一隻杯子狠狠地砸在桌子上。大夥兒都不唱了，這時就聽見有人說：「噓！弗萊克斯要開講了！」弗萊克斯性情異常古怪，是個石匠，來自利穆贊，整個星期他都在拼命幹活兒，每到星期六，他就會耍酒瘋兒。這傢伙失憶了，戰前的事都記不起來了，要是f太太不照顧他的話，他就會喝成一攤爛泥。每週六傍晚五點左右，f太太就會告訴某個人：「給我逮住弗萊克斯，別讓他花工資。」弗萊克斯被逮住後，f太太就會把他的錢掏走，只給他留下喝一頓酒的錢。有個星期，這傢伙逃脫了，在蒙日廣場的一家酒館喝了個爛醉，後來被一輛汽車從身上碾過，受了重傷。
儘管弗萊克斯清醒的時候是個共產黨員，可醉了之後，他就變得極其愛國，這一點真是奇怪。晚上，剛開始喝的時候，他的品性一直不錯，很像個共產黨員的做派，可幾升酒下肚之後，他就變成了一個盲目的愛國主義者，他公開指責某人是間諜，找外國人打架，要是沒人攔住他的話，他就會摔瓶子。瓶子一摔，他就開始發表演講——每週六晚上，他都會發表一場愛國演講，這已經成了習慣。演講內容總是一樣的，一個字也不差。這傢伙開始說了：
「共和國的公民們，這兒有法國人嗎？要是有，我就要提醒他們——戰時那些輝煌的日子。當一個人回首那段充滿同志情誼和英勇無畏精神的時光時——當一個人回首那段充滿同志情誼和英勇無畏精神的時光時，當一個人想起那些死去的英雄時——當一個人想起那些死去的英雄時，共和國的公民們，我在凡爾登受過傷——」
說到這兒，他就會脫掉衣服，讓別人看他在凡爾登受過的傷，這時會有人大聲喝彩。我們都覺得在這個世界上再也沒有比弗萊克斯的演講更有趣的事情了。在這個地方，他是個名人，是一道風景。每當他的演講開始時，總是有人從別的館子過來看他表演。
大夥兒開始用話引誘弗萊克斯。有人朝其他人使了一個眼色，那意思是說別說話了，接著就讓他為大夥兒唱《馬賽曲》。他唱得真不錯，是非常動聽的男低音，每次唱到「拿起武器，公民們，排好你們的隊伍」這句時，真誠的眼淚就會順著他的臉頰滾下來，他醉得太厲害了，看不見人們都在笑話他。然後，在他唱完之前，就會有兩個強壯的工人上來，一人架著他的一條胳膊，把他弄下去。那個叫阿扎雅的姑娘這時就會站在一個他夠不著的地方大聲喊：「德意志萬歲！法蘭西不是個東西！」聽到這話，弗萊克斯就會奮力掙扎著衝向那些喊口號的人。不過，他突然就破壞了大夥兒的玩興。他的臉開始變得蒼白，陰沉，兩條腿也瘸了，別人還沒來得及過去攙扶他，他就已經摔倒在桌子上開始嘔吐了。然後，f太太就像扛麻袋那樣把他攙扶到旅館的床上。第二天早晨，當他再次露面時，人就又變得安靜、友好了，還買了一份《法國人道報》。
擦過桌子之後，f太太又拿來一些酒和麵包，然後我們坐下開始認真喝。還會有人唱歌。這時，會有一個跑場子的歌手進來，用班卓琴為大夥兒演奏歌曲，只要五個蘇就能點一首。一個姑娘從這條街上的一家酒館裡出來了，一個阿拉伯人迎上去，兩個人開始跳舞，這人手裡還揮舞著一根擀麵杖那麼長的油漆過的木質陰莖。大夥兒不說別的話了，開始談論他們的情史、戰爭、在塞納河裡釣䰾魚、革命的最好方式以及講故事。查理這個時候又變得清醒了，他把大夥兒的目光吸引到自己身上，開始他那長達五分鐘的對自我靈魂的論述。為了能讓屋裡涼快些，門和窗戶都開著。街上的人少了，遠處一輛寂寞的牛奶車隆隆駛過聖米歇爾大街。風吹著我們的額頭，有點兒冷了，低劣的非洲酒的味道還很不錯，我們仍然很快樂，歡鬧的氣氛過去了，我們都在沉思。
凌晨一點，快樂過去了。我們感覺到傍晚時的那種歡愉正在慢慢逝去，所以趕緊又叫了一些酒，但f太太開始在酒裡注水了，酒的味道跟剛才不一樣了。男人們變得愛爭吵了。他們粗暴地親吻姑娘們，摸她們的胸，姑娘們趕緊溜了，生怕會發生什麼更糟的事。大塊頭泥瓦匠路易斯喝醉了，在地上一邊爬一邊吼叫，假裝自己是條狗。別的人都煩他了，在他經過自己身旁時，都用腳踢他。人們抓住對方的胳膊，開始了冗長的懺悔，如果對方不聽就會很生氣。人越來越少了。賣苦力的西班牙人和另外一個人，他們兩個都是賭徒，到大街那邊的阿拉伯人聚集的酒館去了，他們在那兒打牌，一直玩到天明。查理出其不意地從f太太那兒借了30法郎，然後就不見了，很可能是去了妓院。人們喝乾杯中的酒，然後簡短地說句「先生或者太太」就去睡覺了。
一點半，最後一絲快樂也蒸發掉了，留下的只是頭痛。我們發現在這個了不起的世界上，我們並不是了不起的人，我們只是一群拿著低薪喝醉了酒、心情憂鬱的工人。我們繼續大口喝酒，這麼做只是出於習慣，那酒似乎突然間就變得讓人噁心起來。有人的腦袋腫脹得像一隻氣球，地板在搖動；有人的舌頭和嘴唇被染成了紫色；最後，再堅持下去已經沒有意義了，幾個人走到酒館後面的院子裡開始嘔吐。我們爬到床上，半裸著身體胡亂睡下，然後在那兒睡10個小時。
星期六的晚上，我幾乎都是這樣過的。總的來說，兩個小時瘋狂而徹底的歡愉似乎抵得上接下來的頭痛。在這個地方，對很多沒結婚、沒有考慮過未來的人來說，每週一次的狂飲是讓生活值得一過的一個理由。
查理的特殊生活技巧
一個週六的晚上，查理給我們講了一個很不錯的故事。試著想想他當時的樣子——醉醺醺的，連貫地講個故事倒是沒問題。他用拳頭使勁兒地砸著鋅質吧檯，吼叫著讓大夥兒別說話了。
「女士們先生們，請安靜！請安靜，我求你們啦！聽聽下面我要跟你們說的這個故事，它是文雅社會中值得紀念的一個故事。安靜，女士們先生們！」
「這個故事發生在我手頭拮据的時候，各位都知道那是什麼滋味。一個文雅的人混得那麼背是個什麼狀況。家裡的錢還沒寄來，我把能當的東西都當掉了，除了找份工作外沒別的辦法了，但我並不想那麼幹。當時我跟一個姑娘住在一起——這姑娘叫伊芳——也是從鄉下來的，也是個大塊頭，也是笨頭笨腦的，就像阿扎雅一樣。她留著黃色的頭髮，長著一雙肥腿。三天裡，我們倆一點兒東西都沒吃。天哪，那種日子可真難熬！這姑娘經常抱著肚子，在屋子裡走來走去，像條狗那樣吼叫，因為她快餓死了。真可怕！
「不過對一個聰明人來說，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我給自己提出了一個問題，‘在不用工作的前提下弄到錢的最容易的辦法是什麼？’答案馬上就有了：‘要想搞錢容易點兒，就得成為一個女人。女人不是都有能賣的東西嗎？’然後，我躺在床上冥思苦想，要是我變成一個女人能做點什麼。我想到了政府開辦的婦產醫院——各位知道這種醫院嗎？只要是懷孕的女士都能在這種地方白吃白喝，而且別人還不會問你什麼問題。他們這麼做是想鼓勵生育。任何一個女人到了那兒，都能要求一頓免費的飯，而且馬上就能給她端過來。
「‘老天！’我當時想，‘只要成為一個女人這事兒就算成了！每天我都能在這種地方吃飯。誰能在不用檢查的前提下一眼就能看出來一位女士懷沒懷孕呢？
「我轉向伊芳，‘快別給我叫喚了，真讓人受不了。’我說，‘我想到了一個能弄到食物的好法子。’
「‘什麼好法子？’她問。
「‘很簡單，’我說，‘去政府開辦的婦產醫院。告訴他們你懷孕了，然後要點兒吃的東西。他們會給你一頓豐盛的飯菜，而且還不會問你什麼問題。’
「聽到這話，伊芳驚呆了。‘天哪，’她大喊起來，‘可我沒懷孕！’
「‘誰會在乎呢？’我說，‘這事很好辦，用一個墊子就行了，要不就用兩個。這真是天才的想法，親愛的，趕緊去，可別浪費了這個好法子。’
「最後，我終於說服了她，我們借來了一個墊子，一切準備妥當之後，我陪她去了婦產醫院。那裡的工作人員張開雙臂接待了她。他們給了她一份菜粥，一份蔬菜燉牛肉，一份燉得挺爛的土豆湯，一些麵包、乳酪、啤酒，還有很多養育小寶寶的建議。伊芳一頓狼吞虎嚥，吃得都快把肚皮撐破了，還順勢為我把一些麵包和乳酪塞進了口袋裡。就這樣，每天我都會送她去那兒，一直到我又有了錢。我的智慧救了我們倆的命。
「這事做得滴水不漏，一直持續了一年。當時我又跟伊芳在一塊兒了。一天，我們倆正在皇家港口大道上散步，近處就是營房。突然，伊芳的嘴張開了，她的臉先是變紅，接著又變白，然後又變紅了。
「‘天哪！’她喊道，‘快看朝咱們走過來的那個人！她正是在婦產醫院照顧我的那個護士。我完了！’
「‘快點！’我說，‘快跑！’但一切都晚了。那個護士認出了伊芳，笑眯眯地徑直朝我們倆走過來了。她是個大個子，很肥胖，戴著一副金邊眼鏡，臉頰紅紅的，就像紅彤彤的蘋果一樣。她是個慈祥、愛管閒事的女人。
「‘小傢伙兒，你們倆過得怎麼樣？’她問，態度很和藹，‘你們的小寶寶呢？他好嗎？是個男孩兒嗎？你們倆不是一直希望有個男孩兒嗎？’
「伊芳渾身開始顫抖，我趕緊抓住她的胳膊。‘不是。’她終於說出口了。
「‘啊，這麼說是個女孩兒了？’
「人家這麼一問，伊芳這個大白痴頓時亂了方寸。‘也不是。’她竟然又說了一個不是！
「那護士大吃一驚。‘天哪！’她驚叫道，‘男孩兒也不是，女孩兒也不是！那是什麼？’
「女士們先生們，好好想想，那是一個多麼危險的時刻。伊芳的臉變得像紅甜菜一樣了，都快哭了。再過一秒，她就會把一切都招了。天知道會發生什麼樣的事。不過，我還是保持了清醒的頭腦。我走過去，挽救了局面。
「‘是一對雙胞胎。’我冷靜地說。
「‘雙胞胎！’那護士驚叫起來。她興奮得不得了，抱住伊芳的肩膀，使勁地親吻她的兩個臉蛋兒。
「‘哦，原來是雙胞胎啊……’」
傑漢·科塔德客棧要開張了
我和伯里斯在x酒店幹了有五六個星期了，一天，他突然失蹤了。傍晚，我發現他正在沃利街等我。他興高采烈地拍著我的肩膀說：
「夥計，終於自由啦！明天上午你就跟酒店說你不幹了。那家小客棧明天就要開張營業了。」
「明天？」
「這麼說吧，咱們還需要一兩天的時間把事情安排一下。不過，不管怎麼樣，再也不用在這破酒店裡幹了！夥計，咱們就要出名啦！我的燕尾服早就從當鋪裡拿回來啦！」
他高興得不得了，我覺得有些不對勁的地方，我不想辭去x酒店那份穩定舒服的工作。不過，之前我答應過伯里斯，於是我向酒店提出了辭職，並在第二天早上七點到了那家叫傑漢·科塔德的小客棧。客棧的門鎖著，我去找伯里斯，他早就從租住的地方搬了出來，又在尼韋十字街上的一家旅館租了一間房子。進去的時候，我發現他正摟著一個姑娘睡覺，那是前天他在街上偶然認識的，用他的話來說是一個「非常富有同情心的姑娘」。提到客棧的事，他說一切都安排好了，只不過在開張前還有幾件小事要做。
十點，我把伯里斯從床上拽起來，然後我們走到那家客棧把門開啟。一眼瞟過去，我才搞清楚「那幾件小事」是什麼。簡單來說，跟我們上次來的時候相比，裡面一點兒變化也沒有。廚房用的爐子還沒到，水和電也沒通，牆也沒刷，哪兒都沒擦洗，木工活兒也沒做。除非有奇蹟發生，不然再過十天這家小客棧也開不了張。瞧瞧屋裡的那些擺設，開不了張就都散架了。什麼也不用說，一切都明白了。老闆沒錢，請不起工人，僱我們（一共四個人）幫他先幹活兒。侍者沒有工資，所以我們算是給他白乾，儘管他遲早都得給我們錢，但不到開張的那一天，他是不會管我們飯吃的。其實，在餐館開張前，他就三番五次差人叫我們過來，已經騙了我們幾百法郎。好端端的工作我們辭了，卻什麼都沒得到。
不過，伯里斯還是充滿了希望。他腦子裡只有一個想法：終於得到了一個重新當侍者、穿燕尾服的機會。就因為這一點，他才心甘情願為人家白乾十天，為的就是以後再也不用幹這等活兒。「耐心點兒！」他總是這麼說，「一切都會安排妥當的。等餐館一開張，咱們就能把錢賺回來了。夥計，耐心點兒！」
我們的確得耐心點兒，幾天過去了，餐館一點兒開張的跡象都沒有。儲藏室清理出來了，隔板釘好了，牆刷過了，桌椅擦過了，屋頂刷白了，地板著了色。但最重要的方面，煤氣管道、煤氣灶具和電還沒有搞定，因為老闆沒錢付賬單。很顯然，這傢伙已經身無分文了，連小錢也不願付，我們跟他要錢的時候，他總是一轉身就不見了蹤影。這傢伙一副貴族派頭，人又狡猾無比，很難跟他打交道。一天24小時，總有幾個滿臉愁容的討賬人過來找他。按照老闆事先的指示，我們就說他去了楓丹白露或者別的什麼地方，反正只要說一個很遠的地方就行了。這段時間，我越來越餓。從x酒店辭職的時候，我身上只剩下30法郎，只能吃點兒乾麵包充飢。伯里斯想方設法地從老闆那兒摳出了60法郎，用30法郎贖回了以前當掉的燕尾服，剩下的那30法郎給那個「非常富有同情心的姑娘」買花。有一天，他從朱爾斯（另一個侍者）那兒借了三法郎，買了幾塊麵包。有好幾天，我們連買菸的錢都沒有了。
有的時候，那個女廚子會過來看看事情進展得如何。當看到廚房裡連鍋碗瓢盆都沒有時，她就會暗自哭泣。朱爾斯照例不給我們幫忙。他是匈牙利馬札爾人，小個子，皮膚很黑，倒是長得很有稜角，戴著一副眼鏡，很健談。他以前是學醫的，因為沒錢交學費，中途輟學了。別人幹活兒的時候他總愛說個不停，跟我們說他自己的事，他的想法。我覺得朱爾斯是個共產黨員，他有幾套很奇怪的理論（他常舉出一些名人的例子來證明他的理論，可總是不能自圓其說）。像多數馬札爾人一樣，他也很自傲。自傲又懶惰的人是成不了好侍者的。有件事朱爾斯總愛拿出來吹噓。他說有一回一個顧客侮辱了他，他直接把一碗熱湯倒在了那個顧客的脖子上，然後沒等老闆開除他，他就大搖大擺地出門了。
日子一天天過去了，朱爾斯對老闆耍的那些小把戲也越來越憤怒。他口才極好，說話的時候唾沫星子亂飛。他常常搖晃著拳頭走來走去，煽動我們，不讓我們再幹活兒。
「把那刷子放下，你們這些傻瓜！我和你們可不是那些該死的俄國農奴，咱們是驕傲的人種，不能白白給人家幹活兒。實話跟你們說，那傢伙老這麼騙咱們，我早就受不了了。有一回，有個傢伙騙了我五個蘇，我一下子就像火山那樣爆發了——是的，一下子就像火山那樣爆發了。
「還有，我的老朋友們，你們可別忘了我是個共產黨員。不用管那些小資產階級！活兒我能不幹就不幹，有哪個活著的傢伙見我幹過活兒？我可不會向你們這些傻瓜學，把自己累得要死。我會去偷，我這麼幹就是為了證明我能獨立。有一回我在一家餐館幹，老闆自認為能像對待一條狗那樣對待我。這麼說吧，我決定報復。我發現了一個好辦法：從牛奶罐裡偷些牛奶出來，然後再把罐封好。我做得很巧妙，沒人知道。實話告訴你們，每天我都用這種辦法大口喝牛奶。每天我都要喝上四升牛奶，再加上半升奶油。老闆絞盡腦汁也想不明白那些牛奶到哪兒去了。我這麼幹，不是因為我喜歡喝牛奶，而是因為我恨這種東西。這是原則問題，只是原則問題。
「這麼說吧，又過了三天，我的肚子一陣劇痛，於是我去看醫生。‘你吃什麼了？’那醫生問我。‘每天喝四升牛奶，外加半升奶油。’我問答。‘四升！’醫生說，‘快別這麼幹了。要是再這麼喝下去，你的肚子就會撐爆的。’我是這麼回答他的：‘我這個人是有原則的。我會一直這麼喝下去，哪怕肚子被撐爆。’
「第二天，我偷牛奶的時候被老闆逮了個正著。‘你被解僱了。’他說，‘這週末你就走。’‘對不起，先生，’我說，‘今天上午我就走。’‘你走不了，’他說，‘不到星期六我不讓你走。’‘好吧，’我心中暗想，‘你不讓我走，我倒是要看看咱倆誰會先慫。’我開始摔那些陶質餐具。第一天，我總共摔爛了9個盤子，第二天是13個。見我這麼胡來，老闆趕緊把我辭退了。
「啊，我可不是你們這樣的俄國農奴……」
十天過去了，真是一段糟糕的日子。我的錢徹底花完了，房租也拖了好幾天。我們在悽慘、空蕩蕩的餐館裡虛度光陰，餓得要死，剩下的活兒也不想幹了。只有伯里斯仍然相信客棧還會開張。他鐵了心要當領班，並虛構出了一套理論，說老闆的錢都拿去買股票了，暫時取不出來，正等待合適的機會賣掉。第十天，我什麼也沒吃，一根菸也沒抽。我跟老闆說，要是不能拿到一點兒預付工資的話就幹不下去了。老闆的態度還是那麼和藹，答應肯定預付我一些，隨即就像以前那樣消失不見了。離住的地方還有段路，我步行往回走，但一想到要跟f太太為房租的事糾纏，我就發怵。於是，那天我就在路旁的長椅上睡了一夜。我睡得很不舒服，長椅的扶手嵌入我的背裡而且外面比我事先想的要冷。夜晚漫長而難熬，我意識到我是一個多麼傻的人，竟然把自己交到了這些俄國人手中。
沒承想，第二天早上我的運氣來了。顯而易見，俄國老闆意識到了我們的難處，口袋裡裝著錢回來了。他對餐館內部改造的事做了安排，並且給我和伯里斯預付了一些薪水。我和伯里斯用這些錢買了兩份義大利通心粉和一份馬肝，這是十天來我們倆第一次吃上熱騰騰的飯。
工人們來了，對餐館內部進行了一番改造。活兒乾得很倉促，效果糟糕得令人難以置信。比方說那些餐桌，本來是要用厚羊毛氈蓋的，可老闆發現羊毛氈太貴，於是換成了別人廢棄不用的軍用毯。這種毯子散發出一股臭汗味兒，根本無法除掉。於是老闆又買來一些精心挑選的，和諾曼底式的裝潢風格一致的桌布蓋在上面。最後一天晚上，我們一直幹到凌晨兩點，把一切都弄好了。可到了第二天上午八點，陶質餐具才來，都是新的，都要清洗。金屬餐具是第二天上午到的，洗碗布也是那個時候到的，於是我們只能用老闆的一件汗衫和一個女工的破枕頭擦拭那些陶質餐具。我和伯里斯把所有的活兒都包下來了，朱爾斯想盡一切辦法偷懶，老闆和他妻子以及幾個要賬的人坐在吧檯旁邊慶祝餐館開張。那個女廚子趴在廚房的桌子上哭泣，因為她可能要做50個人的飯，可鍋碗瓢盆還不夠應付10個人的。午夜時分，老闆和那幾個要賬的人舉行了一次嚇人的會談，人家過來想把老闆賒來的八口銅鍋拿走。最後，老闆用半瓶白蘭地把這幫人打發了。
我和朱爾斯錯過了最後一班地鐵，只能在餐館的地上湊合一個晚上。早上我們倆醒來時，首先映入眼簾的就是廚房桌子上的兩隻巨大的老鼠，這兩個傢伙正蹲在那兒吃一根火腿。這不是個好兆頭，我覺得這家叫傑漢·科塔德的小客棧肯定幹不長，這種感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強烈。
客棧的日常工作
老闆僱我做廚房洗碗工，也就是說，我的工作是打掃衛生，保持廚房整潔，配菜，煮茶和咖啡，做三明治，做些簡單的烹飪和跑腿。薪水跟事先談的一樣，一個月500法郎，管吃。但我沒有休息日，也沒有固定的工作時間。在x酒店，趕上顧客多的時候，我們的薪水是沒數的，人家管理得也好。可在這兒，我算是見識了一家糟糕透頂的餐館是個什麼樣子。這種事值得描述一下，因為在巴黎有成百上千家這樣的小餐館，每個人都有可能來這種地方吃飯。
順便提一下，這兒可不是那種廉價的普通餐館，平常光顧的主要是工人和學生，低於25法郎的飯我們這兒沒有。我們是很別緻的，富有藝術氣息，要不怎麼能出名呢？吧檯後面的牆上貼著幾張下流畫作，而且我們的裝修風格是諾曼底式的——打在牆上的假光，充當蠟燭的電燈，「鄉下式的」陶質餐具，甚至門口還弄來了一個上馬臺——老闆和頭牌侍者都是以前的軍官，顧客中有很多人是從俄國來的難民。一句話，我們的餐館是極具特色的。
然而，廚房門後面卻跟豬圈差不多。我們的菜就是從這裡出去的。
廚房長15英尺，寬8英尺，光爐子和桌子就佔去了一半。所有的罐子都得放在隔板上，狹小的空間裡只能放下一隻垃圾桶。不到中午，桶就滿了。地板上踩爛的食物通常厚達一英寸。
我們只有三個煤氣爐，連烤箱都沒有，大塊的肉只能送到外面的麵包房烤。
沒有食品貯藏室，我們用的是院子裡的一個小棚子。這個小棚子只有半個頂，中間還長著一棵樹。肉、蔬菜和別的東西就放在地板上，蓋子也不蓋，耗子和貓常對它們發起突然襲擊。
沒有熱水，洗碗、洗菜的水只能在鍋里加熱。燒飯的時候，煤氣爐上不能架鍋燒水，所以那些盤子只能用冷水洗了。我們只有軟肥皂，再加上巴黎的水質又硬，所以盤子上的那些油只能藉助報紙才能除掉。
我們的平底鍋也不夠用，一個用完了，我就得趕緊洗出來，不能拖到傍晚。光這一項每天就得浪費一個小時。
由於當初鋪設線路的時候老闆捨不得花錢，一到晚上八點保險絲就會燒斷。還有，老闆不允許我們在廚房裡點三根蠟燭，有一回廚子說「三」這個數字不吉利，於是只留了兩根。
磨咖啡的機器是從附近的一家小酒館借來的，垃圾桶和掃帚是從門房那兒借來的。第一週過完了，我們發現送去洗衣房的那些桌布沒有送回來，原來是因為沒付錢。勞動局的監察員一看我們的員工裡頭沒有法國人，便三天兩頭找我們麻煩。他跟老闆私下談過幾次，我覺得是想讓老闆賄賂他。電力公司照例派人來催債，那些討債的傢伙看我們用開胃酒賄賂他們，索性每天早晨都來。我們在食品雜貨店欠了債，人家不再賒給我們東西了。不過這家店的老闆娘——一位60歲，留著鬍子的女士——卻一直對朱爾斯心有所想，老闆索性每天都派他去用甜言蜜語騙這個老女人。為了能省下幾生丁，我每天都在貿易街的菜市場上跟人家討價還價。
在資金準備不足的情況下開餐館就是這麼個結果。在這種條件下，我和廚子每天都要提供三四十份飯菜，後來達到了一百份。從第一天開始，繁重的工作就讓我們倆有點兒吃不消。廚子每天從早晨一直工作到半夜，我的工作時間是從早晨七點半一直到午夜十二點半——一共是17個小時，中間幾乎沒有休息的時候，一直到下午五點我們才能有空坐一會兒。即便是這樣，除了垃圾桶外，也沒別的能坐的地方。伯里斯就住在附近，不用趕最後一班地鐵回家。他每天從早上八點一直工作到第二天深夜兩點，總計18個小時，沒有休息日。這樣的工作強度，儘管不常見，可在巴黎也不是什麼奇怪的事。
生活一下子變得一成不變了，這讓我覺得在x酒店乾的那段日子簡直就是在度假。每天早晨六點，我逼迫自己起來，鬍子也不刮，臉也不洗，就匆匆趕往義大利廣場地鐵站，在地鐵上爭搶一個座位。七點不到，我就身在那個寂寞、冰冷、骯髒的廚房裡了。地板上亂七八糟，滿是土豆皮、骨頭、魚尾巴什麼的，一堆油膩的盤子放了一夜，得趕緊洗出來。水還很冷，我還不能先洗盤子，我得先把咖啡和牛奶準備好，因為別的人八點就要來了。並且我還要洗幾個銅鍋，對洗碗工來說，這種活兒簡直是一種毀滅。洗的時候得用沙子和一串鎖鏈，外面還得用黃銅拋光打磨。幸運的是，製造銅鍋的這種工藝已經失傳了，銅鍋正在從法國的廚房中慢慢消失。不過，人們仍能從二手市場上買到。
洗盤子的時候，老闆會讓我去剝洋蔥。開始剝洋蔥的時候，老闆又會讓我出去買捲心菜。當我買菜回來時，老闆的妻子又會讓我去半英里外的一家商店為她買一盒胭脂。帶著胭脂回來後，需要準備的菜更多了，而那些盤子還沒有洗。我們根本無力應付這種局面，活兒一個接一個，一天下來所有的事都不能及時完成。
十點一過，相對來說，我們就沒那麼忙了，不過還得抓緊時間幹，這個時候也沒人發脾氣。利用這段時間，女廚子會和我談談她對藝術的看法，還問我托爾斯泰是不是很了不起，並且在切牛肉的時候用動聽的女高音唱歌。十點，侍者們開始嚷嚷著要吃午飯，午飯他們總是早吃。十一點，第一撥顧客到了。突然間，我們就變得忙亂起來。這種忙亂和x酒店那種忙亂不一樣，它融合了混亂、小惡意和惱怒的氣氛，而隱藏在這種氣氛最下面的是不快。廚房裡狹窄得要死，簡直讓人無法忍受，盤子擺得滿地都是，得時刻提醒自己別踩著它們。女廚子來回走動的時候，她的大屁股總是撞著我。她總在沒完沒了地嘮叨：
「真是個白痴！跟你說過多少回了，別讓甜菜流汁。快點讓開，我要到洗滌槽那兒去！把那些刀子拿開，把土豆拿過來。我這過濾器你是怎麼給我弄的？哦，別管那些土豆了。我沒告訴你嗎？先把雞湯上的油撇出來。把爐子上那壺水拿開。洗盤子的活兒等會兒再說，先把這些芹菜切了。不，不是那麼幹，你這個白痴，得像這樣。現在去忙吧，把鯡魚鱗刮掉。瞧瞧，你覺得這盤子這樣就算刷乾淨了？用你的圍裙擦一下。把那沙拉放在地上。對了，就放在那兒，好讓我一腳就踩進去！注意，鍋裡的東西煮過頭了。把那個平底鍋給我拿過來。不是，是另外一個。把這個放在爐架上。把那些土豆扔掉。別浪費時間，就把它們扔在地上，踩著它們走。現在，你撒點兒鋸末。這地板快和溜冰場一樣了。注意點，你這個傻瓜，那塊牛排快烤煳了！天哪，為什麼他們不派一個白痴來頂替這個洗碗工呢？你在跟誰說話？你不知道我的姑姑是俄國女伯爵嗎？……」
這種狀況會持續到下午三點，中間沒有多少變化。不過十一點左右，女廚子通常會陷入一種歇斯底里、淚如泉湧的狀態。下午三點到五點這段時間對侍者來說相當清閒，但女廚子仍在忙，那也是我工作最賣力的時候，因為有一大堆盤子等著洗，要想把這些盤子都洗完，不亞於一場賽跑。舊式的洗滌條件——狹窄的排水管，微溫的水，溼透的抹布，每個小時都會堵一次的水槽，讓我的工作時間增加了一倍。下午五點，我和女廚子都感覺有點兒站不穩了。從早上七點一直到現在，我們倆一點兒東西也沒吃，連坐一會兒的工夫也沒有。此時，我們倆的身體已經處於一種散架的狀態。她坐在垃圾桶上，我坐在地上，一邊喝啤酒，一邊為上午說過的某些話道歉。我們倆之所以還能堅持，全靠喝茶。我們倆總是備著一壺熱茶，每天都要喝上幾品脫。
下午五點半，匆忙和爭吵又開始了。這個時間段情況更加糟糕，因為大夥兒都累壞了。下午六點，女廚子會再次陷入歇斯底里的狀態，然後晚上九點又是一次。她的這種狀態很有規律，大夥兒都靠它判斷時間。她會把垃圾桶猛地扔在地上，然後開始號哭。她說自己從未想過會過這樣的生活，她的神經受不了了，她在維也納學過音樂，有一個臥床不起的丈夫需要照顧，等等。要是在別的時間，也許有人會為她難過，但此刻我們都累得要死，她啜泣時發出的聲音只會讓我們感到憤怒。老闆的妻子總在不停地嘮叨。伯里斯和朱爾斯整天都在吵架，因為朱爾斯總在偷懶，伯里斯作為領班，總想比朱爾斯多要點兒小費。餐館開張的第二天，倆人就在廚房裡為兩法郎的小費打起來了，女廚子和我費了很大勁兒才把他們拉開。唯一一個永遠不會忘記自己風度的人是老闆。他在店裡待的時間和我們一樣長，不過他什麼也不幹，因為買賣主要是他妻子在打理。除了訂貨，他唯一的工作就是站在吧檯裡抽雪茄，保持著一副紳士派頭。在這件事上，他做得堪稱完美。
晚上十點到十一點，我和女廚子會抽空吃我們的晚飯。午夜時分，女廚子往往會偷一包吃的給她丈夫。她把東西裹在衣服裡，一邊哭哭啼啼地說著這麼長的工作時間會要了她的命，明天早上就辭職不幹，一邊往外溜。這個時候，朱爾斯往往會跟伯里斯吵一架，然後也走了，而伯里斯要在店裡一直待到凌晨兩點。從十二點開始，我盡全力洗盤子，儘可能多洗。我根本沒時間考慮怎麼把活兒幹對幹好。盤子上殘留的油脂用桌子上的餐巾紙隨便一擦就行了。至於地板上的髒東西，我要麼不去管，要麼把最髒的一塊掃到火爐底下，只要看不太出來就行了。
十二點半，我會穿上外套，匆匆出門。當我走過餐館，準備走進旁邊的一條小巷時，老闆還會像往常那樣，和藹地對我說：「我親愛的先生，你看上去可真累啊！請接受我的好意，把這杯白蘭地喝了吧。」
他會把那杯白蘭地遞給我，那種有禮貌的勁兒就好像我是一位俄國公爵而不是一個洗碗工。我工作了17個小時，這杯酒也算是一種補償吧。
眾所周知，最後一班地鐵幾乎是空的——這是一個非常有利的條件，可以在座位上睡上一刻鐘。一般情況下，我躺在床上時已經是凌晨一點半了。有時，我會錯過最後一班地鐵，只能在餐館的地板上湊合一個晚上。不過這不要緊，因為那個時候我在鋪滿鵝卵石的大街上也能睡著。
厭煩，離開
這種日子持續了兩個星期。來就餐的顧客多了，我的工作量也隨之增加了一些。我本可以在餐館附近租個房子，節省下一個小時的時間，可這似乎是不可能的，因為我連找房子的時間都沒有。因為沒時間，我連理髮、讀報紙和把衣服全脫了的空兒也沒有。又過了十天，我擠出來了一刻鐘，給我在倫敦的朋友b寫了一封信，問他能不能為我找份工作，只要能有多於五個小時的睡眠時間就行。每天工作17個小時，這樣的日子我再也堅持不下去了，儘管有很多人覺得這並沒有什麼。當一個人超負荷工作時，只要想到在巴黎的餐館裡還有成千上萬的人過著這樣的生活，並且這些人還會把這種生活繼續下去，不是幾個星期，而是幾年，他的心裡便不會那麼難受。在我租住的旅館附近有一家小酒館，裡面有個女服務員，從早上七點一直工作到深夜，一年下來沒有一天休息日，吃飯的時候只能坐在地上。我記得有一回我約她去舞廳跳舞，她笑了，說幾個月來去過的最遠的地方就是街角。她一直在消耗自己的身體，我離開巴黎之後她死了。
大約過了一週，因為疲勞，我們都患上了神經衰弱症，除了朱爾斯，因為這傢伙總在偷懶。剛開始，爭吵還是斷斷續續的，可現在竟成了連續性的。幾個小時下來，一個人從絮絮叨叨的毛毛細雨演變成破口大罵的暴風雨的時間只有幾分鐘。「白痴，把那個平底鍋給我拿下來！」那個女廚子會對我這樣連喊帶叫（她個子不夠高，夠不著隔板上放著的那些鍋）。「自個兒拿，你這個老婊子！」我會這樣回答她。這種談話在廚房的氣氛中很自然地就產生了。
我們倆經常為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爭吵。比方說，那個垃圾桶就是我們無窮盡爭吵的一個來源——或者是我放垃圾桶的地方擋住她的路了，或者是她把垃圾桶放在了我和洗滌槽之間。有一回，她一直絮叨個沒完，我一下子受不了了。出於純粹的惡意，我把垃圾桶放到了廚房中間，讓她狠狠跌了一跤。
「你這頭母牛，」我說，「自個兒弄吧。」
這個可憐的老女人哪有那麼大的勁兒呢？根本挪不動，她坐下來，趴在桌子上，開始號啕大哭。我還嘲笑她。疲勞竟然讓一個人變成了這副德行。
過了幾天，這個女廚子不再談論托爾斯泰和她的藝術家的氣質了。除非為了工作，我們倆也不再閒聊了。朱爾斯和伯里斯也處於交惡狀態，並且他們倆跟這個女廚子也鬧得不太愉快。甚至我和伯里斯之間也搞得不太融洽。我們倆事先有過約定，工作時的大吵大鬧過去就過去了，休息的時候千萬別當真。但我們倆互相說了很多難聽的話，想忘也忘不了，還有我們根本就沒有休息時間。朱爾斯變得越來越懶，常常偷東西吃，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是出於責任感才這麼幹的。如果我們不跟他一塊兒偷的話，他就把我們稱為黃種人、騙子。他這個人生來就對別人懷有惡意，很奇怪。有一回，他傲氣十足地跟我說，有時他會把洗碗布里的髒汁擰進顧客的粥裡，然後再端出去。他之所以這麼做，就是為了報復一個小資產階級。
廚房變得越來越髒，耗子變得越來越大膽，儘管我們逮過幾只。環顧這間骯髒的屋子，生肉扔在地上的垃圾裡，冰冷油膩的平底鍋亂七八糟地放著，洗滌槽堵住了，上面裹了一層油汙，我總在想這個世界上是否還有跟我們一樣糟糕的餐館。但其他三個人卻說他們都在更髒的餐館裡幹過。看到如此骯髒的一幕，朱爾斯倒覺得很高興。下午，沒多少活兒乾的時候，他總是站在廚房門口，嘲笑我們幹得竟如此賣力。
「傻瓜！洗那盤子幹什麼？在褲子上蹭一下就得了。誰會在意那些顧客呢？他們不知道背後的事。餐館裡的工作是什麼？你切一隻雞，雞掉在了地上。你道歉，你鞠躬，你出去了；五分鐘後你就回來了，走的是另外一道門，可雞還是剛才那隻。餐館裡的活兒就應該這麼幹……」
儘管傑漢·科塔德小客棧髒得要命，我們幹得也不怎麼樣，可生意很不錯，這有點兒讓人想不通。剛開張的那幾天，來光顧的都是俄國人，有幾個還是老闆的朋友。接著美國顧客來了，別的國家的顧客也來了——卻沒有法國人。一天晚上，我們興奮異常，因為我們的第一個法國顧客到了。頓時，我們忘記了爭吵，齊心協力想做出一頓好飯。伯里斯躡手躡腳走進廚房，大拇指猛地一指身後，悄悄地說：
「噓！注意，有個法國人來啦！」
過了一會兒，老闆的妻子過來小聲說：
「把那個法國佬盯緊點兒！所有的蔬菜這傢伙都要了雙份。」
這個法國人吃飯的時候，老闆的妻子站在廚房門的鐵柵後面注視著他臉上的表情。第二天晚上，這個法國人又來了，還帶來了另外兩個法國人。這說明我們的餐館正在贏得好名聲，那些不怎麼樣的餐館平時只有外國人光顧。我們的餐館之所以獲得了成功，部分原因很可能是老闆裝點餐館時靈光一現，購買了非常尖利的餐刀，而尖利的餐刀是一家餐館成功的秘訣。我為這事感到高興，因為我有一個幻想因此破滅了。以前我總以為法國人對吃的東西具有一種天生的敏感，一看就知道這東西好吃不好吃，但現在看來並不盡然。也許按照巴黎的標準，我們的餐館也算不錯的。要是這麼說的話，那些糟糕的餐館就不敢想象了。
沒過幾天，我在倫敦的那位朋友b就給我回信了，他說能給我找份工作。工作內容是照顧一個天生的痴呆。在傑漢·科塔德小客棧勞累了這麼久，這份工作聽上去倒是個休息的機會。我幻想自己在鄉間小路上游蕩，用手杖把薊花打落，吃的是烤羊排和餡兒餅，每天晚上都能蓋著沾滿薰衣草香味的被子睡上十個小時。b為我寄來了五英鎊，他讓我用這些錢買張車票，並把衣服從當鋪裡贖出來。錢一到，我就向老闆提出了辭職，離開了這家餐館。我的突然離去讓老闆覺得很沒面子，因為跟往常一樣，他現在也很窮，只好少付我30法郎。不過，他給了我一瓶1848年的庫瓦西耶白蘭地。我覺得他這麼幹就算是把欠我的那些錢補上了。後來，他們僱了一個捷克洗碗工，這人比我強得多。又過了幾個星期，那個可憐的女廚子就被開掉了。後來我聽說，因為廚房裡來的這兩個一流員工，洗碗工的工作時間縮減到了每天15個小時。因為廚房裡缺少現代化的設施，用時再少我就覺得不可能了。
洗碗工的社會價值
洗碗工到底有多大價值？我想說說我對巴黎洗碗工是怎麼看的。當我想到在一座現代化的大都市裡竟然有成千上萬的人在地下悶熱的小屋子裡用他們的睡眠時間刷洗盤子，我就覺得這事簡直不可思議。我提出的問題是：為什麼這種生活還要繼續下去——它能解決什麼樣的問題？是誰讓它繼續下去的？為何我就不能從那些遊手好閒的員工身上學習一點反叛精神？我試著弄明白一個洗碗工的社會價值。
考慮這個問題時，人們最先想到的應該是洗碗工是現代社會中的奴隸，沒必要為這類人抱不平，因為他們比很多手工工人過得都要好。不過，要是一個洗碗工被收買或被賣掉的話，他就沒有人們說的那麼自由了。他的工作是卑微的，沒有任何藝術性可言。老闆付給他的薪水只夠他活命的。他唯一的假期就是被解僱時。他無法結婚，因為一結婚，他的妻子也得做這種事。除了極個別運氣好的，大多數的洗碗工一輩子都無法從這種生活中逃離出去，他這輩子就算是在監獄中度過了。而此時此刻，在巴黎的餐館中，有些拿著大學文憑的人正在刷洗盤子，他們每天的工作時間為10到15個小時。所以我們就不能說他們是遊手好閒的人，遊手好閒的人是不會幹洗碗工這行的。在這種一成不變的工作中，洗碗工的思想被禁錮了，再沒有別的什麼想法。要是洗碗工有什麼想法的話，那麼很多年前他們就應該有自己的工會，為了獲得更好的待遇而罷工了。但他們沒這麼想，因為沒時間想這事，他們成了自己的奴隸。
問題是，為什麼這種奴隸般的生活還會繼續下去？人們總是想當然地認為所有的工作都有著合理的存在理由。當看到有人正在做一份不合意的工作時，人們往往覺得這種工作是必要的，這麼一想就想通了。比方說，挖煤這種活兒很辛苦，卻是必要的——我們必須用煤。縫紉工的工作很令人討厭，但還是得有人做。同樣，洗碗工的工作也是這麼個理兒。有些人總得在餐館吃飯，所以有些人就得每週用80個小時刷盤子。這種工作是文明社會的產物，因此是毋庸置疑的。這一點值得認真考慮。
對文明社會來說，洗碗工的工作真是必要的嗎？我們往往有一種看法，那就是這份工作肯定是「誠實的」。因為這種活兒很辛苦，一般人不愛幹，我們對手工工作存在某種盲目崇拜。比方說，我們看到一個人把一棵大樹砍倒了，當時我們就斷定他這麼幹是在填補某種社會需求，因為他使用了肌肉，付出了勞動。我們卻從未想過，他把這棵漂亮的大樹砍倒是不是在為一尊非常醜陋的雕像騰地方。我覺得洗碗工的工作也是這樣。他額頭上流著汗為自己掙麵包，但我們不能就此認定他在做某件有用的事。他也許只是在為別人提供某種奢侈的服務，可是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這種奢侈其實並不是奢侈。
為了證明我上面說的奢侈其實並不是奢侈這個說法，在這兒我舉一個極端的例子，這樣的例子在歐洲幾乎不存在。我要拿印度人力車伕和拉車的矮種馬為例子。在遠東任何一個鎮子上，都有數以百計的人力車伕。這些可憐的黑傢伙只有8英石重，穿著齊腰的破爛衣服。他們中有些還是病人，有些已年滿50。他們在烈日下或者雨中一跑就是數英里，頭朝下，拉著車把，汗水不斷地從他們灰白的鬍子上落下，跑得太慢了，顧客就罵他們。他們每個月能有三四十盧比的收入。幹幾年後，他們咳嗽的時候能把肺給咳出來。拉車的矮種馬很瘦，又難以駕馭，賣得很便宜，不過這種馬還能幹幾年活兒。它們的主人把鞭子視為食物的替代品。它們的工作似乎可以用一個等式來說明——鞭子＋吃的＝幹勁兒。一般來說，鞭子佔60％，吃的佔40％。有時候，它們的脖子會爛掉一大圈，每天它們就帶著傷口拉車。不過，這個時候它們還能幹，只要用鞭子使勁兒抽它們，讓來自後面的痛苦超過脖子上的痛苦就行了，就這麼簡單。幹幾年後，鞭子失去了效力，矮種馬呢？也就去了專門殺牲口的人那裡。其實，人力車伕和矮種馬的工作根本沒有必要，它們沒有真正的用途。這種工作之所以存在，僅僅是因為東方人把走路視為庶民的行為，覺得走路很低俗，坐洋車或者坐馬車是一種奢侈。其實坐過的人都知道，這是一種很可憐的奢侈。它們只提供了一丁點兒便捷，和車伕、動物所承受的痛苦是不相稱的。
洗碗工同樣如此。跟人力車伕和拉車的矮種馬相比，他簡直算是國王了，不過從性質上說這兩類工作是差不多的。他是某家酒店或者餐館的奴隸，而他的奴隸身份或多或少是沒什麼價值的。話說回來，大酒店和高階餐館真正需要的是什麼呢？有人會說，它們能提供奢侈的服務。可實際上，它們提供的只是卑劣的奢侈服務。幾乎每個人都恨餐館。有些餐館要好一些。不過花同樣多的錢，在家裡吃一頓要比在餐館吃強多了。酒店和餐館有存在的必要，不過它們無須把成百上千的人變成奴隸。酒店和餐館裡有很多活兒都是沒必要做的，不過正是這種虛假才有可能代表奢侈。高階酒店或者餐館只是這麼叫，無非是讓員工幹得多一些，顧客花費得多一些罷了。除了老闆外，其他人都沒撈到什麼好處。過不了多長時間，老闆就會在多維爾為自己買一套帶條紋的別墅。從本質上講，「高階」酒店就是100個累得要死的員工讓200個顧客為他們其實並不需要的東西付賬。如果酒店和餐館中不再有這種無聊的事，再加上更加有效率的工作，洗碗工每天干六個或者八個小時就行了，再也用不著像過去那樣幹10個或者15個小時了。
假定洗碗工的工作並沒有多大用處，那麼問題就來了，為什麼還會有人讓洗碗工繼續這樣幹下去呢？經濟方面的原因我不做考慮。我要思考的是當一個人想到竟然有人靠洗盤子為生時，他能從這件事中得到多少快樂。對那些衣食無憂的人來說，想想這事確實會覺得很高興。加圖就說過，奴隸不睡覺的時候就得幹活兒。不管他的工作是否必要，他都得工作，因為工作本身是好的——至少對奴隸來說是這樣。如今，這種觀點仍然存在，把無數沒有價值的洗碗工堆成了山。
我認為這種讓無用的工作永遠存在的本能從根本上來說，只不過是人們對下層民眾的恐懼。人們總有一種共識，認為下層民眾是低等動物，一旦有空閒就會變得非常危險，讓他們忙得沒時間思考是一種比較安全的做法。一個富人如果夠坦誠的話，在被問起對提高下層民眾的生活條件怎麼看時，他往往會這樣回答：
「我們都知道貧窮的滋味是不好受的，儘管它離我們很遙遠，不過一想到它我們就會感覺很痛苦。我們還是不去體驗貧窮，只是享受一下這種痛苦的感覺吧。可話說回來，你們別指望我們會為此做點兒什麼。你們屬於低階階層，對此我們感到難過。不過我們這種感覺跟看到一隻患有獸疥癬的貓差不多。我們會不惜一切代價不讓你們的生活條件有任何改善。我們覺得現在你們這個樣子就挺安全。現在這種狀態很適合我們，我們不會給你們自由，我們不會冒這個險，甚至每天讓你們少幹一個小時都不行。所以說，親愛的兄弟們，既然你們不得不流著汗把我們送到義大利去旅遊，那這就是你們的命，活該！」
這就是聰明而高雅的人的顯著態度。一個人可以在100篇散文中讀到這種態度的實質。高雅的人士中很少有人每年的收入低於400英鎊，他們很自然地就站在富人那邊了。因為他們認為給予窮人的任何自由對他們的自由來說都是一種威脅。
高雅階層預料到馬克思主義旗下的烏托邦是一種選擇，但是他們寧可保持原狀。或許他們不太喜歡那些富人，不過他們認為富人中最粗俗的也不會比窮人對他們的享樂抱有更多敵意，所以最好還是站在富人這邊吧。正是這種對假象中的危險民眾的恐懼才幾乎讓所有聰明人都持有保守主義觀點。
對下層民眾的恐懼是一種迷信的恐懼。這種恐懼是以一種觀點為基礎的，那就是在富人和窮人之間存在著某種不可思議的根本差別，似乎他們屬於不同的人種，就像白人和黑人那樣。富人和窮人之間的差別只是收入的不同，除了這個再沒有別的。一般來說，百萬富翁只不過是穿著一身新衣的洗碗工，換個工作的地方，就變成了一個心靈手巧的花花公子。哪個正當？哪個才是賊？任何一個在平等的基礎上跟窮人打過交道的人對此都深有體會。不過問題是，那些總想著不偏不倚地看待問題的高雅階層卻很少和窮人打交道。大多數受過教育的人對貧窮又知道多少？我有一本維庸的詩集，編輯竟然覺得有必要給「那些只能盯著櫥窗裡的麵包看的人」這句加上一個腳註。看到了吧，甚至連「飢餓」這個詞都離那些受過教育的人的生活那麼遙遠。
因為無知，這些人自然而然地就產生了對底層民眾那種迷信般的恐懼。一個受過教育的人把底層民眾想象成了這個樣子：只需一天就能把他的家財洗劫一空，把他的書籍燒燬，讓他去照管一臺機器或者清理廁所。「任何事，」他是這麼想的，「哪怕做盡任何不仁之事，也不要給底層民眾自由。」既然窮人和富人之間沒有分別，那麼也就不存在給不給底層民眾自由的問題了，這一點他並沒有看清。如今底層民眾已經擁有了自由，而且正在以富人的方式，運用自己的力量創造了數量非常巨大、無聊而且枯燥的工作，例如「高階」酒店裡的洗碗工。
總而言之，洗碗工就是奴隸，而且還是多餘的奴隸，整天做著大量愚蠢而無用的事。終究，他會一直幹下去，因為那些受過教育的人隱約覺得只要他一有空閒就會給他們造成危險。最終，這些本應該站在他那邊的人默許了這種狀態的存在，因為他們對他一無所知，所以就莫名地害怕他。我之所以拿出洗碗工的例子，是因為我一直在思考他們的生活。同樣，那些受過教育的人對其他行業內的工人也是這麼看的。上面只是我對洗碗工生活的一點兒看法，沒有直接涉及經濟上的問題，大部分內容都是舊調重彈。我之所以把這些想法說出來，就是為了告訴讀者：如果你是一個洗碗工，那些受過教育的人就這麼看你。
要命的撲面粉
一離開傑漢·科塔德小客棧，我就趕緊爬到床上睡了將近11個小時。然後，我刷牙（兩週來第一次刷牙）、洗澡、理髮，把衣服從當鋪贖了回來。我有兩天的空餘時間，可以好好逛一下。我甚至穿上了自己那套最好的衣服去了一趟客棧。我靠在吧檯上，花了五法郎買了一瓶英國啤酒。以前你是這兒的奴隸，可現在成了顧客，那種感覺很奇怪。伯里斯說為我感到遺憾，因為我們已經嶄露頭角，馬上就能掙大錢了。從那時起，我總是不時地得到他的訊息。他跟我說他現在每天能有100法郎的收入，和一個非常正經的姑娘建立起了戀愛關係，並且身上再也沒有了那股大蒜味兒。
我在我住的那一片兒晃盪了一天，和每個人道別。正是在這天，查理把曾經在這一片兒住過的老守財奴羅克爾去世的事告訴了我。查理平日裡撒謊成性，我猜這回他很可能又騙了我，不過他說的這個故事倒是不錯。
羅克爾死的時候我還沒去巴黎，又過了一兩年我才去的。他活到了74歲。不過等我到那兒以後，那一片兒的人仍在談論他。儘管他比不上丹尼爾·丹瑟爾那類人物，卻也十分有趣。每天早晨他都會去菜市場撿爛菜，吃貓食，穿用報紙做的內衣，用他租住的屋子裡的壁板當柴火，還用一條麻袋為自己縫了一條褲子。就是這麼個人，竟然還有50萬法郎的投資。我很想認識這個人。
與多數守財奴一樣，羅克爾進行了一筆魯莽的投資，最後落了個非常慘的結局。一天，這片兒來了一個猶太人，人長得很年輕，他很敏銳，一副生意人的打扮，他說自己有個一流的計劃，能夠把可卡因偷運到英國。在巴黎這種地方買可卡因是小菜一碟，偷運出去也很容易，不過總是有一些內奸把計劃洩露給警方。據說，經常幹這種事的人就是賣可卡因的那傢伙。因為偷運生意被一家大企業控制著，人家不想有競爭。可這個猶太人卻信誓旦旦地說不會有任何風險。他知道有個辦法，可以把可卡因直接從維也納弄過來，而不是通過以往的那些渠道，而且還不會被敲詐勒索。通過一個波蘭小夥兒，他跟羅克爾聯絡上了。這個波蘭小夥兒是索邦學院的一名學生。他說如果羅克爾願意出6000法郎投資這個計劃，他就拿出4000法郎來。用這筆錢，他們就能買10磅可卡因，到時候偷運到英國，他們就能小賺一筆。
猶太人和波蘭小夥兒為了把錢從羅克爾的手裡弄出來，可是下了一番苦功夫。6000法郎不是個大數目，光羅克爾縫進床墊裡的錢就不止這個數。不過對羅克爾來講，掏一個蘇出來也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猶太人和波蘭小夥兒連著對付了他幾個星期，解釋、威嚇、哄騙、辯論，甚至跪下求他把錢掏出來，反正一切能用的辦法都用遍了。這老傢伙夾在貪婪和恐懼之中，快被逼瘋了。一想到5000法郎的利潤，他的心裡就湧出一種強烈的渴望。不過他也不想承擔風險。他常常坐在房間角落裡，雙手抱頭，不時地呻吟著，有時還會痛苦地大喊大叫。他總是跪在地上，向上帝祈禱（他是個很虔誠的人），希望上帝賜予他力量，可仍然拿不定主意。最後，他突然就做出了讓步。這是因為他已經疲憊不堪了，而不是因為別的。他用刀子把床墊割開，從藏在裡面的錢裡頭數出6000法郎，交給了那個猶太人。
同一天，猶太人把可卡因送到，然後就突然消失了。與此同時，知道自己被騙的羅克爾又嚷又鬧，弄得人們都知道了。第二天上午，警方就對這家旅館進行了搜查。
羅克爾和那個波蘭小夥兒陷入了痛苦之中。警方從樓下開始，一間一間屋子挨著查。放在桌子上的大包可卡因沒地方藏，他們也逃不出去。波蘭小夥兒想讓羅克爾把可卡因從窗戶扔出去，可羅克爾不聽。查理跟我說當時他就在場，還說當他們準備從羅克爾手裡把那些可卡因搶過來時，這個老傢伙把東西死死抱在胸口上不放，拼命掙扎，就像瘋子一樣，儘管當時他已是74歲的高齡。他被嚇瘋了，寧可去蹲監獄也不願把錢扔掉。
最後，當警方搜查樓下最後一間屋子時，有人有了主意。在羅克爾那層住著一個人，這人有12罐撲面粉，是廠家授權他來賣的。出主意的人說，應該把這些可卡因裝進罐子裡，矇混過關。大夥兒趕緊把罐子裡的撲面粉扔出窗外，把那些可卡因裝了進去，然後讓蓋子開著，放到羅克爾的桌子上，做出一副沒有什麼可隱瞞的假象。幾分鐘後，警察上來了，開始搜查羅克爾的房間。他們敲敲牆壁，看看煙囪，把抽屜裡面的東西倒出來，又把地板檢查了一遍，結果什麼都沒有發現。就在他們準備放棄時，一個巡官發現了桌子上的那些罐子。
「你們幾個，」他說，「過去看看那些罐子。剛才我沒留意。裡頭裝的是什麼，嗯？」
「撲面粉。」波蘭小夥兒故作鎮定地說。不過就在這時，早已被嚇得心驚肉跳的羅克爾大聲呻吟了一下，那幾個警察頓時起了疑心。他們開啟其中一個罐子，把裡面的東西倒出來一點。那個巡官聞了一下，說一定是可卡因。羅克爾和波蘭小夥兒開始以上帝的名義發誓，說裡頭只是一些撲面粉。不過都沒用了，他們越爭辯，警方的疑心就越大。最後，兩個人被逮捕，並被押送到了警察局。那一片兒有一半的人都跟去了。
在警察局，羅克爾和波蘭小夥兒接受警察局長的審問，同時一罐可卡因被送去檢驗。查理說羅克爾在警察局時的情形簡直無法用語言描述。他時而哭泣，時而祈禱，錄的口供也是前後矛盾。然後又開始譴責波蘭小夥兒，他又喊又叫，半條街都聽到了。看到這番情景，警察們差點兒笑出聲來。
過了一個小時，那個把可卡因送去檢驗的警察拿著檢驗報告回來了。他笑著說：
「先生，這不是可卡因。」
「什麼？不是可卡因？」巡官有點兒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是可卡因，那是什麼，嗯？」
「是撲面粉。」
羅克爾和波蘭小夥兒被當庭釋放，他倆一點兒罪過也沒有，卻感到憤怒無比。那個猶太人把他們倆騙慘了。後來，等這出鬧劇平息之後，那傢伙又在這一片兒用同樣的手法騙了另外兩個人。
沒攤上官司，波蘭小夥兒很高興，雖然損失了那4000法郎。不過可憐的羅克爾卻徹底垮掉了。他在床上一病不起，那天白天再加上半個晚上，人們一直聽到他在床上翻來覆去地嘟囔，有時還聽到他大聲呼喊：
「上帝啊！那可是6000法郎啊！硬邦邦的6000法郎啊！」
三天後，他得了中風。又過了兩個禮拜，他死了——聽查理說是得心臟病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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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一個精神病院的名字，建於1645年。
又叫青花魚，分佈於中國及朝鮮半島和日本等地沿海，喜群居，是一種很常見的魚類。
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畫家、雕塑家、戰士和音樂家，還寫過一部傳記。
義大利作曲家威爾第的一部著名歌劇。
法國著名作家，自然主義文學的代表人物，主要作品有《盧貢-馬卡爾家族》等。
英國公學之一，是貴族和資產階級子弟雲集的地方。
義大利、西班牙、法國、希臘、土耳其等國語言的混合語，通用於地中海的某些港口。
12世紀，法國的一個著名修女。
《馬德隆》是一戰時非常流行的一首法國歌曲。
鉛和錫的合金。
法國名酒，中國人一般稱其為拿破崙干邑白蘭地。
英國重量單位，1英石約合6.35千克。
這種別墅外牆上貼的瓷磚是帶條紋的，所以叫作帶條紋的別墅。
古羅馬政治家，作家，歷任執政官、監察官等職。
維庸（1431—約1463），法國詩人。貧民出身，品行乖張，多次入獄，兩次被判死刑，因權勢者憐才獲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