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不是他們修建了什麼，而是他們摧毀了什麼。

重要的不是房子，而是房子與房子之間。

重要的不是那些尚存人間的街道。

重要的是那些已灰飛煙滅的街道。

但是，那些他們尚未建成的東西也很重要。那些他們在夢想中設計的房子。那些想象中的古怪林蔭道；那些茅草小屋之間人跡罕至的散步小路；那些用錯視畫法讓你誤以為走進了康莊大道的死衚衕。

那些作家沒有寫出的書重要嗎？人們很容易就忘記它們，認為在未成之書的清單裡，肯定不過是一些糟糕的點子、及時中斷的計劃，以及令人尷尬的最初想法。但事實未必如此：最初的想法往往是最好的，它們雖然在第二輪思考中遭到冷遇，卻在第三輪重新獲得寵幸。而且，一個想法之所以被拋棄，不見得是因為它未能通過某種質量控制的測試。想象並不像一株果樹那樣，每年都會有可靠的收成。作家只能收穫那些可以收穫的東西：有時豐收，有時欠收，有時甚至一無所獲。在豐收之年，某個陰涼黑暗的閣樓上會放著一個木板條編成的盤子，作家時不時緊張兮兮地來探視一番；哦，是的，當他在樓下辛勤勞作時，閣樓裡的果實卻會皴皺，會長出可疑的色斑，會突然出現棕色的塌陷，還會有雪花飄飛出來。他對此又有何計可施？

在福樓拜這裡，未成之書如同投下的第二道影子。如果說生命中最美好的時刻，是一次失敗的妓院之旅，那麼也許寫作中最美好的時刻，就是當作家有了寫書的靈感，卻不必付諸筆端，於是它免於墮落為確定的形式，也不必拿給那些不如作者那般珍愛它的外人去觀瞻。

當然，已出版的作品並非是固定不變的：如果福樓拜有時間和金錢好好整理他的文學財產，也許它們現在會是不同的樣子。他會寫完《布瓦爾和佩庫歇》；也許他會禁止《包法利夫人》再版（居斯塔夫對此書暴得大名頗為不滿，我們認真考慮過作者的這一態度了嗎？並沒太當回事吧）；而《情感教育》可能會有一個不同的結局。福樓拜曾因這本書的時運不濟而灰心喪氣，對此杜康有過如下描述：此書剛出版一年，就趕上了普法戰爭，在居斯塔夫看來，發生在色當的侵略和潰敗會給小說帶來一個宏大公開、不容辯駁的結局，而這部小說的出發點，正是要去探討一代人的道德失敗。

「想象一下吧，」杜康記錄下了他的話，「我們從一些特定事件中可能獲得多少寫作的資本。比方說，這裡就有一個極為精彩的結尾。簽署完投降條約，軍隊繳械投降了，皇帝跌坐在他那輛寬大馬車的角落裡，面色凝重，目光呆滯；他抽了一根香菸，想讓自己保持平靜，雖然他此刻內心正在經歷一場風暴，卻試圖讓自己顯得面不改色。在他身邊，是副官和一位普魯士將軍。所有人都沉默不語，目光低垂；每個人的心裡都藏著痛苦。

「在一個路口，皇帝的隊伍被一隊由槍騎兵看管的囚犯擋住了，這些士兵戴的四角軍帽垂到耳朵處，手中斜握著長矛。馬車在人潮面前被迫停了下來，大隊人馬卷裹著塵土，在太陽光的照射下泛出紅色。囚徒們拖著腳、弓著揹走路。皇帝疲憊地注視著這群人，心裡思緒萬千。以這樣的方式來檢閱自己的軍隊，真是奇怪。他想到了從前閱兵的情形，那時戰鼓激盪，旌旗飄舞，他的將軍們身披金色綬帶，舉劍向他敬禮，而衛兵高喊：‘皇帝萬歲！’

「一個因犯認出了他，向他敬禮，然後大家也紛紛敬禮。

「突然，一個輕步兵離開佇列，晃動著拳頭喊道：‘哈！你這個壞蛋，原來在這裡啊；我們被你害慘了！’

「然後，上萬人高喊著辱罵的口號，憤怒地揮動雙臂，衝著馬車吐口水，然後像一陣詛咒的旋風般走過。皇帝依然一動不動，沒有任何表示，一言不發，但是他心裡卻在想，‘那些人當年曾被稱為我的禁衛軍！’

「你覺得這種場景描寫怎麼樣？很有氣勢，對吧？如果放到我《情感教育》的結尾，將會是多麼激盪的一幕！我居然與它失之交臂，真是太不甘心了。」

我們應該為這個失落的結尾而哀痛嗎？我們該如何評價它？杜康在轉述時很可能未言盡其妙，而福樓拜在出版前也許會對這個結尾數易其稿。它的魅力顯而易見：以最強音的高潮，對一個國家不便言明的失敗做一次公開的總結。但是，這本書需要這樣的結尾嗎？我們已經有了1848年，還需要把1870年寫進去嗎？最好還是讓小說在幻滅中走向終點；最好還是寫兩個友人傷心的追憶，而不要用一幅激盪的沙龍畫來結尾吧。

要想好好談未成之書的問題，讓我們做一個系統性的考察吧。

1）傳記。「有朝一日，如果我寫回憶錄——如果我全身心投入，這將是我唯一能寫好的東西——你會在書裡佔有一席之地，而且那個位置很重要！因為你在我生命的圍牆上炸出了一個巨大豁口。」居斯塔夫在給露易絲· 科萊最早的一批信中如是寫道；在七年的時間裡（1846—1953年），他不時會提到這個計劃中的自傳。然後，他正式宣佈放棄該計劃。但是，它是否僅僅只是一個為了計劃的計劃？「我要把你放到我的回憶錄裡」這種話，是文人們用來追求女人時常用的招數。它就相當於「我要把你拍成電影」，「我要讓你在畫中不朽」，「我可以把你的脖子塑成大理石雕像」，諸如此類。

2）翻譯。它們是失落的作品，而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未成之書；但是我們這裡也許可以記上一筆：a）朱麗葉· 赫伯特翻譯的《包法利夫人》，作家本人稽核過該譯作，並說它是「一部傑作」；b）在1844年一封信中提到的翻譯：「我把《老實人》讀了二十遍。我把它翻譯成了英語……」這聽上去不像是學校作業，而更像是作者給自己找的一份實習工作。鑑於居斯塔夫在信中所用的英語頗為糟糕，這個翻譯很可能會「無心插柳柳成蔭」地給原著增添幾分喜劇色彩。他甚至連英文地名都抄不對：1866年，在關於南肯辛頓博物館的「彩色明頓瓷磚」的筆記中，他把stoke-upon-trent抄成了stroke-upon-trend。

3）虛構。未成之書的這一部分包括了大量的少年時代作品，主要對那些喜歡心理分析的傳記作家有用。但一個作家在青少年時代未能寫成的書，和他正式走上創作道路後未能寫成的書有著本質區別。對於之後那些不存在的書，他必須承擔責任。

1850年，福樓拜在埃及，花了兩天時間構思孟卡拉的故事，此人是第四王朝時期一位虔誠的國王，後人相信是他重開了被先王們關閉的寺廟。但是在給布耶的信中，小說家將他的寫作物件粗俗地定義為「那個操了自己女兒的國王」。也許，福樓拜的寫作興趣源自1837年的一個考古發現（其實應該是一段記憶）：國王的石棺被英國人發掘出來，用船運回了倫敦。居斯塔夫1851年去大英博物館時也許看過這個展品。

我想改天親自去看看。他們告訴我，這個石棺其實不算博物館裡誘人的館藏，從1904年之後就未被展出過。雖然人們在裝運它時還以為這是第四王朝的文物，但後來發現它其實屬於第二十六王朝：棺材裡木乃伊屍體的遺骸可能有些是孟卡拉的，也同樣有可能不是。我感到失望，但也如釋重負：假如福樓拜沒有放棄這個計劃，並且通過精心研究，對國王墳墓做了一番仔細描繪，那又會怎樣？伊妮德· 斯塔基博士就會逮到機會，對另一個「文學錯誤」大加鞭撻了。

（也許我應該在我那本福樓拜導讀袖珍本中加入斯塔基博士的詞條；抑或這樣的報復其實並無必要？用s代表薩德，還是用s代表斯塔基？順便說一下，《布拉斯韋特的庸見詞典》進展順利。你會獲得你需要知道的關於福樓拜的一切，就像所有人所瞭解的那樣！只需要再增加一些詞條，我就可以完工了。我發現字母x會是一個麻煩。在福樓拜自己的字典裡，x下面也沒有任何條目。）

1850年，福樓拜在君士坦丁堡宣佈了三個寫作計劃：「唐璜的一個夜晚」（它進入了規劃階段）；「阿努比斯」，這個故事講的是「想讓神操她的女人」；以及「我的弗蘭芒小說，講的是一個年輕女子在某個外省小城死去，地點是一個種著大白菜和蘆葦的花園深處，死時是處女和神秘主義者……」居斯塔夫在給布耶的信中抱怨說，對一個計劃想得太周全其實不好：「天啊，我覺得如果你對尚未出世的孩子事無鉅細地想太多，那麼你實際上還不夠堅強，不足以當父親。」在這幾個例子裡，居斯塔夫都還不夠堅強；儘管有人在他第三個選題中隱約看到了《包法利夫人》或《一顆質樸的心》的影子。

1852到1853年，居斯塔夫為《螺旋》做了認真的計劃，稱之為「一部宏大的、形而上學的、充滿幻想和喧囂的小說」，書中主人公過著典型的福樓拜式雙重生活，在自己的夢裡非常幸福，但在真實生活中卻過得不開心。當然，它的結論是：幸福只存在於想象中。

1853年，「我的一箇舊夢」復活了：這是一部關於騎士精神的小說。居斯塔夫宣稱，儘管已經有了阿里奧斯托，這樣的計劃依然具有可行性：他會給這個主題增加一些元素，即「恐怖和更恢弘的詩」。

1861年，「我長久以來一直在思考一部關於瘋癲的小說，或者說，關於一個人如何變瘋的小說。」按照杜康的說法，大概從這時或稍晚時起，他也開始構思一部關於戲劇的小說；他會坐在演員休息室裡，記下那些口無遮攔的女演員們的秘密告白。「只有勒薩日在《吉爾· 布拉斯》中觸及了真相。而我會讓真相袒露無遺，因為它箇中的喜劇性是無法想象的。」

從此時開始，福樓拜肯定已經知道，寫任何一部完整的長篇小說很可能都將耗費他五到七年的時間；所以，大部分被他暫時擱置的計劃，都將無可避免地慢慢蒸發殆盡。在他生命最後的十多年裡，我們發現他主要有四個創作構思，外加一個極為有趣的想法，即寫一個妙手偶得的故事。

a）「阿雷爾 – 貝」，一個東方故事。「如果我再年輕一些，而且有錢，就會重返東方——去研究現代的東方，研究那個有蘇伊士地峽的東方。寫一本關於這個方面的厚書，是我的夙願之一。我想表現一個文明人如何變成了野蠻人，而一個野蠻人又如何成為了文明人——讓兩個最終融合的世界放在一起進行比較……可是太遲了。」

b）一本關於溫泉關戰役的書，他打算寫完《布瓦爾和佩庫歇》之後就動筆。

c）一部表現一個魯昂家庭幾代人的小說。

d）如果你將一條扁形蟲切成兩半，有頭部的那一半就會長出新的尾巴；更令人吃驚的是，原來的尾部還會長出一個新頭。在《情感教育》那令人抱憾的結尾，就發生了這樣的情況：它獨自生成了一部完整的小說，開始被稱為「在拿破崙三世的統治下」，後來改為「一個巴黎家庭」。「我要寫一部關於法國皇帝的小說（這段說法來自杜康），描寫貢比涅的晚宴，所有的大使、將軍和參議員跪在地上親吻皇帝的手，身上佩戴的勳章叮噹作響。對，就這樣！這個時期可以為一些皇皇鉅著提供素材。」

e）那個妙手偶得的故事是由《魯昂小說家》的編輯夏爾· 拉皮埃爾覓到的。有次晚上在克魯瓦塞一起吃飯時，拉皮埃爾給福樓拜講了一個p小姐的風流亂史。她出生於諾曼底的貴族家庭，與皇室沾親帶故，後來被任命為歐仁妮皇后的朗讀官。他們說，她的美貌足以讓一個聖徒下地獄。不過，這種美倒是足以毀掉她自己：因為與皇家衛隊的一個軍官公然私通，她被逐出了宮廷。後來，她成了巴黎風月歡場的女王，在19世紀60年代後期獨領風騷，那種地方和她被逐出的宮廷相比，墮落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在普法戰爭期間，她從人們的視線中消失（同時消失的還有她從事的行當），後來她變得星途黯淡。據說她淪落為最底層的娼妓。然而，令人振奮的是（無論是對於小說而言，還是對她本人），她證明自己可以東山再起：她成為了一位騎兵軍官的正牌情婦，逝世之前還成了一個海軍上將的合法妻子。

福樓拜聽到這個故事很高興：「你知道嗎，拉皮埃爾，你剛剛給了我一部小說的主題，它是另一種《包法利夫人》，是上流社會版本的包法利。這是一個多麼誘人的形象啊！」他立刻記下了這個故事，並開始做筆記。但這部小說始終未能寫成，而筆記也已散佚。

所有這些未寫成的書都很誘人。然而，它們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被填充、整理和重新想象。它們可以用於學界研究。碼頭是一座未能償願的橋；但如果長久地注視，你就會幻想出它與海峽對岸相接的情景。對這些書的殘端而言，亦是同理。

但對於那些未曾活過的人生，又是怎樣一種情形？也許，它們會更加誘人；它們是真正的未成之書。如果寫出的是《溫泉關》，而不是《布瓦爾和佩庫歇》呢？好吧，它仍然是一本書。但假如居斯塔夫本人改變了人生道路呢？畢竟，不當作家是易如反掌的。大部分人都不是作家，這對他們也毫髮無損。有一位顱相學家——19世紀的職業諮詢大師——曾經研究過福樓拜的長相，說他天生是做馴獸師的料。這麼說倒也並非完全不對。讓我再引一遍福樓拜的話：「我容易招惹瘋子和動物。」

這不僅是指我們已知的作家人生。不僅是指被成功遮掩的人生。不僅是指編造的人生謊言（有些謊言我們現在無法證偽）。它還指那未曾活過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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