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隊到村裡來已經一星期了。

按照工作計劃和步驟，張文作了這樣的安排：開頭一個星期是在群眾中普遍地進行訪貧問苦。從訪貧問苦當中去尋找苦大仇深的物件，然後著重對他進行個別教育，啟發他的階級覺悟，再通過他去串聯、帶動其他廣大農民起來鬥爭。但是，誰的苦最大，誰的仇最深呢？要說苦，看他們眼前的生活，都是半斤八兩；要說仇，那就不易發現。幾天來，工作隊的同志所接觸的，來回總是那幾個漂洋過海能說會道的人，這些人能夠告訴工作同志的，總是這樣一些話：

「我們村裡的地主就是那兩三家，已經斗的鬥了，逃的逃了；除非是分他們的田地，別的再也擠不出什麼膿來了。」

老實一點的農民，不管你問他什麼話，總是搖頭，迅速走開了，好像躲債的一樣。客氣一些的就說：「這個，我不知道。」

面臨這樣的情況，工作隊的同志反應是多種多樣的：

楊眉整天皺個眉頭，撅個嘴巴，像誰弄壞了她一件心愛的寶貝似的，每天早晨照著鏡子總是抱怨地說：「這鬼地方的水把我的皮膚都給變粗了。」藉口不懂話，沒法接近這些農民，常常一個人拿本書，到村頭的大榕樹底下呆呆地坐著。書本也沒解開她的煩悶，只有賣糖果的小販搖著鈴鐺來了，她才活躍起來。雖然她才來不幾天，可就跟賣糖果的小販混得很熟，每一回小販帶來的一種鵝油酥餅，不管有多少，她全都把它買光。因此很快出了名，都說她是糖罐子。孩子們一聽到賣糖的鈴鐺，就來喊：「四姐，賣糖的來了！」她除了帶著書本在村頭等著糖果，還有一件事就是等待區上通訊員送來的信件。她盼望上海的家給她寄來奶粉、肉鬆、餅乾和多種維生素，盼望北京的同學告訴她聖誕節學校裡是不是還同往年一樣熱鬧；她認為全昭同馮辛伯都故意疏遠她，自己就索性不理人家。但一個人又不堪寂寞，不好打發日子，正好王代宗每天過來向隊長彙報，這才使她有個夥伴。有時，太陽要落山了，他倆還在小河邊難捨難分地徘徊、流連，這樣一來，村裡便有人說長道短，流言也蔓延開來。

教授黃懷白到嶺尾的第二天就去見了何其多。那天，何其多正在家裡寫春聯。黃懷白到來的時候，他剛寫完「知還廬」三個魏碑體的門首橫額。

他桌上攤開一本並不太新的《新民主主義論》，中間還夾著一支紅藍鉛筆。「解放前毛主席的著作真不容易看到，解放後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他一本正經地對客人說，「這本書裡指出我們新的國家的前途是明明白白的了。凡是不願受外國人奴役的中國人，誰不贊成呢？」

「我這兩天聽說工作隊同志要來了，」主人沒等客人開口，繼續說，「抽空叫家裡的人把祖先留下的文書田契找了出來，清理了一下，正在列個清單，等諸位同志來了，就獻交出來給農會，再過一兩天就弄好了。分田還不馬上進行吧？」何其多顯示著大方而莊重，把話說完之後，帶著探詢的眼光留心對方的反應。

黃懷白給對方的風度和言辭迷惑了。心想：「此人倒還開明。」隨口說道：

「何先生的學習精神可嘉。我們很慚愧，解放後會議多，教學也緊，學習上——」

「工作就是最好的學習呀！不錯的，不錯的。」

何其多邊說邊對黃懷白看了看，心想：「這人對共產黨理論的學習態度似乎不太積極！」態度上很快和緩了下來。

黃懷白重新認真地打量了對方一番。他上身穿的是一件米黃色咔嘰布襯衫，外面披一件開胸的灰色的毛衣，嘴巴含著一隻同黃懷白用的差不多的英國菸斗，拖著一雙黑漆拖鞋；頭髮同花鴨子似的，夾雜著一小半的白髮。眼睛特別機靈，時刻都在提防和猜測旁人的目光，只要叫他看了一眼，誰也瞞不過他似的。

「何先生能把田地獻出來，帶個頭，那，我們工作隊倒是省力了。‘識時務者為俊傑’講起來容易，做起來就不那麼簡單。何先生是——」

黃懷白說到這，何其多將含了好久的菸斗拔下來，搶著說道：

「那也是大勢所趨，跟著大眾走吧。我想，往後，國家變成了社會主義了，個人田地拿來做什麼用呢？還能有失業餓飯的嗎？」

「是的，那是不堪設想。」

何其多覺得對方這句話的意思很含混，眼睛賊溜溜地轉了轉，心想：「工作隊的人也不一定就是共產黨的信徒！」

黃懷白自從訪問了這位紳士之後，對當前土地改革運動產生一種看法。他認為：像何其多那樣，認識到大勢所趨，願意把田地交出來的，一定不在少數。只要政府出一張佈告，宣佈沒收地主的田地，分配給貧僱農就行了，為什麼一定要發動群眾鬥爭呢？

雖然產生這樣的思想，但是他總也不敢表露。他知道，雖然他自己是法學專家，是教授，可是，現在他不是站在講壇上，而是要從這場實際鬥爭中受群眾的監督，實行思想改造。思想改造對他來說是「不堪設想」的，怎麼好呢？幾天來，不是到河邊去撿小石子，就是同錢江冷談論巴黎的沙龍和紐約的摩天樓。但是不久，在這方面他嫌錢江冷談來談去盡在美術和音樂的圈子裡轉，太膩；在錢江冷那方面則發覺他庸俗，沒有可談的。後來，梁正從山裡砍回一根龍骨樹枝送給他做手杖，從此，他有事情做了。他聽從老鄉們的話，燒著一堆稻草，將樹枝燻一下，把它壓直，然後再把樹皮剝光，變成一根同龍骨似的乳白色的棍棒，但是剝過皮的棍子，表皮挺毛，不光滑，而且那些節骨眼還是留著粗糙、鋒稜的刀痕。他又聽老鄉講的撿來好些碎磁片，仔細地把棍子的節眼一個一個地颳著，隨後又划著一根一根的洋火燃燒棍子上每個節骨的刀痕，就跟一個雕刻家那樣用心。說是要把它帶回北京作紀念。

錢江冷也有她獨特的趣味和消遣的辦法：常常帶著彩色的粉筆、講義夾子和一隻帆布的折凳，一個人到河邊的磨坊，或村頭的榕樹下，對著這一帶的橄欖林、遠山和河岸去畫畫。有時，在晚霞的映照裡，老鄉們挑著柴禾回家，她硬要人家站在路邊給她做模特兒。

副教授徐圖聽趙三伯告訴他，就在這個鄉的南面有個小山叫「將臺」，是壯族一位首領儂智高誓師抵抗宋朝名將狄青來侵的地方。他特地跑去瞻仰了一趟。

詩人丁牧聽到大家嚷，這地方冬天還那樣暖和，帶來的棉襖和皮衣變成了累贅，對人幽默地說：

「我們失去了一個冬天！」

引起楊眉一陣嘻笑。而這句「詩」就在工作隊當中流行起來。

全昭見到這些情況，心裡直納悶。一天晌午，在油榨房附近遇見隊長張文從嶺尾村回來，她直率地劈頭就說：

「隊長，我看我們這些人不是來為老百姓的翻身做事，倒像是遊山玩水來了，個個東遊西蕩的，想個辦法吧。」

「別焦急，經驗證明，急躁頂不了事。」張文不大在乎地說。

「不焦急也要有個不焦急的辦法嘛！」

「怎麼沒有辦法呢？不是說這個星期是訪貧問苦嗎？你個人訪問了什麼？你說說看！」張文就像老師考學生一樣，留心地打量著這位敢於提出批評意見的女學生。他彷彿才發現她長得倒是挺文靜，說話卻那樣鋒利，不免詫異起來。

「原先不是分配我去做兒童工作嗎？」全昭反問了一句。

「現在也沒有人否認你做那個工作呀！你做得怎樣了？瞭解到什麼材料？說一說。唔，青年人敢於提意見好是好，可惜，往往把實際情況給忘了。這都是缺乏鍛鍊，經驗證明——」

「我已經把這個村的小孩子組織了一個兒童團了。這兩天正在教他們唱歌。」

「我說，同志，我們不是畫眉鳥，光會唱歌不解決問題。」

「誰說光是教歌呀！」

全昭感到受了委屈，正要作分辯，對方馬上截住，說道：

「我看是這樣吧，我才同老區商量好了，明天開會，各人彙報幾天來訪貧問苦的情況。」

本來全昭想告訴他：這幾天她拿《鐵木兒及其夥伴》的故事講給孩子們聽，發動他們組織起來，協助貧僱農向地主惡霸做鬥爭，大部分的小孩都願參加兒童團，願意把村裡的事情告訴她。但是，隊長卻表示不耐煩，把她扔下，自己走開了。「這人怎麼這樣主觀呢？」全昭目送著這位隊長走了好遠，心裡直納悶。

全昭窩的一肚子氣，沒處說去。低下頭來發現右邊腳的鞋幫給老鼠啃了一個洞，襪子後跟也磨破了；褲腳管那天晚間濺上的泥漿還沒有脫淨。

「洗衣服去吧。工作問題明天開會好好提出來討論。」這樣決定後，腳步舉得輕快起來。回到房間，關上門，把衣服換了。衣服太髒了，領子有一道顯眼的汙泥。她順手用楊眉的小鏡子照了照臉，覺得曬黑了。這對她來說，反而更加顯得嫵媚而端莊。但是，她自己好像生了誰的氣似的，立即將鏡倒轉來，放回楊眉的床頭去，抱起衣服就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