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怪不怪，其怪自敗。

母親總有一堆來自佛教和道教的大道理。「見怪不怪」是一個人禪定時的境界，無論見到佛還是魔，都要不為所動。反正我一直是這麼理解的。不過，現在我的看法改變了。因為如今鼓浪嶼的情形已經非比尋常，不需要禪定也看得見島上的種種怪異之處，能做的只有等待。

幾個星期過去了，鼓浪嶼周圍全部被日寇佔領，看來我們要習慣孤島上的生活。日本軍艦離鼓浪嶼沙灘僅一箭之遙，已經成為海邊一道尋常的景象。食品價格高到從前想都不敢想的地步，大家也只得接受。聿明依然沒有回家，他的來信斷斷續續，間隔的時間不定，誰能想到我會習慣這種日子？可我做到了。而且，像其他人一樣，即便戰爭一觸即發，我也覺得應該像原來一樣把日子過下去。

當然，日本人按兵不動是等著找藉口剝奪鼓浪嶼享有的特權，便可借住在這裡的外國人好好羞辱一番西方勢力。廈門淪陷一週年時黃立松會長遇刺身亡，這樣一起悲劇卻讓日本人找到了等待已久的藉口。

黃會長出事那天早上，我正在臥室為阿州朗讀《三國演義》。阿州不過七個月大，可他坐在加了軟墊的兒童座椅上，儼然一副學生模樣。我在他前面邊踱步邊朗誦，他的目光一直跟隨著我。我的聲音抑揚頓挫，一隻手配合內容做著手勢。我希望阿州可以感受到古典小說的文字韻律。他低下頭，擺弄手裡的小葫蘆，我便等著他抬起頭繼續聽。我最喜歡《三國演義》每章結束部分的對偶句。我讀這兩句話時，阿州也跟著我讀，咿咿呀呀地模仿我的口氣。

突然，他朝一旁看去，我放下手中的書。外面出事了。紗門砰的一聲關上，沉重的腳步聲從廚房一路響到樓上。

「少奶奶，少奶奶！」素莉氣喘吁吁地出現在門口，「你的同學，黃佩璐。」

「她怎麼啦？」

「是她父親。」素莉手捂著嘴，頻頻眨眼，「他被殺了，少奶奶。」

「不可能。誰告訴你的？」

「隔壁家傭人。開槍打死的，他們說。」

「他們怎麼知道的？」我一把抱起阿州，擠開素莉，匆忙跑下樓。我穿過廚房，走出大門，經過一盆盆泡在水裡的衣服和在晾衣繩上迎風飄揚的毛巾、抹布。

街上聚集了一大群人，婆婆、阿桂和阿桂的侄子云雲都在，連街對面的林老先生也從他家的鐵欄杆大門裡走了出來，人群中央是隔壁家的幾個女傭。

「……昨天深夜，」其中一個女傭說，「就在黃府大門外。」

「你怎麼知道的？」我擠進人群，問隔壁家的老廚娘。

「我表哥告訴我的。」她得意地說，「他在黃立松會長家對面的大宅子裡做廚子，東家是鄧鵬輝。」她掃了一眼圍在身邊的人群。「我表哥親耳聽到槍聲的。黃會長被抬進去後，他還看到鵝卵石地上有好大一攤血咧。」她半閉著眼睛，顯然很享受大家的關注，聽到人群發出倒吸冷氣的聲音，她皺了皺眉頭。

「你怎麼知道他死了？」我質疑道，「你表哥看見屍體了？」

「他死了。」她回答道，堅定地抿緊嘴巴，儘管她沒有一點證據。

我恨不得上前搖晃她的身體，這種事情是不能亂講的。鼓浪嶼商會是鼓浪嶼最有權勢的組織，裡面全是有頭有臉的中外商人。我不相信有人敢去殺害商會會長。

「誰會幹出這樣的事？」素莉放聲大哭。

林老先生朝她搖了搖手中的柺杖，「還能有誰？除了那些長著羅圈腿的鬼子和他們的走狗。」

我希望他是對的，把仇恨瞄準一個方向會更容易。

「有可能是小偷。」鄰居家的太太說。

「或者是他的競爭對手派人乾的。」婆婆說。

大家七嘴八舌地說著自己的看法，想捕捉到一絲半毫被忽略的資訊。我用手扇著風，抹了一把額頭上的汗水。黃立松會長的印度保鏢去哪裡了？

這時，幾個人向後退開，為一位身材高大的美國女士騰出一塊地方，是住在拐角處的布拉德利太太。「什麼？」她揮舞著雙手，嘴裡說著我們誰也聽不懂的話。布拉德利太太是鋼琴老師，手指分外修長。

「她想知道出了什麼事。」她家女傭解釋道。

「有人被殺了。」我用英語告訴她。會說一口流利英語的林老先生向她講述了整件事情。布拉德利太太聽到訊息後沒有驚呼，但她原本白皙的臉變得更加沒有血色，她拼命抿著雙唇，幾乎整張嘴都消失不見了。

「非常壞，非常壞。」她用怪腔怪調的中文說道，每說一次「非常壞」就重重點一下頭。「非常壞。」

兩天後的5月13日，布拉德利太太親身經歷了黃立松會長暗殺事件帶來的「非常壞」的後果。當天早晨，布拉德利先生在美孚石油公司上班。我和母親正在吃早餐。我們那時還不知道，黎明時分日本海軍派出200人，登上鼓浪嶼調查黃立松遇刺一案。我們也沒聽見日本水手敲打布拉德利家大門的聲音。要不是我聽到郵遞員的喊聲，衝到門口去取信，我們根本不會注意到外面發生的一切。

「信。韓聿明太太的信。」郵遞員喊道。

我當時太興奮了，沒聽出郵遞員聲音裡的焦慮。他把聿明的信遞給我，一言不發就匆忙離開了。我抬起頭，看見布拉德利太太家的大門敞開著，外面站著兩個日本水兵。一個正靠在牆上抽菸；另一個站得筆直，槍上的刺刀在陽光下閃著寒光。我趕緊縮了回去，悄無聲息地關上大門，插好門閂。

我們一直在為這一天做準備，早晚有一天敵人會強行闖進我們的家。我們沒辦法將他們拒之門外，能做的就是讓孩子和年輕婦女藏起來。我、阿州、阿州的奶媽三人的藏身之處在我房間衣櫃背面的假牆裡，裡面狹小悶熱，大家只能蜷縮身體蹲著。素莉和阿梅藏在婆婆的衣櫃裡。

奶媽哄阿州的時候，我把假牆推開了一道縫，聽外面有沒有日本人的動靜。阿州睡著後，我拿出了聿明的信。我對著航空信封的封口一點點哈氣，直到封口變得柔軟，能夠開啟。我挪開了幾釐米，儘量離祥妹和阿州遠一點，開啟進衣櫃前匆忙抓到的手電筒。閱讀聿明的來信已經變成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有個丈夫，卻沒法跟他說話或撫摸他，他存在於航空信紙和藍色墨水裡，對這個事實我已經開始「見怪不怪」了，想到這裡我不由得心酸。手電筒的光從上到下在信紙上移動著，一遍又一遍。

我蜷縮在衣櫃後面，像只躲在洞裡的老鼠，空氣中充斥著我的體味，我邊看信邊留意外面的動靜。也許應該把聿明的信收起來，晚些時候再看。也許我應該坐在書桌前，沐浴在滿室陽光和空氣之中，這樣的話，我對聿明信中提到的河岸邊聲音甜美的女人就不會那麼介懷了。可我現在蹲在地上，口乾舌燥，又急著想去廁所。天知道為什麼一顆妒忌的種子在我心裡開始生根發芽？我非常確定，範昊甫的事跟我現在的妒意沒有任何關係，不管是他衝我眨眼睛也好，或者他的詩句帶給我的感受也好。也許範昊甫的事對我有些影響，不過……不會的，我認為不會的。一定是躲在狹小衣櫃裡的屈辱感讓我的心態變得扭曲。

聿明說他利用難得的片刻平靜寫信給我，這時，周圍的一切都是美麗的。他在信中描寫了河岸的景色，頭頂上方的垂柳和靜靜流淌的綠色河水。在上一封信裡，他寫到一頭誤跑進戰場的驢子，在他們和日軍交火時受傷。驢子叫了一整夜，壓過了戰場上受傷士兵們的呻吟聲。可在這封信中，他卻描寫了一個年輕女子的甜美歌聲。我用溼漉漉的手帕擦了擦額頭的汗水，想象著年輕女子用她纖細的手指撥動著古箏琴絃。我心想，他怎麼到哪裡都看得到漂亮女人。

我應該放下手裡的信，可我卻繼續往下讀，手電筒的光順著信紙向下移動，我像手持放大鏡的福爾摩斯一樣專注，在字裡行間尋找著蛛絲馬跡。我覺得奇怪，他這樣的人會去描寫杏園，還有他和士兵們忍不住採摘未成熟的青杏。為什麼這次他對經濟和政治事件幾乎閉口不談？他沒有提到蔣介石的演講以及通過蒸餾國產酒製成汽車燃料的小作坊。他信中說的大多是其他事情——順著河水漂流的落花，沿著河岸蔓延的瓜藤。一定是有人讓他心裡充滿詩情畫意。

甚至他信中最後一段話也引起了我的懷疑。我想和你在一起，他說。我心意已決。無論如何，我要設法捲起橫亙在你我間的大地，重返你身邊。這些話正是我想聽到的。然而，我一直襬脫不了一個念頭，會不會是別的女人讓他變得情意綿綿。

阿州開始哭泣，我放下手中的信，從奶媽手裡接過阿州。不要忘記，聿明，我在心中對他說。我的心念強大到足夠穿越我們之間的距離。不要忘了，你家裡有個兒子，你在鼓浪嶼有妻子兒女。

我們在衣櫃裡躲到中午才出來，又等了兩個小時才壯著膽子走到街上。外面看起來很安全，於是我帶著阿桂一起去街角的美國人家，看看他們是否平安。

走近房子時，聽到布拉德利夫人正在彈鋼琴，彈奏的是我們經過她家時常常聽到的樂曲。年輕女傭開啟大門。「我們沒被欺負。」她搶在我們開口前說道。

布拉德利夫人示意我們進來，然後對女傭咕噥了句什麼，其實女傭不需要吩咐就應該拿茶水過來的。

「你還好嗎？」我用英語問。

「是的，是的。」她伸出胳膊，轉動雙手給我看，證明她一切都好。

「家裡也還好嗎？」

她點了點頭，揮手指著房間讓我看。每次我看到她的手指，總覺得又變長了，像車輪上細長的輻條。突然，她皺起了眉頭，指了指一張小茶几，又指著書架頂部和一處地板，說出一長串英文，即便有幾個單詞我勉強聽到了，可也搞不清楚它們的意思。

我搖了搖頭，「我聽不懂。」

「日本人。」她說得非常慢，「他們拿走我的象牙觀音雕像。」她比劃著雕像的大小，指著原來擺放它的書櫃。年輕的女傭端著托盤走進來，上面有玻璃杯和一壺檸檬水，她把托盤放到雕花紅木茶几上。

「他們拿走了觀音雕像和主人的銀煙盒。」一個年紀稍大的女傭倚在門框上說。

布拉德利夫人跳起身，「請你，休息。醫生……」

「還有一個人打碎了太太的明代花瓶。」老女傭眼裡溢滿淚水，「他用靴子又踩又踢，還大笑。」

「好啦，好啦。」布拉德利太太拍了拍女傭的手，「只是一個花瓶。」

「我撣灰塵時一直很小心。太太說過花瓶非常珍貴。要不是該死的日本鬼子用槍托把我打倒在地上，我一定會擋住他的。」

「請，」布拉德利太太說，「請坐。」

「太太覺得我的肋骨斷了。」

「他們想在我家找什麼呢？」布拉德利太太問，至少我覺得她問的是這個。「對於黃先生的死，我們能知道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