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國中產階級那些讀書人扎堆的地方，每次只要出現什麼巧合，旁邊就會有人議論說：「這就像安東尼· 鮑威爾的風格。」通常只要稍加查證，就會發現這種巧合其實不值一提：一般而言，它可能就是兩個中學或大學時的相識，隔了幾年後不期而遇。但鮑威爾這個名字被用來賦予這個事件一種合法性；頗有點像是找牧師來為你的汽車祈福。

我並不太喜歡巧合。它們有些詭異：那一瞬間，你覺得自己一定是生活在上帝操縱的有序宇宙中，他本人在背後監督，還扔給你一些含混的線索，幫你感受萬物宿命的存在。我更寧願認為世界是混沌而任性的，它的瘋狂既永恆又短暫——去感覺人類無比確定的無知、殘忍和愚昧。「無論還將發生什麼，」福樓拜在普法戰爭爆發時寫道，「我們的愚蠢是改不了了。」這僅僅是自負式的悲觀？或是在人們能夠恰當地思考、行事或寫作之前，對期待的一種必要抹殺？

我甚至不喜歡那些無害而且有趣的巧合。我曾去參加一個飯局，發現到場的其餘七人都剛剛讀完《隨時間的音樂起舞》。我並不樂意這樣：尤其是因為我在乳酪上桌之前都未能插上嘴。

至於書中的那些巧合——這種寫作手法總有點廉價和濫情；它在美學上難免顯得華而不實。行吟詩人總能剛好路過樹籬邊的打鬥去英雄救美；狄更斯小說中的恩主們總能突然但又適時地出現；發生在異國海灘的海難總能讓同胞和愛人重逢。我曾當著一位詩人的面批評這種懶惰的寫法，此人據說善於巧妙押韻。「也許，」他親切而倨傲地說，「你的思維中太缺乏詩意了吧。」

「但毫無疑問，」我得意地反駁道，「一個不詩意的大腦不正是散文作品最好的判官嗎？」

假如我是虛構作品的獨裁者，就會禁止作家使用巧合。噢，也許並非一概禁止。在浪子冒險題材的作品裡，可以允許巧合；那是它們的歸屬地。繼續，拿去用吧：讓打不開降落傘的飛行員降落在草垛裡，讓那個腿上長了壞疽的善良窮人發現埋藏的寶藏——沒事，這根本不重要……

讓巧合合法化的一種方式，當然，就是管它們叫反諷。聰明人就是這麼幹的。反諷畢竟是現代模式，是尋求共鳴和機智的酒友。誰會反對它呢？但有時我心想，最富於機智和共鳴的反諷，難道不就是外觀漂亮、內有底蘊的巧合嗎？

我不知道福樓拜怎麼看待巧合。我本希望他在那本尖銳反諷的《庸見詞典》中有一個相關的特色詞條，但它直接從cognac（干邑白蘭地）跳到了coitus（交媾）。即使如此，他對反諷的熱愛是很明顯的；這是他最具現代風格的特徵之一。在埃及，他高興地發現almeh，即英文中「bluestocking」（女才子）這個詞，逐漸失去了這層最初含義，而開始意指「妓女」。

反諷與諷刺作家是否共生呢？福樓拜當然是這麼想的。1878年伏爾泰逝世百年的紀念活動是由梅尼涅的巧克力公司操辦的。「那個可憐的老天才，」居斯塔夫評論說，「反諷從來就沒饒過他。」它也一直讓居斯塔夫不得安寧。當談及自己時，他寫道，「我容易招惹瘋子和動物」，也許他還應該加上「反諷」。

以《包法利夫人》為例。埃內斯特· 皮納德以淫穢為名起訴此書，這位鼓譟者還曾因帶頭狀告《惡之花》而享有惡名。在《包法利夫人》官司了結幾年後，皮納德被發現匿名寫了一本稱頌男性陽具的詩集。這讓小說家覺得特別可笑。

再以此書自身來舉例。書中兩件最讓人難以忘懷的事情，一是愛瑪在窗簾緊閉的馬車裡的偷情之旅（這一段話讓衛道士們最為詬病），二是小說的最後一行字——「他剛剛獲得了榮譽軍團勳章」——這證實了資產階級對於藥劑師赫麥的推崇。福樓拜之所以想到拉上簾子的馬車，似乎源自他自己在巴黎的古怪舉止，那時的他特別想躲著不見露易絲· 科萊。為了不讓人認出來，他坐馬車無論去哪都喜歡拉上簾子。於是，他用來保持自我純潔的手段，後來被用於幫助他的女主人公縱情慾海。

而赫麥獲得的榮譽軍團勳章，正好情況相反：生活抄襲並戲仿了藝術。在福樓拜寫完《包法利夫人》之後不到十年，這個布林喬亞的死對頭和痛恨政府的反動派，竟然同意接受榮譽騎士勳章。所以，他人生篇章的最後一行如鸚鵡般模仿了自己傑作的結尾：在他的葬禮上，一隊士兵到場在棺木上方鳴槍致敬，為這個國家最不可思議、最諷刺刻薄的騎士舉行了傳統的告別儀式。

如果你不喜歡這些反諷，我還有別的。

1.金字塔上的黎明

1849年12月，福樓拜和杜康登上了胡夫金字塔。他們前一天夜裡就睡在金字塔旁邊，早上五點就起來，以確保能在日出前到達塔頂。居斯塔夫用一個帆布桶接水洗了臉；一隻豺狗在嚎叫；他用菸斗吸著煙。然後，兩個阿拉伯人推著他，另兩個拽著他，他就這樣慢慢地順著金字塔的巨石，笨拙地爬到了頂端。杜康——為斯芬克斯像照相的第一人——早就已經到了。在他們前方，尼羅河沐浴在霧靄中，宛如白色的大海；在他們身後，黑色的沙漠就像凝固的紫色海洋。最後，一縷橘色的光出現在東方；漸漸地，他們前方白色的海變成了一片巨大綿延的肥沃綠色，而身後的紫色海洋則變成了閃亮的白色。升起的太陽照亮了金字塔最上方的石頭，福樓拜低頭看著腳下，發現那裡釘著一張小名片。上面寫的是「亨伯特，弗羅託」，還有一個魯昂的地址。

這是一個多麼精準的反諷。也是一個現代主義的瞬間：正是在這種相互交流中，日常的平庸篡改了崇高的偉大，而對於這種崇高，我們總愛以主人的姿態將之視為這個乏味無趣時代的典型之物。我們感謝福樓拜撿起了它；某種意義上，直到他看了名片，這個反諷才得以存在。其他遊客也許只是把這張名片當成廢紙——它本可以留在原地，圖釘會慢慢生鏽，一直持續很多年；但福樓拜使之具有了反諷的功能。

假如我們想求個解釋，不妨更進一步看看這件小事。19世紀最偉大的歐洲小說家竟然在金字塔上被引薦給了20世紀最臭名昭著的小說主人公，這難道不會是引人矚目的歷史巧合？剛和開羅公共浴室男孩鬼混完的福樓拜身上還溼著，居然就撞見了納博科夫筆下那個勾引未成年美國少女之人的名字？而且，這個不像亨伯特· 亨伯特那樣疊名的人是什麼職業？他是一個frotteur，法語的字面意思是「打磨工」；但也指那些喜歡在人群中擦蹭下體的性變態。

事情還沒完。現在來談談關於這個反諷的反諷。根據福樓拜的旅行筆記，原來這張名片並不是弗羅託先生本人釘在那兒的；它其實是滿腦鬼點子的馬克西姆· 杜康放的，他在矇矇亮的夜裡衝在最前，佈下了這個測試朋友敏銳度的小小圈套。獲悉了這一點，我們的反應也隨之有了變化：福樓拜笨拙緩慢，容易被人猜透心思；在現代主義粉墨登場之前，杜康已成為了現代主義的智者、花花公子、惡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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