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恐懼可能如何改變一個人。

昔日我對此不甚了了，但後來我對此已有所瞭解。那是在集中營裡。我曾看見一些人尖聲叫喊，將自己的頭往石牆上撞，朝與刮鬍刀一般鋒利的鐵絲網撲過去。我曾看見一些人嚇得在長褲裡撒尿、拉屎，嘔吐，把他們臟腑裡所有的液體、體液、氣體全部吐了出來。我見過一些人恐懼時進行祈禱，但也見過另一些人否定上帝，將上帝罵得狗血噴頭。我甚至見過一個人因恐懼而死亡，被嚇死了。一天清晨，他在看守們賭輸贏遊戲中剛被指定為下一個受絞刑的物件。當那個看守在他面前停下來，笑著對他說：「你」，那個人卻一動不動。他的面孔沒有表露一點激動、一點憂慮，也沒有任何思考的跡象。當那看守開始收斂笑容，舉起棍棒時，那男人竟轟然倒地，看守還沒來得及揍他，他已經死了。

集中營教給了我這個悖論：人是偉大的，然而，我們永遠達不到我們自己的高度。這種不可能性與我們的天性有著內在的聯絡。在令人暈眩的這次旅行中，在沿著骯髒卑鄙的梯子一級一級往火山口越走越深的過程中，我不僅越來越否定我個人，同時也越來越意識到整我的那些劊子手以及把我出賣給那些劊子手的人們的各種動機。因此，可以這麼說，我越來越傾向於原諒他們。

與仇恨或別的什麼感情相比，最主要是另外一些人感到的恐懼使我變成了犧牲品。因為恐懼攫住了某些人的咽喉，我才被出賣給了劊子手。而那些劊子手，那些昔日跟我一樣的人，也是恐懼把他們變成了魔鬼，恐懼使他們身上惡的胚芽不斷繁衍成長，而在我們自身也都存在這樣的胚芽。

我顯然低估了阿洛伊斯·卡托爾被執行死刑的後果。我在那個事件中感受到什麼叫憎惡，什麼叫卑劣和殘酷，然而，我並不明白那死刑在人們的思想上會留下多深的烙印，也不明白布勒上尉發表的言論在幾百人的頭腦裡經過仔細探究之後在多大程度上震撼了他們，引導他們作出了以我為犧牲品的決定。還有，當然，卡托爾的屍體，拋在地上、離屍體幾米遠的頭顱，射在屍體上的太陽，還有那些早上出生晚上死亡的初秋的短命昆蟲，它們雖然命短，卻一味地在屍體周圍嗡嗡，大快朵頤，左旋右轉，忽上忽下，轟轟亂叫，被那一大堆腐爛的人肉引誘得發了瘋。

整個小鎮都充斥著這種令人噁心的臭味。好像秋風也成了布勒的同夥。風颳到教堂前的小廣場上，以風暴的氣勢與屍體散發的疫氣沆瀣一氣，吹到每一條街，迴旋著，活蹦亂跳地鑽進每家的大門，穿透關得不嚴的窗戶，進入合縫不緊的屋瓦，最後把卡托爾慘死的惡臭印記帶到我們身邊。

在這期間，士兵們行端坐正，無懈可擊，彷彿什麼事也沒有發生。沒有偷竊，沒有搶劫，沒有敲詐勒索，沒有苛求。他們去店鋪購物一律付錢。他們遇到婦人或年輕姑娘一律摘下橄欖帽。他們為年老的寡婦劈柴。他們與孩子們開玩笑，但孩子們一見到他們就嚇得逃跑。他們見到鎮長、神甫和迪奧代姆都要行禮。

布勒上尉始終由他的習慣性抽搐和兩個中尉伴隨，每天一早一晚都要拖著他又短又瘦的兩條腿在大街上散步。他走得很快，好像有誰在某個地方等待著他，從不注意一路上遇到的男人和女人。有時，他用馬鞭抽打空氣或驅趕蜜蜂。

所有的居民都好像呆了傻了。很少有人說話。出門只買必需品，走路都低著頭。人人都沉浸在驚慌失措當中。

執行死刑那天晚上之後，我再也沒有見到迪奧代姆。我下面所寫的一切都是從他寫給我的長信裡得知的。

一天晚上，那是「同根兄弟」進入小鎮的第三個晚上，布勒命人召來奧施威爾和迪奧代姆。召奧施威爾，這可以理解，因為他是鎮長，但召迪奧代姆，那就出人意料了。布勒搶先提出一個無論如何迪奧代姆都永遠不敢提出的問題，並且對他說，既然他是小學教師，他應該沒有其他人那麼蠢笨，因此，他應該能夠理解他。

他在他的帳篷裡接待他們倆。帳篷裡有一張行軍床，一個寫字檯，一把椅子，一個類似軍官用的那種旅行箱，一個布料的掛衣服的壁櫥，形狀像一個大罩子，裡面似乎掛著幾件衣服。寫字檯上放著印有團隊名稱的紙張、墨水、筆、吸墨水紙，還有像框裡的一張照片，照片上有一個胖胖的女人，女人兩邊有六個孩子，最小的不過兩歲，最大的約莫十五歲。

坐在那裡的布勒正忙著寫信。他背對著他們。他不慌不忙地把信寫完，再讀一遍，把信紙放進信封，用糨糊貼上信封，再把信封放在寫字檯上，這才朝他們轉過身來，而他們倆當然是站在那裡等著，不敢妄動一步。布勒默默地看著他們，看了很長時間，顯然是在琢磨他將和怎樣的人打交道。迪奧代姆感到自己的心狂跳起來，兩個手心也被冷汗弄得溼漉漉的。他在思索自己待在這裡幹什麼，這樣的刑罰還要延續多久。神經質的抽搐使布勒的下巴動來動去，每次停歇的時間很有規律。他抓起身邊行軍床上的馬鞭，撫摩著鞭子，輕輕地，慢慢地，彷彿那是他的一個動物夥伴。

「怎麼樣？」他終於說道。

奧施威爾張大嘴巴，不知該如何回答，他看看迪奧代姆，但迪奧代姆連吞嚥吐沫都做不到了。

「怎麼樣？」布勒再問一遍，他倒沒有顯出怎樣的不耐煩。

奧施威爾鼓足勇氣，總算用哽住的聲音問了一句：「什麼怎麼樣，上尉……？」這一問的結果是引得布勒笑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