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部分全是在1945年9月依照當時以速記寫的日記重新寫成的。
——蜜絲注
柏林7月19日，星期三
今天離開克魯曼修柏——我想應該不會再回來了。已收拾一切，但儘量少帶行李，其餘物品都將寄放在瑪丹娜·布盧姆處，待確知未來去向後再通知她。
11點抵達柏林。因為最近空襲頻仍，車站一片混亂。巧遇前皇帝的第四個兒子奧古斯特—威廉老王子，他好心幫我提皮箱。我們好不容易搭上一班巴士，整座柏林城煙塵瀰漫，到處堆積破磚碎瓦。終於在格斯多夫家下車。
夏天來了之後，他們都在樓上的起居室用餐，不過家裡仍然沒有窗戶。客人還是固定的那群老朋友，加上亞當·特羅特。
稍後和亞當長談。他看起來蒼白而緊張，不過見到我似乎很高興。羅瑪莉·舍恩貝格回城令他驚駭，她不斷想拉攏她認為可能會支援我所謂「密謀」的人士，那些人很多其實已經涉及很深，都想盡辦法避免遭到懷疑。她不知用什麼方法，也發現了亞當參與其事，現在不停騷擾他及他的隨從，他們給她取了個綽號，叫她「洛善」（lottchen，為刺殺法國大革命時代政治家馬拉之夏綠蒂·科黛的別名）。她的確對很多人的安全造成威脅。亞當還告訴我，她甚至埋怨我不願積極參與籌備工作。
其實我和他們之間存在一項最基本的歧見：因為我不是德國人，所以我只在乎一件事——除掉那個魔鬼！我從來不特別在乎以後的事。他們因為愛國，都希望能夠同時設立某種過渡性政府，拯救德國免於滅國。我卻不相信盟軍會接納這樣的過渡政府，因為他們根本拒絕分辨「好」德國人和「壞」德國人。當然，這是盟軍犯的大錯，或許我們都得為這個錯誤付出慘痛的代價。
我們同意等到星期五再見面。等他離開後，瑪莉亞·格斯多夫說：「我覺得他看起來好蒼白、好疲倦；有時候我覺得他不會活太久。」
大戰拖延不決，所吞噬的歐洲國家愈來愈多，死傷人數、物資破壞及百姓疾苦愈演愈烈，同時有關德國人虐行暴政的報道亦不斷增加，同盟國愈來愈難分辨希特勒及其走狗與所謂的「好德國人」，也愈來愈難同意讓肅清納粹分子後的德國重新加入文明國家的陣營。再加上除了得自少數個體的保證及承諾之外，從來沒有任何可靠的證據顯示，希特勒並不代表整個德國。誠如艾登爵士1940年5月所說：「希特勒並非一獨立現象，而是一個顯示大部分德國國情的病徵。」丘吉爾接著在1941年1月20日指示英國外交部，忽視所有來自德國國內的和平試探性接觸：「我們對於這類詢問及提議，一律應以沉默回應……」
亞當·特羅特及他參與反納粹活動的朋友們所面對及努力想克服的，便是這樣一堵不信任與充滿敵意的牆。1943年1月，羅斯福總統更在卡薩布蘭卡做了最後的答覆：「無條件投降！」堅決反納粹的人士面對如此的絕境，別無選擇，只能鋌而走險。
阿加·菲爾斯滕貝格來和我們吃晚餐。她已搬進男演員維利·弗裡奇在格林瓦爾德的一棟可愛小屋裡。弗裡奇在一次空襲中精神崩潰，倉促離開。據說他躺在床上啜泣了一整天，被他返回柏林的太太發現，帶著他離開德國。現在阿加和擔任外交官多年、迷人的喬吉·帕彭海姆合住；後者剛從馬德里被調回來，可能是因為他姓氏的關係（帕彭海姆是德國最老的姓氏之一）。他的鋼琴彈得極好。
我獲准請四周病假，不過可能必須分兩次休，而且得先訓練一位助理，好在我休假期間代理我的工作。
7月20日，星期四
今天下午羅瑪莉·舍恩貝格和我正坐在辦公室樓梯上聊天，戈特弗裡德·俾斯麥突然衝進來，雙頰緋紅，我從來沒看過他這麼興奮。他先將羅瑪莉拉到一旁，然後問我有何計劃。我說上級並不確定，但我希望能儘早離開外交部。他要我別擔心，說幾天後就會塵埃落定，每個人未來的情勢都將明朗化。然後，他要我跟羅瑪莉儘快一起去波茨坦，說完便跳上車開走了。
我走回辦公室，撥電話給瑞士公使館的珀西·弗雷，取消我跟他的晚餐約會，因為我寧願去波茨坦。等待電話接通之際，我轉向站在窗邊的羅瑪莉，問她戈特弗裡德為什麼那麼激動，是不是和「密謀」有關係？（當時我還拿著聽筒！）她悄聲說：「沒錯！就是！已經完成了！今天早上！」珀西就在那個時候拿起電話，還拿著聽筒的我又問：「死了？」她回答說：「對，死了！」我掛上電話，捉住她的肩膀，兩人繞著房間跳起華爾茲來，然後我抓起幾份檔案，把它們塞進第一個抽屜裡，對著門房大叫道：「我們要出去辦公事！」便奔去動物園車站。去波莰坦途中，她附耳告訴我細節，雖然車廂裡擠滿了人，我們卻無意剋制興奮及喜悅的情緒。
希特勒在東普魯士拉斯滕堡最高司令部召開會議，一位擔任高階參謀的上校克勞斯·馮·施陶芬貝格伯爵在他腳邊放了一枚炸彈。施陶芬貝格等在外面，直到炸彈爆炸，看見希特勒渾身是血躺在擔架上被抬出來後，才跑回他藏在附近的車子上，和他的高階副官維爾納·馮·海夫騰一起開往當地機場，飛回柏林。當時一片混亂，並沒有人注意到他已逃脫。
一抵達柏林，他徑自前往班德勒街上的國防軍陸軍總司令部，陸軍總部已同時被密謀者接管，戈特弗裡德·俾斯麥、海爾多夫及其他許多人都在那兒集合（指揮部就在沃伊什街的運河對岸）。今天晚上6點收音機將對全國廣播希特勒已死，新政府已形成。新的帝國總理將由前萊比錫市長格德勒擔任；他的背景為社會黨員，同時是公認的傑出經濟學家。我們的舒倫堡伯爵或馮·哈塞爾大使則將出任外交部長。我的第一個反應是：用最傑出的人才組成過渡性的臨時政府，可能是一項錯誤。
37歲的施陶芬貝格加入反納粹陣營的時間較晚，1943年7月才被吸收。年輕時，他也和許多愛國的德國人一樣，相信希特勒能夠將德國從辱國的「凡爾賽和約」中拯救出來。後來他在隆美爾麾下赴非洲作戰，負傷嚴重，失去一隻眼睛、右臂及左手的兩根手指——這樣的殘疾使他的戎馬生活中輟。1944年6月，他奉派擔任後備軍的參謀長，該部隊的副指揮官奧爾布里希特上將便是資深的反納粹密謀者。施陶芬貝格因為職務關係，必須定期親自向希特勒彙報。由於希特勒的隨從之中沒有人能夠或願意刺殺他，施陶芬貝格決定擇機自己下手。
頭兩次的刺殺計劃——分別訂在7月11日及15日——皆臨時取消。適時軍中不斷有人遭到逮捕，顯然蓋世太保已展開肅清行動。7月20日，希特勒再度召見施陶芬貝格，他便決定不計一切，採取行動。
等我們抵達波茨坦官邸時，已超過6點。我先梳洗，羅瑪莉衝上樓去。才過幾分鐘，我便聽到門外拖沓的腳步聲，她走進來說：「收音機剛才廣播說：‘一位施陶芬貝格伯爵企圖謀殺元首，但上帝拯救了他……’」
其實在6：25釋出的第一次廣播並未指名道姓，只說：「今天有人以爆炸物企圖謀刺元首……元首本人除輕微灼傷及瘀傷之外，並無大礙，並立刻恢復辦公，並依照行事曆接見指揮官長談。」只有在接下來的評論中，發言人才暗示（「敵方工作」）主事者是誰。不過剛開始希特勒並不知道那枚炸彈其實代表一次欲推翻納粹政權的大密謀，直到後來他得知柏林、巴黎及維也納軍部同時被接管之後，才恍然大悟。
我揪住她的臂膀，拉著她一起跑上樓，看見俾斯麥夫婦坐在會客室裡，梅勒妮一臉震驚，戈特弗裡德則不停踱著方步；我都不敢看他。他剛從指揮部回來，嘴裡不斷重複說：「不可能！這是個圈套！施陶芬貝格看見他死了！」、「他們安排了一場鬧劇，讓希特勒的替身出面！」然後他進書房去給海爾多夫打電話，羅瑪莉跟了進去，留我一個人陪梅勒妮。
她開始呻吟：戈特弗裡德是被羅瑪莉逼的；她嘮叨了他好多年；如果他現在死了，是她，梅勒妮，得獨自把三個孩子帶大；羅瑪莉或許不在乎，但哪一個孩子能夠忍受沒有父親呢？別人的孩子或許可以，她的絕不可以……真可怕，我完全無言以對。
後來戈特弗裡德踱回會客室。撥給海爾多夫的電話沒接通，但他得到進一步的訊息：最主要的廣播電臺已失守；電臺先被反抗人士接管，但他們不知如何操作機器，現在又被黨衛軍奪了回去。不過郊區的幾所軍官學校都已拿起武器，現在正朝柏林前進。果然，一個小時後，我們聽到克拉普尼茲坦克訓練學校的裝甲車滾過波茨坦街頭，朝首都開去。我們探出窗外觀看，心中不斷祈禱。街道上空蕩蕩的，幾乎沒有人跡，沒有人知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戈特弗裡德不斷重複說他不相信希特勒沒有受傷，「他們」一定在耍詐……
過了一會兒，收音機廣播說，元首將於午夜對全國國民發表談話。我們知道必須等到那個時候，才能確定這到底是不是騙局。戈特弗裡德仍不願放棄希望，他認為即使希特勒還活著，他在東普魯士的最高司令部距離這麼遠，鞭長莫及，只要其他地方一切按照計劃行動，大家還是有機會在希特勒重新控制德國前推翻目前的政府，但我們都覺得十分不安。
早在1943年，位於柏林班德勒街之「國防軍陸軍總司令部」便設計出一個暗號為「女武神」的緊急計劃，目的在於應付內部騷動，或鎮壓由當時在德國工作之數百萬名外國勞工發起的大規模顛覆活動。該計劃主要仰賴後備部隊及時調派軍力進駐，或圍守首都——由護衛部隊進駐柏林，軍官訓練學校把守外圍。最諷刺的是，「女武神」乃經過希特勒親自批准！奧爾布里希特、施陶芬貝格及其他潛伏在陸軍總部內的密謀者，隨後加上一條秘密附文，打算利用該計劃推翻納粹政權，確保新政府和平接掌政權。然而這項密謀一開始便有致命的缺陷；首先，奉命執行「女武神」的軍事將領不僅必須接管德國，還需接管所有被德國佔領的歐洲國家，但只有少數幾位將領清楚密謀者真正的企圖。並且密謀者指望其他人，從攸關該計劃成敗的關鍵人物即後備部隊指揮官弗羅姆上將開始，在因元首死亡而解除其效忠領袖的誓言之後「立刻跟進」——也就是說，一切端視希特勒是死是活。同時拉斯滕堡與外界的通訊必須完全中斷數小時，以防止反制行動。最後，計劃中的刺客，施陶芬貝格，不僅必須殺死希特勒，還得安全返回柏林，監督「女武神」順利執行。但一般德國士兵這時早已習慣服從軍紀，密謀者根本無從預測他們面對佔領祖國重要機關的命令，會有何種反應，使得問題更加複雜。
海爾多夫打了幾次電話進來。勃蘭登堡的市長也來電，問波茨坦的地方首長俾斯麥先生到底有何打算？因為身為市長的他，知道目前首都內正發生騷動，甚至叛變！戈特弗裡德竟厚著臉皮告訴他，陸軍總部已發出命令，元首希望所有高階長官少安毋躁，等待進一步的指示。其實他是希望叛軍部隊趕快前去逮捕市長。
入夜後，大家開始口耳相傳叛亂行動並不如想象中那麼成功。有人從機場打電話來：「空軍不打算跟進！」他們要求戈林或元首親自下令。戈特弗裡德的語氣這時才首度顯得有些疑慮，他說這種事必須速戰速決，每拖一分鐘便失去一分優勢。現在早已過了午夜，希特勒仍未出面。整件事令人太沮喪，我覺得再熬下去亦無意義，便上床睡覺；羅瑪莉不久也跟了上來。
半夜兩點，戈特弗裡德探頭進來陰沉地說：「是他沒錯！」
希特勒終於在7月21日凌晨1點公開談話，表示：一小群和德國軍人及德國民眾毫無共通之處、野心勃勃、無榮譽感又愚蠢的軍官，陰謀策劃想除去他，同時推翻軍部指揮。一枚由馮·施陶芬貝格伯爵上校（唯一指名者）放置的炸彈，在距離他兩米外爆炸，他的忠心幕僚有數名嚴重受傷，一名死亡，但他自己除了輕微刮傷、瘀傷及灼傷之外，並無大礙。他認為這再度證實了上帝的旨意，希望他繼續追求他生命的目標，即創造偉大的德國。至於這一小群罪犯，會立刻全部處決，絕無寬恕。接著他便指示各項重新建立秩序的措施。
黎明時，我們再度聽到克拉普尼茲軍官學校坦克車經過的聲音；徒勞而返，正在返回軍營的路上。
密謀者對克拉普尼茲坦克訓練學校寄望很高，希望他們協助接管柏林。他們接到陸軍總部傳來希特勒已遭黨衛軍刺殺身亡、開始執行「女武神」計劃的訊息之後，便移師柏林，進駐預先指示的據點。可是當他們的指揮官（並未參與密謀）得知希特勒並沒有死，而且他的同僚中有人企圖發起兵變之後，便召集所有坦克車，率領他們開回軍營。
7月21日，星期五
早餐時得知戈特弗裡德與梅勒妮·俾斯麥已開車進柏林（大概去見海爾多夫）。羅瑪莉·舍恩貝格看起來像死了似的。我一個人回柏林，留她窩在床上。我們仍然不清楚這場災難波及的範圍到底有多大，那批人的處境到底有多危險？
進城途中，我在格林瓦爾德阿加·菲爾斯滕貝格的住處停了一下，留下我的過夜小包。波茨坦太遠，格斯多夫家又經常遭到轟炸，我決定去她那裡住。整個事件令阿加感到困惑，她顯然完全被矇在鼓裡，不知涉案的人有誰。雖然很難，但我們從現在開始必須假裝毫不知情，就連對朋友也絕不可露出半點口風。
才在辦公室裡待了一下，便前往瑪莉亞·格斯多夫家。她顯得十分絕望，告訴我說施陶芬貝格伯爵昨天夜裡，在班德勒街的陸軍總部遭到槍決，他的高階副官維爾納·馮·海夫騰也被處決了。本來將出任國家元首的貝克上將已自殺。另一名主要密謀者，即早先取代舉棋不定的弗羅姆上將，成為後備部隊司令的奧爾布里希特上將，亦和其他人一起被槍決。
施陶芬貝格在拉斯滕堡的行刺計劃一開始就不順利。希特勒的每日簡報本來都在一間地下掩體內舉行，但因為那時天氣炎熱，改在一間地上木屋內進行，結果炸彈爆炸時木屋的牆全往外坍，爆炸力量因此疏散不少。施陶芬貝格因為只有一隻手，只能啟動一枚炸彈（本來計劃在他的公事包內放置兩枚炸彈），因此爆炸威力本來就不大。當施陶芬貝格離開房間去接聽一通預先安排好的電話時，一位參謀發現了擺在希特勒彎身看地圖的桌子底下的公事包，便將它移到一道厚重木臺的另一邊，等於替希特勒形成一道屏障。
12：42，傳來一聲巨響，木屋在一團火舌及煙幕中瓦解。施陶芬貝格及其高階副官海夫騰本來站在遠處，和另一名密謀者——希特勒的通訊指揮官費爾吉貝爾將軍聊天，這時立刻跳進車裡，一路編造理由穿過立即接獲警報的崗哨站，抵達機場，然後從那裡飛回柏林。
費爾吉貝爾的任務為打電話到柏林，向奧爾布里希特上將報告希特勒的死訊，然後徹底切斷拉斯滕堡與外界的通訊。但他卻大吃一驚地看見希特勒從破木堆裡蹣跚走出來，雖然滿身塵土，瘀傷累累，而且褲子撕裂多處，但顯然還活得好好的。他的時間有限，只能以保守的口氣通知柏林「剛才發生一樁可怕的悲劇……元首還活著……」然後通訊網就被黨衛隊接管了。這時密謀的兩項成功要件——希特勒的死亡與掌握拉斯滕堡通訊網——都已宣告失敗。而且刺客身份暴露，全德國都已接到逮捕施陶芬貝格的電報。
一週前「女武神」計劃本來已箭在弦上，卻因施陶芬貝格延後前兩次謀刺行動而臨時取消。因此這一次，奧爾布里希特將軍在接獲費爾吉貝爾語焉不詳的口信之後，並未立即下執行命令，決定等到確定情況後再說。
下午3：50，施陶芬貝格的飛機在一個偏遠的軍事機場降落，但他的司機卻還沒趕到。海夫騰打電話去班德勒街查詢狀況，奧爾布里希特問他希特勒死了沒有。得到肯定的答覆之後，他才走過去要求弗羅姆上將准許啟動「女武神」計劃。但弗羅姆立刻起了疑心，他打電話去拉斯滕堡，與凱特爾陸軍元帥聯絡上，後者證實的確有人企圖謀刺元首，但行動失敗。就在這個時候，施陶芬貝格和海夫騰衝進房間，弗羅姆表示已不需要進行「女武神」計劃，施陶芬貝格大怒，說凱特爾撒謊，希特勒已經死了，是他親眼看見的，而且炸彈就是他親自放的！而且現在取消計劃為時已晚，「女武神」已經啟動了。「是誰下的命令？」弗羅姆問。「我們！」奧爾布里希特和施陶芬貝格回答。弗羅姆氣得臉發白，更畏懼自己前途不保，便下令施陶芬貝格舉槍自盡，奧爾布里希特立刻取消「女武神」；結果卻被這兩個人繳了械，關進自己的房間裡。
下午5：30，已經不能走回頭路了。陸軍總部終於在比原定計劃晚五個小時之後，開始對各個軍事指揮部發出執行「女武神」的電報。這時又出了另一項差錯；因為拉斯滕堡列在原計劃的通訊名單上，而且沒有人想到要將它劃掉，所以這時希特勒竟是由密謀者本身那兒得知他們的計劃內容。一小時之後，全德國的廣播頻道便已釋出叛亂者企圖謀殺及失敗的新聞，同時宣佈了第一波的報復措施。
這時其他密謀關鍵人物陸續抵達班德勒街集合：貝克上將（密謀中未來的國家元首）、維茨勒本陸軍元帥（預定接管陸軍）、赫普納將軍（預定接替弗羅姆）、海爾多夫、戈特弗裡德·俾斯麥，等等。很多人抵達之後又離開——有些人非常憤怒，所有人都感到驚慌，因為大家發現情勢愈來愈混亂，卻沒有人知道下一步該怎麼走。貝克與施陶芬貝格不斷催促各指揮部遵循柏林的榜樣，卻沒有結果。就連柏林本身亦後繼乏力：克拉普尼茲學校的坦克車已開到又開走了；主要廣播電臺被佔領之後又被棄守；警備營開始接管，政府機關卻半途而廢。
那天待在柏林的納粹資深領袖只有戈培爾一人，他等於拯救了希特勒。當戰功彪炳的警備營指揮官雷默少校奉柏林警備司令馮·哈澤中將之命，前來逮捕戈培爾時，後者打電話到拉斯滕堡讓雷默直接和希特勒通話；希特勒當場擢升雷默為上校，命令他前往班德勒街重新建立秩序。雷默抵達時，叛亂行動已宣告結束。
因為這時效忠希特勒的軍官已接管陸軍總部，釋放了弗羅姆並逮捕密謀者。貝克上將獲准自盡，在兩次嘗試都失敗之後，由一位士官了結。奧爾布里希特及其參謀長默茨·馮·庫伊爾恩海姆上校、施陶芬貝格與海夫騰則在接受臨時軍法審判之後，立刻被架入中庭，在一排車前燈照耀下遭槍決，行刑前，在拒捕過程中受重傷的施陶芬貝格竟然還奮力大呼：「神聖的德國萬歲！」幾具屍體起先埋在教堂內，隔天由希姆萊下令掘屍，剝除制服及勳章之後火化，骨灰撒在風中。
幾個月前羅瑪莉曾經告訴我，在她又一次「吸收行動」中，曾經拜訪過奧爾布里希特將軍，因為她聽說他是「積極分子」。結果他私下對她洩露，他手中握有好幾袋、超過三萬封、寄自1943年在斯大林格勒之役中被俘德國士兵寫的家書，可是希特勒卻下令把它們全部燒燬，因為官方已釋出那場「光榮戰役」並無生還者。羅瑪莉有一位兄弟自從斯大林格勒之役後便下落不明，雖然她苦苦哀求，奧爾布里希特卻堅持不讓她看那些信。
瑪莉亞跟施陶芬貝格是點頭之交，他有幾位表親是她極親密的朋友。現在她替他們感到非常害怕。我自己曾在亞當·特羅特家見過年輕的海夫騰一面，那天晚上只有我和亞當在他家裡吃晚餐，一位捲髮的英俊上尉突然衝進來，自我介紹後便將亞當拖出房間。他們在外面談了很久。之後亞當想知道我對他的印象如何，我回答：「典型的密謀者，就跟童書裡描述得一模一樣。」當時我並不知道他將扮演什麼樣的角色。現在瑪莉亞和我都無法不替戈特弗裡德和亞當憂心，昨天他們倆都曾經去過班德勒街，訊息會不會走漏出去？同時又得隨時裝出一副驚訝，甚至關心的模樣，卻不能露出害怕的神色……
其實亞當·馮·特羅特、亞歷克斯·韋特，以及漢斯—貝恩德·馮·海夫騰，一整天都待在外交部位於威廉街的主要辦公室內，等待叛亂成功後立即接管外交部。
晚上珀西·弗雷來接我。因為我不想吃晚餐，我們便開車進格林瓦爾德的樹林內，下車散步。我試著向他解釋這是一場多麼可怕的大悲劇。他漸漸明白之後，感到既震驚又同情。之前他也一直相信官方的說法，認為這只是一兩名叛軍的作為。
我一定要見亞當。雖然我們約好今天見面，但我仍然不敢去找他。
7月22日，星期六
今天早上每份報紙都登出一則啟事：任何人只要透露一位名叫「格德勒」的人的下落，便可獲得100萬馬克的獎金。太好了！表示他並沒有被捕。
謠傳克勞斯·施陶芬貝格的太太和四個小孩皆已遇害。她原是馮·萊興費爾德男爵之女，也是母親的教女，因為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她的雙親都住在俄屬立陶宛境內。
依照不久前才實施的「連坐法」，兵變失敗後幾天之內，不僅施陶芬貝格的太太及小孩，甚至連他的母親、岳母、兄弟、表親、叔伯、姨嬸（以及他們的丈夫、妻子和小孩）全部遭到逮捕（關於他們最後的命運，請讀後記）。
希姆萊於8月3日在波茲南對納粹黨各地方領導人發表演說，替「連坐法」報復手段辯護：「沒有人能夠對我們說，你們的做法是布林什維克的做法；不！這並非布林什維克主義，而是一項極古老的德國傳統……當一個男人成為法外之徒，眾人會說：這個男人是叛徒，他體內流著壞血，血裡帶著背信與不忠，這血必須被根除。因此，整個家庭，包括最遠的遠親，都必須根除。我們也將根除所有的施陶芬貝格族人，包括他們最遠的遠親……」
早上走進法官里克特辦公室時，看見海夫騰的哥哥漢斯—貝恩德（我們的前任人事室主任）坐在他桌子後面，還在吃裝在紙袋裡的櫻桃。而他的弟弟昨天才像只狗似地遭到槍決！他笑著跟我閒談，彷彿什麼事都沒發生。等他離開之後，我問法官他知不知道自己弟弟的事，法官說他知道。法官倒顯得既擔心又不快樂，不過他若知道關於亞當·特羅特的真相，一定會更擔心。
我接著下樓去亞當的房間，他的一位助手也在房內，但很快就離開了。亞當往沙發上一倒，指指自己的脖子說：「我脫不了干係的！」他看起來糟透了。我們倆一直悄聲說話，看見他反而令我更不快樂，我老實告訴他。他說他知道，但這件事對我來說，只像失去了果園裡最心愛的一株樹，對他來說卻是失去了一切的希望。這時室內通話機響了：我們的老闆西克斯博士要見他。和他約好今晚再見面，然後我留了張紙條給他秘書，告訴他我會等他電話。
到了瑪莉亞·格斯多夫家之後，我告訴她，我為亞當感到十分焦慮。
「為什麼呢？」她問。
「他跟施陶芬貝格只不過是點頭之交而已，不是嗎？不，我確定他的牽連並不深！」
「不，」我說，「他根本沒參與！」
亞當打電話給我，約好6點鐘到阿加·菲爾斯滕貝格的住處來找我。我先去阿德隆旅館和羅瑪莉·舍恩貝格和阿加見面。阿加正怒不可遏，因為她在街上碰到哈索·埃茨多夫，他竟然轉頭不認她。我想他涉案一定也很深。我們一起去阿加家，在草坪上喝茶。託尼·紹爾馬和喬吉·帕彭海姆也在。稍後亞當也加入我們。他剛見過西克斯博士，努力試著消除他的疑慮。他看起來像死了似的。我陪他開車回家，坐在陽臺上曬太陽。等他換好衣服。這時空襲警報響起，就像一窩蜜蜂吵得令人心煩意亂，如此而已。等亞當出來以後，我們坐在屋外，他又告訴我一些內情。
他說施陶芬貝格是個了不起的人，不僅非常聰明，而且生命力過人。他是密謀者中極少數經常被希特勒召見的人。他已帶著他的炸彈去過最高指揮部兩次，但每次都遇到障礙，否則就是希姆萊、戈林或其他幾個他想和希特勒一起幹掉的人臨時缺席。第三次被召見時，他通知同謀的人無論如何這次一定會下手。他承受的壓力太大，這也難怪。如果換一個能夠開槍的人來行刺，或許就能成功了。可是施陶芬貝格的殘疾太嚴重。亞當說他已失去最好的朋友。他似乎整個人都垮了。
20號那天，亞當一整天都待在威廉街的外交部辦公室，等待軍事接管成功。他說他知道自己一定會被逮捕，因為他涉案太深；我並沒有問他到底有多深。他已辭退家裡的女傭，因為她目睹過太多會議，若被提訊，可能會招供。他害怕海爾多夫也會因為受不了酷刑而招供（我記得海爾多夫曾經對羅瑪莉說過他自己也怕這一點……）。
亞當若有所思地說，他不知道是不是該寫篇文章讓《倫敦時報》發表，解釋這批人所代表的理想。我不同意這個想法，因為德國人的直接反應會認為，這些人都已被敵方買通，尤其現在計劃又失敗了，輿論更不會支援他們。
亞當接著告訴我，1940年法國剛戰敗不久，他收到老朋友洛錫安爵士（當時擔任英國駐華盛頓大使）的一封信，催促他致力於德國與英國的和解。洛錫安所指的德國是否為剷除納粹後的德國（他當然明白亞當痛恨目前的政府），亞當並不確定。不過對他而言，只要希特勒仍然在位，兩國之間就算能達成任何「交易」，也醜惡至極，所以他從來沒有跟任何人提過這封信。後來他常想，當初自己是不是做錯了。
我們整夜沒睡，一直聊天，同時聆聽屋外若即若離的各種聲響。每次聽見汽車放慢速度，我都可以從他臉上看到他心裡在想什麼……
我實在不忍心丟下他，如果我在的時候他們來逮捕他，至少我還可以去警告他的朋友。亞當說亞歷克斯·韋特知道一切，如果他被逮捕，亞歷克斯知道該怎麼做，他覺得西克斯博士也起了疑心，一直催促亞當去瑞士。我也堅持他應該立刻離開，但他不肯，因為顧慮妻子和小孩。他說就算被逮捕，他也會否認一切，希望出獄後能重新再試。凌晨4點，他開車送我回家，並答應我早上會再打電話，讓我知道他沒事。
洛錫安爵士所屬的保守政客集團——所謂的「克利夫登幫」——規模雖小，卻一度頗具影響力。這群人雖批評希特勒的做法，卻頗同情希特勒欲掃除「凡爾賽和約」（他們一直不同意該和約內容）所帶給德國恥辱的企圖，以及他解決國內經濟問題的顯著成就。最重要的是，他們不願意看見歐洲剛經歷過1914—1918年的浴血戰爭（這些人中有許多都是退伍軍人），馬上又捲入另一場全面戰爭；這樣不僅將嚴重削弱歐洲的力量，為海外殖民帝國敲響喪鐘，甚至可能摧毀西方文明，讓共產主義征服世界。但他們尋求和解的努力，卻因為希特勒在國內愈形殘酷的政策，以及他不計任何代價想使德國成為歐洲霸權的決心而一再遭遇挫折。這群人中後來有很多被冠上「姑息分子」的惡名。
亞當從未對我解釋他參與密謀的實際工作內容。我只知道他每次出國（赴瑞士或瑞典）都借出差之名，鍥而不捨地試圖與盟軍建立和平談判共識，希望一待行刺希特勒的行動成功後，便立刻開始談和。
他衷心相信盟軍一旦面對「正派的」德國政府，態度必將軟化。我不斷想打消他這種幻想，堅持唯一最重要的事，便是除掉希特勒這個人，沒有別的！我相信接下來發生的許多事件都證明我是對的。
——蜜絲注（1945年9月）
蜜絲直到臨終前，都不願承認她在施陶芬貝格伯爵發動「七月密謀」之前，到底知道多少內情。但根據她各項無意中的暗示，從1943年8月2日首次提及「陰謀」一詞，到密謀者不斷要求她協助將羅瑪莉·舍恩貝格支開柏林，最後更在1944年7月19日的日記中，洩露「我們（即亞當·馮·特羅特與她）同意等到星期五再見面」，都顯示她所知道的其實遠比她明說出來的多，而且她甚至知道計劃行動的確實日期！
7月23日，星期日
亞當·特羅特依約來電，目前一切平安。我告訴他，我打算去波茨坦，會從那邊打電話給他。
抵達官邸後看見戈特弗裡德·俾斯麥穿著泳衣在噴水池裡玩水，天氣極熱。梅勒妮和羅瑪莉·舍恩貝格也在。梅勒妮似乎冷靜不少，甚至打算回鄉間，好讓職員與僕役們覺得生活一切如常。
我告訴他們我很替亞當·特羅特擔心。戈特弗裡德並不認為他會遭到逮捕，他說現在處境最危險的人是海爾多夫。他在兵變中扮演的角色太明顯，而且他提不出不在場證明。
我們討論到大使的侄子弗裡茨·舒倫堡，他以前在海爾多夫手下擔任柏林警察局的副局長。謠傳星期四他也在班德勒街遭到槍決。戰前我在東普魯士見過他，還記得他年輕時的模樣。雖然他曾經是納粹黨員，卻早已唾棄當今的政府。昨晚亞當告訴我，他見到了施陶芬貝格的秘書，她描述弗裡茨如何奔出他在陸軍總部的臨時辦公室，但在走道上背後中彈受傷，然後被拖進中庭遭槍決斃命。
結果這是訛傳。舒倫堡在班德勒街被捕，成為第一批上「人民法庭」受審的人。被判死刑，1944年8月10日被絞死。
下午，我們都睡了個午覺，因為壓力令人疲倦。之後，羅瑪莉告訴我，戈特弗裡德從他辦公室壁櫃裡拿出兩大包東西給她看，他不知該如何處理。她問那裡面裝了什麼東西，他說是「做炸彈剩下來的炸藥」。她求他趕快扔掉，因為當局一定很快就會來搜，他卻不肯，說當初這些炸藥非常難弄到，他想留到下次再用。最後她說服他，把包裹藏到地窖裡。
打電話給亞當，他仍然沒事。和珀西·弗雷吃晚餐。
那批炸藥成分為德國軍事情報局所用的黑索金炸藥與三硝基甲苯，早在1942年便由密謀者冒險取得；因為大部分密謀者都是參謀，很難自圓其說為什麼需要炸藥。當時一部分炸藥已用在較早幾次的謀刺行動中，引信則來自英國，是從被俘的法國反抗人士身上擄來的。
7月24日，星期一
梅勒妮·俾斯麥請我要求俄國教堂，為星期四的受難者舉行一場追思會，併為身在險境中的人祈禱。有太多人了：亞當·特羅特、戈特弗裡德·俾斯麥、海爾多夫……她不敢請天主教或新教徒教堂做這件事，認為俄國東正教教堂比較不引人注目。我答應去找夏可夫斯克神父談，並說好只有我一個人去參加，儘量不聲張。
早上在辦公室裡工作。中午亞當雖已在職員餐廳吃過午餐，我仍說服他陪我去瑪莉亞·格斯多夫家。我給他一個聖徒撒羅夫的聖像，並告訴他，梅勒妮想舉行彌撒的主意。他說我們不必操心；克勞斯·施陶芬貝格是極虔誠的基督徒，全德國的人一定都在替他望彌撒。當時其他朋友也在，我們試著談別的事。分手時，亞當告訴我和羅瑪莉·舍恩貝格，如果沒有一個人活下去，就沒有人會再去嘗試，所以從現在開始，我們必須非常、非常小心，不可再見面，因為我們都受到監視，云云。這些人似乎都在講同樣的話：他們一定要繼續嘗試！
晚上戈特弗裡德載我們去波茨坦，和他一道晚餐。他告訴我們，海爾多夫今天早上被逮捕了。警察局拒絕提供任何訊息，只表示：「局長今天早上出去之後，沒有再回來。」
晚餐後，戈特弗裡德的姐姐漢娜·佈雷多大步走進來。她這個人實在很有意思；她抓著一把雨傘，坐下來說：「戈特弗裡德，我想知道這檔子事你到底牽涉有多深？你不可以再瞞著我，我心裡清楚得很。我必須知道我們現在的處境！」戈特弗裡德含糊其辭，搪塞了一頓，什麼都沒說。漢娜很替她19歲的女兒菲利帕擔憂，她跟施陶芬貝格的副官維爾納·馮·海夫騰（與施陶芬貝格一起遭槍決）走得很近，海夫騰似乎對她毫無隱瞞。稍晚，漢娜用紙牌替我們每個人算命；她算得很準。結果我們三個人的大限似乎都還沒到。然後我們一起去她家。喬吉·帕彭海姆彈鋼琴給我們聽，彈得極好。然後，他、阿加·菲爾斯滕貝格和我一同返回格林瓦爾德阿加處過夜。
早在7月16日，佈雷多家裡就已開始談論，那個星期希特勒的司令部將被炸燬。
發生空襲，我們全被拖下床。這一次炸彈就落在我們住處附近，只好進掩體躲藏；所謂掩體只不過是搭在草叢下面一棟可笑的木頭建築而已。兩枚鏈在一起的空雷掉在距離不遠處，因為用降落傘吊著，所以墜落的時間頗長。我們全蹲在地板上，頭上戴著鋼盔，阿加的鋼盔歪得不像話，最緊張的時刻我還是忍俊不禁。廚子福氣好，耳朵全聾，外面的噪音一點都聽不見，學我們的樣兒趴在地上。
下午去見約翰神父。他認為在俄國教堂內舉行追思太危險，但他公寓裡有個小教堂，我們在那兒舉行儀式。只有我一個人參加，從頭哭到尾。後來我告訴羅瑪莉，我忘了海爾多夫的教名，她震驚地大叫道：「蜜絲！是沃爾夫欽！」
7月25日，星期二
一早打電話去亞當·特羅特家，他還好好的。可是等我去他辦公室時，他人已經不在了！房間裡只有他的秘書——她人很好，也是我的朋友——滿臉驚懼！很快在瑪莉亞·格斯多夫家吃過午餐，趕回辦公室。這一次亞當的秘書想把我推出他房間，我擠了進去，看見一個穿便服的小個子站在他桌前搜他的抽屜，另一個人斜坐在扶手椅上。豬玀！我仔細瞄他們，想看清楚他們的扣眼，後來才想到蓋世太保都把徽章戴在裡面。我故意大聲問秘書：「馮·特羅特先生呢？還沒回來嗎？」那兩個人都抬頭看我。走出房間後，秘書用充滿哀求的眼光看我，同時把食指按在嘴唇上。
我一步三階地衝下樓梯，闖進法官里克特的辦公室，表示我們必須立刻採取行動，阻止亞當回辦公室，蓋世太保已經來搜了。法官痛苦地看了我一眼說：「太遲了！今天中午他們已經把他帶走了。幸好當時亞歷克斯·韋特跟他在一起。他開另一輛車跟在後面，希望很快就會回來，查出亞當為什麼遭到逮捕。」法官顯然仍未起疑心，他說早上亞當去威廉街外交部參加每日會議，蓋世太保在那個時候走進他辦公室，問他人在哪裡。秘書本想溜出去警告亞當，卻被捉住不準離開房間，結果亞當直接走進陷阱裡。國務秘書開普勒爾（他是在外交部任職的一位納粹黨高官，曾經擔任解放印度司司長）本來跟他約好下午1點在阿德隆旅館吃午餐。目前西克斯博士似乎有意救他出來，已派副官去打聽罪名。但我懷疑西克斯不會努力太久。
我離開辦公室，奔去瑪莉亞·格斯多夫家。但丹麥代理大使斯蒂恩森也在那裡，所以我不能多說；只拼命流眼淚。瑪莉亞試著安慰我：一定是搞錯了，他不可能涉案的，云云。她若知道真相就好了！但我絕對不能做任何解釋。
過了一會兒，海因茨·格斯多夫回家。他自己也有麻煩，因為他的上司，柏林警備司令馮·哈澤將軍（我們去戰俘營看吉姆·維耶曾斯基就是他安排的）是參與兵變的重要人物，在和戈培爾會面發生嚴重爭執後已遭到逮捕。為什麼哈澤不當場就把那個鼠輩給斃了？
好幾個人已經自殺；包括將位於東普魯士的產業拉斯滕堡讓給希特勒做最高司令部的倫多夫伯爵。哈登堡王子聽說有人去逮捕他，開槍射中自己的胃，傷得很嚴重。他很早便參與反抗活動，因為施陶芬貝格和維爾納·海夫騰最後一個週末是去他家過的，所以受到懷疑。結果逮捕他的兩名蓋世太保，在返回柏林途中發生車禍死了——這是目前唯一的好訊息！我們部裡的漢斯—貝恩德·海夫騰今天早晨也遭到逮捕，據說他們還發現了名單。
晚上睡在格斯多夫家客廳的沙發上。他們還是沒裝窗子，不過天氣炎熱，反正也沒有差別。空襲在午夜開始，機群很快便飛到頭頂上，我們幾乎沒時間穿衣服便倉皇鑽進隔壁房屋（去年11月燒燬）的地窖裡去。敵機投下空雷。這麼多年來，這是我頭一次一點都不覺得害怕。
事實上，倫多夫先遭到逮捕，到了柏林成功脫逃；但後來又被逮住，之後被處絞刑。
有些名單不可避免（諸如為進行「女武神」計劃，必須列出各軍事指揮部內負責聯絡的密謀軍官）；有些（譬如未來政府的組成人員）卻不可寬赦，像是馮·德·舒倫堡大使被列入名單，事先根本沒跟他商量過。
7月26日，星期三
早晨法官里克特依舊保持鎮靜；顯然並不知道亞當·特羅特和漢斯—貝恩德·海夫騰涉案有多深，認為一切都是誤會，很快就會化解。可是當亞歷克斯·韋特走進來，只絕望地看著我，我的眼淚又奪眶而出。法官和萊波爾特都一副驚愕的表情。
我實在沒辦法待在辦公室，決定回家。瑪莉亞·格斯多夫已經慌了，彼得·約克·馮·瓦滕堡伯爵（他妹妹是瑪莉亞的摯友之一）也被逮捕了。
約克·馮·瓦滕堡伯爵為資深公務員，長期參與反抗活動。他的名字列在密謀者的內閣名單上。
午餐過後，珀西·弗雷來看我。我領他走到屋外的廢墟里，告訴他以後我不能再和他見面；常在瑪莉亞家出入的人，現在可能都遭到監視，他那輛掛著外國牌照、全新的汽車太引人側目。現在我們都不應該和外國人交往。他同意最穩妥的做法是，偶爾打電話去「獅窩」（也就是辦公室）跟我聊聊。
晚餐前，我一個人在格林瓦爾德里散步，獨自坐在長凳上一整個晚上，愈想愈悲哀，不管路人怎麼看我。
晚上戈培爾再次在收音機上廣播，談這次謀刺行動，儘可能惡毒地攻擊每一個人。不過輿論似乎並不支援政府。街上的行人看起來各個臉色慘白，心情沮喪，甚至不敢直視別人。一位電車車長大聲批評戈培爾的談話，對我說：「真令人作嘔！」
但「安全域性」對於當時大眾反應的報告（戰後才公佈，且可靠性出奇的高），卻顯示一般民眾及前線部隊都不支援該次兵變，就連各教會亦正式發表譴責宣告。
畢竟德國境內的反抗運動規模一直不大，只有少數由個人或小集團發起的獨立行動，互無關連，又少互通聲息。這些行動從譴責不公平待遇、協助遭威脅或迫害的人士，到策劃兵變及謀刺希特勒不等。最後的這個極端手段，就連許多最堅決反納粹的人士都認為是不道德的做法，不可接受。
7月27日，星期四
今天法官里克特告訴我亞當·特羅特的案子愈來愈不樂觀。檢察官在過濾目前蒐集到的證據之後，向西克斯博士的副官證實他們的確找到名單，而且亞當是負責外交事務的副國務卿人選！西克斯似乎仍有意救他出來，亞歷克斯·韋特更夜以繼日地催促他這麼做，至少現在他尚未落井下石。他們希望能爭取第三中立國出面干預，但我覺得這樣反而對他更不利。
戈特弗裡德·俾斯麥每天都進城，和我約在我住處附近的廢墟里見面。今天他仍滿懷希望，不認為他們會殺亞當，可是他說海爾多夫必定難逃一死；希特勒特別恨他，因為他不僅是納粹黨老黨員，還是褐衫軍將領之一。據說華格納軍需署長已自殺。
戈特弗裡德打算明天開車去他在波美拉尼亞的農場賴因費爾特城堡，因他覺得已經在家裡乖乖待了一個星期，證明他沒什麼好怕的，或許現在該離城一段時間。他希望我和羅瑪莉·舍恩貝格也一塊兒去，但我不可能。我必須假裝一切如常，每天仍去上班，即使我根本什麼事都沒做。
反納粹多年的華格納將軍因提供施陶芬貝格逃離拉斯滕堡的飛機，絕不可能脫罪，便於7月23日舉槍自盡。
7月28日，星期五
今早去美容院燙髮。
戈培爾宣佈將「全面參戰」，意味著關閉所有「不必要」的商店，全民動員，顯然希望藉此徵召所有成年人口，斷絕人民在後方推翻政府的可能性。本來編制整齊的後備部隊，因受到這次案件的牽連，現在司令官已換成希姆萊；部隊內不再行傳統軍禮，改為伸出右臂，喊叫：「希特勒萬歲！」這令每個人都氣憤填膺；實施這一連串瘋狂的法令已到了荒謬的地步。
目前仍沒有人知道前後備部隊司令弗羅姆將軍的訊息。戈特弗裡德·俾斯麥說密謀者並不信任他，因為他從未明確表示願意加入，所以兵變一開始便逮捕他，把他鎖在他自己的辦公室內，班德勒街指揮部由奧爾布里希特將軍接管。
結果警備部隊（該單位負責所有政府機關的守衛工作）裡的一位指揮官雷默少校把他放了出來。行動之前，他們本來打算將雷默支開，海爾多夫曾經這麼提議過，但軍隊裡的密謀者卻沒有聽從他的警告。其實雷默一開始似乎也有意加入，後來戈培爾召見了他，並且安排他直接和希特勒通電話。
吃過中餐後，戈特弗裡德和羅瑪莉·舍恩貝格開車來道別，他們將前往波美拉尼亞，希望一個星期後能夠回來；他們又試著說服我一起去。這兩個人處境都極危險，卻一副毫不在乎的樣子。託尼·紹爾馬已回他在西里西亞的家。所有好朋友都離城了，只有我還留在這裡；但我必須留在柏林城內。
弗羅姆將軍並沒有因為在兵變當天臨陣退縮而得到任何好處。隔天他遭到逮捕，被囚禁長達數月，受到各種酷刑，最後於1945年3月處決。
7月29日，星期六
亞當·特羅特的處境懸宕不決。很多人都做了努力，現在只能靜觀其變。我會想辦法去普菲爾家過週末。
早上辦公室的電話鈴響，原來是羅瑪莉·舍恩貝格。「你在哪裡？」「阿德隆。我跟梅勒妮（俾斯麥）住在這裡，千萬別告訴任何人，吃驚吧？是不是很棒？」這隻代表一件事：戈特弗裡德·俾斯麥還是被捕了！我說我會在午餐時間趕到。到了阿德隆旅館後，看見戈特弗裡德的長兄奧托，他昨夜剛從弗利德利斯魯城堡趕來。他們正打算回波茨坦。梅勒妮雖然臉色慘白，卻很鎮定，決心不計任何代價也要把戈特弗裡德救出來。她說她試著跟所有人聯絡，奧托則試圖聯絡戈林。後來羅瑪莉告訴我經過情形：昨天出城時，戈特弗裡德的車子拋錨，他們轉搭火車，先到賴因費爾特城堡，凌晨3點才剛吃完晚餐，三名蓋世太保便走進來逮捕了戈特弗裡德，同時還搜尋了整座城堡。他們給他時間聯絡梅勒妮，然後直接載他回柏林。梅勒妮對我說，有人警告她格斯多夫家已受到監視，電話亦遭竊聽。她求我別再和珀西·弗雷見面，我答應她至少絕不會再帶他去格斯多夫家。
下午剛從里斯本回來的羅拉·沃爾夫走進辦公室。她即將臨盆，特別趕回德國生產。她看起來簡直像從外星球回來的：新衣服、精神飽滿又整潔。這裡發生的變化令她瞠目結舌；結婚前她曾替法官里克特工作，那時塔蒂阿娜和路易莎·維爾切克都還沒結婚，蘭曹還在這裡工作。哎，恍如隔世！
到動物園車站和珀西·弗雷及提諾·索達提會面，他們開車載我去距離柏林一個小時車程的普菲爾家，阿加·菲爾斯滕貝格和喬吉·帕彭海姆已經先到了。
曼斯菲德7月30日，星期日
一談起7月20日的事件，普菲爾就變得特別謹慎。我提起某一個細節，他一副震驚的表情，我立刻改變話題。不知事前他是否已有所聞；就算他知道，我也不覺得驚訝，因為他在軍事情報局工作，那裡有很多人參與密謀。不過這種時候，每個人都難擴音心吊膽，如履薄冰。
下午珀西·弗雷開車載一些人去布科夫的霍斯特曼家，但我留在家裡，什麼人都不想見。
柏林7月31日，星期一
回來上班後發現辦公室一片混亂。戈培爾最近宣佈「全面參戰」殃及全國，我們情報司必須交出百分之六十的職員，男人上前線，女人進軍需品工廠。伊迪絲·佩法爾、厄施·馮·德·格勒本和羅瑪莉·舍恩貝格都被解職，我被留下；令人有點納悶，因為支援我做照片檔案的最後一批技術人員、攝影都已離開了。
其實我也注意到，自從亞當·特羅特被逮捕後，西克斯博士對我關愛有加，有時候甚至讓我想跟他談亞當的事，可是法官里克特求我千萬不可以鬆口，因為西克斯其實非常憤怒。他表示亞當被捕，連累了整個外交部。他從來沒有公開提過亞當的名字，只在一次會議裡宣佈說：「我們司裡有兩匹害群之馬！」指的當然就是亞當和海夫騰。他大概覺得至少應該公開表態一次吧，其他時候則絕口不提。亞當的名牌到現在還掛在他辦公室門上，令我感到安慰，彷彿是保證他仍活著的一個象徵。我害怕名牌被拆掉的那天終將來臨。
自1944年春天開始，希姆萊通過瑞典方面，小心放出求和的試探風聲，西克斯博士多次赴瑞典便為執行那項任務。就連希姆萊都開始懷疑德國不可能戰勝，向來講求實際的西克斯更心知肚明。他在「七月密謀」前後對特羅特，甚至對蜜絲的態度判若兩人，很可能是因為他老謀深算，希望戰爭結束時，能夠利用這兩個人與盟軍陣營的關係。西克斯的親信之一蒙克博士便作證指出，西克斯曾命令他和另一位黨衛軍高官施米茨博士，草擬一封致希姆萊的信，建議某些外交部遭到逮捕的官員（指特羅特及海夫騰）雖然罪行重大，但明智的做法或許不該予以處決，應將其收押，作為來日與盟軍協商的籌碼。據稱希姆萊本人贊同這個做法，但當他上呈希特勒時，後者暴跳如雷，大吼道：「外交部最壞，應該把裡面所有的人統統吊死！」
午餐吃到一半，保羅·梅特涅從阿德隆旅館打電話來。他選在這麼危險的時候來柏林，把我嚇壞了。但他實在太替這裡的朋友們擔心；他說他沒有告訴塔蒂阿娜他來這裡，假裝是為了處理捷克另一片產業的問題趕赴布拉格。又告訴我希奧爾希奧·奇尼又來了。我很高興有保羅陪伴，但這個時候待在柏林實在太危險了！
稍後，去阿德隆和保羅及希奧爾希奧見面。奧托·俾斯麥和羅瑪莉·舍恩貝格也在那裡。阿加·菲爾斯滕貝格這次玩笑又開過火了，見到保羅時，她老遠從旅館前廳的另一頭大叫道：「你也是密謀者之一嗎，保羅？怎麼一張苦瓜臉？」現在向來口無遮攔的她和託尼·紹爾馬，成了我們的「麻煩鬼」。兵變隔天，託尼在街上遇見另一位軍官，竟然自我介紹說他是「施陶芬貝格」！
奧托很快便帶著希奧爾希奧返回弗利德利斯魯。羅瑪莉趁著保羅在和別人說話的當兒，把我拉到角落裡，告訴我這兩天她的經歷。
戈特弗裡德在被蓋世太保帶走之前，抓住機會告訴她，施陶芬貝格用剩的炸藥被他藏在波茨坦官邸的保險箱裡，並把鑰匙塞給她。她立刻搭送牛奶的火車，趕在戈特弗裡德與警衛之前抵達官邸，取出兩個包裹——她說兩個包裹都跟鞋盒差不多大，外面包著報紙——推出一輛腳踏車，把其中一個包裹小心放在龍頭上，騎進無憂宮公園內，途中撞上一位送貨男孩，跌下車來，包裹也掉了。為了怕引起爆炸（她對炸藥當然一無所知），還很勇敢地撲在包裹上，但當然什麼事都沒發生。最後她把包裹丟在公園裡的一個池塘裡，但包裹不斷浮出水面，她不斷用樹枝往下按。後來在絕望之餘，只得把包裹撈出水面，埋在一叢樹後面。正打算騎腳踏車離開時，抬頭一看，赫然見到一個男人站在池塘後面看她。他看了多久？會不會去告密？她像一陣風似地騎回官邸。但這時已緊張過度，沒辦法再如法炮製處理另一個包裹，只得把它埋在花園裡的一個花床下面。俾斯麥家的女僕安娜幫著她埋，一副完全不好奇的樣子。羅瑪莉很可能因此救了戈特弗裡德一命，因為幾個小時後第一批警察就來了，對整棟房子做了地毯式的搜查。
雖然，羅瑪莉有時候狂熱得近乎危險，但我的確佩服她的勇氣和機智。
保羅到瑪莉亞·格斯多夫家吃過點心後，堅持要去波茨坦一趟，讓梅勒妮和戈特弗裡德知道朋友們一定會支援到底。我們很晚才抵達，只有奧托和羅瑪莉在家。我們坐了一個小時左右，才搭最後一班火車回城。一路上我覺得非常不舒服，好幾次趁火車進站走到月臺上嘔吐，保羅極有耐性地陪在旁邊。或許是我的身體終於開始對這幾天緊張的情緒起了反應。
保羅給了我極大的支援，他一如往常，沉靜且講求實際。他說得沒錯，現在的情況是不可避免的結局，我們愛莫能助。兵變既然失敗，所有涉案的人當然必須付出代價。這樣反而給了納粹一個大好機會，除去他們向來最痛恨又畏懼的人。
保羅現在總是隨身帶根手杖，那是他祖先梅特涅首相留下來的遺物。但保羅並不習慣用手杖，所以時常被絆倒。那根手杖看起來很輕，外面包著一層木質，其實是用鐵做的，非常沉重，若掉到地上，就跟發射手槍一樣響。我第一次聽到時嚇得跳了起來。保羅說若必要，他會用它。
另外一名參與密謀的關鍵人物崔斯考少將在兵變失敗後自殺。死前留言：「我們都沒有權利抱怨，無論是誰，參與了反抗活動就等於已破釜沉舟。然而一個男人真正的價值，正決定於他是否隨時準備為自己的信仰犧牲。」
8月1日，星期二
保羅·梅特涅今早離開。現在他已知道一切，催促我趕快請醫生建議的病假，去柯尼希斯瓦特和家人相聚。由於聽說初次審判要等到三個星期後才開庭，我決定聽他的話。
奧托·俾斯麥來瑪莉亞·格斯多夫家午餐，他已用盡各種辦法想幫助戈特弗裡德，但直到目前為止，他和梅勒妮還沒見到任何一位在臺上的人。他們通過蓋世太保送食物進去，卻不知道他拿到了沒有。亞歷克斯·韋特送了一個皮箱進去給亞當·特羅特，我們也不知道結果如何。
晚上我和珀西·弗雷在廢墟見面，討論各種逃亡的可能。羅瑪莉·舍恩貝格一直想說服珀西替那些成功逃脫的人弄到瑞士簽證。梅勒妮的姐姐，愛麗絲·霍約斯也從維也納趕來，幫忙打聽他們到底被關在哪個監獄裡。
然後珀西載我去萬湖。墨索里尼的大使安富索邀請奧托和我去他那裡晚餐。只有安富索和他的新婚太太在家；她是個漂亮的匈牙利女孩，名叫內麗·塔斯納蒂，有點像塔蒂阿娜，不過是金髮。
之前我沒有機會問奧托是否打算提戈特弗裡德的事，但很快便看出來他不打算談。其實我有點驚訝，因為他和安富索算是很好的朋友；不過，安富索也是在墨索里尼垮臺之後，少數還對他效忠的義大利大使；我尊敬他這一點。吃過晚餐後，我們坐著聊天。安富索一直談論「炸彈事件」，因為那件事剛發生過後，他便陪同墨索里尼去拉斯滕堡做官方訪問。他說那天晚上希特勒是唯一還保持鎮靜的人，其他的隨從仍顯得十分混亂。安富索開玩笑說，一開始他自己也如坐針氈，因為他怕刺客是支援巴多格里奧的義大利人，後來聽說是德國人自己乾的，才大鬆一口氣。他不斷講俏皮話；奧托和我努力裝著一副滿不在乎甚至還覺得好笑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