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1日，星期五
整個司忙得焦頭爛額。明天西克斯博士、法官里克特和其他幾位資深長官將來此地，巡視每一間木屋及小客棧。為了迎接這麼重要的活動，煤炭不知從何處大量出現，入冬以來，辦公室首次有了暖氣，而且塔奈霍夫還上了一層新漆，鋪了新地毯。布特納興奮得發抖，特別下令星期日從9點到12點，每個人都必須坐在自己的辦公桌前。讓人以為教宗聖駕咧！
天氣好不容易開始轉晴，因此，大家都非常有生氣。
4月1日，星期六
因為明天被迫加班，所以今天故意遲到，結果看見布特納已經在那兒來回逡巡了。他強調說他8點就來了。自從他放棄和我作對之後，現在已將目標轉向米歇爾教授；後者每次遭到攻擊時，總喜歡回嘴說：「你只能從我這裡得到一個疲倦的微笑！」
4月2日，星期日
9點剛過，抵達辦公室。天氣又晴又亮。布倫斯的手風琴破天荒被藏了起來，每張桌子上都端端正正擺了識別牌，諸如「照片檔案」、「手稿」，等等，以顯示我們各有所司。每個人都緊張兮兮站在那兒，等待大人物駕臨。我、布倫斯和一位柏林來的女同事跑到外面陽臺坐下曬太陽，結果被拖回辦公室——布特納想討論某些照片標題及內文！
討論到一半，由西克斯博士領頭的大隊人馬走了進來，後面跟著彷彿肚子疼的法官里克特、伯姆、布蘭特和西克斯的秘書，索伊斯特太太，再加上克魯曼修柏的當權人士，如貝茲等。柏林來的眾男士都有點兒衣衫不整，因為不習慣滑溜溜的冰雪地面，顯然都在來辦公室途中摔了幾跤。接著大家到陽臺上集合，布特納開始發表關於我們各項「極端重要」活動的冗長演說，令每個人都十分難為情。簡直像一齣大鬧劇！結果西克斯一聲不吭開始惡瞪他，他變得不知所措，講話開始結巴。我站在最後面，靠在門上。等布特納終於講完了，西克斯簡短說了幾句，指示要多騰出一點兒空間建立照片檔案（也就是給我！）。說完後又領著大隊人馬踉蹌走下山坡，我們則衝出去滑雪。
接下來三天，西克斯都會在別處忙，所以不會有人來煩我們，但他宣佈星期三還要再來巡視一次。
昨天他的秘書索伊斯特太太出其不意來找我，懇求我今天早上務必要到，顯然他們都怕我跑出去滑雪！他們瘋了嗎？有這樣一隻老虎在我們中間，我怎敢在這麼危險的人面前掉以輕心？而且我若在這個緊要關頭冒犯他，豈不大錯特錯，誤了即將發生的大事？！
法官和另外兩位從柏林來的男士，一路上幫索伊斯特太太提最重的包裹，所以她答應請他們喝咖啡。我提議她邀請他們來我們家，因為她沒有場地可用。瑪丹娜和我及時趕回家，才剛脫掉靴子，並且警告珍妮特之後，法官、伯姆和布蘭特就來了。由索伊斯特太太提供咖啡，我提供葡萄酒，大家聊得很愉快，因為這三位男士是我們司裡僅剩的正派人士。他們不知道該帶西克斯去哪裡，竟問我們吃過晚餐後能不能再帶他過來？或許這正是搞好關係的良機。
晚上他們果然帶他來了，聚會拖到很晚才結束，唯一感到輕鬆自在的人是珍妮特。
4月3日，星期一
蘭曹夫婦把他們較有價值的財產全從布加勒斯特寄來給住在這裡的嫂子。他們那裡似乎已隨時保持警戒，因為前線愈來愈逼近了。
4月4日，星期二
天氣迅速轉壞，我趁著法官里克特在這裡，計劃和他一起去柯尼希斯瓦特過週末。他終於把家人送去塔蒂阿娜那兒安頓好了，我則巧妙地爭取到陪他一起去探望家人。不過坐火車會很辛苦，以前只需要五小時的車程，現在得坐18個鐘頭。
4月5日，星期三
法官里克特不僅說服西克斯博士批准我陪他去柯尼希斯瓦特，而且藉著要和我討論公事的理由，安排我們星期五就出發。
今天陽光很暖和，索伊斯特太太和我爬上辦公室陽臺的屋頂，在那兒閒聊，不久法官和米歇爾教授也加入我們，布倫斯則打著赤膊躺在角落裡曬太陽。法官突然意識到布倫斯從未參加過任何會議，因為每樣東西一送來這裡，都會立刻貼上「最高機密」的標籤，所以大家一致決議，等一下我們爬下屋頂，布倫斯必須立刻發重誓，成為「特殊機密」。
4月6日，星期四
早上聽說西克斯博士喝完咖啡想單獨見我。我不太確定「喝完咖啡」是什麼意思？幸好出去吃午餐時撞見他本人。他故意很誇張地看看錶，難道是我離開太早了？你永遠猜不透這個人！也不知道該如何跟他相處，又很難戴上「我才不在乎咧！」的面具，隱藏你對他的厭惡和恐懼。稍晚法官里克特來我的辦公室，告訴我，五點他想見我們兩個人。還好，不用單獨面對他！西克斯在塔奈霍夫接見我們倆，請我們吃圓麵包、喝咖啡和白蘭地，先討論一般事務——如果那也可以稱作「討論」的話——不論提到任何事，他都以他是部裡薪水拿最高的人做結束，也就是告訴你，他有權決定一切！
4月7日，耶穌受難節
早上5點起床，到了車站，看見西克斯博士和法官里克特正準備上火車，克魯曼修柏的掌權人士（貝茨等）集合站在月臺上替「我們」送行。幸好坐到格爾利茨便和他分道揚鑣。法官和我想搭的那班火車進站時已爆滿，就連從窗戶爬進去也不可能，我們只好等下一班。多等了三個鐘頭。經過將近12個小時的車程，終於在晚上11點抵達馬林巴德；幸好一路上法官興致高昂，時間過得很快。
到城堡後，我迅速更衣，吃了夜宵。這時母親出現了，見到她，我非常高興，因為自從聖誕節我一直沒回來過。但我們立刻為了某個政治觀點開始爭執；被迫過這種無所事事的生活，對像她這樣活力充沛的人來說很難捱。保羅·梅特涅昨天才從里加回來，看起來很疲倦，不過沒有我想象得那麼瘦，而且心情很好。
柯尼希斯瓦特4月8日，星期六
天氣美極了。這裡下的雪比克魯曼修柏少很多。我跟母親一起散步健身，進村去看里克特一家。吃過豐盛的午餐——這年頭能擁有一處鄉間別墅真好！——之後，大家開車出去兜了很久的風。真是可惜，克魯曼修柏離這裡這麼遠，我不能常來！梅特涅夫婦希望今年夏天能去西班牙——保羅拿了病假。他甚至想開他母親的車去；那輛車自從大戰爆發便一直藏在這裡的一座穀倉裡。能在私家轎車禁止上路的時候自己開車，令他非常得意。
4月9日，復活節，星期日
里克特一家來吃午餐。法官講話很有道理，知道外交部現在還有值得信任的同事，令人心安。
克魯曼修柏4月11日，星期二
早上4：30起床。火車爆滿，一路上被空襲警報追著跑。晚上7點抵達克魯曼修柏，直接回家，看到很多信件及包裹。
4月12日，星期三
包裹是漢尼·耶尼施寄來的，裡面是黃油、培根和香腸，令我非常感動。我們立刻請朋友來分享，餐後喝咖啡。
下午大家在營房裡集合，聽西克斯博士這次來視察後的錯誤檢討，其中一條：他發現大家不遵守上班時間。不過，如果在這裡碰到空襲，大家可以自由疏散，隨便去哪裡。很好的建議，他反正別無選擇！
和舒倫堡伯爵一起吃晚餐，然後去看電影。
蜜絲當時並不知道西克斯在4月3、4日視察克魯曼修柏期間，曾經針對德國對歐洲外交任務發表了一次討論「猶太問題」的專題演講，主題為：「猶太民族之政治結構」，表示「消滅歐洲猶太人將褫革其生物性儲備池」。
4月13日，星期四
今天早上漢斯—格奧爾格·馮·施圖德尼茨打電話來。他陪同外交部國外新聞司司長施密特全權大使來此地會見斯洛伐克的全權大使兼宣傳部部長加斯帕爾博士。稍晚，漢斯—格奧爾格來辦公室找我，我們坐在長凳上曬太陽。他講了一大堆柏林的逸聞，我猜大部分都是他自己編的。不過他很會講故事。
午餐時間，他陪我走上山，去看舒倫堡伯爵替我找到的一間小木屋；我得讓出房間給珍妮特的母親住。那間木屋裝置簡陋，卻有自來水，是一大優點。羅瑪莉·舍恩貝格馬上就要搬來了，我們倆一起住，或許可以把這裡佈置得挺舒服。結果我們在俯瞰瀑布的橋上巧遇施密特全權大使；他出乎我意料，竟然很年輕。他將在泰克曼鮑德客棧替國外新聞司開一個正式的宴會，邀請我去參加。
我和瑪丹娜·布盧姆及另外幾位同事，一起乘坐馬車去那裡。
宴會中除了我們之外，所有女孩都在國外新聞司工作。大家圍坐幾張長桌，我坐在施圖德尼茨旁，他繼續講他的柏林故事。當大家玩到一半時，施密特全權大使竟然灑了一杯酒在瑪丹娜的膝蓋上。接著他的斯洛伐克外賓加斯帕爾，邀請我們去他的國家玩，並承諾要送我他最近出版的一本書《一千零一個女人》——他是位詩人兼劇作家。宴會中的酒種類繁多：有白蘭地、各式各樣的葡萄酒和香檳；三明治也極可口。克魯曼修柏的市長也在場，他悄悄附耳對我說，覺得我非常神秘。我真不知道自己在這灘渾水裡混什麼？！宴會預計開到很晚，到了半夜2點，我提議我們這一小群人先離開。
4月14日，星期五
春天來了，到處可見番紅花從土裡冒出來。
瑪丹娜·布盧姆和我決定搭漢斯—格奧爾格·施圖德尼茨他們的巴士回柏林。巴士明天出發。瑪丹娜有假，我則是逃兵。
4月15日，星期六
早上5點起床，到約定地點與瑪丹娜·布盧姆會合。一輛白色的煤炭引擎大怪物出現，駕駛員是位樂天派的奧地利人；另外三名乘客也是奧地利人。那輛巴士本來可以載30名乘客。其中一段路程必須走高速公路，但我們卻一路走走停停，等待駕駛員替鍋爐加滿煤炭。開到柯尼希斯沃斯特豪森，停車讓一位乘客下車，結果碰上空襲，很多架戰鬥機在頭上盤旋，路旁已出現許多炸彈坑。幸好警報很快解除，巴士繼續開往柏林。駕駛員讓我們在因斯布魯克廣場下車。
我回格斯多夫家，看見瑪莉亞和科爾夫男爵。瑪莉亞幫我煮了幾個蛋，這時，父親突然走進來；他來柏林參加俄國復活節慶典。我打電話給戈特弗裡德·俾斯麥，他告訴我羅瑪莉·舍恩貝格現在住在腓特烈街火車站附近的中央旅館。現在很難找到旅館房間，顯然是靠海爾多夫伯爵的關係，我打電話請她也替我訂一間房。幾乎整個下午都在陪瑪莉亞。然後走路穿過蒂爾加滕區去旅館，蒂爾加滕現在一片荒涼，整體來說，柏林的破敗景象令人沮喪，觸目驚心。
我經過了菩提樹下大街上的布里斯托爾旅館，乍看之下，它損壞的情況並不嚴重，旅館正面，包括陽臺，都沒倒，可是後面便一塌糊塗：電話機、浴室瓷磚、水晶吊燈、地毯碎片、碎鏡子、破雕像，散得滿地都是。
到了中央旅館，接待員對我畢恭畢敬，而且立刻就給我一個房間。我點了晚餐，然後跳上床睡了個午覺。兩個小時後，羅瑪莉、託尼·紹爾馬，以及戈特弗裡德的外甥女亞歷山德拉·馮·佈雷多與基克·施圖姆和另外一位朋友出現，我們一起喝白蘭地，聊到午夜。
西格麗德·格爾茨雖然想盡辦法藏匿她的猶太母親，她的律師朗本博士（他亦受到懷疑，現在已正式下獄）也非常能幹，但她母親還是遭到了逮捕，而且這次不可能再放出來。大家都束手無策，我為她感到非常難過。我想起兩年前和她及羅瑪莉待在倫多夫家廚房裡的那次難忘的聚會，當時我們就在討論這些可怕的反猶太迫害活動。那時不知誰送我一瓶飯後甜酒「本尼狄克丁」，我們用啤酒杯喝，一邊吃所謂的晚餐——幹香腸。那是我唯一喝醉的一次，醒來時發現自己仍在倫多夫家，羅瑪莉則在客廳裡替自己鋪了張床。
卡爾·朗本博士一直和以前大使馮·哈塞爾及前普魯士財政部長波皮茲博士為中心的反納粹團體走得很近。同時他借偶爾必須赴瑞士出差的機會，充當與盟軍集團接觸的聯絡人。不過他同時也和希姆萊接觸，因為波皮茲希望能說服後者反叛希特勒。朗本於1943年9月被捕，遭到殘忍的酷刑，最後被處決。
柏林4月16日，星期日
我空著肚子趕去教堂領受聖餐，卻敗興而歸。那兒擠了一大堆人，多為來自蘇聯的難民和被遞解出境的人，我連教堂大門都摸不著。然後又有個粗魯的傢伙擠進我正在使用的電話亭，想把我推出去，我跟他打了一架，終於打成電話給羅瑪莉·舍恩貝格，然後返回旅館。不久，託尼·紹爾馬便開車來載我們去伊甸旅館吃午餐。現在大家都走職員入口，因為前門還沒裝回去，不過旅館裡卻已有50個房間可以住人了！我們很快便找到一張桌子，吃了一頓難得的大餐，包括黃油燒蘿蔔和極美味的炸鹿肉排（不用配給）。先喝雞尾酒，接著試了幾種葡萄酒，再喝香檳，最後以託尼自備的一瓶白蘭地結束，已經好幾個月沒有這樣飽餐一頓了。
我們用紙巾把一部分餐點包起來，帶到瑪莉亞·格斯多夫家，戈特弗裡德·克拉姆和父親也在。戈特弗裡德情緒低落，因為瑞士方面不准他再去。以前他經常去那裡，因為他和老國王是好朋友，兩個人都熱愛網球。是不是英國人從中作梗呢？
我們在瑪莉亞家待了一整個下午，然後託尼先離開，我獨自返回旅館。因為星期一早晨就得趕回克魯曼修柏，絕不能錯過火車。
克魯曼修柏4月18日，星期二
搬出珍妮特的小木屋，遷入我的新房間。距離辦公室步行需半小時，因此好處很多。這個房間陽臺很大，景觀極美。
我在村子裡撞見貝茨夫婦，坦白招認自己回柏林過週末，其實似乎沒有人意識到我不見了。
然後，羅瑪莉拖著一個巨大的皮箱出現。我們倆合力把皮箱拖上山。這裡優美的環境令她驚喜，不過她仍堅持只打算暫時停留。
4月22日，星期六
我開始瞭解和羅瑪莉·舍恩貝格共事是多麼辛苦的一件事，尤其我們倆又是這麼好的朋友。
4月24日，星期一
和羅瑪莉·舍恩貝格長談，因為她竟然怪我害她被調來克魯曼修柏，一個人在生悶氣。我很難跟她坦白，其實是因為她行事魯莽，待在柏林可能危及許多比她涉及即將發生的大事程度更深的人（她當然不自知）。吃晚餐時，我們又長談了一陣，氣氛總算好轉了些。
明天將回柏林兩週。
柏林4月25日，星期二
羅瑪莉·舍恩貝格送我去車站，幫我抬行李。火車開抵格爾利茨之前的那段路都挺舒服，我甚至還有座位。但一到格爾利茨，我們這節車廂不知為何緣故，必須被解開，乘客因此得離開車廂另找座位。從那裡開始我便一直站到柏林。
再度見到亞歷克斯·韋特和亞當·特羅特，非常開心，彷彿舊日時光又回來了似的。和他們聊了很久，才去法官里克特的辦公室。每個人都正在氣頭上，因為上面把他們調到隔壁一棟房屋裡工作，那兒裝置極端簡陋，甚至連電話都沒有，所以他們決定搬去仍有空房的卡爾斯巴德旅館。亞當帶我回他家喝下午茶，然後載我去搭高架火車。
回波茨坦時，時間已晚，戈特弗裡德·俾斯麥、路格·埃森和讓—喬治·霍約斯卻在等我吃晚餐。梅勒妮去鄉下住了。希特勒的口譯官，保羅·施密特大使剛出了車禍，頭部兩處骨頭斷裂。我希望他能夠平安康復，因為他是個正派的好人。同時胡貝上將因為搭乘的座機發生空難已身亡，他剛獲頒鑽石橡葉十字勳章。
4月26日，星期三
西克斯博士想發行一本新雜誌，我仍在為版面設計掙扎。
晚上和瑪莉亞·格斯多夫在一起。現在我和他們夫婦見面的時間極少，但他們總是對我這麼好！他們把樓下整理得挺像樣，客人可以坐在那裡，只不過還是很冷。房子前面的小廣場景觀亦改善不少，廢墟里的桃樹和風信子現在都開花了，像個小綠洲。
4月27日，星期四
今早去見海爾多夫伯爵。有一位粗魯的軍官想阻止我，但還是被我擠進去了。他一如往常，對我彬彬有禮，我實在很難判斷他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有太多朋友都不信任他。不過我一直相信戈特弗裡德·俾斯麥的判斷力，決定喜歡這個人。後來，他開車送我去阿德隆旅館，我坐在駕駛座旁邊，後座還坐了兩名警察局的高官，令我感到非常「安全」，因為全柏林的警界就屬這三個人官階最高。
和圖圖·施圖姆一起午餐。阿德隆旅館就像《創世記》裡的巴別塔，最後一批莫希幹人便來此聚集。現在雞尾酒會已成違法活動，以前我在宴會派對裡認識、至今仍倖存的人，大家每天至少都會來這裡晃一下。像是今天，我就碰見弗朗茨—埃貢·菲爾斯滕貝格、海爾格·內林、萊莉·霍斯特曼、弗裡茨·舒倫堡（他曾經在海爾多夫手下擔任過柏林警署副局長）、洛倫茲姐妹、卡爾·扎爾姆，等等。那種「最後據點」的氣氛有點怪異。
午餐後去瑞士公使館找珀西·弗雷；偶爾能站在中立國的土地上感覺真好。然後再去看住在尼可拉斯湖的藝術家利奧·馬利諾夫斯基。尼可拉斯湖在柏林郊區，這個季節很美，番紅花和杏花到處綻放。
坐在利奧的小公寓裡和他一起喝咖啡，他和年長卻迷人的母親一起住；典型的俄國知識分子家庭氣氛。利奧的情緒極端低落，他最好的朋友之一本來替戈培爾的《帝國週刊》做事，戈培爾也常去我們辦公室，最近在獄中自殺。利奧懷疑他是被迫的。碰到這種時候，藝術家最難熬。年輕的若沒有死，也全部被徵召入伍，年紀大的全躲了起來。不消說，他們的觀點是最與眾不同的，所以不論如何，都很難生存下去。
我喝了太多咖啡，接下來一整天視線都有點模糊。現在，咖啡是唯一我一有機會便儘量喝的東西，它似乎能夠取代其他所有缺乏的物資。我幾乎已經戒菸了。
然後我直接回波茨坦。只有戈特弗裡德·俾斯麥一個人在家。他真是一個可以無話不談的物件，永遠這麼善體人意。可是一旦被他不喜歡的人包圍，他就會變得像匹緊張兮兮的馬，動不動就受驚似的。
4月28日，星期五
每天早晨路格·埃森都開車載我進柏林，很不幸，他很快就要調回斯德哥爾摩，再也不回來了。我們一定會非常想念他，他就像狂風巨浪裡的一塊磐石，菸斗永遠不離嘴。他的同事現在開始輪流替他開餞行派對，他每天凌晨直到酩酊才回家。
到辦公室後，發現每個人都顯得很焦躁——「空襲警報15級！」意味著極嚴重的空襲即將開始。怪的是，直到下午2點都毫無動靜。西克斯博士和亞歷克斯·韋特提議我陪他們去外國新聞司的俱樂部午餐，談公事。俱樂部位於郊區，本來位於城中心的那棟神氣建築已經被炸燬了。我們開車經過柏林一片片瓦不存的區域。到了以後，巧遇亞當·特羅特和兩位朋友也要進去午餐。我們的桌子在房間正中央，周圍坐滿德國報界人士和外交部職員。漢斯—格奧爾格·施圖德尼茨的上司，施密特全權大使也在那兒；他跟西克斯處得不好（誰又跟他處得來呢？）。為了故意氣西克斯，施密特走過來跟我握手，還刻意大聲地對我耳語說：「別告訴他，我們在克魯曼修柏怎麼講他！」
多虧有亞歷克斯·韋特在場，午餐吃得還算融洽。我們討論了克魯曼修柏的人事問題，有些女職員調去那裡之後變得焦躁不安。西克斯現在似乎很習慣在柏林碰到我，即使出乎他意料之外，他也只問我來幹什麼，打算什麼時候離開，並不過問其他。
到施圖德尼茨住處和貝恩特·穆姆及沃爾拉特·瓦茨多夫吃晚餐。漢斯·弗洛托特別把他的公寓借給施圖德尼茨，我是席間唯一的女孩。有施圖德尼茨的派對，氣氛總是很熱鬧，他腦筋極快，舌鋒如劍，最喜歡加油添醋，隨時可以犧牲任何人。聊天時，我們笑得前俯後仰，我幾乎都快抽筋了。這樣的機會還真難得，對我有好處。
4月29日，星期六
一大早天氣就很好。路格·埃森送我去烏髮電影公司在城中心萊比錫街上的攝影棚，我打算去拿一些德國女演員的照片。我剛開始翻資料，警報便開始嚎叫，很快地，大家全被趕進一間又深又寬敞的地窖裡；裡面擠了500個人，全是烏髮電影公司的職員。我坐在靠近入口的地方，旁邊兩個女孩忙著背詩，我則專心閱讀塔布依夫人的自傳《人們叫她卡珊德拉》。這時突然傳來一聲巨響，燈光熄滅，但輔助發電機立刻開始運轉。雖然這個公司顯得極有效率，但想到我可能會被活埋在這裡，而沒人知道，仍令我極度沮喪。高射炮不斷射擊，炸彈不斷在附近爆炸，幾名護士拿著急救包到處穿梭，而且每隔十分鐘就需要兩位男士志願去壓氣泵，送新鮮空氣進地窖。
一小時後，空襲結束。我趕緊選了一批有漂亮臉蛋的照片，繼續前往「德意志出版公司」，就是旺德夫爾兄弟以前打掃的地方；但該公司現在已變得一團糟，因為幾個月前被幾枚炸彈炸中。
這時空氣裡早已煙塵瀰漫，令我的眼睛刺痛難忍。本想趕搭電車回辦公室，但看見萊比錫街和毛爾街交叉口上的一個大炸彈坑，立刻作罷；一枚空雷剛在那兒爆炸，炸燬了電車軌道。坑洞大約有四米深、四米寬，四周的建築都正燒得起勁。幸好當時是大白天，所以看起來還不算太恐怖。
我走了一個多小時才走回辦公室。這次輪到城裡的行政中心遭到轟炸。經過我們辦公室本來打算遷過去的卡爾斯巴德旅館時，看見那裡一片騷動。旅館被三枚炸彈炸個正著，建築本身已不復存在。我撞見神色驚惶的卡納普太太，空襲時她和漢內萊·烏恩吉爾特躲在走廊右邊那間地窖裡，結果左邊那間被擊中，死了兩個女孩，受傷的人也很多；後來聽說工作人員花了48小時才把他們全部挖出來。漢內萊說一切發生得太快，她們甚至沒時間感到害怕。隔壁那棟陸軍人員辦公的房子突然倒塌，壓住幾位站在街上抬水管的人，其中一個男人被困在裡面好幾個鐘頭，不斷尖叫：「讓我昏迷吧！」但沒有人能夠得著他。
我進辦公室露了個面，立刻趕去瑪莉亞·格斯多夫家吃午餐。在那兒碰見戈特弗蘭德·克拉姆、巴格夫婦和其他人。後來漢斯—格奧爾格·施圖德尼茨也來了；他說現在有一輛車停在威廉街上，等著載我們去普菲爾夫婦家。我們將在那裡過週末。
大夥兒先走地下道，朝威廉街出發，但後來仍需走上地面，因為前方的路被炸燬了。安哈爾特車站的後方看起來一副悽慘樣；今天早晨空襲期間，一輛燃燒得像把火炬的特快火車衝了進去，站裡早已停了三輛火車等著離站，後來有兩輛趕在被炸中之前開出去，但另一輛卻被堵死了。
等大家終於走到威廉街，卻得知並沒有車子在那兒等。我們滿懷希望地等了一陣子，最後決定搭火車。
結果在車站碰見布蘭肯霍恩，背了個背包。他的心情極佳，因為剛從義大利回來，現在準備繞道去瑞士。我突然想起自己在忙亂之際，竟把塔布依夫人的自傳留在售票亭櫃檯上，立刻引起大恐慌，因為那本書在德國是禁書！後來終於在售票亭那兒領回它，某位乘客撿到後還了回去，但同時我們卻錯過了兩班火車。漢斯—格奧爾格開始打電話向他所有的朋友求救，最後終於有一位好心的助人為樂者出現，送我們去普菲爾家。我們吃了一頓豐盛的晚餐，又喝了咖啡，全都是用一盞酒精燈燒的，燃料是古龍水，因為沒有其他的燃料可用。
c.c.普菲爾家附近的別墅全都租給城內住處被炸燬的國外使節。我們住在閣樓裡，因為其他房間全被西班牙人和羅馬尼亞人佔滿了。
4月30日，星期日
和普菲爾僱用的兩位俄國女傭長談。其中一位24歲，在一次空襲中失去了丈夫和獨子，如今孤零零一人留在世間。她人很好，很和善，有機會講俄語讓她很高興；她對自己目前的處境和未來看得很清楚，頭腦十分冷靜。另外那個女孩才18歲，穿著一身黑衣，圍白圍裙，每次別人跟她講話，必定彎膝行禮；人長得極漂亮，就像是戲劇裡的法國小女僕。她剛從基輔來，交談時我們必須混雜俄語、波蘭語、烏克蘭語，不過卻溝通無礙。揚斯費爾德宅邸內的僕役有如民族大會串：俄國女傭、德國廚子和護士、服侍外交官的西班牙人，加上一位法國僕役長；他支配所有的人，大家都尊稱他為「先生」。
午餐後，大家收聽官方發言：稱昨天的空襲為「恐怖轟炸」。我怕父母又會擔心，因為我無法打電話向他們報平安。稍晚，託尼·紹爾馬開車載我們去布科夫同霍斯特曼夫婦喝下午茶。西班牙大使比達爾和費德里科·迭斯也在那裡。後者描述瑪莉亞·皮拉爾及伊格納西奧·奧亞爾薩瓦爾夫婦遇害時的悲慘細節；他是奉命去辨認屍體的人。奧亞爾薩瓦爾夫婦和另外一對西班牙夫婦玩撲克牌，贏了他們的睡鋪，結果賭輸的人倒逃過一劫。唯一令人安慰的是他們當場斃命。韋達問我許多關於克魯曼修柏的問題，因為所有外國使館遲早都會遷去那裡。我卻懷疑他們是否等得到那一天。萊莉·霍斯特曼說伊麗莎白·恰夫恰瓦澤現在在摩洛哥管理一個盟軍的救護車單位；戰前我們倆是非常親密的朋友。
晚上大家在揚斯費爾德，圍坐爐火旁議論沙皇寵臣拉斯普京。
5月1日，星期一
返回柏林，天氣仍然很壞。謠傳英國皇家空軍丟了一個花環在海因裡希·維特根斯坦的墳上，令這一切的殺戮更顯得荒謬而毫無意義。
下班後到瑪莉亞·格斯多夫家和戈特弗裡德·克拉姆談了很久；我們現在成了好朋友。剛認識時他有諸多保留，現在我卻發覺他原來感情豐沛。他給我看一個紅皮的照片框，裡面夾了三張同一個女孩的照片，我認出那是芭芭拉·赫頓。
晚上和珀西·弗雷一起去聽莫札特的歌劇《後宮誘逃》，然後去阿德隆旅館吃夜宵。跟珀西相處很自在；他總保持超然的態度，卻又具有極含蓄的洞見，基本上比較像英國人，不像瑞士人。他陪我步行穿過蒂爾加滕回家，後來被我們房子周圍的瓦礫絆了幾跤，不時還得爬過碎磚堆成的小丘，令他感到驚異；我卻沒有同感。我們活得像養兔場裡的兔子已經太久了。
漢斯（「珀西」）·弗雷博士，當時負責瑞士駐柏林公使館內的一個部門，該部門的職責是保障幾個與德國交戰國家的利益。
5月2日，星期二
早上我設法用珀西·弗雷的過期肉票換到一條大香腸，然後到辦公室舉行小型拍賣，一個女同事用比市價稍低的價錢買走，不過卻付給我有效的糧票；可以把它再還給珀西。我為自己感到驕傲。
工作到很晚，然後搭亞當·特羅特的車回他家，跟他吃晚餐。我們倆的友誼有時讓我不知如何招架，所以我一直努力避免這種情況。他是個完全超脫世俗的人，一切思想和作為的焦點都集中在高層次的道德及價值觀上，顯然和目前德國，甚至盟軍那方面的時勢潮流格格不入。他屬於一個更文明的世界，可惜如今交戰的兩方皆非文明國家。很晚他才送我回家。
5月3日，星期三
到戈特弗裡德·俾斯麥住波茨坦的姐妹漢娜·佈雷多家晚餐。星期六空襲時，漢娜的女兒菲利帕人在空軍最高指揮部，空襲開始後她飛奔而出，門房本想攔住她，但她寄了一個皮箱在艾斯布勒拿旅館內，急著去搶救。結果總部大樓被18枚炸彈炸中，有些炸彈從七樓頂樓一直穿透到地下，地窖裡（本來她應該躲進去的）死了50個人，傷者無數。當時我自己也在那棟建築附近，也很可能躲進去。所以說，凡事都看運氣。
佈雷多家15歲的男孩，赫伯特，即將被徵召進入高射炮單位。他的眼睛美極了，倘若能活過這場戰爭，將來一定不知迷死多少女人。他的早熟程度和對目前政府的強烈厭惡令人驚異。去年他母親替我看手相，預言我將離開德國，永遠不再回來。這次我再度要求她替我看手相，她仍重複上次的預測。
5月4日，星期四
下午返回波茨坦前，和亞當·特羅特到格林瓦爾德散了一個長步。雖然陣雨不停，但畢竟春天已經到來，儘管春寒料峭，然而到處可見鮮花綠芽綻放。亞當對我敘述他的初戀故事，以及在英國、中國的生活種種，他總是有令人發掘不完的另一面。
5月7日，星期日
清早起床去動物園附近的俄國東正教教堂。教堂裡沒有地窖。我排隊等待告解時，警報響了。當時教堂里人不多，大多數都是「俄國勞工」，有些人乾脆大聲禱告，表情相當堅決。沒有人移動，唱詩班繼續歌唱。站在那裡比瑟縮在不知名的掩體裡好太多了！聖像周圍的蠟燭全部點燃，聖樂令人深深感動。我向一位不知名的神父告解，他勸我「當你回家時」、「愛你的鄰居」，等等——這期間空襲警告仍然嗥個不停。起先外面一片寂然，我以為敵機已經掉頭了，可是突然之間機群就從我們頭上飛過，一波接著一波，數不清。因為天氣陰霾，無法射擊高射炮，敵機都飛得很低，引擎聲響就和炸彈落地的聲音一樣喧噪，令人無從分辨；讓人感覺彷彿站在一道鐵路橋樑底下，聽一輛特快火車轟隆駛過一般。突然間，聖詩班噤口，信徒們勇敢地繼續唱，但歌聲斷斷續續。有一剎那我雙腿發軟，蹭到聖壇前跌坐在階梯上。我旁邊站了一位修女，臉蛋很美，靠近她帶給我極大的安慰。她彎下腰對我耳語道：「你不要害怕，因為上帝和所有的聖徒都與我們同在！」看我面露疑色，她又說：「神聖彌撒進行時，任何事情都不會發生的。」她是如此地有把握，我立刻感到十分安心。邁克爾神父對外面的噪音充耳不聞，繼續吟唱。等到領受聖餐時，喧囂逐漸平靜。禮拜做完，我覺得自己彷彿已老了50歲，精疲力竭。
後來聽說那天早上有50架敵機飛到柏林上空。作戰初期，來30架就讓我們覺得夠危險了。奇怪的是，雖然在理論上我已經完全認命，坦然接受可能會死在炸彈底下的命運，可是一聽到飛機引擎聲和炸彈爆炸聲，仍會怕得全身癱軟，不能動彈，而且這種恐懼感似乎隨著每一次空襲愈演愈烈。
到格斯多夫家午餐，只有瑪莉亞和戈特弗裡德·克拉姆在家。戈特弗裡德被困在一個地窖裡，本想閱讀叔本華，卻忍俊不禁，因為周圍坐的老太太全用毛巾捆緊下巴，裡面塞的溼海綿突出來，彷彿長了鬍鬚似的；想必是預防被燃燒彈灼傷的措施。
稍後我們到城中心走了一圈，菩提樹下大街、威廉街、腓特烈街全部災情慘重，到處都在冒煙，且出現了許多新的炸彈坑，不過美國炸彈——美國人白天來，英國人晚上來——所造成的損害似乎比英國的少些。美國炸彈以水平方向爆炸，英國的炸彈卻比較深，因此遭到美軍轟炸的建築物較不容易倒塌。
5月8日，星期一
很早便到辦公室，一片冷清。外面再度釋出「空襲警報15級」——最危險的指數。我本想調出一批「重要」檔案，秘書卻不肯給我，因為所有檔案都必須留在安全的樓下，等待危機解除。結果在《生活》雜誌裡看到一篇報道，大大恭維我們司的工作成績，貶了美國類似的情報機構一頓。
亞歷克斯·韋特剛出差回來，帶來一大罐雀巢咖啡。大家坐下來吃第二頓早餐，再抽根菸。
後來聽說機群已飛往別處，大家才剛坐定準備開始工作，警報就開始嗚咽，眾人魚貫走下樓，進入廣場內的掩蔽壕，諾倫多夫廣場的地下車站——一個小得可笑的四方水泥盒子，由幾階樓梯通往地心。車站裡有數不清的走道，頭頂上鋪一層薄薄的泥土。沿著走道全是用小塊瓷磚參差不齊砌成的石牆；倉促建成，都只達普通牆高度的一半，顯然是準備在被炸中時分散空氣壓縮力……
我們試著避開上方有建築的地點，選擇站在街道下方；這麼一來，除非被炸彈擊中，否則不會被別的東西壓住。進來躲避的人潮絡繹不絕，我和法官里克特待在一起。待爆炸聲愈傳愈近，法官開始全身發僵；他現在狀況不好，總是替家人擔心。我試著跟他閒扯，想分散他的注意力，卻被他打斷：「如果屋頂被炸開，你一定要立刻趴在地上，用雙臂抱住頭……」另外一位同事選在這個時候告訴我們，昨晚他家被炸彈直接命中全毀的血腥細節。這次空襲似乎很嚴重，但警報很快就解除了。
回到辦公室後，發現水管爆了。我下樓到街角的抽水機接了一罐水，因為大家想用亞歷克斯的咖啡提振一下士氣。
珀西·弗雷和我約好一起午餐。我們穿過街道，走去伊甸旅館。有三枚炸彈炸中旅館內的中庭，將內部炸個粉碎，但外牆還站著。經理和侍應生腋下夾著餐巾在街上跑來跑去，毫無效率地試圖清理碎磚和灰泥。街道正中央多了一個巨大的炸彈坑，就在地窖出口附近。由於所有水管都爆了，困在地窖裡的人此刻正游出炸彈坑。柏林又承受了不知多少枚炸彈，街道似乎都被炸沉了，同時整個城瀰漫一股濃重的煤氣味。
我們繼續走到施泰因廣場旅館，在那兒午餐，然後在雨中走回辦公室。珀西會去柯尼希斯瓦特過聖靈降臨節。
晚上克勞斯·b來瑪莉亞·格斯多夫家接我，晚餐後開車送我回波茨坦。這是個民胞物與的時代，我終於在逃避他多年之後，開始跟他講話。最早的時候他先在街上跟蹤我，有一天干脆踱進我們辦公室；他的厚顏令我咋舌。我一直不清楚他的背景和他的工作，他長得很英俊，可是像他這樣年齡的男人居然可以自由地在歐洲到處旅行，而不被徵召入伍，實在可疑。他一再嘗試想跟我做朋友，甚至自願擔任我們的「家庭郵差」，替我們和住在巴黎的喬吉和表親們傳信（他似乎常去巴黎），但全被我禮貌卻堅決地拒絕了。不過他仍然設法和我在巴黎的表親們見了面，並且帶了一封信給我。他也認識安託瓦內特·克羅伊。不過他的職業至今仍是個大問號。
5月9日，星期二
明天回克魯曼修柏。亞當·特羅特載我回他家吃晚餐。他幫我提我得帶回克魯曼修柏的一大堆書。稍後，他一位年輕朋友，維爾納·馮·海夫騰（我們人事室主任的弟弟，現在陸軍補充部擔任參謀）來訪，兩人到另外一個房間去談了很久。然後亞當送我回波茨坦。回家後警報開始響，不過又是一次「騷擾空襲」；許多架飛機在空中盤旋，漫無目標亂投炸彈。我乘機收拾行李，等到飛機離開之後才上床睡覺。
克魯曼修柏5月10日，星期三
6點起床，吃了一頓極豐盛的早餐，然後拖著一個極重的皮箱離開。我因為沒有特別旅行證，本來很怕得從頭站到尾，幸好一位好心的乘務員讓我使用為「鐵路管理人員」預留的私人車廂，把我反鎖在裡面，我就這樣一路獨自躺在椅墊厚實的座椅上。陽光照進來，很舒服。
下午3點到達克魯曼修柏，發現羅瑪莉·舍恩貝格還賴在床上自怨自嘆。
她決定無論如何都要回柏林，不計一切後果，甚至不惜撕破臉。我瞭解如果一個人待在這個地方太久，一切都會變得十分遙遠而不真實。算我運氣好，從現在開始，每個月我都必須在柏林待上至少十天。
蘇軍已收復塞瓦斯托波爾。德軍的反抗似乎並不激烈。
5月12日，星期五
舒倫堡伯爵從巴黎回來，帶給我們許多小禮物。羅瑪莉·舍恩貝格的阿姨葛蕾特·羅翰邀我們去她們在波希米亞的別墅西希羅城堡度週末。伯爵已同意同行，但我們都很想擺脫他的助理。後者是不是上面派來監視他的內線？
西希羅5月13日，星期六
到餐館吃了一頓極美味的烤鵝午餐後，啟程赴西希羅。自從1939年3月德國兼併捷克後，現在想進入所謂的「保護地」，必須持有特別的通行證。舒倫堡伯爵替我弄到一張，有效期七個月。穿越山區那一路上景色極美：廣袤無人煙的森林綿亙，山頂覆雪。駐守捷克邊境的警衛仔細檢查我們的駕駛員；他是一名士兵，而現在有很多逃兵都躲在保護地境內。當局時常突襲檢查各村莊，希望藉此捉住他們。
到達西希羅時，她們家六個女兒裡只有一個在家，原來全家都去隔壁小村莊「圖爾瑙」探望剛割了闌尾的小女兒。她們似乎並沒有預期我們會來，令人有點尷尬。幸好羅翰伯爵和舒倫堡伯爵一見如故。我剛剛享受了一個難得的、真正的熱水澡。
5月14日，星期日
上教堂，唱詩班用捷克語唱聖詩，極美。接著參觀城堡產業。天氣不冷，但著名的映山紅與杜鵑花尚未盛開，不過這裡的春天來得仍比克魯曼修柏早，草地上到處可見冒出來的鬱金香和黃水仙。葛蕾特·羅翰和我們共進午餐。午餐前我先去看他們替母牛擠奶，其中一位女兒，瑪莉珍，發了一些給佃農，我也偷偷地喝個過癮。
飽餐一頓野味佐蔓越橘醬之後，大家全躺在草坪上曬太陽，居然把皮膚都曬紅了。可惜明天一大早就得離開。
克魯曼修柏5月15日，星期一
羅翰家的小孩在上課前先來道別。她們從8點上到下午1點，然後再上整個下午，非常認真。有好幾位家教都住在別墅裡。另外還收容了許多從各個遭到轟炸城市來的難民。
我們吃了一頓很悠閒的早餐，直到11點才回到克魯曼修柏。雖然已預先通知辦公室我們將遲到，但有人看見我們從舒倫堡伯爵的座駕裡鑽出來，立刻引來許多嫉妒的白眼。顯然很多人都看不慣我們和伯爵走得這麼近。
5月16日，星期二
盟軍隨時可能入侵歐洲，報上充斥「我們有備無患」的報道，令人無心工作，只能過一天算一天。同事們陸續因為「家庭事故」消失，通常都意味著房子被炸燬。
5月17日，星期三
我的手風琴大有進步。
5月18日，星期四
剛發現有人趁我去柏林期間，撬開我的櫃子，偷走了我的洗禮項鍊和十字架，還有我存的咖啡。失去十字架令我絕望。我告訴管家，她報了警。晚上我們在家等布蘭肯霍恩，突然有一位留髭鬚的中士大剌剌踱進來，但他對我的手風琴琴藝似乎遠比竊案感興趣。他寫了一份報告，搜查了我們的兩個房間，什麼都沒發現。這時布蘭肯霍恩出現，還以為警方要來逮捕我。
5月19日，星期五
布蘭肯霍恩建議羅瑪莉·舍恩貝格和我搬去所謂的「訪客宿舍」；那是一棟位於一小片樹林中央、十分漂亮的大木屋，專門為某批重要訪客準備，但這批訪客卻一直沒有出現。
柯尼希斯瓦特5月26日，星期五
和羅瑪莉·舍恩貝格一起溜到柯尼希斯瓦特住幾天。舒倫堡伯爵載我們去，因為他也打算回他自己的鄉間別墅，那地方距離梅特涅城堡不遠，省了我們坐一趟恐怖的火車。雖然我已向辦公室請假，但我們仍然像密謀者似的偷偷在車站後碰面，羅瑪莉和我分頭走，免得引起太多人注意。我們甚至只提了裝衣服的包包，免得被人看見我們提皮箱。
天氣雖然不太好，但鄉間美極了，丁香和蘋果樹都開滿了花。我們在路旁吃午餐。路程因為羅瑪莉耽擱不少時間，她不斷看見親戚的城堡，不時提議轉進城堡裡去「喝下午茶」，令司機十分氣結。後來我們終於在特普利茨停了一下，同阿爾菲·克萊裡和他姐姐伊莉莎萊克絲·貝耶—拉圖爾喝茶。能再見到他們，我非常高興，自從1940年對法戰役後，我就沒來過這裡。那個時候，他們好替兒子擔心，如今本來前程似錦的長子羅尼已在俄國陣亡，馬庫斯與查理又都在前線，我發覺可憐的阿爾菲變了好多。伯爵讓我們在馬林巴德下車，星期天他會來柯尼希斯瓦特玩。
抵達城堡時我們已經餓癟了，父母親和漢斯—格奧爾格·施圖德尼茨（他從柏林來這裡度週末）陪我們吃點心。接著保羅·梅特涅和塔蒂阿娜也從維也納回來。塔蒂阿娜帶回來好多新衣服。我們一直熬到凌晨5點才睡。保羅仍然很瘦、很緊張，不過心情很愉快。
5月27日，星期六
很晚才起床，無所事事混到午餐時間。家裡愈來愈熱鬧：梅利·克芬許勒和漢斯—格奧爾格的太太，瑪莉亞蒂·施圖德尼茨將在今晚抵達。天氣變得極棒。
和父母長談溝通，好辛苦。他們似乎對過往的歷史比對當今正在發生而且將影響我們每個人未來的事件更感興趣；同時他們很替喬吉憂心，喬吉在巴黎的情況的確極不穩定：在巴黎政治大學讀書，手邊卻沒有存款；而且聽說參與了危險的活動。
蜜絲的弟弟於1942年秋天搬往法國後，很快便加入反抗組織，直到1944年8月巴黎被解放為止。
珀西·弗雷在晚餐後抵達，由保羅·梅特涅和塔蒂阿娜接待。每次我介紹新的男性朋友給母親，他們都看不順眼。
5月28日，星期日
做完清晨彌撒後，每個人都帶著小地毯到花園裡躺下，盡情享受陽光。漢斯·貝爾赫姆和舒倫堡伯爵來和我們吃午餐，他們陪父母聊得很開心。我們乘機用提籃裝了下午茶，坐馬車溜出去野餐。
來度週末的訪客人數不斷增加，房子裡的空房愈來愈少。今晚我將睡在塔蒂阿娜的起居室裡。法官里克特也來了，陪他小孩在花園裡散步。
5月29日，星期一
白天仍在室外度過，父母親因為我陪他們的時間不夠在生氣。他們無法瞭解我們每天面對恐怖的生活，任何短暫倏忽的悠閒快樂時光，都彷彿是上帝的恩賜，必須好好把握，盡情享受。
瑪莉亞蒂告訴我們，她所收留的轟炸災民的種種惡行，聽了令人心寒。這場戰爭已經把很多人都變成怨毒的動物了。
克魯曼修柏6月3日，星朗六
羅瑪莉·舍恩貝格今天早晨返回柏林，不再回來。她非常高興，因為她痛恨這裡。我卻情緒低落。雖然她帶給我們很多麻煩，但我知道自己一定會想念她。
本來一直擔任德國駐巴黎大使阿貝茨左右手的施萊爾全權大使，剛剛調任我們的人事室主任，接替漢斯—貝恩德·馮·海夫騰（他最近經常生病）。比起海夫騰和更早以前的蘭曹，恐怕在施萊爾管理下我們有苦頭吃了。據說他為人可憎，而且他在巴黎的行徑惡名昭彰。至少他看起來便非善類：像頭肥海獅，留一道希特勒式的小鬍子，戴一副玳瑁邊眼鏡。他已抵達克魯曼修柏檢閱我們。今天大家奉命到塔奈霍夫集合與他見面，聽他發表情緒激動的愛國演說。
r.施萊爾博士本來經商，法國淪陷後，成為該地的納粹黨組織領導，接著奉派擔任阿貝茨大使之代理人及監視者（因後者偶爾會不服從柏林政策）。大戰末期，裡賓特洛甫指派他籌備國外的反猶太驅逐活動，結果他在1944年夏天執行了消滅匈牙利猶太人的行動。
今天晚上在金色和平餐廳舉行「聯歡晚會」，每個人都必須參加。幸好在場還有幾位具有幽默感的同事，大家可以偶爾互擠一下眼睛，尤其是在齊唱愛國歌曲之後。瑪丹娜應聽眾要求，表演了手風琴。我拒絕表演，令大家非常失望。
6月4日，星期日
盟軍今天佔領羅馬。不知伊連娜情況如何，是留在那裡，還是去了威尼斯？至少對她而言，戰爭已經結束了。
6月6日，星期二
企盼已久的「攻擊發動日」（d-day）終於來了！盟軍已在諾曼底登陸。大家對著名的「大西洋長城」早已耳熟能詳，照理說那道防線堅不可摧；現在走著瞧囉！不過一想到必須為戰爭最末期而犧牲的人，又覺得很可怕。
的確，歐戰還得再拖八個月，再奪去幾百萬人的性命，方才結束。
今天大家都過得很安靜，只到彼此家中喝茶聊天。我似乎是待在這裡，唯一併非全然不快樂的人。想到能夠一覺睡到天亮，不被驚醒，便覺得是一大解脫。當然，我的情況特殊，只要我開始感覺有閉塞的壓迫感，亞當·特羅特隨時可以從柏林發電報過來，或者我自己編個名目，不用得到任何人的允許，便可跳上火車離開。理論上這是違規的，不過大家早已習慣我不時便會失蹤個一兩天，就連布特納也懶得抱怨了。
柏林6月14日，星期三
今天早晨抵達辦公室後，聽說西克斯博士明天要我去見他。我搭下午的火車，在夜裡抵達柏林，卻發現羅瑪莉·舍恩貝格剛被踢回克魯曼修柏，我們錯過了。
6月15日，星期四
住在格斯多夫家。現在我每次來柏林只停留幾天，寧願住在城裡，免得必須來回通車趕回波茨坦俾斯麥家。
兩餐都和瑪莉亞一起吃。今晚只有我倆在家，因為海因茨必須在司令部值班。又是一次全面空襲，敵機投下比炸彈更令我害怕的空雷，不過他們每次只投大約80枚。
6月16日，星期五
西克斯博士人在斯德哥爾摩，我必須等他回來。現在類似情況經常發生：他突然大發雷霆，把我從克魯曼修柏召來；等我來了以後，他通常氣已經消了，忘了為什麼想見我，我因此可以乘機休息個幾天。
法官里克特因為西克斯老是這樣煩我們，甚感焦慮，但亞當·特羅特卻認為我們的問題跟他現在正忙著的事比起來，簡直微不足道，他說得很對。我經常感到既慚愧又喪氣，因為自己沒有更積極地參與真正有意義的事，但是我這一個外國人又能做什麼呢？
到了這個階段，就連希姆萊對德國戰勝也失去了信心，開始企圖與盟軍秘密接觸。西克斯博士於1944年6月在亞歷克斯·韋特的陪同下，赴斯德哥爾摩之行，便肩負這項任務，卻無功而返。因為英國方面拒絕與他接觸。
6月17日，星期六
西克斯博士今天回城，立刻將法官里克特和我拖進他辦公室，討論他想發行的附插圖出版物。他似乎不瞭解我們現在根本缺乏技術支援，不可能出版任何東西，不論有插畫還是沒插圖！我們所需要的人才全部被徵召入伍了，只能紙上談兵罷了。
8日，星期日
一位朋友來自巴黎，帶來喬吉和安託瓦內特·克羅伊寫的信。她剛嫁給一位胸前佩滿勳章、非常神氣的軍官，名叫尤爾根·馮·葛納。
6月19日，星期一
早上去辦公室。我現在已不固定待在那裡，因為那棟建築不斷遭到轟炸，大家擠得要死，我不多佔一張桌子，並沒有人反對。通常我都去法官里克特的秘書處擠，但那四個女孩非常聒噪，有時甚至放留聲機或互相算命，我根本無法工作。所以我只去那裡打聽最新情報，看看朋友，儘量多拿幾本外國雜誌，然後返回克魯曼修柏。
和西格麗德·格爾茨一起吃午餐。她母親被捕後，至今沒有訊息，據說已被送往德國東部的猶太區。
這裡指的是特萊西恩施塔特的「模範猶太區」；那是一個「波將金式莊園」的集中營，偶爾允許國外人士參觀。除了有警衛把守之外，表面上看起來就像普通的殖民村。馮·格爾茨伯爵夫人為極少數倖存者之一。
和朋友一起吃晚餐，我是席間唯一的女性。現在類似情況經常發生，因為空襲頻繁，大部分女人不是離開，便是已被迫撤出柏林。
克魯曼修柏6月20日，星期二
搭早班火車回克魯曼修柏。回家後發現羅瑪莉·舍恩貝格和她一位匈牙利表親已搬進我們的房子裡。
羅瑪莉和我們的管家處得不太好，管家不斷打電話向布蘭肯霍恩抱怨，後者說他覺得自己像個奶媽。羅瑪莉有時候實在教人受不了，洗了毛衣溼淋淋便丟在床上，又忘了拿開。隔天早晨就連床墊都溼透了。我們實在很幸運，是布蘭肯霍恩好心特准我們住在這裡，真希望她能夠多體諒別人些。
6月21日，星期三
布蘭肯霍恩宣佈今晚要來為我們朗讀。上次他讀龍薩的作品；他很有品位，讀得也好——德文比法文好！又是個有趣的談話物件，思想完全獨立，不過你會覺得他不等到徹底坍臺，是不會冒險出面掌舵的。這一點他和亞當·特羅特很不一樣，或許這正是他倆投契的原因。
6月22日，星期四
羅瑪莉·舍恩貝格正在設法弄一張可以讓她回柏林的醫師證明，否則西克斯不會準她離開克魯曼修柏。我們準備了最濃的咖啡，裝滿一個保溫瓶，又煮了一些雞蛋，體檢之前讓她全吞下肚去，她希望這樣做能讓她脈搏加速，改變她的新陳代謝機制。現在的醫生通常都很嚴格。不過我無權埋怨，因為醫生曾經兩次規定我進山中休養，還有一次甚至送我去義大利。星期一我又得回柏林，去參加一次「非常重要的」會議。
柯尼希斯瓦特6月23日，星期五
今天早上準時進辦公室，和不同的人長談，讓大家都感覺我到了，然後安心赴柯尼希斯瓦特去度週末。我跟人事室說，我只打算在赴柏林途中順道去那裡停留一下。
車程很恐怖。在格爾利茨等了好幾個鐘頭才等到開往德累斯頓的火車，卻幾乎擠不上車。然後某人將一個扭來扭去的嬰孩塞在我懷裡，自己卻跳去另一截車廂，我不得不一路抱著嬰兒直到德勒斯登。那個嬰兒不斷尖叫扭動，令我痛苦萬分。再加上我失策帶了手風琴，令我的行李更加笨重。這一次我計劃把很多東西留在塔蒂阿娜那裡，因為我打算很快正式搬回柏林，和朋友們一起度過這個特別的時刻。既然想回柏林，一定得輕裝簡行。
到了德累斯頓，嬰兒被母親領回去，我又等了三個鐘頭才等到開往埃格爾的火車。抵達柯尼希斯瓦特後，難得地發現城堡裡只有家人在。
6月25日，星期日
這個週末大部分時間都在為未來計劃。每次來這裡，大家都感覺這很可能是最後一次見到我。
6月26日，星期一
昨天塔蒂阿娜、保羅·梅特涅和我，在午夜坐馬車去馬林巴德，趕搭自維也納開往柏林的火車，結果我們把馬車停在車站前，坐在車裡直到早晨5點——沒有火車！後來才聽說稍早的一班火車在皮爾森附近脫軌，整條鐵路線被切斷。現在我們決定放棄，因為反正我絕對趕不上柏林預定在下午3點開始的那場會議。
這一次我真的覺得很不好意思，而且很擔心，因為這個會議好像真的特別重要。發了一封電報給法官里克特：「火車脫軌。」聽起來彷彿像在惡作劇。母親起床後，看見我們全倒回床上，非常驚訝。
柏林6月27日，星期二
今天火車準時抵達，卻在距離柏林只有半個鐘頭車程的地方，突然在一片玉米田中央停下來，因為剛剛聽說有嚴重的空襲。幾百架飛機可能會從我們頭頂上飛過，這個感覺十分不好，因為他們大可以投幾枚炸彈在火車上。所有乘客都變得非常安靜，各個面無血色。坐在火車上碰到空襲是最糟的情況之一，你覺得自己完全暴露無遺，困在車中，無能為力。保羅·梅特涅似乎是唯一滿不在乎的人。起先每個人都探出車窗，後來一位憤怒的老先生開口大罵道：「他們正好可以瞄準你們這些反映陽光的臉！」一位年輕女孩立刻回嘴：「尤其是你的禿頭更明顯！」列車長很快命令大家進入田野散開。塔蒂阿娜、保羅和我坐在玉米田中央的一道小溝裡。從我們坐的地方，可以聽見炸彈落在城裡的聲音，也可以看見煙塵和爆炸的火花。等了六小時後，火車才開動，而且到了柏林還在城外繞圈子，最後被迫在波茨坦下車。再一次錯過會議——如果會議果真順利舉行的話。
我們走路去帕拉斯特旅館；戈特弗裡德·俾斯麥家裡已住滿了人，所以在那兒替我們訂了房間。波茨坦本身並沒有遭到轟炸，但整座城卻因為柏林的大火而瀰漫濃濁的黃煙。
梳洗更衣後，一起搭乘高架火車進柏林，我直接趕去辦公室，他們倆去格斯多夫家。不知是我運氣奇佳還是奇背，西克斯博士竟然還在那裡。法官里克特說，他為了我不知生了多少白頭髮，叫我立刻去見西克斯。
我向他保證火車的確出軌了。他似乎因為今天的災難軟化不少，態度謙恭。基本上我知道他總在我背後數落我的不是，但當著我的面卻總是保持禮貌。亞當·特羅特對他的仇恨根深蒂固，警告我不論他裝得多麼和善可親，我們永遠不可忘記他所代表的一切。西克斯似乎很不情願，卻又不得不承認亞當是位極傑出的人才，對他極感興趣，甚至有點怕他，因為亞當是他屬下僅剩的一位隨時都敢直言無忌的人。他總以紆尊降貴的姿態應付西克斯，奇怪的是，西克斯竟能照單領受。
那天晚上半夜1點發生另一次空襲。因高射炮已開始猛烈發射，我催促塔蒂阿娜與保羅。等他們終於穿好衣服，一起下地窖。那地方很淒冷，有點像座老地牢，既窄又深，全是熱水管，令人想到萬一被炸中將泡在滾水裡的可怕情景。現在碰到空襲，我變得愈來愈緊張，甚至無法與塔蒂阿娜聊天，因為「禁止交談」的告示貼得滿牆都是，可能是怕遭活埋時氧氣用罄。老實說，有保羅和塔蒂阿娜在旁邊，比我獨自一人躲警報更令我害怕，這感覺很奇怪，可能是因為你還替其他的人害怕，情緒更緊繃。保羅就跟我一樣，現在特別想守著我，總是編些來柏林的理由。他對周遭駭人的噪音充耳不聞，埋頭苦讀一本講述他祖先、著名的奧地利首相梅特涅的磚頭書。兩個鐘頭後，我們走出地窖。
6月29日，星期四
今天早上11點開大會。西克斯博士坐在桌首，我坐長桌另一端——亞當·特羅特和亞歷克斯·韋特中間。他倆是我唯一的支柱，若沒有他們，我一定會感到茫然無助。亞當不斷將「最高機密」的檔案從桌子底下塞給我，大多是國外新聞稿。我們三個人不停小聲交談，繼續抽菸，其他的人則輪流挨批。今天早上西克斯情緒特壞，可憐的法官里克特坐在他右手邊，很辛苦地想扮演和事佬。亞當卻趁著西克斯暴怒稍歇，說了不少冷嘲熱諷的話，西克斯當著所有人的面，全吞了下去。我喜歡亞當反駁西克斯的方式。後來亞當乾脆交叉雙臂開始打盹。我卻在一旁做心理準備，等著輪到我捱罵。亞歷克斯在旁悄聲鼓勵我，提醒我一位朋友，霍恩博士太太，每當西克斯對她狂吼，她不知該如何讓他住口時，便站起來扯著嗓門尖叫「西克斯全權委員先生！」——後者總會嚇了一跳，立刻噤聲。果不其然，雖然我是名單上最後一位，還是捱了一頓好批。他夢想出版一份德國的《讀者文摘》，想在克魯曼修柏成立一間印刷廠。他指控我總是以所有技術人員都已動員的藉口推諉責任，但那是不爭的事實啊！依照慣例，開了三個鐘頭的會，毫無結果。
到格斯多夫家午餐，接著託尼·紹爾馬載塔蒂阿娜、羅瑪莉·舍恩貝格和我到城裡轉一圈，看昨天空襲造成的災況。這一次腓特烈街車站周圍整個區完全被掀掉，包括中央旅館和大陸旅館。上次來柏林，我還跟羅瑪莉一起在中央旅館裡住了兩天。
我因為必須到阿德隆旅館內留一個口信，結果在前廳巧遇希奧爾希奧·奇尼。他老遠跑來柏林，想賄賂黨衛軍放他父親——老奇尼伯爵——自由。去年義大利倒戈後，他父親（一度擔任墨索里尼的財政部長）在威尼斯遭到逮捕。過去八個月來，一直被囚禁在達豪集中營一間地下牢房內。他患有狹心症，現在狀況很糟。奇尼家族是百萬富翁，只要能救他出來，再多的錢希奧爾希奧都願意付。和戰前比，希奧爾希奧自己也變了很多，顯然憂心如焚。他極愛他的父親，之前很多個月既不知道他的下落，也不知道他是否還活著。現在他在等某蓋世太保的大人物。誰知道呢？秉持這樣的決心和意志力，再加上金錢，或許他可以成功。他希望他們同意先將他父親轉入一家黨衛軍醫院，再從那裡把他送回義大利。其他家人都待在盟軍佔領的羅馬，但他似乎還和德國方面保持聯絡。
後來希奧爾希奧·奇尼成功地買回他父親的自由，自己卻在戰後一次意外中死亡。威尼斯的「奇尼基金會」便是他父親為紀念他而成立的。
弗利德利斯魯7月1日，星期六
我把波茨坦的旅館房間退掉，搬回城內，現在住在阿德隆旅館內。奧托·俾斯麥邀請保羅·梅特涅、塔蒂阿娜和我，去他們家族在漢堡附近著名的產業弗利德利斯魯過週末。我們從來沒去過那裡，以後也可能不會再有機會去，所以便答應了。早上待在辦公室，然後趕去車站和他倆會合。抵達時，俾斯麥夫婦竟十分驚訝，原來他們根本沒收到我們接受邀請的電報。穿著睡衣的奧托正在睡午覺；安·瑪莉和希奧爾希奧·奇尼在花園裡。希奧爾希奧穿了一件極帥的淡藍色襯衫，讓我想起五年前在威尼斯最後一個和平的夏季。
7月2日，星期日
奧托·俾斯麥安排了一次小型的狩獵會——獵野豬，但沒人射到任何東西。我們看到的唯一一頭野豬跟頭小牛一樣大，大剌剌從保羅·梅特涅站的臺子旁走過。保羅當時正和安·瑪莉·俾斯麥聊得起勁，聽到我們的尖叫聲才胡亂開了幾槍，野豬當然跑了。奧托很生氣，因為他把位置最好的看臺給了保羅。
晚餐後，我們和一位著名的動物學家詳細討論除去希特勒的最佳辦法。他說印度土著將老虎鬍鬚剁碎，拌在食物裡，受害者會在數天後死亡，沒有人能診斷出死因。可是我們去哪裡找虎鬚呢？
弗利德利斯魯維護得極好，很美。
柏林7月3日，星期一
清晨4點起床，準時趕回柏林。很不幸，把行李放回阿德隆旅館時，竟撞見我們可憎的新人事室主任施萊爾，因此被他看見我出城了（當局不鼓勵私人旅行）。
克魯曼修柏7月4日，星期二
回到克魯曼修柏，發現母親（我邀她來看我）已經到了。她暫時先跟我們住，但不能待太久，因為我們無權邀請客人。舒倫堡伯爵不在村內，羅瑪莉·舍恩貝格去了柏林，這次不再回來。上級甚至准許她去柏林休假養病。施萊爾這麼體諒她，令每個人都十分驚訝。
7月5日，星期三
和母親散了個長步，她覺得鄉間的風景極美，不斷拍照。我怕她會覺得和我在一起的時間不夠，因為我的工作時間很長，而且下個星期又得回柏林。
瑪丹娜·布盧姆為她舉行一個小型晚宴，餐後我們倆合奏手風琴。舒倫堡伯爵的助理去瑞士後沒有回來，推說是滑雪摔斷了腿，但顯然這並非真正的理由。我怕舒倫堡可能會因為他的緣故招惹麻煩。
柏林7月10日，星期一
已回柏林，住阿德隆。希奧爾希奧·奇尼仍在這裡。
亞當·特羅特和我在旅館內吃晚餐。我們跟侍應生領班講英語，他有機會練習英語，顯得非常高興；但隔壁桌的人卻開始瞪我們。餐後，亞當載我出去兜風，途中我們談到即將發生的大事，他雖然沒有討論細節，卻告訴我隨時會進行。我們倆在這方面意見不盡相同，我一直覺得大家浪費太多時間在籌劃細節上面，對我來說，現在唯一最重要的事，便是除掉那個人。至於他死後德國的未來該如何，以後再討論不遲。或許因為我不是德國人，總覺得事情很單純，但亞當卻認為一定要確定德國還有繼續存在的機會。今天晚上我們為了這件事竟然大吵一架，兩個人情緒都很激動。真悲哀，到了這個時候……
亞當·特羅特所謂「隨時會進行」的大事，是指本來計劃在隔天謀刺希特勒的行動，但臨時取消，因為他們打算一起除去的戈林及希姆萊並不在希特勒旁邊。
7月11日，星期二
去看瑪莉亞·格斯多夫的大夫格爾布蘭教授。我的健康情況顯然出了問題，瘦得不像樣。他診斷是甲狀腺分泌失調，建議我休個長假。
克魯曼修柏7月12日，星期三
舒倫堡伯爵被裡賓特洛甫召去薩爾斯堡，剛剛回來。他奉命去希特勒在東普魯士的司令部報到。他們似乎終於想諮詢他的專家意見了；走到這個田地，似乎為時已晚。不過謠傳他們想在東歐進行全新的談判（自從三年前舒倫堡伯爵從莫斯科調回國之後，這是希特勒第一次想召見他）。
伯爵借我前羅馬尼亞外交部長加芬庫寫的書《東方戰爭的開端》，非常有意思，書中經常提到伯爵，因為戰前加芬庫和他同是駐莫斯科的大使。不過加芬庫顯然記錯了某些事件，舒倫堡在日內瓦糾正他，他極謙恭地全部接受。不過真要修改必須等到戰爭結束，因為修正的部分全是對元首的攻擊，現在改肯定會造成醜聞。
這裡的一切都在分崩離析中，我很高興下個星期我也將離開克魯曼修柏，計劃永遠不再回來。
7月13日，星期四
舒倫堡伯爵和我們一起午餐，然後離開（蜜絲再也沒有見到他）。
亞當·特羅特來信，希望我別在意上次的誤會。我立刻回了一封信。他已啟程赴瑞典。
俄軍的攻勢突然變得非常迅速。
結果亞當·特羅特並未獲得許可前往瑞典。他最後幾次瑞典之行都發生在1944年6月，那時未能自西歐盟國方面得到反納粹密謀集團一直想得到的承諾，本來計劃通過米達爾教授與蘇聯大使亞歷山德拉·柯倫泰夫人接觸，後來臨時決定放棄，主要是怕蘇聯駐斯德哥爾摩大使館已遭德國情報局滲透。
7月15日，星期六
傾盆大雨。和母親及瑪丹娜·布盧姆去看電影。
當局釋出新法令，不準平民搭乘火車，兩天後執行，母親必須立刻離開。
7月18日，星期二
母親在今天早上離開。昨晚我們和瑪丹娜·布盧姆一起吃晚餐，在回家的路上去找村裡照顧馬群的那群俄國哥薩克人聊天（因為村裡沒有汽車，馬車便成為高階長官的交通工具）。瑪丹娜送他們香菸。他們又唱又跳，為了能夠講俄文而樂不可支。這批可憐人被夾在交戰兩方中間，進退不得，既已選擇背棄共產主義，卻又不為德軍接受。
到辦公室看見事先請亞當發來的電報：柏林方面要我明天去報到。
哥薩克人一直是最強烈反共的民族，也是對德軍最具向心力的俄國志願軍。他們帶著全家，甚至全村，一起投效德國。所組成的兵團在潘維茨將軍及一群由德軍、前紅軍及白俄移民混成的軍官隊伍率領之下，在南斯拉夫境內進行反游擊戰，多方奏捷。到了大戰結束前最後幾周，他們一路戰鬥，穿越奧地利，最後總計約六萬人向英軍投降。結果英國比照對待弗拉索夫將軍所率領之「俄羅斯解放軍」的方式，先誘騙將遣送他們至國外居住，繼而引用「雅爾塔協定」強行將他們交到蘇聯手中。許多人（包括婦孺）因此自殺，高階將領皆被吊死，低階軍官則被槍決，其他人被送往古拉格，生還者極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