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尼希斯瓦特1944年1月1日，星期六
直到黎明，保羅·梅特涅才到家。聖誕樹在塔蒂阿娜的房內點亮，我們以香檳及果醬餡餅慶祝新年及她的生日，燒掉寫有新年願望的小紙片，喂蘇格蘭犬「雪莉」吃很多點心——後果慘不忍睹！
現在我正在收拾行李，準備搭午夜列車回柏林。
柏林1月2日，星期日
母親陪我坐車到馬林巴德車站，雪下得很大。火車照例遲到。我們在冰庫似的車站裡坐了一小時。正當火車駛進站時，空襲警報聲響。本來搭夜車就是希望能夠避開每晚幾乎都會發生的空襲，還是逃不過；一大早抵達柏林。我在一片漆黑中走錯了車廂，裡面擠滿從巴爾幹半島返國、東倒西歪計程車兵，個個儀容不整，大多臉上蓄著幾個星期沒刮的大鬍子。他們立刻開始整理頭髮，穿衣服。後來一位女性稽查員叫我換車廂，但因為飛機還在頭頂上飛來飛去，我決定留在原地，接受母親每次在信中譏稱為「穿藍衣的勇敢男孩」（可能是她在某廉價小說裡讀來的）的保護。她必須冒著空襲坐車趕回柯尼希斯瓦特，令我擔心；我也替車上的乘客擔心，因為火車在雪地上會非常顯眼。不過盟軍飛機顯然有更重要的目標待炸，我們平安抵達萊比錫，正好趕上另一班火車。
到柏林城郊時，火車又受阻四個半小時。多處鐵軌被炸壞，火車必須輪流等待通過。有些乘客變得歇斯底里，從視窗爬出去，決定步行。我留在車上，終於在下午3點抵達安哈爾特車站，接著發現一輛開往沃伊什街、仍在行駛的巴士。
據我觀察，柏林和我在五週前離開時比較起來，變化不大，倒是整潔了些，街道上的殘物多已清掃乾淨。我們家那一區比我經過的其他區域都糟，因為有兩枚空雷分別落在呂措大街兩邊，第三枚正中屋前那片小廣場，周圍別墅全被炸燬。廚子老瑪莎帶我巡視整棟房子，眼前景象令人驚駭：窗子都成了大洞，雨飄進來打在鋼琴上……我把從柯尼希斯瓦特帶來的火雞和葡萄酒放好，喝了點湯稍事休息，再搭火車去波茨坦。
波茨坦倒是很平靜。廚子給我喝咖啡（路格·埃森留下來給職員的聖誕禮物）。雖然管家曾經對羅瑪莉·舍恩貝格抱怨說，我們倆住在這裡時，家裡「簡直跟美國西部一樣鬧鬨鬨的」，但看見我她似乎還是很高興。
吃過晚餐，我只從行李中拿出一點東西就上床了，因為我覺得這次並不會住太久。深夜2點，警報開始響。波茨坦城裡及附近射擊聲不斷，因為家裡只有我和女僕們，大家便乖乖到地窖裡去躲避。我的神經衰弱顯然沒有改善，聽見幾枚炸彈咻咻飛進官邸附近，仍嚇得直打哆嗦。每天晚上都得起床熬個幾小時，也令人精疲力竭。
1月3日，星期一
準時九點到辦公室。以前情報司有好幾個辦公地點，現在只剩下前波蘭大使館一棟建築，司內工作等於停擺，每個人都想趕在下午4點離開，好在天黑空襲開始前趕回家。有些人每天得花好幾個小時進城，其中一位秘書來回車程需七小時，所以等於只工作一小時。換作是我，根本不來了。
我們八個人在同一個房間內上班，那是前波蘭大使利普斯基的更衣室，除了豪華的衣櫥、鏡子和美麗的地毯之外，實在不太適合當辦公室。每個人的神經似乎都拉得很緊，前幾天樓下兩位秘書才打了一架。我發覺人們不堪其擾的臉孔比殘破的街景更令人沮喪。肯定是大家夜夜失眠，沒機會從極度疲勞裡恢復過來的結果。
法官里克特急壞了；前兩次空襲中有幾枚炸彈落在韋爾德村裡，而他的家人（太太和兩個小孩，一個1歲，一個2歲）住的房子沒有地窖。他即將前往義大利六週，與拉恩大使會合，我提議他帶家人去跟塔蒂阿娜住。她現在收容了很多來自遭轟炸城市的難民，一定很樂意接納她們。
我的直屬上司布特納顯得既挑剔又焦躁，或許是因為頭部受傷的關係。不過他已將羅瑪莉·舍恩貝格和厄施·馮·德·格勒本調來我們部門，讓我很開心。我很高興看到除了他之外，司裡所有的好人幾乎都留在柏林，不過聽說我們即將撤退到西里西亞與捷克邊界上巨人山內的一個名叫「克魯曼修柏」的村莊；整個外交部都會遷過去，上級希望我能夠重新建立一個新的照片檔案（舊檔案已在11月的空襲中被毀）。這份新工作不容易做，因為可用資料太少。
整個早上都和同事聊天，然後和羅瑪莉、亞當·特羅特去瑪莉亞·格斯多夫家吃便餐。一如往常，那裡客人還是一大堆。
1月4日，星期二
前幾天布特納要求羅瑪莉·舍恩貝格把所有星期一尚未回來上班的人列清單出來，結果她把司裡所有職員全列了上去，無一例外。可想而知，他當然暴跳如雷！
幸好來了一位新同事，很年輕，擔任我們人事處主管漢斯—貝恩德·馮·海夫騰（他也是外交部裡最好的人才之一）的高階副官，人很和善，又懂得體諒別人，總是替大家打圓場。正是我們迫切需要的人。
有一次海夫騰要求羅瑪莉趕緊去買些兩角錢的郵票，她買不到，便拖拉一長串一分錢的郵票回來。他亦不計較的一笑置之。
1月5日，星期三
碰見新調來的情報司大主管西克斯博士，他說明天下午1點想見我。大家都儘量躲他，因為他是黨衛軍高官，人又討厭，而且那個時間對我來說很不方便，明天是俄國東正教的聖誕節，我想上教堂。
西克斯博士暨教授（生於1906年）是一名「納粹知識分子」，曾擔任柏林大學外國經濟系的系主任，同時兼任國家安全域性（r）「科學研究」及「意識形態研究及分析」部門的主管。1940年他被任命為黨衛軍內「安全域性」（s.d.）英國組組長，計劃在德軍佔領英國後，「肅清」英國。後來該計劃作廢，希特勒將目標轉向蘇聯，西克斯又奉命擔任蘇聯組組長，計劃在佔領莫斯科之後，接管全蘇聯的安全檔案。但莫斯科也到不了手，等待之際，西克斯及其手下被調往斯摩稜斯克，追捕猶太人、蘇聯人民委員及游擊隊。生性謹慎的他很快申請調回柏林，進駐黨衛軍忙著滲透的外交部——先從文化司著手，接著是蜜絲服務的情報司。
凱蒂婭·克萊因米歇爾來向我借鞋子，因為她所有衣物都在空襲中被毀。幸好我的鞋她能穿。
1月6日，星期四
和羅瑪莉·舍恩貝格趕去教堂。彌撒極美，但參加的人很少。我們及時趕回辦公室，我去見西克斯博士。他先對我噓寒問暖一番，要我「服用救丘吉爾一命的藥」（丘吉爾去年冬天在卡薩布蘭卡感染肺炎），接著進入正題，堅持現階段全民投入戰力，並威脅將「所有的懶骨頭」都調去軍需品工廠，或派去做電車售票員，云云。最後命令我立刻前往克魯曼修柏。啊！好可怕的一個人！
我搞不清楚自己是高興還是難過？近來感覺自己所做的每一個選擇都將決定我一生的命運，最好還是別刻意抗拒時勢；但我又很想留下來，和朋友們在一起。
1月7日，星期五
以前大部分朋友居住的城區現都已慘不忍睹。到了晚上，街上一盞燈都沒有，只見一片被燒燬的房子，一條街接一條街，沒有盡頭。塔蒂阿娜說馬德里在經過內戰後，常有不良少年藏在廢墟里，夜晚出來攻擊路人。柏林似乎不會出現同樣的情形，但那種空曠死寂，實在詭異。
下午，克勞斯·凱克布希和克萊門斯·卡格內克突然來我們辦公室，後者毛皮領上掛著他受頒的騎士鐵十字勳章。他正在返回俄國的途中，看見他們這麼英俊，笑得這麼開心，我有點擔心大老闆西克斯會突然出現，但他們不肯走，我只好安排他們坐在樓梯旁的木頭板凳上。克萊門斯拿出一瓶白蘭地，我們輪流喝。法官里克特正好經過，他也認識克勞斯，便加入我們的慶祝會。
稍後我去漢斯·弗洛託家，他邀請朋友去家裡喝酒。他的公寓奇蹟似的沒受到損害。接著克勞斯用借來的賓士車載我去車站，並且送我一瓶苦艾酒，因為我的生日馬上就到了。再過兩天他將前往巴黎，緊接著再去滑一個月的雪，表面上是去教新兵滑雪。他這麼會混，每個人都覺得不可思議。自從他的坦克車在法國被炸，令他嚴重灼傷，還有他小弟弟馬克斯欽在俄國陣亡後，他便覺得自己理當過舒服日子。
我和艾伯特母女共進晚餐，她們已返回柏林，幾乎每天都待在家裡。艾琳的兄弟也從根西休假回家；他告訴我在英國陸軍服役的查理·布呂歇爾駐突尼西亞期間陣亡。塔蒂阿娜知道了一定會很難過，戰前她住過他們家。
布呂歇爾兄弟的父系祖先為拿破崙戰爭時代著名的普魯士陸軍元帥，母系（母親是蜜絲母親的遠房表親）祖先則是波蘭的拉齊維爾家族。他倆都在英國受教育，後來入英國籍，大戰爆發後投效英國軍隊。
1月8日，星期六
今晚在波茨坦只有我和戈特弗裡德·俾斯麥在家，海因裡希·維特根斯坦來吃晚餐，看起來蒼白又疲倦。報紙現在對他的戰果突然大肆宣揚，前幾天晚上，他在半個小時內擊落了六架轟炸機。可是他看起來卻好羸弱。他留下來過夜，幸好警報沒響。
1月11日，星期二
今天是我生日。早上和辦公室另外一個女孩躲在腓特烈街車站的地下部，空襲開始時，我們正打算去位於泰格爾的謝爾出版公司的照片檔案室。隧道里非常擁擠，因為正巧碰上午餐時間。有人說擠一點沒關係，只要別碰上女人突然臨盆生寶寶就成了。我們選了一個覺得最安全的角落，待在幾根粗鐵條下面，希望那些鐵條能撐得住重壓。警報在一陣激烈射擊（現在變得司空見慣）之後解除。我們繼續上路，卻很快發現必須花四個小時才到得了目的地，便空手返回辦公室去面對滿臉不悅的老闆。西克斯博士只希望看到結果，並不在乎你用什麼手段。
晚上7點回到波茨坦，發現梅勒妮·俾斯麥竟然替我準備了豐盛的生日晚餐，有路格·埃森送的契斯特菲爾德牌香菸，很多香檳，和一個真正的、插了蠟燭的蛋糕，令我十分感動。
1月12日，星期三
今天我再度前往警察局總部去取一些轟炸災情的照片。肢解屍體的景象向來被公認為最能打擊士氣，所以這類照片都沒有公開。
我差點和海爾多夫伯爵的高階副官起了口角，他是個英俊的年輕人，卻很自以為是，不准我調閱照片，說必須經過長官授權。我也裝腔作勢地對他說，明天早上我就會跟他的長官見面，會親自跟他討論這件事，他聽了眼睛鼓得像銅鈴；我掉頭就走。
1月13日，星期四
海爾多夫伯爵一直更改我們的約談時間，最後終於在門口出現，領我走進他的私人密室。我們先天南地北閒扯了很久，然後提到不久前他希望我做他秘書的事。我想他大概不信任自己的隨從，希望能找一名親信；老天爺，他的確很需要！我說我需要時間考慮。我必須先找亞當·特羅特商量，這件工作的遠景令我害怕。因為他過去曾是納粹高階層人士這一背景，使很多人不信任他，但戈特弗裡德·俾斯麥卻喜歡他，也尊敬他；而且他們倆似乎很親近。對於他所謂我的「選單」，我有很多問題。他給我許多忠告，尤其針對皮克勒伯爵向蓋世太保揭發母親一事。他一點都不驚訝。這些人全像是鐵打的，好像對任何事都見怪不怪！我感覺不論碰到任何緊急狀況，他都一定會幫助我，但我認為在目前這樣動亂的情況下，最好還是不要改弦易轍。他送我出門時，正好撞見那位自以為是的副官，後者愣得說不出話來。
1月14日，星期五
一整個早上都待在泰格爾的謝爾出版社裡找照片——這次同事和我終於去成了！我找到兩張俄國大革命的舊照片，列入我的私人蒐藏中；還發現幾張以前沒見過的俄國最後一位皇帝及家人很不錯的照片，我也允許自己「徵收」了——或許羅曼諾夫家族僅剩的幾位生還者也會想保留幾張副本。那棟建築沒有暖氣，等我們看完時，已凍得全身發僵。我們搭便車回城，換了幾輛私家轎車，甚至還搭上一輛鮮紅色的郵車走了一段路。
保羅·梅特涅今天到柏林。我們一起到格斯多夫家午餐，然後他去波茨坦。他看起來精神很好，似乎得到了充分的休息。想到他馬上得回俄國待幾個月就覺得可怕。
從波茨坦車站出來走路回家途中，突然有幾枚炸彈落在不遠處。我拔腳狂奔了至少一里路，跑到官邸時警報才響。羅瑪莉·舍恩貝格和我一樣非常緊張，男士們卻拒絕下地窖，我們只好坐下來吃晚餐。這次空襲時間較短，我必須承認，有戈特弗裡德和保羅在家，我們倆覺得有依靠多了。
1月15日，星期六
早上六點起床替保羅·梅特涅做了些三明治。等我去格斯多夫家吃午餐時，卻很驚訝地發現他也在那裡，原來他的飛機引擎故障，又掉頭飛回來了。亞當·特羅特也在那裡。
我在辦公室裡鬧革命，想爭取在柏林多待幾天。老實說，投入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令我害怕。目前我的頂頭上司布特納態度堅決，甚至跟其他上司鬧翻。
回家途中，我去城裡極少數還在營業的美容院之一洗頭，同時儘量蒐購化妝品，因為克魯曼修柏絕對沒有。
稍後，羅瑪莉·舍恩貝格、保羅和我，擠進託尼·紹爾馬的車裡，逛遍城裡所有幸存的餐廳，想點生蠔吃——生蠔是少數不用糧票的可口食物之一。這樣在夜裡到處遊蕩，便是1944年柏林的夜生活！我們試了侯切爾，希望能買些葡萄酒，結果侯切爾已經關門了。最後男士們把羅瑪莉和我放在伊甸旅館殘破的酒吧內，繼續上路搜尋。我們摸黑穿過大廳，走到前廳，到處一片凌亂：水晶吊燈砸在地上，傢俱破破爛爛，碎物滿地。過去幾年，我們太常在那兒流連，此刻感覺彷彿像是自己的鬼魂重遊舊地一般。旅館方面已在討論重建計劃！
1月16日，星期日
早上5點起床，第二次送保羅·梅特涅離開，然後回床上睡到9點。本來想跟路格·埃森（他已返回柏林）一起去騎馬——現在我們沒辦法做別的運動——抵達馬廄之後，才發現那裡已荒廢。我們垂頭喪氣回官邸吃早餐，發現保羅又回來了！這一次飛機居然在他眼前起飛，所以他得再待一天。路格表示可以讓他坐上一架飛往裡加的瑞典飛機，但羅瑪莉·舍恩貝格很明智地說現在列寧格勒前線的戰況愈來愈糟，保羅在路上耽擱的時間愈久愈好！
我和布特納打仗打輸了，明天就得啟程去克魯曼修柏。
早上大部分時間都在收拾行李，和保羅及羅瑪莉聊天。接著安富索來接我們去他城外的住宅吃午餐。他現在擔任墨索里尼的駐德國大使。飯後羅瑪莉睡了個午覺——她覺得不太舒服——安富索和我則沿著湖散步。戰前我在威尼斯就認識他；最近齊亞諾及其他11名法西斯當權分子被處決，令他膽戰心驚。齊亞諾和他一直很親近，他自己亦是極少數仍然對墨索里尼效忠的義大利高階外交官。墨索里尼垮臺後，眾叛親離，安富索的決定雖然未必明智，但我敬佩他這一點。他是個聰明人，但他的工作卻很難做，特別是他根本不同意德國人的作為。他借了幾本介紹克魯曼修柏的書給我。
安富索（生於1901年）終身從事外交工作，自1937年至1941年擔任齊亞諾內閣的外交部長，駐派匈牙利。1943年9月義大利倒戈之後，奉派擔任墨索里尼設在德國的薩羅共和國的駐德大使。大戰結束後，成為法國戰犯，因法國指控他為1934年刺殺南斯拉夫國王亞歷山大一世及法國外交部長路易·巴爾都的共犯。獲得無罪開釋之後，他返回義大利，並重返政界，成為義大利國會中的新法西斯黨代表。
齊亞諾伯爵（1903—1944）娶了墨索里尼的女兒「埃達」為妻，從頭到尾都反對義大利參戰。雖於1943年初辭去外交部長一職，卻仍留在法西斯大委員會中，因此也在1943年7月25日投票反對墨索里尼。但巴多格里奧政府指控他貪汙，他逃往北方，被德國人交給設在薩羅的新法西斯政府。1944年1月11日，他和同樣在1943年7月反叛墨索里尼的另外11名法西斯黨資深領導人，在墨索里尼勉強同意之下，一同受審，然後槍決。
稍後去亞當家與保羅碰面。由於我到時已經6點了，我們一起喝了下午茶、雞尾酒，接著喝湯。彼得·比倫貝格也來了。晚上亞當打電話給住在克魯曼修柏的馮·德·舒倫堡伯爵，討論我抵達後該住哪裡。以前是德國駐莫斯科最後一任大使的伯爵，好比外交部在那兒的「大家長」。他住的房子很大，願意收容我，不過我和同事分開住或許不太好，至少一開始不應該，所以我打算先跟同事住一陣子。亞當還打電話給他另一位朋友，赫伯特·布蘭肯霍恩；此人我並不認識，他負責禮賓司及安排外國使節住處，因此手中有許多房子可供排程。
克魯曼修柏1月17日，星期一
辦公室所有職員都在今天撤往克魯曼修柏。開車進城的人只有路格·埃森和我，保羅·梅特涅決定搭火車返回前線。天色很暗。路格幫我把兩個很重的皮箱拖到等待的卡車上。之前我拒絕先寄行李過去，怕因此失去唯一的財產。後來得知貝茨先生是我們的小組長，大鬆一口氣。他將擔任克魯曼修柏的人事室主管，他人非常好，很願意幫忙。卡車把我們及行李統統放在格爾利茨車站，和另外30位由老闆布特納親自帶領的職員會合；布特納臉色慘白，態度不善，他的秘書悄悄告訴我，他本來以為我不會出現。顯然我們倆都非常討厭對方。我看到一個名叫伊爾絲·布盧姆（因為表情甜美，外號叫「瑪丹娜」）的漂亮女孩，帶的行李比我還多，不禁鬆了一口氣。大家都對我們倆大皺眉頭；我們在巴士駕駛員的協助下，幫著彼此把所有行李抬上車。接著主管拿出名單點名，整件事突然變得像是學校出外旅行似的。貝茨緊抓一把雨傘，臂膀上吊著一根象牙柄柺杖，扶我們登上火車。我因為很氣布特納對我惡臉相向，遂和瑪丹娜跑到另一個車廂去坐；那是個三等車廂，座位很硬。（這年頭大家身上都沒什麼肉，屁股坐得很痛！）
我們在下午3點抵達希爾施貝格，克魯曼修柏支線即從該站岔出。當地的軍需官來迎接我們，身穿滑雪服——好一個反高潮！大家換搭當地的小電火車，半小時後便抵達克魯曼修柏。
當地外交部一半的職員都來迎接我們，我在人群中瞧見舒倫堡伯爵，頭戴一頂神氣的阿斯特拉罕羔羊皮帽——可能是來自莫斯科的紀念品。他特地來接我，讓我覺得眾目睽睽，完全違反我想默默登場的初衷。起先我們找不到分配給我的宿舍「克莉絲塔小屋」；找到後把行李放好，先回伯爵的住處喝下午茶。喝極香醇的咖啡，吃烤麵包塗沙丁魚。然後舒倫堡的助理s先生再送我回宿舍。
克魯曼修柏村頗迷人，坐落在一片陡峭的山坡上，木屋分散，每家周圍都環繞種滿杉樹的花園。我對空襲的恐懼感開始慢慢消褪。辦公室在山腳下，所以大部分的人都乘小雪橇上班，下班後再拖回山坡上的家。據我觀察的結果，地位愈重要的人，住宅地勢愈高。我們情報司的人似乎來晚了一步，大部分人分到的小屋都比較醜。
一位當時去探訪克魯曼修柏的人士描述說：「外交部共計500人撤退到克魯曼修柏……所有宿舍及旅館設施都極簡陋……舒倫堡（伯爵）……住宅裝置亦極簡陋，每週必須到蜜絲·瓦西里奇科夫的住處去洗一次澡。由於該地所有僕役皆為捷克人，鋸木廠內的工人則全是塞爾維亞人及巴多格里奧的義大利人，克魯曼修柏因此成為間諜的天堂。以該地作為緊急總部其實並不適合，不僅因為該區自空中鳥瞰可一覽無遺，因此容易遭受空襲，而且蘇軍進佔亦極方便，就地形來說，相當危險。」（漢斯·格奧爾格·馮·施圖德尼茨）
由於我並未指名想跟誰合住一間房，所以被分派與一位k博士同住。她人很好，但我跟她一點都不契合。我發現她總是神情落寞地瞪著一大間沒有暖氣、外面有個陽臺的房間。室內光線極差，沒有床頭燈可供夜間閱讀，更糟的是，上級居然通知我們說因為這間房面積大，可能還得再容納一個人。果真如此，那我一定鬧革命，接受伯爵的提議，搬去他的木屋住。此外，克莉絲塔小屋其實挺好。我們部門總共有11個人，七位女性，四位男性，組長是w先生，在柏林的時候，大家都很討厭他，不過一來這裡，他搖身一變，表現得像大家的好父親，語氣和善，鼓勵大家發揮「團隊精神」。甚至連晚餐都挺豐盛的，吃完後大家回房休息。我決定做一個難相處的室友，這麼一來，就算我必須離開，她也不會想念我。第一步先堅持開啟所有的窗戶；k博士也不甘示弱，整晚打鼾。醒來時，我們倆都凍得全身發紫。
1月18日，星期二
早餐後，我們下山去察看臨時辦公室——設在離車站不遠、一間名叫「塔奈霍夫」的客棧裡。雪地很滑，因為新降的雪立刻被大家的雪橇壓平。
我突然有個機會可以選擇搬家。曾經跟父親學俄文的一位學生珍妮特·s太太不僅在此地工作，同時還擁有一棟房子，她願意收容我。貝茲先生認為這比搬去跟舒倫堡伯爵住好些；雖然他沒有明講，但「輿論」顯然不苟同「貴族沆瀣一氣」。無論如何，我反正決定明天搬家。
1月19日，星期三
外交部已接管附近所有小客棧，塔奈霍夫將作為辦公室之一。大家集合之後，布特納本來想發表演說，但半途作罷，因為客棧裡擠滿東倒西歪、猛灌啤酒計程車兵，他們無意離開，都充滿興味地聽我們講話。
當地居民似乎並不歡迎我們的來到，因為害怕克魯曼修柏從此變成轟炸目標，而且旅遊業也將大受打擊。
下午我把行李捆在雪橇上，拖去珍妮特·s位於一片樹林中的小木屋裡。然後和舒倫堡一起去蒂佩爾斯基希夫婦家，他們是伯爵以前在莫斯科的老部下，之後大家一起搭火車去最近的小城看一齣戲。演得很好，演員全來自萊因蘭一家著名的戲院，遭轟炸後撤退來這裡。
1月21日，星期五
瑪丹娜·布盧姆和我決定利用閒暇時間認真學滑雪及演奏手風琴。我們倆都有一把手風琴。
大部分從柏林來的同事到此地都變得頗滑稽。以前總看見他們伏案埋頭工作，像典型的蠹蟲；一來這裡卻鎮日穿著寬鬆長褲，戴著色彩鮮豔的厚手套、毛線帽，身後拖著小雪橇走來走去，一副很不自在的樣子。
俄國北方前線的戰況激烈，我替保羅·梅特涅擔憂。塔蒂阿娜的來信都有點歇斯底里。
1月25日，星期二
工作步調極紊亂，我們八個人共用一個小房間。為了建立新的照片檔案，上級派給我一位秘書。照片大批大批從柏林寄來，每張都需要加標題，秘書負責大部分加標題的工作，我則負責選照片及建檔。因為我準她回家打字，她很喜歡我。其實這樣大家都多一點空間。
今晚和舒倫堡伯爵（這裡的人都稱呼他「大使」，雖然這兒的大使有好幾位）一起晚餐，吃到一半，他漫不經心地宣佈說海因裡希·維特根斯坦已經陣亡了。我整個人僵住，他很驚訝地看我一眼，因為他並不知道我們是很熟的朋友。幾天前我還在柏林的時候，海因裡希才打電話到辦公室來；他剛去希特勒的司令部，「全能之神」親手為他的騎士十字勳章加配橡葉。他在電話裡說：「我剛去看我們的達令。」然後補充說他很驚訝，因為在晉見之前，居然沒人來取走他的手槍（現在這項預防措施已變成常規），所以他本來有機會當場「把他幹掉」！他愈說愈起勁，我不得不提醒他，這樣的話題最好揀別處說。稍後我們約了見面，他開始計劃下一次再碰上和希特勒握手的機會，將引爆炸彈和元首同歸於盡的可能性。可憐的男孩，那時他一定沒想到自己只有幾天日子可活！他看起來如此羸弱，總是讓我替他擔心。自從他變成德國戰績最輝煌的夜間戰鬥機飛行員後，便不斷出任務，顯然體力透支。他常提到被迫殺人令他感到痛苦不堪，因此只要情況許可，總是設法射中敵機某個部位，讓對方組員有機會彈出機艙逃命。
德國空軍少校海因裡希·馮·賽恩—維特根斯坦在被一架英國長程蚊式戰鬥機擊中陣亡前，總共擊落83架盟軍飛機，其中六架是他在一次著名的單機出擊中一舉擊落的。他陣亡的那天晚上又擊落五架飛機。
1月27日，星期四
一位女同事從柏林來此地出差幾天，帶給我幾張海因裡希·維特根斯坦的照片。以前她經常看見他來辦公室找我，因此連帶打聽他死時的情況，但軍方至今尚未釋出任何細節。他的父母都住在瑞士，必須先通知他們。
1月28日，星期五
昨天柏林又遭到猛烈轟炸，我們至今尚未得到任何訊息，因為所有通訊都中斷了。
終於在附近一家小客棧的燈籠下和布蘭肯霍恩見了面，當時正下著傾盆大雨。我們爬上山坡去他家，然後坐下來一邊分享一瓶葡萄酒、吃巧克力，一邊長談。我覺得他是個頭腦非常靈活的萊因蘭人。說他預言德國將一敗塗地，那是太輕描淡寫了；應該說他很「期待」德國失敗，同時對德國在戰敗後未來國土的分割、創造不同獨立的自治區等，都有極明確的想法！
布蘭肯霍恩博士的這些想法，果然成為戰後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憲法基本架構；他本人則成為阿登納總理最親近的顧問。
蘇軍已攻進列寧格勒，該城遭圍困的時間長達三年。
列寧格勒從1941年9月8日開始，被圍長達872天。該城南方的補給線被德軍及西班牙「藍色師團」切斷，北方則被芬蘭軍隊切斷，唯一能夠通往蘇聯其他地方的路徑，便是渡過拉多加湖。儘管有50萬人走這條水路撤出該城，但仍有約100萬居民在城內喪生，大部分餓死或凍死。「列寧格勒之役」因此與「斯大林格勒之役」一起成為蘇聯「偉大的愛國戰爭」中的傳奇。
1月30日，星期日
我得到了一副白色滑雪板；本來預定送到俄國給那兒的部隊，顯然沒趕上。
下午舒倫堡伯爵帶我去拜訪馮·里希特霍芬男爵，他是前駐保加利亞首都索非亞的公使，娶了一位迷人的匈牙利女士。他們住在鄉間，離村子蠻遠。他們家氣氛很輕鬆，談話也很自由。
但我的情緒異常低落：塔蒂阿娜仍沒有保羅·梅特涅的訊息，海因裡希·維特根斯坦又死了……
1月31日，星期一
昨天柏林又遭猛烈轟炸，據說是自從11月那幾次密集轟炸後最慘的一次。每次同樣的情形一發生，我們這裡的通訊就完全中斷，不禁令人懷疑外交部怎麼可能繼續運作？
雪已融化，天氣好似春天一般。我走路到另一個村子去看一位我在柏林認識的美國混血女孩；她也在負責建立一個檔案。我去的時候她還在床上睡覺。大家在這裡似乎都很會打混。她借給我很多英國和美國雜誌。
2月2日，星期三
布特納去柏林兩天又回來了。他家房子被炸中，全毀，現在脾氣比以前更惡劣。
2月3日，星期四
舒倫堡伯爵今天在滂沱大雨中背了一個背包來找我，背包裡裝滿喝的東西。他和「小明星型」、愛咯咯笑的珍妮特·s非常投緣；她很喜歡老紳士，也很迷父親，經常寫信給他。我們烤了些蛋糕，慶祝了一頓。
2月4日，星期五
今天在另一間辦公室打檔案時，突然有人從柏林打電話找我，原來是亞當·特羅特的秘書。我們在沃伊什街的別墅已被炸得粉碎，我最好趕快回去善後。柏林方面甚至已經派了一個女孩來代理我的工作。我懷疑那並非緊急召我回去的唯一理由。布特納又不在，但人事室副主任準我離開。
柏林2月5日，星期六
早上5點起床，走到車站後發現布蘭肯霍恩也準備搭同一班火車去柏林；他也是個半逃兵。上面有一項白痴規定，若沒有特別許可令，不準任何人離開這個村莊，可是大家都不斷犯規，因為沒有人能夠忍受長期困在這裡，而所有的朋友都身陷危城。開往柏林的火車爆滿，我們從頭站到尾，但有車在柏林車站接布蘭肯霍恩，他送我去辦公室。亞當·特羅特和亞歷克斯·韋特仍在工作。
亞歷克斯是個極端正直又聰明的人；算我們運氣好，他在房子被炸燬後，被分派去和頂頭上司西克斯博士同住，雖然大家都厭惡、鄙視西克斯，但只要亞歷克斯還跟他住在同一個屋簷底下，就能運用他的影響力替我們疏通，所以現在司裡氣氛比以前好很多。亞歷克斯很不滿意布特納的表現，讓我心上的石頭放下一塊。
晃眼看去，柏林令人消沉。自從1月30日的空襲後，似乎一切都停擺了。
然後亞當陪我去沃伊什街看瑪莉亞·格斯多夫。雖然那條街以前就遭到嚴重破壞，但現在更像整個坍了似的，我們站在人群中看一群工作人員把一面殘存的牆拖倒。屋前小廣場已徹底燒燬，只剩下一棟房子還站在那裡——格斯多夫家的房子！
和亞當一起午餐，然後整個下午都和他在一起。他的狀況一點都不好，我真希望他能跟我們一起去克魯曼修柏，但我知道他絕對不會在這時離開柏林。他給我幾本書，然後開車送我去車站，讓我搭車去波茨坦。只有戈特弗裡德和梅勒妮在，感覺就像回家一樣。
2月6日，星期日
回柏林，上了教堂，徒步穿越半個城市。現在大部分的庫達姆大街已毀。我去找西格麗德·格爾茨，她家就在這條街後面；結果她那棟房子也是唯一倖存的一棟。我走上樓梯，但樓梯到一半就不見了，而她在頂樓的公寓也消失了。沒人知道她的下落。和漢斯·弗洛託一起午餐，他家也遭到嚴重破壞。他把公寓裡剩下來的傢俱全搬往別處，設法撐起歪倒的牆，然後像游牧民族一樣搭帳篷住。之後，我回瑪莉亞·格斯多夫家，她跟我講了一個恐怖的故事：
12月26號那天，我們區裡的那位老郵差（她讓他住進我以前在屋簷下的那間破爛房間）得了肺炎，他的家人早已撤出城外，所以瑪莉亞和海因茨就把老先生弄下樓，在廚房裡臨時幫他搭了張床。結果找不到醫生，他在28號死了。整整三天，沒有人來領屍體。他就挺屍在廚房桌子上，周圍點滿蠟燭。後來格爾布蘭教授來看瑪莉亞，被眼前的景象嚇了一跳，立刻通知有關當局；但是仍沒有人來領屍體。30號，炸彈再度如雨點落在我們的小廣場上，四周房子全著了火，我們這一棟之所以沒著火，得感謝基克·施圖姆和他幾位朋友的幫忙，他們抬水將屋頂澆溼。忙進忙出的救援小組不斷撞到屍體，瑪麗亞則在死人腳邊替飢餓的救援小組做三明治。幾位鄰居志願把屍體丟進一棟正在燃燒的廢墟里，瑪莉亞卻希望能在所謂的「花園」（其實只是一小條垃圾場）裡挖個洞。就這樣，可憐的郵差又在屋裡挺了兩天，然後才終於被抬走。
戈特弗裡德和梅勒妮·俾斯麥從他母親的鄉間別墅，舍恩豪森府邸回來。海因裡希·維特根斯坦的飛機就在那裡被擊落。梅勒妮帶回來一把泥土和一些飛機殘骸，像是擋風玻璃和引擎零件。她認為他住在瑞士的父母親可能會想留下一些遺物；我不同意，徒然觸景傷情罷了。當初大戰爆發時，他們根本不應該送三個兒子回德國！他們家祖先多為法國人和俄國人，德國血統並不多。據說海因裡希墜地時人已昏迷，因為他的降落傘根本沒有開啟，而且他距離飛機遺骸頗遠，腳上沒穿鞋。通常他都只穿一雙沒鞋帶的輕便鞋子，在便服外披一件外套。我記得有一次，他在晚宴服外面罩一件雨衣就上飛機了。因為他大牌，所以愛怎麼樣就怎麼樣。他的組員都活了下來，因為飛機一被擊中他就命令他們跳機。或許他最後跳機時撞傷了頭，否則就是受傷了，無法扯開降落傘。梅勒妮也給了我幾片金屬碎片，留做紀念，或許它們會讓我接受終於真正失去他的事實。
2月7日，星期一
塔蒂阿娜接到一封電報，說保羅·梅特涅在列寧格勒城外的前線染上重病。我在這裡打聽不到任何訊息，自從西班牙使館武官羅卡莫拉離開之後，似乎沒有人知道保羅所屬西班牙「藍色師團」的最新狀況。
費德·基堡從維也納回來，說那兒的生活似乎還無憂無慮，和柏林相較竟有天壤之別，令他震驚。自從他被海軍踢出來之後——因為他是哈布斯堡家族的一員——他的生活彷彿就失去了目標。胡德號與俾斯麥號雙雙沉沒的那次著名海戰發生時，他正在歐根親王號上服役。現在他在維也納大學就讀。
稍後在波茨坦俾斯麥家享受美好的晚餐。
路格·埃森從瑞典回柏林，帶回來龍蝦、美國《時尚》雜誌，等等。簡直是另外一個世界！
晚上接到羅瑪莉·舍恩貝格從維也納打來的電話。她逾假不歸，現在又惹了麻煩。接著電話又響，是舒倫堡伯爵從克魯曼修柏打來的。他先叫我不要害怕，但他替我拆開了一封辦公室寄來的信：布特納準備炒我魷魚，因為我沒有得到他的允許，擅自前來柏林！幸虧我請他們替我拆信，因為怕有保羅的訊息。也許我可以乘機跟亞當·特羅特和亞歷克斯·韋特討論我現在的處境。老伯爵本來好擔心，後來聽我的口氣一副毫不在乎的樣子，也跟著放心不少。
2月8日，星期二
羅瑪莉·舍恩貝格從維也納回來了。
亞歷克斯·韋特聽到我被開除，非常生氣地罵：「濫用職權！」云云。我開玩笑說，現在塵埃未定，乘機休個小假也不錯；可是據說頂頭上司西克斯博士不想管這檔子事。
我抓住機會去美容院做頭髮；或許該乘機辭職！不過現在若不在政府機關做事，立刻就會被分派到軍需品工廠——或者去更可怕的地方。走一步算一步吧！
2月9日，星期三
早上羅瑪莉·舍恩貝格和我一起心虛地去辦公室。我被開除的人事令仍未駁回；她則不請假失蹤整整三週。可笑的是，以前我總是警告羅瑪莉對於「全面戰爭」不可掉以輕心，現在她沒事，被炒魷魚的卻是我。
亞歷克斯·韋特立刻叫我進西克斯博士的小房間去捋虎鬚。面談結果：我假裝什麼事都沒發生，回克魯曼修柏上班，21號再回柏林來拿更多的資料，布特納那邊由這裡處理。
回波茨坦途中，買了些鬱金香，結果一路上好多人問我是在哪裡買的。大家仍這麼努力地想維持文明生活的假象，可憐！
晚上家裡只有戈特弗裡德·俾斯麥和我，我們打電話去卡納里斯海軍上將的辦公室，因為哈索·埃茨多夫告訴我軍事情報局裡有一位上校剛從保羅·梅特涅駐紮的那段前線回來，或許他知道保羅的情況。多虧哈索幫忙，我終於和那位上校講上話。剛開始他以為我是塔蒂阿娜，語氣有點保留，令我擔憂。後來他聽說我即將離開柏林，堅持要見我一面，令我更憂心。我們約好明天在阿德隆旅館見面。戈特弗裡德為了逗我開心，說他可能只想看看漂亮女孩，但我可嚇壞了。
2月10日，星期四
路格·埃森載我們進城。軍事情報局的那位上校人很和善，把他所知道的情況全講給我聽：保羅·梅特涅得了兩側肺炎，現在住在里加基地的醫院裡，一旦可以移動，軍方立刻會把他送回德國，但他現在病情嚴重，只能等。那位上校努力用樂觀的口吻說，或許這是福不是禍，因為他那一團在最近俄軍發動攻擊期間，損失慘重，而且保羅說這還只是戰役的開始而已。
稍後我和柏林人事室主任漢斯—貝恩德·馮·海夫騰長談。他已接到開除我的所有公文，但他的態度非常公正，表示雖然事情已經擺平，但他仍希望我向布特納道歉：「……畢竟他自己也不好過……你沒有得到他的允許就擅自離開……他負重傷……遭到槍擊，神經受傷……」離開時，我竟在樓梯間撞上布特納本人，因為想趕快做個了斷，便開口向他道歉，結果，空襲警報就在那個時候響起，他喃喃說：「現在不談這個，現在不談這個。」這件事就此結束。
亞當·特羅特開車送我到車站，結果在途中迷路了，因為走在廢墟中很容易迷失方向。他陪我待在火車上，直到火車開動才下車。火車照例爆滿，我站在通廊列車裡，就連那裡也擠。結果在希爾施貝格沒搭上轉乘火車，直到午夜才回到克魯曼修柏，已精疲力竭。
克魯曼修柏2月11日，星期五
積雪幾乎深達1米。到塔奈霍夫總部露面後，上山去看舒倫堡伯爵，並在他的幫忙下試著打電話給塔蒂阿娜。得知她又住進德累斯頓的醫院，決定這個週末去找她。老先生人真好，有他在這裡簡直是個神蹟！跟他一起吃午餐，然後回辦公室。發現了一封哈索·埃茨多夫發給塔蒂阿娜的電報，證實了保羅·梅特涅病情嚴重，但他附加了一句：「已脫離險境」；令人稍微心安些。
塔蒂阿娜寄給我一些新鮮的蛋，令珍妮特·s高興得如上雲端。
2月12日，星期六
工作了一整個上午，下午兩點前往車站。幸好我隨身帶了些三明治，因為去德累斯頓那一路恐怖極了，每班轉乘火車都沒搭上。接著又搭錯了電車，直到午夜才抵達醫院。可憐的塔蒂阿娜已睡著，被我叫醒後，立刻淚如雨下。她這次來做例行檢查，但人感覺很虛弱。聽到保羅·梅特涅的訊息後感覺更糟。
2月13日，星期日
整天陪伴塔蒂阿娜。我從辦公室帶來幾本《閒談者》雜誌，她認出好幾位戰前認識的老朋友。雙親現在隨時在她身邊盯梢，她變得有點不耐煩，我並不怪她。我建議她到克魯曼修柏來看我，暫時離開一陣子，對她一定有好處。
2月14日，星期一
今早從德累斯頓回來，旅途又是沒完沒了。我們的辦公室已從塔奈霍夫遷到幾排裝配式軍營裡，我便直接過去。之前雖然辦公室還沒完全準備好，但大家已把所有檔案都搬了過去，甚至還擺了些頗具水準的傢俱。快走近時，我發現軍營的排列有點怪異，後來才發現原來有一整排房屋全部不見了——燒光了！我們那棟建築也消失無蹤。原來這批營房在星期六晚上著火，一個小時內便燒得精光。附近勞工營派來的男孩搶救出不少傢俱，可是我寶貴的照片檔案卻再度被毀。布特納所有的檔案也完了（活該！），還有一張屬於西克斯博士的珍貴照片，以及許多辦公室裝置和一臺價值十萬馬克的影印機。這場火可能是某位滿懷敵意的戰俘的傑作，意味著我們又得重新開始。有人告訴我當柏林的西克斯博士聽到這個訊息時，禁不住捧腹大笑，誰叫他們老遠把我們送來這裡躲避「戰爭的不可預期性」呢！
我反正沒事做，便回家早早上床。一到這裡就變得很愛睏，想必是山中空氣的關係。
2月15日，星期二
我們又搬回塔奈霍夫。一位同事幫我將僅存的東西拖進樓上一個房間裡，把那個房間安頓成我的辦公室。那裡景觀極好，還有窗戶直通屋頂，很適合做日光浴。兩名俄國戰俘幫我們把傢俱抬上來，我給他們買麵包的糧票和香菸。
我的照片檔案景況堪憐，大部分照片被水浸溼，不能再用，其餘則黏成一團。我花了很多時間將它們一張張分開，鋪在床上晾乾，然後成疊擺在同事座椅下，希望把它們壓平。
母親發來電報：「求救！塔蒂阿娜想去里加陪保羅。快阻止她……」塔蒂阿娜星期四就會來這裡看我，我決定等到那個時候再好好跟她談。舒倫堡伯爵為了想見她，特別將返家時間延後。
2月16日，星期三
吃過午餐，瑪丹娜和我跟一位名叫赫林可的捷克樂手上第一堂手風琴課，他演奏得好極了。
2月17日，星期四
塔蒂阿娜今天抵達。
著名的蒙特·卡西諾修道院已遭盟軍炸燬。
2月18日，星期五
瑪丹娜·布盧姆的老闆（一位非常好的老紳士，以前是駐伊斯坦布林的總領事）很氣憤，因為他家被炸燬，卻找不到臨時住處安頓家人。我提議請塔蒂阿娜安排他們去住柯尼希斯瓦特。這年頭沒有哪個私人住宅不是擠得滿滿的，就連陌生人也會受到歡迎。
2月19日，星期六
和塔蒂阿娜一起午餐，然後跟瑪丹娜·布盧姆去一座陡坡上滑雪。雪道在一幢極豪華的大房子後面，謠傳外交部長馮·裡賓特洛甫將搬進去住。回家時，發現塔蒂阿娜和珍妮特·s正忙著做三明治，因為舒倫堡伯爵要帶他助理過來吃晚餐；今天是他助理的生日。珍妮特甚至烤了一個蛋糕，同時把剛從柯尼希斯瓦特帶來的葡萄酒拿出來，所以場面頗熱鬧。後來瑪丹娜表演了手風琴，但不久便昏倒了，可能是享受盛宴加上下午滑雪摔跤撞到頭的結果。
2月20日，星期日
午餐過後，天氣變得極好，我們五個人一起出去玩。瑪丹娜·布盧姆和我滑雪，其他人坐雪橇。我們得自己爬坡，因為這裡沒有小纜車。
上山後，聽見遠處山谷響起空襲警報；感覺好不真實。住在這裡有時很難想象外面仍在打仗。
塔蒂阿娜接到保羅·梅特涅寄來的一封情緒低落的信，抱怨說他無法入睡，胸口疼，等等。舒倫堡伯爵答應塔蒂阿娜，若保羅無法很快撤回德國，他會設法把她送去里加。我反對，因為現在搭火車旅行的情況太混亂，尤其是往東歐走。
從蘇聯前線傳回來的訊息互相矛盾，敵我兩方照例都宣稱打了勝仗。
此時蘇軍已重新佔領波羅的海各國，並且抵達大戰前的波蘭邊界。南方有十個德國的師在切爾卡瑟附近遭到包圍，剛剛被殲滅。經過斯大林格勒之役，德軍的確發動了幾次成功的地區性攻勢，但在庫爾斯克之役（1943年7月—8月）——此乃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裝甲部隊戰役，德軍損失了將近3000輛坦克——之後，德軍的勝利完全侷限於小規模策略戰，而先發控制權都掌握在蘇軍手中。到了10月，蘇軍已抵達第聶伯河，解放了基輔。接著又在1944年3月底進入羅馬尼亞。
2月21日，星期一
本來今天應該回柏林向西克斯博士報告建立新照片檔案的計劃，但他出城了，所以行程延後。
今晚我們去看一部中世紀的戰爭片：《公牛之戰》。看到人們用木棒彼此對敲，真令人心安，打了五六個小時，戰場上只躺了七具屍體！
2月23日，星期三
今天中午去「金色和平」午餐，雖然繳了糧票，卻只領到小得看不見又難以下嚥的肉。塔蒂阿娜開始抱怨，結果我們換到了一點點香腸。
晚上布蘭肯霍恩過來吃晚餐。他答應打電話給保羅·梅特涅在里加的醫生，教人放心不少。因為舒倫堡伯爵已回家，要待一個星期，我們跟他的助理並不是那麼熟，而且答應發給塔蒂阿娜前往裡加通行證的那位黨衛軍又剛出車禍撞死了。
15日柏林再遭猛烈轟炸。一枚巨型炸彈炸中城裡少數幾家倖存的旅館之一布里斯托爾旅館，當時館內正在舉行一場官方晚宴，結果有60個人被活埋，包括好幾位著名的將軍。工作人員花了50個小時才把他們全部挖出來，那時大部分人已經死了。
2月24日，星期四
布蘭肯霍恩無法聯絡上里加。
2月25日，星期五
早上布蘭肯霍恩打去里加的電話終於接通。保羅·梅特涅似乎已脫離險境，但醫生仍然認為他太虛弱，不宜旅行。
下午我發高燒，不得不回家上床休息，令布特納大樂。據說他瘸著腿在塔奈霍夫客棧裡跳來跳去，猛搓手咯咯笑道：「終於給我逮到她了，終於給我逮到她了！」怪異！
2月26日，星期六
現在換塔蒂阿娜臥床了。
2月27日，星期日
終於收到一封保羅·梅特涅比較開心的信。
2月28日，星期一
今天早上仍無法上班，實在不舒服。布蘭肯霍恩聽說我們的情況後大為震驚，答應要替我們找位醫生。醫生下午出現，年輕力壯，令珍妮特·s一見傾心，他顯然也有同感，答應很快再來——看「她」！布蘭肯霍恩說保羅·梅特涅的肺里長了一個膿瘡，他說這種情況非常危險，也極罕見。
2月29日，星期二
回辦公室上班。
蘭曹夫婦從布加勒斯特寄給我一條極棒的火腿，蘭曹被派到該地大使館工作已有一段時間。這份禮物好比天降的恩賜，因為我們的糧票已用得差不多，正在發愁不知拿什麼喂仍臥病在床的塔蒂阿娜。
舒倫堡伯爵昨天回來，真好！
3月4日，星期六
羅瑪莉·舍恩貝格似乎又惹了麻煩。我剛接到柏林人事室主任漢斯—貝恩德·馮·海夫騰的一封信，希望我運用影響力說服她辭職。目前的政治情勢愈來愈危險，她的魯莽作風令每個人都憂心忡忡。她剛從維也納寫信給我，說她即將返回柏林。她回去後一定會大吃一驚。
3月5日，星期日
塔蒂阿娜今晨離開。
丘吉爾最近發表的一場演說，和盟軍一般的態度都令布蘭肯霍恩沮喪。他本來希望德國能與盟軍「在特定情況下」達成協議，如今眼看是不可能了。他們堅持「無條件投降」。瘋了！
2月22日丘吉爾在下議院發表演說，宣佈盟軍戰勝後，波蘭必須將德國佔領區割讓給蘇聯作為賠償。
3月6日，星期一
柏林再遭猛烈轟炸，這一次發生在大白天裡，因為美軍也加入轟炸陣營，他們的飛機可以飛得比英國飛機高很多。白天的空襲比晚上更糟，因為大家都在城裡，不然就在路上。聽說烏髮電影公司（a.）在巴伯爾斯貝格的攝影棚被毀，我很擔心距離那裡不遠的波茨坦也遭到池魚之殃。
盟軍早在1943年初，便已開始對德國進行晝夜不停的轟炸——美國空軍負責白天，英國皇家空軍負責夜間出動。兩天之前，美軍首度啟用29架b—17「飛行堡壘」轟炸柏林。蜜絲所記錄的這一次空襲，是美國空軍在整個歐戰中損失最慘重的一次轟炸任務，出擊的658架飛機中，總共被擊落69架。
我收到越來越多卡西諾戰役的照片。那座美麗的修道院被毀後的景象恐怖極了；佛羅倫薩、威尼斯和羅馬未來的命運又將如何？它們還會存在嗎？好奇怪的感覺：以前沒有人能夠想象這場戰爭會演變到今天這種地步，如此血腥、毀滅性如此之大……
3月7日，星期二
打電話去維也納，本企圖阻止羅瑪莉·舍恩貝格回柏林，但她已經離開了。
3月8日，星期三
柏林又發生嚴重的白晝空襲。我們跟那邊的電話通訊中斷。
珍妮特·s和我都在等包裹。我在等葡萄酒，她在等黃油，但至今什麼都沒接到。
塔蒂阿娜寄給我一大包信，有許多封是保羅·梅特涅寄來的，描述他在里加的生活；他們喂他吃很好的東西：蛋酒、炒蛋、真正的咖啡，等等，令人垂涎三尺。他現在情況好轉許多，但仍非常虛弱。醫療委員會調查了他的病例，大感興趣，因為他左肺長了個膿瘡，還蔓延到心臟，無法開刀，之所以能活命，是因為膿瘡自動破了。
安託瓦內特·克羅伊從巴黎寫信給塔蒂阿娜，說喬吉前一陣子才被蓋世太保召去，討論父親寄給他滿是「忠告」的信。有時候真希望做父母的能夠少干預我們的生活，謹言慎行些，因為我們不會把所有的事都告訴他們。
蓋世太保將拆開過的信拿給蜜絲的弟弟看，他的父親在信中表示對於傳聞他所參與的「活動」十分憂心。依照邏輯推論，「活動」當然指政治活動，也就是反抗活動。喬吉努力避重就輕，表示他父親所謂的「非法活動」可能指的是黑市買賣，當時在法國很多人都做黑市買賣。
3月11日，星期六
和瑪丹娜·布盧姆一起滑雪去尋找蔬菜，她將在家裡燒野兔給我們大家吃。
3月12日，星期日
克魯曼修柏這裡對於生活細節的安排一片混亂，幾乎沒有煤炭（而我們卻身在西里西亞，產煤的心臟地帶）；有煤炭的時候，辦公室又熱得像火爐。所以我們不是凍死，就是被烤死。
瑪丹娜·布盧姆燒的野兔美味極了，客人們都待得很晚。我明早5點就得起床，因為必須去波蘭的佈雷斯勞拿一些替代照片重新建檔。
3月13日，星期一
在黑暗中起床更衣，好久沒穿裙子，感覺很怪。
幸好開往佈雷斯勞的鐵路交通照常運作，我10點抵達。那個小城雖然到現在都沒遭到轟炸，卻十分荒涼。我很快辦完正事，迅速遊覽市集及大教堂。本想在當地一家餐廳吃午餐，但食物實在難以下嚥，我胡亂吞下一點不知什麼玩意兒做成的湯，趕緊回車站。
幾位女士跟我合用一個車廂，其中一位老太太因為在一次空襲後大受刺激，不停搖頭晃腦；另外一位失去半條手臂，卻還挺樂天的，她將去鄉間的一家醫院。我覺得到處都髒兮兮的，有人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拿出古龍水在車廂裡噴了一圈。抵達希爾施貝格後，一位在外交部工作的女孩加入我們，她剛從柏林來。見到了羅瑪莉·舍恩貝格，聽說她現在想來克魯曼修柏跟我一起住。
3月14日，星期二
母親來信。她很久沒有伊連娜的訊息，義大利現在的情況似乎很混亂。我突然陷入低潮，到教堂裡坐了好一陣子，把所有的事情想清楚。伊連娜一個人待在羅馬似乎變得既焦慮又絕望，渴望在戰爭結束前來和我們相聚——那可就大錯特錯了！
3月15日，星期三
羅瑪莉·舍恩貝格來信證實她的確想搬來這裡。我們會寄給她一封正式信函，邀請她永久加入我們的工作小組。她在柏林的表現太急躁，危及許多重要人士。
去普魯士客棧吃晚餐。他們剛宰了一頭豬，每個人都狼吞虎嚥豬的內臟，我仍堅持只吃乳酪。
全德國的電報服務都已中斷，如果你希望傳出去的資訊遺失的話（現在常有這個需要），發電報倒是個好辦法。
3月16日，星期四
仍未收到食物包裹，所以晚餐吃烤麵包沾火雞的雞油。
昨晚軍方廣播發言人迪特馬爾將軍坦承東線上的戰況並不樂觀，因為「泥季」來臨，對俄國人有利——我們必須對戰果嚴重逆轉有所準備，他說。
盟軍方面則轟炸了羅馬及斯圖加特。最近他們放柏林一馬。
3月17日，星期五
舒倫堡伯爵送來一隻火雞，其他沒什麼特別的事情發生，我們牛一般的存在因此波紋不生。
3月18日，星期六
和瑪丹娜·布盧姆出去滑了一整天的雪，積雪很厚。回家時看見珍妮特·s正掙扎著想把大使助理及司機剛用雪橇送來的一箱梅特涅葡萄酒拖進家裡。我們立刻開了一瓶，度過一個安靜的夜晚。我送了半箱給珍妮特，感謝她殷勤款待。
3月19日，星期日
仍舊出去滑雪。
回家時發現舒倫堡伯爵已到。他剛接到從土耳其寄來的一個裝滿堅果、葡萄乾和幹無花果的包裹，還帶來一些咖啡和白蘭地，我們慶祝了一番。
珍妮特·s打算回柏林一個星期，因為最近那兒沒發生空襲，她甚至想帶跟她一起住在這裡的小女兒回去，我認為這麼做有欠考慮。
3月21日，星期二
今天下午是自從布特納開除我之後，大家第一次跟他開會。他努力示好，大概決定盡棄前嫌吧。
舒倫堡伯爵的助理告訴珍妮特·s，德軍已侵略匈牙利，蘇軍則佔領了羅馬尼亞。這個訊息尚未正式發表。大好遠景！
3月22日，星期三
大清早起來，早餐時喝真正的咖啡，然後珍妮特·s在舒倫堡伯爵助理的殷勤陪同下，帶著小孩、冒著小雪出發。能夠獨處一段時日，我很高興。現在打算去整理衣服，順便整理一下房子。
從某些方面來說，克魯曼修柏的確有一種樸拙的魅力；今早出去買食品，在附近一條小巷裡被郵差先生攔住，他在麵包店裡看見我，然後找遍村裡所有的客棧，卻尋我不得，只因為有一封寄給我的掛號信。真令人感動！
加班到很晚。成堆的照片和辦公室用品從佈雷斯勞運來，我們現在想找一輛馬車把這些東西拖上山。外交部特別準備了一批香菸，用來賄賂當地人替我們扛東西，因為附近太缺乏交通工具。
我打算趁著還剩下幾瓶葡萄酒邀請朋友來家裡聚聚。我們仍然缺煤，房子裡愈來愈冷；招待客人時，我會把兩臺氣喘咻咻的電熱扇全開啟。
3月23日，星期四
訊息正式公佈：匈牙利已被「我軍」佔領。新任首相是前駐柏林公使斯托捷，我曾在瓦萊麗·阿倫貝格家的晚宴席上見過他幾次，因為瓦萊麗也是匈牙利人。印象中的他似乎並不擅權謀。
匈牙利雖然和納粹德國保持友好關係，收回了一次世界大戰後所失去的大部分國土，但兩國之間的關係並不熱絡，匈牙利派兵前往東線支援希特勒作戰的人數亦有限。斯大林格勒之役使匈牙利部隊全軍覆沒，善用計謀的攝政王霍爾蒂海軍上將開始與盟軍接觸。這一情況被希特勒獲悉，於3月17日將霍爾蒂召至貝希特斯加登。趁他不在國內，指示德軍佔領匈牙利，並指派斯托捷陸軍元帥擔任首相。
3月24日，星期五
我的食物存量越來越少了。
晚上順道去看舒倫堡伯爵，他給我看一封發自馬德里的電報：17日晚間從巴黎開往昂代伊的特快列車遭法國反抗軍爆炸破壞脫了軌，奧亞爾薩瓦爾夫婦遇害。電報上沒有說明細節，只說葬禮將在馬德里舉行。他們倆度完假正在返家途中，瑪莉亞·皮拉爾剛去瑞士蘿實學院探望他們的小兒子；他就是塔蒂阿娜婚禮上的紗童。此噩耗對我們全家都將是一大打擊，因為他們曾是我們最親密的朋友。晚上待在家裡，感到極度消沉。
3月25日，星期六
中午辦完公，更衣後，和舒倫堡伯爵及他的助理一起坐上由外交部馬匹拖的雪橇，前往我們山谷中央的一個森林小丘普法芬山。外交部現在養了一匹十分神氣的種馬；相貌像是亞洲人的馬伕則是來自亞塞拜然的蘇聯戰俘。這裡的戰俘人數不少，因為德軍不願派他們去東線。他們都穿著不合身的德軍制服，看起來很彆扭，不過一般來說人都很好。
自從德軍對蘇聯發動攻勢後，便不斷有大批蘇聯戰俘志願替德國服勞役，令德軍大為驚異。這些人來自蘇聯各地，尤以非俄羅斯人的少數民族居多（如蜜絲提起的這位亞塞拜然人），他們的土地最近才被劃入蘇聯，不僅在民族情感上，同時在宗教上（如穆斯林）都對莫斯科的無神論統治者非常反感。有些人投效德國純為機會主義，只是為了不想在戰俘營中餓死；但有許多人的動機卻是意識形態上的認同。到大戰結束時，這群人的數目竟高達150萬到250萬之間！
好幾位德國陸軍將領早在對蘇戰爭初期，便了解到贏得東方戰爭唯一的方法，必須爭取反對共產主義統治者之俄國人民的支援，很快地，穿著德軍制服的前紅軍部隊開始出現，起先擔任後方輔助部隊，後來成為正規作戰單位，置於部隊前列，以吸引更多的變節蘇軍。1942年，曾因保衛莫斯科戰功彪炳的蘇聯將領弗拉索夫被俘，之後他和其他幾位蘇聯將領——皆致力於掀起解放俄國的運動——雖然獲得多位德軍將領，甚至包括某些黨衛軍高官（最後亦包括希姆萊本人）的支援，卻因希特勒堅持反對而始終沒有結果。希特勒的計劃自始至終不能容納俄國人，除非用他們做奴隸，反共的俄國人亦然。一直等到1944年11月（蘇聯軍隊已包圍德軍），他才准許弗拉索夫設立「俄國人民解放委員會」，以及一支由兩個裝備簡陋的師所組成的「俄羅斯解放軍」。該軍團唯一的成就，便是在蘇聯軍隊長驅直入之前解放布拉格。他們接著往西走，向盟軍投降，但後者援引「雅爾塔協定」，把他們交給斯大林處置。這批「雅爾塔協定的受害者」之中，有許多人寧願自殺，也不願回國。剩餘者或就地槍決，或被送往古拉格勞改，生還者寥寥可數。弗拉索夫本人和他的幾位高階將領則於1946年8月在莫斯科被絞死。
山頂上矗立一座小城堡，主人是x男爵。他招待付費的客人，只要預先訂位，便可去那兒吃晚餐。我們到達時，男女主人出來迎接，態度迷人，可是當晚餐準備好時，他們卻先告退了。我們被帶進一間極可愛的小餐廳，鋪滿褪色的藍色與白色印花棉布，加上柔和的燈光，全是住在山腳下簡陋村莊裡的我們許久沒接觸的東西。晚餐可口極了，最後以水蜜桃和起泡奶油做結束。大家都高興得像參加派對的小孩子。餐後男女主人再度出現，帶我們參觀城堡。他們甚至有一間溫室，很驕傲地給我們看培養出來的第一朵玫瑰。喝完白蘭地後，雪橇來接我們回克魯曼修柏。
3月27日，星期一
蘭曹又寄給我一條火腿。上帝保佑他！
3月28日，星期二
上星期五柏林又發生嚴重空襲，令我擔憂，因為珍妮特·s自從離開後便音訊全無。
去瑪丹娜·布盧姆家晚餐。稍後漫畫家布倫斯來串門子，我們三人合奏三把手風琴。他來此地停留兩週；通常都在夜間工作，白天滑雪，或在我們工作時演奏手風琴給我們聽。他才華洋溢，能彈奏的曲目極多，給我們不少指點。他個子很小，很會畫畫，我猜想其實他是位地下共產黨員，對於當今的德國有極「獨到」的見解。
3月29日，星期三
雪下個不停。
漢斯—貝恩德·馮·海夫騰從柏林打電話給我，問我塔蒂阿娜是否能夠收留里克特一家到柯尼希斯瓦特住；他們家也被炸燬了。空襲發生時是白天，法官坐在辦公室的掩蔽壕裡，一枚空雷擊中他家，他的家人四散奔逃。幸好沒有人受傷，感謝上帝！可是現在卻無家可歸了。我設法聯絡塔蒂阿娜，但長途電話一直打不通。
3月30日，星期四
柏林來信要我復活節過後去一趟。我很高興，因為離開「活動心臟地帶」這麼久，令我難受。我們在此地靜態的存在方式，只對療養身體有好處。
今晚瑪丹娜·布盧姆和我正在煮馬鈴薯當晚餐時，珍妮特·s和她的小女孩拖著一個大皮箱回來了。就在她抵達柏林的那個晚上，一枚最重型的炸彈擊中她在城裡的房子，地窖坍塌，活埋了11個人。但他們奇蹟似的都被救出來了，可是現在她母親已無處可去，所以我必須搬出去，讓出房間。柏林一定可怕極了：停水（每家每天可分配到兩桶水，由士兵運送），停電，停煤氣……珍妮特好幾次在街上引人側目，因為她化了「挑逗性」的妝，現在大家認為化妝便是不愛國的表現，也沒人戴帽子了，最多隻能在臉上圍絲巾，遮擋煙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