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7月20日，星期二
剛和弗雷德雙胞胎姐妹見面，她們決定搬去拜羅伊特；想離開首都的人不只她們。況且，她們唯一的弟弟埃迪在對俄作戰初期就已陣亡，她們待不住。她倆都是紅十字會的護士，調職很容易。
「自由德國委員會」開始從莫斯科對此地廣播。朋友的反應是：「我們一進入俄國就應該這麼做了！」
1943年7月12日，「自由德國委員會」在蘇聯的克拉斯諾戈爾斯克戰俘營中成立，一週後公佈成立宣言，呼籲德國民眾及國防軍起來反抗希特勒。委員中除了幾名共產黨老將（如皮克及烏布利希）外，還包括幾名在斯大林格勒被俘的資深將領，如保盧斯陸軍元帥和馮·塞德利茨—庫茲巴赫將軍。但因德國士兵恐懼遭蘇軍俘虜，該委員會的成就極有限。委員們雖成為未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建國元老，但在戰後德國境內的蘇聯佔領區政府組織內卻不佔任何席位。
7月22日，星期四
和普魯士的布林夏德午餐，他像所有王族王子一樣，被踢出了軍隊，現在無所事事，很想在工業界找份工作，不過並不容易。他是舊式正派德國軍官的典型代表，只受過軍事訓練，也只適合戎馬生活。
繼普魯士王儲的長子，威廉王子於1940年在西歐戰場上受到致命重傷後，所有過去統治德意志王朝的王族後代都被調離前線，接著撤除軍職。納粹這項決定是為了避免這類「光榮戰死」事件促成君主復辟運動，結果，反而救了不少納粹最痛恨的這個階級的人的性命。
7月25日，星期日
今天在往波茨坦途中，碰見現在德國境內工作的法國男孩之一亨利（「嘟嘟」）·德·旺德夫爾。他哥哥菲利普因維希政府的強迫勞動法被送來此地，嘟嘟為了保持聯絡，也跟來了。他倆將時間均勻分配在打掃「德意志出版公司」的走廊及「偵察德國一般情況」上。兄弟倆都極聰明，認為整件事非常荒謬。
1942年9月4日，維希政府開始執行所謂「強迫勞動法」，所有達服役年齡、被納入「援軍」制的法國男性，都必須志願到德國工作，作為交換，讓年齡較老的戰俘返國。這項政策當然遭到上萬人的反抗，不過也使得反納粹游擊隊人數大量增加，擴散至全德較偏遠地區。
我去伊甸旅館和塔蒂阿娜過夜，她將在這裡停留數天。母親打電話告訴我們墨索里尼遭免職及逮捕的訊息，現在由巴多格里奧掌權。
7月10日，盟軍登陸西西里島。兩週後，即7月24—25日，法西斯大議會邀請國王維克托·伊曼紐爾三世復位，墨索里尼辭職，國王立刻下令予以逮捕，囚禁在阿布魯齊山中。前參謀總司令及衣索比亞總督巴多格里奧元帥則奉命重組政府。
7月27日，星期二
塔蒂阿娜在瑪莉亞·皮拉爾·奧亞爾薩瓦爾的陪同下，前往德累斯頓接受治療。有人在去吃午餐的路上跟蹤我們，從電車上跟到巴士上，搞得我們神經緊張。為了甩脫他，躲進一棟房子裡，結果他在屋外一直等到我們出來。終於攔住我，說他反對我們講法文。這種事情以前從來沒發生過，但不斷的轟炸令一般人民心生怨恨。
7月28日，星期三
漢堡現在每天都遭到轟炸，受害人數極多，滿目瘡痍，整座城幾乎已經撤空了。聽說有許多小孩子在街上亂走，哭喊著尋找父母。母親們大概死了，父親們在前線，所以無法識別他們的身份。人民福利會似乎已控制大局，不過情況想必仍極艱困。
經過7月24、25、26、27及29日與8月2日的轟炸，盟軍在漢堡投下將近9000噸的炸彈，令100萬人無家可歸，死亡人數估計在2.5萬—5萬人之間（德軍針對英國考文垂市的閃電戰僅炸死554人）。轟炸漢堡開了幾項先例：首度由美軍在白天出擊，英軍在晚間接替，進行日以繼夜的「地毯式轟炸」；首度大量使用硫黃彈，造成「火風暴」，即在空襲發生後數小時才開始的颶風，殺傷力比炸彈更可怕；同時也是盟軍首次使用「窗」式系統，投擲成捆的金屬條，混淆敵人的雷達及高射炮系統。
7月29日，星期四
我努力想說服母親去柯尼希斯瓦特和塔蒂阿娜住，她不肯，說我可能需要她。若不必替父母的安全擔憂，我會更快樂——尤其是母親，她留在這裡真的很危險。
b蜜絲1978年回憶/b
1942年秋天，母親去西里西亞和奧爾加·皮克勒住了一段時間；奧爾加的丈夫卡爾·腓特烈正好休假經過。盟軍剛在北非登陸，母親秉持她直言不諱的個性，到處預言德軍若不改變對俄政策，下場將十分悽慘。
兩週後，蘭曹走進我辦公室，關上門，一言不發地遞給我一封由皮克勒伯爵簽名、致蓋世太保的信，大意為：「吾妻幼時玩伴，瓦西里奇科夫公爵夫人，強烈反對我國之對俄政策，並抨擊我方對待戰俘的方式。她與盟國許多具有影響力的人士維持友好關係，所透露的訊息很可能對德國不利，因此，絕對不可准許她出境。」蓋世太保將這封信轉寄給外交部，下令不準發給母親離境簽證。
在戰時的德國，任何人遭到這樣的指控，通常都會被關進集中營。蘭曹告訴我母親無論如何不可企圖離開德國；最明智的做法，是讓她暫時消失一段時間，譬如去柯尼希斯瓦特和塔蒂阿娜住。可同時，她又著手組織對蘇聯戰俘進行支援，吸引更多人的注意。
母親一向堅決反共——她的兩個兄弟都在大革命早期喪命。這個立場她堅持了20年，甚至本著「敵人的敵人便是朋友」的原則，贊同希特勒。1941年，她為了參加塔蒂阿娜的婚禮來到柏林時，仍然相信德軍入侵俄國將造成俄國民眾群起反抗共產體制；待重新建立俄國國民政府之後，再來對付德國人不遲。因為她從未在納粹統治下住過德國，想說服她希特勒跟斯大林一樣是惡魔，並不容易。塔蒂阿娜和我已在德國住了一段時間，目睹希特勒和斯大林為了毀滅波蘭如何狼狽為奸，又握有德國人在波蘭種種暴行的第一手資料，因此，我倆並不抱存任何幻想。
隨著德軍在俄國佔領區內，種種殘忍又愚蠢的政策被公諸世人，以及俄國境內及各地戰俘營內受害人數不斷增加，母親對祖國的愛，加上她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擔任護士所產生、現在又再度復發的「恐德症」，終於取代了她早期的反蘇維埃情結，她覺得自己有責任減輕同胞的痛苦，而且首先應從俄國戰俘開始。
她不僅開始與許多在德軍司令部裡的老友聯絡，亦通過紅十字會駐柏林代表馬蒂博士，與日內瓦國際總部接上線。但蘇維埃政府與革命之前的俄國政府做法不同，竟拒絕國際紅十字會的協助，意味著俄國戰俘在祖國政府的眼中，和叛國者並無不同，只能自生自滅，大部分人的下場是餓死——除非得到其他方面的援助。
母親於是聯絡她的阿姨，也就是我的教母，在紐約托爾斯泰基金會工作的蘇菲·帕寧伯爵夫人。在她牽線之下，兩位世界聞名的俄裔飛機制造商，西科斯基與舍維爾斯基，以及北美暨南美洲俄國東正教教會相繼介入。他們很快成立了一個特殊的救援機構，湊足幾艘貨輪的食物、毛毯、衣服及醫療用品等。此時美國已參戰，因此這批物資都必須向中立國阿根廷購買。當這批貨輪正打算啟程，長途穿越到處都有德國潛水艇埋伏的大西洋時，整個計劃卻幾乎流產：捐贈人提出一個條件，要求救援物資必須在國際紅十字會的監督下在俘虜營內配發。德國軍方已經同意，但最後需經希特勒親自批准。
母親去見陸軍總部的一位上校，他帶她走到隔壁的蒂爾加滕公園，避開監視的耳目，開口說：「我感到很羞愧，但元首說：‘不！絕不！’母親答道：‘好，那我就寫信給曼納海姆陸軍元帥，他絕不會說‘不！’」母親說到做到。當時統帥芬蘭陸軍的曼納海姆男爵，在1918年曾自紅軍手中解放芬蘭，他亦是前俄國近衛軍軍官，和我們家是世交。由於他的影響力，芬蘭軍隊（不像他們的德國戰友）對蘇聯作戰期間表現一直規矩正派，對待戰俘亦完全遵守日內瓦協議的規定，因此他們的戰俘大多生還。母親很快接到曼納海姆的回覆，救援船隻如期抵達瑞典，物資亦在國際紅十字會的監督下，在芬蘭的各戰俘營內迅速發放。
8月1日，星期日
漢堡的命運令柏林居民焦慮。昨晚盟軍飛機投下大批傳單，呼籲柏林城內的老弱婦孺立刻離城；他們在轟炸漢堡之前也這麼做過。看來情況不妙，柏林很可能是下一個目標。
昨天我上夜班。搭的車在波茨坦堵塞了一下午，終於在晚上11點抵達辦公室，正打算離開的同事神情嚴肅地過來跟我道別，因為他們聽說今晚會有空襲。結果，我在沙發上一覺睡到早上9點，回家後先洗個澡，再吃早餐。明天我將搬去波茨坦俾斯麥夫婦的住處，晚上不再住在城裡。
8月2日，星期一
政府在每家外面貼了告示，命令所有未參與防禦工作的婦孺立即撤離。車站裡因此擠得水洩不通，一片混亂，因為很多漢堡人也必須經過柏林往別的地方去。還聽說政府辦公室都將遷出柏林，我們也接到打包的命令，不過我並不很在意。母親現在晚上都去旺達·布呂歇爾的家住，而且也終於同意儘早搬去和塔蒂阿娜住。
與馮·哈塞爾大使午餐，他跟我講了很多有關墨索里尼的趣事（他們倆很熟）。他現在已退休，常寫些討論經濟學的文章，不斷寄給我看。但我必須承認我看不太懂。
稍晚我拖了一個大皮箱到波茨坦，很早便上床，因為實在太累。可惜戈特弗裡德·俾斯麥帶著羅瑪莉·舍恩貝格和海爾多夫伯爵——他是柏林的警察局局長——回家，我的睡眠只好往後延。海爾多夫伯爵經常來波茨坦，他們長談到深夜，一副非常神秘的樣子，不過也已搬來波茨坦住的羅瑪莉會隨時告訴我我稱之為「密謀」的進展。羅瑪莉非常狂熱，總想把各形各色的異議人士撮合在一起，經常表現得任性又魯莽；戈特弗裡德卻永遠守口如瓶。
這是蜜絲第一次暗示所謂的「七月密謀」。
海爾多夫並不認為盟軍會立刻開始對柏林進行密集轟炸。
馮·海爾多夫伯爵（1896—1944）和許多共同參與密謀的人不同，他早期是忠誠的納粹黨員，非常活躍。第一次世界大戰（他擔任中尉，英勇作戰）之後，他加入聲名狼藉的「羅斯巴赫兵團」——魏瑪共和國時代初期由退伍軍人組成、打擊左派人士的橫行霸道組織。1923年卡普政變之後，他遭到放逐。後來返回德國加入納粹黨，在「褐衫軍」中扶搖直上，成為國會議員之一。並自1935年開始擔任柏林警察局局長。海爾多夫雖然有這樣的背景，卻似乎對許多納粹政策持保守態度，如反猶太主義——特別是1938年的反猶太人方案「水晶之夜」。他因為該方案與過去的同志逐漸疏離，終致成為反希特勒密謀的中心人物。
8月3日，星期二
今天漢諾威的韋爾菲和格奧爾格—威廉來波茨坦吃晚餐，他們的母親是前皇帝唯一的女兒。戈特弗裡德·俾斯麥堅持要我們邀請朋友——我猜想一來是想「評估他們」，二來也因為不希望我們晚上待在城裡。天氣極熱，大家都把腳丫子泡在噴水池裡。
柯尼希斯瓦特8月9日，星期一
今天趕得很辛苦。我想到柯尼希斯瓦特和塔蒂阿娜住幾天（感謝老天，母親終於搬來了！），但因為除非持有特別許可證，任何人都不準離開首都，所以我必須先搭火車離城，在諾伊施塔特一個小站下車，買去馬林巴德的票。羅瑪莉·舍恩貝格幫我抬一個非常巨大的皮箱，裡面裝有我想帶出城的東西——主要是照相簿。車上擠滿衣服被燒破、想回家的漢堡人；他們寧願回自己的廢墟受苦，也不願被其他城市的人欺負。他們的行為舉止似乎都很狂野，口無遮攔，頗粗線條。而且火車的乘客通常都會毫無忌憚地說出對政府的感想。到了諾伊施塔特，我急急跳下車買票，又趕忙跳回返回柏林的列車上，再換車換站。回程車上的乘客仍多來自漢堡，其中一個小女孩手臂灼傷嚴重，全程歇斯底里笑個不停。半夜2點才到柯尼希斯瓦特！
8月10日，星期二
大部分時間我們都駕車在美麗的樹林裡兜風，討論未來各種可能的計劃。
8月14日，星期六
天氣爛透了，雨下個不停。塔蒂阿娜已前往德累斯頓繼續療養；母親常出門散長步，我留在家裡休息。一旦住在鄉下就變得不問世事了。
德累斯頓8月15日，星期日
吃過午餐，我也前往德累斯頓探望塔蒂阿娜及被關在附近戰俘營裡的表哥吉姆·維耶曾斯基。我帶了一點葡萄酒，免得長達十小時的車程太無聊。塔蒂阿娜本來答應派車來車站接我，但等過了午夜抵達車站時，卻連個鬼影都沒有，只好步行穿過整個城市，走到療養院。城裡釋出了空襲警告，天上一輪滿月，整個氣氛非常詭譎。我從來沒來過德累斯頓，很怕被困在某個小地窖裡，幸好平安走到了療養院。塔蒂阿娜看起來很憔悴，有位夜班護士在一旁照顧。她們安排我在一張快要散了的沙發上睡覺，再加兩張不斷分開的椅子，但我實在太累，很快就睡著了。
8月16日，星期一
天一亮就去吉姆·維耶曾斯基的戰俘營。本來不能上巴士，因為必須出示特別旅行證，後來總算擺平。每次我都亮出朋友馮·哈澤將軍（柏林警備司令）給我的通行證。其實他跟戰俘營毫無關係，但這張證件直到目前為止都無往不利，後來全家人都靠它輪流見到了吉姆。
我在一個小村莊下車，走了半個鐘頭，穿越田野，才看見四周圍了鐵絲網的戰俘營。到了大門口，我再度亮出通行證，沒問題！可惜營區司令跟我扯了將近一個鐘頭才派人帶吉姆過來，為了討好他，我只好陪他聊。不過他看起來人不錯，吉姆後來也說他對待戰俘非常公平。他其實是位軍醫，整個營區就像一座野戰醫院，來自各國的戰俘來此等待排程，轉往永久性的營區。
趁著他的勤務兵準備野餐時，吉姆和我坐在司令辦公室裡聊天；司令很好心地把他的辦公室讓給我們用。然後我們離開營區，步行出去野餐。不斷有德國軍車經過，卻似乎沒有人介意一個女人和一位身穿制服的法國軍官在樹林裡散步，令我覺得非常怪異。
吉姆工作量很重，忙著翻譯英文、俄文、德文、法文、波蘭文及塞爾維亞文。因為這裡非常需要他，所以他無暇去想逃跑的事。他從小便長了一對招風耳，現在正好閒著，決定動手術矯正。他看起來很健康，精神也很好。戰俘們偷藏了一架收音機，訊息很靈通。每天晚上，都有人在宿舍裡大聲報告盟軍的戰地新聞！
午餐我們吃醃碎牛肉、沙丁魚、豌豆、牛油和咖啡，全是平民好久沒看到的東西。我帶來塔蒂阿娜準備的烤雞和香檳，吉姆送我茶葉和一張柴可夫斯基的曼弗雷德交響曲唱片。他在巴士站跟我吻別，一位乘客立刻問我是不是法國軍官的未婚妻。
我在塔蒂阿娜的療養院裡又住了一晚。她進步得很快，不過每次我說了讓她開心的笑話，她都會笑得直流眼淚。夜裡我莫名地經常尖叫，護士只好給我吃鎮靜劑，她說是柏林空襲的後遺症。
柏林8月17日，星期二
返回柏林和波茨坦的火車擠得不得了，我一直站著。
8月18日，星期三
今晚在俾斯麥家和海因裡希·賽恩—維特根斯坦長談；他從俄國調回來防禦柏林，已經擊落了63架敵方轟炸機，現在是全國坐第二把交椅的夜間戰鬥機飛行員。但因為他是個爵爺（拿破崙戰爭期間一位著名俄國陸軍元帥的後代），信念不同，不受政府寵信，戰果也不被重視。我很少碰到像他這樣敏感又善良的男孩。他在瑞士長大，對德國不熟，所以我總是帶他到處逛，每個朋友都喜歡他。
8月20日，星期五
天氣熱得可怕。下班後，我們開車去高爾夫俱樂部。羅瑪莉、海因裡希·維特根斯坦和我坐在綠茵上計劃未來，討論等政治徹底垮臺，開始除去異議人士，我們該怎麼做？跳上海因裡希的飛機飛去哥倫比亞或某個國家是一個可能！但沒有足夠的油料飛越大西洋，這個問題一直無法解決。羅瑪莉有個表哥住在波哥大，她可以嫁給他，如此一來，等於一石二鳥！
8月23日，星期一
我們沒去上班。羅瑪莉假裝中暑，我正好也覺得很不舒服，便乘機騎腳踏車去韋爾德看看能不能買些水果。我們背了背包，騎了很遠，到那裡碰見一個帶籃子的男人，他說他也想買水果。後來終於纏上一名農夫，願意賣給我們15磅蘋果。我還在喃喃抱怨五角一磅太貴，我們那位男伴已替我把背包捆在單車上了。等我們離開果園，經過一片番茄田，他竟然亮出一張證件，說他其實在替物價控制委員會工作，宣稱我們被坑了，他打算寫份報告，我們必須上法庭作證，控告那位農夫。這令我們大吃一驚。他接著問我們的名字，我們不肯說，還表示不應該迫害那位可憐的農夫。他仍一再追問；我堅持拒答，羅瑪莉卻面無表情地報上漢斯·弗洛託的名字和地址。我忍不住偷笑，讓那男人起了疑心。但因為我們沒帶身份證，他也不能證明什麼。然後他又嘮叨了一陣，建議我們將來替警方做餌，他們可以開車送我們去各地的農場……我們很不客氣地拒絕了。
羅瑪莉老是碰上警察找她麻煩。上次她在波茨坦辱罵一名警察，現在警局又要找她去做口供。
8月24日，星期二
昨天嚴重空襲。戈特弗裡德·俾斯麥不在家，他的內兄讓—喬治·霍約斯從頭睡到尾。只有我覺得不對勁，不顧大家的抗議，把他和羅瑪莉·舍恩貝格拉起來。整個柏林上空一片紅霧。今早讓—喬治打電話回來說他花了三個鐘頭（平常只要20分鐘）才進城，因為所有街道都坍塌了。
晚上6點，我們也跟著進城，一方面去接戈特弗裡德，一方面去察看各人的公寓。結果格斯多夫夫婦的廚子瑪莎倒在我懷裡啜泣；她被嚇呆了，還好房子沒事。羅瑪莉的運氣卻沒這麼好，她那張床正上方的天花板被炸了一個大洞，令她覺得非比尋常，到處宣佈她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將來一定有大成就！我們去探望阿加·菲爾斯滕貝格，她受到極大的驚嚇。她家附近庫達姆大街上及周圍所有房子的頂樓，包括皮克勒家在利岑貝格街上的公寓，也就是三年前我們剛搬來柏林住的那棟公寓，全部被燒燬。空襲結束後，戈培爾到災情最嚴重的區域巡視，聽說他想徵召30名義務消防隊員，市民的反應卻非常冷淡。
蜜絲和她父親因為空襲不斷搬家，這時付錢借住在朋友格斯多夫男爵及男爵夫人的別墅裡。瑪莉亞·馮·格斯多夫男爵夫人聰慧正直，親切又迷人，雖然住在戰時遭猛烈轟炸的城市裡，卻能夠將自己位於沃伊什街的宅邸變成知識分子圈內的沙龍，讓志同道合的人在毫無禁忌的氣氛下相聚。因為她丈夫是權貴西門子家族的親戚，又在柏林軍事總司令部內任職，因此他們家的賓客來自德國各個階層——從貴族地主（瑪莉亞自己的背景）到工業界、商業界、學術界、外交界及軍界人士都有。
8月25日，星期三
今晚又有空襲，幸好損害不嚴重，而且開往波茨坦的火車不受影響。
8月26日，星期四
塔蒂阿娜從柯尼希斯瓦特打電話來，說柏林到萊比錫的鐵路線被炸中，交通中斷。
和羅瑪莉·舍恩貝格及她來自漢堡的朋友，漢尼·耶尼施一起吃晚餐。漢尼不用入伍作戰，因為他的兩個哥哥都已陣亡。他開一輛極拉風的賓士車到處逛，卻沒有牌照，警察因為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都放他一馬。
8月27日，星期五
亞歷克斯·韋特和辦公室另一位官員，x教授，昨天房子被炸中，現在都無家可歸。而且後者還失明瞭，因為他衝進一間著火的房子裡救出一個女人。幸好那只是暫時的，感謝上帝！他來自巴登，對現在的政府深惡痛絕，一直說這全是德國女人的錯，因為是她們投票讓希特勒當選的。他說從現在開始，所有與軍事沾邊的玩具，像是喇叭、錫兵和劍，都應該被禁止。
8月28日，星期六
與維克托·德·科瓦的日本太太美智子見面。他不僅是德國最有才華、最吸引人的演員，還當導演。我們去看他排演正在演出的戲。
8月29日，星期日
和戈特弗裡德·俾斯麥及羅瑪莉·舍恩貝格開車去鄉間探望他母親；非常迷人的老太太，有一半英國血統。她對她公公，即鐵血宰相俾斯麥，印象仍然很深刻。回家時，羅瑪莉堅持要在滂沱大雨中開車，但因為她完全沒有經驗，我們都很緊張。
9月1日，星期三
戰爭於四年前的今天開始，彷彿是不可能的事。昨晚盟軍大肆「慶祝」，炸得柏林商店區災情嚴重。
今晚我去參加維克托·德·科瓦新戲《phline》的首演，然後大夥兒去他家。我和作曲家特奧·馬克本談了很久，他非常崇拜俄國。
9月3日，星期五
盟軍已登陸義大利本島。
8月17日，西西里島完成解放，盟軍伺機進攻義大利本島。同時，在墨索里尼於7月23日免職及被捕後，義大利積極準備參加盟軍陣容。8月19日，巴多格里奧元帥開始與盟軍秘密協商。盟軍於9月2日開始登陸義大利南岸，更加速促成義大利叛離軸心國。
9月4日，星期六
今晚我和匈牙利大使館的納吉和維克托·德·科瓦一起晚餐。後者出奇激動，含著眼淚說他再也忍受不了了，他家附近整個鄰里（他家離滕珀爾霍夫機場不遠）在昨晚被夷平。昨天的空襲真的很嚴重，就連遠在波茨坦的我們都到樓下集合。自從漢堡遭轟炸之後，梅勒妮對燃燒彈特別恐懼，因為聽說漢堡城內所有人行道變成一片火海。現在只要空襲一開始，她必然會在頭上蓋一條溼毛巾。
9月6日，星期一
據說霍斯特曼夫婦出事了。前一陣子他們為了安全問題搬去鄉間，現在和他們住在一起的提諾·索達提昨晚本來應該參加一場正式晚宴，結果一直沒出現，也沒通知任何人。他是個很規矩的青年外交官，主人因此覺得事有蹊蹺。
9月7日，星期二
今早羅瑪莉·舍恩貝格和我第一次騎腳踏車進城。其實腳踏車是俾斯麥家的。剛開始差點撞上來往的電車和巴士。有一次羅瑪莉還從車籠頭前面跳出去，精彩透了。
我們和柏林警察局局長海爾多夫約了見面——羅瑪莉為了某種神秘理由，我則去談我的本行。外交部要我開始建立一個照片檔案，但現在所有展現轟炸災區的照片都必須經過監檢，我希望海爾多夫能給我幾張公佈，他答應了。
不出所料，霍斯特曼夫婦的鄉間別墅克爾岑多夫城堡，在前天晚上嚴重受創。我坐在格斯多夫家裡和戈特弗裡德·馮·克拉姆一起聆聽菲亞·亨舍爾敘述整個災難的細節；當時她住在那裡。幸好沒有人死亡。可是才剛把柏林城內公寓裡無價的古董搬過去安置好的弗雷迪卻失去了一切。我實在無法想象提諾·索達提——一位瑞士外交官——半夜2點穿著睡衣在密集的炸彈雨中飛奔穿過草坪的樣子！
戈特弗裡德·馮·克拉姆男爵是網球史上最優秀的球員之一，運氣卻一直很差：雖然每次都進入溫布林登網球錦標賽決賽，卻一直與冠軍盃無緣。一開始他便與納粹反目，甚至被關進集中營一段時間，直到大戰爆發。他大部分時間都住在國外。
下午大部分時間都待在亞當·特羅特的辦公室裡。我們的人事室主管海夫騰進來閒聊了一陣。他是亞當的好友，一張死白的臉，莫測高深，讓我想起中世紀的墓碑。
海夫騰博士（1905—1944）和亞當·馮·特羅特一樣，曾赴英國留學，早期是反納粹的軍人，1933年便批評希特勒具有「強盜頭子心態」。該年他亦進入外交界。蜜絲認識他的時候，他是一名公使館顧問。但他和許多同謀者有一點不同之處，即他基於基督教道德觀，從未參加過納粹黨。他很早便成為毛奇伯爵「克萊稍集團」的一員，併為該集團招募了許多出色的團員，包括亞當·馮·特羅特本人。
我們討論目前的大勢，以及最近開始的動員手段。當局似乎刻意挑選出仍在外交部任職的異議人士，想全部換上自己人，絕大多數是黨衛軍，像我們那位施塔勒克先生。但除非你志願到前線作戰，否則不準任何人辭職。這個做法當然使得目前正在進行中的秘密活動更加複雜。據說外交部長裡賓特洛甫從來不離開他靠近薩爾斯堡、在弗斯爾的巢穴。最近他和副國務秘書盧瑟——另一名走狗——起內訌。當然，他們從來不會當我的面討論這些事，但我猜得出一個大概。總而言之，現在外交部沒有一個真正在做事的領導人。如果外人知道外交部其實只是一部上了很多潤滑油的官僚機器，實際上毫無效率可言，一定會大感震驚。我們這一小群密謀者便是明證。
晚上我去漢斯·弗洛託家吃晚餐，然後四個人騎兩輛沒開車燈的腳踏車到波茨坦車站——好像在表演特技！
漢斯—格奧爾格·馮·施圖德尼茨出版的日記對這一天的回憶如下：「漢斯·弗洛託舉行一個小型晚宴，參加的人包括蜜絲·瓦西里奇科夫、羅瑪莉·舍恩貝格、阿加·菲爾斯滕貝格及貝恩德·穆姆等。大家從頭到尾都在談論空襲；讓我想起受迫害的基督徒在羅馬地下墓窖裡的集會！」（摘錄自《柏林燃燒時：1943—1945年日記》[iwhileberlinburns.diaries1943—5/i，london：weidenfeld&nicolson，1963]）
9月8日，星期三
再次騎腳踏車進柏林，我回家拿那頂羅斯·瓦盧瓦設計的帽子——很大的綠色寬邊帽、黑絲帶——是別人從巴黎寄給塔蒂阿娜的。下班後，戈特弗裡德·俾斯麥送我和羅瑪莉·舍恩貝格到斯卡皮尼家。晚餐吃到一半，一位秘書衝進來報告義大利已投降，我們立刻告辭，衝回去警告戈特弗裡德的哥哥奧托。他剛從羅馬回來（他一直在那兒的德國大使館擔任大使顧問），正和海爾多夫及戈特弗裡德在侯切爾餐廳用餐，對這條大新聞渾然不知。他們在一個小房間裡用餐，羅瑪莉和我衝了進去，他們聽到這個訊息後都驚愕地說不出話來。斯卡皮尼也嚇呆了；他來柏林擔任代理法國大使，與當局協商用「志願」勞工交換法國戰俘的問題。他看起來很可憐，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瞎了眼睛，現在身邊總帶著一位阿拉伯僕人當他的眼睛，向他描述周圍發生的一切。
9月9日，星期四
進城時我帶著報紙，坐在我對面的男士第一次看到義大利投降的新聞，臉上的表情非常有意思。儘管做出了這麼多犧牲，義大利竟然這麼虎頭蛇尾！
9月10日，星期五
艾伯特·埃爾茨和阿加·菲爾斯滕貝格趕在下班前來辦公室，我們再趕去義大利大使館，希望能趁著戰爭尚未結束、通訊尚未完全被切斷前，找到一個即將返回羅馬的人，替我帶一封信給伊連娜。她一定擔心死了。
結果發現使館周圍人潮洶湧，所有的義大利外僑全坐在自己的皮箱上，好多車子和救護車也等在那裡。艾伯特說使館可能會先替他們找個藏身處，再送他們去車站。我終於逮住奧蘭多·科拉爾託，他答應傳口信給伊連娜，卻拒絕替我帶任何檔案。
然後我趕回波茨坦，帶著一塊昂貴的小地毯和艾伯特；他雖然在德國空軍服役，卻對盟軍飛機充滿敬意，不願在城裡過夜。晚上希特勒就義大利人的「暗算」發表了好一通惡罵。
9月11日，星期六
德軍佔領了羅馬，且讓我們祈禱盟軍別因此開始轟炸該城。
今天晚上羅瑪莉·舍恩貝格邀請海爾多夫來晚餐及討論政治。艾伯特·埃爾茨對後者的想法也很感興趣。因為海爾多夫的名聲並不好（他一直是納粹黨員，又是褐衫軍中將，如今參與密謀活動，令許多不妥協立場較堅定的同道心存懷疑）。羅瑪莉和艾伯特分別都在洗澡的時候，阿加·菲爾斯滕貝格突然不請自來。她是出了名的大嘴巴，所以我們全躲了起來，假裝不在家。等她走後，我去找人，發現他們倆瑟縮在地窖裡，身上只圍著大毛巾！可惜費這麼大工夫準備全是徒勞，因為海爾多夫來了以後，從頭到尾只以單音節答話。艾伯特努力試探，他卻嚴密防守；我睡著了。
9月12日，星期日
今晚收音機突然播放法西斯義大利的國歌《青年之歌》，接著宣佈德國傘兵已將墨索里尼從阿布魯齊山中的大薩索山牢獄裡搭救出來，正在前往柏林途中。我們都驚呆了。
黨衛軍傘兵在斯科爾茲內中校的領導下，發動了一次大膽的突襲行動，駕滑翔機降落在大薩索山牢獄的屋頂上，救出墨索里尼，然後帶著他飛回德國。墨索里尼召集殘餘分子在義大利北部設立新法西斯政府「義大利社會共和國」，首都設在薩羅。
9月15日，星期三
單獨和奧托及戈特弗裡德·俾斯麥晚餐；前者告訴我們許多羅馬生活故事。安富索顯然已表態支援墨索里尼（他是齊亞諾的前內閣總理），但大部分的法西斯權貴一見墨索里尼失勢，紛紛背叛了他。
9月16日，星期四
喬吉從巴黎寫信來，附上一束白穗——那是一枚炸彈落在他公寓附近後，他房內一扇窗僅剩下的殘骸。
盟軍於9月3日空襲巴黎，造成110人死亡。
稍晚我騎腳踏車去萬湖見瑞士紅十字會代表馬蒂博士，他和母親合作安排援助蘇聯戰俘。我去的時間剛好，他正準備明天啟程回瑞士。
墨索里尼在收音機裡說了一大段話，我幾乎全聽得懂。
9月19日，星期日
「德國軍官聯合會」從莫斯科廣播向德國公眾求援的呼籲，連署人包括好幾位在斯大林格勒被俘的將軍。
柯尼希斯瓦特9月28日，星期二
我決定度個小假，來探望父母和塔蒂阿娜。後者看起來好多了。和母親一起散長步，她堅持要我辭職，搬到鄉間和他們一起住。她不懂為什麼這個辦法行不通，因為如果那樣，我馬上就會被分派去軍需品工廠工作。連續兩晚和塔蒂阿娜睡，聊個過癮。
柏林10月4日，星期一
和蘭曹、馮·哈塞爾大使及他的兒子午餐。回辦公室時，蘭曹接到「上級」警告——我們在辦公時間外的聚會引起許多人不滿！
10月5日，星期二
和菲利普·德·旺德夫爾及另外一位法國男孩休伯特·諾爾一起去聽一場匈牙利的演奏會。休伯特雖被派來德國勞動，卻設法弄到一張醫生證明，說他半聾。現在正準備回法國。
10月7日，星期四
去高爾夫俱樂部和朋友吃午餐，再趕回來，因為我和菲利普·德·旺德夫爾約好，要陪他去安全域性總部（蓋世太保只是該局的一部分）。他剛聽說他最好的朋友之一，一位法國銀行家的兒子讓·加亞爾在企圖越過邊境進入西班牙時，在佩皮尼昂附近被捕，結果被送到貢比涅的集中營裡，身上還穿著被捕時的網球衫及短褲。他設法通知了未婚妻，但後來再也沒有下文，只知道他被塞進一節密閉的貨車車廂裡，開往奧拉寧堡，那是柏林城外一個非常可怕的集中營。我們計劃裝傻，問些天真的問題，把安全域性的官員當成普通機關的官員。我打算用外交部——真是諷刺——的關係去說情。我們甚至想好要求他們准許我們寄些食物和衣物給加亞爾。為了怕自己一去不返，我通知了羅瑪莉·舍恩貝格我們的去處。
進入城外那棟四周圍滿鐵絲網的巨大建築後，他們先取走我不知發了什麼瘋隨身帶著的照相機，然後把我們交給一連串官員，像踢皮球似地把我們踢來踢去，每次都得重新仔細交代一遍身份。他們問我為什麼對這個人感興趣，我說菲利普是我表弟。我們在那裡待了整整三個小時，卻毫無斬獲。他們甚至故意施恩似地去查最近抵達奧拉寧堡的名單，找不到加亞爾！最後建議菲利普親自去奧拉寧堡詢問。離開後我求他別去，因為他一定也會被關起來。安全域性裡的人不斷記錄我們的特徵，這時突然有人打電話找我，原來是羅瑪莉；「你還活著嗎？」我很快說是，便掛了電話。離開時，我們倆都垂頭喪氣，連眼皮都不敢抬；到處只見槍桿、黑色制服和表情陰沉的臉孔。能再度走到外面被炸得一塌糊塗的街道上，感覺真好！
後來菲利普·德·旺德夫爾獲悉他朋友拘禁處並非奧拉寧堡，而是布痕瓦爾德。他不聽從蜜絲的警告，親自去查問，未果。1945年，進攻德國的美軍解放了年輕的加亞爾，但因軍隊沒有多餘的運輸工具，生還者必須步行跟在部隊後方，許多人，包括加亞爾，因此死在途中。他的屍體一直沒有被發現。
10月10日，星期日
今天大部分時間都在等來自巴黎的一位年長親戚，維勒瑞恩·皮比科夫叔叔的電話，對俄戰爭初期他曾志願替德國海軍做口譯，大概沒想到是在自找麻煩！現在正準備返回巴黎，我打算交給他兩封信，一封給喬吉，另一封是替菲利普·德·旺德夫爾帶的。菲利普一直要我讀他寫的信，剛開始我拒絕，等他離開後我才開啟來看。看得我大驚失色！原來是一位在德國集中營內工作、從事反抗活動的神父，寫給穆蘭總主教的詳細報告。我經過好一番良心掙扎，既不願讓菲利普失望，又擔心害了維勒瑞恩叔叔。最後我把所有東西全塞進一個密封的信封內，收信人寫喬吉，請他從巴黎將那封信轉寄穆蘭，然後把這份臨別禮物交給叔叔。他離開前，和我喝伏特加酒澆愁。我祈禱一切平安順利。
那封信安全送到喬吉手中，並順利轉給收件人，但寫信的人，吉拉德特神父卻死了。
10月11日，星期一
晚上去陪西格麗德·格爾茨。蓋世太保逮捕了她猶太裔的母親，冷酷地宣佈將把她送往捷克的特萊西恩施塔特猶太人區。西格麗德的父親（非猶太人）在一次世界大戰中陣亡。她是個美麗高挑的金髮女孩，目前她已設法弄到一張緩刑令，同時向各方緊急求援，但機會渺茫。安全域性總部的人對她說：「可惜你父親已不在世，否則這應該是可以避免的。算你們運氣不好！」
10月12日，星期二
羅瑪莉和我決定在她城裡的公寓開雞尾酒派對，正努力把雜物拖回去佈置，好搬回去住。我們只有兩瓶葡萄酒，半瓶苦艾酒，卻樂觀地希望客人都會有所貢獻。
10月13日，星期三
雖然羅瑪莉的阿姨葛蕾特·羅翰趁我出去買夾三明治的東西時喝掉了一整瓶葡萄酒，嚇壞了我們，但派對仍十分成功！客人帶冰塊和香檳來，我們把所有的酒都倒在一起，雖然怪異，卻沒有人抱怨，喝得精光。正設法把旺德夫爾兄弟送到塔蒂阿娜那兒過一個週末，但當局禁止法國人離開工作地點。等大部分客人都離開後，我一邊煎馬鈴薯，一邊跟大家討論這件事。
巴多格里奧成立的新政府已向德國宣戰。
巴多格里奧在其停戰宣言中，命令義大利軍隊停止任何對「敵軍」的戰爭行為，但若受到攻擊（指德軍）則仍需反抗。雖然義大利從未熱衷於與德國結成盟友，更不願打仗，但這項突然背叛戰友的舉動仍令義大利軍隊頗感困惑，很多人因此拒絕服從命令。
10月14日，星期四
順道去拜訪馮·德·舒倫堡伯爵。他是最後一任駐莫斯科的德國大使，非常迷人的老先生，對俄國的一切印象都很好，講話也很直爽。我想替凱蒂婭·克萊因米歇爾找份差事，她目前沒工作。
馮·德·舒倫堡伯爵（1875—1944）是老派的外交官，堅決支援俾斯麥親俄的傳統外交政策，自1934年任駐莫斯科大使以來，一直在兩國間努力調停。希特勒於1941年6月攻擊蘇聯，對他而言，不啻為國家將遭遇大劫數的先兆（他從未懷疑德國終將一敗塗地），之後他更加疏離他本來就厭惡的納粹體制。
10月18日，星期一
今天輪到我值夜班。晚上7點抵達辦公室，另外兩位跟我一起值班的女孩還在聽音樂會。我先寫了幾封信，正準備出門去隔壁找迪基·弗雷德，門房卻警告我可能會有空襲，我說我馬上回來。
才剛走到迪基的前門口，就聽見三聲巨響。我猛按門鈴，卻沒人出來應門，只好再衝回辦公室，這才知道有三枚炸彈就落在我們附近。已經聽到飛機從頭上飛過去的嗡嗡聲，又過了幾分鐘警報才響。解除警報之後我再去找迪基，她已回家；我們一起喝咖啡。在辦公室裡過夜極不舒服，我裹著一條毛毯，床卻硬得像塊木板。
10月24日，星期日
瑪莉亞·格斯多夫的生日。現在買禮物很困難。我替她買了點香水。她的客人很多，包括亞當·特羅特。亞當後來跟父親一起來羅瑪莉·舍恩貝格的公寓，我們請他們吃麵包、煎馬鈴薯，喝葡萄酒和咖啡。
我有一份緊急的新工作：翻譯一大批照片的標題，內容是在斯摩稜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內發現的4000多名被蘇聯殺害的波蘭軍官遺骸。簡直令人不敢置信！
整件事保密得厲害。我已讀過德國駐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大使馮·巴本寄來的機密報告。他授權讓一位下屬成為某駐土耳其波蘭外交官的密友，這位波蘭外交官正好是羅斯福總統特派土耳其的代表——厄爾利。羅斯福表示他想知道整個事件的真相。但美國顯然查不清楚，因為他的幕僚（摩根索？）會攔截所有不利於蘇聯的報告。
馮·巴本（1879—1969）於1932年短暫任職德國首相後，於1933年被任命為希特勒的副總理，希望藉此爭取保守派的支援。1934—1938年他擔任德國駐奧地利大使，促成「德奧合併」；1939—1944年，他擔任駐安卡拉大使，又成功阻止土耳其加入盟國。1946年紐倫堡大審判時，他被判無罪開釋，可是德國法庭卻在1947年判他八年勞改，全部財產充公。他於兩年後假釋，從此默默無聞度過晚年。
我必須在兩天內全部譯完。想到我的文字將在一週內抵達羅斯福總統的桌上，感覺非常怪異；好重大的責任！而且也很難譯，因為那些被披露的詳細證據讀起來實在叫人痛心！
1943年4月13日，德國廣播電臺宣佈，上千具波蘭人——大部分為軍官——的屍體在德國佔領區斯摩稜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一處萬人冢中被發現，每一具都是後腦中彈——這是蘇聯的傳統處決方式。德國立刻指控蘇聯，並指派由來自12箇中立國或德國佔領國家的醫生所組成的委員會進行調查。隨後又由來自德國佔領波蘭的專家，包括波蘭地下情報人員，組成第二個委員會。4月17日，設在倫敦的波蘭流亡政府（他們對實情老早便開始臆測）
在未經照會英國政府的情況下，宣佈已要求國際紅十字會著手調查，後者表示未經蘇聯政府同意，不可能採取行動。蘇聯方面當然不同意，並且莫斯科與倫敦的波蘭政府斷絕了關係，指控後者通敵；兩個政府的關係一直沒有恢復。
後來兩個委員會都做出同樣的結論，認為那4400多名受害者（全是軍官），乃蘇聯於1939年入侵波蘭後，所俘虜23萬名波蘭軍事人員中的一部分。這23萬人當中，後來有14.8萬人（包括1.2萬—1.5萬名軍官）神秘失蹤。在發現萬人冢之前，波蘭流亡政府不斷詢問這批戰俘的下落，斯大林的答覆則千篇一律：他們已全部被「釋放」或「逃走」。據說只有斯大林的警政署署長貝里亞曾經囁嚅：「我們在那裡犯下一個大錯……」所有證據皆顯示受害人乃在1940年，即德軍佔領該區的前一年春天遭到槍決。而且他們都來自同一個波蘭軍官俘虜營——靠近科澤利斯克的一座古老俄國東正教修道院。這批俘虜與親屬的通訊全在1940年4月中斷。至於被關在另外兩座軍官俘虜營——舊別利斯克及奧斯塔什科夫——中的人，下落不明；他們的屍體可能都躺在某處「只有上帝才知道」的萬人冢中。
待蘇軍收復該區後，莫斯科指派本國的調查委員會將罪過推在德國身上。並且這項指控在紐倫堡大審判中被盟軍列入主要納粹戰犯的罪行中。但法庭的最後裁決對此不予置評，等於宣判了真正的兇手。
卡廷萬人冢的發現，當然令盟軍大失顏面；當時蘇聯仍在歐洲苦戰，其友誼與戰力對盟軍陣營不可或缺。同時有大批具有影響力的人士極同情「英勇的蘇聯盟友」，不肯相信莫斯科竟做得出這樣的事，於是所有盟軍領袖一致保持緘默，刻意不再追究，直到戰爭結束。
1956年，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公開抨擊斯大林的各項罪行，並立刻根據戰後東歐訊息來源，促請波蘭第一書記哥穆爾卡公佈該事件真相，哥穆爾卡拒絕，生怕此舉將對兩國關係造成永久性的傷害。日後新證據陸續出土，不僅證實莫斯科為主事者，甚至披露了許多劊子手的身份。
因為卡廷大屠殺的受害者包括21名大學教授、300多名醫生、200多位律師、300多位工程師、數百名教師，以及多位記者、作家和工業家，波蘭方面認為蘇聯此舉乃企圖消滅可能在解放之後領導波蘭建國的非共產黨精英人士。
羅瑪莉突然變得非常懼怕空襲。昨晚她睡在我家，在睡夢中捶了我眼睛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