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1944年9月請病假離開柏林後，我一直和家人住在柯尼希斯瓦特，努力振作自己，面對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大戰尾聲。赴柯尼希斯瓦特途中，我與塔蒂阿娜及保羅·梅特涅在維也納停留數天，做了徹底的健康檢查，結果埃平格教授診斷，我至少兩個月無法工作。他發現我甲狀腺腫大（所以我才這麼瘦），多少是因為神經緊張的緣故。之後我便開始服用大量的碘。
——蜜絲注
柯尼希斯瓦特1月1日，星期一
下了一場大雪，我們大部分時間都待在戶外，笨拙地乘雪橇和玩孩子氣的丟雪球遊戲。家裡食物很多，但我們都在廚房裡用餐，因為僕人陸續消失——男的入伍，女的進兵工廠。現在由管家莉澤特下廚。我們把所有的晚宴服都收起來，平日玩玩遊戲，享受保羅最好的葡萄酒，因為明天我們又得分開了。
1月2日，星期二
保羅·梅特涅將返回軍團報到，醫生宣佈去年在俄國前線差點害他送命的那個肺部膿瘡已經痊癒。我會再待一天，陪伴塔蒂阿娜，她心情低落。
維也納1月3日，星期三
今天是待在柯尼希斯瓦特的最後一天，輪流和每位家人長談。看來真的必須等到度過「最後高潮」後，我們才能再度團聚。母親希望我留下，但我的病假已結束，非走不可，否則「人力總動員委員會」會找我麻煩。塔蒂阿娜在午夜時分開車送我去馬林巴德。
1月4日，星期四
昨晚在火車上，聽大家談論維也納現在次數愈來愈頻繁的空襲。通常來轟炸的都是從義大利基地飛來的美國機群，時間多半發生在大白天。城內唯一仍在運作的大眾交通工具電車只開到中午。我有點擔心，因為我的行李還是太多，而且還帶了一隻鵝（已拔毛）。幸好一名蘇聯前戰俘志願替我提行李，交換一大把香菸。在步行回家的漫長路程中，他告訴我，斯大林正計劃下令大赦，「或許我們很快都可以回家了」；他又說最近他幾乎沒有任何東西可吃，所以等我們抵達目的地——安託瓦內特·葛納·克羅伊位於摩登納廣場旁的兩房公寓（我將和她住在一起）——之後，便把公寓裡所有能找得到的食物全給了他。安託瓦內特人在南斯拉夫，去看她丈夫。
當地人力總動員委員會的召集令已寄到；他們真的連一秒鐘都不浪費！
去布里斯托爾旅館和弗朗茨·圖爾恩—塔克西斯吃午餐。圖爾恩—塔克西斯家兩兄弟都因身為「貴族」，被軍隊踢出來，在這裡的大學唸書。布里斯托爾旅館從四個月前，我和梅特涅夫婦一起來住過後，到現在一點都沒變。阿爾弗雷德·波託茨基和他83歲卻仍精神矍鑠的母親——女伯爵「貝特卡」，仍然坐在他們的角落裡。蘇軍進駐波蘭後，他們被迫放棄舉世聞名的家族產業「蘭卡特城堡」；蘭卡特一直被視為東歐的凡爾賽宮，多虧戈林（戰前他常去那裡打獵）介入，向來只對德國高階指揮官開放，至今仍完好無損。
1月5日，星期五
去了人力總動員委員會一趟。他們建議我去當護士；其實戰爭剛開始時，塔蒂阿娜和我便有此打算，卻因持有立陶宛護照被拒。現在他們顯然嚴重缺乏護理人員，甚至不在乎我只受過24小時的基礎急救訓練。朋友們告訴我，現在當護士工作極辛苦，難怪他們看到我一副快樂的樣子大吃一驚。
1月6日，星期六
進公寓時，被一堆行李絆了一跤；安託瓦內特和她丈夫，尤爾根·葛納回來了。
她戴著滿頭髮卷衝出來迎接我，忙不迭告訴我，她去布萊德的經過；尤爾根的部隊在那裡和南斯拉夫游擊隊作戰。她顯得十分興奮，因為他們的座車在樹林裡遭到槍擊，結果冷卻器旁被射穿一個大洞，內燃機被毀。她在那兒的生活想必很沉悶：從來不準出門，因為游擊隊喜歡綁架人質。不過她說那兒風景美極了。回家後她顯然很高興。
費德·基堡來看我。他也因為是「王室成員」被海軍踢了出來，現在也在大學裡唸書。
1月7日，星期日
今早上教堂。晚上葛納正經八百地烤了我從柯尼希斯瓦特帶來的那隻鵝。他因為毫無經驗，便一手握住湯匙、一手拿著食譜坐在烤箱前面。結果倒頗令人滿意；我們分了一點給房東——一位德國太太，她先生是上校，在前線作戰。應邀賓客為：弗朗茨·塔克西斯、費德·基堡和西塔·弗雷德（她在德國空軍醫院當護士）。
1月11日，星期四
今天是我生日。
西塔·弗雷德已說服德國空軍醫院的醫生讓我進去工作。今早院長約我去面談；他膚色黝黑，在印度住了18年。這是個好訊息，因為空軍醫院算得上是維也納最好的醫院，不過我可能必須上課，因為院方希望，一般護士能在碰到緊急狀況時，取代全部被調往前線的男性看護。訓練課程包括火傷急救（若被派往機場工作便有需要）。我已領到一套紅十字會的制服、一張新的身份證，和一枚金屬名牌——我的名字在上面刻了兩遍，萬一「陣亡」，可以掰成兩半，一半交給我的「至親」——好奇怪的感覺！
晚上費德·基堡帶了一瓶香檳出現，大夥兒一起慶祝我的28歲生日。
1月13日，星期六
和特勞特曼斯多夫夫婦一起喝下午茶，他們住在羅瑪莉·舍恩貝格祖父的產業舍恩貝格宮內。那棟小巧雅緻的18世紀城市宅邸是由當年最著名的建築師，希爾德布蘭特設計的，外面有大花園圍繞，園裡種滿極美的樹木，可惜位於城中不太好的地段內，附近的街道都有點破舊。宅邸內最具特色的地方，是一間正圓形的小舞廳。
阿爾弗雷德·波託茨基邀請我、加布裡埃爾·凱瑟斯達特和利希滕施泰因家的三兄弟一起去看戲。他們的長兄是執政王子弗朗茨—約瑟夫；都差不多30多歲，仍害羞得可憐。看完戲後，大家到布里斯托爾晚餐。可憐的阿爾弗雷德絞盡腦汁想引誘他們開口講話。加布裡埃爾就住在對街的帝國旅館裡，未老先耄的阿爾弗雷德無論如何不肯讓我獨自走路回家，利希滕施泰因三兄弟又沒一位自願送我，他便不知從哪裡喚出一位老太太，說是每次他母親想出去散步時都找她做伴。
1月16日，星期二
蘇軍已進佔東普魯士。
1月18日，星期四
我和一大群護士一起到空軍管區指揮部集合，他們提議派我去薩爾茨卡默古特的巴德伊舍溫泉小鎮工作，令我兩難：因我不想馬上離開維也納，但如果留下來，又可能永遠都走不掉，因為蘇軍正穩定前進。最後我終於打定主意，告訴他們我寧願留在維也納工作。今晚我把這個決定告訴安託瓦內特·葛納和費德·基堡，他們都嚇壞了。
蘇軍已佔領華沙。
1月21日，星期日
匈牙利已和盟軍簽訂停戰協議。
雖然國內被德軍佔領，匈牙利攝政王霍爾蒂海軍上將卻一直沒有放棄停戰的希望。1944年10月15日，他終止與德國的聯盟，並命令阻擋蘇軍前進的匈牙利軍隊停止作戰，結果他與家人立刻被送進德國集中營。德方指派法西斯黨領袖薩洛奇作為傀儡接替他的職位。蘇聯很快也設立了一個匈牙利政府，並於1944年12月31日對德宣戰；那時布達佩斯已被包圍。1945年1月，布達佩斯被攻破，圍城期間，約兩萬市民死亡，該城損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口。勝利的蘇軍進城後大肆姦淫擄掠，再將成千上萬的市民驅逐到蘇聯境內。
1月28日，星期日
去俄國教堂和聖史蒂芬大教堂。才剛回到公寓內，空襲警報就響了。費德·基堡在不遠處他舅舅霍亨索倫家中發現一間很堅固的地窖。其實我並不喜歡一個人去——因為我根深蒂固的恐懼感，就怕沒人知道我被活埋了！但今天實在沒辦法。等我走出地窖時，發現附近災情嚴重。安託瓦內特仍不見蹤影，我開始替她擔心，怕她出事了。
我把蠟燭插在酒瓶裡，坐下來寫信；我們這一區已經停電好幾天，再加上停水。稍晚到帝國旅館，在加布裡埃爾·凱瑟斯達特的套房裡洗了一個舒服的澡。等安託瓦內特再度出現後，我和她踉蹌走到街上的水龍頭旁接水，各提兩桶水回家。本來我們以為可以用水桶裝滿雪當水用，可是雪融化後卻是黑色的，裡面還浮滿了馬鈴薯皮。
1月29日，星期一
開始在空軍醫院上班。醫院舊名為「商人醫院」，一切都好，就是太偏遠；位於城市邊緣第19區，坐落在山丘上「土耳其戰役紀念公園」的後方。光是坐電車去就得花上一個小時，而且現在大眾交通工具行駛速度又慢得教人心慌，因為街道上不是炸彈坑，便是積雪，所以每天早晨6點就得起床。
我和另外兩位助理一起在藥局內工作，上司是蒂姆醫生，每天要看差不多150位病人，包括做各種檢查、照x光等。我負責抄錄他的口頭診斷。他來自柯尼斯堡，挺會講俏皮話——或許該說是冷嘲熱諷的話。晚上一直工作到七八點，中間有半小時的午餐時間，得喝一種極難喝的湯。
替我謀得這份差事的西塔·弗雷德在手術室裡工作；她幾乎從大戰爆發後就一直在當護士，跟我們比起來，資格很老，而且戰前還在西班牙內戰期間做過兩年護士。和她一起工作令我感到心安，她卻因為我沒被調去她的部門感到非常氣憤，堅持說這是院方故意刁難，「因為他們不喜歡讓我們這些貴族在一起工作！」不過她每天早晨都會下樓來看我，帶三明治給我吃；因為她可以取得特別為傷患準備的食物補給，同時還走私一點牛奶給我喝，大約每天一小瓶；所以雖然工作辛苦，令我感覺非常疲累，不過仍希望能保持健康。諷刺的是，我因為健康理由離開柏林的外交部，結果卻來這裡上班，工作量反而沉重許多。其實這樣也好，我就沒時間胡思亂想了……
西塔開始把我介紹給同事和病人。重病患者都住在樓下所謂「地窖單位」內，雖然病房不全建在地下，不過空襲時仍比較安全，因為那些人都不能被移動。醫院裡最優秀的三位護士都在這個特別病房內工作，其中有個女孩個性開朗，名叫艾格尼絲，是威斯特伐利亞人，我跟她已經挺熟了；另外一個女孩有點醜，名叫露琪，未婚夫是空軍中尉，很年輕；這可憐的傢伙兩週前被送進來，打了這麼多年的仗毫髮未損，最近卻在一次飛行訓練中同時失去兩條腿。他名叫漢尼，臉頗迷人，大約30歲，頭髮卻白了。他和露琪雖然相愛，卻不能表現出來，因為院方禁止護士與病人交往。
1月30日，星期二
由於我尚未正式做護理工作，護士長（她人非常好）特准我不戴護士帽到處走動，別的護士卻已經開始抗議，說我擺出「好萊塢作風」。如今在德國若想符合標準，必須整天灰頭土臉才行！我才不管咧，只要醫生和護士長不講話，我就是不戴帽子！我好不容易才慢慢習慣不塗口紅。西塔·弗雷德一看見我塗口紅就大為緊張，不斷哀求我擦掉。
今天護士長命令我去讓負責替職員看病的醫官蒂利克醫生檢查身體。西塔慎重警告我，絕不可掉以輕心。因為據說他是醫院裡的加里·庫珀；她連得扁桃腺炎的時候都不讓他碰一下。她甚至還去找護士長鬧了一場，等到我去照x光時，她就站在旁邊，雙手叉腰，隨時準備和那個魔鬼交鋒。不過最後她還是得讓我們單獨相處，離開時，一臉的不情願。蒂利克醫生跟我聊了很久——我穿著「簡略」的服裝——談論兩年前我從馬上摔下來，接著脊椎受傷的經過；整個過程中規中矩，不過他的確很有魅力。我猜他是埃平格教授的明星學生，當初就是靠埃平格開的證明，我才能離開柏林。
2月6日，星期二
尤爾根·葛納堅持要安託瓦內特現在就離開維也納，免得以後走不成。她住在威斯特伐利亞的家人也開始緊張，於是昨天她便啟程前往巴伐利亞，去和一位老同學住。我一定會很想念她。昨天約根派他的勤務兵來幫忙，也替我打包好行李，因我不想單獨跟歐伯斯特太太住。我打算搬回布里斯托爾旅館（以前每次來維也納都住在那裡），跟他們長期租最小的房間（我的存款仍然很少）。或許這個辦法可行，因為現在我在「戰時必要單位」工作。
我的糧票快用完了，得向漢諾威的克里斯欽借一些。他眼下住在帝國旅館，因為身為王族王子（而且還跟英國王室有親戚關係）被陸軍踢出來，後來進大學唸書。
早上休假，和布里斯托爾的經理費希爾先生談住房問題，似乎頗樂觀。
2月7日，星期三
今早又發生嚴重空襲。我躲在重患病房的地窖裡，其實情況好不到哪裡去，因為我們可以聽見每一枚炸彈落下來的呼嘯聲，感覺到每一次的爆炸。碰到這種情況，我總是陪在傷勢最嚴重的人身旁，看見他們那麼地無助，自然會變得勇敢些。我替安託瓦內特·葛納高興，因為這次空襲炸斷了主要的鐵路線。
2月8日，星期四
又一次嚴重空襲。
塔蒂阿娜從布拉格打電話給我，她此行仍是去接受治療。聽到她的聲音真好。
費希爾先生通知我，這個週末便可搬進布里斯托爾。
2月10日，星期六
空襲愈演愈烈。今天是近來第三次遭到轟炸。院長髮布命令，指示所有能夠走動的病患，以及較年輕的護士，遇到空襲時不可再待在醫院內，必須走五分鐘左右到貫穿土耳其公園的鐵路隧道內躲避。但附近的人似乎都認為這個隧道最安全，每天都有超過八萬人擠進去。人潮從早上9點就開始排隊，等到警報聲響時，入口處已擠得水洩不通，萬頭攢動，全往裡面擠。沒有人能每天忍受這種情況，更糟的是，我們必須留在醫院內，等到最後一分鐘才逃出去，所以總是最後一批抵達隧道入口，所以到目前為止，我們才進去躲過兩次。我必須承認自己的膽子（經過在柏林躲警報多年之後）還是很小，現在來維也納，一聽到投炸彈的聲音就開始發抖。
2月11日，星期日
利用假日搬進布里斯托爾，他們給我一個極小卻一塵不染的房間。不過費希爾經理表示我可能住不久，因為旅館裡擠滿了黨衛軍的人。我很不以為然；我也是勤奮工作、對社會有所貢獻的勞工，為什麼就不能擁有一個像樣的房間？！
和弗朗茨·塔克西斯和海因茨·廷蒂一起吃午餐。弗朗茨的公寓被炸得很嚴重，已收拾剩下的財物，搬進隔壁的格蘭德旅館。我們在格蘭德旅館內發現兩輛單車，先沿著旅館內的走道騎了一陣子，接著騎回我的公寓；再把我的行李放在腳踏車上，推回布里斯托爾。經理告訴我們，上一次保羅·梅特涅來住的時候，留下兩瓶拿破崙白蘭地。既然酒可能會在空襲中不保，他便頗不情願地交了出來，我們把酒也放在腳踏車上推進房裡，開了一瓶。
2月12日，星期一
空襲。
2月13日，星期二
空襲。
2月14日，星期三
空襲。
維也納唯一照常工作的團體是愛樂交響樂團，從醫院下班後，我幾乎每天都去聽他們的演奏會。
盟軍在雅爾塔舉行的會議已結束。我的小收音機只能收聽到德國的廣播電臺，報道當然有限。
謠傳德累斯頓一連遭到兩次猛烈轟炸，整座城已被夷為平地。
俄軍已進入布達佩斯。
同盟國於2月4—11日在雅爾塔會面，舉行戰時最後一次高峰會議。丘吉爾、羅斯福與斯大林同意加強攻勢，並劃定戰後的歐洲國界。
會議開始的前夕，盟軍決定恢復對敵方重要大城進行轟炸，向斯大林炫耀強大的戰力，同時打擊德國民心士氣，期望形成大批難民潮，阻斷德軍部隊排程及補給線。當時位於德累斯頓的少數軍事目標及主要火藥庫都在轟炸範圍之外，因此城內幾乎沒有戰鬥機或高射炮的防禦部隊；該城主要以巴洛克時代的建築聞名。結果英國皇家空軍及美國第八航空軍自2月13日開始，持續猛烈轟炸該城到4月，等於將這個歷史古城徹底炸燬。死於火風暴的市民及難民達9萬至15萬人（有人估計高達20萬人）。今天的史家認為，對德累斯頓刻意的摧毀，乃是西方盟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最不公正的暴行之一。就連制定「無選擇性地區轟炸政策」的始作俑者之一的丘吉爾，亦在獲得勝利之後感到良心不安，從未公開褒揚過哈里斯空軍元帥及其轟炸隊指揮部。
2月15日，星期四
好像開始生病了。昨天因為空襲，工作被打斷三個小時，後來一直加班到晚上9點，覺得極難受，趁著醫生替一位病人檢查時，量了自己的溫度：39.4c。蒂姆醫生一邊搓手一邊輕快地說我只是累了，明天體溫就會恢復正常，又可以回來上班。
收拾東西準備回家時，兩名在昨天早晨被射下來的美國飛行員，分別被兩名德國士兵一左一右扶了進來，傷勢似乎都很嚴重，舉足維艱。其中一個人臉部灼傷，黃髮根根直豎。到目前為止，醫院裡已收容了大約30位美國飛行員，院方待他們很好，但只在碰到嚴重空襲時，才把他們抬到地下掩體裡。我想跟他們聊聊，但院方禁止。有一位護士曾經在英國做過家庭教師，送了一束花給其中一位飛行員，結果當場被開除。不過有一次空襲期間，西塔·弗雷德帶我去他們住的特別病房。有幾位看起來人很好，但大部分傷勢嚴重，幾乎全身都包了繃帶，幾乎每個人都受到嚴重灼傷。
來我們部門的病人一般狀況都很糟，大部分都超過50歲或不滿20歲。通常都剛剛接獲召集令。蒂姆醫生必須決定他們是真的病了，還是裝病。因為蒂姆醫生有一種惡意的幽默感，所以他與病人的對話有時頗不堪，有時又令人捧腹。
回家的路程又極漫長。
2月17日，星期六
過去十天每天都有空襲，今天居然沒有。下午醒來後發覺高燒已退，吃了很多片阿司匹林，然後蹣跚走去美容院，心裡祈禱別在路上撞見任何醫生。朋友們來看我。旅館亦送餐到我房間，還算幸運。
2月18日，星期日
空襲。
早上待在醫院地下室內，後來去看我們的加里·庫珀，蒂利克醫生。他診斷我得了扁桃體炎，叫我立刻回家，星期三再來上班。我已經完全失聲了。
來醫院上班後這麼快就病倒，令西塔很生氣：「你這麼嬌弱，他們會怎麼看我們這些貴族？」我倒從來沒想到這一點。
2月20日，星期二
空襲。
2月21日，星期三
今天空襲特別嚴重，警報開始響時，我仍在旅館。大家到地下室集合，儘量往下走；碰見文奇·溫迪施—格雷茨、瑪莎·普羅奈、波託茨基母子、薩佩哈夫婦、艾蒂·貝希托爾德和她母親等人。外面的噪音震耳欲聾，爆炸聲和玻璃粉碎的聲音彷彿沒完沒了。
警報解除後，我和維克多·施塔勒姆貝格一起走到環市道路上，因為聽說列支敦斯登王宮被炸了。快抵達時，已瞧見王宮的屋頂不見了，不過建築的其他部分似乎損壞並不嚴重。一架被擊落的美國飛機殘骸散落在王宮前的人行道上，仍在熊熊燃燒，不時發出小爆炸聲，顯然是機上的彈藥。機上的組員幾乎全死了，只有一個人設法彈出飛機，卻被卡在一座屋頂的尖塔裡，雙腿都被切斷。路人告訴我，空襲期間從頭到尾都可以聽見他淒厲的尖叫聲，卻沒有人敢離開掩蔽壕；等他們把他救下來時，他已經死了。
我們繼續往下走。一枚定時炸彈落在宮廷劇院附近，尚未爆炸，整個區域都被封鎖起來，但我們仍然照常經過，並沒有多想。整座城硝煙瀰漫，隔著環市道路，我們旅館對面的卡爾廣場上多了一個巨大的炸彈窟窿。
2月22日，星期四
聲音仍極沙啞。自從上次空襲後，公共交通系統已癱瘓，我必須走路去上班，得花兩小時。
2月23日，星期五
晚上留在醫院過夜。西塔·弗雷德值班，讓我用她擺在她老闆書房裡的行軍床。
2月24日，星期六
又在西塔·弗雷德的行軍床上睡了一夜。在醫院裡過夜比每天來回走數里方便多了。
蒂利克醫生叫我去當他的助理，因為我在藥局代班的那位護士即將回來上班。我不喜歡這個主意，雖然他人很好，又有魅力，但他兼任我們的政治醫官，負責整飭職工士氣。每個星期一，無論工作有多忙，我們都必須去小教堂聽政治訓話。我報到的那一天，他發表一場簡短的演說，討論「戰爭進入第五年身為護士的責任」；基本要義：別太富同情心，因為多數病患都在裝病；醫生必須嚴格，因為前線需要所有能夠動員的人；不過，若觀察到有病患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我們也應該出面干預。他同時透露一位護士曾經替一位負傷士兵——是她已陣亡兒子的朋友——打了一針，令他暫時殘廢的藥，他因此不必再被調回前線，結果，「她被判處十年徒刑！」我們無能為力，他補充說。我們沒有選擇，就算剩下最後一個人，也必須作戰到底！……那番話聽起來好冷酷，從此我沒有再去參加集會，每次都用川流不息的病人當藉口。我一直以為遲早會惹麻煩，但蒂利克醫生到現在都沒說一句話。
護士長則表示，可能派我去幫神經科主治大夫奧爾施佩格公爵工作；他有點古怪，不過也很有趣，是本地的名人之一。看來我的命運仍未定。
今天正準備回家，警報又開始響起。和朋友們一起晚餐，飯後梅利·克芬許勒帶我去參加一個派對。他們請了一位查理·庫恩茲風格的爵士鋼琴樂手錶演，非常棒。熬到很晚，一邊啃培根肉，一邊聽他演奏。
2月25日，星期日
去史蒂芬大教堂望彌撒。街上擠滿人潮。現在每天有成千上萬的維也納人從郊區湧進城中心，因為據說古老的地下墓窖是最安全的掩體；大家都不信任普通地下室，太容易坍方，而且已有幾百個人遭到活埋。大部分進城的人都來自勞工區，得徒步走幾個小時。
和波託茨基母子一起吃午餐；這頓飯經過精心準備，因為主客是嫁給住在德國佔領波蘭境內羅茲一位德國百萬富翁的赫茲太太；他們希望能從她那裡打聽到舊家的訊息。食物美味極了，甚至還有鵝肝醬。
我現在吃的東西不是醫院裡淡得像水的湯，便是偶爾在旅館裡享受的大餐。如果我的糧票能維持久一點該有多好！每個月過完前十天就全用完了。艾格尼絲護士偶爾會餵我吃蛋酒，那是專門為重傷患調的；幸好他們對蛋酒的興趣都沒有我大，所以總會剩下一些。
過去四年都在霍夫堡王宮醫院內擔任手術護士的西西·維爾切克來看我。我們先去找朋友喝咖啡，然後出去散長步。星期三被擊落的那架美國飛機，殘骸仍散落在列支敦斯登王宮前面，不過大部分零件已被撿拾紀念物的人拎走了。結果利希滕施泰因突然從門口冒出來，交給我一臺淡紫色的大手風琴，他說他也打算離開維也納，「不再回來！」
不知為什麼，我現在成了所有想躲蘇聯軍隊、離開維也納的人的財務託管人。反諷的是，其實真的應該躲蘇聯軍隊的人是我！等輪到我逃跑的那一天（是否逃得了還很難說），這些東西還不是得全部扔掉。
後來我們巧遇另外一位來自匈牙利的難民格察·安德拉西。他說他姐姐伊洛娜也是紅十字會的護士；她拒絕離開布達佩斯。接著大家一起去赫林路上的維爾切克王宮坐了一會兒。之後我回家上床睡覺；現在每天都感覺非常疲倦，晚上幾乎都不出門。
2月26日，星期一
塔克西斯兄弟住在波希米亞家族產業內的家人寄給他們一隻鵝，今天大家在梅利·克芬許勒家烤了它。雖然我們總共有五個人，不過大家都吃得很開心，因為平常我們都營養不良。
「普卡」·菲爾斯滕貝格的父親死了，他是奧地利老派的外交官，很迷人。我發現曾經統治過奧地利帝國的上一代貴族，和現在這一代在遭到瓜分後、毫無前景可言的小國環境下長大的貴族之間，有天壤之別。後者基本上鄉氣很重，就算腰纏萬貫，也幾乎不會講任何外國語言，而且都沒有住在國外的經驗。雖然他們也挺可愛，但一般來說都是輕量級人物，很少具有這一代優秀德國人才貨真價實的學養；在柏林我就認識很多那樣的德國人。1938年的德奧合併，及其各種後果（如種種強制性服軍役、勞役等）以及馬上接著爆發的大戰，當然可能是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之一。
2月27日，星期二
今天比較早下班，抽空去看住院牙醫。
晚上西西·維爾切克帶格察·安德拉西來找我，三人在我房間裡用我的小電熱器燒晚餐，甚至煮了香醇的咖啡——這得感謝漢諾威的克里斯欽送我一臺咖啡機。
2月28日，星期三
塔蒂阿娜來電話。她現在仍在布拉格，不過馬上就會去漢堡附近的弗利德利斯魯與奧托·俾斯麥夫婦相聚，因為保羅·梅特涅最近被調去城堡附近的呂訥堡。去年秋天被判無罪的戈特弗裡德，最近終於從一直監禁他的集中營裡放出來，據說也會去那裡。我一直不敢相信他真的自由了，因為「七月密謀」他涉案這麼深。塔蒂阿娜即將遠行令我擔憂，現在火車也經常遭到轟炸。
3月2日，星期五
兩天前，我們必須在空襲期間替漢尼（被切斷雙腿的那位飛行員）換紗布。當時他的未婚妻露琪不在；因為停電，我必須提著兩盞油燈替換紗布的醫生及護士照明。每次清洗傷口，漢尼必須忍受的痛苦簡直令人無法想象，因為他的兩根斷肢等於是被絞斷的，骨頭碎得到處都是，不斷從肉裡刺出來，得用鑷子一片一片挑。西塔說如果我可以看著他的傷口而不感到噁心想吐，那我就什麼都不怕了。起先我還以為自己沒辦法，奇怪的是，我竟然能夠忍受，尤其是在必須幫忙的時候，全神貫注，專心工作，和病患突然疏離，因此所有的感覺都被忽略了。感謝上帝！
3月3日，星期六
今天沒有空襲，總算可以準時回家。
醫院裡變得很冷，因為煤炭燒完了。現在就連醫院都無法享受配給煤炭的優先權。
3月4日，星期日
今天和漢西·奧普斯多夫走出史蒂芬大教堂時，警報聲響起。現在漢西經常陪我，他因為聲帶遭到槍擊，正在城內接受治療，只能小聲講話。
稍後，我去看梅利·克芬許勒。她在軍需品工廠工作，即使蘇軍進城，也不可能獲准離開。不過她已從鄉間的家族產業那兒偷偷弄來兩匹馬和一輛馬車，萬一我們必須在最後一秒鐘逃難，可以用得著。
今天接到母親1月2日從柯尼希斯瓦特寄來的一個包裹，被郵局耽擱了兩個月，打破了以前的紀錄。
3月6日，星期二
富格爾家族的老祖母死了。她的兒子「波弟」是德國空軍的將軍，前幾天來維也納。西西·維爾切克一直催我去拜託他，把我調到西邊一點的空軍醫院。他的確有點影響力，因為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明星飛行員，獲頒德意志帝國最高榮譽勳章。西西自己將隨所有職工遷往薩爾斯堡附近的格蒙登。不過她也不想立刻離開維也納，正在設法拖延。漢諾威家族在格蒙登有一座城堡，現在改成醫院。克里斯欽建議如果西西和我真的去那裡，可以去他父母家（由馬廄改建）住；並且答應為我們安排一切。聽他這麼說令人心安，如果我們真的必須逃難，肯定會非常倉促。
3月7日，星期三
西西·維爾切克帶我去見波弟·富格爾。他滿頭白髮，臉孔卻仍然很年輕；非常帥，極有魅力。他答應會去找本地的空軍醫官指揮談我的事；此人對我們來說好比上帝，卻正好是他朋友。其實我去求情主要是想讓朋友們放心，他們都覺得維也納守不了十天，我竟然還待在這裡，實在恐怖。的確，蘇軍前進速度穩定，就算不馬上進城，也絕非德軍能夠抵抗，據說德軍防守力早已疲軟。
今晚弗拉希·米托洛斯基邀請我、加布裡埃爾·凱瑟斯達特和弗朗茨·塔克西斯到薩赫旅館的私人宴會廳內吃晚餐。整個氣氛仍具有濃厚的「古風」：戴白手套的侍應生、吃由主人親手射殺的野雞、喝擺在冰桶裡的香檳……等等。雖然敵軍離他家門檻不到幾千米，他卻繼續過富豪地主的生活。
3月8日，星期四
空襲。因此必須加晚班。
聽收音機報道，盟軍已渡過萊茵河，現在科隆及波恩附近作戰。雖然到處都受到他們的包圍，但德軍在西線的抵抗似乎仍相當頑強。這點令我想不通。如果必須在兩者中作選擇，難道他們不想優先抵擋蘇軍嗎？
3月10日，星期六
一位我從來沒見過的穆爾巴克先生替我帶來安託瓦內特·葛納和費德·基堡（他也在上個月離開維也納）寫的信。他們倆都在慕尼黑，都懇求我立刻離開維也納。我在旅館前廳跟穆爾巴克先生見面，他本來應負責安排我離城的事，但這並不容易，因為一個星期前當局已下令禁止所有人做私人旅行。結果他遞給我一份由慕尼黑軍備單位核發的空白旅行證，我只需填上名字及地址便可。但光持有這張旅行證還是沒用，除非情況變得一團混亂，否則我不可能離開醫院；可是若等到情況大亂，火車一定停駛，那又可能來不及了。即便如此，安託瓦內特為我費的這番心思仍令我十分感動。
半夜，瑪麗安·圖恩替母親從卡爾斯巴德打軍用電話給我；她說母親急壞了，我向她報告最新的情況。
回旅館後，發現母親發來一封電報。伊連娜從羅馬、喬吉從巴黎分別捎來好訊息。太神奇了，到現在私人的資訊似乎仍能通過前線，或許是經過瑞士吧。母親要我打電話給她，可其實我每晚都試著撥電話去柯尼希斯瓦特，從來沒接通過。
3月12日，星期一
今天是維也納的黑暗日！
在醫院工作時西塔·弗雷德衝進我辦公室，通知我大群敵機正朝我們飛來。當時我手邊工作實在太多，不能立刻跟她一起去隧道躲藏。她卻喜歡趁著還不太擠的時候，早早趕過去。等我準備好時，她已失去耐心，說我們乾脆留下來算了，讓我覺得有罪惡感，彷彿都是我的錯似的。其實留下來的人很多，地下室掩體內擠滿傷患和護士。我跟傷患坐在一起；其中一位病人是鮑爾上尉，他是著名的明星飛行員，獲頒橡葉十字勳章。他肩膀受重傷，不過仍能起來走動。我們聊了一會兒，但很快燈就熄了，外面的噪音打斷所有的談話。我往地窖裡瞄，瞥見艾格尼絲護士蹲在一張桌子上啜泣，一位年輕的外科醫生正在拍她的背。她平常總是和善又開心，可是每次碰到空襲都會崩潰。我走過去，坐在桌上陪她，和她緊緊抱在一起。外面的哨音及吼聲不斷，我從來沒有在維也納碰過這麼可怕的情況。院方派了一位守望員待在屋頂上，他奉命無論如何不準離開屋頂，後來傳下來一個口信，說隧道遭炸彈直接命中。我們立刻想到躲在裡面的許多病患和護士。果不其然，大約十分鐘之後，待轟炸噪音安靜了一點，扛著擔架的人潮便不斷湧進，受傷的全是一個鐘頭以前高高興興走去隧道的人，看了教人心碎！有些人一直尖叫，其中一個人被擊中胃部，抱住我的腳苦苦哀求道：「麻醉藥，護士，給我麻醉藥！……」然後一直不停呻吟。醫生當場就在地窖裡替好幾個人動手術。院長卻在一旁不斷咒罵不聽從他命令留在醫院裡的人。他發現幾乎所有職員此刻都集中在這裡，變得怒不可遏：「如果現在我們被炸彈炸中，我豈不是要損失所有的職員？！」據說當一部分病患走到隧道外面想透口氣時，一枚炸彈正好掉在隧道出口前方；還有些人說，當時誤傳空襲警報已解除……總而言之，有14個人當場被炸死。大批倖存的受害者被抬進我們地窖的那一幕，我永遠都不會忘記。
稍後，我們爬上屋頂，往城裡眺望。奧爾施佩格教授說，他看見歌劇院在燃燒，可是當時煙塵瀰漫，實在看不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晚上，維利·塔克西斯出現。他聽說隧道被炸，很替我擔心。他一直等我把工作做完，陪我走回城內；一路上滿目瘡痍。他說城市中心災情嚴重——歌劇院、賽馬俱樂部，甚至連我們住的布里斯托爾旅館，都被炸了。我問他我的房間還在不在；他說不知道。等我們走到城市中心時，已經入夜，但很多建築仍在冒著熊熊火光，你甚至可以在旁邊看報紙。而且到處瀰漫濃濃的煤氣味，就和柏林最慘的日子一樣。
我們先去在赫林街上的維爾切克家慰問他們。西西得了扁桃腺炎，又發高燒，躺在床上。每個人都有點歇斯底里，彷彿喝醉了似的。據說被炸得最慘的是賽馬俱樂部，地窖裡死了270個人；到現在建築物本身仍在燃燒，無人能接近。喬絲·羅森菲爾德告訴我，在最緊張的時刻，她緊緊抓住波弟·富格爾，因為她覺得空襲期間，能躲在一位獲頒勳章的空軍將領旁才最安全！
波弟還留在城內，等待安葬母親，可惜此事一直懸宕未決，因為棺材嚴重缺貨。剛開始人們還湊合著用補窗欞的卡紙嵌板做棺材，後來連卡紙嵌板都找不到了。幾天前，梅利·克芬許勒才對我說，她不准我現在死：「你絕對不可以這樣對待我們！」暗示替我辦喪事會太麻煩！不僅棺材缺貨，而且連掘墳都得親戚朋友親自動手，因為挖墓工人都當兵去了。結果很多地方都堆了一大堆等待下葬的棺材。幸好現在還是冬天，那景象僅僅怪異而已；天知道等春天來臨，雪融之後會變成什麼樣子！前幾天有人替一位死去的上校舉行隆重的葬禮，甚至請來軍樂隊，結果棺材被降下墓穴的當兒木蓋突然滑落，竟露出一位灰髮老婦的臉孔——葬禮繼續舉行！
從維爾切克家出來後，我們繼續檢視災況。歌劇院仍在燃燒；布里斯托爾沒有一扇窗子完好如初，從街上一眼就可以看見裡面的餐廳。外面萬頭攢動，每個人都衣衫不整，滿身硝煙味兒。
我和波弟·富格爾及他女兒諾拉、他妹妹西爾維亞·明斯特一起吃晚餐。波弟的前妻在戰爭爆發以前嫁給前奧地利首相許士尼格，現在兩個人都被關在集中營裡。
1934年7月，馮·許士尼格博士（1897—1977）繼被刺身亡的陶爾斐斯成為奧地利首相。因為堅持反對希特勒於1938年3月執行之德奧兼併，與其妻一同遭到逮捕，大戰期間一直被關在集中營內。1945年，美軍釋放了他，餘生在美國教書。
布里斯托爾的管理階層實在厲害：旅館內停電，只得在每張餐桌上點蠟燭，此外，一切如常。飯後我們走路去隔壁彼得·哈比希開的店，觀看仍在燃燒中的歌劇院。彼得眼眶裡噙著淚水；對維也納人來說，鍾愛的歌劇院遭到摧毀，無異為個人的悲劇。
維也納歌劇院於1869年在弗朗茨—約瑟夫皇帝御前，以莫札特的歌劇《唐璜》揭幕啟用。巧的是，該院被炸燬前演出的最後一齣歌劇，竟是華格納的《諸神的黃昏》。歌劇院被炸燬，連帶焚燬總計120出歌劇的場景，及大約16萬套的戲服。戰後奧地利人生活雖十分艱苦，然而歌劇院的重建卻一直被全國上下視為當急要務。歌劇院終於在1955年11月重新啟用，不啻象徵了「文明奧地利」的重生。
3月14日，星期三
今天又得步行去醫院上班；現在往返得花四個鐘頭！我非想辦法搭便車不可，不過現在馬路上到處堆滿破磚瓦礫，沒有車輛能夠通行，每個人都是步行。
3月15日，星期四
醫院放我兩天假，然後我將換工作，轉到「部隊顧問服務及福利」單位。我還不太清楚工作內容到底是什麼，可能包括與本地空軍管區通訊討論院內傷患升級及授獎事宜，同時替他們的私人問題提供顧問服務。這份工作必須和三教九流的人接觸，院長似乎認為我擅長此道。不幸我還得處理所有與死亡有關的事情，自從隧道掩蔽壕被炸的悲劇發生後，我們和許多死者的親屬會談過。今天有一位死者的未婚妻來見我，所有血淋淋的細節她都想知道。
3月16日，星期五
今天早上又有空襲。我穿越歌劇院廣場走到薩赫旅館，因為聽說他們的地窖比布里斯托爾的安全。塔克西斯兄弟和海因茨·廷蒂也和我一塊兒去，結果在裡面待了四個小時，幸好一切平安，不過每個人似乎都比以前更緊張。警報解除後，儘管聽別人說火車已停駛，喬絲·羅森菲爾德仍直接去車站（她們家在林茲附近有產業）。她變得歇斯底里，連在維也納多待一晚都不願意。她留了些蛋給我。
3月17日，星期六
今天，西塔·弗雷德和我又在薩赫旅館的地窖內待了幾個鐘頭。那個地窖看起來的確很牢固，不過炸彈到底會從哪個角度炸過來，誰也無法預料。
猛烈轟炸開始後，家人不斷捎來家書，語氣都急瘋了，我卻無法回信，因為維也納對外郵件服務已中斷。
3月18日，星期日
和漢西·奧普斯多夫一起上教堂，然後去探望仍臥病在床的西西·維爾切克。歌劇院被炸燬的那天，她叔叔卡里寫了一封信給我，日期註明為「維也納有史以來最悲慘的一日」。可憐，他傷心透了；西西的父親也一樣。弗朗茨·塔克西斯告訴我，維也納對他們那一代的重要性就像臥室對我們：每個角落都「屬於」他們，每一塊石頭他們都一清二楚……
和加布裡埃爾·凱瑟斯達特及另一位波蘭難民，塞巴斯蒂安·盧博米爾斯基王子在布里斯托爾吃午餐。波託茨基母子一直拖延離城的日子，終於在三天前離開。看不見他們感覺好怪；我們這群人已經變得如同一家人，每個人離開都會留下一片空虛感。餐後到對街加布裡埃爾的旅館內喝咖啡。她剛買了幾頂新帽子——這是現在唯一不需用配給券購買的衣飾類。由於她持有利希滕施泰因家族的護照（她是執政王子的表妹），現在隨時都可以乘汽車離城。
3月19日，星期一
又過了彷彿噩夢的一天。
這次敵機在醫院內進行地毯式轟炸；當時我們躲在上次悲劇發生的隧道內。自從上次事件發生後，院方從醫院接了一條直通電話線到隧道內，傳達在屋頂上守望人瞭望的結果。今天有三枚炸彈擊中隧道；西塔·弗雷德大叫道：「蹲下！」——因為我比大部分的人都高，她怕我首當其衝，承受空氣壓縮力。起先病患驚惶失措，彷彿牛群般尖叫亂竄，過了一會兒，才慢慢平靜下來。雖然每次爆炸都會震倒一批人，不過並沒有人受傷，隧道也沒有坍塌。另外七枚炸彈落在醫院內，一枚炸中手術室，貫穿三層樓後才停下來，然後就在地下室掩蔽壕正上方爆炸，所有的窗子都被震碎了。
一架美國飛機墜落在附近的土耳其公園內，院方派了幾名職員去把機上組員抬回來；他們只找到四個人，另一個人不見了。
我們奉命清除善後，在成堆破碎玻璃和瓦礫之間蹣跚躑躅。我將接替其職位的那個女孩歇斯底里發作：她在路上遇到空襲，不得不躲進一間小屋內。我先讓她回家，然後繼續撿拾炸爛的傢俱和窗欞。
快到六點時，我決定回家。走到一半，有人從樓上朝街心扔下來一扇破窗框，把我的手劃破了一個大口子。結果一輛軍用汽車停下來，把我送到維爾切克家；我本來想找西西，但她出去了，結果她父親用一條毛巾包住我的手，讓我撐回布里斯托爾旅館，由薩佩哈夫婦接手照顧我。他們說我的傷口觸目驚心。
現在日子變得很難捱，因為城裡已停水幾個星期。旅館如何繼續供應三餐，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現在也沒人敢喝茶或咖啡。夜晚也沒燈，西西送給我的聖誕蠟燭也都快用光了。晚上，我經常摸黑坐在房間裡練習手風琴。
3月20日，星期二
街上覆滿一層碎玻璃。現在我都搭便車去醫院。雖然不容易搭到車，不過我眼明腳快，連續兩次攔下同一輛軍用汽車，後來那位駕駛答應以後會注意找我，因為他每天都會經過我走的路線。彼得·哈比希也答應把他新弄到的腳踏車借給我，因為他白天並不需要用車。有了單車我就可以獨立了。
再度發生空襲，但未造成災情。
3月21日，星期三
今天的空襲持續了五個小時，但未造成損害。敵機從義大利飛來，一直飛往柏林——挺大的成就！
居然接到喬吉寄來的一封信。他仍在巴黎，在一家新聞社工作，同時繼續在科技學校唸書。他建議全家人「守在一起」；俄國人會說這是「隔岸救火」的建議。此刻塔蒂阿娜和保羅·梅特涅在北方；父母住在柯尼希斯瓦特；我被困在維也納城內！……不過喬吉當然是好意啦！
3月24日，星期六
每天晚上我都和塞巴斯蒂安·盧博米爾斯基走到地下室，用大果醬瓶裝滿水回房間；雖然旅館每天會在房客的盥洗池裡放一小杯水，不過因為空氣裡滿是煙塵，很容易口渴。最近我都趁著空襲期間在醫院裡洗澡，不過現在這麼做已變得太危險，我不敢了；況且就連醫院裡都缺水。所有戰俘，包括那批飛機被擊落的美國飛行員，只要還能走動，都被派去附近蓄水池提水。雖然大家都知道池裡的水汙染嚴重，仍照用不誤，甚至用來煮飯。衛生標準每況愈下，護士亦開始接種霍亂疫苗，因為布達佩斯已經開始流行傳染病了。不過我們都忙得焦頭爛額，根本沒時間多想或擔心。
我即將搬去維爾切克家住。西西下週將與她的醫院一同撤退，但她的哥哥漢西是預備軍官，雖然負傷，仍須留守城內，直到蘇軍攻來。至少他能提供我蘇軍進展的最新訊息。已開始運送行李到赫林街。
工作人員終於挖出一條路，通到賽馬俱樂部坍塌的地窖內，並開始掘出屍首。那股臭味令人作嘔，留在鼻內幾天都不散。通常我都騎腳踏車繞到史蒂芬大教堂，避開那條街。
3月26日，星期一
今天是接下新工作的第一天，非常忙碌。
昨天我和卡里·維爾切克叔叔正在前往史蒂芬大教堂望彌撒（昨天是受難周的第一天）的路上，警報響了。空氣中煙塵瀰漫，太陽已下山，我們坐在聖米歇爾廣場的教堂石階上，弗朗茨·塔克西斯偶爾會過來向我們報告敵機的方位。
上個星期六，卡里叔叔告訴我，當薩佩哈夫婦終於獲准攜帶財產（是他們從波蘭逃出來時，用一輛卡車運來的）離開維也納時，半夜打電話給他說，車上還有些空間，可以帶一些波託茨基母子寄放在列支敦斯登皇宮內的東西走。卡里叔叔馬上帶一批可以立刻取出的箱子過去裝車。等他們離開之後，他盤點了一遍。波託茨基家族的蘭卡特城堡內擁有世界聞名的瓷器、傢俱及華託和弗拉戈納爾的名畫等，全是他們家族的祖先在法國大革命期間，凡爾賽宮遭掠奪時廉價購得的。多虧戈林出面干預，這些寶物才安全抵達維也納。不過，卡里叔叔很不好意思地咧嘴笑了笑說，被薩佩哈夫婦的卡車載走的那批東西，卻是波託茨基家族的交響樂隊樂器！當然這些樂器也算得上是18世紀的古董，不過你可以想象可憐的阿爾弗雷德（波託茨基）開箱時的表情……
3月27日，星期二
在醫院裡出了糗：我替幾名士兵頒授勳章，卻不知道只有院長才有權利頒獎。但公文放在我桌上，註明這件事必須立刻辦！結果院長氣壞了，因為他把這種事看得很認真。
回家途中，看見格察·帕賈斯維奇的汽車停在聖米歇爾廣場上；他是西西·維爾切克的姐夫。我嚇了一跳，手裡抱的東西都掉了，因為這裡沒人有這麼大的膽子，除非不怕死。他雖在匈牙利出生，卻持有克羅埃西亞護照，因為他們家族的產業都在前南斯拉夫境內。他有一位兄弟本是克羅埃西亞駐馬德里大使，後來投奔同盟國，他因此受到拖累，剛被克羅埃西亞外交部解僱。格察來接西西，如今卻困在維也納城內，必須等找到足夠的汽油後才能啟程。
稍晚我騎腳踏車去布里斯托爾拿我的手風琴，回來時想試另一條捷徑，結果那架該死的手風琴就在我經過賽馬俱樂部時掉了下去，我彎腰去撿，卻撞見停在瓦礫堆前的一輛卡車。那地方還是一股可怕的臭味，我抬起頭，赫然看見卡車後面裝滿沒綁緊的布袋，最靠近我的那一袋裡伸出一個女人的兩條腿，雖然還穿著鞋，其中一隻鞋的鞋跟卻掉了。
格察載我回醫院，我發現西塔·弗雷德的情緒極怪異。她溜進我辦公室，悄聲對我說，她有話不吐不快：自從手術病房被炸燬後，病患床位變得非常擠。以前地窖裡有所謂的「水療單位」，這是奧地利人的發明，非常有用，裡面擺了很多澡缸，讓脊椎受傷的病患日夜躺在溫水裡，甚至讓他們睡在水裡，從來不移動；不僅可以防止骨髓滲出骨頭，同時能減輕許多痛苦。以前我常去那裡探望一位俄國戰俘；他非常年輕，傷勢嚴重，整天都在哭。我希望用母語跟他交談可以讓他好過一些，果然沒過多久他就開始吹口琴，感覺好多了。可是自從停水後，我們必須把這些病患抬回幹床上。有一名塞爾維亞人不知染上何種壞疽症，味道非常難聞，不可能讓他和其他病患住在同一間病房內，最後只好讓他一個人住一間病房，讓其他八張床空著。醫生早就放棄他了，可是他一直撐著，院方急著用空床，經過「秘密會商」，現在決定讓他「解脫」。西塔剛才發現這件事，情緒很壞。她帶我去看他的情況有多嚴重。我們走到他床邊，她掀起被單，讓我看他已變得跟煤炭一般黑的手臂，西塔毫不費力氣就可以用手指戳進他肉裡。他一直用詢問的眼光看我們，好可怕！
下班後格察來接我，我們把車開到卡倫山坐了一會兒，整理思緒，然後才返回城內，去向加布裡埃爾·凱瑟斯達特告別；她終於可以離城了。接著到布里斯托爾和弗拉希·米托洛斯基一起吃晚餐。我在去旅館的路上，看見一個老人用一臺小獨輪手推車推一具棺材，上面寫著「馮·拉瑞什先生」——可能是賽馬俱樂部的受難者。我推著腳踏車從他身旁繞過，快要碰到他袖子時才想起來應該問他一件事——棺材是在哪裡買的？
維爾切克宮內也逐漸人去樓空：西西的父母和漢西的太太蕾妮，已在十天前離城，如今家裡只剩下卡里叔叔、漢西、西西、格察、塔克西斯兄弟（他們家兩個星期前被炸燬）和我。
蘇軍已越過奧地利邊境，正迅速推進中。聽說德軍幾乎沒有反抗。
維也納賽馬俱樂部會址所在，即位於著名的薩赫旅館轉角處的菲利普斯宮，其廢墟於1947年被夷平，改建為公園。大部分受害人屍首一直沒挖掘出來，仍埋在地下。
3月28日，星期三
西塔·弗雷德一直堅持要我去找院長蒂姆醫生談話，向他解釋我身為一名白俄，萬一紅軍進城時逮住我，將「很不健康」。今天我照她的話做了，結果他回答我，說他是業餘的星相學家，根據他最近的計算，元首還會再活十年；也就是說：戰爭還沒有失敗！然後他愈說愈激動，最後還對我大吼大叫，警告我最好別到處散佈謠言，擾亂民心，否則他會叫當局以「失敗論者」的罪名逮捕我，云云。
走出他辦公室時，我打定主意以後再也不提這件事，但只要我覺得時機到了，我就會逃走。姑且不論我個人的情況，院方對撤離病患與職員毫無計劃，簡直令人不可思議，同時蘇軍已抵達等於是郊區的維也納新城了！
今天格察·帕賈斯維奇又來載我回家。
3月29日，星期四
西塔·弗雷德開始宣戰了。今天她和院長「火爆會談」，要求被調去拜羅伊特。院長立刻威脅道：「如果再聽到別的職員散佈失敗主義論」，他打算把我們全調到前線去。
今晚我正安靜地在辦公室裡工作，西塔突然衝進來報告最新訊息：空軍管區剛剛來通知，整個醫院，包括傷患、職員及器材，必須立刻撤退到提洛爾去。
格察·帕賈斯維奇來載我回家，我試著發電報給家人，向他們報告最新的好訊息，可是郵局不接受電報。火車也停駛了，整座城都陷入恐慌狀態。
3月30日，星期五
整個早上在辦公室裡打包我認為最重要的東西，同時趕辦急件。我們奉命將所有不必要的檔案焚燬；做這件事我挺樂的，因為反正它們全是官僚公文。但仍有許多傷患需要協助及建議，所以整天都很忙碌。
下午4點，護士長叫我們晚上9點回來報到，第一批傷患及職員將在那個時候離開。西塔·弗雷德和我都屬於第一批走的人。格察·帕賈斯維奇和我趕回薩赫旅館去通知西塔，因為今天她正好休假，但我們沒找到她，只留了張條子，然後我便趕回家去收拾行李。
格察一直不相信醫院真的會撤退，不斷催促我跟他、西西·維爾切克及西塔一起逃走。但他必須先替他的車子取得通行證，而且我們也必須得到醫院的許可，否則會被視為逃兵。
以前曾擔任希特勒青年團領導人、現在是維也納市長的席拉赫在城內貼滿告示，宣稱將把維也納變成一座堡壘，反抗到底。
席拉赫（1907—1974）的母親雖是美國人，卻很早便成為狂熱的納粹黨員，曾在1931—1940年間擔任希特勒青年團領導人，接著奉派擔任維也納市長。儘管到後來他亦對希特勒喪失信心，但他仍然參與了對猶太人的迫害活動，而且在「七月密謀」發生後，亦追緝逮捕了不少反納粹人士。
我在薩赫旅館前面碰見波弟·富格爾的女兒，諾拉。她眼淚汪汪的，說約好來載她離城的卡車沒出現。
西塔和我帶著所有能帶的行李趕去醫院，結果發現院內一片混亂，根本沒有人離開，而且沒有人知道我們該離城了。西塔去找護士長談，最後終於拿到我們的旅行證。院方不管我們用什麼方法離城，但要求我們必須在4月10日到提洛爾位於施瓦察赫—聖維特的空軍基地醫院內報到，這表示我們有十天的旅行時間。現在到處兵荒馬亂；碰到赫格勒教授，他說他準備留下，因為太多病患傷勢嚴重，無法移動，很多大夫亦有同感。現在醫生們在開會，謠傳將給無望痊癒的傷患打針，免得他們落在蘇軍手中。
羅瑪莉·舍恩貝格在戰場上負傷的軍官長兄當時便躺在布拉格醫院中，幾天後他被拖下病床，遭蘇軍冷血謀殺。羅瑪莉有五位兄弟，全部都在大戰中死亡。
3月31日，星期六
西塔·弗雷德回醫院探望大家。部分傷患及較年輕的護士已經離開，其他人則很驚訝我們仍留在城內。
中午，當局公佈一項籠絡人心的政策：任何匈牙利牌照的車輛都不準離開維也納，否則將被沒收！格察·帕賈斯維奇的牌照便來自布達佩斯！他無視這項規定，繼續搜尋汽油。我乘機四處向朋友道別。彼得·哈比希認為大家都急著離城是件奇怪的事；他打算留下來，不過他年事已長，冒的險並不大；而且他認為維也納會跟柏林一樣，拖很久。我並不同意。柏林是柏林，維也納是維也納！——完全是兩碼事。然後我在歌劇院廢墟外撞見瓦利·塞貝爾，他戴著一頂大禮帽，手上甩著一把雨傘——雖然神氣，卻完全不合時宜。不過他是維也納出了名的花花公子，他說：「真可怕，不過你又能怎麼辦呢？我是不走的！」
我們最後再把行李整理一遍。西西·維爾切克不停重新打包她那101個背包，拉斯洛·斯扎帕裡和歐文·舍恩伯來幫我們把最後幾樣東西塞進包包裡。他們倆才剛從舍恩伯宮的瓦礫堆裡爬出來；空襲時，他們還來不及躲進地窖裡，一枚炸彈已落入王宮的中庭內。整棟建築損壞嚴重，現在他倆想在瓦礫堆裡找出厄文的射擊紀念獎品；他有很多銀座象牙，還有兩頭紅毛猩猩標本，可能都毀了。拉斯洛打算回他自己的產業去，但那個方向已經可以聽見槍聲。蘇軍已逼近維也納巴登。
格察此刻大顯身手：他同時在三個不同的地點跟三批人約好見面；又不斷到各個炸燬的地窖內跟可疑人物約談，那些人都答應以天價美金賣他汽油，簡而言之，他興奮得要死，卻讓我們三個女人愁眉苦臉守著包袱，等待奇蹟發生。
我帶他去帝國旅館找桑德羅·索爾姆斯；桑德羅是外交部官員，將決定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國傀儡政府人員的命運，把他們撤退到薩爾斯堡郊區去。我們不敢告訴他，格察已被自己的外交部踢出來，只拿出他的克羅埃西亞外交人員護照，作為他持有匈牙利牌照車輛的理由。可憐的桑德羅卻向我們抱怨，自從席拉赫上臺之後，他已被架空；他接著建議我們去包豪斯廣場——過去是前奧地利帝國首相的王宮，現已改為席拉赫辦公室。
格察進去捋席拉赫屬下的虎鬚時，我坐在車裡等；他去了很久，我本想跟進去找他，卻怕車子被沒收充公，不敢離開。後來他終於出現了，毫無進展！現在他才開始自責，把我們延誤在維也納全是他的錯。他說那群下僚態度友善，立場卻很堅定：所有證件都需市長親自簽名，但現在他不在城內。明天再來吧！
回到維爾切克府邸，發現每個人都極端亢奮。漢西的軍營已進入全面戒備狀態；形形色色的人潮不斷經過門房小屋前方：提水桶的安妮·圖恩、扛梯子的歐文·舍恩伯（他還想挖出他的紅毛猩猩）；胸前戴滿勳章，蓄一把黑色大鬍子的弗瑞茲·霍恩洛厄剛從西里西亞逃出來，帶回來一大堆描述蘇軍集體強姦女人、濫殺無辜的恐怖故事，聽得在座男士，從卡里叔叔開始，驚惶失措。西西和我決定，如果格察明天還想不出辦法來，我們倆將徒步逃亡，否則卡里叔叔可能會狗急跳牆，惹上麻煩。
大戰末期，約有一億德國人從他們位於東歐及歐洲中部的家園倉皇逃難，約有50萬人死在路上，許多女人被強暴。
和弗朗茨·塔克西斯一起午餐，我們用塔蒂阿娜寄給我的最後一批糧票買來巨大的炸肉排，放在酒精燈上烹煮，雖然十分油膩，卻極可口；並用塔克西斯家族上好的葡萄酒（都是弗朗茨從被炸燬的圖恩—塔克西斯宮地窖內搶救出來的）衝下肚裡去。雖然有點浪費，但留給入侵者更可惜。弗朗茨的兄弟維利，似乎參加了奧地利某地下反抗軍組織，一副極神秘的樣子衝來衝去。
這正是稱為「05」的軍事組織，他們與其他反納粹地下組織互通聲息，協調行動。大戰一結束，該組織成員便成為重建奧地利民主政府的主要人士。
晚上弗朗茨安排了一頓真正的送別晚餐。現在逃難隊伍又多加了格察的姐夫：卡皮斯坦·艾當莫維奇——這麼絕的名字！他剛帶著老婆和許多孩子從克羅埃西亞逃出來，現在坐在這裡，認定格察會帶他繼續往西逃。西西·維爾切克的表姐，吉納·利希滕施泰因（她嫁給了執政王子）寄給她一瓶很特別的鎮定神經的補藥，我們輪流對著瓶嘴大口吞，很快就把整瓶喝光了。我不停用我的小酒精燈煮咖啡，保羅·梅特涅的最後一瓶白蘭地也壯烈犧牲了。
卡塔林·金斯基和她的兩個女兒，以及弗雷迪·保洛維齊尼因為也持有匈牙利汽車牌照，現在和格察同病相憐。吉嘉·貝希托爾德本來開了一輛裝滿糧食的汽車過來，半路上遭蓋世太保攔截，沒收了所有的東西，車子充公，叫他以後只能靠走。他年輕的時候可是風流倜儻的著名公子哥兒。帕裡·帕爾菲也是，現在他也被困在城內。
這批人在大戰期間一直活在過去的「黃金時代」中，住在商店裡堆滿商品的國家裡（對德國佔領之歐洲各地而言，布達佩斯直到前一陣子仍如聖地麥加），有寬敞豪華的家族產業可棲身，不用服勞役，不用吃苦，更不用擔驚受怕；他們經常渾然不知或根本不在乎戰爭到底為何物。如今，在一夜之間，他們的世界整個垮了，蘇軍佔領他們的家園，所到之處，無一倖存。隨著蘇軍不斷前進，難民潮的國籍亦不斷改變，最新的一波來自多瑙河對岸的伯拉第斯拉瓦地區。
俄軍已進駐但澤，那正是大戰發軔之地。
4月1日，星期日，復活節
去史蒂芬大教堂望大彌撒，不知日後是否還有緣再見，尤其捨不得右邊小教堂內塔蒂阿娜最鍾愛的那尊聖母像。稍後到凱恩特納街上帕多瓦的聖安東尼小教堂內祈禱。
格察·帕賈斯維奇又去了包豪斯廣場一趟，結果他們說席拉赫仍未回城。西塔·弗雷德聽到這個訊息後，秉持一貫作風，決定接管大局；她說席拉赫現在一定躲在卡蘭堡特別建造的私人掩蔽壕內，又說她認得他的高階副官韋斯豪夫，要親自去對付他。說罷便領著格察開車走了，留下西西·維爾切克、梅利·克芬許勒和我，在充滿懸疑緊張的氣氛下午餐，吃附近茶室供應的難以下嚥的三明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