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啦嗒啦嗒啦嗒啦嗒。接著——嘶——在遠處。法嗒法嗒法嗒法嗒。再來一遍。法嗒法嗒法嗒法嗒——法嗒法嗒法嗒法嗒。11月的輕柔海浪，讓吧檯那邊的桌子相互發出金屬撞擊的響聲。旁邊的桌子不斷地滑過來；當某個無聲的律動在船上傳遞開去，就會出現短暫停頓；然後船的另一側會傳來一個更輕柔的應聲。呼叫和回應，呼叫和回應；就像是籠子裡的一對機械鳥。請聽這其中的規律：啦嗒啦嗒啦嗒啦嗒法嗒法嗒法嗒法嗒啦嗒啦嗒啦嗒啦嗒法嗒法嗒法嗒法嗒。它講述的，是連續性，穩定性，相互依賴性；但如果風向和潮水一有改變，就可能終止這一切。
船尾的弧形窗戶上濺了水花；透過其中一扇窗戶，你可以看到一組巨大的起錨機和一根浸透水的繩子，就像軟塌塌的通心粉。海鷗早就已經放棄了這艘渡輪。它們呱呱叫著，跟著我們離開紐黑文，瞅了一眼天氣，發覺散步甲板上沒有三明治包裝袋，就扭頭飛回去了。可誰又能怪它們呢？它們本可以一路跟隨我們，飛四個小時去迪耶普，並寄希望能借著信風的勁飛回來；但那樣的話就得花上十個小時。現在，它們正在羅廷丁某個溼漉漉的足球場上挖蟲子吃呢。
在窗戶下面，有一個寫著兩種語言的垃圾箱，上面有個拼寫錯誤。最上面一行是papiers（法語聽起來多麼有派頭：「駕照！身份證！」就像是發號施令一樣），下面的英文翻譯是litters。多了一個子音，一切都變得不同。福樓拜第一次看見自己上廣告——作為即將在《巴黎評論》連載的《包法利夫人》的作者——他的名字被拼成了faubert。「如果有天我正式登場，一定要全身披盔甲。」他如此誇下海口；但全身盔甲也保護不了腋窩和腹股溝。正如他向布耶指出的那樣，在《巴黎評論》上他的名字與一個討厭的商業雙關語只差一個字母：faubet是黎塞留大街一個雜貨商的名字，就在法蘭西劇院的對面。「我還沒露面呢，他們就把我活剝了。」
我喜歡在旅遊淡季橫渡海峽。當你年輕時，會喜歡那些俗氣的月份，喜歡旺季的人潮。等你年紀大了，就學會喜歡那些中間時段，那些猶疑不決的月份。也許，這是在承認世事難定。或者，也許這不過是承認自己喜歡空蕩蕩的渡輪吧。
酒吧裡不超過六個人。其中一個人伸直了身子躺在長軟椅上；桌子發出的響聲，如催眠曲一樣催出了他的第一聲呼嚕。在一年的這個時候，沒有學校派對；電子遊戲機、迪斯科舞廳和電影院都沒動靜；甚至連酒吧招待的聊天都聽不見。
這是我一年內第三次做這樣的旅行。11月，3月，11月。只是為了去迪耶普住一兩個晚上：雖然有時候我帶上汽車，並開到魯昂去。雖然時間不長，但足夠換換環境了。這就是改變。比如說，從法國這邊看過去，海峽上的光線很不一樣：更清晰，但變化更加無常。天空就是變幻無窮的劇場。我並沒有將這一切浪漫化。去看看諾曼底海岸的藝術館，你會發現那些當地畫家們喜歡反反覆覆畫些什麼：北方的景色。一片海灘，大海，以及充滿波瀾的天空。那些聚在黑斯廷斯、馬蓋特或伊斯特本的英國畫家，盯著暴戾、乏味的海峽，從來畫不出同樣的東西。
我並不是為了這片光線才去的。我是為了那些再次見到才會想起的東西。他們剁肉的方式。他們藥店的嚴肅認真。他們孩子在餐廳的行為。路上的標識（據我所知，只有法國會警告司機小心路上的甜菜：我曾經見過一個紅色的三角警示牌，上面寫著甜菜，配圖是因打滑而失控的汽車）。布雜式建築風格的市政廳。在路邊那些白堊酒窖裡品酒。還可以接著說很多，但已經夠了，否則我就要喋喋不休地講椴樹、法式滾球、用麵包蘸口感粗糙的紅酒吃——他們稱之為lasoupeàperroquet，即鸚鵡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清單，看別人開列的就會立刻覺得虛榮而矯情。我有次讀到一個清單，題為「我的最愛」。上面寫道：「沙拉，桂皮，乳酪，甘椒，杏仁膏，剛收割的乾草氣息（你還想繼續讀下去嗎？）……玫瑰，牡丹，薰衣草，香檳，散漫的政治信念，格倫· 顧爾德……」這個單子出自羅蘭· 巴特，和所有清單一樣，它還不止這麼長。有的東西你也喜歡，但有的就會讓你生厭。在「梅多克葡萄酒」和「換個環境」之後，巴特列出了《布瓦爾和佩庫歇》。好的；不錯；我們繼續讀。接下來是？「穿著涼鞋走在法國西南部的小巷裡。」這足以逼你一路開車到法國西南部，然後去巷子裡撒上一些甜菜。
我的清單上有藥店。在法國，藥店總是顯得很專情。它們不會採購沙灘球，彩色膠捲，水下呼吸器或防盜報警器。售貨員知道自己的職責，絕不會在結賬時向你兜售麥芽糖。我對他們言聽計從，彷彿他們是會診醫師。
我和妻子曾經去過蒙託邦的一家藥店，要買一包創可貼。他們問，幹什麼用。埃倫拍了拍腳後跟，新涼鞋的帶子在那裡磨出了水泡。藥劑師從櫃檯後走了出來，讓她坐下，像戀足狂那樣溫柔地脫下她的涼鞋，檢查了她的腳後跟，用紗布做了清洗，然後站起身，一臉嚴肅地轉向我，彷彿有什麼事情應該避著我妻子。他輕聲解釋道：「先生，那是一個水泡。」我想，當他賣給我創可貼時，赫麥的精神猶在。
赫麥的精神：進步，理性，科學和欺騙。「我們必須和時代一起大步前進」幾乎是他說的第一句話；他一路前行，直到獲得「法國榮譽軍團勳章」。愛瑪· 包法利死時，她的屍體由兩個人守護：一個是牧師，另一個是藥劑師赫麥。他們分別代表了古老和新近的正統思想。這就像一尊19世紀的寓言式雕塑：宗教和科學一起看護著罪孽的屍體。此情此景就像出自瓦茨的一幅畫。只不過區別是，牧師和科學人士都在屍體旁睡著了。起初他們的結合不過是個哲學錯誤，但很快兩人的鼾聲相互唱和，就形成了更深層次的統一。
福樓拜並不相信進步：尤其不相通道德進步，而這是最至關重要的。他生活的時代是愚蠢的；因為普法戰爭而帶來的新時代甚至會變得更蠢。當然，有些事情會有變化：赫麥精神將佔據上風。很快，所有長著內翻足的人都將有權接受一次導致截肢的錯誤手術；但那意味著什麼？「民主的全部夢想，」他寫道，「就是把無產者的愚蠢提升到資產階級所處的水準。」
這句話常常令人感到不安。它說得挺公允的，不是嗎？在過去的百年，無產者在資產階級的虛假偽善裡接受了教育薰陶；而對自己的統治地位日益感到不自信的資產階級，已經變得愈發陰險狡詐。這是進步嗎？如果你想見識一下現代的愚人船，仔細研究一下載滿乘客的海峽渡輪就好了。看看他們的蠢態：有的算計著自己免稅商品的利潤；有的在酒吧裡大肆飲酒；有的玩著老虎機；有的漫無目的地在甲板上轉悠；有的盤算著在海關究竟要做何種程度的坦白；有的在等船員們發出下一道指令，彷彿穿越紅海就要倚仗於此。我並沒批評誰，我只是在觀察；如果所有人都倚著欄杆，欣賞著水面上的波光盪漾，開始談論布丹，不知道我又會作何感想。順便說一下，我也沒什麼兩樣：我囤了不少免稅商品，和其他人一樣等待著指令。我的論點其實很簡單：福樓拜是對的。
軟長椅上的胖貨車司機正在打鼾，就像一個帕夏。我給自己又拿了一杯威士忌；我希望你別介意。只是想提提神，給你講……什麼？關於誰的事？我心裡有三個故事爭著要蹦出來。一個是關於福樓拜，一個是關於埃倫，一個是關於我自己。我的故事是這三個中最簡單的——它幾乎就只是一個證明我活著的有力證據——但我覺得這個最難開頭。我妻子的故事更復雜，也更迫切；但我也不想講那個。把最好的留在最後吧，就像我早先說過的那樣？我並不這麼看；真要說起來，其實我的看法正好相反。但在我講她的故事之前，我希望你有所準備：換句話說，我希望你已經對書籍、鸚鵡、失落的信件、熊這些有了足夠多的瞭解，還包括伊妮德· 斯塔基博士的看法，甚至還有傑弗裡· 布拉斯韋特博士的觀點。書籍不是生活，無論我們多麼希望它們就是生活本身。埃倫的故事是真實的；也許這正是為什麼我要給你們講福樓拜的故事。
你也等著聽我自己的故事，對吧？現如今，大家都這樣。人們認定你的一部分歸他們所有，不管相互的熟悉程度有多麼低；如果你膽子大到敢寫一本書，這就把你的銀行戶頭、病歷記錄、婚姻狀況放到了公共領域，想撤回來都沒門。福樓拜不同意這麼幹。「藝術家必須想方設法讓後人相信自己從未存在過。」對有信仰的人來說，死亡摧毀了肉身，卻解放了精神；對藝術家來說，死亡摧毀了個人，卻解放了作品。不過，這也只是理論而已。當然，理論常常也會出錯。看看發生在福樓拜身上的事吧：在他死後一個世紀，薩特就像一個肌肉發達、迫不及待的救生員，花了十年時間給他做胸脯按壓和人工呼吸；用十年時間試圖將他喚醒，這樣他就能坐在沙地上，讓他知道自己究竟怎麼看他。
那麼，人們現在是怎麼看他的呢？他們是如何想他的？一個耷拉著鬍子的禿頭男人；克魯瓦塞的隱士，一個說過「包法利夫人就是我」的人；不可救藥的唯美主義者，痛恨資產階級的布林喬亞？自信滿滿的睿智片語，現成的摘要概述，專為那些匆忙之人準備。福樓拜對於人們理解上的懶惰和匆忙毫不驚訝。他一時興起，就寫了一整本書（或者說，一個完整的附錄）：《庸見詞典》。
用最簡單的話說，他的詞典就是一個目錄，收入的全是陳詞濫調（狗：上帝專門造它來拯救主人性命。狗是人類最好的朋友）和惡搞定義（小龍蝦：雌性龍蝦）。此外，它還是一部偽忠告手冊，既關於社會生活（點火：點蠟燭時記得說「要有光」），也和美學有關（火車站：通常令人想入非非；引用時將它們作為建築典範）。有時候，詞典的解釋方式充滿狡黠和逗趣；有時候，又非常一本正經，以至於你自己都會半信半疑（通心粉：用義大利的烹飪方式做這道菜，就要用手抓著吃）。它讀起來就像是一位滿肚子壞水的叔叔準備的堅信禮贈品，專門寫給胸懷大志、品行端正的少年。如果你仔細研讀這本詞典，就永遠不會說錯話，不過也別指望能做對什麼（戟：當你看到雲層變厚，切記要說：「如戟大雨將至。」在瑞士，所有男人都佩帶戟。苦艾酒：極強的毒藥，喝一杯你就會死。喝這種酒的，通常是寫稿的記者。因它致死計程車兵比流浪漢多。）
福樓拜的詞典提供了一門反諷課程：你可以看見他逐個詞條的運用反諷，深淺各不相同，就像海峽對面的畫家，用畫筆加塗一層水彩，讓天空顏色變深。這讓我躍躍欲試，想去編一本關於居斯塔夫本人的《庸見詞典》。只編一本短的：一個暗藏機關的袖珍指南；一本正經，卻滿紙荒唐。人間智慧的藥丸，但有些藥丸裡裝著毒藥。這既是反諷的魅力，也是它的危險：它讓作者看似從自己作品裡缺席，但實際上卻隱約在場。你可以拿著蛋糕吃掉；唯一的問題是，你會變胖。
我們在這本新詞典裡會怎麼談論福樓拜呢？我們也許會把他歸類為一個「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者」；是的，那樣聽上去頗為自命不凡，也很不誠實。這一性格總結並沒有因為福樓拜痛恨資產階級而動搖根基。那麼，「個人主義者」或類似的定位準確嗎？「在我的藝術理想中，我認為一個人不應該顯露自己的這種理想，而且藝術家不應該再出現在自己的作品裡，就像上帝在自然中的存在那樣。人是微不足道的，藝術品才是一切……我會很樂於說出自己的想法，並用這些話來疏解居斯塔夫· 福樓拜先生的感情；但前述這位先生到底有何重要之處呢？」
這種對作者離場的要求還有更深的含義。一些作家表面上贊同這個原則，卻暗地裡從後門溜入，用高度個人化的風格去棒擊讀者。這樣的謀殺進行得完美無缺，只是遺留在犯罪現場的棒球棍上沾上了指紋。福樓拜不一樣。他相信風格；比任何人都信。他兢兢業業地寫作，追求美感、宏亮、精確；他追求完美——但絕不像王爾德那樣的作家，追求形式花哨的完美。風格是主題的一種功能。風格並非強加於主題之上，而是從中生髮出來。風格如同思想中的真理。正確的單詞、恰當的短語、完美的句子總是存在於某個地方；作者的使命就是想盡一切辦法找到它們。對有些作家來說，這不過就像是去一趟超市，往筐裡裝滿東西；對另一些作家而言，它意味著在希臘的平原上迷路，陷入黑夜和雨雪，只能通過某個獨門絕招，譬如學狗叫，才能找到所尋覓的東西。
在這個講究實用和知識的世紀，我們很可能會覺得這樣的雄心壯志有些老土（呃，屠格涅夫曾說福樓拜幼稚）。我們不再相信語言和現實能如此步調一致地「匹配」——實際上，我們很可能認為語言造出了世界，就如同世界造出了語言。但假如我們認為福樓拜幼稚或——更可能的是——失敗，就不應該居高臨下看待他的嚴肅或張揚的孤獨。畢竟，這是巴爾扎克和雨果的世紀，一端是絢爛豔麗的浪漫主義，另一端則是喜用格言說教的象徵主義。在這樣一個充斥著聒噪人物和聳人風格的世紀裡，福樓拜卻刻意為之地藏起自己，這種特點也許可以概括為以下兩者之一：古典風格，或現代風格。回首19世紀，或展望20世紀後期。當代批評家們狂妄地將所有的小說、戲劇和詩歌重新歸類為文本——把作者送上斷頭臺！——這些批評家不該輕易忽略福樓拜。在一個世紀之前，他就在經營文本，否認自己個體的重要性。
「一本書的作者應該就像宇宙中的上帝，他無所不在，卻又無處得見。」當然，在我們的時代，這一點被嚴重誤讀了。看看薩特和加繆。他們告訴我們，上帝死了，所以上帝般的小說家也死了。全知是不可能的，人的知識是片面的，所以小說也必須片面。這聽起來不僅冠冕堂皇，而且很有邏輯。但確實如此嗎？別忘了，小說不是發源自上帝信仰萌生的年代；而且，那些篤信全知敘事者的小說家，和篤信全知造物者的人並沒有太大關聯。我認為喬治· 艾略特和福樓拜是相似的。
更關鍵的是，19世紀小說家自詡的神性不過是一種技術手段；現代小說家對有限視角的運用也不過是一種技巧。當一個當代敘述者猶豫不決、閃爍其詞、理解錯誤、故弄玄虛或犯下過失，讀者就會斷定現實得到了更真實的表達嗎？當作家給自己的小說提供兩個不同的結尾（為什麼是兩個？而不是一百個？），讀者就會誠心誠意地想象自己「獲得了選擇權」，並認為這個作品反映了生活中的世事難料嗎？這樣的「選擇」並不真實，因為讀者被迫去接受兩個結局。在生活中，我們做出決定——或者，被動接受決定——然後選擇其一；假如我們做出不同決定（就像我曾經告訴妻子的那樣；但是我覺得她並不能欣賞我的智慧），我們可能就是另一種結局。有兩個結局的小說並不能複製現實：它只是把我們帶到兩條岔路；我認為，這是一種立體主義。這倒也無所謂；但是請不要自欺欺人地對其中的人為技巧視而不見。
假如小說家們真的希望模擬人生的諸多變數，他們就應該這麼幹。在書的背面放上一套各種顏色的封口信封。每個信封外面都清楚標明：傳統的幸福結局；傳統的悲慘結局；傳統的半喜半悲結局；「神從天降」式結局；現代主義式的任意結局；世界末日式結局；懸而未決的結局；夢幻結局；含糊結局；超現實主義結局；等等。你只能選其中一種，沒有選擇的信封必須要毀掉。我所說的讓讀者選擇結局就應該是那樣；但你也許會覺得我太死板較真了。
至於說到猶豫不決的敘述者——你看，恐怕你眼前遇到的這位就是。也許因為我是英國人。你已經猜到，至少——我是英國人了吧？我……我……請看上面的海鷗。我先前沒有發現它。它藉著滑流飛行，期待著從三明治裡掉下來的小軟骨。嗨，我希望你不會覺得這很粗魯，但是我真的想去甲板上轉轉；酒吧這裡太憋悶了。我們返程時再在船上見面吧？週四，兩點的渡輪？我肯定更喜歡那個時候。好嗎？什麼？哦，不，你不能和我一起去甲板。看在上帝的分上。而且，我要先去趟廁所。我不能讓你跟著我去那裡，從旁邊的廁位窺看我。
我道歉；我不是那個意思。兩點鐘，在酒吧，渡輪起航時？哦，最後再說一句。格蘭德街的乳酪店：一定要嚐嚐。店名好像叫勒魯。建議你買布里亞 – 薩瓦蘭乳酪。你在英國買不到好的，除非自己從法國帶回來。它們要麼儲存溫度太低，要麼就注射了化學物質，以延緩乳酪的成熟速度。也就是說，如果你喜歡乳酪……
***
我們如何抓住過去？如何抓住發生在外國的過去？我們讀書、學習、提問、記憶，我們很謙卑；然後一個偶然的細節改變了一切。福樓拜是一位巨人；他們都這麼說。他比所有人身材都高大，就像身材魁梧的高盧酋長。然而，他只不過六英尺高：這是他本人提供的權威數字。他算是高大，但並不是巨人；實際上，他比我矮，當我在法國時，從沒覺得自己像高盧酋長那樣鶴立雞群。
所以，居斯塔夫是一個六英尺高的巨人，這個世界因為該知識而縮水了一點點。巨人並不那麼高大（那麼侏儒也因此更矮了嗎？）。那些胖子：他們會因為矮小而不那麼肥胖嗎？於是為了看上去肥胖，你需要更小的肚子；或者，他們會因為長了同樣的肚子，但支撐身體的骨架更小，而更肥胖嗎？我們如何能知道這些瑣碎而重要的細節？我們可以花幾十年時間來研究檔案，但我們常常會禁不住攤開手，宣告說歷又不過是另一種文學體裁：過去是自傳體小說，卻假裝成議會報告。
我在牆上掛了魯昂的一小幅水彩畫，出自亞瑟· 弗雷德里克· 佩恩（1831年生於萊斯特的紐瓦克，藝術生涯從1849至1884年）之手。畫中展現了從邦斯庫爾教堂墓地望去的城市風景：橋，塔尖，蜿蜒流過克魯瓦塞的河。此畫作於1856年5月4日。福樓拜是在1856年4月30日寫完的《包法利夫人》：就在克魯瓦塞，我可以戳戳手指，指著兩道隨意的水彩長線條之間。如此近，但又如此遠。那麼，這就是歷史嗎—— 一個敏捷、自信的業餘畫家的水彩畫？
我不確定對過去該信些什麼。我只想知道那時是不是胖子更胖，瘋子更瘋？在魯昂瘋人院有一個瘋子叫米拉博，主宮醫院的醫生和醫學院的學生都聽說過他，因為他有一種特別的天賦：為了一杯咖啡，他願意和解剖臺上的女屍性交。（這杯咖啡是讓他更瘋癲，還是更清醒？）但是，有一天米拉博卻成了孬種：據福樓拜的記載，當面對一個被砍掉腦袋的女人時，此人鎩羽而歸。毫無疑問，大家給了他兩杯咖啡，多加了糖，一杯白蘭地？（無論是怎樣的死人，沒臉絕對不行，這說明他變得更清醒了，還是更瘋癲了？）
如今，我們不允許使用瘋癲這個詞了。真是瘋了。我敬重的幾個精神病醫生總喜歡談論瘋子。使用短小精練但卻真實的字眼。我會說死亡，瀕死，瘋癲和通姦。我不會說謝世，過世，罹患絕症（噢，他到終點站了？哪一站？尤斯頓，聖潘克勒斯，還是聖拉扎爾車站？），人格紊亂，亂搞，偷腥，她總是出門去看她姐姐。我會說瘋癲和通姦，這就是我的措辭。瘋癲這個詞發音很到位。它是一個普普通通的詞，它告訴我們瘋狂這種東西如何像送貨員一樣登門找你。可怕之物往往普通。你知道納博科夫在《包法利夫人》的講座裡如何談論通姦嗎？他說，這是「超越凡俗的最凡俗的方式」。
毫無疑問，所有的通姦史都會引用愛瑪在賓士的馬車裡受引誘的一幕：它可能是整個19世紀最著名的出軌。你會覺得讀者很容易想象這樣真切的場景描寫，並且做出正確理解。確實如此。但其實也很容易犯下一些小小的錯誤。我引用一下馬斯格雷夫，他是一位素描畫家，旅行家，回憶錄作家，還是肯特郡博登的牧師：他著有《牧師、鋼筆和鉛筆，或，憶1847年夏天赴巴黎、圖爾和魯昂的短途旅行（附圖）；含〈法國農業備忘錄〉》（理查德 – 本特利出版社，倫敦，1848年），以及《諾曼底漫遊記，或卡爾瓦多斯素描採風之旅中的風景、人物和事件》（大衛 – 博格出版社，倫敦，1855年）。在後一本書的第522頁，馬斯格雷夫牧師正在魯昂旅遊——他稱之為「法國的曼徹斯特」——此時的福樓拜正在艱苦地創作《包法利夫人》。他對這個城市的描述包括以下內容：
我剛剛提到了馬車。我想，停在那兒的馬車是歐洲同類交通工具中最低矮的。當我站在路上的馬車旁，可以輕鬆地將手放在車頂。它們這種小馬車製造精良，乾淨整潔，掛著兩盞漂亮的車燈；它們就像「大拇指」湯姆馬車那樣「穿梭」於街頭。
於是，我們的觀點突然變得不同了：那次著名的引誘也許發生在比我們先前料想的更為擁擠的地方，也沒那麼羅曼蒂克。據我所知，這條資訊尚未出現在對這部小說浩如煙海的評註中；我在這裡抱著謙卑之心提供這條線索，供專業學者參考。
高大，肥胖，瘋癲。然後，還有色彩。當福樓拜為寫《包法利夫人》調研時，他花了整整一下午，透過彩色玻璃來觀察鄉間景色。他看到的就是我們現在所見到的嗎？也許吧。可是，接下來這個如何解釋：1853年，他在特魯維爾觀看海上日落，說它像一個紅漿果醬大圓盤。非常生動。但是，1885年諾曼底的紅漿果醬是否和現在的顏色相同呢？（有無保留至今的果醬，這樣我們就能對照一下？況且，我們如何知道在過去的這些年間它的顏色沒有改變？）就是這樣的事情讓你覺得鬧心。我決定給百貨公司寫信諮詢此事。和其他與我通訊的人不同，他們很快就答覆了。他們的回覆給了我一顆定心丸：紅漿果醬是一種高純度果醬，雖然1853年產的魯昂果醬也許不像現代產品這般透明，因為他們用的是未加提純的糖，但果醬的顏色差不多是一模一樣的。所以，至少這一點沒問題：現在我們可以放心大膽地想象那個日落了。但是你懂我的意思嗎？（至於我的其他問題：假如有那麼一罐果醬真的儲存到現在，也很可能會變成褐色，除非完全密封儲存在一個乾燥通風的漆黑房間。）
喬治· m.馬斯格雷夫牧師雖然說話喜歡跑題，但有敏銳的觀察力。他是一個說話頗有些浮誇的人（「關於魯昂的文學聲名，我註定要說一些溢美之辭」），但是他對細節的錙銖必較，卻使之成為一個有用的資訊源。他發現法國人鍾情於韭菜，卻厭惡下雨。他見了誰都盤問一通：一個魯昂商人說自己從未聽說過薄荷沙司，這讓他頗為吃驚；一個埃夫勒的大教堂教士說，法國男人書讀得太多了，而女人幾乎不讀書（哦，像愛瑪· 包法利這樣的實在是罕見！）。在魯昂，他參觀了紀念公墓，正好是居斯塔夫父親和妹妹在那裡下葬後的第二年。他讚許了那種讓家庭購買終身保有地的新政策。他還去了別處，考察了一家化肥工廠和生產貝葉掛毯的地方，以及卡昂的瘋人院，1840年美男子布魯梅爾就是逝世於此（布魯梅爾瘋了嗎？僕從們對他印象深刻：他們說，好孩子，只喝兌一點葡萄酒的大麥水）。
馬斯格雷夫還去了吉佈雷的遊樂會，那裡有一個畸人秀，名字叫「法國最胖的男孩」：艾馬布勒· 茹萬，1840年生於埃爾布萊，現年十四歲，門票為四分之一便士。這個胖男孩有多胖？我們這位遊歷廣泛的素描畫家並沒有親自進去，並用筆記錄這個年輕的奇特人物；但是牧師一直等在外面，看一位法國騎兵付了四分之一便士，進入帳篷裡觀看，出來時嘴巴里說著「一些非常精彩的諾曼詞語」。雖然馬斯格雷夫並沒有去問這個士兵究竟看見了什麼，但他的印象是「那位艾馬布勒並沒有胖到參觀者當初滿懷期待的程度」。
在卡昂，馬斯格雷夫去看了一場賽艇比賽，碼頭兩邊站了七千名觀眾。他們大部分是男人，其中多半是農民，穿著他們最好的藍色襯衫。合在一起的效果，就是那種淺淡卻漂亮的海藍色。這是一種獨特而精確的顏色；馬斯格雷夫以前只見過一次，那是在英格蘭銀行的一個特殊部門，該機構專門焚燒那些被取消流通的鈔票。鈔票被鈷、矽石、鹽以及鉀鹼製成的染色劑處理過：如果你點火焚燒一紮鈔票，灰燼就會呈現一種奇特的色彩，那就是馬斯格雷夫在卡昂碼頭邊看見的顏色。法蘭西的顏色。
隨著他旅行的繼續，這種顏色與那些粗俗之物的聯絡就變得愈發清晰了。男人的襯衫和長襪是藍色的；四分之三的女人的長外衣是藍色的。馬廄和鬃飾是藍色的；就連馬車、鄉村的銘牌、農業工具、手推車和水桶都是藍色的。在很多城鎮，房屋呈現出海藍色，從屋裡到屋外。馬斯格雷夫禁不住對碰見的一個法國人說「他國家裡的藍色，比我瞭解的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都多。」
我們透過煙色玻璃來看太陽；我們必須透過有顏色的玻璃來看。
***
謝謝你。祝你健康。我猜你買到乳酪了吧。你不介意我給你一個忠告吧？吃了它。別把它放進塑膠袋，再用冰箱儲存起來，留到客人來時再吃；等你還沒回過神來，它就已經脹到原來的三倍大，聞起來就像化工廠了。你將要開啟袋子，讓自己面對一段糟糕的婚姻。
「向公眾曝光自己的私生活，這是我一直牴觸的資產階級誘惑。」（1879年）不過，這麼說吧。你當然知道我的名字：傑弗裡· 布拉斯韋特。別漏掉那個字母「i」，否則你就要把我變成巴黎的雜貨店老闆了。不；我只是開個玩笑。你看。你知道那些登在《新政治家》這種雜誌上的私人廣告嗎？我想我也許會這麼寫。
六十出頭的鰥居醫生，子女已成年，積極樂觀，儘管有憂鬱氣質，心地善良，不吸菸，業餘研究福樓拜，喜歡閱讀和美食，喜歡去熟悉的地方旅行，喜歡看老電影，有朋友圈子，但欲覓……
你看出問題來了吧。但欲覓……真的嗎？我要找誰？找一個溫柔的四十多歲離婚女人或寡婦為伴或結婚？不。找一個成熟女性去鄉村漫步，偶爾一起吃飯？不。找一對雙性戀夫婦玩有趣的三人行？當然不是。我總是在雜誌的底頁看到這些飢渴的段落，雖然我從沒想過回覆它們；我剛剛意識到這其中的原因。因為我不相信它們。它們不是在撒謊——當然，它們都試圖顯得非常真誠——但它們並沒有講出事實真相。這個欄目扭曲了徵友者描述自我的方式。沒有人會覺得自己是一個積極樂觀、不吸菸但又有憂鬱傾向的人，除非是受形式的鼓勵和要求。兩點結論：首先，你無法通過照鏡子來直接定義自我；第二，福樓拜一如既往的明智。風格確實源自於主題。儘管那些徵友者也許盡了心，但他們總是被形式打敗；他們被迫——即使是在需要坦誠展現個性的時刻——違心裝扮成一個假人。
你至少可以看見我眼睛的顏色。並不像愛瑪· 包法利的眼睛那麼複雜，對吧？但它們對你有幫助嗎？它們也許會誤導你。我並不是在忸怩作態；我只是想對你有所幫助。你知道福樓拜眼睛的顏色嗎？不，你不知道；原因很簡單，我在先前幾頁故意忍住沒說。我不希望你被誘導去得出一個簡單的結論。你看，我對你的關心可是無微不至呢。你不喜歡這樣？我知道你不喜歡。好吧。根據杜康的說法，居斯塔夫這個高盧酋長，身高六英尺，聲如洪鐘，有「如同海水一般灰色的大眼睛」。
我有天讀莫里亞克的《內心回憶錄》，寫於他生命即將落幕之時。正是此時，虛榮的最後一些顆粒聚成一個囊腫，自我開始發出可悲的最後呻吟，「記住我，記住我……」；正是此時，人們開始寫自傳，做一番最後的吹噓，把那些別人腦中都不復存在的記憶寫下來，並且誇大它們的價值。
但這恰恰是莫里亞克不願意做的事。他寫了自己的「回憶錄」，但那不是他自己的追憶。我們不用讀到他童年學數數、拼單詞的遊戲，不用讀到那個潮溼閣樓裡的第一個女僕，不用讀到那個鑲了金牙、滿腦袋故事的神奇叔叔——諸如此類。相反，莫里亞克告訴我們那些他讀過的書，他喜歡的畫家，他看過的戲劇。他透過別人的作品來反觀自己。他對那個惡魔般的紀德咬牙切齒，並由此定義自己的信仰。讀他的「回憶錄」就像是在火車上遇見一個人，此人說：「別看我，這會誤導你。如果你真想知道我是什麼人，就等著進隧道時，然後觀察我在車窗上的倒影。」於是，你等著，看著，然後在以黑牆、電纜和突現的磚頭為移動背景的地方，突然瞥見一張臉。這個透明的人影晃動著，跳躍著，總是在幾英尺之外。你開始習慣它的存在，隨著它一起動；雖然你知道它的存在受條件所限，但就是覺得它是永恆之物。然後，頭頂傳來一聲呼嘯，一聲吼叫，光迸發出來；這張臉永遠地消失了。
哦，你知道，我長著褐色的眼睛；你可對此做一番自由解讀。身高六英尺一英寸；頭髮灰白；身體健康。但關於我，有哪些事是重要的呢？僅僅是我所知道的，我所相信的，我所能告訴你的。關於我的性格，倒沒什麼重要的。不，這也不對。我是個誠實的人，我最好告訴你這一點。我的目標是講真話；雖然我想錯誤也是不可避免的。假如我犯了錯誤，那至少我在與好人為伍。1880年5月10日，《泰晤士報》在其訃告欄裡宣稱，福樓拜寫了一本書，名為《布瓦爾和佩庫歇》，而且他「最初選擇了父親的職業，即外科醫生」。我手中的《大不列顛百科全書》（第十一版，他們說這是最好的一版）說，查理· 包法利是根據小說家的父親來刻畫的。這篇文章的作者，一個縮寫為「」的人，原來是埃德蒙· 戈斯。我讀到這段時有些嗤之以鼻。自從我與埃德· 溫特頓偶遇之後，留給戈斯「先生」的時間就少了些。
我誠實，可靠。我當醫生時，從來沒有殺死過一個病人，這也許讓你覺得頗有些誇張。人們信任我；他們不管怎樣，總是回來找我。我對臨終的病人很好。我從來不喝醉——就是說，不會醉得離譜；我從來不會在外科手術時勾搭女人。我聽上去像一個完美聖徒。可我不是。
不，我沒有殺死我的妻子。我也許應該猜到你會這麼想。起初，你得知她去世了；然後，過了一會，我說我從沒害死過一個病人。啊哈，那你殺了誰？這個問題毫無疑問顯得很有邏輯。捕風捉影總是一件容易的事。曾經有一個人名叫勒杜，他居心叵測地聲稱福樓拜系自殺身亡；他浪費了很多人的時間。我待會兒再和你講他的事。但是這一切都證明了我的觀點：什麼樣的知識是有用的，什麼樣的知識是真實的？我要麼就向你透露很多資訊，讓你被迫承認我不可能殺害自己妻子，就像福樓拜不可能自殺一樣；要麼我就說一句，就這樣吧，夠了。既來之，則安之。
我也許可以玩一下莫里亞克的遊戲。我可以告訴你，我是讀著威爾斯、赫胥黎和蕭伯納長大的；我喜歡喬治· 艾略特勝過狄更斯，甚至連薩克雷也比狄更斯更合我意；我喜歡奧威爾、哈代和豪斯曼，討厭奧登、斯彭德和伊舍伍德這幫人（把社會主義鼓吹成同性戀法律改革的旁支）；我有生之年不會去讀弗吉利亞· 伍爾芙。那些年輕的傢伙？當代的？好吧，他們似乎各自都有擅長之處，卻沒有意識到文學取決於同時做好幾件事的能力。我可以就這些話題說個沒完；我很樂意說說自己如何看待傑弗裡· 布拉斯韋特先生的感情，以及用這番話如何疏解他的感情。但是，這位先生又有什麼重要的呢？
我倒想有種不同的玩法。某個義大利人曾寫道，批評傢俬下里希望殺死作者。這話對嗎？某種程度上說，沒錯。我們都痛恨金蛋。當一位優秀小說家又寫出了一部優秀小說，你會聽見批評家們嘀咕說，又是該死的金蛋；我們今年還沒吃夠炒蛋嗎？
如果這麼講言過其實，那麼應該說很多批評家想當文學的獨裁者，想管控藝術的過去，並悄悄地給藝術的未來做出權威規劃。這個月，所有人都必須寫這個話題；下個月，禁止所有人寫那個話題。某某書不可以重印，除非我們同意。這本下流汙穢的小說必須立刻悉數銷燬。（你覺得我在開玩笑？1983年3月，《解放報》敦促法國的婦女權利部部長將這些書籍歸類為「公然鼓動性別主義仇恨」：《巨人傳》，《無名的裘德》，波德萊爾的詩，卡夫卡的全部著作，《乞力馬紮羅的雪》——以及《包法利夫人》。）即便如此，還是讓我們玩玩這個遊戲。我先來吧。
1）不允許再寫這種小說：書中，一群人受環境所限與外世隔絕，返回到人類的「天然狀態」中，成為本真而貧窮、赤裸而狡詐的生物。只需寫一個短篇，就能把這種體裁的路堵死，如同瓶子裡的軟木塞。看我給你寫一篇。一群旅行者遭遇了海難或空難，流落到某個地方，但肯定是荒島。其中一個人，他身強體壯，不招人喜歡，但有一把槍。他強迫其他人都住在一個他們自己挖的沙坑裡。他每隔一段時間就帶出一個犯人，將他或她用槍打死，然後吃掉屍體。這種食物很美味，他都吃胖了。當他打死並吃掉最後一個囚犯時，他開始擔心接下來該吃什麼；但幸運的是，此時來了一架水上飛機，把他救了出去。他告訴全世界，他是最初那次海難的唯一倖存者，靠著吃野果、樹葉和樹根才活了下來。世人對他良好的身體狀況驚歎不已，然後素食店的窗上都張貼有他照片的海報。真相永遠石沉大海。
你看，寫起來很容易，也很好玩吧！這就是我為什麼要取締這種體裁的緣故。
2）不允許再寫亂倫小說。不行，甚至是趣味拙劣的那種也不能寫。
3）不允許寫以屠宰場為背景的小說。我必須承認，目前這還是一個相當小眾的文類；但我最近發現短篇小說中越來越多地出現了屠宰場。必須扼殺在萌芽之中。
4）二十年內禁止寫以牛津或劍橋為背景的小說，十年內禁止以其他大學為題材的小說。不禁止以工科大學為背景的小說（儘管也不予以撥款補貼）。不禁止以小學為背景的小說；十年內禁止中學題材小說。部分禁止成長小說（每位作者只允許寫一部）。部分禁止以歷史現在時寫的小說（同樣，每位作者只允許寫一部）。完全禁止以記者或電視主持人為主人公的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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