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告訴你我為什麼討厭批評家。並不是因為那些尋常的緣故，諸如說他們是失敗的創作者（他們通常並不算是；他們也許是失敗的批評家，但這是另一碼事）；諸如說他們生來就很挑剔、嫉妒和自大（他們通常並非如此；如果非要找碴，也許更恰當的做法是責怪他們過於慷慨，將二流作品擢升到一流，以使他們自己的品鑑能力顯得更稀罕）。不，我之所以討厭批評家——嗯，有些時候吧——是因為他們寫出了像這樣的句子：

福樓拜並不像巴爾扎克那樣用客觀的外部描寫來塑造人物；事實上，他對於人物的外貌非常粗心大意，以至於有一次他把愛瑪的眼睛說成是棕色（14）；另一次說是深黑色（15）；還有一次又說是藍色（16）。

這段精確而令人沮喪的指責，來自已故的伊妮德· 斯塔基博士，她是牛津大學法國文學的榮休高階講師，也是福樓拜那本最為詳盡的英語傳記的作者。她文中的數字指的是腳註，在註釋裡她鉅細無疑地指出了各種引文的出處。

我曾經聽過斯塔基博士的講座，我要很高興地提一下，她有著可怕的法國口音；她講課的那種方式充滿了女教師私塾課堂的自信，絕對不堪入耳，有時是無趣的正確，有時又變成滑稽的錯誤，而且通常發生在同一個詞上面。當然，這並沒有影響她在牛津大學執教的能力，因為那個地方直到最近都還喜歡把現代語言當成死亡之物：這讓它們顯得更令人尊敬，更像拉丁語和希臘語那般遙遠而美好。即便如此，一個靠法國文學吃飯的人居然能把這門語言中最基本的詞彙讀得那麼慘不忍聞，完全不像是她所研究的物件和主人公們（也可以說是她的衣食父母）最初讀出這些詞的樣子，這一點還是讓我特別吃驚的。

你也許會認為這是對一個已故女批評家的廉價報復，不過是因為她指出了福樓拜對於愛瑪· 包法利眼睛的描寫不靠譜。但是我不贊同那句警言活人不記死人過（別忘了，我是以醫生的身份來說這番話）；當一個批評家對你說這番話時，你的惱怒是不容小覷的。這種惱怒並不是針對斯塔基博士，至少起初不是——如他們所言，她只是在做份內之事——而是衝著福樓拜。這麼說來，那個嘔心瀝血的天才作家甚至連他最著名的人物的眼睛顏色都無法給出一致說法？哼。然後，你又不能總生他的氣，於是就遷怒於批評家了。

我必須承認，我讀《包法利夫人》這麼多遍，從未留意女主人公有著彩虹般的眼睛。我本應該留意的嗎？你們呢？也許我太過於注意一些斯塔基博士錯過的東西（雖然我暫時想不到這些東西究竟是什麼）？換一種說法吧：是否存在完美的讀者，全面的讀者？斯塔基博士解讀的《包法利夫人》是否包含了我在讀此書時的全部反應，並且比這還要多得多，以至於從某方面來說，我的解讀完全無足輕重？我希望不是如此。我的解讀也許在文學批評史上是無足輕重的；但就愉悅性而言，它並非無足輕重。我無法證明普通讀者比專業批評家更能享受書籍，但我能告訴你我們比他們佔優勢的一點。我們懂得遺忘。斯塔基博士這類人被記憶所折磨困擾：他們所教和所評論的書永遠都不能從他們頭腦中褪色。他們成為了一家人。也許這就是為什麼有些批評家在談論研究物件時，會漸漸產生一種施恩保護的淡淡口吻。他們的做法，就彷彿福樓拜、彌爾頓或華茲華斯是坐在搖椅上的無趣的姑婆子，身上滿是變了味的脂粉氣息，而且只對過去感興趣，多年來從未講過任何新鮮的東西。當然，這是她的家，所有住在那裡的人都不用交租；但即使如此，當然這也不假，不過，你想想……時間呢？

然而，普普通通卻飽含激情的讀者可以忘卻；他可以離開，與其他作家暗通款曲，然後又委身回來。家庭生活永遠也不會干擾到這種關係；它也許時有時無，但一旦存在，總是會很強烈。它不像那些日久生怨的乏味同居關係。我絕不會語帶疲憊地提醒福樓拜記得晾掛浴室的防滑墊，或用廁所的馬桶刷。而這正是斯塔基博士忍不住要做的事情。嘿，我想大聲說，作家並非完人，就如同丈夫和妻子也不可能完美無缺那樣。唯一不變的法則是，假如他們看似完美，那肯定也不是真的。我從來沒覺得我妻子是完人。我愛她，但我從不自欺欺人。我記得……不過，還是下次再說這事吧。

我倒是又想起了另一個曾經參加的講座，那是幾年前在切爾滕納姆文學節上。講座人是劍橋的教授，叫克里斯多佛· 裡克斯，課講得非常精彩。他的禿頂鋥亮；他的黑皮鞋鋥亮；他的講座也是非常的鋥亮。講座主題是「文學之誤以及它們是否重要」。譬如，葉甫圖申科在他一首關於美國夜鶯的詩中顯然犯了一個愚蠢錯誤。普希金對於舞會上該穿何種軍隊制服錯得很離譜。約翰· 韋恩弄錯了廣島投彈的飛行員。納博科夫——這倒是令人驚訝——對洛麗塔這個名字的發音解釋是錯的。還有些別的例子：柯勒律治、葉芝和勃朗寧就是其中幾位，他們被發現分不清泥夾板和手鋸，或者根本一開始就不知道什麼是手鋸。

有兩個例子讓我特別吃驚。第一個是關於《蠅王》的重要發現。用皮基的眼鏡重新找到火，這是小說中的著名片段，而威廉· 戈爾丁犯了一個光學上的錯誤。事實上，他完全弄反了。皮基是近視眼；他在這種情況下佩戴的眼鏡是不可能用來聚光取火的。不管你怎麼拿著眼鏡，它都無法匯聚太陽光線。

第二個例子是《輕騎兵進擊》。「進入死亡谷/六百騎兵賓士」。丁尼生在讀完《泰晤士報》的報道後，很快就寫下了這首詩，當時報道中還用了「有人犯下大錯」的措辭。他還依照了早先的報道，上面提到了「六百零七個騎兵」。但後來參加這次作戰（它被卡米耶· 魯塞稱之為那次可怕血腥的賓士）的人數被官方修正為六百七十三。寫成「進入死亡谷/六百七十三騎兵賓士」呢？好像不太對勁。也許可以湊數寫成七百——雖然還是不太精確，但至少比六百準確吧？丁尼生考慮了這個問題，最後還是決定按照原先的寫法：「六百要比七百（我覺得）在音韻上好得多，故不改。」

不用「六百七十三」「七百」或「大約七百」來取代「六百」，在我看來根本不算什麼錯誤。戈爾丁所出的光學紕漏，從另一方面看，則肯定要算是錯誤。接下來的問題是：它重要嗎？就我所記得的裡克斯教授的講座內容而言，他的論點是假如文學在事實層面不牢靠，那麼就很難去運用反諷和幻想這樣的手法。假如你不知道什麼是真實的，或者怎樣才意味著真實，那麼非真實的價值，或者刻意為之的不真實，就會不那麼重要。在我看來，這是一個非常有道理的論點；雖然我確實好奇它究竟適用於多少文學錯誤的例項。對於皮基的眼鏡，我覺得（1）除了眼科醫生、眼鏡製造商和戴眼鏡的英文教授，很少有人注意到這一點；（2）如果他們確實注意到了，也只是引爆這個瑕疵——就像控制引爆一枚小炸彈那樣。而且，這種引爆（它發生在偏遠的海灘，只有一隻狗作見證）不會燒燬小說的其他部分。

像戈爾丁犯的這種錯誤是「外部錯誤」——屬於書中聲稱的狀況和我們現實已知的情形不相符；通常它們僅僅說明作者缺乏具體的技術知識。這種罪過是可以原諒的。可是，當作者在自身創作內部出現自相矛盾，這樣的「內部錯誤」又該怎麼說呢？愛瑪的眼睛是棕色的，愛瑪的眼睛是藍色的。天啊，這隻能歸結於水平不濟，歸結於粗心的文學習慣。我曾經讀過一本評價頗高的小說處女作，其中那個敘事者——該人不僅不懂風月之事，而且還是法國文學的業餘愛好者——以滑稽的方式演練如何以最佳方式親吻姑娘而不至於遭到拒絕：「以一種緩慢、充滿欲求、難以抗拒的力量，將她漸漸地拉向你，而此時你凝視著她的眼睛，彷彿你剛剛得到了一本曾被查禁的初版《包法利夫人》。」

我當時覺得這句話寫得相當乾淨利落，甚至還頗有趣。唯一的問題是，根本不存在所謂的「曾被查禁的初版《包法利夫人》」。這本在我看來還算是著名的小說最初是連載刊登在《巴黎評論》上；然後它因淫穢而被起訴；只是在無罪判決後，才以書的形式發行出版。我估計這個年輕的小說家（在這裡說出他的名字似乎不太厚道）當時想的是《惡之花》「被查禁的初版」。當然，他小說再版時會改掉這個錯誤；假如能有第二版的話。

棕色的眼睛，藍色的眼睛，這是否重要？如果要問作家自相矛盾是否重要，那答案是否定的；但是，她的眼睛究竟是何種顏色這一點是否重要？當小說家們不得不提及女人的眼睛時，我替他們感到可悲：他們幾乎別無選擇，不管決定用哪種顏色，都不可避免會帶來一些陳詞濫調的含義。如果她的眼睛是藍色的：天真和誠實。如果是黑色的：激情和深刻。如果是綠色的：狂野和嫉妒。如果是棕色的：可靠和理性。如果是藍紫色的：那這部小說是雷蒙德· 錢德勒寫的。你一旦這麼做，怎麼都免不了給女士的性格添一筆多餘的註解。她的眼睛是土黃色；她的眼睛隨著佩戴的隱形眼鏡不同而變幻光澤；他從來沒有看過她的眼睛。好吧，隨你怎麼寫。我妻子的眼睛是藍綠色，要說起這個話可就長了。而且我懷疑作者在私下裡坦誠交心時，也許會承認對眼睛的描寫沒什麼意義。他逐漸想象人物，賦予她形狀，然後——也許這是最後一步——在空空的眼窩裡塞進一雙玻璃眼。眼睛？哦，對，她最好得有雙眼睛，他如是思考著，禮貌中帶著倦怠。

布瓦爾和佩庫歇在研究文學時發現，當一個作家犯了錯，他們就會不再尊敬此人。更讓我吃驚的，反倒是作家為什麼犯的錯如此之少。列日主教比歷史上早死了十五年：這讓《昆廷· 達沃德》失去價值了嗎？這不過是一個小過錯，可以扔給評論家們討論。我看到小說家站在一艘海峽渡輪的船尾護欄邊，從三明治中取出一點點軟骨肉，餵給那些盤旋的海鷗。

我當時距離伊妮德· 斯塔基太遠，沒法看到她眼睛的顏色；關於她，我能記得的是她穿得像個水手，走起路來像個橄欖球前鋒，有著一口糟糕的法國口音。但我還要告訴你另一件事。這位牛津大學法國文學的榮休高階講師、薩默維爾學院的榮譽院士，以其「對波德萊爾、蘭波、戈蒂埃、艾略特和紀德等作家生平和作品的研究而聞名」（我引自她書的腰封；當然，是第一版），曾為《包法利夫人》的作者奉獻了兩部大著和多年光陰，正是她選擇了「一個無名畫家所繪的居斯塔夫· 福樓拜」肖像畫作為首卷的扉頁插圖。這是我們第一眼看到的東西；也可以說，斯塔基博士就是從那一刻開始向我們介紹福樓拜。唯一的問題是，畫中人不是他。那是路易· 布耶的肖像畫，就連克魯瓦塞看門人這種水平的人都不會搞錯。所以，當我們停下笑聲後，該對此事作何解？

也許你還是會認為，我不過是在報復一個無法自辯的已故學者。好吧，也許我是在報復。但是，誰來監督監督者？讓我告訴你點別的事。我剛重讀完《包法利夫人》。

有一次他把愛瑪的眼睛說成是棕色（14）；另一次說是深黑色（15）；還有一次又說是藍色（16）。

我覺得，這一切的教育意義在於：不要害怕腳註。下面就是福樓拜書中六次提到的愛瑪· 包法利的眼睛。顯然這是一個對他而言很重要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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