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很早便告辭。奧托自己開車，叫他的司機坐後座，然後用英語問我最近有沒有見到羅瑪莉，因為梅勒妮今天晚上也在波茨坦被捕了。兩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去官邸逮捕她；當時她還住在那裡，因為戈特弗裡德仍是名義上的地方首長。他們搜了房子，不過沒搜花園；感謝上帝！幸好羅瑪莉已搬去阿德隆旅館。奧托相信下一個被逮捕的親屬一定會是她，他要我陪他去阿德隆，如果警方已在那裡等候，我可以通知他留在弗利德利斯魯的太太安·瑪莉。回到旅館時已過午夜，奧托小心檢查過前廳和信箱，然後問工作人員有沒有人找他；一切似乎還好！我們約好明天早上10點由我打電話給他，如果聽說他出去了，就等於出了狀況。
8月2日，星期三
現在我也搬進阿德隆旅館跟羅瑪莉·舍恩貝格一起住。在昨天約定的時間打電話給奧托，一切平安。我同時跟塔蒂阿娜聯絡上，保羅·梅特涅已平安返回柯尼希斯瓦特，我告訴她我很快就會去。
今晚又發生空襲。我們因為太疲倦，懶得下樓，但後來突然聽見兩聲巨響，這才趕緊穿上長褲和毛衣，衝到掩蔽壕內。所有客人似乎都在倉促間胡亂穿衣，平常總是衣著光鮮的卡拉揚此刻光著腳丫，披著一件風衣，毛髮根根倒豎。
8月3日，星期四
羅瑪莉·舍恩貝格現在每天大部分時間都待在阿爾布雷希特王子街上的蓋世太保總部。她說她找到了一位「聯絡人」；那人是希姆萊的高階副官，很多年以前跟她認識。她現在設法從他口中套出戈特弗裡德·俾斯麥和亞當·特羅特的情況。聽他的口氣一點都不樂觀，他說：「那群豬一定會被砍頭！」很懂得適時討好別人的羅瑪莉，故意天真地跟他辯論。她真正的目的是想查出監牢裡有沒有可以收買的守衛，同時也想設法見到黨衛軍中將沃爾夫。據說他是黨衛軍所有將軍中較「溫和」的一位，他曾赴義大利訪問了幾次，擔任凱塞林元帥的副指揮官。另外一位洛倫茲中將，依據「他們」的標準，也算正派，素來負責重新安頓從東歐調回來的德國人；他也是亞歷克斯·韋特妻子的叔叔，有兩個很可愛的女兒，以前喬吉常跟她們玩在一起。據說他正盡力替亞當說情，不過已引起許多同僚不滿。或許正因為他不像其他人這麼壞，所以也沒多大用處。羅瑪莉勤於跑蓋世太保總部，有一次竟在走廊裡撞見亞當本人，他戴著手銬，顯然正被帶往審問室；他認得她，卻毫無反應。她說他臉上的表情就像已經身在另一個世界似的。他們肯定都受到酷刑。
有一次羅瑪莉還在樓梯上看見馮·哈塞爾大使。他身穿緊身夾克，手臂上綁著吊腕帶。幾天前她才和他吃過中餐，那時他的手臂好得很。意外相遇時，雙方都不敢露出認識對方的跡象。
許多被逮捕的人的確遭到毒打及酷刑，最普遍的刑法為夾手指、用長釘刺腿，甚至用中世紀的「拷問臺」（將犯人往兩邊拉）。但只有少數參與「七月密謀」的人招了供，令人欽佩折服；這也是為什麼雖然緊跟著發生浴血肅清，但仍有許多人倖存；而且一直到大戰結束，蓋世太保仍然不知道全部真相的主要原因。
哈塞爾跟馮·德·舒倫堡伯爵一樣，也出現在密謀者的名單上，是未來的外交部長人選之一。兵變失敗後，他在柏林街頭逛了好幾天，後來返回辦公室，沉著等待被捕。當時大部分逃亡的人都拒絕投奔朋友，怕連累別人；更有些人故意被逮捕，以拯救家人免遭「連坐法」的報復。
今天早上我在辦公室裡「工作」時，彼得·比倫貝格突然走進來。他和亞當一向很親近，今天來找亞歷克斯·韋特，但韋特出去了。我們坐在樓梯上，我把我能講的全告訴了他，他堅持一定有辦法救亞當出來。他說亞當現在被關在柏林城外，但每天都會由一名守衛押送，從監牢到阿爾布雷希特王子街的蓋世太保總部接受審訊。彼得認為我們應該伏擊押送人犯的汽車，然後將亞當偷偷送到德國佔領下的波蘭，把他跟波蘭游擊隊藏在一起；彼得在該地管理一家工廠，他和游擊隊有聯絡。聽到有人願意採取行動，甚至敢對抗黨衛軍，我感覺十分欣慰！其實參與密謀的關鍵軍官這麼多，並非所有人都已遭到逮捕，這個計劃聽起來的確可行。
因「七月密謀」遭逮捕的人犯，最初被關在阿爾布雷希特王子街蓋世太保總部的地牢裡，後來因人數增加，被移往兩千米半之外、位於萊特街所謂的莫阿位元監獄內，再從那裡被押回總部接受審訊。
我們慢慢得知，兵變除了在柏林失敗之外，其他地方几乎都成功了。巴黎一切依照計劃進行，所有黨衛軍高官都遭到逮捕，眼看著整條西線即將由密謀者接管。如今指揮駐法德軍的馮·史圖爾普納格將軍已舉槍自盡，卻沒有死成，只是瞎了雙眼。西線的總司令，馮·克盧格元帥曾幾次和戈特弗裡德長談，但直到現在似乎仍未受牽連。羅瑪莉告訴我，隆美爾也有份，可是他在7月20日之前突然發生車禍，現在仍住在醫院中。
西歐有許多高階將領參與密謀，從西線總司令馮·克盧格陸軍元帥開始，以及法國的軍事首長史圖爾普納格將軍。7月20日下午6：30，貝克將軍從班德勒街打電話給史圖爾普納格，問道：「你支援我們嗎？」「當然！」幾個小時之內，未發一槍，1200名黨衛軍及蓋世太保重要軍官，便在黨衛軍中將、希姆萊駐法代表奧貝格帶頭之下，全部被收押。到了深夜，希特勒仍然活著，以及柏林兵變失敗的訊息傳來，克盧格的隨從催促他徑自與盟軍簽訂停戰合約，但他決定放棄，下令釋放黨衛軍。巴黎兵變於是也在午夜時分告終。
史圖爾普納格在座車經過凡爾登時（第一次世界大戰他曾在該地作戰），他命令司機停車，讓他「伸伸腿」。司機很快聽見一聲槍響，衝過去發現將軍手握著槍，雙目已瞎，但仍活著。雖然他受了傷，卻仍被拖上弗賴斯勒主持的「人民法庭」。1944年8月30日，他和「西方集團」另外幾個人一起被處絞刑，之後還有許多人陸續受害。
至於一直受到希特勒寵愛的隆美爾元帥，雖然密謀者不斷與他接觸，他亦表示同情，卻從未做出任何正面承諾。不過在盟軍登陸諾曼底之後，他曾經對希特勒下了一道最後通牒，要求立刻終止西歐的戰爭。兩天之後，他在從諾曼底前線乘車返回途中，座車遭盟軍戰鬥轟炸機炮轟及掃射，他嚴重受傷。回德國療養期間，他與密謀者的接觸曝光。10月14日，輪到他接獲最後通牒：自殺，或與家人一起遭到逮捕及接受審判。隆美爾選擇服毒。希特勒為了顧全顏面，仍為他舉行軍事葬禮。
維也納的接管行動亦進行順利，不過只維持了48小時。但所有參與的人到那時已涉案極深，幾乎沒有一個人逃脫。
維也納的軍事接管和巴黎情況相同，非常成功。但過了幾個鐘頭之後，當地指揮官瞭解到「女武神」只不過是推翻政府的一個幌子，立刻放棄，讓黨衛軍及蓋世太保重新接管。
事實和蜜絲想的正好相反，密謀者推翻政府的呼籲，不論在德國境內或德國佔領的歐洲各地，都未獲得積極的回應——再一次證明就連德軍部隊也不支援他們。
今晚羅瑪莉、喬吉·帕彭海姆、託尼·紹爾馬和我一起去阿加·菲爾斯滕貝格住處晚餐，吃醃碎牛肉，甚至還有威士忌——是喬吉從西班牙帶來僅剩的食物補給。餐後託尼載我和羅瑪莉回阿德隆。多虧他一條腿受傷，到現在還獲准使用汽車。現在他成了我們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總是愛開玩笑，總是很願意幫忙，充滿了勇氣。現在像他這樣的男人太少了。
亞當被捕之後，我一直嘗試與哈索·埃茨多夫聯絡；我現在知道他也很早就參與密謀。這當然就是他一直不可捉摸，甚至對我都閃爍其詞的原因。我聽說他在柏林城內，希望他能給我一些建議。幾天前他的座車在庫達姆大街上經過我身邊，他命令司機停車，下了車走回頭來跟我打招呼，然後挽著我的手臂，帶我穿過著名時尚攝影師弗格被炸燬的房子，走上後面樓梯，然後才開口講話。他證實弗裡茨·舒倫堡留有密謀者及未來政務人選名單的傳言。真是瘋狂！我告訴他我拼命想找他，必須仰賴他的幫助，他表示現在最糟的一點，是沒有在位的人可以求助；不過他仍然承諾會盡力而為。我感覺他自己似乎也準備隨時被逮捕，不斷四下張望，一聽到聲響就噤聲住口。他答應過幾天會來找我，可是到現在仍然沒有下文。
柯尼希斯瓦特8月5日，星期六
今天早上搭早班火車赴柯尼希斯瓦特。我打算用醫生證明請病假，儘量久待。
8月6日，星期日
在德累斯頓受訓的漢西·維爾切克來度週末。他太太西吉整個夏天都待在這裡和塔蒂阿娜一起接受治療。大部分時間我們都躺在小島上曬太陽，討論7月20日發生的事。保羅·梅特涅把他最好的葡萄酒全搬了出來。漢西的體重直線上升。下午茶時間，一輛極大的豪華轎車開進中庭，保羅忠實的大管家兼秘書丹豪福將所有的門都堵了起來，大家都相信一定是警察來了。塔蒂阿娜下去迎接他們，裝得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結果車門開啟，西吉的姐姐，瑞妮·施廷內斯跨下車，原來是她開她男朋友的車來看我們。他是黎凡特人，挺討人喜歡，大概在從事黑市交易。瑞妮留下來喝下午茶，向我們描述布達佩斯；她剛去那裡買衣服，聽起來像個綠洲。
8月8日，星期二
今天所有報紙的頭條新聞：馮·維茨勒本陸軍元帥、馮·哈澤中將、赫普納上將、斯蒂夫少將、彼得·約克·馮·瓦滕堡伯爵，還有其他幾個人——總共八人——都已被解除軍職，押上恐怖的「人民法庭」接受審判。這批人肯定會被判死刑。遭槍決或處以絞刑。新聞標題為「叛國重罪」。其他我們認識的已遭逮捕的人，名字都未上報，讓我們還懷抱一絲希望，或許政府不願鬧大。
早在7月24日，博爾曼便已警告納粹黨各地方首長，希特勒極關切暗殺事件的報道方式，不希望演變成對軍方全面性的攻擊，應強調暗殺為一偶發事件，而非涉及廣泛的陰謀。軍中各高階將領立刻回應，壓制一切對軍方不利的報道。8月4日，一個特別成立的榮譽法庭在聲譽卓著的馮·倫德施泰特陸軍元帥主持之下，先剝下所有涉案的軍事官員的軍服，再將他們交到劊子手的手中。
盟軍方面的廣播毫無道理：他們不斷指名道姓，報道他們認為參與密謀的人士，很多人根本還沒被政府通緝。
我以前常警告亞當·特羅特這種情況一定會發生。他總希望盟軍會支援「正派」的德國，我卻一直強調到了這個地步，他們只想摧毀德國，不管是什麼樣的德國，絕不會費心思去區分「好」德國人與「壞」德國人。
當時盟軍的廣播記錄現在已極難取得，不過那些報道的確導致許多本來可能倖存的人遭到殺身之禍。所有負責或參與戰時英方對德國廣播的節目策劃人，一致宣稱他們對此事一無所知，然而盟軍做了這些廣播卻是不爭的事實。彼得·比倫貝格的妻子克麗絲特貝爾在其出版的《逝去的自我》中寫道：「沒有人表示支援……丘吉爾志得意滿地旁觀‘德國人自相殘殺’；埃恩斯軍中廣播電臺得意揚揚的組員，過去向來扮演丑角，現在卻成了惡作劇的童子軍，大為開心地落井下石，把所有他們能想到與所謂‘和談密謀’有關的人全扯進來……」唯一曾經提起過這類廣播的人是巴爾福，他在《1939—1945年間之戰時宣傳》（ipropagandainwar/i：1939-1945，routledge&keganpaul，1970）一書中寫道：「加來軍中廣播電臺除了助長關於涉案人士的謠言之外，亦促成納粹黨與德軍之間的猜忌，成果有目共睹……」埃恩斯與加來廣播電臺都利用曾經由德方控制的頻道，對德國播出「黑色」即打擊士氣的宣傳廣播，由倫敦情報司負責運作。
除了類似菲爾比在其著作《我的秘密戰爭》（imysecretwar/i，granadapublishing，1969）中所告白的，英國情報局惡意使許多反納粹人士和平試探的努力成為泡影的幕後操作之外，反納粹人士本身對這些具毀滅性的廣播也難辭其咎，他們為了博取盟軍的支援，誇大支援密謀的人數及官階。
盟軍對德國反納粹活動的曖昧態度，在「七月密謀」事件發生前便令許多密謀者大失所望，兵變失敗後這種態度亦無改變。雖然密謀失敗，但由蘇聯贊助的「解放德國委員會」早在7月23日便公開向德國軍隊及平民大眾呼籲支援反納粹活動；英方卻一直不表示支援。並且bbc接獲指示，刻意不把該事件詮釋成一場內戰的發軔，只強調它再度證實了德國將領面對不可避免的失敗，已無心戀戰的事實。當布拉肯向丘吉爾報告「七月密謀」的訊息時，後者只說：「德國人自相殘殺得愈厲害，愈好！」
8月9日，星期三
保羅·梅特涅收到艾伯特·埃爾茨寄來的一張明信片。埃爾茨剛去過柏林，只停留數小時。「親愛的保羅，我現在柏林，感到十分絕望。多麼大的悲劇！多麼混亂！我們所有的希望都已化成灰燼！你對有人企圖暗殺元首做何感想？感謝上帝，我們偉大的領袖又再一次獲得神佑！艾伯特上。」
8月11日，星期五
報紙登出「人民法庭」對第一批被告初審及交叉訊問證人的細節。釋出的答辯似乎全屬捏造，儼然是「斯大林擺樣子公審」的再版。有時候根本詞不達意，令密謀者在國人眼前顯得荒唐無稽。庭上的法官是個名叫弗賴斯勒的傢伙，是隻典型的犬儒豬。歷史會永遠記得他！
所有被告一律被判絞刑。馮·哈澤將軍和他的家人都是我們的好朋友；尤其是母親，常去看他們。他們甚至來過這裡。約克伯爵是亞當·特羅特的密友，他的兄弟姐妹已全遭到逮捕，只有已故馮·毛奇大使的遺孀例外。
弗賴斯勒博士（1893—1945）曾是共產黨員（第一次世界大戰以戰俘身份在西伯利亞接受思想改造），參與了1942年1月20日所舉行、決定德國佔領下歐洲之猶太人「最終解決方案」的萬湖會議。1942年8月，他奉派擔任「人民法庭」主席，該法庭在攝影機前審判所有反對第三帝國的罪犯，在被告無上訴權的情況下，做出最後判決。
審判的基本原則由希特勒親自制定：「最重要的是，絕不能給他們時間發表冗長的演說；這點由弗賴斯勒負責。他便是我們的維辛斯基！」——指的是「斯大林莫斯科擺樣子公審」的主要檢察官。為了讓被告在經過挑選的觀眾前出醜，不准他們打領帶或佩戴吊褲帶及皮帶，弗賴斯勒因此可以不時嘲諷他們必須抓緊褲腰的窘態。
弗賴斯勒並適時打暗號，指示啟動攝影機，然後開始高聲謾罵汙辱被告，討好觀眾——尤其是討好希特勒，因為膠片一洗出來，便會立刻送去給元首欣賞。技術人員常抱怨他的狂吼令影片聲帶模糊不清，但他並不理會。就連一手製定許多第三帝國最殘酷法令的司法部部長提拉克博士（在盟軍佔領德國之後自殺），都為他用詞下流的辱罵譏嘲感到震驚，曾對博爾曼抱怨弗賴斯勒的表現「值得商榷，且有損如此重要場合的尊嚴」。本來戈培爾打算利用每週新聞短片播出時段，播放這些影片，但第一次試放，便令經過挑選的納粹黨觀眾大倒胃口，於是作罷。最後只有一卷複製倖存：30多年後在民主德國發現，1979年7月由聯邦德國電臺播出，令當時的觀眾瞠目結舌。
8月12日，星期六
瑪莉亞·格斯多夫來信，語氣模稜兩可，顯然不能放心多說……「一切都令人悲傷沮喪……」我希望她指的是第一次審判，不過仍然覺得忐忑不安。
安託瓦內特·克羅伊和她丈夫開車從卡爾斯巴德來這裡，告訴我們巴黎的最新訊息。她常和喬吉見面；他主動提出要從反抗軍那裡弄一張假身份證，好讓她取消婚禮，留在法國，直到戰爭結束。他甚至帶著那張證件趕去車站，希望她在離開前的最後一秒改變主意。
8月18日，星期五
我們在湖裡裸泳。大家在這裡的生活看似悠閒愜意，其實內心的焦慮彷彿套在頭上的鐵箍，愈箍愈緊，我的病假想必對我的健康有益，但再過三天就將結束。怪的是，我竟感覺輕鬆無比，因為這裡的平靜生活反而令我無法忍受。有時候跟父母相處也很困難，因為他們完全不能體諒我，或許因為他們一無所知，又心生懷疑吧，所以總是替我擔憂，逼我多說。但我沒告訴他們什麼，因此更令他們生氣；惡性迴圈！
柏林8月22日，星期二
一早抵達柏林，直接趕去瑪莉亞·格斯多夫家，她正在吃早餐。我問她最新情況，她驚訝地瞪著我說：「難道你不知道？亞當、海夫騰、海爾多夫、弗裡茨·舒倫堡和其他很多人都被判死刑，上個星期五已經吊死了！」我立刻打電話給羅瑪莉·舍恩貝格，她卻什麼都不肯講，只說馬上趕過來。瑪莉亞說羅瑪莉現在集中心力，想查出老舒倫堡伯爵的下落，因為他昨晚失蹤了。
羅瑪莉來了以後，我們坐在樓梯上呆瞪著眼前的一片廢墟。最近發生的事令她感覺癱瘓了似的。她並不相信亞當已經被吊死了，謠傳他是刑期唯一往後延的人。
8月11日，外交部接獲通知，特羅特將在下一次「人民法庭」舉行的審判中（8月15日星期二或16日星期三）被判死刑。後來博爾曼接到命令，表示，「特羅特顯然還隱藏了許多事實，‘人民法庭’因此決定延後執行死刑，讓有關單位繼續進行審訊。」
託尼·紹爾馬去旁聽審判，大吃一驚，因為只准經過挑選的觀眾入席。羅瑪莉坐在他車裡等在法庭外面。他出來後放聲痛哭；所有的被告都坦承他們想殺希特勒，海夫騰說如果再給他機會，他還會嘗試。他認為希特勒領導下的德國是個詛咒，亦是罪惡的淵藪，將他的祖國逼上絕路；他們都將為德國的滅亡負責。法官弗賴斯勒問他，明不明白他所說的那番話是叛國重罪，海夫騰說他知道自己將被吊死，但他並不會因此改變想法。
雖然漢斯—貝恩德·馮·海夫騰曾經為道德理由反對刺殺希特勒，不過他和特羅特不同，自從兵變失敗後，他從未懷疑過自己只有死路一條。他先駕車赴鄉間與家人道別，然後便返回柏林，成為遭到逮捕的第一批人之一。
亞當說希特勒靠舞弊得到大權，很多人被迫宣誓對他效忠。他說他的確希望能夠結束戰爭，並承認曾在國外與敵方代表會談。海爾多夫表示，自從「斯大林格勒之役」後，他便希望希特勒下臺，因為他替德國帶來太大的危險。託尼說他們每個人看起來都非常蒼白，他不能確定他們是否真的受到酷刑；我卻相信這是一定的，因為我們最後一次見面時，亞當曾經告訴我，他打算否認一切，好等待出獄，重新再試。否則就是罪證確鑿，他們都決定放棄了。
我拖著沉重的腳步去辦公室，上樓進法官里克特和亞歷克斯·韋特的房間，沒有別人在。我們悄聲交談。亞歷克斯說他確信亞當還活著，因為他們和一位在行刑現場的警察有聯絡。其他的人都死了。海爾多夫是最後一個受刑的人，因為他們要讓他看著其他人死。據說他們並非被吊死，而是用屠夫用的掛肉勾吊著鋼琴琴絃慢慢將犯人勒死的，而且為了延長他們的痛苦，還注射了強心劑。謠傳行刑過程全被拍成影片，希特勒沒事就拿出來在司令部裡放映，獨自暗笑。
行刑場在距離萊特街監獄不遠的普羅增西監獄，因為德國沒有絞首臺（一般處決方法為砍頭），獄方於是將普通的掛肉勾吊釘在行刑室（為監獄內一棟獨立建築）天花板上的鐵欄杆上。絞刑過程被拍成影片，並有聚光燈照亮場景，出席者計有帝國檢察長、兩位典獄長、兩名攝影師，以及死刑執行者及他的兩位助手。桌子上會擺一瓶白蘭地——給觀眾喝的。死刑犯一位接一位輪流被帶進來，行刑者將鋼圈套上他們的脖子（希特勒指示用鋼琴琴絃代替繩索，好慢慢將死囚勒死，而非擰斷他們的脖子）；然後在死囚痛苦掙扎期間（有時長達20分鐘），攝影機轆轆運轉，以具有恐怖幽默感聞名的行刑者，則在一旁說下流猥褻的玩笑。影片隨後以急件送往希特勒的司令部，博元首一笑。該建築現已成為紀念館。
亞當的太太克拉瑞塔也已被捕。亞當被判刑後，當局不准她去見他。我跟她並不熟，因為過去兩年，她大部分時間都住在鄉間公婆家。他們的女兒也被蓋世太保帶走，現在沒人知道她們的下落，但亞歷克斯正想盡辦法找到她們。
亞當的妻子克拉瑞塔在得知他被捕的訊息之後，趕赴柏林，希望能見到他，卻苦無結果。蓋世太保趁著她不在家，把他們的兩個小女兒——一個兩歲半、一個九個月大——帶走。亞當受審當天，韋特企圖偷偷帶她進法庭，不幸被一名打雜女傭發現，向黨衛軍警衛告發。但該名警衛竟然反過來想幫助克拉瑞塔混進法庭，可惜不成功。但她仍然對他表示謝意，他只喃喃說道：「我們都瞭解！」兩天後，克拉瑞塔亦被逮捕。
我現在和羅瑪莉一起住在託尼位於庫達姆大街上的公寓裡。公寓裡有兩個房間，除了兩張沙發之外，幾乎沒有傢俱，再加上一個廚房和一間浴室。平日託尼在鄉間的服勤單位和柏林城之間往返，他主要是想看住羅瑪莉，因為他堅信下一個被捕的一定是她。晚上也不敢留我們倆單獨在家。家裡床單不夠，不過天氣熱，也無所謂。
羅瑪莉當然有危險；她幾乎每天都去蓋世太保總部打聽內部訊息。奧托·俾斯麥聯絡上負責管理戈特弗裡德個人檔案的蓋世太保督察，他表示戈特弗裡德的案子「非常嚴重」；元首不願饒恕與「七月密謀」有關的任何人，已到了發狂的地步。每天都打電話去蓋世太保總部，想知道又有多少人被絞死了。羅瑪莉的內線說，有時蓋世太保雖想拖延時間（可能想查出更多有關密謀的內情），元首卻會暴跳如雷，堅持要他們速戰速決。
我曾經想過搬去波茨坦的佈雷多府邸內住，戈特弗裡德的姐姐漢娜雖然不在城內，但我卻聽說佈雷多家三個女兒已遭到逮捕。他們先帶走小海夫騰的女朋友，19歲的菲利帕；然後打電話給20歲的亞歷山德拉，叫她送毛毯去給妹妹，卻乘機扣押了她；接著又打電話給第三個女兒，黛安娜。黛安娜大膽地反問，叫她帶床單被枕給全家人不是更乾脆嗎；他們回答說，的確如此！唯一沒受到騷擾的女兒是瑪格麗特，她在一家醫院裡當醫生。蓋世太保總部不斷傳喚她去，每次他們一開始問問題，她便極不以為然地抗議說，還有滿滿一整間病房的傷患等著她去看顧。至於佈雷多家的男孩，長子已在前線作戰，其他的還太小。
8月23日，星期三
今天報上刊載了極長一篇有關亞當·特羅特審判內容的報道，列出所有被告的名單，接著表示所有人都當場處決。報紙稱亞當為「施陶芬貝格的外交事務顧問」。奇怪的是，新聞報道的日期極少與實際情況吻合，可能是想混淆仍在逃的反對人士的視聽。這則新聞登出後，亞當辦公室門上的名牌終於被拆了下來，換上別人的。他的車仍停在花園裡，沒人敢用，看起來已像一堆廢鐵。雖然西克斯博士已接獲正式通知，說亞當已和其他人一起於18日問吊。亞歷克斯·韋特卻告訴我，他相信亞當仍然活著。
羅瑪莉·舍恩貝格目前在進行另一項計劃。一位現在住在戈林鄉間別墅「卡琳宮」的納粹空軍上校，和她聊了一整夜；他認為他在將她改造成一名國家社會黨員，她則設法說服他如果讓她去見戈林，一定大有好處。戈林已躲著不露面好一段時間，甚至拒絕接見奧托·俾斯麥；以前他還常去弗利德利斯魯城堡打獵。顯然他極害怕自己也被牽連進去。
梅勒妮·俾斯麥在獄中流產，現在住進波茨坦醫院，但受到警衛監視。他們不準訪客去看她，只准和護士交談。
自從舒倫堡伯爵在上星期二失蹤後，我們一直沒有他的訊息。星期一他曾經從阿德隆旅館打電話給羅瑪莉，說他剛去過希特勒的司令部；後來她跟他吃午餐，把一切經過情況全告訴他。他似乎對這些最新發展一無所知，顯得非常震驚，尤其為亞當感到難過。然後他倆在施萊爾全權委員虎視眈眈的監視之下（那些人都不太謹慎）在旅館大廳裡一起踱方步，最後約好隔天再一起吃中餐。隔天羅瑪莉準時到達，伯爵卻一直沒有出現。她立刻打電話去威廉街，但他的職員都不知他的去向，而且也已開始擔心，因為他們以為早上他會進辦公室。我們都認為他已遭到逮捕，但被關在哪裡呢？
格德勒在五天前被一名德國陸軍婦女部隊士兵認出來，經告發後遭到逮捕。當時他藏匿在波美拉尼亞一個村莊內。我們懷疑亞當之所以未被處決，就是因為他的緣故（他們一直密切合作），現在兩人正接受交叉審訊。如果當初亞當及時離開德國該有多好！格德勒真的以為躲在德國境內行得通嗎？當局懸賞100萬馬克捉拿他啊！
格德勒的通緝令早在兵變事發前，便於7月17日發出。他接獲警告，開始躲藏，先躲在柏林（其中一位包庇他的人，猶太裔的前柏林代理市長阿爾薩斯博士，便為此賠上一條性命），接著下鄉。他於8月12日被捕，9月8日被判死刑，卻拖了五個月才行刑。期間他一點一點地招供，同時不斷寫下所謂「密謀者的未來德國計劃」備忘錄。蓋世太保終於在1945年2月2日看穿他的計謀，予以處決。
只要能救出亞當和戈特弗裡德，我什麼都願意做——還有舒倫堡伯爵。我們不能一直被動地活著，等待劊子手的斧頭落下來。現在就連密謀者的家人，甚至朋友，都遭到逮捕，許多人開始害怕，即使提起涉案者的名字，都會嚇得將目光移開。為了達到目的，我想到一個新辦法：我決定去試試戈培爾。羅瑪莉也認為通過戈培爾或許有用，因為他還算聰明，或許他會意識到這一連串的屠殺是多麼愚蠢。現在我還不知道該如何著手；我只認識一位跟戈培爾很熟的人，馮·德克森太太，但她一定馬上就會猜出我的意圖。或許更好的辦法是，假裝我對拍電影有興趣。我決定打電話給詹妮·尤戈，她是德國現在最紅的女明星。
8月24日，星期四
早上打電話給詹妮·尤戈。她聽到我堅持要立刻見她一面，語氣開始緊張，說她正在巴貝斯堡內的環球製片攝影棚拍戲，如果我搭高架火車，她會派車去車站接我。我在令人窒息的大熱天裡趕去，然後被一位留黃色長髮、穿鮮豔襯衫的怪異年輕司機載到攝影棚。抵達時詹妮正在拍戲，一名年輕男子跪在她腳旁。緊緊抱住她的膝蓋。幸好那個鏡頭沒有拖太久，她很快便回更衣室換衣服，並把女僕支開，好跟我談話，但我們仍然不敢放大聲量。
我告訴她我非見到戈培爾不可，她必須替我安排一次面談。她說如果真有必要，她當然會想辦法，不過她已經跟他鬧翻了，已有兩年沒見他。「怎麼回事，難道是塔蒂阿娜或保羅·梅特涅有了麻煩？」我說，「都不是。」她舒了一口氣。我說：「是我上司。」然後說明他已被判處死刑，但我們懷疑尚未行刑，所以必須趕快行動。畢竟戈培爾是當今最大的英雄——兵變就是他一手壓下去的！我會對他說，德國禁不起損失這麼多特別有才幹、能報效國家的人才，等等。詹妮一聲不響聽我把話說完，領我走進花園，然後她就爆發了：我的想法太瘋狂！戈培爾是頭豬，絕不會幫助任何人！任何人、事、物都不可能誘使他替那批人動一根小指頭！海爾多夫被絞死之後，他甚至拒絕接見前者來請求暫緩處刑的兒子——而他們早年還常玩在一起。他甚至懶得告訴海爾多夫的兒子他父親已經死了！她說他是個殘酷又邪惡的虐待狂，他對那些企圖謀害希特勒的人深惡痛絕。我們根本無法想象，因為他天生就厭惡這批人所代表的東西，而且他是個躲在汙水溝裡的鼠輩。我若引起他的注意，肯定會拖累全家，保羅一定會被逮捕，我自己的麻煩也永無終日。她懇求我立刻打消這個念頭，又補充說，烏髮電影公司內部充斥戈培爾的奸細，都想打探出演員之中有誰可能會叛國。兩天前公司內開政治會議，戈培爾走進大廳，赫然發現有人在他將站上去的紅色講臺上，用粉筆寫了兩個大字「糞便」！但沒有人敢上前去把它擦掉。她自己的電話也被人裝了竊聽器，每次她一拿起聽筒，就會聽見「喀啦」一聲。和我吻別時，她對我耳語說，如果有人問起我來訪的目的，她會說我想拍電影。
我精疲力竭又喪氣地回到城內，發現羅瑪莉·舍恩貝格和託尼·紹爾馬都在公寓內；羅瑪莉已處在完全歇斯底里的狀態中。以前我從來沒看過她這個樣子。原來今天下午警察來了；鄰居抱怨我們窗子塗黑得不夠徹底，雖然只為了這點芝麻小事，羅瑪莉卻崩潰了。託尼還有更壞的訊息：西線總司令馮·克盧格元帥已自殺，意味著密謀者都受到刑訊，有人供出了克盧格，否則本來幾乎沒有人知道他也有份。
克盧格並沒有因為在兵變失敗當天變節而得到任何好處。他雖是希特勒最寵信且最成功的指揮將官之一，但他曾與密謀者密切接觸的事實終究曝了光。8月17日，他接到卸職命令，奉命趕回德國，他懷疑自己也將受審，便在途中自殺。
羅瑪莉歇斯底里的情況愈來愈嚴重。她說我們誰也逃不掉……他們會給你打針，使你喪失意志力，你就會全部招出來。她求我嫁給珀西·弗雷，立刻去瑞士。託尼這時也參一腳，表示他隨時都願意帶她去瑞士，因為他本來已打算這個週末逃走，不過他必須先去西里西亞拿些貴重物品。託尼也開始替自己擔心，有人舉發他，曾在酒醉之後到軍營餐廳裡對著元首照片亂開槍。羅瑪莉說除非他們先結婚，否則她絕不會跟他一起走，因為她父母會氣瘋掉。雖然當時氣氛如此恐怖，我卻覺得她突然在乎起禮節來十分可笑。託尼立刻拒絕，說這件事以後再商量不遲。大家的情緒愈來愈激動，最後圍坐餐桌旁淚眼相對。然後託尼跳起來開始踱方步，說他再也無法忍受這種壓力。面對這些眼淚，他已下定決心，要溜之大吉。我說隨便他們想幹嘛都可以，但我會留下來，而且我覺得羅瑪莉也該留下來，一旦到了瑞士，她會和家人失去聯絡，必須熬到戰爭結束。這一點她絕對無法忍受，最後每個人都決定留下。
稍晚託尼走進我房間，告訴我亞當受審的全部細節。亞當看見他，卻沒有露出任何認出他的反應，只凝視他很長一段時間，接著便從腰部以上前後晃動。他沒有打領帶，鬍子颳得很乾淨，臉色蒼白。託尼很仔細地察看過審判大廳，他的結論是，在那裡絕對不可能強行救走任何一個人，就連大部分的「觀眾」都是便衣警察和職業殺手，而且全部配有武器。他沒有等到宣判便離開了，因為他一開始就知道結果會是什麼。
現在每晚都有空襲，但託尼給我們一張通行證，可以過街去西門子辦公大樓的掩蔽壕內躲避。他們的地窖很深，在裡面極有安全感。通常我們都會和值夜班的人一起熬夜，其中一位工人是個很好的法國人，我們常一起幻想著，戰爭結束後的巴黎將會多麼的美好。
8月25日，星期五
羅瑪莉·舍恩貝格已從她短暫的憂鬱症中恢復過來，現在又開始作戰。我們終於發現監獄（是一座軍方監獄）就在萊特車站附近。她已去過那裡，並用珀西·弗雷提供的香菸買通了其中一名典獄長，請他傳一張寫滿字的小紙條給戈特弗裡德·俾斯麥。那人甚至帶回一張回覆，戈特弗裡德抱怨牢房裡蝨蚤太多，要我們送些防蝨粉給他，也要求一點食物，因為牢裡只有黑麵包，他無法消化。以前送進去的包裹他都沒收到，所以唯一的辦法似乎是，每天送三明治進去。羅瑪莉很想問那位典獄長亞當·特羅特是否也關在裡面，但她必須小心，因為根據官方的說法他已經死了，如果我們表現得太好奇，可能會引起他們的戒心，不但令往後的脫逃計劃更加困難，而且還可能提早他被處刑的日期。
知道亞當或許還活著，令我大為安心。但很多人，包括羅瑪莉在內，卻認為我的反應不可思議，都說早死早了，免得每天忍受酷刑。我無法同意，仍希望奇蹟出現。
我突然想起彼得·比倫貝格，他曾經提議伏擊運送亞當去蓋世太保總部接受審訊的車子。他最後一次來辦公室找我時，仍滿懷希望，非常樂觀。於是今天我便搭巴士去他在達勒姆的住處，結果來開門的女孩滿臉狐疑地上下打量我，堵住門口，又什麼都不肯說；只表示彼得不在，要隔一陣子才會回去。我感覺她並不信任我，有所隱瞞，便告訴她我是外交部的職員，曾經替馮·特羅特先生工作。她一聽到這句話，表情立刻變了，走進屋裡，換另外一個女孩出來。這個女孩比較友善；她告訴我彼得失蹤了，也沒去城外的工廠上班。我問他的地址，說我必須立刻跟他聯絡。她說她瞭解，但寫信也沒用，因為他收不到的；意味著他也被捕了。
我頭暈目眩地離開，坐在人行道上等待回城的巴士，沮喪得連站起來的力氣都沒有。不論我去找誰，似乎所有的人都一個接一個地失蹤了，真的是求告無門。現在他們逮捕的人只是密謀者的點頭之交，或是碰巧在同一間辦公室上班的同事而已。我並不知道彼得是不是真的參與了密謀，只知道他和亞當在哥廷根大學唸書時，參加了同一個社團，而且是好朋友。即使就這麼一點關係，也可能被拖累。
「七月密謀」發生時，彼得·比倫貝格正在管理位於德國佔領之波蘭境內的一家工廠。7月25日，他獲悉特羅特被捕，便前往柏林組織營救計劃；他就是在那個時候和蜜絲談起他的想法。可惜一等他返回波蘭，並針對營救計劃做最後的排程，自己竟也遭到逮捕，並被關進惡名昭彰的萊特街監獄。
然後我想起克勞斯·b。雖然過去我一直避免跟他變得太熟，因為我從來不確定他的底細，可是現在，我決定如果他真是我懷疑的那種人，也許只有他能幫我。回城後，我找到一座還沒壞的電話亭，打電話去他辦公室，說我必須立刻見他一面，他叫我去動物園車站附近等他。我們沿著布達佩斯街走下去，經過被炸燬的威廉皇帝紀念教堂；我一五一十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訴他。
他等我說完，停下來面帶覺得好玩的微笑看著我說：「原來你懷疑我跟‘他們’是一夥的？」
「我希望你是，」我脫口而出，「因為這樣或許你就可以幫忙了！」
他立刻一臉嚴肅，說他會盡量想辦法去打聽最新的狀況，看看是否還來得及，並要我信任他。我們約好明天在伊甸旅館的廢墟外見面。
8月26日，星期六
今天我問施萊爾全權委員是否可以免我的職，因為我想參加紅十字會，去當護士。萬一我最後的兩個朋友法官里克特和亞歷克斯·韋特也出了事，我就得獨自面對這幫走狗。我唯一的顧慮是，上級很可能視我這項決定為表明立場。施萊爾的回答令人喪氣；他說西克斯博士絕不會讓任何人自由決定他們的去留。我的結論是，唯一的解決辦法便是再生一場病。
下午下班後趕去伊甸旅館，克勞斯·b腋下夾了個用報紙包的大包裹，在那裡踱方步。他一言不發，領我走到動物園廢墟里的一張長椅旁，等確定四下無人後，才告訴我他已四處打聽，但現在沒有任何人尤其是像我這樣的人能做任何事。希特勒復仇的心如飢如渴，沒有一個涉案的人能逃得過；而且每個人都如驚弓之鳥，就算稍具影響力，亦不敢輕舉妄動，生怕引起懷疑。他接著說，所有和密謀者有關係的人，現在都遭到監視，我的情況非常危險；一旦面對他們的刑訊方法，我很可能會招供，連累其他仍在逃的人，所以我必須不計任何代價，避免被捕。這時他開啟包裹的一個角落，露出一把小型輕機槍的槍管。「如果他們來抓你，你千萬不要猶豫，把他們全部射死，趕快逃。他們一定料想不到你會這麼做，或許你逃得成……」我忍不住笑了。「不，克勞斯。如果我真的走到那一步，最好還是別犯下謀殺罪，罪加一等……」他似乎非常失望。
和他道別後，我去波茨坦官邸拿我留下的東西，並找兩位僕人談話。他們告訴我，住在俾斯麥波美拉尼亞產業上的某人向當局告發梅勒妮，說她擦腳趾甲油，而且在床上吃早餐，她因此還成了「反社會分子」，使她的案情更加複雜。他們說她現在非常虛弱，昨天在醫院裡第一次試著起床，結果暈厥過去，面朝下摔了一跤，跌斷了下巴；聽得我心如刀割。當局准許她哥哥讓—喬治·霍約斯去看她，她只是不停地問：「他死了嗎？」
稍晚，我騎腳踏車去果菜園，用咖啡換了兩顆瓜，會想辦法送進牢裡去。
回柏林後，在格斯多夫家看見羅瑪莉。她說今天守衛把戈特弗裡德的髒衣服遞給她時，她悄聲問他：「馮·特羅特先生是不是還在這裡？」他說：「呀！呀！他還在這裡！」又說她也可以寫張紙條給他；明天他會把回覆交給她。她寫道：「需要我們送什麼東西給你？愛你的蜜絲和羅瑪莉。」她問那人亞當是不是在捱餓；他說不，俾斯麥伯爵跟他分享他的包裹。如果我們能夠確定那男人沒有說謊，那該有多好！（亞當·馮·特羅特就在這一天在普羅增西監獄內被處絞刑。）
我們仍然沒有舒倫堡伯爵的訊息，只知道編號100號以上的牢房裡面，關的人犯仍有活下去的希望；99號以下的人犯都已判處死刑。戈特弗裡德被關在184號；亞當被關在97號。據說他們都戴了鐵鏈。
亞歷克斯·韋特已救回亞當的小孩，現在都住在鄉間，可是他太太克拉瑞塔仍在獄中。施陶芬貝格的小孩已改名，住在孤兒院裡，但訊息走漏，所以日後或許有希望再找到他們。
密謀者的小孩總計有50名，有些還在襁褓中。納粹最初計劃將父母及較年長的兄姐都殺掉，讓剩下的改名後寄養在黨衛軍家庭及學校內，教育他們成為納粹黨員。不知為何緣故，這個計劃後來作廢。1944年10月，他們讓其中一部分孩子回家，其他則藏在普通寄宿學校裡。直到戰爭結束一段時間之後，所有的家庭才全部團圓。
據說戈特弗裡德的侄女菲利帕·馮·佈雷多也將被送上「人民法庭」受審；他們已逼她招供，她承認事前便從年輕的海夫騰那裡得知企圖暗殺希特勒的日期。
我和奧托及安·瑪莉·俾斯麥長談。他們倆也在格斯多夫家，正在設法見到當權的人。羅瑪莉·舍恩貝格認為有些獄卒願意接受賄賂，條件是必須帶他們一起逃脫。她希望俾斯麥家族拿出傳家的珍珠，我們自己也有一點貴重物品可以貢獻。看來每位犯人都由六位獄卒看守。即使我們成功地賄賂了所有的人，日後還得設法將三名犯人和18位獄卒偷偷送出國境。我可以想象珀西·弗雷的臉色！安·瑪莉突然爆出一句挖苦話：「乾脆在滕珀爾霍夫機場開一場雞尾酒會，列隊替他們送行算了！」我們的這番討論都是在阿德隆樓上私人房間內進行的。
戈特弗裡德·克拉姆從鄉間回來，看見他我並不高興；又得多替一個人擔心。我們上一次見面便在7月20日，他也是亞當·特羅特的朋友，所以至少說話不用忌諱。現在他說：「我不要聽他們現在的情況，我只想知道他們是否還有機會活下去、出獄；誰還沒被抓起來？什麼時候打算再試一次？如果他們有這個打算，我一定兩肋插刀！」同時他對施陶芬貝格的炸彈竟然炸死了一位自己人——戰前著名的馬術表演冠軍勃蘭特上校——非常不以為然。爆炸時勃蘭特也在希特勒的會議室內，當場斃命。事後他先和其他「叛國罪行」受難者一起以軍禮下葬，後來當局在某名單上發現他的名字，便掘屍火化，將他的骨灰撒在風中。
勃蘭特上校為德國陸軍總部作戰部門內的資深軍官，雖未積極參與密謀，卻與許多密謀者友好，亦同情他們的理想。早在1943年另一次企圖暗殺希特勒的行動中，他便差一點喪命；當時元首一行人從東線飛回拉斯坦堡，在飛機上開慶功宴，一瓶內裝炸彈的白蘭地並未如計劃爆炸！7月20日當天，正是勃蘭特在無意之間將施陶芬貝格的手提箱移走，救了希特勒一命。爆炸後，所有站在木臺右方的人，包括勃蘭特本人，非死即受重傷。
戈特弗裡德·拉姆要我替他安排與亞歷克斯·韋特會面。去辦公室當然不可能；我唯一能想到的地方便是格斯多夫家，但不知瑪莉亞同不同意，她現在很替丈夫擔心，因為海因茨和已死的馮·哈澤將軍很親密。
8月27日，星期日
我們花幾乎一整天的時間清掃公寓。然後珀西·弗雷載我們去阿加·菲爾斯滕貝格的住處，大家坐在花園裡曬太陽。
蜜絲從柏林寫信給在柯尼希斯瓦特的母親1944年8月28日
附上喬吉寫的幾封信，是他一位朋友在盟軍進駐巴黎之前帶來的。你可以看得出來，他過得很好……柏林城內及附近地區已好幾個星期沒有下雨，彷彿住在火爐裡，而且生活中只見憂慮和悲苦。每晚都有空襲，白天幾乎也都有，但沒什麼特殊狀況……下個星期我可能會請幾天假去柯尼希斯瓦特，否則病假就過期了。後天我將返回克魯曼修柏兩天。
克魯曼修柏8月30日，星期三
一大早便前往克魯曼修柏，結果在希爾施貝格錯過轉乘火車，等了三個小時。下火車時，我發現布蘭肯霍恩跟在我後面。每次看見和亞當·特羅特有關係的人，我的第一個反應便是掉眼淚。把皮箱和以前留下的行李放在一起後，我走到外面的街上；布蘭肯霍恩仍然跟在後面。後來他經過我身邊，低語道：「進公園，挑張長椅坐下，我待會兒過去找你。」我們從不同的方向，同時走到長椅旁。他一直等到那個時候才敢開口說話。
他告訴我，他和亞當21日那天曾在格林瓦爾德的樹林裡見了一面。他問亞當是否燒燬了所有的檔案，亞當說他已經做了。但還是有些檔案被搜了出來，大部分都是他出國時記的備忘錄。怎麼這麼傻！我問布蘭肯霍恩他們會不會殺亞當。他說：「毫無疑問！」我告訴他舒倫堡伯爵也失蹤了。這一點他並不知道；不過他說如果伯爵真被逮捕了，肯定也難逃一死。我說：「不可能。這樣會在國外造成太大的醜聞！」「你想他們會在乎嗎？」他告訴我格德勒之前在布里斯托爾旅館內租了一個房間，把所有的秘密檔案全藏在房內的保險櫃裡。去年2月，布里斯托爾被一枚空雷炸燬，結果暗殺希特勒事件發生兩個星期之後，有人意外在瓦礫堆裡發現並掘出那個保險箱。保險箱不僅完好無損，裡面的檔案一份也沒少，而且有幾份上面還有馮·哈塞爾大使親筆的加註和修正；所以哈塞爾才會遭到逮捕。布蘭肯霍恩說每天都有更多的人遭到逮捕。我們將搭同一班火車去克魯曼修柏，但約好不再見面。我真高興他還是自由身，祈禱他們別來抓他。
後天我將返回柏林，打算把所有剩下的東西全部打包，寄去約翰尼斯貝格城堡。雖然城堡現在只修復了屋頂的部分，不過一定有穀倉或別的地方可以暫時寄放我的東西。克魯曼修柏彷彿與世隔絕，令我無法忍受；沒有了舒倫堡伯爵，讓我更覺得痛苦。我去找他的屬下聊天；他們還不知道他已失蹤，不過他的秘書席林小姐，和助理（感謝上帝，他沒有待在瑞士不回來！）都已被召去柏林，想必很快就會發現。
因涉及「七月密謀」遭到處決的人數仍無定論。根據納粹黨官方訊息來源，兵變後被捕總人數達7000左右，共5764人在1944年遭到處決，接著又有5684人在1945年納粹統治下的最後五個月內被處決。這些人當中，約有160人到200人直接涉及密謀案，包括：21位將軍、33位上校及中校、2位大使、7位資深外交官、1位部長、3位國務秘書、刑事警察局局長及數位高階首長、地方首長及警察局高官。
柏林9月1日，星期五
大戰爆發至今已滿五週年。
午餐時間回到柏林，直接去瑪莉亞·格斯多夫家。她看起來比平常蒼白，平靜地對我說：「蜜絲，你必須在這裡住下來。羅瑪莉·舍恩貝格和珀西·弗雷把你所有的東西都搬來了，」她指指我躺在地下、露出幾個沙袋的行李。「託尼·紹爾馬昨天早上被逮捕了，」罪名是：曾經對著元首的照片開槍，而且在施陶芬貝格暗殺未果之後表示：「沒關係，或許下一次運氣會好些！」珀西已找到一名律師，他在他們辦公室替瑞士人工作，保障敵方的利益。那位律師本身也以反納粹聞名——或許這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非常出色，而且就住在沃伊什街附近。羅瑪莉已搬回阿德隆旅館，也通知了託尼住在西里西亞的母親。託尼現在關在萊特街監獄內，不過因為他是軍官，所以將接受軍法審判；這表示即使他被判死刑，也將被槍決，而非絞死——我們是否應該為此感到安慰呢？
9月2日，星期六
羅瑪莉·舍恩貝格也搬來瑪莉亞·格斯多夫家，和我一起住在戈特弗裡德·克拉姆以前住的房間裡。她心情太壞，不該一個人住，而且我們寧願一起面對警方，萬一……
父親進城兩天，又回柯尼希斯瓦特了。他把曾曾祖父的十字架留給我，當初曾曾祖父參加拿破崙對俄戰爭，一直戴著它；父親說當初十字架救了他，現在也會救我。
同時羅瑪莉和萊特街監獄附近一家麵包店主人交上了朋友，他在監獄裡兼差當獄卒，已經送了些香菸和幾封信給託尼·紹爾馬。她現在每天都去那裡，希望能拿到亞當·特羅特的回覆紙條，可是替他傳紙條的那位獄卒現在躲著她。不過兩天前他還說：「舒倫堡伯爵需要幫助，他的身體愈來愈虛弱了。」證明了他的確也被關在那座監獄裡。我將負責送食物給他，因為我們必須儘量分開行動。
一整個下午，我們都在切面包和烤一隻奧托·俾斯麥送來的很小的雞。然後把所有食物分成三份，一份給大使，一份給戈特弗裡德·俾斯麥，一份給亞當。羅瑪莉還準備了水果和蔬菜給託尼，因為後者不準吃麵包和肉，或任何補充精力的東西。獄方故意餓他們，好逼他們「合作」！
珀西·弗雷開車來接我們，然後讓我們在離監獄一段距離外的地方下車。羅瑪莉教我該怎麼做，但我仍然雙腿發軟。這是我第一次去那裡。監獄是一棟紅磚建築，從外面看就跟普通軍營一樣。我們約好由我要求見伯爵，羅瑪莉從另一個入口去找託尼。等我出現後，她再進去遞送給戈特弗裡德和亞當的包裹。
每座大門都由兩名黨衛軍把守，進門後是中庭，然後是一扇巨大的前門，也由兩名黨衛軍把守，他們把我攔下。我說我想找蓋世太保談話，其中一名警衛便領我沿著一條寬闊的走廊一直走到一扇金絲雀黃的巨大鐵門前，門的左方有一個小窗，窗後坐了一個胖子，也身穿黨衛軍制服。他問我想幹什麼，我拿出包裹，表示想把它送給馮·德·舒倫堡伯爵大使。他叫我等一下，然後就消失了。同時鐵門開啟好幾次，走出幾名警衛。每次我都乘機往裡面瞄，看見一大塊空地，上面搭起很多窄小的波狀鐵皮樓梯間，通往高低不同的平臺；牢房便沿平臺兩邊延伸出去，牢門都沒接到屋頂，就像低階廁所的門。整個地方非常嘈雜，警衛穿著厚重馬靴踱來踱去，彼此吹口哨、大聲吼叫，景象令人作嘔。不一會兒那名獄卒就回來了，問我伯爵的教名是什麼。我遲疑了一下，但很快便想起是「維爾納」。那人注意到我猶疑了一下，大吼道：「你對他這麼感興趣，起碼該知道他的名字吧！」我的火氣也上來了，回嘴道：「絕對不可能弄錯的。大家都知馮·德·舒倫堡伯爵大使只有一位，而且他已70多歲，我從來沒直呼過他的名字。」他接著叫我在一張紙上寫下伯爵的全名，還有我自己的名字及地址等。我又加了幾句問候的話，問他需要我再帶什麼來。交出那張紙時，我的心往下一沉，不過已經走到那步田地，也無所謂了；如果他們真想追查我，那可容易得很。那人再度消失前，我看見他跟兩個同黨商量了一會兒。後來他終於回來了，把包裹丟還給我，不屑地說：「他不在這裡！你若想打聽別的事，去阿爾布雷希特王子街上的蓋世太保總部問！」我覺得全身不對勁地走出來，然後在街角一家商店的窗前瞥見自己的臉：是綠色的。
我把經過情形告訴羅瑪莉，決定先回家，讓她繼續去嘗試遞送她的包裹。等她回瑪莉亞家時，似乎已過了很長一段時間。她一直在哭，說她在監獄裡等那位替她傳紙條給亞當的獄卒，後來他終於出現，卻仍然不理她。她只好放棄離開。另一名獄卒一直在旁監視她，跟著她出來，一直走到地下通道，然後對她耳語道：「為什麼你還每天都來？他們把你當傻瓜耍！我注意你很久了，看你傳信進去，告訴你：他已經死了！」他指的是亞當；他大概以為她很愛亞當。然後他又說：「我再也受不了看那些人受罪了。我快瘋了。我決定回前線，當初我根本不想要這份差事。你送進去的那些紙條，其他人看了，都快把腰笑斷了。求求你，聽我的話，別再回去！儘快離開柏林。現在有人在監視你。替你傳紙條的那名獄卒也已經被調回總部了，他們也不信任他……」當初就是那個人叫她寫紙條給亞當的——「他一定會很高興！」羅瑪莉現在不知道該相信誰。
萊特街監獄於1840年建成，仿照倫敦本頓維爾監獄的設計，建築呈星形，共有四道側翼，其中一道為軍方監獄，由軍方管理，另外兩道由蓋世太保接管，囚禁政治犯。大部分「七月密謀」的涉案人犯都關在這裡。
根據生還犯人後來的描述，獄中情況悽慘：四面牆、一張床（白天禁止躺下）、一把木凳、角落裡釘一張靠牆的小桌、一個臨時拼裝的馬桶——由警衛提供舊報紙做為草紙，沒有紙筆，沒有書，沒有報紙，不準去中庭散步透氣，看不見外面的世界。
警衛由一般獄卒擔任，但他們也受到黨衛軍嚴密的監視；這些黨衛軍多為德裔外國人，從東歐遷回德國，因長期在俄國打游擊戰，早已習慣殘暴的行為。打掃牢房、送飯及傳送刮鬍用具的工作，都由模範囚犯擔任；他們多為猶太人、別的政治犯或耶和華見證人會的信徒。除了後者因信仰的宗教不允許他們參與政治，多數拒絕幫助受苦的牢友之外，其他的模範囚犯經常成為犯人與外界唯一的聯絡管道。
牢房內從傍晚到天明都點著燈，只有碰到盟軍轟炸機群飛越上空才熄滅。空襲時警衛躲入地窖，犯人則戴著腳鐐手銬待在牢房內。有一次，一道側翼被炸中，許多人犯因此遇害。奇怪的是，好幾位生還者都表示，遭到轟炸時其實是他們感覺最平靜的時刻，因為那是唯一不受監視的時刻。
囚犯（大多信仰基督教）中有幾位神職人員。天主教的神父借賄賂或與警衛友好，甚至能夠接受其他犯人的告解及懺悔：由模範囚犯用密封信封傳送告解內容，再用另一個信封帶回神父的赦免詞和一片聖餅。因此囚徒即使面對單獨幽禁以及絕對不準開口交談的規定，他們對基督的信仰仍在監獄中形成一股就連蓋世太保也無法摧毀的強大力量。
每天我們都在珀西·弗雷的陪同下去看託尼·紹爾馬的律師。他是個頭髮少年白的年輕人，公餘時間是畫家，可能是個同性戀，但肯定很聰明。今天他聽羅瑪莉·舍恩貝格說完她去探監的經過之後，兩手一攤，說她非立刻離開柏林不可：這樣去探監簡直瘋狂，到頭來我們一定也會被逮捕；而且我們這樣做對誰都沒有好處！他也認為亞當·特羅特還活著，但他接著說：「死了倒比他現在活受罪好。」我似乎是唯一一個盼望戰爭趕快結束，讓他還有機會活下去的人。
我們決定羅瑪莉必須回鄉間去和家人住。她留在柏林並不能幫助任何人，反而一定會被逮捕，阿加·菲爾斯滕貝格將繼續每天送東西給託尼；至少她是個新面孔。問題是現在除非持有特別通行證，否則很難離開柏林。不過羅瑪莉剛接到一封電報，說她祖父病危，或許她可以靠這封電報買到車票。
9月3日，星期日
今天雖然是禮拜天，我仍得去辦公室——值空襲班。我什麼工作都沒做，只不斷練習手風琴。接近傍晚時，艾伯特·埃爾茨和羅瑪莉·舍恩貝格來看我，我們坐著聊天，聊著聊著，艾伯特突然掏出手槍大吼道：「西克斯在哪裡？我要取他的首級！」說完便想衝下樓去。我扯住他的空軍制服，因為西克斯博士正好在他辦公室裡工作。
稍後我們去珀西·弗雷家吃晚餐。途中艾伯特不斷停車，見到警察就問他們，對海爾多夫伯爵有何看法。他想看看他們知道多少，如果他們表示整個事件好比「豬舍」，他才繼續聽下去。他真的很瘋狂！這種歇斯底里的表現，只能說是長期承受心理壓力後的激烈反應。
晚上發生嚴重空襲；我們待在面對普爾西住處的地窖裡，因為不敢再回託尼家。
9月4日，星期一
羅瑪莉·舍恩貝格今天早上回家，她甚至懶得去申請官方通行證。格斯多夫派一位家僕陪她去車站，看著她跳上一列已經開動的火車；她買了一張月臺票，混過剪票口。女僕說她看到的最後一幕，是一名乘務員對著羅瑪莉大聲喊叫。雖然我一直催促她離開，卻很擔心她這樣魯莽行動可能招致當局翻出她所有的舊賬。不過託尼·紹爾馬的律師和瑪莉亞·格斯多夫都大鬆了一口氣。
我打算再多待一陣子，因為明天託尼便將上軍事法庭接受初審。律師對第二條罪狀，即他表示「下次運氣或許會好一點」，感到悲觀。光是那句話就可以讓託尼送命。幸好他的長官發給他一張褒揚狀。律師說託尼身體很好，情緒也不太低落。他教他如何答辯，別表現得太具攻擊性。我現在很後悔當初勸他打消逃亡瑞士的主意，否則他可能早就安全了。
我還記得託尼告訴我戈特弗裡德·俾斯麥被捕當晚的情形；當時他正開車下西里西亞，警方設下路障，也把他攔住。他請警察抽菸，大家聊起天來，他們給他看一張通緝令，指示要逮捕一個駕著一輛銀色太脫拉、載一位女孩的男人。他立刻猜到那便是戈特弗裡德和羅瑪莉，因為他知道那天晚上他倆準備去賴因費爾特。他覺得他們一定到不了，不過他們因為車子拋錨，便棄車改搭火車，才安全抵達賴因費爾特。
9月5日，星期二
託尼·紹爾馬第一天出庭。結果庭上立刻宣佈將審判延後兩週，以蒐集來自西里西亞的資料。這年頭能拖就是好事，不過律師很擔心，因為證據愈積愈多，沒有一條對託尼有利。現在就看法官為人如何。今天我也寫了一封信給託尼，因為明天我將離城赴柯尼希斯瓦特。
儘管託尼的律師認為亞當·特羅特還活著，如今辦公室裡的朋友卻都相信他已經死了。不論如何，沒有一個人能夠幫他或幫戈特弗裡德·俾斯麥，或舒倫堡伯爵。多虧奧托·俾斯麥鍥而不捨努力拖延時間，戈特弗裡德的審判似乎也一再延期。報上到現在仍未提起他的名字。的確，一個姓俾斯麥的人居然也想殺希特勒，聽起來實在難堪；就連「那些人」也瞭解這一點。我們只能祈禱和等待，盼望他能夠活下去。
現在我也應該離開柏林了。我還剩下一些病假可以利用。能夠離開令我安心，同時也令我沮喪。過去幾周來，我們一直承受極大的心理壓力，整天腦海裡只想著最近發生的事，其他的事都無暇顧及。雖然痛苦不堪，但我早已習慣活在廢墟里，日夜嗅聞瀰漫在空氣中的煤氣味，混合著瓦礫堆、鏽鐵，甚至加上腐爛屍臭的味道，想到柯尼希斯瓦特翠綠的田野、寧靜的夜晚和清新的空氣，竟令我感到害怕。
往事歷歷，我的柏林生活似乎就將結束。保羅·梅特涅和塔蒂阿娜將在八天後和我在維也納會面，到時候必定會努力說服我繼續待在柯尼希斯瓦特，把身體養好。若身在遠方，或許我還能抗拒家庭壓力，一旦團聚，我可能就會同意。
這幾周來，我一直害怕盟軍會繼續廣播有關「七月密謀」的細節（跟剛開始時一樣），暴露亞當出國旅行的真正目的，因而對他造成更大的傷害；不過盟軍對亞當特別仁慈，態度謹慎，只在德國報紙宣佈他已遭處決後才開始寫他。
黨衛隊官方週報《黑色軍團》最近大肆謾罵「流著貴族血液的豬玀和叛國賊」，但褐衫軍的機關雜誌《襲擊》最近刊登的一篇文章語氣卻出人意料，表示在這場戰爭中，德國沒有一個社會階級在比例上，比貴族階級做出更大的犧牲、承受更大的痛苦，以及付出更慘重的代價。看來有些納粹黨員已在替自己鋪後路。
大戰結束後，各方證據透露，德國面對即將來臨的失敗，就連黨衛隊——從希姆萊開始——也開始舉棋不定。希姆萊早在1942年便曾問過他的芬蘭按摩師克斯滕：「你覺得那個人是不是瘋子？」他同時開始建立希特勒的醫療檔案。斯大林格勒之役使他對希特勒的信心更加動搖，於是，如前文所提，西克斯自1944年便代表希姆萊向盟軍提出和平試探。
有些黨衛軍高階將領的態度更積極。如刑事警察局長、黨衛軍奈比中將，雖然自己曾在東歐屠殺無數，卻與「七月密謀」集團走得很近，後來亦被處絞刑。有一段時間，黨衛軍施坦因納將軍及迪特里希將軍——後者擔任希特勒私人護衛隊隊長多年，亦是1934年執行他所策劃之「長刀之夜」的主要領導人——曾共同計劃突擊希特勒的司令部。接替卡納里斯管理軍事情報局及安全域性合併後情報機關的黨衛軍舍倫貝格亦曾打算綁架希特勒，交給盟軍。「七月密謀」事發期間與之後，希姆萊駐法國巴黎的黨衛軍代表奧貝格中將亦態度相當曖昧。軸心國軍隊在義大利投降，黨衛軍沃爾夫中將是關鍵人物。1945年春天，安排帝國行政總監希姆萊與瑞典的貝納多特伯爵會談的便是舍倫貝格，希姆萊因此在最後一刻決定結束戰爭。
皮策·西門子昨天來吃午餐；她是瑪莉亞·格斯多夫的好朋友，還在為她和維茨勒本陸軍元帥一起被絞死的兄弟彼得·約克服喪哀悼。以如此傳統的方式紀念如此反傳統的死亡，似乎完全無法表達一個人內心真正的哀慟。她問了我許多關於亞當的問題，因為他們都是朋友，但我們並沒有提起他的兄弟。我會無言以對。
手上為了開啟託尼在被捕前帶給我們吃的生蠔所劃破的傷口，至今尚未消失。
維也納9月6日，星期三
待在柏林的最後一晚與阿加·菲爾斯滕貝格與喬吉·帕彭海姆共度。喬吉陪我坐電車回家，一路吹奏口琴，令同車的乘客大樂。結果他留下來過夜，因為只有瑪莉亞和我在家，我們怕又有空襲，希望有個男人在旁邊。他睡在會客室的沙發上，我睡另一張。早上廚子老瑪莎叫醒我時，哼哼鼻子說：「我年輕的時候哪能這樣！都是‘七月密謀’，把整個世界都鬧翻了！」