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你回憶或夢見你深愛的人時——那些已經死去的——你沒法阻止故事的結局先於其他部分自己跳出來。你無法選擇夢境的時間排列，或者回憶起某個人時每一件事情發生的順序。在你的心中——你的夢境、你的記憶裡——故事有時會從尾聲開始。
在愛荷華，第一家集中的艾滋病病毒診所，包括護理、社會服務以及配套的教育，開放於1988年6月。診所開在博伊德塔——它被稱作塔，但實際上不是。所謂的博伊德塔是一座附屬於老醫院的新建五層建築。博伊德塔是愛荷華大學醫院及診所的一部分，艾滋病病毒/艾滋病診所位於第一層，被稱作病毒診所。當時，人們對於直稱艾滋病病毒/艾滋病診所還有所顧慮，擔心病人和醫院都會受到歧視，這是合情合理的。
艾滋病病毒/艾滋病與性和毒品相關。這種病在愛荷華還不夠普及，很多當地人認為這是一種「都市」病。在愛荷華的鄉下人之間，一些病人要同時面對周圍人的恐慌和排斥。
胡安·迭戈還記得博伊德塔未建成時的樣子。在20世紀70年代，那裡(和現在一樣)是一座真正的塔，那座哥特風格的塔位於老綜合醫院的北側。當胡安·迭戈剛和愛德華多先生及弗洛爾一起搬來愛荷華時，他們住在一套複式公寓中，那裡是過於繁複的維多利亞婚禮蛋糕風格，帶有一個廢棄的門廊。胡安·迭戈的臥室和浴室以及愛德華多先生的書房都在二樓。
快散架的門廊對於愛德華·邦肖或弗洛爾來說沒有什麼用，但是胡安·迭戈還記得自己曾經有多麼喜歡那裡。從門廊上，他可以看見愛荷華老田舍(室內游泳池所在地)以及金尼克體育場。梅爾羅斯大街上的破敗門廊是觀看學生活動的絕佳地點，尤其是在秋季的週六，愛荷華足球隊有內部比賽。(愛德華多先生把金尼克體育場稱作羅馬圓形劇場。)
胡安·迭戈對美式足球並不感興趣。起初是出於好奇——後來是為了和朋友們在一起——胡安·迭戈偶爾會去金尼克體育場看比賽，但他真正喜歡的是坐在梅爾羅斯那棟古老木房子的門廊上，看著那些年輕人走過。(「我感覺我喜歡樂隊的聲音，從遠處傳來，以及想象啦啦隊的樣子，近距離地。」弗洛爾會用她那難以聽懂的話語說。)
博伊德塔建成時，胡安·迭戈即將結束他在愛荷華的本科學習。從他們位於梅爾羅斯大街的家中，這個特殊的一家三口能夠看到老綜合醫院中的哥特塔。(弗洛爾後來說，她失去了對那座舊塔的喜愛。)
弗洛爾是第一個出現症狀的。當她被診斷後，愛德華·邦肖自然要接受檢查。弗洛爾和愛德華多先生在1989年檢測出艾滋病病毒陽性。潛伏期的卡氏肺孢子蟲肺炎是他們兩個最早的艾滋病症狀。他們咳嗽、呼吸困難、發燒，弗洛爾和愛荷華人開始服用抗生素。(愛德華·邦肖會因此而引發皮疹。)
弗洛爾還是很美，但是她的臉因為波卡西肉瘤病變而毀了容。她的一邊眉毛呈現出紫色的病灶，另一處體現在她的鼻子上。後者非常明顯，弗洛爾決定用一塊印花大手帕遮住。她把自己稱作「土匪」。但是對她而言最難過的是，她失去了自身的女性特徵。
她服用的雌性激素具有副作用，尤其是對她的肝。雌激素會引發一種肝炎，並導致膽汁的淤積和聚集。這種情況下發生的瘙癢讓弗洛爾非常抓狂。她只能停止服用激素，於是她的鬍子又回來了。
在胡安·迭戈看來，弗洛爾如此努力地讓自己變得女性化，可她不僅要死於艾滋病，還要以一個男人的身體死去，這是很不公平的。當愛德華多先生的手已經不夠穩，沒法每天給弗洛爾刮臉時，胡安·迭戈會替他做。然而，當胡安·迭戈親吻她的時候，依然能夠感覺到臉頰上的胡茬，也總是能看到鬍鬚的影子，即使她已經刮好了臉。
由於愛德華·邦肖和弗洛爾是一對不尋常的夫婦，他們需要一位年輕的醫生來進行日常保健，而且弗洛爾想要一位女醫生。他們美麗的女全科醫生是羅絲瑪麗·施泰因，她堅持要他們進行艾滋病病毒檢測。1989年，施泰因醫生只有三十三歲。「羅絲瑪麗醫生」——弗洛爾是第一個這樣稱呼她的——和胡安·迭戈同齡。在病毒診所中，弗洛爾稱呼那些傳染病醫生都用名字，他們的姓氏在墨西哥人的發音中簡直是一場噩夢。胡安·迭戈和愛德華·邦肖，他們的英語很完美，也稱那些傳染病醫生為「傑克醫生」和「亞伯拉罕醫生」，只是為了讓弗洛爾顯得不那麼像外國人。
病毒診所的等候室非常簡樸，是20世紀60年代的風格。地毯是棕色的，椅子分單雙人款，上面鋪著深色的化纖墊子，更確切地說是瑙加海德革。登記桌是樺色的，頂上帶有淺色的福米卡塑膠貼面。登記桌對面的牆是磚砌的。弗洛爾說她希望博伊德塔的內外部完全是用磚砌成的，想到那些「垃圾瑙加海德革和福米卡塑膠貼面」要比她和她親愛的愛德華多留存更久，她就很難過。
所有人都認為是弗洛爾傳染了愛荷華人，雖然只有弗洛爾這樣說。愛德華·邦肖從未指責她，也沒說過任何埋怨的話。他們沒有正式宣誓，但對彼此作出過正常夫妻的承諾。「無論健康還是疾病，只要我們都活著就好。」當弗洛爾陷入自責，承認她偶爾的不忠行為(那些回瓦哈卡的旅行、那些派對——只是看在舊日的情分上)的時候，愛德華多先生會努力地向她吟誦這句話。
「關於‘放棄其他所有’，我贊同這一點，不是嗎？」弗洛爾會詢問她親愛的愛德華多，她一心想要責怪自己。
但弗洛爾始終是無法無天的。愛德華·邦肖會保持對她的真誠。他總是說弗洛爾是他的一生摯愛，正如他堅守著那句蘇格蘭誓言，也就是他瘋狂篤信的「無風不起浪」。他總是忍不住愚蠢地重複著拉丁語的原版。(當他在那個雞毛紛飛的瞬間抵達瓦哈卡時，就是這樣在佩佩神父眼中留下狂熱的印象的。)
在病毒診所，採血室位於等候室的隔壁，艾滋病病毒陽性患者通常要和糖尿病患者共用那個房間。兩組病人分別坐在房間的兩側，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艾滋病患者數量增加，許多瀕死者的症狀都很明顯——不僅是因為他們消瘦的身體，或是波卡西肉瘤病變。
愛德華·邦肖有他自己的標誌：他患上了脂溢性皮炎，皮膚變得脆而油膩，主要是在眉毛和頭皮上，還有鼻子兩側。愛德華多先生的嘴裡長出了乾酪狀的念珠菌，把他的舌頭都覆蓋成了白色。念珠菌最終會進入愛荷華人的喉嚨以及食道，他會吞嚥困難，嘴唇上結出白色的痂並開裂。最後，愛德華多先生只能微弱地呼吸，但他拒絕上呼吸機。他和弗洛爾想要一起死去——在家裡，而不是醫院。
最後，他們通過希克曼導管幫助愛德華·邦肖進食。他們告訴胡安·迭戈，對於那些不能自己吃飯的病人，靜脈營養法是必要的。由於念珠菌以及吞嚥的困難，愛德華多先生很飢餓。一位護士——名叫道奇太太的年長女性——搬進了梅爾羅斯那棟複式公寓二樓曾經是胡安·迭戈臥室的房間。大多數時候，護士在那裡是為了照看導管，道奇太太需要用肝素溶液來沖洗希克曼導管。
「否則會凝固。」道奇太太告訴胡安·迭戈，他並不明白她的意思，但也沒有讓她解釋。
希克曼導管懸掛在愛德華·邦肖右側的胸前，它被插在鎖骨下方，穿過乳頭上面幾英寸的皮膚，進入鎖骨下部的靜脈。胡安·迭戈對此很難習慣，他將在其中一本小說中寫到希克曼導管，在那本書中他的許多角色死於艾滋病，還有一些死於那些愛德華多和弗洛爾感染的與艾滋病相關的機會性疾病。但是那篇小說中的艾滋病患者甚至沒有愛荷華人，或者人稱女王自稱土匪的弗洛爾隱約的「影子」。
胡安·迭戈用自己的方式書寫著弗洛爾和愛德華·邦肖身上發生的事情，但是他沒有一次寫到過他們。拾荒讀書人自學了閱讀，也教會了自己如何想象。也許正是自學的經歷，讓他明白了小說家如何創造人物，如何虛構故事。你寫的不只是你認識的人，講的也不只是你自己的故事，這才是小說。
胡安·迭戈生命中那些真實的人身上有太多矛盾和未知的地方——他們不夠完整，無法作為小說中的角色，胡安·迭戈想。他可以虛構出比自己的真實經歷更好的故事。拾荒讀書人認為，他自己的故事作為小說也「不夠完整」。
作為創意寫作的教師，胡安·迭戈不止一次告訴他的學生應該如何寫作，他從不會建議那些寫小說的學生們用他自己的方式創作。拾荒讀書人不是一個勸導者。問題在於許多年輕的作家都在尋找方法，他們很傾向於選擇一種寫作流程，並相信有且只有一種創作的方式。(按照你想到的去寫吧!只要充分發揮想象!一切只關乎語言!)
以克拉克為例。很多學生一輩子都是學生：他們尋找並發現自己賴以生存的規律。作為作家，他們希望自己使用一種通用的、無法打破的模式來寫作。(將自傳作為小說的基礎完全是無稽之談!用你的想象來編造故事吧!)克拉克知道胡安·迭戈站在「反對自傳的一邊」。
胡安·迭戈並沒有想要站在哪一邊。
克拉克堅持說胡安·迭戈站在「想象那一邊」，他是一個「虛構家，而非回憶家。」克拉克說。
也許如此吧，胡安·迭戈想，但他並不願意站隊。克拉克把小說創作當成了一種論爭。
胡安·迭戈試圖減少話題中的論爭色彩，他想談論自己喜歡的文學，那些讓他希望自己是一個作家的作者。這一切並不是因為他把這些作家看作寫作標準的定製者，而單純因為他喜歡他們寫的東西。
讓人毫不驚訝的是：流浪兒童的英語圖書館是很有限的，19世紀以後的範例基本不存在，包括那些阿方索神父和奧克塔維奧神父決定在垃圾場的火堆中燒掉的書，還有那些佩佩神父和愛德華·邦肖從圖書館少量的小說中救出來的必要作品。是這些鼓勵了胡安·迭戈成為一個小說家。
狗的不公平境遇讓拾荒讀書人在閱讀霍桑的《紅字》時有了一定的準備。那些莊重的女教徒私下討論著要對海絲特做什麼，用熱烙鐵在她額頭上打下烙印，或者殺掉她，而不是僅僅在她衣服上留下印記。這讓胡安·迭戈對於搬到愛荷華後會接觸到的美國清教徒殘餘有所準備。
梅爾維爾的《白鯨》，其中最著名的橋段是魁魁格的「棺材救生衣」，教會了胡安·迭戈在故事中預言往往和命運相伴。
至於命運，以及你無法逃避自己的命運，則來自哈代的《卡斯特橋市長》。在第一章，邁克爾·亨查德喝醉了，把他的妻子和女兒賣給了一個水手。亨查德永遠無法為自己做的事情贖罪。在他的遺囑中，他寫道「沒有人記得我」。(這並不是一個關於救贖的故事。克拉克不喜歡哈代。)
還有狄更斯，胡安·迭戈會引用《大衛·科波菲爾》中「暴風雨」那一章。在這章的結尾，斯提福茲的屍體被衝上了海面，科波菲爾面對著自己兒時偶像和狡詐地折磨過他的人的遺骸——他是那種你在學校會遇到的典型，年長一些的男孩，命中註定的霸凌者。既然他已經躺在「他曾經屈居，但已成為廢墟的家園」中，就沒有必要再對斯提福茲沙灘上的屍體進行什麼描寫了。但狄更斯終究是狄更斯，他讓科波菲爾說出了更多的話：「我看見他把頭枕在胳膊上，我以前在學校經常看到他這樣躺著。」
「關於寫小說，除了從這四個人身上學到的，我還需要什麼呢？」胡安·迭戈詢問過他的寫作課學生們，包括克拉克在內。
當胡安·迭戈向他的寫作課學生們展示那四位19世紀的小說家時，他將霍桑、梅爾維爾、哈代和狄更斯稱作「我的老師」，他也沒有忘記提到莎士比亞。在胡安·迭戈開始寫小說很久以前，愛德華多先生就給他讀過。莎士比亞理解並欣賞情節的重要性。
和克拉克·弗倫奇提起莎士比亞是一種錯誤。克拉克自封為這位阿文河上的吟遊詩人的衛士。克拉克屬於純粹想象學派，你可以想到他對那些相信「莎士比亞的作品其實是別人寫的」的異教徒有多麼惱火。
只要想到莎士比亞，胡安·迭戈的思緒就會回到愛德華·邦肖以及他和弗洛爾的遭遇上面。
起初，愛德華多先生和弗洛爾還足夠強壯的時候，他們可以自己搬東西和上下樓梯，弗洛爾還在開車，他們會自己到博伊德塔的一層診所去。那裡距離他們在梅爾羅斯的房子只有三分之一英里路。當一切變得更加艱難後，胡安·迭戈(或道奇太太)會帶著弗洛爾和愛德華·邦肖穿過梅爾羅斯大街。弗洛爾還能走路，但愛德華多先生需要坐輪椅。
在90年代早期或中期，艾滋病死亡率即將下降(由於新藥物的作用)，而病毒診所中艾滋病病毒陽性患者的數量還沒有開始增加。來訪的病人穩定了下來，大概每年兩百人。很多病人在等候室中需要坐在伴侶的腿上，他們偶爾會聊起同性戀酒吧和變裝秀，那裡有一些衣著華麗的異裝者——是愛荷華風格的豔麗。
但弗洛爾不是，她已經不再是其中的一員。弗洛爾失去了她身上大多數的女性特徵，雖然她依然穿著女裝，但打扮很低調。她意識到自己的魅力已經消退，只有愛德華多還用愛慕的眼神看著她。他們在等候室中牽著手。在愛荷華市，至少在胡安·迭戈的記憶中，博伊德塔的艾滋病病毒/艾滋病診所等候室是弗洛爾和愛德華·邦肖公開展現他們彼此間愛情的唯一場所。
其中一個艾滋病患者是來自門諾會家庭的年輕人，家人一開始和他斷絕了關係，後來又重新接受了他。他會把自己園子中的蔬菜帶來等候室，並把土豆送給診所的員工。年輕的門諾會教徒穿著牛仔靴，戴著一頂粉色的牛仔帽。
有一次，道奇太太帶弗洛爾和愛德華·邦肖去診所，弗洛爾對那個戴粉色牛仔帽的年輕園丁說了些好笑的話。
弗洛爾在公共場所總是戴著她的印花大手帕。土匪說：「你知道嗎，牛仔？如果你有兩匹馬，我們兩個就可以搶劫一輛火車或一家銀行了。」
道奇太太告訴胡安·迭戈「整間等候室的人都笑了」——她也笑了，她說道。頭戴粉紅色牛仔帽的門諾會教徒配合了這個笑話。
「我對北自由城很瞭解。」牛仔說。「那裡有一家很好搶的圖書館。你知道北自由城嗎？」牛仔問弗洛爾。
「不，我不知道。」弗洛爾對他說，「我對搶劫圖書館不感興趣，我不讀書。」
這是真的：弗洛爾不讀書。她的口語詞彙量非常豐富，也是一個優秀的聆聽者，但她的墨西哥口音從20世紀70年代就沒有改變過，她也不讀任何東西。(愛德華·邦肖或胡安·迭戈會大聲讀書給她聽。)
道奇太太說，這是艾滋病病毒/艾滋病診所中一幕有趣的小插曲，但愛德華多先生為弗洛爾和那個牛仔園丁調情感到很難過。
「我沒有調情，我只是在開玩笑。」弗洛爾說。
道奇太太也不覺得弗洛爾在和那個農夫調情。後來，當胡安·迭戈向她問起當時的事情時，道奇太太說：「我覺得弗洛爾已經沒法調情了。」
道奇太太來自科拉爾維爾，是羅絲瑪麗醫生推薦她來的。第一次見面愛德華·邦肖曾對護士說：「你在打量我的傷疤吧……」好吧，道奇太太知道關於那件事的一切。
「科拉爾維爾的每個人，我是指一定年齡段的每個人，都知道那個故事。」道奇太太告訴愛德華多先生，「由於你父親對那隻可憐的狗做的事，邦肖家族很出名。」
當愛德華多先生聽說邦肖家族並未逃離科拉爾維爾村民的審視時，感到如釋重負——在車道上開槍打死一隻狗是逃不掉的。「當然，」道奇太太接著說，「我聽說這個故事的時候還是一個小女孩，故事和你或者你的傷疤沒有關係。」她對愛德華多先生說：「它是關於碧翠絲的。」
「事情本來應該是這樣，她才是那個被打死的。故事是關於碧翠絲的。」愛德華·邦肖說道。
「對我來說不是，對那些愛你的人來說不是，愛德華多。」弗洛爾對他說。
「你在和那個戴粉色牛仔帽的農夫調情!」愛德華多先生抱怨道。
「我沒有調情。」弗洛爾堅持說。後來，胡安·迭戈想到，愛德華·邦肖關於弗洛爾在診所中和那個年輕的門諾會牛仔調情的指責，最接近於他對於她回到瓦哈卡那些旅行的反應。我們可以想象出弗洛爾會在那裡展現出她熱衷於調情的本質。
當然，胡安·迭戈從那時起與羅絲瑪麗·施泰因醫生成了朋友，不僅是因為她很美麗，還因為她是愛德華多和弗洛爾的醫生。那羅絲瑪麗為什麼不能也成為胡安·迭戈的醫生呢？
弗洛爾告訴胡安·迭戈他應該向羅絲瑪麗醫生求婚，但胡安·迭戈決定先邀請她擔任自己的醫生。胡安·迭戈後來回憶起自己第一次因為想象出的病症來到施泰因醫生的辦公室時，感到很難堪。他沒有生病，什麼問題都沒有。但是他見證了太多和艾滋病相關聯的機會性疾病，這讓他堅信自己應該進行艾滋病病毒檢測。
施泰因醫生向他保證，他沒有做任何可能會感染這種病毒的事情。胡安·迭戈已經不太記得他最後一次做愛的場景，他甚至不確定是哪一年，但他知道對方是一個女人，而且他使用了避孕套。
「你不用靜脈注射的方式使用毒品吧？」羅絲瑪麗醫生問他。
「不——從沒有!」
然而他想象念珠菌的白色黴斑正侵蝕著他的牙齒。(胡安·迭戈對羅絲瑪麗醫生承認，他會在半夜醒來，用手持鏡和手電筒照向口中，並檢查自己的喉嚨。)在病毒診所，胡安·迭戈聽說過一些病人會患有隱球菌腦膜炎。亞伯拉罕醫生對他說，腦膜炎要通過腰椎穿刺來確診，表現為發燒、頭痛以及神志不清。
胡安·迭戈會不停地夢到這些事情，然後在夜裡因為完全想象出的症狀醒來。「讓道奇太太帶弗洛爾和愛德華去診所吧。這也是我幫你找到她的原因，讓道奇太太去。」施泰因醫生對胡安·迭戈說。「你是個有想象力的人，你是個作家，對吧？」羅絲瑪麗醫生問他。「你的想象力不是水龍頭，你沒法在一天結束，停止寫作的時候把它關掉。你的想象會一直延續，對不對？」羅絲瑪麗問。
他應該在那時向她求婚的，在她答應另一個人之前。但等到胡安·迭戈終於明白自己應該向羅絲瑪麗求婚時，她已經答應了別人。
如果弗洛爾還活著，胡安·迭戈知道她會這樣對他說。「靠，你可真慢，我一直都知道你有多慢。」弗洛爾會說。(弗洛爾就是這樣評價他的狗刨泳姿的。)
最終，亞伯拉罕醫生和傑克醫生會用舌下嗎啡抗體酏劑做實驗，愛德華·邦肖和弗洛爾自願擔任實驗物件。但是在那時，胡安·迭戈已經允許道奇太太做一切事，他聽了羅絲瑪麗醫生的話，把護理工作交給了護士。
很快就到了1991年，弗洛爾和愛德華多先生去世時，胡安·迭戈和羅絲瑪麗都是三十五歲，弗洛爾先離開了，愛德華·邦肖在數日內便隨她而去。
梅爾羅斯大街所在的地帶一直在變化，那些樣式誇張、奢華，有著寬闊門廊的維多利亞房子已經開始消失。和弗洛爾一樣，胡安·迭戈曾經喜歡從梅爾羅斯的木房子前門廊朝哥特式的塔看去，但是當你看到博伊德塔一樓的病毒診所時，當你看見塔下面正在發生的一切時，還有什麼可喜歡的呢？
在艾滋病流行前很久，胡安·迭戈還在上高中的時候，他開始對於愛荷華市梅爾羅斯大街附近的景緻稍微失去了興趣。比如說，作為一個跛子，從梅爾羅斯到西部高中要向西走上很久，超過1.5英里。在剛過高爾夫球場，接近摩門崔克大道十字路口的地方，有一隻壞狗。高中裡還有霸凌。不是弗洛爾告訴他要有所準備的那一種。胡安·迭戈是一個長著黑色頭髮、棕色皮膚，擁有墨西哥長相的男孩，然而種族主義在愛荷華並不盛行，在西部高中(少數人，少量事件中)會出現，但是這不是胡安·迭戈在那裡遭受的最糟糕的霸凌。
大多數時候，指向胡安·迭戈的槍林彈雨都是關於弗洛爾和愛德華多先生的——他那不算真正的女人的母親和「可憐的」父親。「一對怪胎情侶」，西部高中的一個孩子如此稱呼胡安·迭戈的養父母。說他的男孩長著一頭金髮和粉紅色的臉頰，胡安·迭戈不知道那孩子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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