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有答案。

我也想不出一個符合邏輯的理由，來解釋為什麼在接下來的三天裡，日軍搜查了數百名中國人和外國人的住所，帶走了數千名難民。沒人相信日本人會在乎誰殺死了黃立松。沒有人來幫助我們，兩艘美國驅逐艦就停在海岸邊，可他們只是遠遠觀望。

這算是一起警方行動，不是真正的入侵。但我們並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我們聽說了日本海陸軍隊佔領南京、徐州和廈門等地後發生的慘劇。我們的腦海裡全是日軍姦淫婦女和肆意殺戮的行徑。大部分時間我儘可能不去想這些，可有時候，到了晚上，我眼前會冒出極為恐怖的畫面。整個場景瞬間全部展現在面前——手無寸鐵的男人站在就要埋葬他們的大坑旁，目光空洞地盯著即將刺入身體的刺刀；一名孕婦或一個小女孩躺在齷齪的鬼子胯間，孕婦的丈夫或女孩的父親眼睜睜看著其他日本畜生排隊等著。最最可怕的是那些狗。我儘量不去想，可我越不願想，畫面反而越清晰。每次腦海中浮現出那些畫面時，我總是和一群人站在四面高牆的院子裡，邪惡的日本兵隨時會放出呲著鋒利牙齒的軍犬，將我們撕個粉碎。

白天的時候，我會很理性地告訴自己，挨家挨戶的搜查只是警方行動的一部分。我已經說服母親，現在不必整天躲藏起來。如果日本人闖進我們家，素莉、阿梅和我會盡量躲在後面不露面。同時，我們把家裡所有能看見的值錢擺設全部收了起來，在顯眼的地方擺上最便宜、最俗氣的東西。

另外，局勢開始有了變化。英國人派出兩艘軍艦進入廈門灣，其中一艘巡洋艦飄著海軍上將的旗幟。這樣算下來是4艘西方軍艦對峙20艘日本軍艦，但第二天早上，海面上出現了11艘來自英國、美國和法國的軍艦。可惜，這些軍艦的出現並沒有打消日本人的囂張氣焰。他們仍舊厚顏無恥地要求鼓浪嶼公共租界工部局任命日本人擔任警察局長以及工部局的董事和秘書。工部局一口回絕，他們又在英國巡洋艦上進行後續談判，與此同時，兩百名日軍留在島上繼續搜查和審訊。假如工部局向日本人妥協，我們這裡會成為事實上的日本殖民地，聿明和我的情況會比現在更糟，真的要徹底分離了。

「如果日本人控制了這裡，西方國家又不反抗，」一天早晨，母親吃早餐時說，「他們就會去佔領上海的西方國家租界區。他們在拿鼓浪嶼試探。」

我邊聽母親說話邊攪拌著稀飯裡的肉鬆。「日本人仍然害怕歐美人。」我說，「他們不會冒險讓西方國家捲入戰爭。」

母親搖了搖頭。「這不是一盤棋局，安麗。日本人，跟所有男人一樣，被他們的驕傲和貪慾迷住了雙眼。他們做夢都想變大。」

我笑了笑，一邊倒茶一邊說，「也許日本人個子沒那麼小的話，就不會那麼好戰了。」我邊喝茶邊玩味著自己的這句話，越想越覺得開心，完全忽略了一個事實，我自己也是小個子。

我們繼續談論著日本人，對他們百般嘲諷，覺得這樣心裡會好過些。可就在這時，那些倭寇按響了我們家門鈴。阿桂趕緊跑去開門，她長相平平，又比素莉年齡大些。我們其他人屏住呼吸，伸長耳朵聽著外面日本人低沉囂張的叫喊聲。他們終於闖進我家了。我全身的血液在沸騰，真想衝出去質問他們，這些入侵者，這些……

「太太，少奶奶。」素莉衝進了房間，「他們說我們必須全部去客廳。馬上去。」

「保持冷靜。」母親警告道，「過來，扶我起來。」

那些王八蛋最好不要把髒手放在我的孩子們和這裡任何一個女人身上。

我忍住胸中滿腔怒火，保持著謙卑的姿態走近客廳，就像一隻雞走向一群狐狸。我們進去時看見兩個日本水手正在四處檢視，他們手裡端著步槍，用冰冷的黑眼珠打量我們。

「那裡！那裡！」第三個水手朝我們大喊，讓我們站在窗前。

我們趕緊走過去，面對他們站好：三個皺著眉頭的日本水兵出現在熟悉的客廳裡，顯得分外刺眼。他們身穿鑲著白邊的藍色海軍制服，小腿上纏繞著綁腿布。系在腰帶上的水壺和背包窩窩囊囊地翹在屁股後面。我不禁想，他們的鋼盔和步槍跟我家柳條雙人沙發椅上的刺繡靠墊多麼不協調啊。

「你家男人呢？」留鬍子的日本兵問。

「沒有男人。」母親說，「我們的男人都死了。」

「哼。」他皺著眉頭朝四周看了看。「她的男人。」他指著我說。

「走了。」我回答。

「你的男人，躲起來？」

「沒有。我丈夫在重慶。」我的心怦怦直跳，腦子卻異常清醒。重慶是個聽起來十分可信的地方，而且很遙遠。

「哼。」他低吼一聲。然後大聲下達著命令，他的部下點頭哈腰表示明白。他們開啟抽屜，掀開靠墊，步槍和水壺不時撞到傢俱。看著他們裝模作樣地調查謀殺案，我強迫自己不要皺眉，也不要嘲笑。我不想讓他們找到任何藉口去割開靠墊或者把花瓶砸到牆上。他們說不定會在我家的地毯上撒尿或者……

領頭的水兵比另外兩個人年齡稍大些，他從屁股後面的背包裡掏出筆記本和鋼筆，坐了下來。他把鋼盔放到地上，蹺起二郎腿。「名字。」他說，「最老的先說。」

「我叫劉菱楚。」母親聲音清晰地說。

他趴在筆記本上皺起眉頭問，「劉怎麼寫？」

母親用手指在手掌上寫了個‘劉’字。

「啊。」他寫了下來，「哪個菱？」

母親再次舉起手掌，在上面寫了個‘菱’字。

他眨著眼睛思考著，另外兩個日本兵開啟我們的藥箱，又砰的一聲關上了。他突然猛地一揮手臂，用日語喊了句什麼，他的部下隨之離開了房間。

「你，」他指著我說，「你寫。」他把筆記本給我，讓我坐在旁邊寫下大家的名字和年齡。然後他把筆記本拿回去，命令我回去跟其他人站在一起，繼續盤問我們。我們恨黃立松嗎？誰會恨他？我們知道有誰嫉妒他嗎？誰想得到他的會長位置？我們知道他住在哪裡嗎？我們去過他家嗎？什麼時候去的？

我說去年11月去他家打過麻將，他追問我其他客人的名字，以及他們當時說了黃立松什麼。我說他們什麼也沒說時，他用力敲打著雙人沙發的扶手。「你，撒謊。」他大吼道，「你到商會會長家。你肯定會談論他。」

「我們說的都是女人家的事情。」我說，「孩子、飯菜和麻將。」

「還有什麼？」他的舉止變得愈發狂躁。

「髮型和口紅顏色。」

「其他的？」他舉起拳頭說。然後，他似乎想到敲在柳條沙發扶手上的效果不夠理想，於是猛地站起身，用跺腳來代替。

「小寶寶。就這些。」我進客廳之前對自己說，今天算走運。因為現在是早晨，日本人還沒有喝得醉醺醺的。但眼前這個暴躁的傢伙像一個被大火燒開的水壺，壺口卻被封住了。

樓上的日本兵似乎在挪動傢俱。我想到藏在樟木箱底部，裹在嬰兒毯裡的瑞士鐘錶，害怕會被他們發現。這個留著整齊仁丹胡的矮個男人隨時可能暴跳如雷，他會認為我們把東西藏起來是在耍花招，那他就找到足夠的理由懲罰我們所有人。

「姆。」他又從喉嚨深處發出低吼，用腹部發聲，先氣運丹田，再衝我們吼出來。

「媽。」

「沒事，寶貝。」我輕聲對阿梅說，「沒事。」如果他再吼一次的話，阿梅一定會放聲大哭。我輕輕揉著阿梅的小手，腦子裡拼命想有什麼辦法可以安撫她，或者可以安撫這個高度緊張的日本水兵。這時，他的部下從樓梯上走下來，拿著我們早給他們預備好的誘餌——一些陶瓷人俑、垂著紅色和金色流蘇的長笛和一口青銅鐘。其中一個日本兵拿著我們的手電筒。他轉動手腕，讓黃色的光束在牆壁上來回擺動。然後，他把光照在我們臉上，哈哈大笑。年長些的水手從他手上搶過手電筒。

「你們為什麼需要這個？」他問，「女人夜裡不出門。」

他什麼意思？

「哦。有男人在房子裡。」

這完全說不通。如果他們想找理由證明這裡有男人，為什麼不拿幾件聿明的衣服下來呢？

「證據。」他說，「我拿走。」

他讓我們排成一列沿窗戶站好，他們接著去尋找其他能帶走的「證據」。他們懶得解釋為什麼一罐英國餅乾、一張跳棋棋盤和一袋棋子會是證據。他們翻閱一摞漫畫書，挑選喜歡的拿走。最後，那個瘋狂的頭目舉起手臂，結束了搜查。「走了。」他說。

「他們還有其他所謂的證據要蒐集。」等到他們消失後婆婆輕聲說。

我壓低聲音笑了起來。素莉抿著嘴，用鼻子發出笑聲，連阿桂和阿梅也咯咯地笑了。

「安靜。」母親說，「都不要出聲。我們可不希望他們回來。」

「他們最好快點，趕在白種人把他們從島上轟走之前。」素莉的笑聲越來越大。

我忍不住跟她一起大笑起來，雖然我心裡清楚，西方國家是不會來幫我們的，日本人入侵上海時他們不也照樣袖手旁觀。

英國軍艦上的會議持續了一整天。日本終於同意撤離一部分海軍，之後決定留下42個人。英、美、法三國仔細數過留下的日軍後，也分別派出相同數量計程車兵登上鼓浪嶼。

第二天晚上，日本試圖增派部隊上岸，結果被逮個正著。之後他們撤回了大部分士兵，只留下必要的人手保護領事館。

這不是戰爭。這是一盤棋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