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的南美洲外交官都在準備離城。
10月28日，星期四
現在每晚都有空襲，不過災情並不嚴重，通常發生時我都坐在浴缸裡。
柯尼希斯瓦特10月30日，星期六
阿加·菲爾斯滕貝格和我一起來柯尼希斯瓦特度週末。旺德夫爾兄弟申請旅行證被拒。旅途很辛苦，因為車廂裡擠滿撤離人潮，多為婦孺，有一半車程都必須站著；乘客中還有許多傷患。剩下來的車程我們擠到通廊列車裡，坐在自己的行李上。我在這裡常和母親出去散長步，試著休息，忘記城裡的生活。
10月31日，星期日
昨天我們還在床上時，突然聽見一聲悶擊巨響，原來一架飛機墜落在我們的樹林裡。駕駛員在飛往紐倫堡途中想跟住在附近村裡的家人揮手打招呼，結果不知出了什麼問題，飛機就像塊石頭似地掉了下來。駕駛員當場死亡，組員則多活了幾小時。附近所有居民都出來救火，但火勢蔓延很快，因為整片土地極乾燥。
柏林11月1日，星期一
回程更糟。我跟阿加·菲爾斯滕貝格被擠散了，她摔了一跤，我可以聽見她在車廂後面尖叫呻吟，大家在她身上踩來踩去。雖然塔蒂阿娜怕我們擠車辛苦，替我們準備了很多三明治和葡萄酒，回到柏林時仍已精疲力竭。
11月6日，星期六
蘇聯已收復基輔。
11月10日，星期三
俾斯麥家在波茨坦的房子現已擠滿人，羅瑪莉·舍恩貝格和我決定搬回城裡，何況我們已打擾戈特弗裡德和梅勒妮太久了。秋季來臨，看來空襲情況不會太嚴重。我只帶些生活必需品回家，這年頭還是輕裝簡行比較明智。
11月11日，星期四
和格斯多夫夫婦一起吃晚餐，接著發生小型空襲。我睡了13個鐘頭。
11月13日，星期六
和西吉·維爾切克、賽車手曼弗雷德·馮·布勞希奇及女演員詹妮·尤戈一起在弗雷德雙胞胎姐妹家喝咖啡。
一位著名的年輕男演員最近因「發表顛覆言論」遭到處決，令每個人都大為震驚——只因為他預測德國會戰敗！曼弗雷德·馮·布勞希奇（前陸軍總司令的侄子）也為同樣的理由惹了麻煩。
去聽富特文格勒指揮的演奏會，然後回家練鋼琴。頗有音樂細胞的廚子瑪莎，堅持要把她最喜歡的「淘氣兩兄弟」小調全部唱一遍。瑪莉亞·格斯多夫和父親都出門了，又有空襲。我收拾了一個小包，但情勢很快平息下來，我們留在屋裡。
11月16日，星期二
值夜班。隔天總是全身難受——像是肌肉的宿醉。在辦公室洗了個澡（那似乎是唯一有熱水的地方），過半個鐘頭回家。可悲，我和我的照片檔案都被調去勞赫街的前捷克公使館了。
每個人一聽說那邊的老闆被革職後都目瞪口呆。蓋世太保收到他寫給住在魯爾的前妻的一封信，警告她空襲即將開始。結果他前妻的現任丈夫竟去告密。一群賊！
今晚與亞當·特羅特、哈塞爾夫婦和富特文格勒一起去波茨坦戈特弗裡德·俾斯麥家晚餐。富特文格勒非常畏懼俄軍入侵，令我失望。我總覺得這樣一位音樂天才應該更有「格調」些。
亞當·特羅特在寫給妻子的一封信中提到這次晚餐：「開車送蜜絲回家，她再度令我感到驚異……她彷彿具有傳奇動物的特質，永遠讓人猜不透……自由地高高翱翔在所有人和事物之上。當然，其實這有點悲哀，也近乎神秘……」
11月17日，星期三
辦公室全體職員奉命集合，與暫時調來勞赫街的新上司見面。他是一位姓布特納的年輕人，剛剛從戰場上回來，額頭上還有道刀傷，走路一跛一跛的；發表了一段關於前線士兵英勇事蹟及對我們大後方民眾期望的演說。
晚上我帶亞當·特羅特去霍斯特曼夫婦家。他們已搬回城內的小公寓，那棟公寓其實只有三個房間，不過仍然佈置得十分雅緻，而且他們仍和以前一樣好客。
然後去羅瑪莉·舍恩貝格家過夜，因為發生空襲，而我在沃伊什街的家太遠了。羅瑪莉麻煩大了；她和一位朋友去伊甸旅館吃午餐，結果把一本「最高機密」的美國書《希特勒的女人、槍與土匪幫》忘在洗手間裡。更糟的是，書上還蓋有外交部的官印。她不敢承認，正拼命設法找回那本書，同時通知各要人朋友，以防自己突然失蹤。甚至還打電話給一個她才見過兩次面的人，那人在弗斯爾外交部長裡賓特洛甫的藏匿處工作。結果那人回電時她又不在，我只好假裝一問三不知。
11月18日，星期四
我現在已漸漸習慣不吃午餐。我們的餐廳簡直可怕透了，以他們所謂的「午餐」，拐騙我們一大堆糧票。
戈特弗裡德·俾斯麥載我到城裡辦事。他覺得很不好意思，因為我和羅瑪莉·舍恩貝格的家人都一直寫信感謝他收容我們。現在除了跟我一起住在格斯多夫家的父親之外，沒人知道我們已經搬回柏林了。
下午大部分時間都花在看外國報紙和雜誌上，它們擺在夏洛特街舊辦公室的檔案間裡，我經常找各種藉口回去。
晚上在家裡和瑪莉亞·格斯多夫及海因茨·格斯多夫夫婦一起用餐，吃到一半突然聽見一陣猛烈炮擊。因為家裡沒有地窖，只好躲進半地下室、視窗面對小花園的廚房，坐在裡面長達兩個小時。附近發生幾起火災，變得相當吵鬧。後來聽說幾百架飛機飛抵柏林市郊，但只有大約50架通過高射炮網。
哈里斯空軍元帥欲「炸得德國人跪倒在地」的行動，包括不少次以主要轟炸目標為名的大規模空戰。第一次是「魯爾空戰」，發生在1943年春天，結果摧毀了德國的工業心臟地帶，包括科隆、美因茨及法蘭克福等城市。接著是7月及8月的「漢堡空戰」。到了1943年秋天，哈里斯的轟炸機群已準備好對付最主要的目標：第三帝國的首都柏林。不知情的蜜絲在此描述了後來著名的「柏林空戰」的序幕。
11月19日，星期五
與瑞典公使館的路格·馮·埃森和他太太赫米內一起晚餐。他們剛把我們家附近的一間公寓裝潢好，擺滿了丹麥玻璃器皿和瓷器，其實這麼做有欠考慮。我遲到了，因為電車現在時有時無。晚餐吃蠔——難得的享受！
11月21日，星期日
和父親一起去靠近滕珀爾霍夫機場的俄國大教堂望彌撒。聖詩唱得美極了！羅瑪莉·舍恩貝格與她一位負重傷的年輕軍官朋友，託尼·紹爾馬也去了，兩人都覺得很棒；不過託尼有點兒分心，因為他忙著看俄國女人，有些甚至在教堂裡哺乳。她們都來自俄國的德國佔領區，現在數目不斷增加。有些人在農場上做工，有些人在軍需品工廠裡做事。星期日的教堂是她們最喜歡的聚會場所，我猜想思鄉情緒遠大於宗教熱忱。羅瑪莉看到一位她在維也納認識的俄國鋼琴家歐古茲，便邀請他去波茨坦。我們開了兩輛車；託尼因為是負傷軍官，也配了汽車。幾杯白蘭地下肚後，歐古茲彈琴給我們聽——大部分都是俄國樂曲。他鋼琴彈得很好，人卻不怎麼好。
快到午夜時，我終於說服託尼和羅瑪莉該回家了。天氣很壞，託尼迷路，錯過了萬湖上不限速高速公路的入口。往錯的方向開了一陣子之後才發覺不對，才一調頭就爆了一個輪胎，而且他的汽油也用完了。他開始換輪胎，羅瑪莉和我則下車求助。等了好久，一輛大車從相反方向開過來，我們招手要它停車，結果一位穿便服的男士和一位黨衛軍司機跳了出來，同意給我們一點汽油。分油時我們鑽進他們車裡去聽收音機。那位便衣問我們是不是女演員，來自哪一個國家，我們很狡猾地反問汽油應該還給誰。他說不必還了，還說他們剛從希特勒最高司令部回來，卻不肯洩露身份。
這時德國為了補充在東線上的重大人力損失，以及將更多少數人種派上前線，開始從各歐洲佔領地區吸收上百萬的男性及女性送往德國，在農業界、礦業界及工業界工作，重建被炸燬的工廠、鐵路及營造海岸防禦工事等。這批人潮到1944年高達760萬人，形成四分之一的總勞工人口。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來自蘇聯，有些是戰俘（否則便得面對在集中營裡餓死的命運），有些是來自佔領區的平民，稱為「奧斯特」（osts）。
11月22日，星期一
經過昨晚的歷險，我累壞了，決定今晚7點就上床。沒吃午餐，加班到很晚，因為開了一個無聊的會議。外面傾盆大雨。
今天是喬吉的生日。
11月23日，星期二
昨晚柏林城中心大部分被炸壞。
下午下大雨，我奉命離開辦公室去取一份開會需要的檔案。新老闆布特納對這類會議有狂熱的勁頭，幾乎每天都開；可能只是想「檢閱麾下兵團」。我覺得完全是浪費時間。我在路上被淋得渾身溼透，開會也遲到了。會一直開到晚上7點多。我正奔下樓梯想回家，門房攔住我，說出那幾個可怕的字：「15級空襲！」意味著大批敵機正朝這邊飛過來。我三步並作兩步奔回樓上，警告那些住得比較遠的同事最好留在辦公室，否則可能會被困在路上。等我打算離開時，警報已響，外面雨勢還很大。因為知道巴士一定馬上就得停駛，我決定走路回家，然後在路上把我剛寫給塔蒂阿娜的一封信投進轉角的郵筒裡。
街上擠滿了人。很多人只是站在外面，因為雨勢的關係，能見度很差，大家都認為空襲的時間不會很長，也不會造成太大的損害。回家後，瑪莉亞·格斯多夫告訴我，她丈夫海因茨剛從柏林警備司令部的辦公室打電話回家，警告她敵機數目比平常多出很多，這次空襲可能會很嚴重，然後說他會在辦公室過夜。我因為沒時間吃午餐，餓壞了。瑪莉亞叫廚子老瑪莎熱點湯，我則上樓換上毛衣及長褲。同時一如往常，收拾了一個小提箱。父親在他房間裡替兩個年輕人上語文課，吩咐我別去打擾他們。
我剛收拾完行李，高射炮就開火了，而且立刻變得非常劇烈。父親帶著他的兩個學生出現了，我們都奔到廚房後面、平常躲空襲的那間半地下室裡。才剛擠進去，便聽到第一批飛來的敵機。他們飛得很低；這時高射炮的炮聲突然被另外一種聲音淹沒——高爆彈！起先很遠，後來愈傳愈近，到最後彷彿就落在我們頭頂上似的。每爆炸一聲，整棟房子就搖晃一陣。空氣壓縮力可怕極了，噪音震耳欲聾。這是我第一次體會到什麼叫作「地毯式轟炸」——盟軍稱之為「飽和轟炸」。有一剎那，一陣碎玻璃如雨點般落下，地下室三片門的鉸鏈同時斷裂，一齊朝室內飛來。我們把門壓回去，靠在上面，希望能把門固定住。我把外套忘在外面，卻不敢出去拿。這時一串火星嘶嘶作響落在地下室入口處，幾位男士爬出去把它撲滅了。大家這才意識到我們沒有存滅火的水，趕緊把廚房裡所有的水龍頭都開啟，外面的噪音因此被壓下去幾分鐘，但馬上又開始了……這次飛機不像往常一波一波來襲，而是不斷密集地從頭頂上飛過，持續了一個多小時。
正在一團亂的當兒，廚子把我的湯端來了。我覺得如果我開始吃的話，一定會吐；我甚至無法安靜坐著，每傳來一陣爆炸聲，都嚇得我跳起來。向來泰山崩於前而面不改色的父親，從頭到尾坐在一把藤製安樂椅上。後來有一聲爆炸聲特別響，我又跳起來，他很平靜地對我說：「坐好！萬一天花板坍了，距離你才會遠些……」可是爆炸聲接連不斷，彷彿要把人的耳膜都震碎，碰到轟炸最密集的時候，我乾脆站在他後面，緊抓著他兩個肩膀，算是自保。好一鍋粥！——他的兩個學生瑟縮在牆角里；瑪莉亞緊貼著牆壁，面色悽惶地為丈夫祈禱。她不斷叫我離傢俱遠一點，怕我會被傢俱的碎片擊中。炸彈如雨點般不停掉下來，隔壁一棟房子突然倒塌，父親用俄文呢喃道：「就讓上帝的旨意實現吧！」當時的感覺是我們的末日真的到了。過了一個多小時之後，外面慢慢安靜下來，父親拿出一瓶杜松子酒，每個人都灌了幾大口。然後，轟炸又開始……直到晚上9：30，頭頂上飛機飛過的嗡嗡聲才消失。這次來襲的飛機少說也有幾百架吧。
就在那個時候，奇蹟中的奇蹟發生了，廚房裡的電話鈴響！原來是戈特弗裡德·俾斯麥從波茨坦打電話來，問我們是否無恙。他們聽到幾百架飛機飛過頭頂，但因為能見度低，看不清楚到底災情有多嚴重。我答道：「非常可怕！」他立刻表示要來接我，我跟他講不用了，因為最糟的時刻似乎已經過去了。他答應找到羅瑪莉·舍恩貝格之後再打過來。
等最後一架飛機飛走後，又過了半個鐘頭警報才解除。不過早在那之前，一位不知名的海軍軍官已經把我們大家都叫出屋外。他說本來一點風都沒有，後來突然刮起來，火勢因而開始蔓延。所有人都站在屋外的小廣場上，果然看見三面的天空均一片血紅。那位軍官解釋說，這才只是剛開始而已；最危險的情況要等到幾小時後才會來臨，那時會燃起真正的火風暴。在我們走出屋子前，瑪莉亞已發給每個人一條溼毛巾覆蓋住臉孔——非常明智的預防措施，因為小廣場早已煙塵瀰漫，幾乎無法呼吸。
大家回到屋內後，父親的兩個學生爬上屋頂監視附近的火勢。這時住在隔壁的丹麥代理大使斯蒂恩森抱著一瓶白蘭地出現，眾人站在客廳裡談話，不時吞一口酒。後來電話鈴又響了，仍是戈特弗裡德，聽起來似乎憂心如焚。他打電話去貝恩特·穆姆家，羅瑪莉本來和阿加·菲爾斯滕貝格在那兒吃晚餐，但他們說警報一解除，羅瑪莉就不見了，沒人知道她的去向。戈特弗裡德認為她可能想來找我，可是我們這周圍一片火海，我很懷疑她是否過得來。
怪的是，他一結束通話，電話就壞了——別人還是可以打進來，我們卻打不出去。而且水、電、煤氣通通停了，大家得用手電筒和蠟燭照明。幸好之前我們已將所有澡盆、盥洗池、廚房水槽和水桶全部裝滿水。這時外面風勢迅速變大，彷彿海上風暴般不斷呼嘯，窗外只見一陣陣火星像下雨似地落在我們家和附近房舍上，而且空氣愈變愈汙濁，也愈熱，一股股濃煙不斷從被震開的窗戶湧進來。我們巡視屋內，發現除了窗子被震破、幾扇門鉸鏈脫裂外，幸好沒有別的重大損害。
正在大家抽空吞嚥三明治充飢時，警報又響。我們一聲不吭地站在窗旁半個鐘頭，屏息等待空襲再度開始，結果卻聽到警報解除聲；顯然只是敵方偵察機前來察看轟炸後的破壞情況。本來一直保持鎮靜的瑪莉亞，這時突然涕泗縱橫，因為她先生仍無音訊。我雖然已困得要死，仍決定在電話機旁守夜，遂裹了一條毯子躺在沙發上，將電話機擺在身旁的地上。半夜1點左右，戈特弗裡德和羅瑪莉一起從波茨坦打電話來，但才剛接通電話就斷了；不過至少大家不必再替她擔心了。
將近2點，我決定去睡一會兒。父親走進來替我拿手電筒，讓我把鞋子脫掉清洗一下。3點鐘，瑪莉亞也不支睡著了。然後我聽見電話鈴響，她高興地大叫，顯然海因茨沒事。接著她很快入睡。後來不時有建築物突然倒塌，或是定時炸彈延後爆炸，將人吵醒，讓我心跳劇烈地突然從床上坐起來。這時火風暴的火勢已達高峰，屋外的狂吼彷彿火車通過隧道一般可怕。
11月24日，星期三
今早聽到瑪莉亞·格斯多夫不安地在和父親講話，附近一棟房子著火了。但我實在太累，立刻又睡著了，直到早上8點才爬起來。
那時父親那兩位在屋頂上待了一整夜的學生已經回家，瑪莉亞出門去買麵包，結果很快牽了一位頭裹白圍巾的老太太回來。她在街角撞見她，仔細一看，才發覺那正是自己80歲的母親，老太太想來找她，已經在燃燒中的城裡走了整個晚上。她母親的公寓已全部燒燬，救火隊來得很遲，決定集中人力拯救附近一家醫院（感謝上帝，後來救成了！），可是同一條街上所有房舍全毀。不久海因茨·格斯多夫也回家了。他說因為他直接回家，所以對整個轟炸災情只驚鴻一瞥，看來菩提樹下大街區域受災情況跟我們家附近一樣嚴重；法國及英國大使館、布里斯托爾飯店、軍火庫、威廉街及腓特烈街災情都十分慘重。
到了早上11點，我決定出門，試著走去辦公室，滿心希望（當然樂觀得可笑）一到那裡就可以跳進澡缸裡洗個熱水澡。我穿著便褲，頭上裹一條絲巾，再戴一副海因茨的毛邊軍用護目鏡上路。一走出大門，立刻被煙霧包圍，灰燼如雪片般落在我頭上，要用手帕按住口鼻才能呼吸——幸好海因茨借我那副護目鏡。
猛一看，沃伊什街的災情似乎還好，可是一走到下一條和呂措大街交叉的街角，卻看見所有房子全燒燬了。我繼續沿著呂措大街走，看見災況愈來愈嚴重；很多房子仍在燃燒，我被迫走在馬路中間，但這也不容易，因為路上堆滿了被炸壞了的電車，街上還擠滿了人，大部分包著圍巾，拼命咳嗽，小心翼翼穿過瓦礫堆。到了呂措大街街尾，距離辦公室四條街左右，街道兩旁的房子全部倒塌，想走到另一邊，得爬過仍在冒煙的廢墟，躲開正在漏水的水管和其他破碎物。之前我幾乎沒看見救火員，但在這一帶卻看到幾位救火員正在設法將困在地窖內的人救出來。呂措大街上的房子全部燒燬，過施普雷河的那道橋雖然未遭破壞，但橋另一頭的建築已毀，只剩下一些空殼子。很多車子小心繞過廢墟，不斷猛按喇叭。一個女人突然揪住我臂膀，大叫有面牆快倒了，我們倆一起拔腳狂奔。這時，我看見昨晚才將寫給塔蒂阿娜的那封長信投進去的那個郵筒，它雖然沒倒，卻已被炸得粉碎。然後，我又看見平常買食物的店鋪「克勞瑟」——應該說是它的廢墟。之前瑪莉亞請我回家時買些食物，因為她登記糧票的那家店已經毀了，但現在看來可憐的克勞瑟也幫不上什麼忙了（德國的食物配給制度要求每個人都到一家特定的店鋪去登記糧票，以後只能從那家店裡買東西）。
我一直不能想象辦公室也會被炸燬，可是當我走到轉角時，卻看見門房室和漂亮的大理石入口處正燒得不亦樂乎。施特倫佩爾（外交部的高官）和羅馬尼亞參事維勒努就站在外面，旁邊圍了一群維勒努膚色黝黑的同胞。他一看見我便伸出雙手抱住我頸子，用法文大叫道：「一切都毀了！雙胞胎姐妹的公寓也毀了！我要帶我那一小群屬下去鄉下，去布科！」——現在所有外國使館在城外都設有緊急疏散處。果不其然，街尾的羅馬尼亞使館，還有芬蘭使館，也都已成一片正在冒煙的瓦礫堆。我問施特倫佩爾該怎麼辦，他咆哮道：「難道你們沒有緊急命令嗎？」「當然有，」我甜甜答道，「上級要我們不可驚惶，併到東西橫貫線上的勝利紀念柱旁集合，然後就會有卡車來接我們出城！」他很氣憤地聳聳肩，轉過身背對著我。我決定回家。
這時極目所見盡是連綿不斷的一排排已燒燬或仍在燃燒的建築，我開始感到驚慌。這整個我如此熟悉的城市，竟然在一夜之間就被摧毀了！我開始奔跑，一直跑回呂措大街，結果有一棟建築就在我經過的那一剎那倒塌。一位救火員口齒不清地對我和旁邊一群人大叫；我們全往地上一撲，我用雙臂抱住頭。等另一面牆坍倒的轟隆聲靜下來後，大家身上已覆滿了灰泥和塵土。我抬起頭來，竟然看見c.-k.伯爵髒兮兮的臉擱在對面一灘汙水上方。雖然過去四年來，塔蒂阿娜和我一直小心避開這位仁兄（他特別喜歡漂亮女孩，有時行為不太檢點），但我心想這是民胞物與的非常時刻，便努力擠出一個友善的微笑，用英文打招呼說：「哈囉！」他極冷淡地瞄我一眼，用德文問道：「我認識你嗎？」我決定這不是正式自我介紹的時候，便爬起來快步離開。
回家後發現廚房裡還有熱湯，父親把我的護目鏡拿去，換他出去勘察情勢。接著戈特弗裡德·俾斯麥打電話來，說他下午3點會過來接我。我告訴他該走哪一條街，免得受困。瑪莉亞的妹妹，舒倫堡伯爵夫人（她嫁給舒倫堡大使的一位堂弟）騎腳踏車過來；她住在柏林城另一頭，那區顯然只受到輕微損害。今天早上三位工人才到她家去替她把八月裡一次空襲震碎的窗戶修好——儘管全柏林市中心的窗子在昨夜全毀，他們卻把她的窗子修好了！
到目前我唯一的物質損失，是每月配給的哈爾茨乳酪；是我昨天才買的，因為它聞起來和看起來都很恐怖，我便把它放在屋外窗欞上，結果今早不翼而飛，可能因為爆炸後空氣壓縮，飛到某鄰居屋頂上了。
等父親回家後，我接過護目鏡，走到庫達姆路上的另一個辦公室。街角上的前波蘭領事館，也就是塔蒂阿娜、路易莎·維爾切克和我曾在裡面一起工作過很長一段時間的那棟建築，正燃燒得像把大火炬，但隔壁的大使館卻彷彿毫髮未傷。我很快衝過前者，奔入後者的大門，撞上一小群愁眉苦臉的人。亞當·特羅特和萊波爾特坐在樓梯上，兩人的臉都被煙燻黑了。他倆在那兒待了一整夜，因為空襲開始時他們還在工作。我們部門似乎毫無動靜，大家決定約好明天早上11點在同一地點見面。
下午3點，戈特弗裡德準時開車抵達，幫我將行李，加上幾條毛毯和一個枕頭，全堆到後座。戈特弗裡德解釋說，他在波茨坦的房子已擠滿了其他由於轟炸而無家可歸的朋友，所以我們必須打地鋪。搬去住的人除了羅瑪莉·舍恩貝格之外，還有埃森夫婦；他們也是昨天半夜才奔去投靠，抵達時全身溼透、精疲力竭，十分狼狽。
空襲開始時，路格·埃森正在我們辦公室附近他的辦公室裡工作；赫米內在家裡（她有身孕，即將臨盆）。他打電話叫她趕快趕去公使館，因為樓下幾位瑞典工人剛建好一個極牢固的鋼筋水泥掩蔽壕，牆壁厚達2.5米。直到昨夜，各大使館及外交官的家都未遭到任何損害，他們大概覺得自己的外交豁免權也適用在轟炸上！赫米內安全抵達掩蔽壕；警報解除後，他們走出來，卻發現整座公使館燒得像把大火炬，便在接下來幾個小時內，忙著救出最寶貴的資料，然後跳進車裡開回家。後來發現家也沒救了，只好跳回車內，駛過燃燒中的城市，直奔俾斯麥夫婦在波茨坦的家。
接到路格之後，我們將車開往仍在冒煙的瑞典公使館，去取出他殘存的財物。路格進去後，戈特弗裡德和我下車重新安排行李，這時突然看見裹著一件昂貴毛皮大衣的著名柏林美女厄休拉·霍恩洛厄，趔趔趄趄朝我們走來，頭髮亂糟糟，臉上妝也花了。她走到我們面前，啜泣地說：「我失去了一切！一無所有！」她想去找一位答應載她去鄉間的西班牙朋友，我們告訴她西班牙大使館也被炸燬了，她聽了一言不發便掉頭朝蒂爾加滕區踉蹌走去，大衣背後一大塊毛皮已經被扯破了。
路格很快出來，我們迂迴繞到布達佩斯街上，夾道零零落落走著推嬰兒車、拖拉床墊和小件傢俱的人。塔蒂阿娜最喜歡的古董店「布蘭德爾」仍在燃燒，火舌舔舐窗簾，擁抱著掛在店裡的水晶吊燈。因為店內大部分貨品皆為絲料及錦緞，粉紅色的火焰看起來像極了在舉行慶典，既奢侈又豪華。整條布達佩斯街都被炸空了，唯獨伊甸旅館例外，我們因此約定隔天就在那兒會面。車子接著轉上東西橫貫線，幾乎讓我們看傻了眼，因為公路兩旁沒有一棟房子倖存。
到了波茨坦，剛開始接觸到清涼新鮮的空氣，我竟覺得頭暈。踏進俾斯麥夫婦的官邸，看見戈特弗裡德的太太梅勒妮正忙進忙出，忙著鋪床。赫米內·埃森正直挺挺坐在她床上，頭髮剛洗乾淨，像個小女孩。我也洗了個澡，羅瑪莉幫我刷汙垢，水竟然變成黑色！每個客人都帶一大堆煤煙和塵土進來，搞得梅勒妮很難受，他們家本來纖塵不染的。
剛吃完晚餐，我們撥去柯尼希斯瓦特找塔蒂阿娜的電話就接通了，趕忙向她和母親道了平安。她們試了一整天，想跟我們聯絡，都徒勞無功。才剛掛電話，戈特弗裡德便接獲通知，說又有大批敵機朝柏林飛去。我打電話去警告格斯多夫夫婦及父親，心裡覺得很愧疚，自己安全，卻得告訴他們這個壞訊息；不過至少可以讓他們有時間穿好衣服。不久空襲警報果然響起，其他人都待在客廳裡，但經過昨夜仍心有餘悸的羅瑪莉和我，跑到樓上讓—喬治的房間去守望。飛機一波接一波飛過波茨坦，但這一次往較遠的西邊，向施潘道飛去，我們因此稍微放心一點。這次空襲持續了將近一小時，警報一解除，我們便累倒在床上。
11月25日，星期四
早上羅瑪莉·舍恩貝格和我很早便起床，赫米內將搭機返回斯德哥爾摩，埃森夫婦用他們那輛破車順便送我們進城；車門卡死了，我們得從車窗鑽進去，而且車窗玻璃全部震碎，許多碎玻璃仍嵌在窗框上，車子行進時不斷朝臉上飛來，我們只好儘量矇住臉。本來預定早上11點來到辦公室，但因為路格想到哈倫塞附近一家車行去換一輛狀況較好的車子，決定繞路先去那個方向。
我們很快便聽說昨夜的空襲仍在城內造成很大的災情。哈倫塞橋雖然還在，但四周的房子已全毀。路格說的那間車行被炸得一塌糊塗，空無一人。我們繼續駛上巴黎街；那一帶狀況稍微好些，不過也一副殘破相。等我們抵達伊甸旅館時，大吃一驚，時隔僅24小時，變化竟如此大！旅館外牆雖然還在，但所有窗戶全不知去向，缺口塞滿了床墊、破爛傢俱和其他殘骸。後來我們聽說有三枚空雷砸破屋頂，掉進去爆炸，除了外牆，建築物內全毀。幸好平時兼做掩蔽體的酒吧沒事，因為當時裡面擠滿了人。對街的動物園災情慘重；一枚空雷落在水族館裡，炸死了所有的魚和蛇。其他野生動物都在今天早上被槍殺，因為獸籠全遭破壞，園方怕他們脫逃。結果鱷魚們紛紛跳進施普雷河內，幸好及時被一一拖出來射殺，否則後果不堪設想！離開伊甸時，大家約好下午5點去瑞典公使館碰面，再一起回波茨坦。
我們在呂措大街下車，用溼毛巾將臉裹緊（許多建築仍在燃燒，空氣中的煙塵令人窒息），往辦公室走過去。抵達後發現那兒仍一片混亂，每個人都不知道該做什麼，有些人說外交部會立即撤出柏林，搬去鄉間的「緊急撤退營」。據說外交部長裡賓特洛甫現在城內，甚至巡視了一些正在燃燒的外國使館，並且親自參加了決定威廉街殘存外交部該「何去何從」的會議。我先跟好幾位同事聊天（每個人的穿著都稀奇古怪，因為大部分的人都失去了全部家當），然後攔截到第一次空襲那天，也參加了最後那次會議的技術部門主管。他告訴我他發現我的腳踏車停在院子裡，替我保住了，不過目前還不能還我，因為他沒有別的交通工具。聽起來很公平，我反正以為腳踏車已經遺失了；只不過不知戈特弗裡德會怎麼說，畢竟他才是真正的車主！最後上級交代明天早上11點再來，希望到時候會塵埃落定些。
正打算離開時，父親突然出現；他看起來糟透了，頭髮倒豎，臉色發灰，似乎很氣我沒有先去格斯多夫家探視。我根本沒想到家附近還會再遭到轟炸，本來只打算順道去看看，可是昨晚一枚空雷落在屋子後方，所有門窗、屋頂及幾片牆壁全塌了，他們一直救火救到現在。這一次運氣沒這麼好，小廣場對面那棟房子已被夷成平地。
父親、羅瑪莉和我遂一同返回沃伊什街；眼前景象實在駭人。柏林城內的麵包店不是被毀，便是已休業，我在波茨坦買了幾條白麵包，大家很快喝了點湯。羅瑪莉接著去找幾位失蹤的朋友，我則花一整個下午的時間，將硬紙板和地毯釘在窗洞上禦寒及擋煙。瑪莉亞八十高齡的老母親保持她不屈不撓的一貫作風，堅持在一旁幫忙，替我遞釘子，我一直站在梯子頂端。對面那棟被夷平的房屋的屋主，一位英國女士，也過來幫忙。她沒時間搶救任何細軟，決定儘快下鄉。
從昨天開始，很多人陸續從城裡其他區過來（大多必須步行）問我們是否無恙。幾乎所有的人都同意，雖然全柏林都遭到轟炸，但就屬我們這一區和蒂爾加滕附近的外交使館區及菩提樹下大街區災情最慘重。就連格斯多夫中校（海因茨的親戚）都駕駛軍用卡車帶來一批勤務兵幫忙加蓋臨時屋頂，用木板把破洞補好。
馮·格斯多夫中校很早便參與推翻納粹政權的秘密活動（當然那個時候蜜絲並不知情）。1943年3月，在一次柏林軍械庫內舉行的典禮上，他差一點就決定親自暗殺希特勒。他是少數幾名倖存的主要密謀者之一。
稍後我出門去找迪基·弗雷德。昨天開車經過勞赫街時，看見她的房子已燒燬，今天等我再去時，已經一個人影都沒有了。不過我還是爬進她位於一樓的公寓裡，希望能搶救一點東西。我站在穿堂裡抬頭看被燒燬的樓梯，突然一聲巨響，一根燒焦的木椽嘩啦一聲垮下來，我飛身一跳，又跳回街上。之後我過街去艾伯特夫婦家，他們的房子還沒倒。
艾伯特太太是美國人，嫁給一位德國工業家，在萊茵蘭有好幾間化學工廠。大戰爆發後，他們的兒子從美國回來加入德國陸軍，把他的美籍太太和小孩留在加州。艾伯特夫婦還有一個女兒艾琳，是極有才華的吉他手及歌手，和我們認識很久了。
我發現她們母女倆站在大門口，一看見我就抱著我的脖子說，她們希望能趕快前往蘇臺德著名的溫泉區馬林巴德（距離梅特涅家族的柯尼希斯瓦特城堡很近），提議讓父親跟他們一起去。她們有一輛車，還有些汽油，就是沒駕駛。不過她們家現在已由無家可歸的瑞典外交人員接管，盼望瑞典人能派一位駕駛員給她們作為交換。她們力勸我也一起去，不過我覺得辦公室不會放人。諷刺的是，她們昨天才從萊茵蘭回來，空襲過程中一直躲在樓下地窖裡。
我走回沃伊什街跟父親講這個新計劃，但他拒絕一個人走，把我留在城內；他實在沒有理由留在柏林，我因此決定向辦公室請幾天假。稍後我帶父親去瑞典公使館，大家一起搭路格·埃森的車回波茨坦。父親已兩天沒閤眼，非常疲倦。俾斯麥夫婦熱忱歡迎他；我們替他鋪好一張床，而且先讓他洗個熱騰騰的澡。
才剛吃完晚餐，警報又響。幸好只是敵方偵察機再度來勘察轟炸災情。
11月26日，星期五
早上8點，父親、羅瑪莉·舍恩貝格和我返回柏林，本以為將和艾伯特母女一起前往馬林巴德，便收拾了一點隨身用品。我希望儘量輕裝簡行，把其他東西收在兩個大皮箱裡，放在俾斯麥府內的地下室裡。路格·埃森的車子已擠滿瑞典人，我們決定搭高架鐵路到萬湖轉車，再在波茨坦廣場下車。火車塞得滿滿的，每一站都有人潮拼命往上擠，因為這似乎是唯一仍暢通的一條線。波茨坦廣場車站蓋在地下，還保持得一塵不染，雪白的瓷磚……等一走上地面，對比實在太強烈，整個區像一片不斷冒煙的廢墟，廣場周圍所有大型建築，除了艾斯布勒拿旅館之外，全部倒塌。旅館雖然殘破，卻還算完整，不過所有窗戶當然都已經震破了。
我們出發去艾伯特家，拖著行李穿過蒂爾加滕區的泥巴和灰燼，四周房舍全被燒黑，仍在冒煙，公園內彷彿1914—1918年的法國戰場，樹木又禿又瘦，折斷的枝丫散得滿地，有時還得用爬才能通過。我突然想到著名的杜鵑花叢，不知它們下場如何？明年春天又會是什麼樣的景象？公共交通工具完全停擺，我們從頭到尾都得步行。
其實這兩天私家汽車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無疑都藏了很久，就等碰上這類緊急狀況派上用場。雖然大多數都沒有牌照，但也沒人管束。相反的，政府反而下令所有車輛必須儘量讓陌生人搭便車。因此儘管轟炸災情慘重，柏林的交通卻漸漸恢復到戰前的樣子。可惜我們運氣不佳，所有經過的車輛都已擠滿。有一次，我們被一位長相非常特別計程車兵攔住——他大概剛入伍，之前可能是位頹廢派的唯美主義者兼酒館諧星——他極優雅地做手勢建議我們別再往前走，因為炸彈已落在瑞典公使館正前方五次。我們轉進班德勒街，本來陸軍總部的辦公室就在那條街上，但也被炸燬了，幾十名穿著灰綠色陸軍制服的軍官及士兵在瓦礫堆裡爬來爬去，設法搶救檔案。等我們往下走到海軍總部時，發現兩處景觀幾乎一模一樣，只不過在瓦礫堆裡表演特技的官兵穿的是藍色的制服。好笑的是，唯一沒被轟炸嚴重破壞的外國使館竟是盟軍的敵人：日本及義大利使館！這兩棟建築最近才蓋好，非常巨大，似乎是最佳目標才對！
希特勒在計劃將柏林變成他「千年帝國」的首都時，選擇曾是普魯士歷代國王狩獵場的蒂爾加滕區作為新的外交特區，並於1938年開始建築一群新使館，外觀全是希特勒自己和他的總建築師斯皮爾最喜歡的壯偉紀念碑式風格。日本和義大利因為是德國主要盟國，使館又最大，皆於1942年竣工，但在大戰最後幾周曆經盟軍轟炸及巷戰之後，損毀極嚴重。
走了將近一個鐘頭才到艾伯特家，卻得知計劃在最後一分鐘受挫：瑞典人的確找到一名駕駛員，可是他已四天沒進食，為了讓他提神，他們不僅喂他食物，還給他喝了些白蘭地，結果他醉得不省人事，現在毫無用處。我決定先去向辦公室申請准假，下午再回去看情形。
羅瑪莉和我慢慢沿著蘭德格拉芬街走下去，因為我們聽說基克·施圖姆的房子也被炸了。雖然他唯一的兄弟已在法國陣亡，但他卻仍被派往俄國。那條街上沒有一棟房子倖存；等我們走近他家時，果然只見外牆還站在原地。我們問救火員住在房子裡的人是否安全，他們說應該沒事，不過隔壁的人仍困在地窖裡。「至於那一棟，」他們指著對街一幢六層樓的大型建築說，「裡面的人全死了，總共300個人！」因為地窖被炸個正著。我們再走到庫達姆路上，住在那裡的每一家人幾乎都是我們的朋友；大部分房子也都被炸中。奧亞爾薩瓦爾夫婦那棟巨大的花崗岩公寓大樓已成一堆瓦礫。和奈特貝克街相交的轉角等於片瓦不存（包括我們最喜歡的小餐廳「小酒館」），只剩下一小堆碎石堆。放眼望去，到處可見救火員及戰俘——大部分都是所謂的「巴多格里奧的義大利人」——忙著朝廢墟內灌空氣，意味著還有人被困在那些坍塌的地窖裡。
義大利在1943年9月投降之後，在德國佔領區境內的所有義大利軍人都被迫選擇到薩羅為墨索里尼殘餘分子組成的共和國效忠，或被監禁，參與勞動；後者被稱為「巴多格里奧的義大利人」。
另一棟被毀的建築前聚集了一群人，正在圍觀一位年紀大約16歲的年輕女孩。她站在一堆碎磚上，逐一撿起磚頭，仔細擦拭，然後再扔掉。據說她全家都死了，被埋在了廢墟下面，所以她發瘋了。這一區看起來真的很恐怖，有些地方甚至連街道都不見了，讓我們不知身在何處。我們好不容易才走到勞赫街的辦公室。
辦公室居然沒被毀，真是奇蹟！我在樓下碰到一位人事室的長官，便對他說我有一位年長的父親，我現在有機會帶他下鄉。起先他並不樂意，後來聽說我們是「轟炸災民」——現在這個身份是救命的護身符！——他才准假。我向他保證司裡一有需要，我便會盡快趕回來，然後給了他塔蒂阿娜的地址和電話號碼，趕快趁著他改變主意之前開溜。
羅瑪莉和我在格斯多夫家喝了一點熱湯後，繼續在城裡沿戶搜尋失去聯絡的朋友。
過去這幾天，數不清的粉筆留言不斷出現在被炸燬房舍的焦黑牆上：「最親愛的b先生，你在哪裡？我到處尋你不得，請來和我同住，我有空房。」或「躲在這間地窖裡的人全部得救了！」或「我的小天使，你在哪裡？我擔心極了。你的弗裡茨。」等等。許多人返家後看見這些留言，也用粉筆在每段話底下答覆。我們就靠著這些留言找到好幾位朋友。等走到被炸燬的那棟辦公室前面，我們也在瓦礫堆裡撿了幾塊粉筆，在大門旁邊的石柱上寫下一行大字：「蜜絲和羅瑪莉沒事，住在波茨坦俾（斯麥）府」。大老闆看到了想必會很不高興，但我們眾多的男性朋友向來喜歡整天打電話，而且可能還會親自來這裡找我們。
這時西班牙大使館的莫亞諾突然駕車出現，告訴我，他們的大使和許多西班牙人第一天晚上都在伊甸旅館裡吃晚餐，幸好瑪莉亞·皮拉爾·奧亞爾薩瓦爾和她丈夫來不及趕回家，因為他們家塌了，所有躲在地窖裡的人，包括他們的傭人，全死了。另外一位西班牙外交官費德里科·迭斯待在家裡，結果他家跟附近所有房子一樣，開始著火，街上擠滿了人。他便找出家藏的陳年白蘭地，傳遞著請大家喝。
下午4點左右，我回到艾伯特家等待後續發展。那棟房子簡直像座冰庫，因為玻璃屋頂及玻璃窗全被震碎，所有的門鉸鏈也都斷了，我們穿著外套坐在廚房裡直髮抖。艾伯特家另外一位來自喬治亞也準備跟我們一起去馬林巴德的朋友，安德羅尼科夫公爵，則裹著數條圍巾，頭戴一頂壓得低低的帽子，坐在客廳裡彈了一下午鋼琴，彈得極美。第一次空襲後，那可憐的傢伙帶著所有家當逃離正在燃燒中的旅館，投奔伊甸旅館，弄到一個房間。可是第二天晚上伊甸旅館也被炸燬了，現在他的全部財產只剩下身上穿的那套衣服；失去的東西中包括四雙全新的皮鞋，令他特別心痛！
等待之際，阿加·菲爾斯滕貝格突然衝進來摟住我的脖子尖叫道：「蜜絲，我以為你已經死了！」她在第一次空襲過後回家，發現她和迪基·弗雷德合住的那棟房子只剩下一堆瓦礫。直到第二天，她一直以為自己一無所有，失去一切；後來她碰到讓—喬治·霍約斯，後者說替她搶救了一些東西，所以現在她非常開心。
阿加才剛離開，女演員詹妮·尤戈便駕車出現。先擁抱我，然後宣佈迪基·弗雷德已搬去她在克萊道夫的房子裡，她只是來幫她拿一點東西。就這樣，我們逐漸得知朋友們的下落，但訊息還是傳得很慢，而且有時候很嚇人。
第一次空襲後，父親曾經出門企圖尋找一家俄國朋友德費爾登夫婦。他們的房子倒塌，先生在地窖裡被救了出來，還活著；可是幾個小時之後才把他太太挖出來，頭已經不見了。那可憐的女人一直極畏懼空襲，每次都堅持抱一大本《聖經》下地窖。雖然我的膽子也愈變愈小，不過我一直覺得我不會遭到那樣的下場。
經過數小時的等待，瑞典人終於通知我們必須再延後24小時才能啟程。
父親先回波茨坦過夜，我轉到格斯多夫家去喝茶，卻發現網球冠軍戈特弗裡德·馮·克拉姆也在那裡。他剛從瑞典回來，看見柏林城內的慘狀，幾度落淚。接著年長的烏克斯庫爾男爵穿著他門房的大衣，駕著一輛軍車來到。他在他們家屋頂上救火直到黎明，終於不得不放棄。他的公寓在頂樓，本來有許多極好的藏書，卻一樣東西都來不及搶救。那棟建築裡還有一個女人被燒死了。結果我錯過了路格·埃森的車，得自己搭火車回波茨坦，幸好烏克斯庫爾男爵送我一程，讓我在夏洛滕堡車站下車，路上竟面不改色地問我，要不要下星期日卡拉揚演奏會的入場券。俾斯麥夫婦看到我回家似乎並不驚訝。
晚上又傳空襲警報，但並不嚴重。
11月27日，星期六
一早，羅瑪莉·舍恩貝格、父親、戈特弗裡德·克拉姆（他也來波茨坦住）和我再一次擠進路格·埃森的車裡。埃森即將返回瑞典。
城內各區房舍的後院大火仍在燃燒，顯然無法撲滅，燒的全是最近才送來柏林的冬季存煤！我們經常停在火旁暖手，因為現在屋內總是比屋外冷。
接近中午時，我帶著每天從波茨坦買來、不可或缺的白麵包去格斯多夫家，卻發現戈特弗裡德·俾斯麥在那裡。我們照例喝了熱湯。雖然冷，又有過堂風，但格斯多夫家仍是城內唯一能讓人稍微輕鬆一點的地方。
「午餐」吃到一半，羅瑪莉及託尼·紹爾馬走進來。那可憐的傢伙嚇壞了；前一天，他載辦公室的屬下去緊急撤退的小村莊，結果他的駕駛員在當天晚上的空襲中死了（我竟然在日記裡說「不太嚴重」），他自己則被活埋在他家（房子倒塌）的地窖裡，直到隔天早晨才爬出來。不過他立刻宣佈——這年頭非常典型的插曲——他剛買了100粒生蠔，羅瑪莉和我馬上跳進他車裡，去他公寓拿。
我們經過自從密集轟炸開始後我一直沒去過的維滕貝格廣場，偌大的廣場上堆滿了燒焦的電車及巴士殘骸——這裡原是極重要的交通樞紐。炸彈到處掉，甚至落在地下車站上方；那家大百貨公司k，如今只剩下一副空殼子。路上我們還獲見騎腳踏車的西格麗德·格爾茨，我向她道賀，因為她家是少數仍屹立不搖的房子之一，但她表示一枚燃燒彈擊中她在頂樓的臥室，燒燬了她所有的衣服。她已搬到朋友在格林瓦爾德的家中——我還記得她有幾件好漂亮的毛皮大衣！稍後我們被一位救火員攔下，要求我們載一位帶著許多包袱的女士去夏洛滕堡車站。我們照做，因此花了很長一段時間才抵達託尼的公寓。我們當場就吃了不少生蠔，用白蘭地衝下肚去。以前我從不知道生蠔這麼難開啟，手被劃破好幾道傷口。剩下的我們帶回去給瑪莉亞，還帶了些葡萄酒，開了一場流水席。很多人陸續來到，盛宴一直持續到深夜，許多人的拇指都劃破了，原來沒人是開蠔專家。
第一次空襲後，隔天早晨我抽空到附近一家小店去試戴一頂帽子，雖然附近房屋全在燃燒，我卻十分渴望擁有那頂帽子。今天我決定去那家店按鈴——奇蹟中的奇蹟！——居然有位面帶微笑的女售貨員出來開門：「殿下可以試戴看看！」我試了，可惜身上穿著髒兮兮的便褲，很難判定效果。託尼和羅瑪莉接著載我去艾伯特家，等到下午4點，一輛卡車終於在門口出現。車上載了很多城外瑞典僑民的傢俱和大皮箱，但公使特准我們搭這輛車。出了柏林城界後，司機會讓我們在最近的火車站下車，然後我們得自己想辦法搭上南向火車。艾伯特太太爬上前座，坐在兩位戴鋼盔的瑞典駕駛員旁邊，其他人——父親、安德羅尼科夫公爵、艾琳·艾伯特和我——則鑽進後車廂坐在行李上，周圍堆滿格子花呢的皮箱和籃子，我的新帽子則裝在一個大紙袋裡——只缺少一隻民俗故事裡的金絲雀！另一位瑞典人擠進後車廂後，外面的人把油布扣緊，我們立刻置身一片漆黑中，開始上路。
因為啥也看不見，所以我們並不知道車子往哪個方向開。在路況頗糟的路上顛簸一個小時後，抵達距離柏林63千米、一個名叫託伊皮茨的小村莊；司機請我們下車。
因為我們身上都戴著「轟炸災民」的牌子，再加上司機介紹，當地整潔的小客棧以為我們是瑞典人，同意讓我們留宿過夜。大家先在酒吧裡集合等待房間準備好，行李堆放四周。主人請我們喝真正的茶，然後大夥兒吃離開之前就準備好的鮪魚三明治，配上用大酒瓶裝的香檳。這頓「晚餐」吃到一半，空襲警報突然響起——由客棧主人的兒子在後院裡吹一種喇叭！老實說，我們很想跳上床去睡覺，可是當地人顯然把空襲看得很嚴重，很不以為然地斜睨我們，我們只好待在原地。其實他們可能是對的，此地畢竟離柏林不遠，而且根據託尼·紹爾馬的經驗，就連偏僻的鄉村也不見得安全。高射炮很快開始發射，接著是機群飛過頭頂、再熟悉不過的轟隆聲響。艾伯特太太選在炮聲特別密集的時刻，突然用濃重的美國腔說：「至少我們可以為一件事感到自豪……我們都親眼目擊了現代史上最大的災難！」這句話似乎沒有引起任何人的反感。
我承認這幾個晚上令我神經緊張；即使隔這麼遠，也知道這又是一次嚴重的空襲。後來我們得知一枚空雷擊中矗立在我們那片小廣場入口處前方的房子，瑪莉亞和海因茨·格斯多夫正好躲在那棟建築的地窖裡，因為他們覺得那裡比自己家裡的地下室安全。結果那棟房子塌了，把他們埋在瓦礫堆底下，幸好隔天早晨就被挖了出來，並未受傷。
我們這裡的警報解除後，主人帶我們去看房間。一間給我們三個女生住，另一間給父親和安德羅尼科夫。床雖然有點潮，卻很舒服，鋪有厚厚的鴨絨被。艾伯特太太打了一整夜的鼾，聲音奇大。但我們已覺得身在天堂，因為本來以為在抵達柯尼希斯瓦特之前都得睡地板的。
11月28日，星期日
一大早起床搭巴士去最近的火車站。火車擠得水洩不通，差一點兒上不了車。兩個小時後，到達柏林南方的重要中轉車站科特布斯。結果因為拖著行李來不及穿越鐵軌，只好眼睜睜看著往萊比錫的火車開走。幸好有一群希特勒青年團員熱心幫忙，替我們扛所有的東西，還帶我們去一間特別為「轟炸災民」準備的候車室。我們在那裡等了幾個小時，他們請我們吃塗了厚厚一層牛油、夾香腸的可口三明治和濃湯，全部免費。這都是「人民福利會」的德政，遇到緊急狀況，他們的確非常有效率。第一天空襲後，人民福利會便在柏林所有災情慘重的街上組織了戶外廚房，整天隨時供應往來路人可口的湯、濃咖啡和香菸，全是店裡買不到的東西。
下午1點，我們終於擠上一輛開往萊比錫的慢車；大部分時間都得站著，6點抵達。我們已在路上折騰了24個小時（平常只需要兩個小時的車程！）。一路上艾伯特母女替我們找了不少麻煩，因為她們習慣不停大聲講英語，一個在車廂頭、一個在車廂尾對吼：「甜心！」——「達令！你沒事吧？」父親直冒冷汗，其他的乘客卻似乎並不介意，因此未生事端。
一到萊比錫，大家立刻衝進車站餐廳，先梳洗一番，再吃一頓豐富的晚餐，用葡萄酒配維也納炸肉排。餐廳裡甚至還請了一個樂團演奏舒伯特。半個鐘頭後，柏林特快列車駛進站，不消說，又是擠得人山人海，拳打腳踢一陣才擠上車。一個女人就在我面前被推到鐵軌上，幸好在千鈞一髮之際被拖救起來。我們得知有幾位乘客兩個小時前才從柏林順利上車，有點兒氣惱。不過戈培爾最近下令所有年輕人都必須留在柏林，艾琳和我生怕到了車站會被擋下來。
本來希望梅特涅家族的車會到埃格爾來接我們，卻不見車子的蹤影，只好又等了兩小時，搭上一輛慢車，清晨5點才抵達柯尼希斯瓦特。城堡內有冷晚餐等著我們，吃完後，我躺在塔蒂阿娜的床上和她聊到天亮。
柯尼希斯瓦特11月29日，星期一
花一整天時間描述我們的歷險過程；現在很難讓沒經歷過的人瞭解柏林城內的景況。晚餐後每個人都立刻上床睡覺。
我很不習慣這裡全然的寂靜。
我利用這段清閒時間將過去幾天的經歷寫下來，卻傻得在吃晚餐時將唯一的一份複製放在寫字桌旁籃子裡的一堆木柴上。回來後發覺日記已被過度認真的女傭餵給暖爐了。我立刻重新敲出整個歷險，因為我知道以後絕對不會想做這件事。
——蜜絲注（寫於當時）
從1943年11月18日柏林首次遭到密集攻擊，直到1944年3月的大突擊（期間該城不斷遭遇間歇性轟炸，直到1945年4月被蘇聯軍隊佔領為止），柏林總共被轟炸了24次。到這個階段，每次前來攻擊的機群都多達1000架，投下1000—2000噸的炸彈。儘管大部分建築物都被夷為平地，造成上萬居民死亡或殘廢，150萬人無家可歸（這個統計數目不包括上萬名未經登記的戰俘及外國勞工），德國的對空防禦系統——嚴密之高射炮網及雷達導航的夜間偵察戰鬥機——效率卻奇高，柏林大部分工業區因此得以繼續生產作戰物資，產量幾乎未減。英國史學家黑斯廷斯寫道：「就作戰的觀點而論，柏林空戰徹底失敗……柏林勝利了，它牢不可摧！」（ibombercommand/i，london：michaeljoseph，1979）
一般說來，哈里斯空軍元帥的「區域性轟炸」（盟軍的正式用語）或「恐怖轟炸」（納粹宣傳部立刻為之冠上頗名副其實的稱謂），從未達成目標。除了物質上的破壞，包括數不盡的世界文明瑰寶（納粹因此又稱之為貝德克大轟炸！），以及大量平民死傷（多為未參與生產的老弱婦孺），許多主要目標，諸如兵工廠（這時多已分散或遷入地下）及鐵路線（都在數小時內修復）直到戰爭結束仍運作不歇。至於德國大眾，雖然因哀傷、體力耗竭及營養不良變得士氣低落，卻從未真正服輸。必須等到盟軍及蘇聯軍隊聯合以傳統戰法攻佔柏林之後，德國才終於投降。
11月30日，星期二
辦公室發來一份電報：「我們期待你立刻回來上班。」討厭！同時父親和我都開始嚴重咳嗽。醫生認為是支氣管炎；在柏林受寒受凍，加上吸入一大堆煙塵的結果。艾伯特母女一到馬林巴德也病倒了。
12月1日，星期三
臥病在床，以防去年夏天感染的胸膜炎再犯。醫生已開了一張證明。
12月2、3、4、5、6、7日
都臥病在床，過著備受呵護的愜意生活。
12月8日，星期三
安德羅尼科夫公爵已前往慕尼黑。他是個非常典型的喬治亞人，想法很東方。我們談到某人娶了陣亡兄弟的寡婦，他批評說：「這種事只有在歐洲才會發生；全是野蠻人！」
上個星期柏林又遭猛烈轟炸，連續四天了！星期五（12月3日）我半夜醒來，聽見外面斷斷續續傳來嗚咽的號角聲。塔蒂阿娜說那就是這裡的空襲警報。你可以聽到遠處的密集炮響，後來才知道是萊比錫遭到轟炸，幾乎全城被毀。
今天下午保羅·梅特涅從波茨坦打電話回來，他住在俾斯麥家，說明天將和他的上校一起回家。聽說他將遠離前線一段時間，塔蒂阿娜樂得好比上了七重天！
12月10日，星期五
保羅·梅特涅看到柏林之後，大為震驚。
收到伊連娜寄自羅馬的信，和我們失去聯絡後她非常沮喪。家人仍在討論她下一步該怎麼辦。父親母親對此事意見相左；母親希望她留在義大利，父親提議她來跟我們在一起，「全家一起」面對最後的大敗局！
12月13日，星期一
我們一起在雪中散步。保羅·梅特涅的上校人似乎很好，對俄國及俄國人讚不絕口，令父母大人很高興。
12月14日，星期二
保羅·梅特涅與上校離開；雖然這次回來不算休假，保羅卻覺得聖誕節他不可能再回來，只可能在返回前線途中回家停留兩天。
12月16日，星期四
羅瑪莉·舍恩貝格發來一份電報（她現在維也納），建議我去做海爾多夫伯爵的秘書（當然沒有明講，都用暗號）。一定是她從中牽線，因為他根本不認識我；但我知道他參與密謀活動，因此他可能需要一名親信。這件事必須先和亞當·特羅特商量後再作答覆。
和塔蒂阿娜到馬林巴德度過一個下午，拜訪了艾伯特母女，她們居然想回柏林！
12月20日，星期一
又去馬林巴德。塔蒂阿娜燙了頭髮，我剪了一個較簡單的髮型，比較適合空襲。
12月21日，星期二
上個星期五柏林再遭猛烈轟炸。我們試著打電話給瑪莉亞·格斯多夫，卻無法接通，所以改發電報。今天收到迴音：「大家平安。夜晚極恐怖。會寫信。」
我已申請留在此地過完聖誕假期。
12月22日，星期三
沒事就打乒乓球，讀很多垃圾書，令父母厭惡。我實在無法專心看別的東西，母親卻一直逼迫我讀有關維也納國會及拿破崙戰役的現代回憶錄。應付眼前這場戰爭已經夠了，不想再去想別的事情。
因斯布魯克不斷遭到轟炸，奧地利人期望維也納能夠豁免，似乎非常天真。盟軍佔領義大利的速度並不快，這一連串駭人的轟炸，目的似乎是為了打擊德國計程車氣，協助盟軍的攻勢。但我認為效果不彰，反而適得其反。因為面對這麼多苦難，政治觀點反而變得不重要了，大家忙著修補屋頂、撐牆、在熨斗上煎馬鈴薯（我自己就這樣煎過一個蛋！），或融雪清洗東西。而且愈是碰到這樣的非常時期，愈能激發出人性無私的一面，大家都變得出奇友善、樂於助人——真的是「患難見真情」！
盟軍的確等了很久才開始攻擊奧地利——希特勒企圖統治歐洲的第一個受害國家；它因此被封為「帝國空襲掩體」，許多作戰不可或缺的工業都遷往該地，因而決定了它的悲慘命運。1943年8月13日，盟軍對維也納新城發動第一次空襲，結束了奧地利的轟炸豁免權；其他大城亦陸續被夷為平地。
12月24日，星期五
聖誕夜。又下雪了，天氣極冷。塔蒂阿娜和我花一整天時間替聖誕樹做紙鏈，因為沒別的東西可用。羅瑪莉·舍恩貝格的阿姨葛蕾特·羅翰從波希米亞寄給我們兩盒裝飾品，可惜收到時全壓得粉碎。我們做了很多星星，還有一些綵帶，所以聖誕樹看起來還是很漂亮。管家莉澤特又設法在村內買到12根蠟燭。現在晚上都和家人打橋牌。稍晚去小教堂望午夜彌撒，很冷，卻也很美。回家後喝香檳、吃餅乾。
12月26日，星期日
接到幾封從辦公室寄來的信，其中一封未署名，通知我外交部已撤退到山中（一點都不奇怪，我們分部的辦公室已全被炸燬），然後補充說這對我的健康情況肯定有幫助，所以期望我早日回去報到。我決定不告訴家人，因為我想先回柏林，再做決定。也許我會決定留在活動最頻繁的地方，那當然就是柏林！
收到瑪莉亞·格斯多夫的來信。聖誕夜又發生空襲，她家附近連續被炸中，災情慘重。我覺得實在可恥；就連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已經夠野蠻的了）作戰雙方也在那個晚上休戰。格斯多夫夫婦現在住在地下室裡，希望能在廚房旁安排一間臥室，將那張大家輪流睡過、著名的雙人床移進去。
12月31日，星期五
保羅·梅特涅打電話來，說他會在今天夜裡2點抵達。我很高興能在明天返回柏林之前見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